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四点半。“起床了，咣！”守夜人一边喊道，一边打开了工作人员宿舍的灯。大家惊坐起来。鲍尔昨天对着几个敲钟五分钟之后还躺在床上的人大发了一通火之后，今天没人敢多翻一个身。只有赫拉德还在躺着。

“起床了兄弟！想多拉一个星期锅炉吗？”

“啊，汉斯，我起不来，我睡得太差了。我的稻草铺上一根稻草都没了，我还咳嗽得很厉害。”

“咳嗽是够倒霉了，但是你没稻草了可要怪你自己。昨天21号楼那里还有五捆呢。”

赫拉德确实不太敢做这种事。这么说吧，他是个任人欺负的人。但是这样一个人，你想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呢？良好的平民家庭出身，父亲是公务员。他们从未大富大贵，但是也不至于为生活而疲于奔命。这样的男孩怎么斗得过那些囚犯？那可都是一些了不得的人：做黑市交易的、小偷和反社会人士，别人都愿意整天和他们在一起。要是这里面有波兰政治犯，他们已经在营地里待了多年，便也不会一直和你柔声细语的。

在他们慌忙起床，衣服都没穿好就站在走廊里的时候，就体验到这种感觉了。

“你们在哪儿呢，天杀的垃圾，倒霉催的荷兰人。”

库琴巴推了他们每人一下，就算问过早安了。之后他们就一路小跑去厨房，拿一大桶茶。如果你拿了个小桶，就会被骂得灰头土脸，或者他们会让你再跑一趟，你要是拿了个大桶，就会洒掉一半。厨房里有的是烧开的水沟里的水，病人要是需要，管够。两人一组，一共四组跑去厨房，早就有其他楼的20个人站在那里等了。

厨房里又是乱糟糟的。一个党卫队下级小队队长看到了一个偷土豆的俄国人，他不太高兴，于是把这个俄国人打到流血，紧接着又把几个厨师和门卫一并收拾了。所以那天早上的厨房气氛并不和谐。因此他们不能在屋里站着，必须在外面等着把茶灌到壶里。

外面很冷，湿答答的雪在院子里飘，他们的脚全都湿了。用不了多大会儿，他们浑身就湿透了。一件衬衫一件麻外套可不怎么防水，他们紧靠着抹灰的墙壁，屋顶的排水管能挡一点点雪。但是那个小队长又出现了。

“你们站那儿干什么，蠢猪。站好了！”赫拉德没有及时站到队伍里，脚踝上就挨了漂亮的一脚。踢得不重，但是他该怎么拎水壶啊？算了，谁在乎啊？范达姆医生和那个年轻的心理医生范维克就站在这个潮湿的11月的清晨里，都快冻上了。

“为什么我们要等这么久？”赫拉德问道。

“还不如问问我们为什么要急着从楼里出来。现在你知道了吧，‘动起来，动起来’，快走，赶时间！从理论上来讲，你一直被催着走，就会尽可能多地消耗能量。”

半个小时后，他们终于进了厨房。锅炉冒着热气，湿暖的空气透过衣服，给了这些快冻僵的人一点生气。锅炉旁边站着穿着发灰的白大褂的厨师，一个波兰大块头，肌肉发达，神情深不可测。你不能和他们靠太近，他们已经被催促着忙了好几个小时了。

囚监又过来了：“你这个浑蛋，半桶都被你洒边上了！当心我把你脸打烂。”

波兰人耸了耸肩。囚监是一个德国囚犯，臂章是绿色三角形，这是罪犯的标志。他可能背负了五起谋杀案，但他已被党卫队任命为监督员，那你就必须得听他的。

汉斯和赫拉德找了一个桶，握住铁手柄往上抬。汉斯看见了一桶盐，想起了之前弗里德尔问他能不能搞到盐。他刚抓了一把盐揣进口袋里，脸上就被泼了一注冷水。一个正在拿着喷头清洗锅炉的厨师抓到了他。

现在他全身湿透了，不过他还能挺过去。他看了看厨师，装傻一般地笑了笑。不然他该怎么回应这一泼淋浴呢？打回去吗？妄想。那厨师可比他结实多了，平时没挨过饿，况且还占理。在这里要是抓到了偷东西的人，是可以直接惩罚他的。

他们把锅炉抬起来，拖出了厨房。每隔25米，赫拉德就得把它放下来一下。他并不强壮，是个小个子年轻人，并且从来没做过什么体力活，而这个锅炉能有100多公斤重。他们就这样回到了营区。这时大概已经六点了，楼里只有楼长戴手表，但是你还是能有一点时间概念的。再过一个小时，10号楼就开门了，他还有很多事要做。

宿舍长亚努斯在汉斯进屋的时候已经开始擦地了。这是一个小房间，里面躺了58个病人，全都是波兰人和俄国人——“雅利安人”[1]。病人们躺在三层铺的床上，睡在最上铺的人享受最多的温暖，睡在最下面的人则拥有最多的跳蚤。虽然跳蚤跳得还挺高，但是受重力影响，它们最后还是会掉下来。所以睡在上面的都是些重要人士：有名的波兰人，大多有头衔和奖章。那都是些政治犯，是被其他囚犯高看一眼的。睡下面的就是普通人，那些农民和工人，他们有的是因为偷宰了一头猪，或者骂了德国士兵一句脏话，更多时候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进来的。

在这么一群人中间生活，对汉斯来说可不容易。那些重要人士要求很多，不愿意遵守宿舍规则，不愿意四点半起来洗漱，把食物藏在床上，把洋葱皮或者其他垃圾扔在地上，而且要是你对此稍有微词，他们就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睡中下层床铺的普罗大众并没有把他们的反犹太主义情绪藏着掖着。他们说了汉斯一些什么，他幸好也听不懂，但是总会感受到一些的，他尽量不去在意这些。这些现在还重要吗？

他看向窗外，正好看到19号楼的那些人拖着茶桶到10号楼去。还好亚努斯不太难缠，让汉斯去了。他跑到外面。“楼长现在不在吧？”

“不在，一切安全。”一个19号楼的希腊人把茶壶交给了他。两个人都很高兴。汉斯一边紧张地喘着气，一边把茶壶抬到了10号楼的台阶上。

走廊前面一个女人都没有。好吧，只有一个，还是个小孩。她偷偷地看着男人们，门卫一出来就马上跑开了。然后有人端着壶到了楼梯那里，往楼上运。楼梯上站满了女人，一窝蜂地抢着接茶水。此时一个胖胖的斯洛伐克指挥官堵住了楼梯。

“谁都不许下来！回去，回去，蠢母猪！”她推搡着，把这些女人赶回楼梯上去。这让汉斯感到焦急，他要怎么接触到弗里德尔呢？这时贝蒂看到了他，便跑上楼去。这一去便是很久，门卫已经开始吼起来了：“男人们，出去，往前走，往前走！”他或许看不到弗里德尔了，等一下！她过来了。

她从人群中挤下楼梯，挤到那个斯洛伐克人那里。然后汉斯朝她冲了过去：“那是我妻子，让她过来，就一分钟。”斯洛伐克人将她的手从栏杆上移开，弗里德尔跳下了最后几级台阶。

他抓住她的手，她想亲吻他，可是他很害怕。他们一时相对无言。她振作了一下，先开了口：

“汉斯，有什么新消息吗？”

“小弗里德尔，没有，没消息。”

“吃的够吗，汉斯？”

“够。你要是需要的话，可以从我这拿点面包。一个波兰人从邮包里面分给了我一点。”

“不用，亲爱的，你都吃了吧。你干那么多活，我一天都没什么事。只是等待，无止境地等。不过说到底，我还算幸运的，其他人……”她停了下来。

“怎么？”他追问道。

她紧张地环顾了一眼四周：“露露和安斯昨天被注射了。”

他咬了咬嘴唇。他明白她的紧张。注射的是什么她也不知道，但很惨就是了。弗里德尔告诉他，安斯腹痛得很厉害。她流了一夜的血，一腹痛就流血，血量是正常的十倍多。现在她躺在床上，筋疲力尽，痛苦不堪，而下周她又要回到教授那里去了。

两个人都沉默了。但是他们的眼神里都透着惊恐不安，担忧她也要经历这些。

这时门卫来了。在营地的这段时间，她已经忘记了如何说话，现在只会吼叫了。正因如此，她也是个优秀的门卫。“出去，你疯了吗！男人都走了。快点快点，要是党卫队女监工过来，我可是要掉脑袋的！”她吼得这么大声，反倒会把女监工招来，所以还是走为上策。

弗里德尔无法再控制自己了。她靠在他身上，不断亲吻他，他也以吻回应。门卫烦躁起来，用楼长威胁着他们。于是汉斯推开了弗里德尔，努力平复下来。

“弗里德尔，你要坚强。”

“我很坚强，但是这些姑娘在这儿太苦了。”

“我知道，但是不会一直这样的。”

“还要等多久呢？”

“我不知道，亲爱的，一切都会好的。”

他还能再说什么呢，他又能预测到什么呢？弗里德尔，她是金子般的女孩，可是纯金是一种软金属。她要是钢做的，那些苦难就不会在她身上留下痕迹了。

汉斯离开了。其实他是逃走的，因为他感觉自己无力安慰她。对于这些恶行，他的几句安慰有什么用呢？汉斯对10号楼里发生的事情和目的不过是一知半解。大规模的绝育不是德国人的计划项目吗？他们会不会想让所有犹太人、波兰人、俄国人甚至其他人种都绝育？除了尝试绝育，这些妇科实验还能有什么意义？犹太妇女是廉价的实验品。他们盼着她们受苦，而她们是否会惨死才没人关心。怀着这种忧郁心情，他回到了9号楼。

[1] 纳粹时期指代“优秀的种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