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国人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与其他民族相同或者更胜一筹的优雅和品味，但这种说法不能被推而广之到关于声音的问题上。在中国，各个方面都是如此喧闹，而安静则是如此罕见、如此难能可贵，以至于被视为一种只有少数幸运儿才能享受到的奢侈待遇。虽然音乐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歌曲和器乐作品对于西方人的耳朵来说，不仅似乎不够和谐，而且是没缘由的太过大声和嘈杂。在所有中国流行音乐的表演过程中，发出洪亮的声音似乎是管弦乐队的主要目的和功能，每一个表演者都在或明或暗地与其他人展开竞争。横笛、锣、钹和鼓从来都是演奏中很突出的部分，从来都不曾柔和。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安放比较轻柔的乐器，比如“大提琴”。而声音尖锐的竹笛则深受中国业余音乐家们的喜爱。

在中国传统的大戏院里，戏曲作品的高音通常是用假声呈现出来的，而对于西方人的耳朵来说，这种声音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尖叫。事实上，对于大多数外国人而言，中国音乐难以描述的魅力与其声源的距离成正比，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尽可能地选择离它远一点儿。然而，中国人喜欢它，因为他们是唯一愿意听的人，没有人会抱怨。我确信有人能慢慢地习惯它。我知道在过去25年的时间里，对中国音乐漫不经心、有意无意地倾听，让这些音乐听起来并不像刚开始的时候那么糟糕了，而且我还曾经听到过一些非常喜欢的作品。

关于中国人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我们得出过许多错误但却非常有趣的结论，但令人惊讶的是没有人提出这样的理论：他们作为一个民族，耳朵的鉴赏力不佳。要想收集能支持这一观点的大量翔实而令人信服的证据是很容易做到的。在任何一个办公室里都可以找到大量的素材。

两个职员坐在同一张办公桌前大声地讨论一件日常会计账户的事情，他们的声音整个房间都能听到。喧闹的声音让隔壁的外国人都感到非常的烦躁不安，但别的人对这个声音似乎没有给予最轻微的关注。如果职员们真的兴奋起来了，就像他们平时常做的那样，由单音节词汇构成的喋喋不休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机关枪开火一样，偶尔还会有标志着争论高潮的榴弹爆破般的声音传了过来。事态的升级则是表现在有些时候他们互不相让地同时大声说话，或者用频繁打断对方说话的方式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其中的一个人觉得有必要与房间另一边的职员商量一下，他也不会离开座位。高声地吆喝比走起路来容易多了，花的时间又少。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比中国更没有必要设置麦克风或者办公室电话系统的了。

孩子们在学校里大声朗读着他们的功课，一些外国观察家认为，这不仅会永久地损伤他们的声带，而且还会培养出他们伴随终生的大声说话的生活习惯。这也许是真的，但中国人用高调门的声音讲话肯定还有其他原因，因为现在的成年人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曾经在教室里学习过。无论是不识字的苦力，还是著名的学者，每个人都具备在大众面前演讲的生理潜质，不管有没有必要，他们都不分场合地应用它。两个人之间因琐碎小事而导致的一场街头争吵，不超过几分钟就演变成一场社区的公共事件，因为两人都在向旁观者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很快街坊邻居都知道了两人争论的来龙去脉，并且每个旁观者也都参与到这起事件当中。

在其他国家相当普通的饱满而洪亮的人的声音，却在中国如此稀有，以至于中国人说话的声音总是令人感到惊奇。即使是从相距甚远的地方传来的难以听清的说话声，通常也很容易分辨出说话者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就像平时很容易分辨出中国人的笑声和咳嗽声一样。我不知道中国人是否能够彼此之间进行语音清晰的窃窃私语，但我确信他们很少尝试那样去做。如果两个人彼此信任，并且要互相传递信息，他们往往就会走到一个远而偏僻的地方，或者是用右手食指在摊开的左手掌上写出对方能看明白的字词。在我的中国邻居中，有两个兄弟就住我隔壁的房子里，他们总是很晚才回家。经常在凌晨三点钟的时候，你就能听到他们边走边亲密谈话的声音，这个声音似乎整个街区都能够听到，你一点儿也不需要大惊小怪。

在打电话的时候，中国人总是会联想到与他交谈的人可能在几英里之外，于是他们相应地就提高了嗓门。如果电话不是一台结实的机器，它的每一个零件都将在中国的一个月之内被毁掉。在中国我们会真切地发现对于一般的规则而言都有例外，我们在苏州城里就发现了中国人在声音上的一个例外，当地的居民讲起话来是吴侬软语、柔和悦耳。但是，苏州的居民如果搬到中国的其他地方，很快就会适应邻里们的吵闹习惯了。

假如你认为每个人都希望在安静的环境中用餐，这种想法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奇怪的，少数比中国戏院更嘈杂的地方其中就有餐馆。每一个人，无论是客人还是跑堂的店小二，都对这份喧闹声做出了贡献。厨子“砰”的一声把大锅小壶放在炉子上；店小二们整理桌面，叮叮当当地上菜和摆放瓷器餐具；客人们互相大声地打着招呼，言谈话语间还不时伴着哈哈大笑。当开席的指令发出后，它会从一个跑堂到另一个跑堂不断地把消息传递下去，最后到达在两个或更多楼层下面的厨师那里。由于许多的私人包间都是用非常低矮和单薄的隔板隔开的，因此每个人都可以尽情享受其他食客们如同在自己桌子边的喧哗。这就如同把两三台收音机都调到了最大的音量，而每个都在播放着不同频率电台的声音。如果一个人要举办一场非常时髦的派对，他会带着一些唱歌助兴的女孩，她们漫不经心地弹奏着吉他，发出震人耳膜的歌声。酒馆中至少会有一张桌子上肯定在玩喧闹的划拳游戏。一家广受欢迎的中国餐馆就是一个巨大而喧闹的夜总会舞台，而且还不收取任何的服务费。

远在异国他乡的老式餐馆，铺着厚厚的地毯，伴着昏暗的灯光，还有低声服务的侍者，这会让那些不懂世故的中国人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用餐的地方。对他来说，打开香槟酒瓶时软木塞“砰”的爆破声并不能使之对较为安静的环境感到释然。即使在中国人自己的家里边，吃饭也是一件相当吵闹的事情。饭菜总是摆在圆桌上，这样谈话就不会局限于坐在右边或者左边的人。每个人在餐桌上都可以随意地与任何人交谈，而且通常就是这样。佣人们互相间大声地传达着命令，增添了欢乐的气氛。当佣人们在外国人的房间里工作时，通常能适应外国人对安静的奇特想法，但在俱乐部酒吧喧闹的气氛中，他们发现要做到安静很难。只有用最严格的纪律并通过最严格的训练，佣人们才能被教导得在端一杯酒或拿一包香烟的时候不要吵得让整个俱乐部的人都听到。

中国人对“安静的功效”这个词没有任何认知的概念。实际上，这两个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似乎是完全矛盾的。没有声音，什么也不能完成，声音越大，功效越高。反之亦然。除了像上海的外国人会对此类事情大惊小怪之外，在中国别的地方没有任何一辆独轮的手推车是上过油的。木制的车轴在木制的轮毂里转动，发出可怕的尖锐声音，简直能让神经紧张的人疯掉。除了有节奏的重复声之外，其音效就如同一头精疲力竭的猪被困在大门下而发出的嘶吼。外来的考察者试图寻找到发出噪音的各种原因，最常见的自然是推独轮车的苦力都很穷，一分钱也舍不得花在金贵的润滑油上。而简单的事实是苦力们更喜欢吱吱作响的独轮手推车，吱吱呀呀的声音给了他一种其他方式无法给予他的享受感觉。

苦力们搬运货物，拖着船在湍流中逆行，打桩或执行其他繁重的任务，各种工作总是伴随着声音尖锐的劳动号子，从理论上讲，它能使人们彼此之间保持步调的一致，或者以其他方式协调他们的努力。但是团队协作并不是激发这些劳动号子的必要条件。一个中国苦力独自在北极，如果不让他发出任何声音，他可能连蛋糕大的冰块也无法移动。苦力们在搬运东西时发出的“嘿”“呴”节奏是中国最熟悉的声音之一。通常他们制造的声音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人想知道他们还有足够的能量去完成其他的事情吗？

当沉重的青铜棺椁盛殓着伟大的共和国领袖孙中山先生的遗体，被搬运到位于南京城附近的紫金山陵寝墓地时，由六十四名苦力组成的团队就成为完成下一道工序的必要条件。由于这是一件非常庄严的事情，邀请了许多官方的客人，很明显，这六十四名抬棺者的声音将会成为整个画面中一个极不和谐的音符。因此，在举行正式仪式前的几天，苦力们接受了训练，在完全安静的情况下抬起假想的棺材。但当庄严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指示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一旦苦力们抬起无比沉重的棺材，他们就不由自主地齐声喊出了刺耳的号子，完全淹没了仪式的音乐。不知所措的官员们不得不在苦力的队伍中跑前跑后，敦促大家保持安静，但只有个别人听从了他们的命令。

嘈杂的昆虫增加了在中国生活的乐趣。到了夏季，笼子里养的蚂蚱、蝉和蟋蟀，它们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许多的宠物，比如家养的鸟。很少有人穷到舍不得花几个铜板去买这些“叽叽喳喳的朋友”，特别是当它们鸣唱的时候。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甚至在乡村道路上，都能看到关在小竹笼里的这些昆虫被小贩们叫卖的熟悉景象。中国人发现他们养的昆虫叫声是欢快而令人愉悦的，于是用小块的苹果或西瓜来犒劳它们。夏天的夜晚，把它们留在户外，这样它们就能饱饱地饮到露水。这些昆虫当中的少数佼佼者不再被关在小贩粗糙的竹笼里，它们被转移到用骨头、打磨过的硬木，甚至是象牙做成的精致笼子里。当然这些小宠物享受的时光非常短暂，因为当冬天到来的时候，它们就死了。

中国人不仅彼此之间喜欢大声喧哗，对震耳欲聋的音乐听得津津有味，而且他们还利用现代文明带给他们的每一种制造声音的装置来增加喧嚣。司机们认为，如果他们在汽车行驶的时候不保持喇叭或警笛的鸣叫，那他们简直就是玩忽职守了。当交通不可避免的堵塞时，噪音就会加倍。如果任由电车司机自作主张，他们会给每辆电车都配备上叮当作响的铃铛，然后让它像美国的救护车一样产生许多不必要的噪音。在许多城市里，黄包车上都配有铃铛，这是用来提醒行人让路的，但即使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它们也经常被人使用。收音机给那些渴望平静与安宁的人们带来了新的恐怖。每一个拥有收音机的人都把音量开得很大，而且很少在睡觉之前把收音机关掉。在城市的房间里，经常在凌晨三点钟的时候还能听到收音机大声广播的声音，而唯一提出抗议的人是神经过敏的外国人，他有一种奇怪的想法，认为安静是睡觉的必要条件。

在中国，每个庆祝的场合都伴随着喧闹。每天清晨，成千上万的鞭炮被人们燃放以求得好的兆头。在中国，新年和其他的节日里，爆竹燃放的数量激增到千百万以上。葬礼是非常吵闹的事情。每一拨哀悼者的到来，都会由笙这种乐器发出的乐音来进行通报，而葬礼从开始到最后仪式的完成，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来铜锣发出的声音。送葬的队伍总是在哀乐的伴奏下缓缓移动，对哀乐而言，音量是最主要的考虑因素。如果是一个富人的葬礼，游行队伍也很长，那么可能会有三到四个外国风格的铜管乐队，还会有同等数量的用笙管笛箫和铙钹演奏的中国管弦乐队。悲伤的送葬队伍肯定不会演奏像美国的拉格泰姆或进行曲风格的音乐。直到几年前，上海还很少有人在葬礼上听不到“塔——拉——拉——拉，砰——滴——唉”，或者“今晚在旧日的小镇上会有一段狂欢的时光！”的曲子，这些曲调引起了围观者的极大兴趣，以至于最终不得不由市政当局采取行动来规范葬礼上演奏的音乐。

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指出：中国人在的噪音问题上，每个人都尊重他人制造出他想要的噪音的权利；但是却没有人会尊重民众合乎情理地对安静的强烈诉求。当然，个人自由的权利不能再进一步了。有人试图说明，中国人珍视自己可以发出响声的权利，就如同别的民族珍视他们言论自由的权利一样。

然而，这种态度在上海正发生着变化。也许大城市生活的压力让人们认识到安静和休息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你的邻居在凌晨两点钟依然开着收音机，现在可以通过向警察投诉来寻求帮助了。当我就这一问题向中国警察投诉时，他非常同情我的遭遇并向我保证说，如果收音机确实给我带来了非常多的烦恼，他会亲自“把收音机摔个稀巴烂”。当然，警察没有那样去做，所以收音机也依然故我的播音，但它在午夜之后就寂静无声了。与此同时，中国居民的投诉也促使警方采取行动。一名店主整天都要开着留声机直到深夜，住在他隔壁的邻居只好投诉。他并没有抱怨噪音，但他实在难以忍受这一事实：留声机的主人一天不间断地几十次反复播放的只有一条录音记录：“河上的彩虹”。中国法官认为，这一指控是正当的并决定处罚店主，但也同意如果店主愿意花钱更新他的录音记录，那么就可以免除对他的处罚。

所有国家的孩子都喜欢响声，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智的成熟，人们才会慢慢喜欢安静。按照这种看法，中国人似乎永远不会变老，即便当了曾祖父，人们还是会兴高采烈地点燃鞭炮的引线。鞭炮，这个百无一用的东西，它唯一的用途就是制造响声，最适合由中国人发明。使用火药作为杀人炸弹的想法是后来才想到的。一些迷信的中国人认为鞭炮可以驱赶那些潜伏着的胆小的恶魔；但是，无论燃放它们的原因是什么，它总是为每位邻里街坊提供一个欢乐的机会。附近的人没有谁会忙碌到无法停止手头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往往观看焰火表演直到最后一个爆竹熄灭为止。当外国人举办聚会时，他们通常会通过传递饮料的盘子来让每个人心情愉快。在中国，燃放鞭炮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