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营地的两座楼——22号和23号——是被电网包围着的。应该会有妇女住进来。人们在23号楼里建了一个小的流动医院。
弗里德尔的状态看上去越来越差了。在裁缝铺的夜班生活让她难以坚持，她咳嗽得越发厉害，还时不时地发烧。于是汉斯决定去找营地医生，问问能不能让她来新的流动医院当护士。
楼上大厅里的首席医生瓦伦丁觉得他疯了，太鲁莽。营地医生可能会“一拳打在你脸上”，也可能因此把他赶出医院，分配到干重活的小队。你妻子在这里的事你都不应该知道，更何况去和营地医生谈论这事了。
但是汉斯希望此次会有所不同，希望党卫队官员内部也不都是一个德行的。确实，同一个人，一边可以杀死几千人，就因为他们病弱；一边却觉得可以把弗里德尔从裁缝铺转到23号楼的流动医院来，“因为那些旧衣服里的尘土让她咳嗽”。
在那次令福莱达教授遇难了的大分选之后，医院里空了一半。护士们开始害怕了。“要是再来一次这样的分选，他们肯定会清理掉一批护士的，现在护士人数太多了。”
随着危险逼近，人们突然开始觉得自己要做英雄了。以前“被任命”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想过反抗，现在他们觉得不应该就这么轻易屈服。有一天晚上，楼上的捷克医生克莱夫那把汉斯和艾力·珀拉克叫了过去：
“营里有一个组织。细节我当然不能告诉你们，但是我们楼里有15个人是听我指挥的。你们想加入吗？”
“或许吧，”艾力说，“反正我们也没什么输不起的了。”
“那么，如果要是有事发生，我就会叫你们其中一个人过来下达指示。接下来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事情从未到这一步。大概一个星期之后，下来了一道命令： 9号楼被取消了，病人和护士要搬到19号楼去——那是另外一个病号区，也空了一半。汉斯所在的房间得以保全，齐里纳依然是首席医生。19号楼的楼长是赛普·利特纳：一个大块头，共产党人，在营里已经待了八年，却依然保留着阳光开朗的维也纳式幽默。普鲁士的专政并没有让他身上的“维也纳的血”冷却下来。汉斯从来到奥斯维辛就认识他了，他们是要好的朋友。现在好日子开始了。
在19号楼里，汉斯升级成了一名重要人士。大厅医生奥科斯基被运走了，而齐里纳现在负责诊治非犹太病人，对汉斯也放任了一些。
现在他开始诊治病人，也就不用干脏活了，另外他和人们的关系紧密了许多，从他们包裹里收到的东西比以前多了许多。
每天他都去找弗里德尔，把他得到的宝贝带给她。她已经回来了，和他在同一个营地里。当然，这很危险！最先前的几周，已经有两个人因为晚上想在围栏边和女人说话而被射杀了。星期天晚上死的是一个18岁的男孩，他发现了他失散半年的姐姐。但是骗子的骗术越高，反而逍遥法外的时间越长。怀着这种侥幸，汉斯每天英勇地穿过通往23号楼的围栏。他腋下夹着一个瓶子，或者一个血压计。有时候他和同事一起抬上一台体重秤。越显眼就越好。要是有党卫队队员问话，他们就说自己是要去妇女流动医院执行任务的医生，等等。
唯一的危险是卫生员，那个罗马尼亚人。他当然知道汉斯根本就没有什么任务。有一次，汉斯和弗里德尔聊天的时候，被他撞见了。他威胁汉斯要把他踢出门去，但是也就到此为止了。新年过后不久的一个周日，阿福隆斯·柯莱特来到了汉斯跟前。柯莱特是负责消毒的新囚监。他是个西班牙人，是政府的忠实拥护者，为了躲避佛朗哥[1]而逃走了。他在法国落入了德国人的手中——才出狼穴，又入虎口，就这样来到了集中营。在奥斯维辛，他是一群西班牙人和“西班牙共产党人”的中心，还有一些在内战时志愿为政府一方战斗的德国人，被佛朗哥转交给了希特勒，于是也被送到了集中营。
“你要一起去23号楼吗？”柯莱特问道。
“你准备了什么借口？”
“没有人盘问我。对了，明天我在23号楼的弟兄们要消毒，所以我想今天看看该怎么办。”
柯莱特是萨拉的朋友，萨拉是23号楼楼长的副手，一个比利时人。中午喝完了汤，他们就出门了。整个下午他们都坐在23号楼的楼长室。他们畅所欲言，十分尽兴。后来又来了一个厨房的囚监，带了一瓶杜松子酒，他和楼长有过一段恋情。
文员站在围栏边，如果有党卫队队员来到23号楼就通风报信。那些从劳动小队收工，想在星期天下午的闲暇时间去围栏旁边看女人的工人都被打走了。但是哨兵也没想到会有像柯莱特和汉斯这么大胆的人。
“偷五十万荷兰盾可能比偷五毛钱更安全。”柯莱特这样告诉新来的犹太营长。
自从波兰人都被运走，德国人大部分都被党卫队接收后，营里就只剩犹太人了。他们甚至指派了一名犹太营长，但是两天之后这人就疯了，变得病态般地傲慢。第二主管助理卡杜克进屋的时候，他正躺在床上。卡杜克命令他起床，但是犹太营长说自己没打算让卡杜克给自己发号施令，因为他是营长，不是给主管助理跑腿的。他们大吵一架，现在营长被关在地牢里了。
女人们真心笑了起来，因为对这样一个集中营里的人来说，这段历史可真是好笑，一个“囚犯”——就算他是营长——竟敢这么和主管助理顶嘴。
但是汉斯更明白：“这段历史一点也不好笑。柯莱特讲的只是党卫队的官方意见，但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个情况。红十字会给营里寄来了包裹，德国人得要一个囚犯代表的签名，证明包裹已分发。营长拒绝了，因为从来没有囚犯收到过任何东西。现在他关在地牢里，肯定是无法活着出来了。”
厨房囚监的杜松子酒的吸引力看来比营长的悲惨命运更大，于是大家还有点兴致。他们六个人坐三把椅子，好像礼仪仅仅可以允许他们这样做。但是这里的礼仪当然和之前家里的礼仪不是同一个意思。
弗里德尔过于沉浸在爱情里，话不多，但是萨拉总是滔滔不绝。她讲了上百次关于新年夜男人们带着一群人来到楼里的事。她用一瓶杜松子酒买通了营房长。
汉斯确实知道这事。犹太人最近这段时间不仅可以被分到更好的劳动小队，有时候甚至能进军乐队。周围所有营地都把犹太音乐家送到了奥斯维辛。他们私下成立了一个摇摆乐[2]的乐队，全是荷兰人，因为乐队里演奏得最好的都是荷兰人，尤其是爵士音乐家杰克·德弗里斯和毛里斯·范科雷夫、莱克斯·范维仁和萨利·范德克罗特，另外还有鲍梅斯特剧院的负责人亚伯·弗兰克。汉斯和他们演奏过单簧管。新年夜他也去了，但是他直接就去了弗里德尔所在的房间。这不能让萨拉知道，当然也没必要让她知道。
萨拉喝了个半醉，继续絮叨着，现在在说桑拿的事。这桑拿是个大池子，里面有200个淋浴头。这个劳动小队可是所有小队里面最令人眼馋的一个。一下能看到的裸体女人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多，有时候有多达1000个人同时洗澡。在那里面工作的有些人真是浑蛋，他们在女人们中间追逐着，一点羞耻感都没有。用半包黄油，你就可以被分到那个小队工作一天。要是那天比克瑙的妇女过来洗澡，你就不走运了，因为那场面并不好看。满眼都是瘦骨嶙峋、营养不良的躯体，洗完澡后还和洗之前一样脏。
但是如果来的是奥斯维辛的妇女，那些不错的小队的，那就……
最凶残的当然是去那里消遣的党卫队队员们了。他们会让女人们做体操，然后“检查”。楼里一个姑娘已经怀孕了。
弗里德尔和汉斯不像其他人那么忙。这样一个下午，一切都很美好，恰恰因为他们离对方这么近，渴望反而更强烈了，那是对自由、对家庭、对孩子、对生活的渴望。他们在这几千人里算是有特权的人了，可这也只是一种暂时的替代。
汉斯沮丧起来。他一喝点酒就会这样。弗里德尔尝试安抚他，她抚摩着他的脑袋，拿他的秃头开玩笑。但是他说起了未来，说起了之后的决定。昨天的报纸上第一次提到了俄国的反击。俄国人发起了进攻，德国人不得不“缩短战线，赢取时间采取必要的对策”。这个决定不会需要太久了。前线和奥斯维辛不过才150公里的距离。气氛变得更加紧张了。
紧张的气氛越来越强烈了。星期二晚上，报纸上提到了“克拉科夫区”。星期三，《克拉科夫报》已经不送了。越来越频繁的空袭警报，越来越频繁的断电，这无疑都是战争的结果。夜里有时候还会听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沉闷的炮响。
星期三晚上，汉斯和艾力正在28号楼的流动医院工作。他们每周去那边值班一天。工作状况很惨，因为你只有几张纸胶带和一点药膏，可以用来包扎。想给病人开点阿司匹林，要先爬过一座官僚主义的大山，结果搞不好还是一无所获。病人自己有香烟或者黄油的话除外，那样他可以自己找流动医院的护士，那边有弄来阿司匹林的渠道。他去向党卫队医院工作的囚犯们买，因为那边的阁楼上有数不清的货品：绷带、药品、卫生用品，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东西囚犯们通过官方渠道几乎什么都得不到。但是汉斯口袋里还是有点东西的：一卷胶布和一些纱布。这些东西他要么是从19号楼的流动医院搞到手的，要么是自己买来给荷兰人包扎的。他还剩下些面包，毕竟不能全都给弗里德尔送去。
这样一来，他们周围很快就聚集了一堆荷兰人。在烛光下工作不太方便，乱成一团。流动医院里到处站着三两成群的人，忙碌地讨论着。疏散，被灭绝，还是向俄国人投降，他们围绕这个问题谈了许久。没人能得出结论，哪种方式听起来都不太可行。
晚间，女人们带着一个要做手术的病人来了。阿丽娜·布鲁达医生也在。她原来在10号楼当了半年楼长，后来因为拒绝参加一些实验而被撤掉了。她是弗里德尔的守护天使，所以汉斯和她也很熟。
一个女监工、一个营房长和女人们一起来了。但是他们看不得这紧张气氛，就让女人们听天由命了。布鲁达去找汉斯，问他男人们对时局怎么看。
汉斯不知道，但他很高兴看到了未来的曙光。
布鲁达心情低落。她见过的事情太多。她来自华沙，有多达50万犹太人挤在一处只能容纳15万人的贫民窟，这些人被陆续运走了。有一次他们在特雷布林卡一天就杀了23000人，估计这是党卫队的最高纪录。在马伊达内克他们杀了18000多人。那时华沙的犹太人发现无路可走，于是开始起义。那是1943年4月。
他们从周边的波兰人那里获得了武器，埋伏在贫民窟的老楼里。党卫队费了好大力气才冲进街上，当他们攻下了贫民窟之后，还有全副武装的犹太人在地牢和地下通道里到处藏着，就好像原来老城就这么多人一样。地牢的入口被伪装了起来，你要挪开一个水槽柜，或者在哪儿掀起一块挂毯才能找到。到了晚上，他们就偷偷地出来，让党卫队的领地血流成河。党卫队打不过这些地下行动者，只剩下一个办法：他们在所有的房子下面都埋了炸药，将它们夷为平地。
“只有几千人存活了下来，比如我，”布鲁达说道，“他们最后还是落到了党卫队的手里。华沙贫民窟的起义成了人民战争的一个榜样。起义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50万只有简易武装的犹太人赢不了希特勒的军队。还有几十万人被埋在了废墟之下，但是有两万个党卫队队员一起给他们陪葬了。”
当孩子开始哭泣，沉睡中的母亲也会醒来。尽管在睡眠时与外界的感官接触中断，但头脑仍保持警惕，尤其是当我们抱有期望的时候。夜里三点，钟声响起，几秒钟之后，整个营地都骚动起来。汉斯快速穿好衣服。他出去看到所有楼里的男人都出来了，集合点名。到底还是要清场了。外面非常冷，细小的雪花飘落下来。但是没人察觉得到这阵寒意。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振奋人心的时刻，因为结局临近了。不管还会发生什么事情，奥斯维辛现在要结束了。
23号楼和24号楼里还是一片漆黑。汉斯回到了医院。他走向赛普，问他他们要做什么。
“什么都不做，”赛普说，“还没有对病人下达指示。况且，我们没有衣服给他们。我不能让他们这么出去。”
赛普说得没错，汉斯就让人们安心待着。但是每个人都下了床，很多人在营里转来转去，寻找可以告别的朋友。
钟声响过半小时以后，开始点名。这完全不正常，但是那又能怎么办？点名结束后，人们就像每天早上一样，被分到劳动小队里。
五点钟，第一批人上路了。这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小队，比如建设街道或者掏河里的石头什么的。工厂和生活用品公司还留在这儿。
他们还在行进，谣言就已经传开了，一如既往地清楚反映了人们的愿望：“有一半人被运走了，另一半留下来继续干活。那些机器都被拉走了，我们要在这儿等俄国人来。”
几排长长的农用卡车开了进来。他们装上从厨房的仓库里弄来的面包和蜜饯，然后跟着已经上路的车走了。
与此同时，23号楼的灯亮了。汉斯走到后面。现在没人关注是否有人站在电网边上了。但是该怎么引起人们注意呢？他用各种调子吹着口哨。后来他吹起了《布拉班人之歌》[3]，奏效了。比利时人打开了窗户，对，她会去叫弗里德尔。
[1] 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独裁统治者。
[2] 摇摆乐（swing）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经常采用20~30人的大乐队（big band）形式。摇摆乐最明显的特征是律动性强，非常适合跳舞。
[3] 比利时国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