（寄威尼斯）

我一向听人谈公法无不先仔细寻求社会的来源，我觉得这是很可笑的。如果人们不集合成任何社会，如果他们互相分离、互相逃避，那倒应当问一问是何道理，应当寻求他们分散的缘由。但人们一生下来都是互相结合的。儿子出生在他父亲身边，而且不愿离开父亲：这就是社会和社会的成因。

公法在欧洲比在亚洲更为人所熟知。然而，可以说君主的嗜好、人民的隐忍、作家的恭维，腐蚀了公法的原则。

按今天的状况，这法权是一种科学，它教给国君们可以把正义破坏到什么程度，而不影响他们自己的利益。磊迭，为了硬化他们的良心，企图将不公正的行为列成制度、订出规条、形成原则、作出结论，这是什么居心！

我们各位至高无上的苏丹，拥有无限的权力，这权力除它本身以外，别无规条，比上述的那种技艺，亦并未产生更多的恶果。而上述技艺之目的在于使公理低头，虽然公理是不可屈的。

磊迭，几乎可以说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公理：一种用以处理私人事务，在民法上占主要地位；另一种处理发生于各国人民之间的争执，这种公理在公法上强梁霸道，仿佛公法本身就不算是一种民法，当然不是某一国内的民法，而是全世界的民法。

我关于这方面的思想，当另函详述之。

一七一六年，助勒·希哲月一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