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江西路的一条腐骨落肉的灰暗的巷子里，黄四九像一条前行的蛇似的胆怯而精警，他穿着一件不大合身的破旧的黄色衬衣，一条又短又窄的黑裤子叫他的两腿像给人用铁锤重重地敲击过似的弯曲着，痉挛着，他用一种扼制得很低的声音对他的同伴周多全这样说：
“我的哥哥的军队开到闸北来了，两天之内，他们就要在北四川路，虹口一带大杀日本人，大战就要爆发了，——你们要不要逃呢？逃吧！契弟，逃吧！逃到法租界，逃到香港，逃到远远的地方去！这有什么呢，人家决不会说你怕死。你今年已经二十二岁了，身材比我高大，样子比我好看，已经做了我们中华民族堂堂的一员壮丁，但是你们的日子还长得很，要好好地宝惜自己，珍重自己，时候一到，你的日子一定比我好过得多，大概吃饭的时候总不会缺少燕窝，鱼翅，——但是我呢，是不想走的，老周，你明白吗？我不走是有原因的，我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周多全，那牛一样壮健，但是狐狸一样狡猾的少年人诡谲地了那双层的女人一样美丽的眼睛，精警地这样说：
“你的母亲，你的嫂子们呢？”
“她们也不走。”
“她们也有任务吗？”
黄四九知道这句话多少含了些挖苦的意思，但是他表示毫不为意似的说：
“当然，没有任务留在虹口‘把察’么！”
周多全不会不知道，黄四九完全撒谎，黄四九那流氓在这样的日子中决不会有什么任务，——但是周多全不想揭穿他。周多全凛然地板起了面孔说：
“我也是不走的，我也有任务。”
黄四九像一只刚从水底爬起来的獭似的抖擞着身体，使他的身体在一秒钟中肿胀而扩大，壮健地快活地哈哈大笑了。
这时候，他们刚刚走出了老靶子路，在一个犹太人所开的apartment的门口遇见了一个相识的台湾人，那是一个医生，他像刚刚从病室走出来似的穿一条白色外套，瘦弱的身体渺小地、鬼鬼祟祟地像一片鸡毛似的在空间里一倾一斜的飘荡着。他对着黄四九点头，在梦中睡着似的昏昏沉沉地走去了，忽然回转头，对黄四九招着手，用一种蹩脚的国语这样叫：
“这边来吧！这边来吧！”
他善意地微笑着，一只手非常亲昵地拍了拍黄四九的肩膀。
“你的那一位朋友呢？”他问。
“哪一位朋友？”
说着，黄四九回头对周多全望了望，意思是问他，是不是那个姓周的周多全。
台湾入神经衰弱地用一条赭色、抖颤的手指敲击着那布满青根的小脑袋，极力地叫他脑袋倾向左边，又望一望那高悬在空中的街灯，频频地企图着勘正自己站立的方向和位置。
“不是，不是。”他否认着。接着又说，“他是一个广东人，是你们的同乡，他欠我三十五元的医药费，他是无钱的时候走我处来，有钱的时候到正式医院里去，永远不承认我是医生的一个狡猾的家伙，——如果你看到他，请你叫他当心，我两日后定准和他算账！”
他突然变得非常威武起来，仿佛要离地上升似的一倾一斜的走去了。
周多全对黄四九问：
“这台湾人是一个革命党么？”
“不。一条走狗，一条日本入的蹩脚的走狗。”
“他的住址你知道么？”
“知道的，在老靶子路疗养院对过的冈崎药局里面。”
“我们预备杀他的头吧！”
“要小声一点！”
从闸北和苏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向沪西移动的中国居民的队伍把老靶子路、北四川路完全填满了，五洲药房门口的日本兵横着雪亮的刺刀，拼命地抖擞精神，预备着在瞬息之间造出最强健，最威武的事功。街灯发出晕蒙的白光，无精打采地照映着。在日本兵的万丈的气焰高压之下，黄四九像给当头击下了一棒的狗似的，失去了全身的均衡，低扼着脊椎，频频地转回头来，在拥挤不堪的人行道上疯癫地卷旋着……
在一间灰暗的破烂的亭子间里，黄四九和周多全会见了他们的朋友，一个略带神经质的苦闷的青年叶志超。——黄四九喘息着，但是一走进这亭子间之后他的胆子又壮大起来了，眼睛放射着锐利的闪光，情绪紧张而激动，他极力地叫自己保持着常态，镇静地这样说：
“老叶，我报告你一个好消息，我哥哥的军队已经开到闸北来了，我的哥哥，他再不是一个开车佬，他做了一个排长，他一切都比过去进步，样子也比以前老成得多，坚定得多，我刚才去找他，他和他的朋友带我到馆子里去喝酒……那么，大战的爆发是一两日间的事了！”
叶志超患着永远治不愈的疥疮，用自己制造的药——一种硫磺、猪胆、芝麻的混合物敷着全身，裂开着衣襟，一只手拿破仑似的永远探在衣襟里面搔痒，整个的房子发散着强烈、刺鼻的奇臭。他坐过了八年的监牢，长期间的监牢生活使他近视，咯血，剩下来的身体大约还在三分之一以上。他躺在一张破烂的帆布床上，帆布床中间的破洞叫他的胸脯深深地塌陷了，看来的确是一个时运不亨，命途多舛的物体，仿佛在高空里受了可怖的暴力的制御，给猛力地掷落下来，就叫他非在那落下地的上面入土三尺不可似的……他从那帆布床爬起来，驼着背，不断地呛咳着，口沫和空气里的灰末在飞溅着，整个的下颚几乎要失落下来，他夹带着呛咳，把自己弄得非常热闹地对黄四九这样问：
“谁？你的哥哥？他的军队开到闸北来了？”
黄四九喝了一口凉开水，停顿了很久才说：
“我们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决斗就要开始了。中华民族在这决斗中有一个最迫切的问题必须反躬自问：这决斗的结果是叫我们死，还是叫我们活的呢？毫无疑义，这决斗的结果一定叫我们活，这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天经地义，中国的人民是老早就决定了，中国的政府在六年来的挣扎中也已经确立了这个自信……我们呢？老叶，我们的日子近了，我们无需观望，——炮声，在‘一·二八’听熟了的炮声又要在上海轰动了……”
他的喉咙变得有点沙哑。亭子间的空气严重而紧张。叶志超不自觉地停止了呛咳，双眼发出脓白色，愕然地环顾着亭子间的四周。——静默下来了，整个的亭子间都静默下来了。周多全双手在胸口交叉着，凛然地垂下头来。
夜深了，日间为难民所拥挤的北四川路现在已经断绝了行人，电灯用惨然的亮光照在寂寞的柏油路上，电车的铁轨发出白色的反光，水银似的从这一端一直流射过那一端，一股股的寒风在宽阔无物的空间里默然地荡散着。夜巡的日本兵的脚步声沉重地永远保持着固定不变的节拍。——黄四九像一只猫似的在空洞的马路上流窜着，他回到家里来已经是下半夜两点左右。
在兆丰路的一个小小的弄堂里，一枝插在墙角上的电灯直照着对面的一个黑色、残破、充满烟灰的窗口。——洋蜡一样的五支光的电灯突然发亮了，黄伯祥的妻，阿刘，一个面部臃肿，鼻子细小，牙齿露出，约莫二十八岁光景的女人，用一种爽快的声音这样问；
“见到了没有呀？”
“见到了。”黄四九冷冷地回答。
“他同你说了些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说。”
“钱呢？”
黄四九忿然地看了嫂子一眼，凶狠地格格磨着牙齿。随即倒在他的床板上，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沉默了很久之后才这样说：
“告诉你吧，你贡（慌），贡什么呢？我和哥哥见面的时候，哥哥正喝醉了酒。”
“什么？他喝醉了酒？你撒谎，他一生不会喝酒的，——哦，你……你……你一定把钱输了！对我说，他到底拿了多少钱给你？”
她从床上跳下来，像一只狮子似的用力地摇着颈项，使她散乱的头发在空中飞舞着。
“没有，我敢发誓，一个铜板也没有！”
他把裤袋里的一个小皮包拿出来，狠狠地撕开它，随即用力地把身上的衣服捣动着。
阿刘的臃肿的面部突然地缩得很小，她也不跳，也不叫，嘴唇紧紧地合闭着，疯狂地在房子里卷旋了好几周，终于她抓到了一个热心牌的热水瓶，——她极力地扭动着阔大的肩胛骨，把热水瓶摔得粉碎。
一个衰弱得浑身颤抖的老太婆从一张很阔的床板上爬起来了，接着是一个老头子，一个十二岁光景的大眼睛、圆脸孔的小女孩……
一个名叫阿芳的工人，那瘦骨落肉的老头子深深地凹陷着两颊，瘦得鼻子、牙齿、面孔，什么全没有了，只剩了一对充血的栗子一样的红眼睛，他轻轻地拉开那中间房的门板，在门缝里露出了半个脑袋，像窥探一种秘密似的怀着满肚子的疑团这样问：
“什么事呀？”
老太婆突然变得非常清醒，她对着阿芳摇手：
“没有，伯祥回来了，他带着军队回到阐北来了，四九刚才正到闸北去看他……”
阿芳酸溜溜地吞下了一口又辣又苦的口涎，拼命地紧缩着又尖又小的鼻子，仿佛她肚皮里有一条绳子缚住了那鼻子，要立即把它紧紧地拉进肚皮里去的样子。
等到阿芳连自己一个人都缩了回去的时候，老太婆把四九叫到面前，非常怜惜地问：
“喔，吵嘴，吵什么的？哥哥回来了，他究竟带来了多少兵？你看到他没有？”
老头子像一只坐下的狼似的耸着高高的上身，犀利，精警，保持着深深的沉默，“什么我都知道，然而什么我都不说。”他是知道他儿子回来的消息的，这时候他却又被一种更新的消息所吸引。阿刘和四九怎样吵嘴的情形他全清楚地听在耳朵里，——结果是怎样的呢？他必须屏息地静待这个结果。
四九悻悻地对母亲这样回答说：
“看到了，看到了……他带了不少的兵，他们正预备在北四川路把日本鬼痛痛快快地大杀一顿。”
“他不跟你回来吗？不回来看看我吗？”母亲接着问。
四九不耐烦地沉默着。
“他吩咐你什么没有？”
“什么都没有吩咐。”
老头子按捺不住了，他立刻插嘴问：
“钱呢？”
四九像一只躲在黑暗里的猫似的把一对锐利的眼睛放出惊人的闪闪的磷光，气汹汹地在屋子里一来一往的走了好几步，半声也不回答，仿佛下了一个大大的决心，在一张会发出响声的竹椅上像猛掷一个沉重的物件似的倒躺下去。
为了儿子的回来而感受的快乐改变了那老太婆平时焦急、狭隘的性格，她对四九非常怜惜地这样说：
“钱一定有的，四九，是不是给你赌光了？”
四九一点也不使自己再受激动，他冷冷地如实地回答说：
“没有，一个铜板也没有。”
“真的没有吗？你没有和他要吗？哦，你倒大套（摆空架子）呀！我们要搬了，全闸北的人都搬了，我们一个钱也没有！”
“搬什么，我们住在虹口的中国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我们全不搬……哼，搬，搬了，就完事了？世间上的事没有这样干脆！”
“什么？不搬？日本人的刀你怕不怕？”
四九忍遏不住了，他猛然地站立起来，像预备决斗的野兽似的露出牙齿，对着母亲怒吼：
“静着！——我不准你多问！”
耸着高高的上身的老头子冷冷地在旁边讥讽着：
“今日也不是你带兵回来，你到底神气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