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苏联之行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和赫鲁晓夫在展览会第一次交锋的电影镜头已在美国电视台播放，对我们几次会谈的报道又使我成了敢于顶撞赫鲁晓夫的人。

1953年1月20日，天气温和晴朗，我第一次就任副总统。我母亲带来了两本《圣经》以备宣誓仪式之用。这两本《圣经》在米尔豪斯家族中已经历过好几代人了。

那天晚上，在庆祝就职大典的舞会开始之前，我们设了一个小小的家宴。当别人在谈论那天的大事时，母亲把我悄悄地叫到一旁，递给我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她给我的祝词。没有人看见她把纸条给我，我也直到那天夜里没有别人在场的时候才打开来看。我把它放在皮夹子里，此后就一直带在身边：

给理查德

你已经获得很大成就，我们永远为你骄傲——我知道你必定会如应当的那样保持你和你的创造者上帝的关系的，因为毕竟你必须知道，即使像现在这样，这仍然还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事。

爱你的母亲

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结束了民主党对白宫20年的控制。我们控制了参众两院，这便使这次胜利加倍令人快慰。但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艰巨的。

最最迫切的问题是在对外政策方面。我们在朝鲜进行着一场不得人心的战争，而艾森豪威尔则在竞选中曾保证要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

苏联虽然在核武器方面仍落后于美国，但现在正疾速追赶上来。在东欧，苏联卫星国组成了一个由莫斯科控制的坚如磐石的国家集团。在意识形态方面一丝不苟的中国共产党人——仍与苏联人友好，并依靠苏联人援助取得经济上和技术上的突破——在外交政策上正处于向外发展的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世界大联盟，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而正式固定下来，欧洲依靠美国的援助得到重建。但目前情况越来越清楚，英法两国在战争中大伤元气，不要多久，它们在自己边界之外维护安全的能力便将大受限制。战争宣告欧洲殖民主义如果不是已经经束的话，至少已开始结束。作为这一现象的具体表现，则是那个不仅使艾森豪威尔政府，也使他的后任感到烦恼的危机：法国逐渐失去对印度支那的控制。在艾森豪威尔就职时，反殖民主义的浪潮尚未席卷非洲。但八年后，在他离职时，非洲大陆已经有20多个新独立的国家了。

其他方面的问题不久也明朗化了。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播下了仇恨的种子，这最终将会导致三次全面战争。在其附近具有巨大石油储藏的伊朗，正掌握在一个“左”倾政府手中，大多数观察家担心它不可避免地将沦于苏联的统治之下。拉丁美洲表面上看起来太平无事，但多年的独裁统治已为一个不稳定和革命的时期奠定了基础。

在国内，艾森豪威尔的当务之急是，通过恢复大家对政府工作人员的忠诚的信任，来实现他收拾“华盛顿烂摊子”的保证。同样重要的任务是彻底清除危及政府安全的人——清除那些由于不忠诚或出于头脑不清而可能破坏美国政策的人们。

新总统还面临另一个重要大难题：如何制定一项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实现繁荣的经济政策。在已长期存在的两派——一派要他削减支出和税收，另一派则要他把更多的钱花在住房、保健、教育和福利方面——争论中，他必须设法予以调解。

但是所有这些内政外交问题，在艾森豪威尔看来，还赶不上他作为一个分裂的政党的头头所遇上的新任务更让他感到头痛。这分裂在芝加哥的党代表大会上已完全暴露出来：一派以艾森豪威尔为首，另一派是鲍勃·塔夫脱领导的所谓“共和党元老派”。

艾森豪威尔对党派斗争中的那一套做法是不感兴趣的。他意识到他面临着一项几乎是超人的任务，使共和党人在做了20年的反对派之后，现在要从积极方面考虑问题了。另外，虽然共和党在国会参众两院都拥有多数，但这多数却很微弱，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艾森豪威尔的个人威望得来的，而不是靠共和党的实力。他认识到他有责任扩大党的基础，使党如同它的领袖一样坚强，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必须做的那些工作，大多数都使他感到厌恶。

1953年的国际外交

1953年暮春，艾森豪威尔要我到亚洲和远东作一次重要的旅行。他建议帕特和我一起去，并且力主我们尽可能多地访问一些国家。

由于他战争时期的经历，艾森豪威尔几乎比任何一个非欧洲人都更了解欧洲及其领导人。但是他不了解亚洲和中东，而他又是从来不过高估计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的。而且他感到杜鲁门严重忽略了这两个重要地区，因此他准备在他的任期内弥补这个缺陷。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行程中的大多数国家仍然很不了解美国或美国人。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接待过一位总统或一位副总统的正式访问。他们对我们的印象大部分来自零碎的谣言和传闻，来自同个别美国人的接触以及从进口的好莱坞影片中看到的芝加哥强盗、西部的牛仔和印第安人等。那时候，亲善访问还没有成为外交上的例行公事。

我的访问有四个特定的目标：一是打算对我们的朋友和盟友表示敬意和消除他们的疑虑；二是为我提供一个机会向采取中立政策的国家解释美国的政策；三是让我能亲眼看看印度支那飞速发展的局势；四是让我有机会去估量一下亚洲人对共产党中国这个新崛起的巨人抱什么样的态度。

10月5日，帕特和我向特里西娅和朱莉告别，在国家机场乘上了空军四引擎的星座号飞机。这是一次痛苦的别离，特别是帕特，她从来没有离开她的女儿们两个星期以上，现在我们将要有两个多月看不到她们了。

我们这个官方代表团包括一名秘书长菲尔·沃特斯，我的行政助理小克里斯·赫脱，我的秘书罗斯·伍兹，一位海军医生以及一位处理礼宾事宜的陆军副官。路上陪伴我们的只有两名特工人员。和今天为正式访问所提供的人员相比，我们这个代表团不免被认为是一个小得可怜的班子，但它的巨大的献身精神，却完全弥补了人手不足的缺陷。报界对这次访问也不大重视，三个通讯社只各派了一名记者随同我们前往。

我们事前给各驻外使馆都发了电报，指示我要把社交活动严格地减少到最低限度。我说明只准备带一套晚礼服，并且不打算带一条白领带或一条条纹裤子。因为我们不会在任何一个国家参加四次以上的正式宴会，所以帕特只带了四件晚礼服，这样她可以每次宴会都穿不同的服装。

我还要国务院在安排我的日程时考虑尽可能让我能见各种类型的人——学生、工人、企业家、知识分子、在职和不在职的政界人士、军人和农民。他们对我说，可是不寻常、太违反正统及太不符合外交惯例了。我回答说，他们要是不为我安排这些会晤，我就自己动手安排。当帕特要求安排她自己的旅行计划时，也受到同样性质的拒绝。外出访问的华盛顿官员的妻子们一般是把她们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买东西和社交活动上面。但是帕特希望在访问中能积极活动，去参观一些学校、医院、孤儿院、诊所、博物馆和市场，以便和人民会面，也让人民看到她。我们有意取消了组织人出去购物的活动，只有很少几次，因为我们的使馆官员说，如果帕特不去购买当地的手工艺品，我们的东道主会不高兴，帕特才带人出去了。

帕特还要求会见妇女组织的代表，这样她的访问就大大促进人们对妇女产生新的尊重，而这种尊重在我们访问的许多国家中只不过才开始慢慢发展起来。

按菲尔·沃特斯拟订的一项程序，每当我们到达一个国家，一定有一位我们要访问的下一个国家的使馆高级外交官来迎接我们。在飞行途中，那位官员就可以修正和补充我出国前未了解到的更新的情况。这样就使我在进行会谈时无须使用笔记了，这个办法我在随赫脱委员会外出访问时就已开始使用，当时我发现使用笔记或做笔记似乎会妨碍无拘束的谈话。在我对外国领导人的访问中，有几次最有效的谈话是在驱车来往机场的途中进行的，那时往往只有对方、我本人和一个译员在场。

我们的头两站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那里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在我这次访问所碰到的许多政治领导人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他那非凡的智慧以及对不仅是有关太平洋的问题，而且是对世界性问题的深刻了解，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假若他生在英国而不是生在澳大利亚，我深信他会成为继承温斯顿·丘吉尔传统的一位伟大的英国首相。

我们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着陆，进入了亚洲。我们受到苏加诺总统的欢迎，他的兴趣和爱好之广和他的人民的贫困都显得十分突出。在我们访问过的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像印度尼西亚那样，统治者令人目眩的奢华和人民的贫困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雅加达实际不过是一大堆闷热的棚户和茅舍，一条水沟穿过城市的中心，但是苏加诺的宫殿却粉刷得雪白无瑕，坐落在一片面积达数百英亩的仙境般的大花园中央。一天晚上，我们在1000支火炬的照耀下用金制餐具用膳，乐师们在湖边奏乐，湖面铺满了白色的莲花和浮沉在小木筏上的烛光。

苏加诺受过良好的教育，他深刻地感觉到他具有磁石般的使人民依附于他的控制力。他领导他们赶走了可恶的荷兰统治者而取得独立，他向他们提出了一个激动人心和激起他们自豪感的口号：merdeka——“自由”。但是，作为一个几乎拥有无限权力的领袖，苏加诺却已变成政治上的光彩和腐蚀性的虚荣的混合物。他为自己的性能力感到非常自豪，这件事已成为无数谣言和传闻的主题——其中有许多可能是他自己传出去的。不管怎样，他的宫殿里到处都是我曾看见过的最最优美的女人。情况简介曾经着重提到他性格的这一面，并说到他极其喜欢人们在这方面奉承他。

苏加诺身上体现了亚洲和非洲新建立的民族国家的一个共同问题。他是一个杰出的革命领袖，但对在获得独立后如何来建设这个国家却不太精通。像埃及的纳赛尔和加纳的恩克鲁玛一样，他能够非常成功地摧毁旧制度，却不能集中注意力来建立一个可行的新制度以代替旧制度。这些人不能像领导革命那样有效地领导他们的国家，而他们的国家——以及全世界——由于他们的这种状况现在还在付出代价。

苏加诺用一只铁腕统治着他的国家，以致共产党在印度尼西亚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但在我们的第二站马来亚，我们便亲眼看到一种新型的共产党战争，已经威胁着这一地区的稳定了。共产党游击队已在向挣扎中的马来亚政府挑战，而这个政府只不过才刚刚做好准备要从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下挣脱出来。英国人没有犯美国人早先在朝鲜战争和后来在越南战争中所犯的错误，试图用常规战术和传统战略去对付游击战。英国人只是训练当地人并在打击叛乱者的战争中谋取他们的全心全意的支持。

我在吉隆坡碰到英国高级专员、陆军元帅吉拉尔德·坦普勒爵士，他是一个身体结实、易动感情的领导人，曾在北非充任艾森豪威尔部下。他告诉我：“我现在一直力图说服当地所有的领导人和部队，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是在为他们的独立而战，在游击队被打败以后，这个国家便是他们的国家，至于是否愿意继续留在英联邦内也完全由他们自己来决定。”

坦普勒和他的妻子同当地的领导人亲密地一同工作，尊重他们，待之以礼，印尼的荷兰人从来不曾这样做过，法国人在越南也没有学到这一点，美国人在那里想学这一点，可是为时太晚了。我们谈到印度支那的局势，坦普勒阴郁地摇摇头说：“尽管我极不愿意，但也不得不承认他（法国总督）是一个十足的狗娘养的，他们在那里所需要的是一个李承晚。”事态的发展证明坦普勒是对的。在越南出现能稳定局势的强有力的领导人——开头是吴庭艳，后来是阮文绍——以前就没有什么强大的力量来抵制共产党的渗透。

我们花了极有趣也极令人沮丧的六天时间，访问了三个法属印支国家：柬埔寨、老挝和越南。当时越南是由保大皇帝统治的有名无实的君主国，保大是1949年由法国人重新扶上王位的一个傀儡。在法国保证越南独立以前，保大拒绝挺身而出，甚至也不表示支持法国军队对共产党越盟游击队作战。法国人拒绝提出保证，其结果便是长期相持，失尽人心，而得益的只有共产党。

保大难得会见外国人，但我在西贡时，他却邀请我到他在大叻的豪华山间别墅去访问他。他在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里接待我，窗外正对着丛林茂密的山峦。赤脚的仆人端着银盘无声地走进来，盘子里盛着鲜果和茶。

保大反对和共产党进行任何谈判。他说：“和他们谈判是没有意义的。谈判的最后结果，至少是把我国分成两半，我们一半，他们一半。而如果越南被分割开来，我们到最后将失掉整个国家。”

我们从西贡飞往老挝的首都万象，我们在那里和梭发那·富马亲王举行了一次长时间会谈，他是老挝统治家族的一位在巴黎受过教育的青年，当时担任首相。16年后当我担任总统时，梭发那·富马重新出任首相。那时我们曾通力合作，以防共产党接管整个印度支那。

我们从万象飞往河内。当我们在红河上空飞行时，夕阳的余晖把下面的土地染得一片金黄，混浊的红河穿过丛林蜿蜒流入市内。在驱车前往印度支那的法国总督的官邸——我们准备当晚在那里下榻——途中，我看到了市内的一些景象。不像西贡那个日益扩展的世界性城市，到处挤满了在那里生活和做生意的各种不同的民族，河内却像法国的一个繁荣的外省城镇。我们行驶在宽阔的林荫大道上，透过华丽的铁门，我能瞥见许多建在草地和花园之中的大别墅。

那天晚上，北越的省长，一位受过法国教育的越南人，为我们举行宴会。回想起来，那天晚上我在河内的祝酒词似乎是忧郁而带有讽刺性的：

这个国家所受到的威胁，虽然它已采取内战的形式，却仍旧是从外界获得力量的。这个外界，如直用其名，那就是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

因此，这个国家所进行的反对越盟的斗争，其重要性已远远超出越南的国界。在这个染遍了越南人、法国人和与法国有关的人民的鲜血的战场上，他们所保卫的不仅是越南人的自由和民族继续生存，同时也保卫着柬埔寨人、老挝人，以及他们的西方的、南方的、东方的邻居的自由和民族生存……

我们知道你们完全和我们一样决心要抗拒侵略。正如我们过去的行动所证明的那样，我们已经决定，决不让你们在得不到援助的情况下去进行战斗。

第二天早晨，我登上了一架法国的军用运输机，在太阳升起之前，我们已经起飞了，飞机低低地掠过茂密丛林的上空。我们在一个小小的简易机场着陆，有几位法国指挥官在那里等着欢迎我们。我们飞机的引擎刚一停止转动，我就听见了九年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隆隆的大炮声。

我和法国官员会见后，他们之中的一位把我带到机场一侧，向我介绍了他们的越南同行。我立刻看出战争中一直存在的一个基本问题：法国人丝毫不掩饰他们对越南人的蔑视。我逗留在那里的时间不长，为了避免不必要地得罪法国人或使越南人难堪，我尽力使我和双方接触和花费的时间相等。

我穿上战斗服，戴上钢盔，和大家分乘几辆吉普车开往前线。在那里，我们看到大炮向驻扎在莱阁附近的丛林中的一个师的越盟军队猛轰。莱阁是个小村庄，离中国边界50英里。我一视同仁地同法国军队和南越军队谈话。在近在身边的隆隆炮声中，我对他们说，他们是战斗在保卫自由的最前线，美国人民支持他们的事业并向他们的英雄行为致敬。我看得出南越士兵听后颇受鼓舞，我也想到，由于法国人不肯这样对他们讲话，白白失去了他们的忠诚。

返回机场后，我和法国军官一起在他们的食堂里午餐。在越南的丛林中，我们吃着布尔哥尼牛肉，喝着上等阿尔及利亚红酒。当我感谢他们为我安排了这样好的一顿饭时，他们回答说他们平常都是这样吃的。我说我想去看看南越士兵的食堂。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建议，但是我坚持要去。我终于被带到另一排帐篷里，那是越南人居住和吃饭的地方。当我们走近食堂帐篷时，立即感到一阵刺鼻的、不好闻的气味扑鼻而来。“他们在做什么菜？”我问。一个法国军官轻蔑地皱了一下鼻子说：“也许是猴子吧。”南越士兵显然为我去看他们而感动，我重复了我在法国人的食堂对法国官员说过的一些话。

中午1时我们回到河内。那天下午帕特和我到离河内西北约25英里的山西镇一个难民营去。在沿途每个村庄，地方官员组织了小学生和童子军欢迎我们，沿途张挂着用英文和越南文书写的欢迎横幅。

山西镇既令人痛心，又充满希望。被从自己家里赶出来的几千个难民全住在一些拥挤不堪的帐篷里。甚至就在我们待在那里的很短一段时间里，也看到人流不断地从门外进来，肩上扛着他们所有的一切。这些人似乎已完全习惯于忧伤，因而使你从他们的神态中感到一种庄严，甚而乐观的气息，这使我想到，如果能把共产党打败，越南人是能够建立一个强大的、美好的国家的。我永远想不到17年以后，这场战争还在进行，只是用美国军队代替了法国军队，而帕特和我访问的这个市镇恰好成了收容美国战俘的俘虏营。

那天晚上是我们在河内的最后一晚，莫里斯·德让总督在他的官邸为我们举行了正式宴会。要不是偶尔看到几副越南面孔和外面花园的棕榈树和兰花，这情景简直就像法国市长在第戎或图卢兹举行的宴会，既有浆得发硬的亚麻布餐巾，又有闪闪发光的高脚水晶酒杯和银烛台。

德让是一位圆滑而能干的外交官，但他同样也表现出那种使法国人不可能和越南人合作共事的高人一等的神态。在祝酒词中，他提到了前一天晚上省长在他为我们举行的宴会上所发表的祝酒词，他说：“听到一个越南人用如此纯粹的法语讲得如此流畅，我不禁感到无比光荣。”

在我的答词中，我试图强调，如果要战胜共产主义，越南人真正应发挥的重要作用。然后我以谈个人感触的口气结束了我的答词：

明天早上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国家了。我不知道何时我们能再来，但在我们离开时，我有一个明确的想法，而且我肯定尼克松夫人也这样想，那就是，要是这里的侵略者肯停止他们的进攻，那这个国家将会是一个何等幸福和伟大的国家啊。我知道有人曾谈到和侵略者进行谈判的问题。我们大家都要和平，但我想，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侵略者并没有要求和平，他们也没有要求谈判，同时我们大家也都知道，如果谈判的结果是把要求自由和独立的人民置于永久的束缚之下，那就决没有进行谈判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离开时仍然充满着信心，相信这个为这个国家制造了如此之多的忧伤和痛苦的斗争最后必将以胜利而结束。

在柬埔寨，我们参观了吴哥窟那令人难忘的庄严雄伟的废墟，和西哈努克亲王谈了话。在今年早些时候，当他在华盛顿作非正式访问时，我曾见过他，而我最初对他的印象现在不幸被证实了。他是一个聪明人，但有些自负。他似乎对自己的音乐才能，比对自己的政治领导能力更为自豪，而且在我看来，他对他的国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的看法完全是不现实的。

我离开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时深信，法国人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充分训练，更没有激励那里的人民，使他们有能力自卫。他们没有建立起一个信仰——或一套机构——可以用来抵制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号召。

南越军队处于可悲的境地中。他们对自己缺乏信心，也没有一个领导人去鼓舞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没有一个战斗口号，一个类似merdeka的口号，使他们感到不是被迫去打仗，而是自己要打。

要是做不到这一点，那只要法国人一撤出，越南——可能还有老挝和柬埔寨——在共产主义风暴的袭击下，就会像片片枯叶被纷纷刮落。因此，我认为，美国必须尽一切可能设法使法国人留在越南，直到共产党被打败为止。

中国共产党在越南训练越盟军队，供给他们给养，但没有任何地方像在中国台湾那样更强烈地感到他们的存在而为之不安，在那里蒋介石委员长和蒋夫人还在做着美梦，拟定着把共产党赶出大陆的计划。我在台北蒋的华丽的官邸里同他相见。我们谈了七个小时，蒋夫人给我们当翻译。当我们谈到“中国”时，蒋两手一挥，清楚地表明他指的不仅是这个目前他的权力所及的小岛，而是包括地平线那边的整个国家。我不能直率地告诉蒋，他想在他的统治之下重新统一中国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我仍明确指出，美国军事力量决不会投入支持他可能发动的任何进攻。

我带了一封艾森豪威尔给李承晚总统的信去到南朝鲜。李对7月签订的朝鲜停战协定很不高兴。他拒绝接受把他的国家分割开来的决定，仍然抱着统治一个统一的国家的希望。

我们的驻汉城的大使埃利斯·布里格斯担心，要是不让李了解我们的立场，他很可能会错误地认为反正美国不会让他单独作战，而有意制造事端，甚至会对朝鲜发动攻击。我在大使馆同阿瑟·迪安谈了一会儿，他是我们在南朝鲜的特派谈判代表，知道我带有给李的信。迪安以极为赞赏的口吻谈到李。“我希望你在这里不要完全解除他的武装和挫掉他的锐气。”他说，“他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也是我们在世界的这一地区的一个伟大的朋友。在这里，我们的绝大多数朋友都是只能共安乐的一类人物”。

我在汉城到处可以看到战争留下的苦难和匮乏。孩子们穿着单薄的棉衣，在油毛毡盖的小屋外面发抖，而那种房子是根本不能抵挡凛冽的寒风的。很显然，南朝鲜——一直是一片荒凉和贫困的地方——为它的生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第二天我会见了李总统。他身材瘦小，穿着一套深蓝色的服装，打着深蓝色的领带。他有力的握手和轻快的步子，使人难以相信他已78岁了。略事寒暄后，我说有些事情想和他单独谈谈，他点点头，于是其他的人都退了出去。

李承晚以敏锐的目光打量着我。我对他说，我不仅是艾森豪威尔的代表，而且一贯是南朝鲜的一个老朋友。我从口袋里掏出艾森豪威尔的信并交给他。他极慎重地拿着它，似乎要掂掂它的分量。

他缓慢而沉着地拆开信封，把信笺展开。他用平稳的音调念着。艾森豪威尔以庄重明确的言辞，表明美国不能容忍任何可能重新燃起战火的行动，并且要求从李承晚那里得到具体保证。

当把信读完时，李把信放在膝上，垂下眼睑凝视着它一声不响。当他朝上看时，他的眼睛里闪着泪花。“这封信写得真好。”他说。

然后他开始讲话，言辞之间好像根本没有看过那封信。他说明他对日本的态度，他谈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未来，他批评了我们执行经济援助计划的方式。我尽可能避免对他逼得太紧，但我最后终于使他转过来再谈谈那封信以及艾森豪威尔所要的保证。我说我对他说话很坦率，因为我认为目前形势十分迫切地要求他了解艾森豪威尔的立场，同意总统在他的信中所提出的要求。

“我也要坦率地对你说，”李回答，“我对我国从美国所接受的援助以及艾森豪威尔对待我的私人关系深表感谢。由于此种情谊，我不愿意做任何与美国政策不相协调的事情。另一方面，我必须想到朝鲜，特别是想到北方的300万受奴役的朝鲜人[1]。我作为朝鲜人民领袖的职责是实现我国的统一，可能时，用和平手段，必要时，使用武力。”

他停了一下。接着他又继续说下去，一边用手指摸着他膝上那封信的折痕。

“我了解为什么美国急于实现和平，这个目标我基本上是同意的。”他说，“但另一方面，使朝鲜形成分裂的和平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既毁掉朝鲜又毁掉美国的战争，对这种和平，我不能同意。”

突然他俯身对我说：“我向你保证，不管什么时候，在我采取单方面行动之前，我一定先通知艾森豪威尔总统。”

这很难说得上是艾森豪威尔所要求得到的保证，于是我坚定地说，他必须完全了解，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没有同艾森豪威尔达成一致协议，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会谈就这样不得要领地结束了。

我回使馆后，详尽地记下了这次谈话的情况。把话说得那么绝对，我感到有些不安，但我知道，如果由于我这方面语焉不详或词不达意，致使李不能理解美国决不会支持他可能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去统一他的国家，那我就是没有完成我的使命。

我的不安心情，由于第二天李承晚对一个记者的谈话更加深了。他说：“我希望我能通过副总统尼克松去说服艾森豪威尔总统，正确的政策是结束朝鲜目前的这种状态。”

我们访问的最后一个夜晚，帕特和我作为贵宾去观看一场朝鲜的音乐舞蹈演出。演出中间，突然听到一阵很响的爆裂声，原来舞台后部一个儿童合唱队正站在上面的木台子塌下去了。观众都捏了一把汗。当孩子们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时，他们开始哭喊起来。

很快就可以看出并没有人受伤，观众对孩子们安全的关心立即转变为一种丢脸的感觉，为什么偏在招待外宾演出时发生这样的事？我知道，无论在远东什么地方，丢脸都被看作是最可耻的事。似乎这件事使南朝鲜丢了脸。指挥举起双手，尴尬地离开了舞台。

我突然想出一个使晚会免于一场灾难的办法。我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开始鼓掌。帕特看见我这样做也立刻跟着鼓掌。于是一个接一个，然后是一大群观众和我们一起鼓起掌来，掌声越来越大。原来被这次偶然事故吓呆、弄得手足无措的孩子们也拍起手来微笑了。最后指挥重新走出来，继续演出。

当我第二天去向李告别时，他十分热情而友好；我肯定他已得知有关儿童合唱队的事故。当我们重新单独在一起谈话时，他从口袋里拿出两张薄薄的纸来。他一边打开一边说，这是他亲自打的字，以保证绝对机密。“当共产党肯定美国控制着李承晚的时候，”他说，“你们将失去你们最有效的讨价还价的筹码，我们也就失去了一切希望。共产党对于我可能会采取某种行动的恐惧永远对他们是一种制约力量。我们，你和我，现在都非常坦率，所以你必须知道，共产党认为美国极其需要和平，而且你们将竭尽全力要求得到它。有时候，我在想他们也许是对的。但是，说到我这方面，他们可不认为情况也是那样，因此我相信你们这样完全消除他们在这方面的疑虑是错误的。明天你在东京时，我就会把我回艾森豪威尔的信送到。我真希望你能把这封信亲自交给艾森豪威尔，看完后就把它销毁。”

他把他刚才讲的那段话的底稿交给我说：“在准备我们这次会晤的报告时，你也许用得着它。”在稿子末尾他亲笔加上了两句话：“报上有那么多的报道说李承晚答应不单独采取行动。给人造成这种印象不符合我们的宣传方针。”当我们在他的办公室门口握手告别时，他说：“有关南朝鲜将单独采取行动问题，我所作的一切声明都是为了帮助美国。我心里明白，南朝鲜不可能单独行动。我们必须和美国一起行动。我们懂得，一起行动，我们将可以得到一切，不一起行动，就会失掉一切。”

帕特和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第一批国宾。在日本，所到之处，总有数十万群众站在我们的车队驶过的街道两旁热烈欢呼。这些人表现出一种我也具有的深刻感情：战争是一出悲剧，现在已到了该重新恢复日美之间过去多年存在的传统友谊的时候了。

我在东京发表了一篇演说，它立即成了全世界无数报纸的头条新闻，同时也在国内引起了小小的争论。我离开华盛顿之前，福斯特·杜勒斯曾和我讨论过，对日本重新武装这个微妙问题我应该谈些什么。解除日本的武装开始于1946年，并在美国的坚持下，于1947年正式写进日本宪法。我们私下感到，不久就会需要日本有某种形式的自卫武装力量以抗击共产党对太平洋的统治。但是在1953年，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痛苦记忆犹新的时候，我们知道，一提起日本重新武装问题就会立即引起一阵抗议的风暴。杜勒斯认为，先在日本本土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会减弱它在美国所产生的政治冲击，我因而想到由日美友好协会和其他几个团体邀我去一个午餐会讲话，将为我提供一个最理想的讲坛。我在讲话中说：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1946年让日本解除武装是对的，那为什么到了1953年就不对了呢？如果这事在1946年是对的，在1953年就不对了，美国为什么不干脆承认自己犯了那么一次错误呢？我想，我现在要做的事也许应该让比我更负责任的人去做。我要在这里承认，美国在1946年确实是犯了错误。

我们犯错误的原因，是我们错误地判断了苏联领导人的意图……我们认识到，在目前的国际条件下，自由国家裁减军备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争，因此，完全是由于我们需要和平，我们信奉和平，我们才自1946年以来开始重新武装自己。我们认为，日本和其他自由国家也必须承担自己的一部分责任，使自己重新武装起来。

美国国内对这篇演说的反应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有些人猜测我是在放出试探气球，但更多的评论员却认为是我自己在信口胡说。另一点也完全如我们所期望，讲话对日本的反共领袖产生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菲律宾之行的高潮是我和当选总统拉蒙·麦格赛赛的会晤。我们两人颇为意气相投，帕特后来说她从未见过两个具有如此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居然有这么多的共同点。麦格赛赛立志为菲律宾人民建立一个廉洁而有效率的政府，这是战后菲律宾的领导很少人能够做到的。他受到青年们的热烈支持，他还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演说家。

1957年他因飞机失事而死去，这对菲律宾和整个自由亚洲都是一个悲剧。

我此行最令人激动的一站是缅甸。这个国家刚从英国获得独立，这里的文雅而友善的人民正处于同顽强而巧妙的共产党渗透进行斗争的困难时刻。

在感恩节那天，我们驱车50英里去仰光郊外的丛林地区，参观勃固镇有名的卧佛像。他们在市政厅请我们吃午饭，而且为了尊重我们美国的节日习惯，缅甸人设法弄来一只火鸡作为主菜。我们原计划步行去参观那神像，但在餐后上点心时，当地的警察局局长告诉我们的警卫人员，因为共产党已经组织了一次示威，步行可能不安全。他们曾散发反美标语，并曾出动一辆装有广播的卡车对群众进行煽动。警察担心会发生不愉快的围攻或混战事件，甚至很有可能发生暴力行动。

我们从仰光驱车前往勃固时，曾有一队武装卫兵护送，因为就在一星期以前，就在这条路上一小股游击队曾伏击并打死几个政府官员。我们的警卫人员提议他们乘我们的车子开过去，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后门出去避开群众。

我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按照原来安排的步行计划进行。决不能让任何共产党的示威人群改变美国副总统的旅行路线。但是我们的东道主对步行很不热心，因此帕特和我单独走出市政厅向寺庙走去。街上挤满了人。我命令警卫人员和缅甸保安人员不要走在我们前面，而是跟在我们后面走，并且把武器全收起来。当我们直接向人群走去时，他们闪开了。

我走近一个拿着用英文写着“战争贩子滚回去!”的标语牌的人。我朝他友好地微笑着说：“我注意到这些牌子是针对尼克松先生的。我就是尼克松，我很高兴认识你。你叫什么名字？”当我对这个人伸出手时，他吃惊地往后退了几步。我于是对准一个似乎是头头的人，向他说：“你们的这些口号是不对的。美国不要侵略。美国需要和平。但是你对发动侵略的那些国家是怎么想的呢？比如在朝鲜和在印度支那发动侵略的国家？”

他不快地耸耸肩，用英语回答说：“那是不同的。”

“怎么不同呢？”我问。

“那是为民族解放进行斗争。”他回答。

我停了一会儿，一直到我觉得这几句对话通过翻译已经传到群众耳中并为他们所理解了，然后我点点头，似乎我对他的解释非常满意。“啊!我明白了，那是民族解放战争。”我说。我停了一停，接着微笑着说：“啊，至少请你告诉我你有几个孩子？”他显得很不安，开始支支吾吾起来。群众对他的狼狈相大笑不止，接着一个一个扔下标语牌走了。后来有人对我说，我煞下那头头的威风使他在人民中丢了脸。

这一次的经验更坚定了我本能地感到的一个信念：对付共产党人的唯一的办法是对着他们挺起腰来。否则，他们会把你的礼貌当作软弱。他们会设法让你害怕，然后利用你这种恐惧心理。

我在此行中碰到的一个最不友好的领导人是尼赫鲁。我在新德里他的办公室里和他进行过两次私人会谈，其中一次进行了两个小时。当我坐在那里倾听尼赫鲁用一口柔和而铿锵的英国英语讲话时，一个穿制服的侍者端来了橘子汁和腰果。“为了巩固我们的独立，我们需要一代人的和平。”他说。后来当我担任总统时，我在多次演说中曾用上他的“一代人的和平”这一说法，把它作为我的对外政策的目标。

尼赫鲁念念不忘、没完没了地谈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花费更多的时间责骂印度的邻居，而对印美关系和亚洲其他问题谈得很少。他强烈反对引起争论的关于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问题，但我深深感到，他之所以反对，主要是由于他个人渴望——如果不是控制的话——能对南亚、中东和非洲产生更大的影响。尼赫鲁是个伟大的领袖，他终能使一个由不同的民族、土邦和宗教组成的五花八门的大杂烩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这是任何一个其他的印度领导人都没能办到的。但是，他在领导国家克服种种障碍获得独立后，却立即强使它公开声称严守中立，并使他自己成为同样不愿结盟的国家的代言人。如果他不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花去充当自封的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代言人，而是用来解决印度内部严重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那印度民主政治今天就可能更稳定了。

在我们的访问中，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是受他正式委派的女主人。她聪明、稳重、娴静，我感到她有深刻的内在力量和决心。

她的父亲显然很喜爱她，她在各个方面都酷似乃父。

我此行曾经会见了不少总统、亲王和首相，但我最难忘的一次会晤是同马德拉斯省领导人拉贾戈帕拉查理的会见，他是和甘地同时代的一个干瘪的老头。我同拉贾杰——大家一般都这样称呼他——一起度过的那个下午对我产生了如此深刻的影响，以致我在后来好几年中把他的许多思想都搬来用在我的演说中了，而且时至今日，在我的脑海中还浮现着他那瘦小的身材，大鹰钩鼻，围绕在耳朵上边的稀疏的白发以及那双漆黑、锐利的眼睛，他坐在一个草垫上，身上只围着一条腰布，脚穿草鞋。

曾经负责管理马歇尔计划、后任福特基金会主席的保罗·霍夫曼，曾对我说他是世界上最有才能的人物之一。这个估计过低了。在我记下的有关这次谈话的三页笔记中，在拉贾杰的名字下面我写着“绝顶聪明”几个字。

他很想知道艾森豪威尔是怎样一个人。“他信宗教吗？”他问。“他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我回答，“但从外表看不像他内心那么虔诚。”拉贾杰微笑了。“这是军人的特点，”他说，“信奉和平主义也是军人的特点。”

关于原子弹的恐怖，他说得极其简单，但也很激动。“发明原子弹便是错误的，”他说，“探索物质成因的秘密就是错误的。它无益于人民生活的需要。这是一种罪恶，它会毁掉发现它的人。”

我们谈到宿命论，我问他是否有意领导印度和南亚沿着他的理想的道路前进。他阴郁地笑笑说：“啊，不，我在这里过得很幸福。整个世界是很不幸的，所以我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呢？我已经74岁了。在印度，这算很长的寿命了。我的身体已经疲倦了。也许我的脑子并不疲倦，但是必须找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去领导斗争。比如像你这样的年轻人。”他说着，又微笑了。

我在巴基斯坦会见了阿尤布·汗，当时他是巴基斯坦武装部队的司令，还没有执掌政治权力。我特别喜欢和他谈话，因为和他的大多数同胞不同，他并不总纠缠于巴基斯坦-印度关系问题。他也表明他对印度教徒极端轻蔑，对印度人极不信任。但是和反对印度相比，他更为反共。他极其担心共产主义在思想意识方面和军事方面的威胁，担心出现苏联利用印度为它火中取栗，以便在南亚建立主要据点的危险。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的那一阶段，他强烈亲美，认为巴基斯坦和美国应该是盟国和朋友。

福斯特·杜勒斯在他的中东之行中未能访问伊朗，因为当时那里局势不稳。几个月后，发生了激烈的政变，穆罕默德·摩萨台首相的亲共政权被军方推翻。支持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的政府在法佐拉·扎赫迪首相的支持下就职。扎赫迪——他的儿子后来在我担任总统时任驻美大使——聪颖博学，性格极为坚强。若无他的领导，我相信伊朗今天不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国王只有34岁。他刚刚度过一次痛苦的经历——曾有人试图谋杀他。在我们的会晤中，他主要让扎赫迪谈，但他注意倾听，提出一些具有深刻意义的问题。我觉察到他有一股内在的力量，并感到在未来的几年中他会成为一位坚强的领导人。

我们的飞机于12月14日在国家机场着陆，我们驱车前往白宫，在那里艾森豪威尔邀请我们上楼去同他和艾森豪威尔夫人一起喝咖啡。

第二天我收到了一封两页手写的信，由于这信出自一位从不轻易对人说一句赞扬之词的人之手，我懂得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温情的表示。

亲爱的迪克：

尽管我对你——还有帕特——最近访问几个亚洲国家获得的成就引以为荣，但我仍然得说，你回来了，使我感到很高兴。

我们，我说的是我们政府中所有主要人员，这期间一直以没有听到你的明智意见、没有得到你的强有力的支持、没有看到你全力为国效劳的表率作用为憾。

纯从个人考虑，我真高兴看到你们俩在经过旅途的仆仆风尘之后，看起来还如此精神，这次旅行的严酷经历即使对你们这样年轻而精力充沛的人也必然是一种严重的考验。我等待着有一个比较安静的机会好好听你们讲讲你们的险遇和成就。

谨致热烈的个人问候，

你的忠诚的

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

1953年之行对我的思想和政治生涯产生了异常重要的影响。这次旅行，从它已完成和超额完成预定的目标这一点来说，确是一次无可争辩的成功。但还不止于此，它还使我在有关这个将成为世界上最多事和争论最多的地区的问题上，积累了外交政策方面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此行对我是极有教益的。通过同数以百计的领导人和数以十万计的普通民众接触，我对亚洲人民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也看到了历时三个世纪的欧洲殖民主义濒于灭亡，而我觉得我能找出它的病根何在。我看到亚洲的领导人和群众多么渴望独立——不管他们是否已做好准备，也不管他们是否真正懂得独立的意义——因为对他们来说，独立代表着尊严和受人尊重。它还表明他们的意见将受到重视以及他们将受到公平待遇，这就是他们的要求。

我发现，这些国家的许多人只知道美国是个无比强大的国家，共产党的宣传和欧洲的妄自尊大的说法则把美国说成是愚不可及和贪得无厌。我向他们保证，我们不是个殖民主义大国，我们也不赞成我们的欧洲盟国至今保留着殖民主义的残余。帕特和我都利用各种机会让各国人民以及他们的领袖明白，美国是真正关心他们的，关心他们的意见、他们的问题以及他们的友谊。经受了多年的压迫和镇压之后，人民已经发展了有效的地下通讯网，因此我们借以略有所表示的这些话很快就在全市，甚至在整个国家引起反响。

这种新颖的个人外交在我们所到之处都成了头条新闻，并且我想这也是此行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例如，在新加坡，头版标题是：尼克松和普通人交谈。其中描写我到达的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先生，昨天竟有时间把他的手臂伸过一个五英尺高的篱笆，去同一个普通的马来亚市民握手。”

一个专栏作家在雅加达发行量很大的《永恒报》上写道：“也许诸位读者不会相信，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昨天曾在茂物和芝巴纳斯之间一个农民家里帮助炸白薯。但这确实是昨天发生的真事……尼克松甚至还跑进一家乡村的咖啡馆，和苏加诺一起坐在竹椅子上，和店主人闲聊。”

帕特和我每到一处都同人民进行大量的私人接触。有一天在菲律宾，我们在一个4h[2]展览会上和5000多名学生握过手。后来我在一家工厂从拥挤的人群走过时，陪同我的菲律宾人员碰碰我的手臂说：“副总统先生，站在后边的那个人说：‘我的衬衫这么脏，他也不怕和我握手!’”我永远不会忘却这位同行人员脸上流露出的那种静穆的自豪感。

《纽约时报》向我们所到之处的该报记者收集情况汇报，在我们回来的那一天，在头版的报道中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根据尼克松先生访问途中《纽约时报》的记者报道，在此行中他已表明在应付外国微妙的政治局势、随机应对方面具有非凡才能。总之，他们报道说‘亚洲的普通人都喜欢这个身材魁梧、友好、平易近人、民主、严肃的年轻美国人，同时在他们的印象中，他也喜欢他们’。”

今天，要是谁来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尊重亚洲人民，这大概算不得是什么新发现了；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那些年头，欧洲国家却没有充分了解或及时了解到这一教训。在香港，这个我所访问过的管理得最好和最繁荣的亚洲城市，我曾经问过当地的一位中国头面人物，如果提出让他们脱离英国人的统治，那人民投票的结果会怎样？他毫不迟疑地说：“人们会以十比一的多数投票拥护脱离。”我问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英国人待在香港在物质上显然是对人民有利的。他回答说：“有一种说法，英国人每建立一个殖民地，他们会按下面的顺序设立三样东西：教堂、赛马场和东方人不得参加的俱乐部。这说法虽有些夸大，但却是有其事实根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愿意选择脱离英国的原因。”

好也罢，坏也罢，殖民帝国反正已在瓦解中。20世纪50年代的最大问题是谁来填补真空。日本有此能力，但因受战后条约的约束，不准它这样做。这个地区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没有外援的条件下靠自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来保卫自己不受共产主义的渗透和颠覆。我认为，非常明显，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那中国人和苏联人就肯定会和每个国家国内的共产党集团一起，或通过他们，采取行动。因此，问题不在于我们应否采取行动，而是怎样采取行动。

我在这次访问中，对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情况有了颇多了解。在每一个国家，我都看到共产党人怎样谨慎地把他们的宣传和援助对准那些能够使他们获得最大好处的目标，怎样永远把自己说成是站在人民一边，反对统治阶级——不管这统治阶级是欧洲的还是本国的。苏联人的宣传很巧妙，并且不惜成本。但是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是从外面闯进东方世界去的。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一个新的、莫测高深的主要因素是共产党中国。它是赫然耸立在亚洲地平线上的一个巨人——被训练有素的一帮共产党人管理的4.75亿人民。有一段时期，华盛顿或其他西方国家首都的一些一厢情愿的思想家宣扬说共产党中国不会成为亚洲的威胁，因为它太落后、太不发达了，但我已能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报告，证明它的影响早已遍及整个那个地区了。

例如，中国共产党曾和一些国家订下了交换留学生的计划，大批学生被送到红色中国去免费接受大学教育。在印度尼西亚，这数目已达到每年1000名，而使我非常震惊的是，我们的某些使馆对这种情况将对下一代领导人可能产生的影响竟全然漠不关心。

我回国时已深信，既然亚洲的这场大战是在共产主义和自由国家之间进行的，我们便不能忽视强大的共产主义宣传。我认为彻底破除共产党的号召力的最好办法是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并让一些没有明确表态的观察家看到，民主国家的代表既不害怕共产党人，也决非没有能力在任何问题上与他们进行辩论。我的这种信念在勃固寺获得了最生动的证实。

此行中战后日本强烈的进取心和纪律性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似乎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人——从地里的农民到装配线上的工人——都在狂热地工作。1953年，这个国家还远没有完全站起来，但通过这次旅行，我思想上已毫无疑问地确信，日本的恢复要比大多数美国人所预料的快得多。回到华盛顿后，我成了一个美日密切联系的坚定拥护者。

1953年之行产生了两个具有长远意义的成果。在那69天中，我不仅能会见许多掌权的人，还见到了许多即将出头的比较年轻的一代人，他们在其后20年中事业上的发展应是同我一样的。每当我重新访问这些国家时——以副总统身份，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然后以总统的身份——我发现同我打交道的那些人往往就是我在第一次访问时见过的。在这即使为数不多的几次早期会面中建立起来的关系以及我从这些接触中学到的东西，对我的外交政策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由于此行的结果，我发现外交政策是我极感兴趣的一个领域，并且我在这方面至少有一定的能力。

此行还有一个意义不大，却同样有长远影响的成果是，帕特和我从此对香槟酒不再感兴趣了。我猜想，在这两个月中，我们至少喝了两箱香槟。沿途每到一处，不论午宴还是晚宴，主人总是自豪地拿出一瓶瓶上等法国香槟向我祝酒，我还不得不回敬。在过去有什么特殊喜庆事，帕特和我总喜欢用香槟来庆祝一番，但从此以后，我们两个都不曾自愿喝过一杯香槟酒。做总统时，如有必须，比如祝酒或回敬，我只得啜上一口，但我从不曾真正喝下过一大杯。

乔·麦卡锡

我们从杜鲁门政府继承下来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是乔·麦卡锡。一个民主党朋友曾对我这样说过：“乔对我们来说是潜伏在草里的一条蛇。你一不小心，他就会在你的胸膛上咬一口。”

麦卡锡和我都是在1946年来华盛顿的。他在威斯康星政界混了不多时间，便被看作“战斗的海军陆战队队员”选入了参议院。在开头那几年我很少看到他。他是参议员，我是众议员，我们活动的圈子各不相同。

1950年2月，对希斯的伪证罪定案后的下一个月，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共和党的一个妇女俱乐部发表了一篇纪念林肯的演说。他演讲的题目是共产党对政府的渗透。演说结束时他挥舞着一张纸，说这是一张受雇于国务院的某些人的名单，国务卿知道这些人都是共产党。等他第二天到盐湖城时，名单上的人数有了改动，但指控照旧。

同华盛顿的其他人一样，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着这些消息。我读着也感到很大的震动。乔·麦卡锡过去从未参加过对共产党的斗争，我禁不住十分怀疑，他是否懂得在追索共产党人时必须绝对准确和公正。他从盐湖城回到华盛顿后不久，前来看我并问我，由于我曾处理过希斯案件，对国务院里的共产党人我有没有什么档案材料。

我对他说，我欢迎他查阅我所有的任何档案。但是我提请他特别注意一定要弄清事实。我指出，在他的演说中他曾谈到“持有党证的共产党员”。我告诉他，在谈到有关安全威胁问题时，他应当有更可靠的根据。他对我的忠告热烈地表示感谢，并说我说的这一点很重要。但是，几个月过去了，他仍然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人胡乱攻击。

1950年12月，我同麦卡锡有一次不寻常的巧遇，那是在华盛顿不容外人参加的苏格雷夫俱乐部的一次小型午宴上。宾客中有德鲁·皮尔逊，他几乎每天都在他的《华盛顿逍遥谈》专栏中攻击麦卡锡。虽然这两人在餐桌上的座位离得较远，但显然麦卡锡很想大打出手，皮尔逊看起来也准备奉陪。

跳舞在上菜间歇期间进行。在一次间歇时，麦卡锡走到皮尔逊跟前说：“你知道，明天我准备在参议院发表一篇将使你失业破产的演说。等到我把你收拾了，你在职业方面和在个人方面也就彻底完蛋。”皮尔逊毫无表情地抬头看看他，低声说：“乔，你的所得税付了吗？”皮尔逊曾经写过关于麦卡锡个人经济状况的文章，因此这句话几乎把他给气疯了。他问皮尔逊敢不敢同他到外面去，但别的客人过来劝架，把麦卡锡拽回他的座位上去了。

宴会快要结束时，我到楼下衣帽间去。乔·麦卡锡在那里用他粗大的双手掐住了皮尔逊的脖子。皮尔逊拼命挣扎着想透口气。当麦卡锡发现我时，他松开了胳膊，猛地给皮尔逊一记耳光，打得他的头向后摇晃了一下。

“这一下是替你打的，迪克。”他说。

我插到这两个人中间，把他们拉开。“让我这个好教友会教徒来制止这场战斗吧。”我说。皮尔逊拿起他的大衣跑出房间。麦卡锡说：“你不应该拦阻我的，迪克。”随即他回到楼上去和女主人告别。

由于麦卡锡曾攻击过乔治·马歇尔，长期以来他和艾森豪威尔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大选以后，我想我应该设法调解他们长期的不和。因此，我开始充当麦卡锡和政府之间的调解人。不久，我发现我这个中间人两面都不讨好。

当时参众两院的大多数共和党人仍强烈支持麦卡锡，希望艾森豪威尔和他交好；而以开明派为主的白宫班子则反对麦卡锡，希望艾森豪威尔和他断绝关系。总统本人感到处于两难之间。他本人不喜欢麦卡锡，不仅由于麦卡锡对马歇尔进行了攻击，而且因为麦卡锡粗鲁的狎昵态度，使艾森豪威尔讨厌。但艾森豪威尔不愿卷入这种个人之间的和党派的激烈争论，他知道如果同麦卡锡断绝关系，或者试图惩戒他的话，共和党马上就会在国会和全国彻底分裂。这就会严重损害艾森豪威尔的那种奇特的纯个人的良好心愿，正是靠着这种心愿他才能尽管只代表少数派却领导着整个共和党。所以他始终犹豫着不愿意挑起对抗。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自己陷入了麦卡锡放的一把野火之中。

艾森豪威尔最早提名送到参议院去认可的两个人是，让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赖恩特·科南特出任美国驻德高级专员，让老资格的外交家查尔斯·e.波伦出任驻苏大使。几个月之前，科南特因坦率地宣称，无法想象哈佛大学的教职员中会有什么共产党人，从而激怒了许多反共人士。麦卡锡准备在参议院的大会上攻击科南特的任命。我听到关于这事的一点风声后，设法说服他不要这样做。他同意了，改为仅写一封信给艾森豪威尔，表示反对这一任命。不过，几个星期后在大家辩论波伦的任命时，我却并没有发挥那么大的作用。

1953年夏，麦卡锡发现了有关威廉·邦迪的一些令人可疑的情况。邦迪是中央情报局艾伦·杜勒斯手下最能干的年轻人之一，有人说他曾给阿尔杰·希斯的诉讼基金捐过款。麦卡锡决定不仅要调查邦迪，而且要调查整个中央情报局。艾伦·杜勒斯问我能否帮点忙避免这场对抗。他说他完全信任邦迪，而他主要关心的是不要让中央情报局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我对麦卡锡说，我在好几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看到过邦迪的表现，我认为他是一个忠诚的美国人，正为国家做着重要的工作。

“那么他捐款给希斯是怎么回事呢？”麦卡锡追问。

“乔，”我说，“你必须了解坎布里奇[3]的人的思想情况。邦迪是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而希斯是这个学院最有名的毕业生之一。我想他可能只是赶浪头，而根本没考虑这浪头要冲向何处去。”

第二天，我同麦卡锡以及他的小组委员会的其他共和党人共进午餐，其中有埃弗雷特·德克森、卡尔·蒙特和查尔斯·波特等人。我得到了他们的支持，麦卡锡以明显的勉强态度同意放弃对邦迪和中央情报局的调查。

我力图说服各方——艾森豪威尔、白宫工作班子、内阁，还有许多国会议员——在劝说麦卡锡有所节制的同时，我们也应该仔细考虑一下他提出的每件事的真实内容。我想，如果到了迫不得已必须破裂的时候，我们对麦卡锡的攻击也只能限于他所列举的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地方，而且我希望，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使反共事业由于他的过火行动而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例如，1953年8月，他就曾发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在政府印刷局工作。他在这个案件上夸大其词地大做文章，但我主张大家不要反击他，因为他的指控至少有一部分是有事实根据的。

为了搜寻可能受到共产党渗透的新的领域，麦卡锡开始对陆军进行调查。那个原子弹间谍朱利叶斯·罗森堡就是在一个陆军基地进行活动的，而麦卡锡感到，任何地方只要有一个共产党，那里就很可能有一窝。1953年12月底，我请他到比斯坎岛去，在那里比尔·罗杰斯（当时的司法部副部长）和我一再提醒他注意对陆军的调查操之过急的危险性。

我说他应该仍然在政府中追查共产党。“至于他们是在本届政府还是在上届政府开始任职的，那都没有关系。”我对他说，“只要有他们存在，就应该揪出来。但你得记住，这是你的政府，在其中工作的人都和你一样一心一意地要清除颠覆分子。”我建议他和陆军部部长罗伯特·史蒂文斯谈谈。罗杰斯和我还主张他考虑转移到另一些新的部门去活动，免得让人说他是个“只有一发炮弹”的参议员。

麦卡锡似乎很理解我们对他的忠告，在他离开佛罗里达之前，他对一些记者说，他计划把他的调查范围扩大，其中将包括在杜鲁门政府任内已作处理但仍大可怀疑的有关所得税问题的案件。可是他一回到华盛顿，又依然狂热地去追踪共产党和追求报纸上的大标题去了。

1954年1月，麦卡锡揭发了陆军牙医欧文·佩雷斯的问题，此事最后导致了麦卡锡的垮台。

佩雷斯尽管拒绝回答一次有关忠诚问题的质问，还是得到了按规定的晋级。陆军部所作的一次调查透露，佩雷斯医生——现已是少校——的任职不符合陆军条例，因此他们决定把他解职。

当麦卡锡风闻此事，并得知佩雷斯是极左的美国劳工党成员时，便认为这回大有可为了。他传讯佩雷斯出席他的小组委员会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这位牙医在那里援引了宪法第五条修正案。几天后，佩雷斯请求退役，陆军部竟体面地予以批准。麦卡锡因此勃然大怒。

他传讯司令官拉尔夫·兹维克将军以及其他三名官员。在一次秘密会议中，兹维克极力解释，佩雷斯不过是钻了陆军部的文牍主义的空子。司令官兹维克承认自己对这事应全部负责，但他拒绝说出经办佩雷斯案件的人的名字。麦卡锡指责兹维克包庇共产党，并说他不配穿陆军军官的制服。他威胁说，兹维克要是不改变主意，决定合作，他就要在下周召开的公开听证会上使兹维克难堪。

陆军部部长史蒂文斯知道这事后，命令兹维克不要去出席那公开的会议，并且宣布他将亲自去作证。

这一次我似乎又是唯一两方面都能信得过的一个和解人。艾森豪威尔度假打高尔夫球去了，我要尽量避免使这个局面发展成为一场公开的争吵。不管麦卡锡对待兹维克如何放肆，但就佩雷斯案件而言，事实上陆军的立场是非常虚弱的。错误的发生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总是一个错误。

我同白宫的国会联络官杰里·帕森斯密切合作，在国会大厦我的办公室里安排了一次会晤。史蒂文斯同陆军顾问约翰·亚当斯一起前来。参加会议的还有帕森斯、比尔·罗杰斯、比尔·诺兰、埃弗雷特·德克森，以及曾任参议员塔夫脱的行政助理、现在白宫工作的约克·马丁。

史蒂文斯和亚当斯似乎都非常天真，他们想他们可以一开始承认陆军的错误，然后便转到兹维克事件上去，尽力批评麦卡锡的恶劣行径，这样就能巧妙地回避佩雷斯案件的问题了。我说，如果可能，他们当然可以尽量设法做到这一点。但是我提醒他们，听证会的主持人是麦卡锡，而不是证人史蒂文斯。

我们同意，让德克森第二天安排史蒂文斯和麦卡锡在一次午餐上会面。

午餐安排在国会大厦德克森的办公室里，也就是我办公室的隔壁。吃的菜有炸鸡、豌豆、法国式炸马铃薯和莴苣芯。几个钟头以后，报上就把这顿午餐称为“鸡宴”，而这一顿便饭的菜单竟成为20世纪50年代一份议论得最多的食品单。

会谈一开始便来势凶猛。除麦卡锡和史蒂文斯外，只邀请了麦卡锡小组委员会中的三位共和党党员——德克森、波特和蒙特。午餐一结束，蒙特马上向我谈了午餐会的详细情况。一开头似乎就没有和解的基础，但末了蒙特终于通过协商搞出了一项书面协议，陆军的证人在被传讯时，将出席麦卡锡的小组委员会，回答问题。双方还有一项没有写进协议书的谅解，麦卡锡应当以尊重的态度对待证人。

史蒂文斯一回到五角大楼就打电话给我，他对事情办成这样似乎相当高兴。但是，不到一小时，麦卡锡轻率地对一个记者说，史蒂文斯已彻底投降，“那副狼狈相就只差跪下了”。

由于蒙特书面协议没有明确写明麦卡锡应该以尊重的态度对待证人，按麦卡锡的说法那协议就似乎是对他全面投降。晚上11时半左右，我接到史蒂文斯的电话。他情绪十分激动。他说他决定明天发表一项声明，然后辞职。我告诉他先别提辞职的事，建议明天上午我们可以一起商量商量发表一个什么样的声明。

正在此时，艾森豪威尔回到了华盛顿。他立即召集参加那次午餐的人，希望发表一项可以解决问题的声明。麦卡锡坚决不让步。总统于是要我同史蒂文斯、谢尔曼·亚当斯以及杰里·帕森斯一起，起草一份史蒂文斯可以从白宫发出的声明。我们在白宫东侧楼帕森斯的办公室工作了整整一个下午，而艾森豪威尔则在南草坪上练习高尔夫短距离高球，也许是为了压下自己的怒火。

我们把拟定的草稿送到总统住处去，他表示同意。在声明中，史蒂文斯说，他已得到小组委员会的保证，不能再无理欺压或羞辱他的官员，而且“他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不会同意对陆军人员横加凌辱，包括委员会的听证会在内”。

几天以后，艾森豪威尔决定对佩雷斯案件发表自己的声明。在3月1日召开的国会领袖会议上，他曾提到他的决定。关于这个我在日记中写道：

会议结束时，总统主动提出了关于史蒂文斯的事。他说他准备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一项有关此事的声明，他要说的一件事是，在同共产主义斗争时，我们不能破坏美国的传统。

索顿斯托尔〔马萨诸塞州参议员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说，他认为陆军不承认在佩雷斯事件上的过失是犯了一个错误。总统对此反应十分强烈，他说陆军在一封给麦卡锡的信中和一项公开声明中已经承认错误了。

索顿斯托尔反驳说，虽承认了，但不够明确。诺兰特别强调为参议员在同史蒂文斯共进午餐时所采取的行动辩解。他说，陆军在这个案件中所采取的行动是不可原谅的，而在电视上召开这样一个听证会其结果将会比我们现在实际面临的局面更为糟糕。说到这儿，他为了表示强调，还从笔记本上撕下几张纸来。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曾看见他像现在这样为这件事如此激动过。

会议结束时，总统说他准备和我谈谈这件事，设法弄出个头绪来。

到这时，艾森豪威尔对整个这件事的反应已变得很不冷静了。作为陆军的一员，他对陆军所犯错误感到不安，并且对报上披露这件事感到十分恼火。作为党的领袖，他担心在国会选举已经临近的时候，这问题会使共和党发生两极分化，而有利于民主党人，使他们感到高兴。作为总统，他对麦卡锡所采用的策略和手法以及他的人品都感到十分恼火。他要在他的声明中说，调查共产党的那些人也同共产党本身一样危险，他们所使用的调查手段也同共产党使用的一模一样。

我认为在那时候发表这样一个声明，将会使艾森豪威尔遇到极大的麻烦，其情况之严重可能远非他本人、他的白宫班子以及敦促他这样做的开明派朋友们所能想象。1954年1月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显示，50%的人赞成麦卡锡，而只有29%的人反对他。

我再次想出了一个折中办法。3月3日，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开始便宣读了一份采纳了我的大多数建议，甚至我的一些用语的极长的声明，声明说：“在反对共产主义时，不论我们是有意还是由于疏忽使用了一些不符合美国关于正义和公正的观念的方法，那我们就是全然违背了自己的目的。”

差不多有三年之久，民主党的领导人只是站在一旁冷眼旁观，看着共和党如何对付麦卡锡。如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就曾说过：“我可不会让我的党去参加这种中学生的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共产主义适合美国需要’，而还要我的党站在肯定的一边去进行辩论。”但是，当两党为1954年的选举加速行动时，情况很清楚，那个轰动一时的可悲的佩雷斯-兹维克-史蒂文斯事件便提供了一个极方便的靶子：民主党人对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现在可以毫无风险地大加利用了。

3月6日，民主党的挂名头头阿德莱·史蒂文森，开了中期竞选运动的第一炮。在一次电视演说中，他激烈攻击艾森豪威尔的领导，并嘲笑他所谓的拒绝面对和管住麦卡锡的软弱无能现象。

3月8日在白宫召开的一次共和党领导人会议上，我们充分讨论了由谁来反击史蒂文森这个紧迫的问题。最后，总统直对着我看。“现在尽管他本人在座，我还是想提一个建议，我认为我们也许应该比以前更多地让迪克去做些工作。”他说，“他有时候可以采取一种比我自己出面更带政治性的立场。关于这个麦卡锡问题的最大困难是，谁出来负责处理这事，谁就会冒被指为亲共的危险。迪克在共产党这个问题上有过一番经历，因此他不会受到这类批评。”

会后，艾森豪威尔把我带到椭圆形办公室旁边他的小办公室。他说，他建议对付麦卡锡和史蒂文森只捎带轻轻敲打几句，不必拿他们当作演说的主题。他不喜欢麦卡锡的原因之一是，他感到麦卡锡自己出尽风头，却分散了人们对政府的建设性计划的注意力。

这不是我一直盼望能写出或发表的一篇演说。不管这文章怎么写，它肯定会使党内和公众中很大一部分人极不高兴。它实际牵涉到的问题正是艾森豪威尔本人在过去两年中一直有意避免的一个问题：决定政府对麦卡锡的政策。但是，现在当选举即将来临，民主党蠢蠢欲动之际，我们显然再不能从容不迫地躲在幕后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去对付麦卡锡制造的每一个危机了。

广播安排在3月13日星期六晚举行，所以我只有五天时间准备。我写了十几个提纲和草稿，到了星期五上午，我感到我已经把它们提炼成在当时情况下所能作出的最好的一篇演说了。

我打算星期五独自一人躲在一个地方再去仔细润色一下我的发言稿。我在斯塔特勒饭店要了一个房间，并关照除非有什么紧急事，否则不要打扰我。

10点钟左右，有一个紧急电话找我。这是比尔·诺兰打来的，他很恼火，因为白宫有个什么人对一个报纸专栏作者透露了关于他的一件不光彩的事。他说，他再也不能忍受这种从内部来的阴谋活动了，他准备召开一次共和党参议员会议，提出辞去多数党领袖的职务。我尽量劝他冷静一些，并且说服他最好先等一等，不管怎样且等我演讲过后再说。

我刚刚坐下再去看我的发言稿，汤姆·斯蒂芬斯打来了一个电话，他是艾森豪威尔安排约会的秘书，他说，总统刚问我能否在他赴戴维营度周末之前到他那里去谈谈。我穿过拉斐特广场到白宫去，立即被引进了椭圆形办公室。几天之后，我在日记里记下了那次谈话的情况：

他说，首先，他不认为在写一篇政治演说时我还需要别人帮什么忙，他完全信任我的演说才能。

他说，但是他感到他知道如何去鼓舞人心。他深信现在很有必要告诉他们，我们有一个进步的、生气勃勃的对全体人民都有好处的计划。

他真的教我要在演说过程中笑上一两次。我对他说这对我是个难题，过去已有人曾对我提出这样的建议。他建议在我评论史蒂文森时应该插进一次笑声。我告诉他，我准备狠狠地刺他几下，于是他说我这样做他完全满意，但他认为，与其狠狠地攻击他，还不如嘲笑他几句更好。

关于史蒂文森对他的防务计划的攻击，他说：“他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他是什么人？”

他指出，林肯和华盛顿，我国两个最伟大的总统，都曾常常受人攻击而自己从不去纠缠有关人身攻击的一些话。他说：“现在当然一定不要拿我去和他们相比，但是在你回击史蒂文森的时候要能够较巧妙地提提这件事，可能会有好处的。”

他建议我谈谈希斯案件和我在这个案子中的作用。他说：“不管怎样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是麦卡锡把希斯揪出来的。”他说：“你得知道，我在芝加哥之所以把你列在我提出的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因为你抓出了希斯，而且干得还很漂亮。”他说，现在他之所以挑中我去作这次广播演说也是这个原因。

他说：“设法让人民知道，我们正在尽力实现一个为美国着想的计划，在脚后跟上咬两口是不能阻止我们前进的。”他建议，我可以指出他曾经在欧洲统率过500万大军。

史蒂文森的演说是在民主党筹款宴会上，在一群兴高采烈的党内听众面前发表的，这是他惯做的一种狡猾的表演。我决定设法留下一种完全相反的印象，所以我故意站在一面朴素的幕布前面，用一种平静低沉的调子讲话。我有目的地选择一些简单的字眼和形象生动的例子。在我准备演讲时，我总告诉自己不要忘掉，我的主要听众是站在舆论界大片中间地带的人。他们相信，不管麦卡锡采取什么战略，反正和共产党打交道讲客气是不行的。因此，我力图提出一些想法或使用某些独特的用语，使大家很难忘掉并不至于误解了我的立场。

现在，我想你们有些人会说：“既然你现在是在和一伙叛徒打交道，为什么还老吵着要讲什么公道不公道呢？”事实上，我就曾听到有人说：“总而言之，我们是在和一群耗子打交道。我们该做的就是出去开枪把他们打死。”

是的，我同意他们是一群耗子。但是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当你出去打耗子时，你要射得准，因为如果你乱开枪，那就不仅使耗子更容易溜掉——还会使耗子觉得好过一些。而且，你可能会打到另外一些也想打耗子的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公正——这里有两个非常充分的理由：第一，因为这样做是对的；第二，因为这样做是做好这一工作的最有效的方法。

艾森豪威尔从戴维营打电话来向我表示祝贺。“你知道，迪克，”他说，“我是从不喜欢恭维别人的，但是我要告诉你，我认为你干得非常出色，而且在当前情况下，已经好得不能再好了。”我说，演说不会满足两种极端意见的任何一方；他回答说，他认为它会使85%的人民感到满意，这是最重要的。“强烈亲麦卡锡或反麦卡锡的人，除了打一场全面战争之外，什么都满足不了他们。”他说。我在演说中笑了几次，他似乎很高兴，他还说，有一次他曾转身对屋里别的人说：“我就是教迪克这么笑的。”

在下一个星期一上午召开的一次国会领袖会议上，艾森豪威尔情绪极佳，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从未有过的。由于我的演说表达了他自己在麦卡锡问题上的烦恼，并且明确提出了政府工作今后努力的一个方面，因而他似乎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鼓舞。

3月13日的演说标志着麦卡锡事件新阶段的开始，也就是麦卡锡开始垮台的阶段。五个星期以后，陆军-麦卡锡听证会召开时，那些认识麦卡锡的人说他似乎彻底垮了。在3月22日的日记中，我补记下了和莱恩·霍尔的一段谈话：

莱恩似乎觉得，乔开始精神失常了，完全不宜于出席听证会并且参与此事。

当我和卡尔·蒙特在电话中交谈时，他也有同感。前一天晚上，他曾经和乔一直谈到深夜两点。他说，琼（乔的妻子）差不多要哭了，而他对麦卡锡又起不了多大作用，真使他难过极了。乔坚持说，他知道他的政治生涯正面临极大的风险，但他决不会对任何不利于他自卫的事表示同意。

莱恩·霍尔说，两三天前他曾去看过乔。当他走到乔的公寓门口，乔开门时手里拿着一把手枪。显然由于受到别人对他的恐吓，他一直都随身带着枪。

公众舆论的重大变化现在开始表现出来了。3月底进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坚决拥护麦卡锡的足有46%，反对的为36%。到了8月，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虽然有36%的人仍然坚决拥护他，但现在已有51%的人反对他了。当公众对他的支持出现裂缝时，惊人的崩溃随之就开始了。仅仅在几个月之前，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还把麦卡锡称作是党的财富，现在已经有人想尽快把他一脚踢出去了。

从4月22日到6月17日差不多有两个月之久，那可笑的陆军—麦卡锡听证会闹剧每天在参议院秘密会议室中演出。艾森豪威尔私下把这个听证会称为“一个该死的可耻场面”，因而他催促尽一切可能赶紧把它结束掉。但是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听证会已成为全国瞩目的一件事。人们不去工作而待在家里，从电视中观看主要的几场辩论。双方在摄像机前装腔作势的姿态令我作呕，自第一天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一次。正如我对一个记者所说的：“我只爱看专业演员，对业余演员不感兴趣。”

7月30日，共和党佛蒙特州参议员拉尔夫·弗兰德斯提出参议院第301号决议案：“兹决议，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先生的行为，越来越不符合美国参议院成员的身份，违背参议院传统，且有损于参议院之声誉，对此种行动特在此予以谴责。”8月2日，参议院以75票对12票通过了决议，指派一个小型特别委员会审议弗兰德斯议案。委员会的主席为犹他州苛刻的摩门教徒参议员阿瑟·v.沃特金斯。委员会中没有一个人，包括新当选的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萨姆·欧文，曾公开坚决支持过麦卡锡。

差不多开了一个月的听证会后，沃特金斯委员会一致通过，建议就下列两个问题对麦卡锡进行不信任投票：蔑视参议院，因为他1952年曾拒绝出席调查他的经济情况的小组委员会；无理凌辱兹维克。投票迟至11月大选以后才进行。

最后一次辩论在12月2日开始，这个气氛紧张的参议院会议由我主持。那天下午，进行投票时已经很晚了。这时会场突然沉寂下来，一个孤独的人影从会议室后面的转门中走出，缓慢地沿着过道走来。这是乔·麦卡锡来参加为他本人举行的不信任投票了。他的一只胳膊因得了滑囊炎用绷带吊着，为此，几天来他一直在医院里住着。

进行投票时，每个民主党人都对麦卡锡投了反对票；共和党正好一分为二，22票赞成，22票反对。在投票反对决议案的人中有少数派领袖比尔·诺兰。最后投票结果为67票对22票，这样在12月2日下午5时3分，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成了第三个被他的同事投不信任票的美国参议员。他一声不响地坐在他的位子上，呆呆地瞪着前面光秃秃的台面，周围是他的支持者。

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指出，既然决议正文中没有不信任投票字样，那在决议案的名称中也应取消这几个字。这话引起了一阵关于程序问题的争论。议会法专家向我提出，布里奇斯在技术上是对的，正式通过的那项决议应该是谴责案而不是不信任投票案。但是到了这时，如何修辞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麦卡锡已经离开了会议室。对他来说，事情已经了了。

约瑟夫·麦卡锡的阴影笼罩美国政界足足有四年之久，这是四个紧张的年头。从他1950年2月在惠林发表演说起直到1954年对他的谴责为止，围绕着他所说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曾展开激烈的争论。

我还记得在白宫的一顿午餐，那是在把史蒂文斯事件推向高潮的鸡宴之后不久，如我在那时的日记中所记下的，人人都非常紧张：

正进午餐时，总统故意谈起了他在西点军校时的一个教拳击的老教练，他说，这个教练常常一拳把他打到场子外面去。他说要是他有一次从地上爬起来时脸上不带笑容，那教练就会转身走出房间。

他说这个故事的目的显然是要教大家对整个麦卡锡事件及遭受到他的攻击不必过分在意。

总统似乎深深感到政府里的人实际上是害怕麦卡锡的。另一个目的，我想，是为了约莫在一两个星期前新发展出来的他的一个方针，他希望看见他周围老是一些笑脸。

我自己对乔·麦卡锡的感情是复杂的。我从来没有像华盛顿的上流社会一样，因为他态度粗暴便鄙弃他。说实在的，我发现他这个人还很可爱，虽然有些不负责任地过于任性了。归根到底，我对他那样如饥似渴地追求名声，最后竟导致他自己和别人的毁灭，未免感到惋惜。但是，布置了一个反共或其他什么名堂的骗局——借此把人们煽动起来，却又不能积极地对他们加以引导或指出方向，这实在可鄙。1954年春，j.埃德加·胡佛曾对艾森豪威尔说，麦卡锡实际上已发展到了妨碍对共产党进行调查的地步。正如艾森豪威尔所指出的：“麦卡锡可能是马林科夫在美国最好的一个助手。”

我和麦卡锡决裂是他开始公开抨击政府的时候。有时，他重复参议员詹尼弗的说法，把艾森豪威尔当政以前的时期称为“叛国的20年”。1954年，他开始谈论“叛国的21年”，这样就把艾森豪威尔当政的第一年也包括在内了。

麦卡锡是真诚的，根据我个人的调查，也知道他的某些指控是有实际根据的。但他总忍不住要夸大事实。共产党人和不得不反共的人，连同许多和麦卡锡本人一样的反共人士，最后看到麦卡锡代替共产主义变成了问题的中心，便对他说的任何话都不相信了。

1954年：印度支那危机

1954年3月，当第一批新闻报道共产党包围了一个遥远的名为奠边府的法国前哨基地时，越南和印度支那这些名字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但是，在几个星期之后，我们便感到自己和奠边府的保卫者每天所遭受的痛苦及他们的英勇斗争息息相关，我们看到共产党如接管越南便有把美国推向战争边缘的危险。在历时7年之久的战斗和5万人的伤亡之后，法国要不要同胡志明的共产党游击队继续战斗下去，已成了一个极其严肃的问题。

法国如从越南撤退会使我们处于一种非常困难的境地，因为从美国的政策来考虑，保持一个独立的越南是至关重要的。早在1952年，杜鲁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曾经草拟了一份有关东南亚的研究报告，其中提出了艾森豪威尔后来称为“倒下的多米诺骨牌”的理论：“丢失任何一个国家可能导致这一组国家中的其他国家相当迅速地向共产主义投降或与之结盟。”报告列举了这个地区的自然资源——橡胶和锡——和美国利益的重要关系，并断言，法国为打败胡志明的共产主义越盟所作的努力“对自由世界不仅在远东，而且在中东和欧洲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1954年2月，艾森豪威尔曾派了200名陆军机械师到法国和南越军队中去当顾问。国会对此没有严重反对，因为那些人只是作为技术顾问前往越南，而且艾森豪威尔已说明他们待在那里的时间不会超过当年6月。

由于法国和南越的军队进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围城战，报界便把奠边府称作自朝鲜战争以来，自由世界抗击共产党攻击能力的一次重要考验。在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其主席海军上将阿瑟·雷德福领导之下，制订了一项称为“山鹰行动”的计划，打算用三个小型战术原子弹摧毁越盟阵地，以便为守军解围。但是，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明目张胆的进攻，才使我们可以有足够的借口，采取这样一种直接的、单方面的行动进入越南。

共产党中国是北越的保护人和武器供应的主要来源。在3月底的一次国会领袖会议上，艾森豪威尔说，如果奠边府的军事形势十分危急，他将考虑采用牵制战术，很可能让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在海南岛登陆，或者对中国大陆进行海军封锁。他非常简单但非常戏剧性地说：“我现在提出这一点是因为在48小时之内的任何时候，也许就有必要对奠边府战斗采取行动，以挽回不利于我们的局面，在那种情况下，我便将把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领袖们全召集起来，向他们报告我们所要采取的行动。”

关于奠边府形势的报告经常变化不定，因而我们每天的态度也随战争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我在日记里记下了4月6日召开的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的情况：

总统在这次会上态度非常严肃。杜勒斯提出了一个试图让盟国采取联合行动的计划。我说，就计划本身而言是对的，但是，如果计划只是局限于抵抗明显的攻击，那它就不能应付亚洲未来的真正危险。我说，我们必须采取一种联合起来以对付印度支那的颠覆性进攻和中国式的内战的方针。我指出，我们还始终未找到一个如何在联合的基础上抗击这种进攻的方法。

总统说：“朝鲜也不能算吗？”我回答说，朝鲜的情况是，共产党越过了一条界线，虽然这条界线从技术上说是在同一个国家之内，同时也因为这里真正牵涉到公然侵略的问题，所以联合行动的原则是适用的。

我还说，我认为总统不应该低估他可以使国会和全国听从他的领导的能力。我提出，如果总统提出要求，完全可以派更多的技术人员到印度支那去。他叫威尔逊马上调查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但是，从那次谈话以后，很显然，总统的态度已经软下来，完全不像上星期的后半周对印度支那采取那么强硬的立场了。他似乎任何事都不想干了，干等着我们能够让盟国和全国都行动起来，支持我们所提出的一切，而且他也不想对他们施加很多压力好让他们行动。

1954年我们所面临的难题是让美国人民真正认识到奠边府的重要性——认识到同这件事密切相关的决不单单是少数被围困在一个殖民地前哨基地的一些法国军队。当时可能除了雷德福海军上将以外，没有一个人想要美国进行军事干预。但是，我们都完全相信，除非共产党知道，他们所谓的解放战争在必要时会遭到军事抵抗，他们在占领整个东南亚——正像他们占领东欧一样——之前是不会罢手的。

杜勒斯花了好几个星期想使英国和法国与我们联合起来一致对付共产党。但是法国政府心理上已严重处于防御状态，根本不可能发动或支持我们所要求的军事和外交上的攻势。

雷德福海军上将到伦敦去和丘吉尔商谈。丘吉尔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他的人民不愿为了他们自己去打一场拯救印度的战争，他不相信，他们会愿意为了法国去打一场拯救印度支那的战争。丘吉尔承认，如果丢掉越南，印度支那的其余部分可能会失陷。但是他看不出这对东南亚的其余部分、日本或澳大利亚有任何威胁。雷德福和我都很惊奇，早在1946年便对共产主义问题认识得很清楚的丘吉尔，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

很清楚，我们不能指望英国或法国支持我们来抗击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如果我们决定采取行动，就只能靠自己来干。

4月初，危机有所缓和。看来法国军队有可能守住奠边府。艾森豪威尔决定到佐治亚州奥古斯塔去待几天，杜勒斯由于促进盟国联合行动没有成功而感到筋疲力尽、心灰意懒，到加拿大去了。越南传来的消息仍然是使人觉得颇有希望，为了延长他在佐治亚州的逗留，艾森豪威尔要我代表他参加4月16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报纸主编协会的年会。

该年会是一个有名望的、负责任的讲坛，我要求对我所讲的话都不作记录，以便我们能够谈得坦率一些。在发表了一篇预先准备好的演说后，我同意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有人问我，我是否认为，如果法国决定撤退的话，我们应该派美国军队到印度支那去，并问我是否认为这是挽救印度支那免被共产党接管的唯一途径。我说我不相信“提问者所提出的推测或假定将会发生，我也看出他是将其作为一个纯属假设性的问题提出的”。不过，在作了这些重大的保留后，我说，如果派美国军队是唯一可以阻止共产党在亚洲，特别是在印度支那进一步扩张的办法，“我相信，政府的行政部门将不得不采取这种在政治上不得人心的立场，面对这个问题，并采取这一行动，而我个人也将会支持这个决定”。

两个当时并不在场的外国记者听到了我的这些回答，便在他们的报纸上登了出来。第二天，它就成了全美国的头条新闻。这些话被广泛地解释为企图改变政府政策的一个试探性气球，我们的政策到那时为止，是决不容许美国对越南进行直接的军事干预的。

我担心艾森豪威尔对这件事可能会生气，但他对我说，如果他在同样情况下，面临这样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他可能也会给以同样的回答。

一星期后，在共和党国会领导人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这件事时，艾森豪威尔支持了我。我当时记下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在讨论过程中，查利·哈勒克说，那种可能把美国青年派到印度支那去的说法“是真正有害的”，他希望以后再不要这样讲了。但是总统立即插进来说，他认为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我们不能有软弱的表现，不能让苏联人认为，即使共产党进一步加紧推行他们目前在印度支那和其他地区使用的战略，我们也可能不会予以抗击。他说，我们必须想一想，我们是趁现在还有能力时就采取强硬立场好，还是等以后我们不能那样做时再说。他还指出，把我们打算做些什么和不打算做些什么一股脑儿都告诉苏联人是没有好处的。

4月底，奠边府的形势又恶化了，看来法国军队似乎不能再长久支持下去了。我在4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在10时开始，直到下午1时才结束。最后1小时45分钟花在讨论印度支那问题上。

雷德福汇报了军事形势方面的情况以及他同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谈话经过。比德尔·史密斯读了一份杜勒斯的相当悲观的来电，但杜勒斯表示仍将坚持美国的立场。

总统神情极为严峻，似乎也很烦恼，不知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针才是正确的。

汇报完毕后，哈罗德·史塔生说，他认为如果拯救印度支那确属必要，那就应该派出地面部队去，同时如无其他途径可循，那也就只能决定单方面派兵。

总统本人说，他不能相信地面部队在印度支那采取行动将会得到美国人民的支持，而且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将会使我们的防务完全失去平衡。他还提出，我们根本就不能单方面采取行动，因为那是违反我们在世界各地共同防御共产主义的总原则的。

讨论了史塔生的建议之后，我说，据我看，打赢越南这一仗不一定非把许多地面部队投入战斗不可，派遣一个代表联盟的空军小分队去就会产生双重效果，既可以让共产党知道，我们将抗击他们在这个地区的进一步的扩张，同时又可鼓舞法国和南越军队的士气。我建议我们探索建立一个没有英国参加的太平洋联盟的可能性，一个与泰国、菲律宾、印度支那、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其他任何愿意参加的国家的联盟。

第二天上午，我同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罗伯特·卡特勒将军会面。卡特勒报告说，国家安全委员会计划委员会曾经讨论，我们是否可能通知我们的盟国说，如果我们到印度支那去，我们可能使用原子弹。艾森豪威尔问我对此有何看法。我说，不管对使用原子弹的问题如何决定，我不认为在我们能使盟国同意采取联合行动之前，有必要向他们提出来。如我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说过的一样，我强调说，也许仅仅由联合部队进行几次常规空袭就可以使共产党知道，我们是下定决心要抵抗的。艾森豪威尔转向卡特勒说：“第一，我完全不认为美国可以单方面使用原子弹；其次，我同意迪克说的，在我们达成某种联合行动协议之前，我们不必向任何人提到此事。”

5月7日，在一块逐渐缩小到只有一个棒球场那么大的领土上，经过一场英勇的但完全绝望的保卫战之后，奠边府的法国守军终于被越盟打垮了。差不多一致的反应是如释重负，危机总算结束了，并没有触发一场更大的战争。但是，尽管对外尽量把话说得非常好听，我们心里可明白，奠边府的失败很可能使法国人完全撤出越南，到那时美国便只能要么把制止共产党在印度支那进攻的担子完全接过来，要么放弃整个地区。

5月2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在6月以后让200名美国机械师仍然留在越南的可能性，但艾森豪威尔对此不予考虑。第一，他说，法国人已经违背了他们继续战斗的诺言；第二，他说延长期限将使我们以后同国会打交道发生困难，因为他已经作出严肃的保证，机械师要在6月15日撤回，他现在准备实现他的诺言。

奠边府陷落后，法国人争取胜利的意志已一蹶不振，以后几个星期的零星战斗不过是应付局面的行动而已，以待日内瓦会议谈判出一项解决的办法。日内瓦会议在奠边府沦陷前11天便已开始了。印度支那协定是在7月21日达成的，但是美国没有签字。我同意这个决定。实际上，一个月以前，我便告诉杜勒斯不要参与结果将是把印度支那的任何一部分拱手让给共产党的协定。

报界把杜勒斯、雷德福和我理解为印度支那危机中的鹰派。雷德福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认为，及早使用战术原子弹会使共产党相信我们说话是算数的。杜勒斯和我都认为，如果共产党欺人太甚，我们就不惜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来阻止他们。艾森豪威尔对这一点完全同意，虽然我认为，杜勒斯和我打算容忍的程度可能比他要小得多。我们全都希望，通过充分做好打仗的准备，我们将根本用不着真的去打仗。

几年后，杜勒斯已经去世，美国在另一位总统的领导下已深深卷入一场越南战争，这时有人私下问艾森豪威尔，他和杜勒斯是否曾一致同意准备往越南派兵。“完全同意的。”艾森豪威尔说。

会见丘吉尔

1954年6月，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和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来美访问，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进行会谈。我口述了一篇详尽的日记，记述了这次访问。日记从我与这位伟人初次会见开始：

今晨，在机场会见丘吉尔和艾登。他走下机旁舷梯时，不要别人搀扶一级一级地往下走，但到最后几级时，他的步子已十分不稳了。他握着我的手说，很高兴今天第一次见到我。他后来在车上跟我说，虽是头一次见到我，但他看过我的一些演讲，对我颇为赞赏。

按计划，我原应说几句欢迎词，昨晚我曾为这个准备了约一小时，其实讲的时间预备不超过一分半钟。但丘吉尔一见话筒，便立即走了过去，掏出稿子来，向聚集在机场的人群念他的讲话稿。

接着，我们登上敞篷车进城。丘吉尔对人们的提问和谈话，反应相当慢，但在谈话进行了一阵之后，他的反应就快一些了。

他说，在罗斯福逝世前后，差不多有四个月他和美国政府之间很少联系或互相了解。因为我说我刚读完他的回忆录的第四卷，他这句话是对我的话的回答。他说，那时罗斯福已不行了，而杜鲁门又不了解情况。事实上，他说，他肯定杜鲁门从未参与当时的重大决策。他认为，当罗斯福知道自己得了病，能活动的时间已经不多时，还不让第二号领导人多管些事，是犯了个极大的错误。我说，我常想，倘使盟国采纳了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战方案的意见，特别是关于他的不渡海峡只从南线进击的意见，结果不知会怎样。他唯一的答复是，嗯，那一定会“很快拿下维也纳”。

日记记载了那天晚上艾森豪威尔举行宴会的情况：

我想这也许是我们在白宫经历过的最愉快的一次聚会。参加的人不多——30人左右——总统、丘吉尔等人都态度随和，毫无拘束。

总统在向英女王祝酒、同丘吉尔一同干杯之后，便提议为马歇尔将军干杯。他说，战争期间，丘吉尔和马歇尔都是他的顶头上司，他希望大家原谅他违反礼节常规，提议为马歇尔干杯。在干杯时，我特意看看马歇尔，他显然为总统此举深受感动。

当所有不在白宫住宿的客人已到楼下接待厅之后，其他的人全都被邀上楼去。

艾登对我们访问马来亚的报道特别感兴趣，他说，我们走出去和军队见面的那场面，在英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宴会结束后，我们到抽烟室去抽雪茄。总统和丘吉尔坐了一会儿后，他叫我过去坐到他的旁边说：“这就是我刚和你谈起的几位年轻人之一，我希望你和他结识一下。”我问起丘吉尔写回忆录的事。他说他从1946年就开始写了，全部用口述。我问他是否使用机器，他说不用，美国人送给他一台最好的机器，但他宁愿对一位漂亮的姑娘讲，而不愿对着机器讲。

我们到楼下放映室去看《学生王子》。电影到夜里12时半才结束。看电影时，丘吉尔和总统彼此说笑打趣，我们都听得见，也听到他们对影片的评论。这部影片的结局跟爱德华八世与辛普森夫人的那桩公案[4]恰恰相反。

宴会时帕特坐在丘吉尔的右边，她说，无论从哪方面说，那都是个非常愉快的夜晚。侍者给丘吉尔上菜时，艾森豪威尔夫人总是很注意地照看着，看到他想把一块肉切成两半再往碟子里放时，她就告诉他，这些刀都太钝，并说是过去白宫餐具的一部分——这部分是从巴黎买来的整套金餐具。帕特说，玛米对他照应得极为周到，好像他是一个偶尔应邀来访的年轻人或老朋友。

福斯特·杜勒斯不喝席上的酒，仍喝他常喝的掺苏打水的威士忌。帕特问丘吉尔喜不喜欢那种酒，他说不，他一般在早上8点半喝第一杯威士忌，晚上却喜欢喝点香槟。我发现丘吉尔显得比上午敏锐得多，似乎因为他正在参加这些会谈，精神焕发起来了。事实上，在席间他已和其他人一样明快了。而且后来我才知道，他下午并没有午睡，在会谈结束后，还玩了一会儿牌。

丘吉尔来此访问的最后一个夜晚，英国大使馆举行了一次纯男客宴会。我作为艾森豪威尔的代表出席，所以坐在他的旁边：

我问他，这三天会谈下来，身体如何。他说，在这次会议期间，除了偶尔有点糊里糊涂——我想他指的是他打盹儿的时候——他感到比过去一段时候更好些。他说：“一接触到你们这个屹立在大西洋边、伟大新奇的国家，我总觉得受到鼓舞，重新焕发了青春。”

晚上谈话的话题转到了李将军，我问他对李的看法怎样。他说，他认为李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也是任何时代最伟大的将军之一。他说，应该有人“在挂毯上或画框里保存下李的那个富有纪念性的场面，那时他为了和南方站在一起，拒绝担任联邦军统帅的职务，单枪匹马渡过了波托马克河”。他又说，内战时期另一个重大事件是李在阿波马托克斯对格兰特说，军官的马匹是他们的私人财产，请准许他们保有那些马。据说格兰特最后让士兵和军官都把马匹牵走了。“他们将需要马匹去种地，”丘吉尔说，“在那悲惨的战争年代里，他这件事干得多漂亮！”

他复述了在新闻俱乐部的讲话，大意是我们必须采取忍耐而又警惕的政策。他说我们不能在软弱的基础上与共产党人打交道——我们必须采取实力政策。他说，他不喜欢把这称为慢慢来的政策，因为，这样来描述他所提倡的政策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他提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经历和他在密苏里的富尔顿的演说，他在那篇演说里正确地估计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并提出了对付的办法。他说：“我想在反共方面我做的工作已跟麦卡锡差不多。”然后他笑着说，“当然这是私下谈谈，我从不赞成干预别国内政”。他说，比方在英国对他和对英国人来说也是一个问题，正和麦卡锡对我们来说一样。我问他，英国人民为什么不喜欢麦卡锡。他说，有一件事英国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参议院不调查对麦卡锡经济问题的指控和他竞选时期以及他当参议员后的一些不轨行动。我说，很可能是参议员们不愿开这个对自己同事进行调查的先例，担心有朝一日会搞到自己头上。

我到机场去给他们送行。丘吉尔很注意要让我发表一篇欢送词。我可以肯定地说，由于健康日衰，他不久即将卸下他多年承担的领导重任。他虽很明显不及当年，但和许多年岁比他小一半的领导人相比，他仍要高明得多。他阅历无比丰富，聪明过人，对支配世界的各种力量具有极为透彻的理解。向他告别时，我真有点百感交集。我为遇见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位领导人而感到光荣，但想到他不久便将退出世界舞台，不免黯然神伤。

1954年的选举

艾森豪威尔政府似乎还没有完全安顿好就面临1954年中期选举的斗争了。共和党在参议院的极为微弱的一票之多的多数，是民主党最显然的进攻目标，但他们同时还想再度控制众议院。

很明显，艾森豪威尔打算置身于这场斗争之上。他说他不想去进行竞选活动，因为他感到一位总统到处去巡回演说是不明智的，况且他已63岁，需要更多的休息。

如果艾森豪威尔对这场竞选没有兴趣，我自己更是没兴趣。在他执政的一年半之中，艾森豪威尔一直保持住了他个人的声誉，而共和党却依然处于他上台前的分裂状态。鲍勃·塔夫脱的去世和乔·麦卡锡的得势，实际上更加深了共和党内部的分裂。民主党人抓住我们的问题，大做文章。阿德莱·史蒂文森带头攻击，对他的听众说共和党“派别多得像寄宿学校饭桌上的鸡一样”[5]，“他们被矛盾冲突、冷淡厌烦和麦卡锡事件闹的不可开交，乱哄哄的行动简直像窜进肉铺的瞎狗”。我领导反击，但我的心思却不在这场斗争上。我再一次想起，那次基金危机搞得我好苦，使我对竞选活动完全失去兴趣了。

要求在竞选中代表共和党众议员和参议员讲话的呼吁信像潮水般涌进了我的办公室。他们担心艾森豪威尔不愿介入竞选活动将会对我们产生不利影响。我明确感到，我实际上已别无选择，只能领导党进行竞选，因而，我足足有两个月全力投入了这场斗争。我作出这一决定很不容易，也毫无热情。

当我开始进行第一轮竞选旅行时，我发现共和党组织者的自满情绪真使我吃惊。9月19日，我安排了一次和布劳内尔、萨默菲尔德和杰里·帕森斯的会晤。我告诉他们：“不要让总统错误地以为一切都很好，实际上并非如此。如果我们不积极行动起来，使许多问题为我们所用，而不是为我们之害，那我们将丢掉50个席位。”

在各地进行了几个星期的竞选活动后，我感到我必须设法去掉某些简单化的想法，这种想法不仅政府中许多业余政治家有，甚至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里的某些职业政治家也有。

我写了一份备忘录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莱恩·霍尔，提出了我的某些想法。在对待已提出的问题方面，我认为，我们应把力量集中到我们占优势而民主党居于劣势的一些问题上。我写道：“这些问题就是和平、共产主义、贪污腐败和税收，而不是失业以及农产品价格。如果投票人在选举日那天首先想的是失业以及（或者）农产品价格，那我们在这场选举中便必输无疑。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是不对的，也不是因为即使我们有足够时间去和每一个人交谈，也没有人对我们的立场感兴趣，而是因为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居于守势，而在其他问题上，我们可以采取攻势，而他们却居于守势。”

同时，我谈了麦卡锡问题对共和党及对选举的影响：

1.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并没有使我们获得新的支持者。认为我们容忍麦卡锡而反对我们的人，现在仍然反对我们，并仍将投对方的票，因为他们觉得“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协会”的那一帮人要比我们更反麦卡锡。

2.我们在民主党人中间已失去数量相当可观的支持者，他们在1946年、1950年和1952年之所以投我们的票，是因为他们不信任杜鲁门政府在处理国内共产党问题上的做法。

3.最大的灾难是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在党的队伍中出现麻木不仁的现象。

对上述2、3两点所造成的局面，可以用下列办法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弥补：大张旗鼓地宣传本届政府的反共成就，攻击对方过去和现在在这个问题上的软弱无能。

在竞选活动中讨论到共产党问题时，我像1950年和1952年一样强调指出：从我们的对手来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忠诚问题，而是判断问题。我在很多场合非常明确地指出麦卡锡所谓民主党是叛国党的极为冒失的指控与政府全然无关。我说：“美国只有一个叛国党，那就是共产党。”

艾森豪威尔在丹佛的白宫度过了竞选的第一个月。在上午工作几小时后，下午他就去玩高尔夫球。他密切注视着我的竞选旅行和活动，9月底，他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由于你极度紧张——我敢说一定也极度令人疲劳——的巡回演说，我从全国各地得到了许多捷报……请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以为我没有帮忙减轻一些你的负担。相反，事实上我倒是经常在建议让你到别的地方再去访问访问。你得想一想，我之所以把这些担子压在你的肩上，主要怪你不该是那么出色的令人心服的一位演说家。由此而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你越来越受到美国公众的称道和喜爱了。这可是一件大好事。”

选举日即将来临，民意测验表明，民主党和共和党旗鼓相当。竞选运动益趋激烈。在我的活动似乎正显著发生作用时，史蒂文森和其他民主党人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切尔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对我发起了连珠炮似的进攻。史蒂文森以嘲弄的口吻提到我1953年成功的远东亲善旅行时，把我的竞选活动称为“恶意旅行”。比史蒂文森略为粗鲁一些的米切尔骂我是骗子。《华盛顿邮报》和半打左右的其他民主党报纸骂我接过了麦卡锡的衣钵——史蒂文森概括我竞选的特征为“穿上了白领子的麦卡锡主义”。我狠狠地予以回击，指责史蒂文森企图用插科打诨来冲淡严肃的谴责，并说他极可笑地“对千百万在商店和工厂工作的美国人”使用了“典型的卑鄙而欺诈的含沙射影的诽谤”。

我继续竞选直到最后一分钟。从9月15日到11月2日的七个星期内，我行程约2.6万英里，访问了30个州的95个城市，代表186名众议院、参议院和州长候选人进行竞选。在竞选活动的最后三个星期，我每晚睡眠不到五个小时。

选举前几天，艾森豪威尔作了一个能使人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他身边的典型的宽容大度的姿态。当我感到十分劳累，并因大多数共和党领导人并不像我一样卖力以赢得这场选举而大为沮丧时，从白宫来了一封信：

亲爱的迪克：

每当我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过重时，我越发推崇你在这次竞选开始以来所承担的无比繁重的工作。你亲自一天接一天，一州又一州，进行了这场任务艰巨、使人心力交瘁的竞选运动。你在这样做的时候从未因需要耗费漫长的时间和大量的精力以及旅途劳顿，而表现出丝毫畏缩。

我知道我们都热切盼望，共和党也许能再度在国会成为多数党，以使它能和行政部门通力合作，完成我们认为将最有利于全体美国人民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愿望，没有人能贡献出比你更大的力量。无论星期二结果如何，对你为达到这一目标所做的贡献，我不知用什么言语才能表达我的深切谢意。

还请转告帕特，作为一个能干的竞选活动家，她使我十分钦佩，她无疑是这一类人物中最可爱的。

顺致热烈的问候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1954年10月27日

11月2日选举日那天晚上，帕特和我待在家里。我们一起坐在壁炉前面，过了一会儿，每隔几分钟，我就得站起来去接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竞选总部打来的电话。消息有好有坏，这也是我意料到的。我们在众议院丢了16个席位，在参议院丢了两席。这个数字比执政党通常在中期选举中丢失的要少得多：在以往的50年中，平均丢失数是众议院40席，参议院4席。然而，历史的比较并不能令人感到有多少宽慰。民主党再度控制了参众两院，艾森豪威尔尽管本人享有极大声誉，却不得不在其任期的最后六年内与一个民主党国会打交道。

在选举后召开的第一次内阁会议上，绝大部分在政治上尚属新手的内阁成员都垂头丧气。我说，要紧的是吸取教训以免重犯错误。我指出，在我们提出一大批杰出的候选人名单时，也推出了几个显然很平凡的人物。我对内阁说：“在共和党的候选人名单上，这种人物的确太多了!”

接着，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上好发条的玩具小鼓手，拉开闩，摆在内阁会议桌上。当那个小家伙在光洁的桌面上歪歪斜斜地走着、室内响起清脆的鼓声时，大家都莫名其妙地瞧着它。“先生们，”我说，“我们应向这家伙学习：现在不是垂头丧气的时候，我们得为我们的成就击鼓称庆。”艾森豪威尔笑了。

1954年的选举向我提出了一些伤脑筋的问题。很明显，艾森豪威尔仍准备保持他那副全民总统的姿态，只要我们还是搭挡，党派竞选活动的艰巨任务肯定就得由我去承担。还得如此这般地再搞两年，想想这个前景就有点让人不寒而栗。同样很明显，我将继续成为民主党的第一号攻击对象。艾森豪威尔声誉太高，他的超脱战略又极为成功，攻击他显然是吃力不讨好。但我却站在第一线，是个最合适的靶子，而且我的竞选活动越有成效，许多民主党人及其在新闻界的支持者就会越下定决心非打垮我不可。

虽说基金危机事件已使我的脸皮练厚了，但对把我描绘成蛊惑家、骗子手或像《华盛顿邮报》赫布洛克漫画栏所画的栖息在阴沟里的动物，我仍感到愤愤不已。当这种漫画越来越成为人身攻击时，我有时简直不明白什么叫党派斗争，什么叫虐待狂了。我的几个女儿已快到懂事的年龄了，帕特和我都不希望她们的爸爸一年一度成为美国政界的坏蛋。

在1954年选举的最后一个星期，当时我已十分疲劳，几乎记不起休息是一种什么滋味的时候，我决定，这是我最后一次竞选活动了。我开始越来越想到约两年半前在共和党芝加哥代表大会期间默里·乔蒂纳说的话：我在44岁辞去副总统时完全可以写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了。当我在选举前夕作一次全国电视广播演说时，我便已决定不再在1956年参加竞选了，除非有特殊情况改变了我的主意。

选举日那天，在我们飞回华盛顿途中，我打开了公文包。最上面有一卷文件，里面有几页我手写的选举前夕的广播稿。乔蒂纳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我把稿子递给他。“默里，这是我最后的竞选演说稿。”我对他说，“你也许愿意把它当作纪念品保存起来，这是最后一份，因为从此以后我决不再搞这类活动了。”

心脏病发作

1955年9月24日，华盛顿热得像印度的夏天。五点半左右，我正坐着看《明星晚报》，看到头版上有一条丹佛通讯，说总统得了轻度消化不良症。这原是他常有的事，于是我不在意地翻到体育版去。我正看着棒球赛报道时，电话铃响了。

“迪克，我是吉姆·哈格蒂。”一个熟悉的声音说，“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总统得了冠心病。”

“已确定了吗？”我问道。

“我们已完全肯定。”哈格蒂回答说。他没有更多的情况可提供，我们约定，有新的情况立即通知我。通话快结束时，他说：“迪克，让我知道什么地方可以随时和你联系上。”

我一动不动地坐了好几分钟，仔细体会着这个消息的严重性。这不仅是因为我关心艾森豪威尔的健康情况；我不能不考虑在这空前未有的国家危机中我自己应如何行事。

我打电话给比尔·罗杰斯（他是代理司法部部长，因为赫布·布劳内尔当时在西班牙），问他能否到我这里来。罗杰斯恰好赶在大批记者和摄影记者之前到达我这里，那些人一听到丹佛发布艾森豪威尔得了心脏病的消息，全跑到我的住所来了。我和罗杰斯商定，不能让他们知道我在这儿。我想有一点很重要，在我从丹佛得到更多消息以前，不能让他们见到我或引用我的谈话。

罗杰斯建议我到他家过夜。他打电话给妻子，要她开车来接我们，还叫她把车停在我屋后的一条小街上。15分钟后，阿黛尔·罗杰斯驾着她那辆庞蒂亚克篷车来了，比尔和我从旁门溜了出去。我们快步穿过邻居后院，钻进汽车。

罗杰斯的住宅离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中心大街很远。一到那儿，我就向丹佛挂电话。

我第一次知道，这次发病被正式诊断为“轻度”冠状动脉血栓形成。痊愈的可能性很大，但目前还什么都不能肯定。经与罗杰斯和杰里·帕森斯作长时间讨论，又跟很多内阁阁员通了话，大家商定，我们应作为一个团结的班子继续管理国家事务，直到艾森豪威尔重返工作岗位。

那天晚上我没有入睡，盘算着今后应如何行动。从最好的方面想——艾森豪威尔几星期后就可重新工作，那我决不要愚蠢地去干任何可能被新闻界说成是为自己谋私利的事。从最坏方面想——艾森豪威尔病故或完全丧失工作能力，毫无疑问我将继任总统职位；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事先的行动不出任何问题这一点就更加重要。最有可能出现的局面——艾森豪威尔不能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恢复工作，那样就一定得作出决定，让我接任他负责的某些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决不能去干让别人认为是觊觎他权力的事，这一点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我知道很多人将企图离间我和谢尔曼·亚当斯的关系。亚当斯这位执掌大权的总统助理，是白宫的参谋长，谁都知道他是艾森豪威尔最忠实、最无私的助手。甚至在华盛顿就已谣传亚当斯赶回白宫说的头一句话是：“真想不到一回到这儿突然发觉你自己就是总统了。”

到了星期天上午，我知道再也不能一味回避新闻界人士了。但是，举行记者招待会又有自我宣扬之嫌，因此我决定让记者随同帕特和我去教堂，然后再邀请其中一部分人到我家来，非正式地随便谈谈。

我们在起居室坐下。我对他们谈了一下我所知道的极少一点关于艾森豪威尔健康的情况。我向他们详细介绍了艾森豪威尔建立的分工合作制度，并说，我相信在他重返岗位之前，这套制度会平稳地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记者当然不要听什么合作精神，他们感兴趣的是有内容的新闻。他们想听听艾森豪威尔的病对政治有什么影响的声明。关于艾森豪威尔1956年是否再度竞选一事，大众早有揣测。9月初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与史蒂文森相比，赞成艾森豪威尔的占61%。差不多在同时举行的另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则表明，如艾森豪威尔不参加竞选，我将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第一考虑对象。我婉转而坚定地拒绝回答有关艾森豪威尔的病情在政治上的影响的问题。

星期一晚上，谢尔曼·亚当斯、莱恩·霍尔、杰里·帕森斯、霍尔的新闻助理卢·盖莱、罗杰斯和我一起在罗杰斯住所讨论当时的政治形势。亚当斯坐得离我们稍远些。每当要他发表意见时，他总是大谈一通在苏格兰钓鱼的事。最后，显然他主意已定，在他亲自去丹佛了解一下艾森豪威尔病情之前，决不打算参加任何实质性的讨论，要不然，那他就是几乎完全吓呆了。

我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在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上发生争吵，至少要等艾森豪威尔病好，有机会表示他愿不愿意再次竞选时再说。莱恩·霍尔在记者的追问下，已坦白告诉他们，1956年共和党候选人名单跟1952年获胜名单一样：艾克和迪克。尽管有必要向公众表示乐观，但我认为我们这间屋子里就没有谁当真相信艾森豪威尔将再度竞选，即便他完全复原。

在此后的两个星期中，我在白宫主持了多种会议，包括例行的内阁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我坐在总统席对面的副总统座位上，非常谨慎地使自己扮演调解人而不是指挥者的角色。我“代表总统”签署了几份礼节性文件，但我继续在国会大厦我的办公室工作而不是去白宫办公。在那几周里，我决定，凡有事需和阁员会商，一定不要请他们到我办公室来，而由我去找他们。尽管我如此小心谨慎，尽管我决计尽可能少和报界打交道，但仍有一两位阁员似乎认为我是想为自己作宣传。

10月8日，艾森豪威尔得心脏病已整整两个星期，我乘飞机去丹佛探望他。我是第一个去看望他的官员，之后，各内阁成员按职位高低依次去看望他。看到他那样苍白虚弱，我不由得大吃一惊。但很快我就发现他的思想仍跟过去一样敏锐。他居然能无所谓地谈论他的心脏病，虽然他曾受过一番痛苦的折磨。“疼得我真够呛，迪克。”他对我说，“我从来没让玛米知道疼得多厉害。”

在心脏病发作48天之后，艾森豪威尔飞回华盛顿来。在秋天的阳光下，成千上万兴高采烈的人群站在闹市街头两旁，欢迎他返回白宫。全国人民都松了一口气。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艾克回来了。

1956年：再度竞选

1954年竞选运动以后，我曾考虑退出政界。我知道帕特想回加利福尼亚去。唯一使我犹豫的，是艾森豪威尔的心脏病所造成的意外局势。在此以前我原估计他将再次参加1956年竞选，现在我却没有把握了。如他不参加，我将是下届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对象。艾森豪威尔患心脏病后，在假定他不再作候选人的情况下所作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我被选作总统候选人的可能性超过了厄尔·沃伦，支持率是28%对24%，往下是杜威和史塔生，各得10%。

1955年12月26日，艾森豪威尔把我叫到椭圆形办公室去。他说，他对即将来临的选举曾想得很多，他想知道，我应该再次竞选副总统呢，还是接受一项内阁职位更好。他说，一个内阁位置，比如国防部部长，将使我获得一些对当总统来说极为重要的行政经验，而那是当副总统所无法获得的。他指出，赫伯特·胡佛曾利用他商务部部长的职位获得全国性的声誉，后来也就竞选成功了。

这建议使我大吃一惊，虽然他似乎是以极友好热情的态度提出的。他说，他很失望，在最近几年中，党内没有出现其他合适的总统候选人。他还提到盖洛普的某些试探性调查，在这些调查中，史蒂文森和我相比大大领先了。他说，真不幸，在最近三年中我的声望没有能更快地提高。

我这才恍然大悟谈话的背景何在。艾森豪威尔班子里的人或他的朋友们显然说了许多使他生疑心的话，告诉他不但在竞选中我自己会输掉，如果我仍是他的竞选伙伴，还会拖他的后腿。不难想到，许多人是有意跟我过不去，因为最近多次的民意调查，除他刚才提到的那次外，都表明我有相当进展。

几星期后，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内容相同的谈话。艾森豪威尔再次表达了他的意见，认为我出任一个内阁职位要比再度竞选副总统更有利于我的政治前途。他似乎在等待我的答复。在这一刹那间，我感到时光好像又倒转到基金危机年代，他正站在电话旁一声不响地等待我向他提出退出竞选的要求。我这时的反应也和那时相同：作为副总统，我参加不参加竞选，完全由他决定。但我不相信我退出竞选对他或对党会有很大的好处，因此我不打算主动提出我不参加了。

像1952年一样，我的沉默又把球踢到艾森豪威尔那边去。最后我说：“如果你认为我退出竞选对你自己竞选和你的政府都更为有利，请告诉我你想让我怎么办，我一定照办。我愿意做最有利于你的事。”

“不，我想我们一定要做于你最有利的事。”他回答说。

当福斯特·杜勒斯也跟我谈这个问题时，我对艾森豪威尔谈话动机的怀疑完全消除了。杜勒斯提出我可能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或在他辞职后继任国务卿。我确信杜勒斯是真正关心我的。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这一建议都有很多优点。但他们两人都没有考虑新闻界对此将作何解读，也没有考虑这样做会不会使很多共和党人感到不安，因为他们仍然认为我是联结艾森豪威尔与党的正统派的主要纽带。

艾森豪威尔身体复原极快，在他返回华盛顿后过了很短一段时间，他便恢复了日常工作。但和许多心脏病发作过的人一样，险些死去的那段经历常使他会一阵阵心情忧郁得无法工作。他会一动不动坐很长时间，一声不响地沉思着未来。特别是玛米·艾森豪威尔坚持要她丈夫不再竞选。她有时以炽烈的感情，有时用冷静的分析，试图说服艾森豪威尔。

但到了1月底，艾森豪威尔实际上差不多已作出参加竞选的决定了，2月14日的一份“情况极好的医疗报告”更加强了他的这一决定。我想他决定再度竞选是有好几个原因的。和在1952年一样，他认为这是他对国家应尽的责任。此外，他不能容忍让阿德莱·史蒂文森当他的后任，而他对别的共和党人参加竞选又没有信心。我还相信艾森豪威尔还极希望能完成他已开始的工作。他对共和党应成为怎样的组织怀有强烈的感情，他知道在第一届总统任期间，在这方面他完成的工作不多。他需要再有四年时间，以便在党和国家的事业上留下永久的印记。

艾森豪威尔在2月2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将参加竞选。那天晚上他邀请了少数几个人到他的椭圆形办公室去，他将在那里发表电视广播演说宣布他的决定。吉姆·哈格蒂、莱恩·霍尔、杰里·帕森斯、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和我坐在壁炉前面的沙发上，艾森豪威尔坐在桌边面对摄像机。演说完毕后，我们彼此握手庆贺，然后他请我们上总统住处去喝一杯。“我需要得到艾克夫人一些精神上的支持。”他有点忸怩地笑着说。

我们在白宫西厅末端的起居室坐下后，艾森豪威尔的情绪出奇的低沉。他很高兴他终于作出并宣布了这一决定，但想一想即将开始的竞选活动，甚至想想身负重任再当四年总统的前景，他不免有些畏缩了。“至少，”他说，“我可以说我已尽到我的责任了。”

艾森豪威尔经历重重困难才作出这一决定，因而在宣布这项决定时所产生的戏剧性效果，使他颇为得意。但我认为记者们的反应是使他颇为吃惊的。他得立即答复一连串竞选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便涉及我。

问：总统先生，既然你作了肯定的答复，你是否再要副总统尼克松先生当你的竞选伙伴？

答：事实上，尽管我对尼克松先生极为钦佩，我也不会提出副总统职位问题，理由是：我相信，根据传统，在总统候选人被提名以前是不会提名副总统的，所以我们还是等着瞧共和党代表大会提名谁，到那时再谈这个问题更合适一些。

还有人接着追问，他只是回答说：“对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可谈了。我已经说过，我无限推崇和钦佩副总统尼克松先生。他一直是我的一个忠诚的、得力的、干得很出色的助手，我非常喜欢他，但我不想再多谈了。”

我想，这个问题既已提出，艾森豪威尔对于让我作为他1956年的竞选伙伴，有三种基本的反应。

第一，可以理解他根据过去的实际经验所作的一切政治性判断，使他决不会作出对他自己的获胜可能不利的任何事情。

第二，虽说艾森豪威尔觉得他应该感激我这个忠心耿耿、埋头苦干的部下，也知道我在显然违背自己的政治利益的情况下也会对他给予支持，但他并不觉得他因此就非得在副总统职位问题上预先作出特殊承诺不可。

第三，艾森豪威尔习惯于军事制度，晋升的条件是不怕继续担当最艰巨的任务并且还要干得出色。他没有培植一个继承人或收一个门徒的想法——这同人人都应同样以无私的热情为指挥官服务的总参谋部的概念是不相容的。当艾森豪威尔说到别的候选人也将同样为他所接受时，他指的正是这个。

《新闻周刊》报道了艾森豪威尔要我担任一项内阁职位的建议，这就进一步证明了白宫班子有人在搞阴谋诡计。我怎么也没有确切查出这篇报道的来源，但肯定是白宫内部的人提供的。很难想象这么敏感的问题会不经艾森豪威尔的同意而泄漏出去。倘使艾森豪威尔曾同意这样做——或许我一直完全误解了他——那他很可能已决心要我退出竞选，并且不明白我为什么不理解他的暗示。

3月7日艾森豪威尔举行第二次记者招待会，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涉及《新闻周刊》的报道。

问：总统先生，一些公开发表的消息说，你的某些顾问劝你把副总统尼克松先生从今年共和党候选人名单上去掉；第二，还说你本人已建议尼克松先生要他考虑这次靠边站，或者接受一个内阁职位。你能否告诉我们这些消息究竟有没有什么根据？

答：啊，现在，关于第一个问题，有一点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如果有人居然敢前来劝我把一个像副总统尼克松一样非常尊敬的人抛弃掉，那我们的办公室骚动的情况决不会仅像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

第二，我没有那样无礼地去对副总统说，为了他的前途，他今后应该怎么做……

我唯一请他做的是要他订出自己的行动计划，并要他告诉我，他愿意做些什么。我决没有超出这个界限。

“订出自己的行动计划”在接下去的几个星期中立即成了专栏作家们的必用语。艾森豪威尔这句话究竟指什么，各有各的理解，但一般认为这是对我表示一定程度的冷淡，甚至是企图在我们之间保持一定距离。

到那时，我对艾森豪威尔处理此事的方式已有所醒悟，而且我对当副总统一事也缺乏热情，这情况已开始对我自己的态度有所影响。在艾森豪威尔记者招待会后，我拿过一张便条纸，起草了一项宣布我不再做1956年候选人的声明。我向维克·约翰斯顿说了这件事，他是参议院竞选运动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那天下午晚些时候他正好在我办公室。几小时后，他便和莱恩·霍尔以及杰里·帕森斯一起跑来找我。他们说，如果我宣布退出，共和党将马上分裂成两派。

我说，在政治上副总统根本不可能“订出自己的行动计划”，如果艾森豪威尔不要我和他一同竞选而我又不肯放弃，那我他妈的多不识相呀。“要不要我，全在他决定。”我说，“我现在只能假定，如果他那样说，那就是他要用那么一种方式表明，他要另找别人。”

莱恩·霍尔极力要让我平静下来。“这决不是他的意思。”他说，“他妈的，迪克，对这事，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只谈过一次，我和你可谈过几百次了。我们谁都知道，换任何一个人，情况就会两样。但现在是艾克，对他你可不能用对谁都能适用的那种高度复杂的政治标准。”

我同意至少在几星期内不发布任何声明。后来我知道，差不多在同时，艾森豪威尔本人对这事态的发展也不太满意，并且开了好几次会，想决定到底该怎么办才好。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总经理查理·琼斯告诉我，白宫在此期间曾举行过一次全是男人参加的小型宴会，在宴会上，艾森豪威尔曾提出副总统问题。一部分客人认为，他应该换一个伙伴。他们争论说，如果我可能使艾森豪威尔得票的数目有任何减少，那他就应该像扔掉一个烫手的土豆似的尽快把我扔掉。琼斯与艾森豪威尔年岁差不多，是他多年的好友；他是仍然叫他艾克的少数人之一。在反对我的人对我评论了一番之后，琼斯隔着桌子说：“艾克，你到底要一个人干些什么，才能得到你的支持？你要迪克·尼克松干的任何事，他都给你干了。许多艰巨的工作，你的别的一些同事连躲都躲不及，他却心甘情愿都替你干了。你现在要是不支持他的话，那我看真是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忘恩负义行为。”

3月13日，1956年选举的第一个初选会在新罕布什尔举行。

那天晚上，帕特和我到艾丽斯·朗沃思家去用晚餐。我们到达马萨诸塞大街她那豪华的维多利亚式住宅时，她在楼梯口迎着我们说：“听了广播没有？新罕布什尔把你的名字写上了选票。”

朗沃思夫人对竞选兴趣极大，我们赶快结束了晚餐。当我们在挂满兽皮、照片和她父亲的其他纪念品的会客室喝着咖啡听广播时，我了解到我的名字被写在选票上，乃是新罕布什尔初选中的一件大事。

艾森豪威尔一定很满意有56464位选民在选票上圈了他的名字。但更令人吃惊的是，大约有2.3万个投票人在选票上写上了我的名字。我感到十分兴奋，但不知总统听了这个消息作何感想。

在后来的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艾森豪威尔对新罕布什尔初选结果如何看，他尽可能朝着对我予以支持的方向靠拢了一点。

嗯，我愿意这样说：新罕布什尔有很多人显然同意我对你们讲的关于迪克·尼克松的一些意见……

任何人想在我和迪克·尼克松之间制造隔阂，那等于想在我和我兄弟之间制造隔阂一样决无希望……

我要再重复一下我上星期或上上星期说过的话；我要说的完全是我的心里话：我很高兴迪克·尼克松是我的朋友。我很高兴在政府工作中有他这么一位副手。我将很高兴我俩一起列入一个候选人名单。

如果这些话还有人认为不明确，那只能说有些人不能理解简单明了的直率的话。

我再没有什么可说了。

随后，在4月25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进行中间，有人问艾森豪威尔：“总统先生，前些日子你对我们说，你曾要副总统尼克松先生订出他自己的行动计划，然后向你报告。他报告了没有？”艾森豪威尔回答说：“啊，他没有按照我那天上午说的向我报告。没有。”

我得知这段对话后，知道行动的时刻来到了。我对这问题想得越多，便越觉得我现在退出竞选，那对艾森豪威尔的损害显然要比帮他一把大得多。我知道，现在没有办法使大部分共和党的工作人员相信我退出竞选并不是被艾森豪威尔抛弃掉的。这些人如果说是艾森豪威尔的选民，更应该说是我的选民。如果他们感到我受到了不应有的待遇，他们定会在此次选举中袖手旁观。

自1952年以来，艾森豪威尔在选举问题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但对于国会和遍及全国各地共和党地方组织中被他称为“保守的党棍”的那些人，他仍然不喜欢或不了解，他认为这些人成不了大事。但艾森豪威尔对他们的需要不仅在他们的几张选票，他需要他们全心全意的在组织上的支持。

我不同意艾森豪威尔抛掉我便能从民主党人和独立人士中间获得大量选票的假想。艾森豪威尔现在已有四年执政记录作为竞选的资本，特别在经济、外交政策和国内安全问题上，这记录基本上是保守的。主张采取较温和路线的开明派，他们将会挑选史蒂文森。

第二天，4月26日一早，我去白宫说我希望见见总统。那天下午，我在椭圆形办公室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对面坐下来了。“总统先生，”我说，“在你的领导下继续当副总统，对我将是莫大的光荣。但我之所以迟迟没有说明，唯一的理由是，我不愿让你感到在你不愿我参加的情况下，我硬要在选票上挤上我的名字。”

艾森豪威尔说，听到我这样说他很高兴，他本来一直就奇怪我为什么这么久还不提出这个问题。他拿起话筒找吉姆·哈格蒂说话。

“迪克刚才对我说他愿意继续参加竞选，”他对哈格蒂说，“你为什么不马上请他出去让他本人当面跟记者谈谈？”还有，他加上了一句，“你可以告诉他们，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

艾森豪威尔的认可，足以使我的潜在对手住嘴，也可使他的白宫班子至少暂时守点本分。三星期之后，我又得到一种意想不到的鼓舞——在俄勒冈的初选中，有32878人在选票上写上了我的名字。

候选名单问题看来已解决以后，我认为可以平安无事静等代表大会开幕了。然而在几星期后，艾森豪威尔因回肠炎进医院手术，于是他做总统候选人的问题整个搁置起来，现在大家只关心他是否能当满他的第一届任期了。

6月8日凌晨2时30分，在艾森豪威尔动手术之前，吉姆·哈格蒂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总统刚进行全身麻醉。“我知道我这其实是过分小心，”他说，“但我知道你一定愿意做好一切准备以防万一在几小时后发生什么危机，或者，愿上帝保佑手术别出什么差错。”

艾森豪威尔动手术后复原极快，因而根本不必怀疑他能否干完这一任期了。但他心脏病发作得到恢复后，大家具有的信心现在却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于是再度出现了他是否参加11月大选的揣测。这种怀疑重新在某些共和党人的心中激起了争夺总统宝座的雄心，而如果艾森豪威尔在最后时刻决定不参加竞选我便将成为首先被提名的候选人的事实，使“把尼克松抛弃掉”的愿望又死灰复燃了。

1956年夏，哈罗德·史塔生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和平部长”，其声望正处于顶峰。作为总统内阁一级的裁军问题顾问，史塔生因很好地指挥了在日内瓦与苏联人举行的微妙的裁军谈判而声誉日高。

去年9月艾森豪威尔心脏病后不久，史塔生曾是第一批来看我的人，他向我保证支持提名我当总统候选人。但在1956年7月20日，他却对艾森豪威尔说，根据他委托私下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来看，与许多其他可能作为艾森豪威尔竞选伙伴的人，尤其是马萨诸塞州州长克里斯蒂安·赫脱相比，我会使艾森豪威尔丢失更多的选票。史塔生觉得赫脱应该当艾森豪威尔的竞选伙伴。艾森豪威尔后来说，他听到这个提议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知道就在一周前，莱恩·霍尔和吉姆·哈格蒂与赫脱达成初步协议，同意把我的名字列入代表大会的候选人提名名单。

艾森豪威尔告诉史塔生，他不打算去指挥代表大会。史塔生问，倘使他设法劝我退出，艾森豪威尔会有什么意见。“你是个美国公民，哈罗德，”艾森豪威尔说，“对这类事你有自由按自己的判断去办。”

史塔生向艾森豪威尔道谢后，离开了白宫。他找了一些他的支持者，对他们说，艾森豪威尔表示支持代表大会公开提名。他接着找了赫脱，说总统对他讲的话很感兴趣并授权他找莱恩·霍尔与我谈话，让我们事先了解一下他对副总统问题的看法。史塔生显然竭力要使我们这些人——艾森豪威尔、赫脱和我——逐渐发生对抗。三天之后，7月23日星期一，我收到史塔生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已决定，我将尽可能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提名克里斯·赫脱州长为副总统候选人。我真诚地希望，在今后数周经过慎重思考后，你也会得出结论和我一起支持克里斯·赫脱。”

那天下午，史塔生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他支持赫脱为候选人。很多我的支持者劝我不要理睬史塔生的这种小丑式的公开玩弄权术的手法。但我知道史塔生是个聪明人，除非他由于某种野心鬼迷心窍，他还是颇有点能耐的。我担心，史塔生如果真能使旧金山代表大会的代表对艾森豪威尔的真正意图产生怀疑，那他很可能造成大会的某种危险的不稳定局面，最后在代表们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之前，代表大会就给弄得四分五裂一片混乱了。好几个有可能获得副总统提名的人，正等在舞台两侧热切地盼望出现这种局面哩!

艾森豪威尔会见史塔生后不久，便去巴拿马正式访问。史塔生的记者招待会成为头条新闻，把总统访问的消息都挤掉了。艾森豪威尔愤怒至极，他下令发布了一项简短声明：“总统向史塔生先生指出，作为个人他完全有权发表他想发表的任何声明，但同样明显的是，他作为总统手下的阁员，无权发表这类声明。”几天后，谢尔曼·亚当斯通知史塔生，如果他坚持要照目前这样子干下去，他恐怕还是请假离开白宫工作班子为好。

艾森豪威尔返回华盛顿时，事情发展得非常迅速。赫脱打电话给谢尔曼·亚当斯，问他艾森豪威尔对眼下发生的这些事到底怎么看。亚当斯告诉他，艾森豪威尔十分尊敬他。如果他希望当副总统候选人，那是应由他自己去选择的事，虽然艾森豪威尔曾希望在第二届总统任内，他能在国际领域方面帮帮忙，而且已和杜勒斯谈过此种可能性。如果赫脱现在决定竞选副总统，那这事就不必再谈了。赫脱说，他想他应该继续执行史塔生记者招待会以前订下的计划，设法把我的名字列入提名名单。他想这样就可以打消今后一切要他当副总统的人的意图了。

亚当斯回答说：“很好，这事咱们就算这么决定了吧。”史塔生泛起的泡沫浮到水面上不到24小时，便破碎了。

赫脱打电话给霍尔说，他将提我的名。霍尔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但史塔生并没有退让。他毫不在意地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现在要赫脱出面来提名选我，本身便说明赫脱在党内实力雄厚。第二天上午，赫脱在波士顿举行记者招待会，正式支持提名我为副总统候选人。

8月22日那天，代表大会预定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史塔生赶到圣·弗朗西斯饭店艾森豪威尔的寓所，要求会见，结果只是和莱恩·霍尔、谢尔曼·亚当斯碰面了。史塔生出示他打算和艾森豪威尔讨论的一封信。这是写给共和党全国主席霍尔的一封最后通牒，要求将提名副总统的会推迟到第二天。

亚当斯告诉史塔生，他要见艾森豪威尔必须事先同意附议对我的提名，谈话内容也只限于向总统说明这件事。史塔生最后似乎明白了总统的意思，接受了这些条件。他们会谈后不久，艾森豪威尔在电视上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宣布：“几分钟前，史塔生先生曾来见我……他说，在这里经过几天之后，今天上午他已绝对相信大多数代表需要尼克松先生……为了向代表大会和美国公众澄清他的立场，他准备请求大会主席同意他在今天下午附议……再次提名尼克松先生为副总统候选人。”

艾森豪威尔在旧金山发表声明时，我正在四百英里外的惠蒂尔。那天一早，我得知父亲患了腹腔动脉破裂症，恐怕不行了。当我们到达惠蒂尔时，他稍好了一点，所以他虽非常痛苦地睡在氧气帐内，我还可以和他谈谈话。他说，他感觉好多了，坚持一定要我回旧金山去。在疼痛和止痛药物的暂时安抚下，他的老脾气又发作起来，他说：“迪克，你一定得回去，不能让那个史塔生在最后一分钟再跟你捣鬼。”

那天下午我在父母的起居室里看电视转播代表大会实况，看到赫脱提名我为候选人。半小时后，“把尼克松抛弃掉”的运动终于收场了，我以1323票对1票获得再度提名。

第二天早上医生说我父亲情况好多了，他相信好转的主要原因是我赢得再次提名引起了他的兴奋情绪。我说，我打算取消接受提名演说，留在家陪伴他，他一听大发雷霆。帕特和我只得返回旧金山，那天下午经老友约翰·克罗宁神父大力协助，我在必须前往代表大会会场前几分钟，完成了接受提名演说的讲稿。

代表大会闭幕后，我们回到华盛顿，但几天后，因父亲病危，我又被叫回加利福尼亚去。医生告诉我，完全是因为他决心要看到我打败史塔生和争得再次提名，才使他活到这么久。现在他的情况急剧恶化。他知道已到了人生尽头，所以已向我母亲谈到关于葬礼问题，他要求不要让他死在医院而要死在家里。他于1956年9月4日晚上8时25分去世。

除开头着实热闹了一阵外，1956年的竞选活动大部分时间都比较平静。艾森豪威尔请了数百名共和党领导人到他的葛底斯堡农场举行野餐会，正式揭开竞选运动的序幕。史蒂文森早已开始行动，他尖刻地攻击艾森豪威尔政府是“伪装得很巧妙的”“残酷的”政府。一向受不了批评的艾森豪威尔，对史蒂文森尤为痛恨，现在不免火冒三丈，立即要进行回击。就在举行野餐会的那天早晨，他打电话给我。从我当时写下的这段谈话记录可以看出，在他想采取某些政治性行动时所用的是一种什么方式：

今晨总统来电话说：“听我说，你今天得去葛底斯堡讲几句话。”他说：“当然喽，现在大家都注意到你的讲话姿态已提高。但我想，你今天必须记住他们对政府以及对我个人所作的攻击。”他说，“我想史蒂文森现在既然骂这个政府是骗子、流氓政府，说我们在处理人民和农场主问题上冷酷无情，说我们既没有带来和平也没有实现繁荣，我得要他们拿出证据来。我希望你来干这件事，如果你必须恭维我一番，那也可以。这当然会使我有些别扭。我建议可以讲这么几点：你们愿意再去打仗，以便在民主党领导下取得繁荣吗？不管怎么说，在第二次大战前的1939年有900万人失业，朝鲜战争前失业人数也非常大。

我说，我也认为史蒂文森实在太放肆，完全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他说：“当然不需要对他进行人身攻击，但应指出他错了。”

接着我和布劳内尔谈了谈，他说：“我认为我们不能靠这所谓的高姿态竞选来获得胜利。当然要公正，但你得和对方交上手，并且要毫不留情。”

那天下午阳光和煦，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农场做东招待大家。人们聚在为演讲而搭在草坪上的大帐篷里。我根据艾森豪威尔的指示，狠狠地对史蒂文森和民主党人刺了一下。接着他站起来讲话，一开头便赞扬我。他说：“在美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人像尼克松副总统这样已有极充分的准备可以挑起总统的重担，如果有一天这个重担将落在他肩上的话。”

9月18日早上，我们将开始我们的首轮竞选活动。艾森豪威尔来到国家机场为帕特和我送行。他说这次竞选应以政府的政绩为基础，不要多谈“夸大其词的党派斗争问题”。哈里·杜鲁门在1948年竞选活动中叫着“对他们决不留情”。艾森豪威尔1956年的临别赠言是：“给他们留点情面。”

头两天，我遵照这个指示进行活动。听到我发表严肃、低调的讲话，丝毫不带他们预计会听到的那种用词狠毒的竞选腔，记者团感到莫名其妙，共和党听众大失所望。后来史蒂文森对艾森豪威尔及对我的攻击越来越激烈、放肆，我知道对他进行反击势在必行，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我们去俄勒冈州尤金市开群众大会，我发表了“给他们留点情面”的演说。又一次我可以看到，听众感到十分失望。我上床已是午夜，但睡不着。清晨5点半左右，我起床走进起居室，在我的主旨演说稿上添加了一些狠狠反击的段落。突然之间，我感到心情轻松了许多。我一直都没有意识到压制自己党派斗争的正常本能，在竞选运动中把一只手捆绑在自己的背后，却听任史蒂文森对我们进行恶毒的嘲讽和放肆的攻击，竟会如此令人颓丧懊恼!我走到房内角落里的一架大钢琴旁，弹起勃拉姆斯的g大调狂想曲来。我刚奏到辛廷的“瑟瑟之春”，帕特走进来说：“你在这里干什么呀？迪克，你要把饭店的人统统吵醒了，现在还不到7点半呢!”

我那篇新演说使听众们兴高采烈，运动从现在起才开始沸腾起来。

但运动的根本问题依然是艾森豪威尔的健康状况以及万一他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便将成为总统的问题。从一开始我便遭到激烈和恶毒的攻击。《新闻周刊》报道8月民主党芝加哥全国代表大会的情况说：

从在芝加哥敲木槌宣布开会，到最后狂欢的呼叫声震屋瓦以至消失，尼克松自始至终是攻击的对象。发言人念到他的名字时个个嗤之以鼻，似乎像个什么难以出口的脏字眼。他被攻击为“副刽子手”“白宫豢养的侏儒”“下流货”……民主党在攻击尼克松时，实际上是向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要把这样的一个人送进白宫吗？记住，如果你们再次选举艾森豪威尔，艾克一死他就要成为总统了。”

史蒂文森对代表们说：“美国人民负有严肃的责任，必须极其谨慎地考虑，如果当选总统因上帝的意志而不能终任，谁将来当他们的总统。”

他指出，我国历史上有七名总统“是由于这种间接挑选的结果而获得职位的”。10月17日，他在密歇根州弗林特的一次演讲中施展浑身解数说：

没有人敢有把握地肯定这位副总统到底持什么立场。他的假面具很多。谁敢说曾见到过他的真面目？……

在目前这种危急时刻，美国不能冒险选出一名把悲惨的战争用来作蛊惑人心的政治宣传，在国外不散播善意而散播恶意的总统或副总统。

他把副总统职位说成是“国家的人寿保险单”，肯定地说，投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的票，就等于让国家“在四年里没有保险”。

10月4日，我举行全国电视广播，回答八个城市的记者通过电视网当场提出的问题。这个尝试非常成功，所以我以后直到1972年每逢竞选都使用电视回答这一方式。

尽管电视那时正开始独自成为竞选的一种工具——1956年73%的美国家庭已有一台电视机——但我们还是采用了到处跑的老式办法，这和我们前几次经历过的一样，实在是令人精疲力竭。帕特和我包了一架飞机进行了三次横贯全国的竞选活动。由于我担负着为政府竞选的主要责任，也由于我本人是这次选举的关键人物，随我采访的新闻记者数目之大是以往任何一个副总统候选人所从未有过的。除星期天外，每天我至少得举行一次甚而两次记者招待会。《纽约时报》说我“神奇地……进行着一场非眼见难以相信的竞选运动”。

竞选一开始，民意调查始终表明艾森豪威尔和我遥遥领先。在最后几天甚至最后几小时，国外爆发了三起危机，它有效地勾销了史蒂文森可能获胜的一线希望。每当发生国际性危机时，美国人民总是团结在总统周围，这次也不例外。10月19日，波兰爆发了短暂的暴乱，10月23日，匈牙利暴乱先在布达佩斯爆发，在苏联出兵之前，迅速向全国发展。我骂尼基塔·赫鲁晓夫是“布达佩斯的屠夫”——这个诨名此后一直在全世界被普遍使用。接着，以色列因使用苏伊士运河问题经几个月争吵后，于10月29日入侵埃及。在我国大选前一天，11月5日，英法伞兵在埃及降落，支持以色列的入侵，以保护英法在那里的利益。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对英法和以色列公开施加巨大压力，要它们从苏伊士撤军。回头来看，我认为这一行动是极为错误的。这样使纳赛尔变得较过去更为轻率，更富有侵略性，而且还播下了另一次中东战争的种子。这事引起的最悲惨的后果是英国和法国因苏伊士危机受到极大屈辱和打击，从此无意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大作用了。自那时以后，美国在世界外交政策的领导方面就被迫非“单干”不可了。我常常想，如果苏伊士危机不是发生在总统竞选的热潮中，很可能会作出不同的决定的。

史蒂文森在大选前夕发表了一次孤注一掷的讲话。他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肆无忌惮，赤裸裸地对投票人说，由于艾森豪威尔的健康状况，选他几乎就等于把我选进白宫：

此事说来虽十分令人厌恶，但我不得不直率地对大家说，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每一件科学证据，每一项历史和经验教训，都表明如果共和党明天获胜，理查德·m.尼克松就很可能在今后四年内成为这个国家的总统……

此事说来虽十分令人厌恶，但这是关系到美国人民明天将要作出的极其重大的决定的真正意义和核心问题的所在。

我对这个决定是有信心的。

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拙劣的、低级的呼吁，它很可能使史蒂文森因此失去的选票比所得到的还多。第二天晚上计算选票数字，艾森豪威尔-尼克松赢得了57%的选票，在全部48个州中有41个州获胜。

大选日之夜，帕特和我参加艾森豪威尔夫妇在谢拉顿-派克饭店举行的祝捷晚会。我很少见到艾森豪威尔情绪如此之高。从头一批得票情况的零星报告开始送来的时候起，由于看来我们将获得真的压倒性胜利，他便一直高兴万分。但等到中西部得票情况统计出来时，艾森豪威尔的个人胜利显然还没有在州或国会议员选举方面发生作用。虽说这是总统选举史上一次最大的压倒性优势的胜利，艾森豪威尔却是108年来第一个在国会两院里均不为他的党所控制的总统。

艾森豪威尔根本不能理解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正如我在1972年遇到同样情况也感到难以理解一样。我们坐在那儿慢慢喝着搀苏打水的威士忌，等着看电视播出最新票数报告，他的情绪已越来越低落了。他说：“迪克，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这全都是因为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该死的老顽固和已僵化的保守分子。”

艾森豪威尔在党内问题上责备保守派已不是头一次了。在很多情况下，他由于党内的分裂而感到恼怒、厌烦是完全有道理的，但也表明他显然缺乏长期在政界经受锻炼的人应有的、不怕挫折的耐心。艾森豪威尔忽然想到在楼下跳舞厅等着我们的人，他说：“你知道，我想要和他们谈谈关于现代共和主义问题。”“现代共和主义”那时是个时髦名词，尤其在新闻界，一些评论员认为它是和塔夫脱的保守主义相对立的一种开明主义思想。

我认为在这种场合艾森豪威尔去谈这样一个在党内有争论的现代共和主义问题，冒着得罪楼下和全国的党内积极分子的风险，将会是一个错误。但我也知道艾森豪威尔是个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人。

午夜1时30分左右，史蒂文森承认失败，艾森豪威尔走下楼去说，他的胜利是现代共和主义的胜利。完全如我所担心的那样，很多党的积极分子把这句话或看成是自我夸耀，认为这胜利是靠他自己取得的，或看成是一种威胁，党内谁不赞成他的观点将会逐渐被赞成他的人所代替。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恰足以使在他的第二任工作开始时，共和党内某些派系便奏起了有点刺耳的音调。

新年前几天，我收到白宫一封来信。

亲爱的迪克：

值此1956年和本政府第一届任期即将告终之际，我打算在这私人函件中谈谈我在公开场合经常说的一些想法。四年来，你使副总统职位具有了过去从未有过的真正的地位；对我们在世界其他许多地区的朋友来说，你真不愧是一位能干的、深得人心的“大使”；你孜孜不倦地工作，卓有成效地向美国人民解释——和推行——本政府的各种政策。于此种种方面，我本人实在受赐甚多，对于你在工作中能如此深得我心，尤为万分感激。

此外——我不免因此感到内疚——当我似乎是在感谢在竞选运动中为我出力的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成千上万的人民时，我发现，我却从未对你为我不辞辛苦担当逐州访问的重任表示感谢。我知道，投票人的裁决使你已得到了应有的酬报——当然我也不免沾光——但我确应向你和你的那些忠诚勤劳的工作人员为实现这一最后结果而作出的努力致以最深切的谢意。

亲切问候帕特和孩子们，并向你本人致以我最良好的祝愿。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

慈悲行动

1956年“匈牙利起义”博得了美国人民的同情。1956年11月和12月，在扑灭了反抗的最后一点火花后，苏联终又将匈牙利人民重新置于它的严厉的控制之下。很多匈牙利人试图逃越国界进入奥地利，特别使严守中立的奥地利政府感到为难的是，难民人数很快达到每日以数千计。

苏联人及其匈牙利政府指控美国煽动这次起义，说我们向匈牙利反叛者保证，如果他们起来造政府的反，我们将予以援助。使我们甚为惊讶和尴尬的是，一些为自由而战的人似乎也同意这一说法。他们责备我们起初鼓励造反，而在苏联人把他们镇压下去后，我们却完全袖手旁观。

12月13日，那时我正和帕特在纽约度圣诞节前的几天假日，艾森豪威尔把我召回华盛顿，要我和杜勒斯商讨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些看法。艾森豪威尔已同意从已逃到奥地利的10万以上难民中（逃越国境者正日渐增多），接收2.15万人到美国政治避难。这可不是一个十分得人心的决定。在国内存在失业问题，而且舆论界对匈牙利局势尚未十分肯定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加以对待时，这一同意难民入境的做法，遭到国会相当大的反对。艾森豪威尔现在这样做只是以现行法令的临时规定为基础，他因此希望取得更有永久性的立法依据来处理难民问题。他还希望准许更多的难民入境。

杜勒斯说，艾森豪威尔要我率领一个担负紧急任务的使团到奥地利去，以便把国内的注意力集中到难民的困难处境上来。这样，在我回来时，便可以提出一份报告，支持通过一项新的立法。我的使命被称为慈悲行动。

奥地利政府一方面担心可能出现难办的外交事件，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一贯强调秩序，大大削减了我访问设在边境城市安道的难民营的计划。我见到的难民很少，和我交谈的大多数是奥地利政府或红十字会的官员。

那天晚上，奥地利政府为我举行宴会。回使馆后，我对我们的大使卢埃林·汤普森说，我想去边境亲眼看看那边的情况到底怎样。汤普森安排了一辆车，在比尔·罗杰斯、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鲍勃·威尔逊和我的行政助理鲍勃·金的陪同下，我又返回安道。

在边境凄凉的难民营里，我们看到了匈牙利自由战士们所遭受的真正的痛苦和他们的英雄气概。

那天晚上刚逃过来的一批人，其中有些是能讲英语的大学生，他们诉说了布达佩斯和整个匈牙利正在遭受的苦难。

“你们认为《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对这场革命起了鼓动作用吗？”我问道。当他们听到我有意提出的这个不合外交辞令的问题的翻译后，大都露出了惊讶的神色。有一个人脱口而出地回答说：“是的。”

我事后知道，这次简短的对话起了一点通气的作用，使难民相信我是不会把他们的情况掩盖起来的。

一位难民领导人告诉我，很多人是穿过国境北部纵深数英里的密林逃出来的。难民越过国境以后，只能躲藏在一些友好的农场主的谷仓里，等着有人把他们带到难民营来。他问我愿不愿意去走一趟，因为他们正要去，按他的说法是去收集那个晚上的“收获”。我说我愿意去，他笑着说：“很好，先生，那你就可以走一趟我们所走过的路了。”

我爬上了一辆用拖拉机拉着的装运干草的大车。难民营的灯光渐渐在我们背后消失，车子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前进，两旁一边是森林，一边是农场。我们在一处农场让一个青年上了车，他说他整整躲了三天，一直到5个小时前他才冲过国境来的。

回到难民营已是早上6点多了，我只能匆匆讲了几句告别的话，便上车返回路程遥远的维也纳去。我在大使住所匆忙地洗了个澡，换上衣服，赶去开9点钟的会，幸好只迟到了几分钟。

圣诞节前夕，我回到华盛顿。由于在假日中也没有休息，在新年那天我便能向艾森豪威尔交上我的报告。

我力主修改麦卡伦-沃尔特移民法，以便能对这一新局势作出灵活反应。我说，把我们自己限死在固定的难民数字或固定的难民总数百分比上，那是既不明智也不现实的。我在报告中写道：“我相信，接收这些难民的国家将会发现，它们并非背上了一个包袱，而是得到了一项有价值的国家资产。”很多美国人对匈牙利难民似乎无动于衷的态度，使我感到非常失望。后来在1959年他们以类似态度对待古巴难民以及在1975年对待越南难民，我都同样感到失望。

我现在一回想起1956年“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反抗还仍然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不知如何能对中欧和东欧共产党国家的人民多给一点帮助。它们的地理位置以及我们和欧洲盟国安排联合军事行动——只有这个才是有效的办法——的困难，这两方面的实际情况意味着，当这些国家的人民公开进行叛乱反对本国共产党执政者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可能也不会愿意使用我们的武装力量。因此，在我们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援助的情况下，燃起他们的希望，鼓动他们冒生命危险去进行武装叛乱，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但我也并不认为此外便只有眼望着沉沉铁幕，承认他们命中注定只能永远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之下这一个办法了。

唯一可行的答案是和平变革。应该承认这不是一个很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因为这种变革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一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完成。在这期间，我们应抓住一切可以和这些国家的人民增加接触和交往的机会，使他们知道我们也希望他们能过上更美好而自由的生活。

总统中风

1957年11月25日，我接到谢尔曼·亚当斯的一个电话，要我立刻去白宫。

进屋一关上门，他就说：“总统中风了。”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情况十分严重吗？”我问。

“要到明天早上才知道。”他回答说，“他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思想混乱，神志不清。还得过几天医生才能确定损害的情况到底怎样。这是一件非常难、非常难处理的事，”亚当斯说，“你也许在24小时内会成为总统。”

事实上，这次中风是比较轻的。艾森豪威尔读书、写字和思考的机能并未受损害，唯一的一点影响是说话时偶尔找不到确切的词汇。他自己常因此感到很痛苦，但别人其实根本听不出来。他决心在公开场合让人看到他完全能控制自己，但我们这些私下和他有来往的人，偶尔可以看出中风对他造成的严重的心理影响。他因为害怕从此失去行使总统职权所必需的体力或智力，心情极为不安，这对他的精神是一个严重打击。当他第一次听到医生诊断时，他说：“完了，从现在起，玛米和我只好当农民去了。”

在他复原期间，一些报纸对他健康状况的采访报道，尤其是提到他偶尔说错话的情况，使他十分不安。有时他说话确有困难，但他以对自己的严格控制和顽强的意志克服了它。有些社论作者和专栏作家甚至建议他该辞职或临时把权力交托给我——尽管他们极力回避我将继承他的职位的想法。

有一天，他似乎对这些攻击特别感到心烦，我对他说应该想一想这些攻击到底有什么根据，你就可以不加理睬了。我提醒他，最重要的是他的头脑并没有受到什么损伤：“对绝大多数政治家来说，问题往往出在嘴巴动得比脑子快上。而你却恰好相反。”

这就打破了他的紧张心情，他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几个星期来我都没有听到他这么笑过了。

我一直觉得艾森豪威尔完全可以大大减轻他的工作负担而不影响行使他的主要职权。我对他说过，没有理由不让每个阁员更多地作出他自己的决定，尤其是在国内问题上。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但行动起来又总害怕少管一点事，别人便会认为他失去处理全部事务的能力。过不了几个月，他又开始出席各种会议，任凭讨论个没完没了，任凭大家无尽无休地进行辩论，仿佛为国家受这种折磨和对国家进行领导一样，也是他的责任所在。

艾森豪威尔中风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他建立了一套在他任内万一因病失去工作能力的应急办法。因国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以解决总统因失去工作能力而产生的宪法上的空缺问题，比尔·罗杰斯、福斯特·杜勒斯以及我和艾森豪威尔一起设计出了一个至少可以使他的政府保持稳定的方案。艾森豪威尔以他的个人名义起草了一封给我的信，详细开列了这一程序的细节。关于总统是否适宜工作问题完全由总统和副总统决定。如果艾森豪威尔今后由于某种疾病肯定认为自己不能再履行职责，他将立即通知我，这时我便成为拥有全部权力的代理总统，直到他认为他又可以重新工作时为止。而如果他已不能作出或表达出一种决定，我则可经过适当的协商按自己的决定行事，承担代理总统工作，直到他确信他已全部复元可重新工作时为止。这个计划并不能替代宪法上的彻底解决，但却是一个可行的安排。幸运的是，它还从未付诸试行过。肯尼迪在他上任之前，也写过一封类似的信给林登·约翰逊。

1967年通过的宪法第25条修正案，正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1958年：南美洲

1958年春，我已看出11月大选将会是一场大灾难。劳工部部长吉姆·米切尔和我竭力——但没有成功——试图说服内阁同僚同意采取一项刺激就业的减税措施，它将使经济重新活跃起来，并有可能改善共和党的处境。因此我对助理国务卿小罗伊·鲁博特姆3月初提出的建议毫无兴趣，他曾问我是否可以考虑率领一个官方代表团出席阿根廷新总统阿尔托罗·弗朗迪西的就职大典。胡安·庇隆这个独裁者已在1955年被推翻，弗朗迪西是阿根廷20年来第一次自由选举的获胜者。

我说目前我不能再作一次出国访问，但过了几天，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都明确表示，认为我出国很重要，我没有选择余地，只得同意。鲁博特姆立即四处游说，要我多去一两个地方。到了周末，访问路线已包括除了巴西与智利以外的所有南美国家。因为我已在1956年代表艾森豪威尔出席过巴西总统库比契克的就职典礼，而智利总统则将在我出访时期来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

中央情报局曾提出警告说，尽管南美大多数国家的共产党是被官方取缔的，但偶尔仍有可能碰上示威者；我却以为此行必将平安无事，所以还劝说了好几位记者放心与我同行，不必担忧。

第一站是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群众热情友好，只是在我们驱车经过共和国大学时才看到有几个举着标语牌的抗议者。后来在访问中，我安排了一次日程外的活动——访问这所大学。我在校园内走动，和人们握手，回答问题。当几个共产党学生想打断我的发言时，其余的人就大声叫喊把他们压倒，我在一片欢呼声中离开了这所大学。

罗伯特·伍德沃德大使告诉我，在该大学的短暂停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他说，南美洲人最瞧不起胆小怕事的人，他们对勇敢和善于表演的人则十分钦佩。

我们在阿根廷、巴拉圭和玻利维亚都受到了人民的热情接待。等我们到达秘鲁时，看来他们显然得采取更极端的战术才有可能把我这次旅行计划破坏掉。

他们确实这样干了。当我们与总统曼努埃尔·普拉多用毕午餐返回利马饭店时，门前围了一大群人，这些人显然不那么友好，并且远远不只是出于好奇。他们的口哨声和嘘叫声很响，还带有威胁性。显然，示威已进入更为危险的阶段。

第二天的日程包括访问历史悠久而且著名的圣马科斯大学。共产党人公开扬言不准我去那儿，而大学校长和警察局局长两人也公开表示，他们希望我们取消这次访问。我们使馆的绝大部分官员也认为还是取消为好，不必去冒发生严重影响我们和秘鲁关系的事件的危险。

我说，访问可以取消，条件是校长或警察局局长发表声明请求我这样做。使馆一名工作人员打了几个电话，回来对我们说，校长害怕共产党学生责备他把他们本来希望挑起事端的计划给破坏了，而警察局局长也不愿冒被人谴责为没有能力维持治安的风险。我们和秘鲁政府几位领导人商量，每个人都主张取消访问，但没有一个人愿意承担取消访问的责任。

我的行政助理比尔·基提出了一个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他建议我访问利马的天主教大学而不要去访问圣马科斯大学，因为天主教大学的学生比较有责任感也较守纪律，并且该校校长说过欢迎我们前往访问。

我问特德·艾基利斯大使，他的意见如何。他考虑了很久才回答，最后说：“我认为，就我个人来说，你应作出不去的决定。但就美国来说，我认为你不去将在整个西半球产生某些很不利的公开反应。”

那天晚上我没怎么睡。饭店外的人群越来越多，表现也越来越恶劣，午夜前后就开始喊起反美和反尼克松的口号。

第二天早上每个人首先想知道我作出了什么决定。我说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

我请帕特留在饭店，我则外出进行那天早上的第一项活动——向秘鲁的解放者何塞·德·圣马丁铜像献花圈。仪式是放好花圈然后静默30秒钟。然而，那天早上我在那儿至少站了两分钟。我知道，一上车就得告诉司机，去圣马科斯大学还是去天主教大学。

放好花圈，我转身走到三名警卫人员之一的杰克·舍伍德身旁说：“去圣马科斯。”接着我快步走向汽车。

离我们到达圣马科斯大学大门还有两条横马路的地方，就听到成千上万的示威者高叫：“尼克松滚回去!”有时，这个口号变成了：“绞死尼克松!”我没有要任何使馆官员充当挑衅式的随从或警察陪同我去校园。当我走向挡在大门口高声怪叫的示威人群组成的人墙时，只有译员弗农·沃尔特斯上校和杰克·舍伍德随我前往。我高声说：“我要跟你们说话，你们为什么那样害怕真理？”沃尔特斯照样高声翻译着我的话。

我又喊了几句，希望他们听得见。突然，一块石子击中了舍伍德脸部，打坏了他的一颗门牙。石块纷纷飞向我们，犹如暴风骤雨。我知道除了离开之外已没有其他办法。汽车离开时，我站在敞篷车里高声嚷道：“你们是群懦夫，你们害怕真理!”车子突然急转弯进入大街，舍伍德抱住我的双腿，防止我跌倒。

我们驱车直奔天主教大学。我步入礼堂时，听众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大约在半小时后，我正在回答一个问题时，舍伍德走过来低声说：“最好赶快离开这儿，圣马科斯那帮人正朝这儿赶来。”

我们走得很及时。然而，到达饭店附近时，只见一大批圣马科斯的示威者已在我们面前。我估计那些头头一定以为我们要从正门进入，便要司机在离大门稍远的地方让我们下车。我们尽量快跑，离大门大概只有50英尺时，人群认出了我们，顿时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尖叫和咆哮声。然而，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我们几个人好比楔子，插入人群，居然在片刻之间赶到了大门口。

我正要进入大门，一个示威者拦住了我。我以为他要同我说话或喊口号，可是他竟朝我脸上吐口水。我走上楼梯时，帕特奔出来拥抱我。她一直在饭店的房间密切注视着示威者的动向，她说：“那批家伙的目光不仅流露出仇恨，那种发狂的样子，真使我害怕。”

那天其余时间，所到之处利马公民都把我当作一名英雄，向我欢呼。圣马科斯事件使爱国的秘鲁人感到震惊和惭愧，热情的人群试图抹去我对那批捣蛋学生的坏印象。在下午晚些时候，我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

我对记者们说，非共产党国家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一小撮活动家和渗透家能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整个社会。我说，圣马科斯事件说明，200来名受过训练的煽动分子就能操纵2000名学生示威，使整个秘鲁大丢其脸。

在从利马飞往厄瓜多尔的基多途中，我们试图通过机上的无线电话同特里西娅和朱莉通话，想让她们放心，说一切都很好，但没有接通。我们接到艾森豪威尔的一封来电：“亲爱的迪克：在激进煽动分子反对你的示威运动中，你所表现的勇敢、耐心和冷静，使你在我国又赢得了尊敬和爱戴。”而克莱尔·布思·鲁斯只给我拍了三个字的电报：“干得好。”

在哥伦比亚的波哥大，我们接到华盛顿特工处处长一份令人不安的电报：“中央情报局特通知华盛顿特工处，已收到关于传闻阴谋要在委内瑞拉谋害副总统的情报。”我事先电告我们驻委内瑞拉大使，要他告诉委内瑞拉政府，如果它想取消我的访问，我将予以谅解。可是，直到我们到达之时，委内瑞拉官员还报告说，一切都完全处于控制之下。

5月13日早上，我们在加拉加斯郊外迈克提阿机场降落。甚至在飞机引擎停转之前，我们就听到叫喊声和口哨声。仪仗队鸣礼炮十九响和乐队高奏委内瑞拉和美国国歌时，帕特和我肃立在舷梯的顶端。机场上除了官方欢迎队伍外，没有其他人。大批示威人群站在跑道两边的栏杆后面，也有站在机场大楼瞭望台的楼顶上。从舷梯底端到机场大楼铺了一条红地毯，车队集合在大楼处，以便我们驱车前往离此12英里的加拉加斯。

当我们开始步下舷梯时，沃尔特斯在我耳边轻声说：“他们不友好。”从口哨和嘘叫声超过了奏两国国歌的器乐声时，情况就很清楚了。我和前来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他们似乎下决心不理会人群的叫喊。委内瑞拉的保安主管要我放心，他说：“喔，那不过是一群毛孩子。他们干不出什么坏事来的。”

我挽着帕特的手臂，开始沿着红地毯走向机场大楼。其余的人立即跟在我们后面。我们快到达大楼门口时，乐队指挥突然指挥乐队再次奏起了委内瑞拉国歌。我们停下来立正。霎时间，似乎下起了一场雨，后来我才发觉这是站在瞭望台上的人朝着正好在下面的我和帕特吐口水，吐得我们满头满脸。我看到帕特那件鲜红色的上衣由于沾满了褐黄色的烟草斑迹而变成暗红色的了。我们穿过大楼走出大门，示威人群把我们围住了。当舍伍德和其他人员为我们走向汽车开路时，这些人继续啐我们。帕特走近路障旁一位刚向她吐口水的年轻姑娘。这位姑娘横眉怒目，满脸仇恨。当帕特把手搭在她肩上并向她微笑时，姑娘的内心好像突然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一扭头就呜呜哭了起来。

警卫人员最后总算清出了一条路。我和外交部部长坐头一辆车，帕特和外交部部长夫人乘坐第二辆。这位尴尬的外交部部长不时把他的手帕给我，擦掉我衣服上的一些口水。最后我朝着他狠狠地说：“用不着擦。等我换下这套衣服，我就把它统统烧掉。”

他试图解释刚发生的情况。“委内瑞拉人民长期以来没有自由，所以他们现在倾向于更强烈地表现自己，也许做过了头。”他说，“在我们新政府里，我们不想做任何可能被人理解为压制自由的事。”

“倘使你们的新政府没有勇气和才智来控制像在机场的那伙暴徒，用不了多久委内瑞拉就谁都不会有自由可言了。”我答道。

当我们进入加拉加斯时，石块接二连三地朝我们扔来，一批暴徒从大街旁边的小巷里奔了出来。司机开足马力，我们冲了过去。

离民族伟人祠还有四条横马路的地方，从人行道到街中心的交通安全岛筑起了一道用车辆串起来的路障。迎面又是一长串汽车接连驶来，使我们无法越过交通岛，只得刹车。在这一瞬间，一切像死一般的寂静。接着，舍伍德说：“他们来了。”好几百人突然从街头巷尾出现，朝我们车子奔来。委内瑞拉的摩托护卫队这时不知去向。唯一保护我们的是由12名勇敢的警卫人员组成的加强小分队，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设法抵挡住这伙示威者。

第一块石头击中车窗，打碎了玻璃，碎片溅了我们一身，这时我们发现我们已完全孤立无援。一块碎片弹中了外交部部长的眼睛，他血流不止。他蒙住脸想把血止住，不断地呻吟：“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我看到一个示威者提着一根铁管子朝车子走来。他动手砸车窗时，两眼直盯住我。这一次又是玻璃挡住了他，但溅起的碎片弹到沃尔特斯的嘴边。我和舍伍德的脸上也溅上一些。突然，车子开始移动，一个大概又得救了的思想使我油然产生宽慰之感。但我接着发现这是人们在前后晃动车身，晃得越来越慢，也越来越高。我想起这是示威者的惯伎，把车翻倒然后点上火。

我相信，在这一刹那，车上每个人都第一次觉得这下子我们大概真的要被干掉了。我首先想到的是帕特。我从后座窗望去，看到暴徒正集中对付我们，没有理会她的车子，我便放下心来。

舍伍德突然掏出左轮手枪说：“让我干掉几个狗娘养的。”我叫他不要开枪。只要枪声一响，人群便会发狂，我们准得完蛋。

最后，在我们前面的记者车居然从拥挤的人群里开了出去，绕过交通安全岛，进入反方向车道。记者车起了堵住对面驶来车辆的作用，为我们开了路。我们车上的司机狠踩油门，飞也似的在记者车旁超了过去，高速前进。我大为宽慰地看到帕特的车子紧随在我们后面。

我们被包围只不过12分钟，但好像过了一辈子似的。我们的警察摩托车护卫队突然又出现了，并发出讯号要我们的司机开车跟在后面。外交部部长开始把话转到访问日程上，我才明白原来摩托车是护送我们去伟人祠行献花圈仪式的。当车子开到下一个十字路口时，我要司机立即转弯，他照办不误，而摩托车则还一直朝前开去。外交部部长惊惶失措地叫喊道：“不能离开我们的警卫，得紧跟警察护卫车!”我朝他看了一眼说：“假如这就是我们要得到的那种保护，我们宁可单独走，不要它。”

我告诉司机，不要开到主人等着我们去的地方。肯定会有另一批暴徒守在伟人祠以及安排我们去休息的政府宾馆。说来真悬，帕特的车子和记者及摄影师乘坐的那辆记者车正好也紧跟在我们后面。我请司机把车停下，我走到帕特那儿，亲自看到一切都好。有几位记者跑过来。我简短地向他们介绍了一下形势，并说我已决定直接去使馆。

我们驱车进入使馆大门，看到屋顶上迎风飘扬的美国国旗，这时我才感到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帕特和我洗了澡，换上衣服。在我下楼时，消息传来，有几千名嗜血如命的暴徒曾在伟人祠广场等着我们；后来的调查又透露，有一整地窖的莫洛托夫鸡尾酒会式土制手榴弹，准备在行献花圈仪式时向我们扔来。我还得知，当时执政的军政府成员正在来使馆途中，准备正式向我道歉。大使的一位助手要把我坐的那辆被砸得不成样子的高级轿车停到大楼后面，免得使他们难堪。我说：“让它留在原来的地方。现在是让他看到共产主义究竟是啥玩意儿的时候了，这就是生动的证据。”

我在下午较晚的时候举行记者招待会，我发表了在利马谈过的意见：领导骚动的人没有资格自称忠于这个国家……我说，有人把这场骚动归咎于受独裁统治达10年之久的人民一旦享有新自由时不知道该怎样克制自己，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危险了。

那天晚上帕特和我单独在使馆我们的房间里用餐。大约9时光景，有人敲门，鲁博特姆和大使问是否可以和我说句话。我简直不明白怎么在这个时候我还得再参加一次会议，我正想这样说的时候，鲁博特姆说：“由于刚从华盛顿收到一则新闻报道，出现了一次新的危机。艾森豪威尔派遣了两个空降步兵连和两连海军陆战队去加勒比海地区，准备同委内瑞拉政府进行合作，假如我们一行人提出援助要求的话。”委内瑞拉电台显然把这项预防性措施说成是一次全面入侵。

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为什么白宫这样干之前不和我们商量一下？后来才知道，加拉加斯和华盛顿之间的通信在那天下午发生骚动后中断了一段时间，那时正处于关键时刻。国务院在通信中断前收到的最后一份电报是一篇夸大的报道，说当地治安体制已彻底垮台，反美暴徒如脱缰野马，我正受到袭击等。艾森豪威尔是根据这份电报采取行动的。我们立即试图挽回局势，发表了一项声明，声称委内瑞拉当局已控制住局势，我们认为无须外界援助云云。

第二天早上我感到应尽早离开委内瑞拉。军政府成员央求着要我出席预定在下午为我举行的午宴，保证说宴会一结束他们就立刻把我安全地送到机场。我接受了这个邀请，尽管我对他们维持治安的能力还是心中无数。

但是，从他们到达使馆护送我赴午宴的那一刻起，我发觉我的担忧是不必要的。他们来时那副排场好像是来宣战而不是来请我赴宴。使馆的院子里停满了坦克、吉普车和装甲车。我们轿车两旁有12辆满载士兵的卡车护送。保安措施甚而及于食物：撤换了承办宴席的人，以防他在食物里做手脚。

午宴一结束，就护送我们上车。我和临时总统乘坐的那辆轿车犹如装有轮子的武器库。车厢里堆满了半自动枪、手枪、步枪、催泪霰弹筒和弹夹，几乎连落脚的地方也没有。我注意到军政府已决定作出一种象征性的表示，带我沿着昨天我走过的路线前往机场。不过这一次街头几乎空无一人，只见武装士兵不断来回巡逻。我看到有几个平民用手帕捂住脸。起先，我以为这是一种抗议姿态，后来看到警察戴着防毒面具，才明白整个地区都放过催泪瓦斯。

机场像座鬼城，大楼空空荡荡，寂静得可怕。与主人们握手告别后，帕特和我走上我们座机的舷梯。在舷梯顶端，我们转过身来，向站在下面一小群人略略挥手致意。

抵达华盛顿国家机场时，有一大批人出来欢迎我们。艾森豪威尔也在场，随同的有内阁全体成员、国会领袖以及外交使团。特里西娅和朱莉在舷梯底下等候我们，她们禁不住淌下欢乐的泪水。

在我们从南美归来的几个星期中，帕特和我无论出现在哪一个公共场合，人们无不站起来向我们鼓掌欢迎。我甚至在激烈的盖洛普总统试选调查中头一次追上了肯尼迪。对加拉加斯事件的积极反响，我自然很满意。但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居然运气不错，还能从这次旅行中活着回来，而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最没有意思的一次旅行。

谢尔曼·亚当斯的辞职

1958年夏，国会的气氛很恶劣。共和党人之间内讧之烈远远超过了他们与民主党人的斗争，而民主党人则拼命挖掘一切可以在秋季大选中攻击我们的材料。6月，众议院州际和对外贸易委员会的立法监督小组委员会指控谢尔曼·亚当斯，当时并未引起我的注意。据说情况大致是这样的：一个名叫伯纳德·戈德法因的新英格兰实业家替亚当斯代付了一些旅馆账单。民主党人便谴责亚当斯给了戈德法因好处，声称他们发现白宫内部有人利用职权开后门。戈德法因否认这些指控，6月11日，吉姆·哈格蒂代表总统发言，称这种说法“纯属虚构”。

亚当斯对艾森豪威尔所起的巨大影响以及他为人冷漠、举止粗鲁等经常是华盛顿许多宴会和报刊闲话专栏的议论内容。对民主党人来说，他作为总统的办公厅主任，自然是攻击的理想目标。在哈格蒂直截了当予以否认之后两天，阿德莱·史蒂文森指控亚当斯是“伪君子”。民主党人会有这种指摘本在意料之中，可是对亚当斯进行口诛笔伐的，多数竟是共和党人。

史帝文森发起攻击一天以后，再度竞选参议员的戈德华特称亚当斯是（共和党的）政治包袱。可惜亚当斯又得不到共和党自由派的支持来抵消这方面的损失。他作为专替艾森豪威尔说“不行”的人，是如此得力和铁面无私，以致在他受到沉重打击时，连个朋友都找不到。

次日，6月15日，《纽约邮报》的一篇报道比有关旅馆账单事件的指控更使舆论哗然。《纽约邮报》说戈德法因曾送给亚当斯一件骆驼毛绒大衣。很多人根本不知骆驼毛绒大衣为何物，反正听来很贵重就是喽。

经艾森豪威尔同意，亚当斯出席小组委员会作证。他承认和戈德法因相处有不慎之处，但给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认为他是一个不会利用职权去谋取私利的正人君子。艾森豪威尔坚定地站在他一边。在第二天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艾森豪威尔回答有关亚当斯的一个问题时说：“我需要他。”

但这时艾森豪威尔的个人声望已今非昔比，任期满后不能再当总统的现实使他越来越感到苦恼。因此，他为亚当斯辩护的行动对共和党领导人没有多大影响。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比尔·诺兰要求亚当斯辞职，全国有许多共和党州组织的主席吵着要亚当斯下台。

与此同时，事态变得越来越复杂。后来的事实表明，戈德法因曾为好几个参议员和州长代付账单、送礼；为亚当斯及其家属代付的旅馆账款达3000美元以上；小组委员会还发现戈德法因把花在亚当斯身上的钱作为事业费开支，在呈报所得税时当作减税项目。

此事曾暂时中断了一个时期。因为当时发现众议院委员会的一位调查人在戈德法因的旅馆房间里安放了窃听器，有人看到这位调查人员和当时还是专栏作家德鲁·皮尔逊的助理杰克·安德森在隔壁房间窃听。这位调查人员后来被迫辞职。

此后，这件事又再度掀起，7月10日，有人揭发戈德法因不仅曾为亚当斯代付旅馆账单，而且也曾为参议员弗雷德·佩恩代付过，佩恩是再度竞选缅因州参议员的共和党人。

7月14日，在这场政治大动荡期间，中东又出了事。伊拉克国王费萨尔及其他王族成员在一次成功的军事政变中遭到杀害。担心叙利亚会照此办理并越过国境进入黎巴嫩，黎巴嫩总统卡米尔·夏蒙向美国求援。7月15日，艾森豪威尔命令海军陆战队登陆黎巴嫩。那天早上他要我去他办公室。他在室内来回走着，头一次向我表示他对亚当斯的处境感到灰心丧气。他说：“今天我在这里作出一个可能使美国卷入战争的决定，可就在这种时候我却还得为这个该死的戈德法因-亚当斯事件担忧。”他一点也没有暗示不支持亚当斯了，不过我可以说，他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国会将在8月下旬休会，在休会前不久，艾森豪威尔和我谈到亚当斯事件。他说：“有人告诉我，最近几周以来这个问题已大大冷下来了。”

我感到在政治影响问题上我应该对他绝对坦率。我说，民主党人必然要把亚当斯事件当作竞选运动的头号问题来搞，而共和党候选人最后也必将对此表态。我告诉他，我们绝大多数候选人很可能会表态反对亚当斯。

他想了一下说：“嗯，我看亚当斯可以把这作为辞职的好理由，就说他不想因留在政府而使共和党或我感到为难。”接着他建议道，“国会休会后你和亚当斯谈一次好不好？了解一下他有什么想法，并让他知道，一旦竞选运动开始，他会面临哪些问题。”

国会于8月24日休会，我带了帕特和女孩们乘火车去西弗吉尼亚的格林布里尔度假，这是我早就许下的愿。自1947年我进入国会以来，我们每次假期计划都曾被打断过，我以为这次总该不会这样了。

然而就在我们抵达格林布里尔那天早上，艾森豪威尔从白宫打电话给我：“我不知道你是否可以趁现在国会休会时和亚当斯谈谈。”他听说几天后在芝加哥召开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很可能讨论亚当斯问题，他已经要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米德·奥尔康设法避免公开讨论这个问题。“我确实希望，”艾森豪威尔说，“在此之前我们就能够把问题解决掉。”

次日，8月26日，我和艾森豪威尔开了个短会。他要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亚当斯我们所面临的政治现实状况。他并未授权我说他要亚当斯辞职，但他希望我们谈话的结果将会是亚当斯的辞职，这是很清楚的。

我从政治上考虑出发，直截了当地向亚当斯谈了我对当前形势的估计。我告诉他，全国绝大多数的候选人和党的领导人都认为他应该辞职。

“谁来接替我？我从未听说建议过谁。”亚当斯生硬地说。

我说，只有艾森豪威尔才能回答这个问题，而我还没有和他讨论过。他进一步逼我表态，以便弄清楚我只是发表自己的意见还是转告别人的意见，或者确实反映艾森豪威尔本人的看法。

在我离开前，亚当斯提了个直截了当的问题逼我回答：“你认为总统的意见如何？”我回答说：“他并没有要我这样告诉你。谢尔曼，所以我只能发表个人的看法。但我相信总统认为你已成了一个包袱，因而你应该辞职。”

亚当斯还是相当生硬地用这句话结束了谈话：“嗯，那我得亲自和老板谈谈。”“找老板去”这种口气清楚地说明，他不打算接受我的暗示。

谢尔曼·亚当斯素以冷静著称，不管局势如何紧迫。但这回我发觉他开始流露出紧张之感。当我还在他办公室时，他从桌上拿了一瓶药，倒了几粒在手心中用水服下。我深感对不起他。

我去椭圆形办公室向艾森豪威尔汇报我们这次谈话情况。我说按他的指示刚找亚当斯谈过，但亚当斯在总统亲自和他交谈之前，显然寸步不让。

亚当斯在当天下午见了艾森豪威尔。过了一会儿，我被叫去椭圆形办公室，见艾森豪威尔在南草坪练球。他没提亚当斯，只说：“下午我想打会儿高尔夫球，迪克，你愿意和我一起玩吗？”

我们驱车去伯宁特里。艾森豪威尔的私人秘书安·惠特曼警告我，他“情绪很坏”，这在他玩高尔夫球时也表现了出来。他对我说，这是他近几个月来打得最糟的一盘。

回来的路上，他终于开口了：“谢尔曼就是不肯承担任何责任，他把一切都推给我。可我不能以政治原因开除一个忠诚的人呀，他必须以我无法拒绝的方式提出辞呈。”他又说，“我想谢尔曼一定误解了你的话。你最好把你们的那次谈话写成一份备忘录交给我。”

我提到亚当斯曾提出谁接替他的问题，艾森豪威尔的脸涨红了，简短而冷冷地说：“这是我的事，与他无干。”他朝车窗外望了一会儿，然后说：“他的心脏不好，他可以此为理由要求辞职。”他要我通知米德·奥尔康把这些情况告诉亚当斯。他说：“我要奥尔康真正坦率地和他谈谈。”他没有对亚当斯作个人评价，只说：“这简直不可思议，因为从报道的每件事来看，亚当斯自己硬是看不出他有哪一件事是做错了的。”

那天晚上我又回格林布里尔跟帕特和女孩们一起度假。艾森豪威尔回他在新港的夏季白宫，亚当斯则去加拿大新不伦瑞克他的休假地度假。

米德·奥尔康是能够制止共和党各州主席和负责竞选的官员在芝加哥开会时采取公开行动的。然而，他确实进行过一次秘密的民意调查，发现绝大多数人赞成艾森豪威尔开除亚当斯或亚当斯主动辞职。9月4日，艾森豪威尔从新港电告奥尔康，说他接到了党的领导人和捐款人一些令人不安的信件，谈到“我们那天讨论的事”。这些信件明确告诉他，戈德法因这样的人和总统首席助理发生这种关系确实使白宫丢脸，艾森豪威尔不应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艾森豪威尔非常不安，他要奥尔康帮我一起尽早解决这个问题。“我要在缅因州举行选举后立即解决这个问题，越快越好，省得在竞选期间还在那儿吊着。”他说，“这就是我的想法。看来亚当斯是不打算采取任何行动的，所以我现在把这件事完全交给你们了。”

亚当斯于9月15日被召回，当时他在加拿大度假。那天上午11时，奥尔康来国会大厦我的办公室商讨对策。大厅里挤满了记者，他们预感一个决定性时刻即将来临。我便建议奥尔康单独去见亚当斯。如果我们俩一起离开办公室去白宫，记者定会尾随而来，那就有可能完不成这个任务——让亚当斯有个体面辞职的机会。

奥尔康于下午2时在亚当斯白宫的办公室里见了他。谈话结束后，奥尔康报告说，谈话时间很长，很困难，亚当斯非常顽固，坚持到底。最后奥尔康说我们是应总统的直接请求而这样做的，这才算说服了他。

9月22日，谢尔曼·亚当斯飞新港见艾森豪威尔。他正式通知艾森豪威尔他已决定辞职，艾森豪威尔表示将接受他的辞呈，但极为遗憾。亚当斯飞回华盛顿，当晚通过全国电视讲话宣布辞职。

我认为亚当斯的辞职对国家是一项悲剧性的损失。我深信他本人是个诚实正直的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容友情或送礼影响他的决策。亚当斯来华盛顿时行囊不丰，就我所知，他走时也依然两袖清风。但他对官场上的一句老话可能认识不够：“清君侧”之妙诀不在于证明总统身边的人物有罪，只要做到看起来似乎有罪，便足以摧毁他们存在的价值了。

谢尔曼·亚当斯为人冷漠，说话生硬，出口伤人，有时甚至十分粗鲁。但他一直干着他认为“老板”要他干或想要他干的事，对此我是丝毫也不怀疑的。而且他不止一次地在重大危机期间保持总统办公厅这架复杂机器能够正常运转。

为什么艾森豪威尔不亲自找亚当斯这位他最亲密的僚属、白宫班子的第一号人物谈呢？为什么他要奥尔康和我来完成这一棘手的任务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艾森豪威尔参谋长的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一天晚上回忆起和艾森豪威尔共事年代的一些情景时，对艾森豪威尔本人的品德及其领导艺术提供了一个重要而深刻的看法。他当时疲惫不堪，很难得地动了感情。泪水沾满了双颊，多年压抑的情绪冲口而出，他说：“我算个什么，不过是替艾克做恶人的跟屁虫罢了。”“艾克总是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人，为他干吃力不讨好的事。他一贯要别人出面干这一类的事：开革部下、惩罚军官或发布明知下面不愿执行的命令。而艾克本人总是好好先生。这就是他在白宫的办事方针，也是在他主持下的任何机构的一贯办事方针。”

多年来有人传说亚当斯和我是不共戴天的死敌，是争夺艾森豪威尔白宫权力的两个主要对手。其实，我们既非朋友也非对手，我们都是总统的马前卒。也许亚当斯不会头一个选择我来当副总统，在总统病重期间，亚当斯当然拼命保护他的特权，对谁都非常妒忌。不过，亚当斯并不反对我，他是极力支持艾森豪威尔的人。

艾森豪威尔最初会挑选谢尔曼·亚当斯，究竟是看中了他的哪一点？

有一次我问艾森豪威尔在挑选工作班子的第一把手时，是否必须具备一种他认为是高于一切的品质。他思索了很久，以致让我以为他恐怕忘掉了我的问题。然后他望着我说：“无私。无私是任何组织成员能够具备的最重要的属性。他必须始终把做好本职工作放在首位，不论符不符合自己的利益。”

亚当斯具备这一品质。他没有政治野心，不谋求其他职位，与许多白宫助理们不同，他不想加官晋爵。他忠心耿耿，为“老板”鞠躬尽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一片忠心使亚当斯树敌甚多。为了使总统的形象保持美好，亚当斯让自己充当了恶人。当然，也正是这一无私的品质使他——除了悲剧性地错误处理了和戈德法因的关系以外——成为如此杰出而卓有成效的白宫班子头头。

1958年的选举

参众两院和州议会的中期选举通常要比总统选举更为激烈，分歧也更大。1958年尤其如此。那年年初起，经济即开始下降。共和党内部斗争在几个关键性的州，包括加利福尼亚在内，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在共和党大倒其霉的这年夏季，艾森豪威尔声望下降到50%以下，这种情况是他在白宫八年期间绝无仅有的。

一贯不愿卷入党派政治的艾森豪威尔，这次因健康原因甚至比1954年更少参与竞选运动。而大部分内阁成员也再次打算袖手旁观。

加拉加斯事件后，我的声望达到了顶峰。我如果想在1960年竞选总统，又得冒险地把自己摆在艾森豪威尔政治上的尖兵地位。汤姆·杜威几乎激昂慷慨地力劝我不要卷进去：“我知道艾克不肯干，我也知道党内那些唯唯诺诺的卖力的老家伙将挑动你的心弦，使你精神振奋，但这是把你当总统的希望当儿戏。迪克，不要干。你已干得够多的了。1960年的事情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

但来自全国各地要求我出面为共和党候选人助选的呼吁使我难以应付。最后，我还是挑起了这副担子，因为总得有人挑，而且除了我之外也没有别人肯挑。

在这场竞选中，我走遍了全国，略尽绵薄之力。有些候选人是我的老朋友，是些善良的人，他们该选入或再次进入国会。但是，我在各地访问越多，就越欣赏理查德·罗维尔在《纽约人》杂志写的那篇文章，他说我“在驱赶一批连自己的体重都不堪负荷的老马”，我觉得事实正是如此。在竞选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我简直在完全绝望的情绪中苦干。

竞选结果惨败。1958年11月4日那天晚上是我度过的最令人沮丧的选举日夜晚之一。想到那些统计数字，现在仍使我不寒而栗。民主党在参议院增加了13席，使他们多数地位的比例变为62席对34席。在众议院，他们增加了47席，以282席对153席的巨大优势压倒了共和党。共和党在角逐21个州长席位中仅得了8个，而且民主党目前还控制了48个州中的34个州议会。我们在几个主要州，如加利福尼亚和俄亥俄的失败表明，共和党必得面临重建州党组织这一极为艰巨的任务，如果我还抱有希望想在1960年选举中赢得这些州的话。失败的原因很容易看出来，但失望还是太大了。我知道，这次失败将使不到两年即将来临的竞选运动成为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

第二天早上我听到一位电视评论员向观众说，纳尔逊·洛克菲勒——以压倒性的多数票当选为纽约州州长——是1958年的大赢家，而大输家则是理查德·尼克松。看来我的朋友和顾问们最担忧的事成了现实。我的竞选活动根本没怎么见效，也没有谁来感谢我或记我一功，相反，当那几个可以和我争候选人提名的潜在对手洛克菲勒和巴里·戈德华特沉浸在胜利欢乐之中的时候，我却因共和党败于民主党而弄脏了一身。也许杜威说的对：我本应袖手旁观。

经受了1958年令人沮丧的大失败的折磨之后，我非常高兴有机会代表艾森豪威尔去伦敦参加圣保罗大教堂中的美国礼拜堂的落成典礼。

我这次访问的主要演说是11月7日在伦敦历史上有名的市政厅向英语联邦发表的。

我说，一场新的战斗正在进行，尤其是在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进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正在设法满足人民的要求，享有先进国家享有的福利和物质享受的愿望。他们希望既要达到这些目标又能不失去自由，倘若两者不可兼得的话，宁可要物质进步而舍弃自由。我说：“不能强迫当今世界的人民在面包和自由中进行选择。”

在演说结尾部分，我说，我们应少谈共产主义的威胁，多谈给人们以自由；我们的首要目标不是击败共产主义，而是让富足战胜匮乏，让健康战胜疾病以及让自由战胜专政。

这次访问使我有机会和英国政界的重要人物见面，了解他们对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哈罗德·麦克米伦首相和我作了一次长谈，谈到和苏联打交道我们应采取什么政策，他那透彻的理解力和博闻广见使我印象特别深刻。

在伦敦期间，我同温斯顿·丘吉尔在他海德公园门大街的私邸会面。他变得那么老态龙钟，使我大吃一惊。但谈到国际问题时，他便活跃起来，等到谈话结束时，甚至闪烁出昔日才华焕发的神采。

谈了差不多一小时后，我说我不能再劳他神了。他坚持要送我到门口。他的助手扶着他走。看到他没有人搀扶便不能行动，我感到悲哀。门一打开，只见摄影机那边一片闪光，记者和摄影师都站在石阶上。丘吉尔突然以惊人的力量把助手推开，挺起了胸脯，和我站在一起。摄影机急速地转动，闪光灯咔嚓作响，照下了人们记忆中自豪、强壮、屹然挺立的丘吉尔，和我刚在他会客室私下见到的年老体衰的可悲现实迥然不同。

1959年的卡斯特罗

1959年1月1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他的队伍在哈瓦那街头祝捷。他打垮并推翻了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向古巴人民许下了正义和自由的诺言。

卡斯特罗作为成功地反对右翼独裁者的革命领导人，在美国新闻界普遍受到好评。但艾森豪威尔政府内部，对他的看法很不一致。国务院大多数拉丁美洲问题专家主张立即承认卡斯特罗政府。艾伦·杜勒斯和中央情报局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其他人则认为，在弄清楚卡斯特罗究竟是何许人之前，暂缓予以承认。卡斯特罗究竟是个不自觉地为共产党打头阵的人，还是他本人就是个共产党？

在卡斯特罗接受邀请来华盛顿向美国报纸主编协会1959年4月17日的会议发表演讲的时候，艾森豪威尔尚未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总统拒绝接见卡斯特罗，但赫脱劝我非正式地见他一下，使我可能对他的背景以及他的观点有更多的了解，协助政府掌握更多的情况。4月19日，星期天，我在国会大厦副总统办公室里单独会见了他。在历时三小时的谈话中，我们谈到了他的政治观点、他对美国的态度以及其他国际问题。

会见后，我口授了一篇很长的备忘录，送给艾森豪威尔、赫脱以及福斯特和艾伦·杜勒斯，综合了谈话内容，并描述了我自己的印象。其中，我特别提到我敦促卡斯特罗宣布他本人赞成尽早进行选举和卡斯特罗对此的反应。

他详述了以往他在公共场合说过的关于不主张举行选举的理由，特别强调“人民不要选举，因为以往的选举产生的都是坏政府”。

他用同样的论点说，在处死战争罪犯和驳回对巴蒂斯塔的飞机驾驶员宣判无罪等问题上，他只不过反映了人民的意愿。事实上，他似乎对这一想法入了迷，即他的责任就是实现人民的意愿，不论它在特定场合用什么方式表达出来……

在估量他最终将成为什么类型的领导人物时，我最关心的不是他对共产主义的天真看法，而是他对流行一时的多数舆论，即民众呼声的顺从，以及他缺乏普通的经济常识。正因为如此，我花了很长时间，尽我可能地强调，他虽有伟大的领袖天赋，但领袖的责任是不能被舆论牵着鼻子走，而应把舆论纳入正当的轨道，不要在人民一时冲动之下，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什么，而要使他们知道他们应该要些什么。我指出，古巴人民很可能对选举和代议制政府感到幻灭，但这只能使他负有更大的责任促使选举必须赶紧进行，从而恢复人们对民主程序的信心。不然的话，古巴最终必将会出现同样的、他和他的同伴曾与之进行过英勇斗争的独裁制度。我使用同样的论点谈到新闻自由，在不偏不袒的法庭、法官和陪审团前进行公正审判的权利，以及在谈话过程中引起的其他问题。在谈到的每一个问题上，他总是以根据人民意愿为理由为他背离民主原则进行辩护。我针锋相对地请他注意这一事实，尽管我们相信多数统治，但即使多数也可能是专横暴虐的，所以有一些个人权利是决不容许多数滥用权力加以破坏的……

不论我们对他有什么看法，他即将成为影响古巴并且很可能影响整个拉丁美洲事态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他看上去是真心诚意的，如果不是共产主义的不可思议的信奉者，便是受过共产党严格训练的老练之人，我认为他属于前者，而且我早就说过，他对于管理政府和经济的观点比我在50多个国家见过的任何一个世界性人物都差得多。

可是，由于他拥有领导能力，我们别无选择，但我们至少应该力图使他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卡斯特罗回古巴后的行动使我深信，他确实是个共产党，于是我坚定地和艾伦·杜勒斯站在一起，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其他会议提出这一看法。1960年初，艾森豪威尔开始相信我们是正确的，认为应该采取步骤支持古巴内外的反卡斯特罗力量。我出席了艾森豪威尔授权中央情报局组织和训练古巴流亡人士的会议，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把他们的祖国从共产党人手里解放出来。

赫鲁晓夫和“厨房辩论”

1959年年初，艾林豪威尔批准美国新闻署的一项建议，要我代表美国出席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的开幕典礼。

不了解20世纪50年代后期情况的人，很难理解当时共产主义国家和自由世界相互关系的性质。苏联仍被斯大林时代的神秘之幕笼罩着。铁幕在欧洲拉得很紧，苏联的导弹使波恩、巴黎、伦敦感到害怕，华盛顿也不例外。

尼基塔·赫鲁晓夫这个从基层爬上来的人，是当时共产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举止鲁莽、语法蹩脚使西方许多记者和外交官低估了他。然而尽管他粗暴莽撞，头脑却很敏锐，而且还是一个冷酷的、奉行强权政治的行家。

赫鲁晓夫根本不理睬西方关于裁军与缓和的建议，堂而皇之地继续大量储存导弹，建造潜水艇，进行核武器试验。赫鲁晓夫炫耀他新近在火箭方面领先的那副好斗的神情，使许多人认为他会毫无顾忌地利用火箭发动一场核战争。

外国人很少被邀请去会见赫鲁晓夫，见过他的人常常被他搞得心神不安。他有时几乎表现得妩媚动人，有时却有点土里土气。访问过他的人有的人骂他是恶魔化身，有的则说他只不过是个醉鬼。

为了出访苏联，我极其认真地做了准备，这是我以往外出访问或开会未曾有过的。我阅读了我能找到的有关苏联及其人民的材料。帕特和我花了好几个晚上学习俄语词汇。我听取了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向我作的情况简介，让自己熟悉可能和我会面的苏联领导人的背景。到7月22日我动身去莫斯科时，对赫鲁晓夫可能提出的有关苏美关系的问题，我准备了100个以上，可以随时就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同他展开讨论。

我向见过赫鲁晓夫或和他谈过话的为数不多的西方人士请教，问他们赫鲁晓夫是个怎么样的人，估计我从他那里可以得到些什么。很多人说，最重要的是使他思想上绝不怀疑我们是真心真意献身于和平的。赫鲁晓夫会密切注意我的一举一动，是否流露出好战的神气。因此他们警告说，按沃尔特·李普曼的说法，我应该尽量不挑衅。其他人，当然也是一些专家，则认为赫鲁晓夫会抓住我身上任何示弱和姑息的迹象，来为他所用。

我想听听福斯特·杜勒斯的意见，当时他正在沃尔特·里德医院治疗晚期癌症。我到医院时，见他坐在轮椅上，一件红色格子绒浴衣裹着他佝偻的身躯。他说话声音微弱，说不了几句，就要吃一口冰块，以减轻咽喉发烧的痛苦。

“要是想让赫鲁晓夫理解我们的意图，什么是最重要的？”我问他。

像往常一样，他想了一下，考虑着如何回答，接着以他一贯的坚定性和逻辑性，谈了他的看法。

“用不着去说服赫鲁晓夫相信我们的善意。”他说，“他知道我们并非侵略者，我们没有威胁苏联的安全。他了解我们。但需要让他知道我们也了解他。当他说他主张和平竞赛时，他确实是指他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之间的竞赛，但这只在我们的世界内进行，不在他的世界内进行。必须使他明白，他不能两者兼得。向他指出过去的记录，关于克里姆林宫在全世界的活动，我们有具体的证据。应该告诉他，除非停止此类活动，否则，他那缓和紧张局势与和平共处的呼吁，只能是一套骗人的空话。”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然后杜勒斯凝望着窗外。“这么好的天气，你却跑到这里来。”他说，“你应该在户外打打高尔夫球。”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几句话。四天以后，1959年5月24日，他离开了人世。

福斯特·杜勒斯和我是朋友，虽说我们在年龄和背景上相距甚远，但我们俩都热爱这个世界，并且对美国在世界上应起什么作用持有相同的基本观点。杜勒斯在政治上绝非缺乏经验或幼稚天真的，但作为国务卿，他经常外出访问，忙得不可开交，所以他把我当作他的政治耳目，使他不致和华盛顿尤其是国会中发生的事情脱节。有多少个夜晚我和他一起参加鸡尾酒会或宴会，然后坐在一起谈论世界大事，一谈就是几个小时。这是我向他这位当代伟大的外交家学习的最难得的机会。

大多数不了解杜勒斯的人，认为他严厉、执拗，简直像个苦行僧。报纸一般把他说成是冷血动物，缺乏人情味，是个大谈“大规模报复”的深奥的正确性和叫嚷着走向“战争边缘”的人。其实，杜勒斯是一位有才华、严于律己和笃信宗教的人。他对他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能看到其中的原则和逻辑的各个方面。但他也认为世界上每个人的生命是重要和宝贵的，因为那是上帝赐予的。

杜勒斯对艾森豪威尔让他在处理对外事务上有相当大的活动余地是很感激的，他也经常注意这方面所涉及的责任和义务。“我决不能成为总统的负担。”当一种争论即将开始时，他往往这样对我说，“作为朋友，每当你认为我已成了一种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负担时，我希望你能向我指出。”他认识到，公职人员决不能忘记这条根本原理，即一旦他本人——倒不是他的政策——出了问题，他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在这方面，福斯特·杜勒斯或许是我所知道的最光明正大的公职人员。

在那段时期，当西方政界和知识界倾向于主张在对苏关系上搞目光短浅和机会主义的安排时——这种倾向似乎是缓慢而不断地滋长起来的——杜勒斯便弹起了好像要回到僵硬的冷战状态的调子。但他把他的工作看作是一种崇高的天职，因而在逝世前几个月他说：“共产主义坚持错误，让我们坚持正确，绝不动摇。要求变革的力量一定会出现，同时也一定要紧紧抓住这种好的变革力量。”

世界各国的领袖和政府首脑参加了杜勒斯的葬礼，同来的还有和他地位相当的各国外交部部长。少数人因为爱他而来送葬，而大多数人则经常和他持不同意见。但他们都尊敬他为人正直，尊敬他深切信奉和平、自由和正义的原则，正是这些原则推动他作出各项决定。

正好在我去莫斯科前几天，国会通过了关于被奴役国家的决议。自从1950年以来，国会年年都要通过这么一个决议。艾森豪威尔根据这个决议发表了一项声明，促请美国人“研究受苏联统治的国家的困难境况，再次承担义务，支持那些被统治国家的正当愿望”。艾森豪威尔在我去莫斯科一周前发表这一声明虽说是偶然的巧合，但我知道赫鲁晓夫会把它理解为蓄意的敌对行动。

我们在7月22日乘空军喷气机离开友谊机场。莫斯科对我们的接待是冷淡而有节制的。副总理弗洛尔·科兹洛夫宣读了冗长的欢迎词，美苏两国国旗懒洋洋地在下午暖和的空中飘着。没有军乐队，不奏国歌也没有欢迎群众。卢埃林·汤普森现在是我们驻莫斯科大使，1956年我在奥地利和他初次见面。我们在大使官邸斯帕索大厦二楼的一间保密室里长谈，驻每一个国家的美国使馆都有一间日夜警卫、排除一切窃听装置的屋子。汤普森对我说，苏联领导人对被奴役国家决议很恼火，机场的接待也许只是他们表示不满的第一个迹象。他说，他们对这类批评特别敏感，因为他们同某些卫星国之间的关系颇为紧张。

由于时差关系，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什么觉，5点半左右，我叫醒了我的警卫杰克·舍伍德，我说我想去逛一下著名的丹尼洛弗斯基市场，农民在那里出售蔬菜和肉类。在开始正式日程活动之前，想要得到对这个城市和它的居民的一些感性知识，这是个很好的办法。舍伍德和我在一名司机兼译员的苏联保安人员陪同下前往。

当我在拥挤的货摊间的通道上漫步时，我到达这儿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不久就聚拢来一群人。

我和人群在一起差不多有一个钟头的光景，我回答问题，进行友好而自发的交谈。我快要离开时，有几个人向我要美国展览会的入场券。我说没有，但我很乐意为我在这个市场所认识的朋友们买几张，这样，他们就可以作为我的客人来参观展览会。我要舍伍德给人群的代表一张100卢布的钞票，足够买100张入场券。这位代表把钱退了回来，解释道，问题不在于有没有钱买票，而是政府只把票分给经过挑选的人。对此，我们大家哈哈大笑，接着和他们握手告别。第二天，苏联三家大报《真理报》《消息报》和《劳动报》都用大字标题报道了这件事，指责我企图用金钱“收买”和“腐蚀”苏联公民。

那天上午晚些时候，我去克里姆林宫同赫鲁晓夫进行第一次会晤。他站在大办公室的角落里，仔细观看一个最近射入外层空间的苏联火箭的模型。我们和摄影记者握了手。他的个子比我想象的稍矮一些，其他方面则同他的照片一模一样——胖胖的腰围、粗鲁的笑容以及脸颊上那颗明显的黑痣。

在记者和摄影师退出之前，赫鲁晓夫亲切地和我闲聊莫斯科的好天气。他赞扬我在伦敦市政厅的演说，说他也欢迎我谈到的那种和平竞赛。接着他挥手要记者们退出，朝一张两边摆了好多椅子的长会议桌做了一个请坐的手势。

气氛顿时改变。赫鲁晓夫作了长篇演说，激烈地攻击被奴役国家决议。他把它说成是个荒谬和吓唬人的决议，并且问道，第二步是否就是战争？“在此之前，苏联政府认为美国国会决不会通过一项发动战争的决议，”他说，“但目前的情况似乎表明，虽说参议员麦卡锡已经死去，但他的阴魂不散。为此，苏联不得不时刻准备着。”

我向他解释这个决议的来龙去脉，并建议换一个问题谈谈。但他不肯罢休。他气势汹汹地拼命利用这个问题为苏联搞军备进行辩护。最后我说：“在白宫，我们有一条解决冗长而又得不到结果的讨论的议事规则。艾森豪威尔总统说过：‘我们都快把这匹马给鞭死了，让我们换一匹吧!’也许你我现在也该这么做了。”

译员翻译我的话时，赫鲁晓夫脸部毫无表情。“我同意总统说的不要把一匹马鞭打得太厉害，”他说，“但我还是不理解你们的国会干吗要在这么重要的一次国事访问前夕，通过这种决议。这使我想起苏联农民的一句谚语‘不要在茅房吃饭’。”说到这里，他脸上的表情怒气冲冲，说，“这个决议臭极了，臭得像刚拉下来的马粪，没有比马粪更臭的东西了!”

赫鲁晓夫在译员翻译时两眼盯住我。我决定以牙还牙，揭他的老底。我记起有几条简报材料说赫鲁晓夫年轻时当过放猪娃。我也从小记得马粪一般都用作肥料，不过一旦邻居施了猪粪，那股臭气可真要熏死人了。

我也盯着赫鲁晓夫，不过还是用交谈的口气说：“我想主席先生大概是搞错了，比马粪更臭的东西是有的，那就是猪粪。”

在译员把话译完的一瞬间，赫鲁晓夫脸上顿时涨起了一团暴怒前的红晕。然后，他突然朝着我笑着说道：“你说的对，也许我们现在应该换一个问题谈谈。不过，我必须警告你，你在这儿访问期间，还会听到关于这一决议的议论。”在这一问题或其他少数几个问题上，赫鲁晓夫的确是说到做到的。

我们从克里姆林宫驱车前往美国展览会参观，展览会定于当天晚上正式开幕。我们见到的第一件展品是台电视台的模型。一位年轻工程师问我们要不要试一下一种新式彩色电视录制装备，把我们互致问候的场面录下来，然后就在展览会上播放。赫鲁晓夫起先有点不相信，但当他看到有群苏联工作人员围在展品附近时，他那副演员腔就来了。我还不知他要干什么，他已登上讲台，朝着电视镜头大声说话，希望博得观众喝彩。

“美国建国多少年了？”他问我，“300年？”

“180年。”我答道。

赫鲁晓夫得意非凡。“嗯，这个嘛，我们说美国存在了180年，而这就是它达到的水平。”他用手朝着整个展览会大厅挥了一大圈说，“我们只不过存在了42年，再过7年，我们将达到美国同等水平。”对他夸下的海口，听众显然觉得很有趣。他继续说下去：“当我们赶上你们，从你们身边经过时，我们将向你们挥手。”他转过身来朝想象中的美国挥了挥手。

他指着站在人群前面一个结实的苏联工人问道：“难道这个人像奴隶劳工？有这样精神的人，我们会失败吗？”

我指着一个美国工人说：“有像他这样的人，我们是强大的!但这些人，苏联人和美国人，可以一起为和平很好地工作，正像他们为建造这座展览馆而一起工作一样。事情该是这样的。”我又说，“如果你打算赶上我们的这场竞赛，要为我们两国人民和其他各国人民造福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自由交流思想。你不用害怕思想交流嘛，毕竟你也不是样样都懂嘛。”

赫鲁晓夫发火了，跳了起来。“如果我不是样样都懂，那你对共产主义，除了害怕它之外，也一窍不通。”他叫喊着。

在展览馆里走着，我们很快来到一件议论最多、最有吸引力的展品面前。这是一件标价1.4万美元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住房的模型，大小和原型一模一样，各色设备俱全，使苏联人看得眼花缭乱。苏联报纸称它“是印度的泰姬陵”，硬说这不代表普通美国家庭的真实状况。我对赫鲁晓夫说，一个美国钢铁工人可以拥有这么一所住房，但他不相信或不愿承认这一点。我们在厨房模型前停了下来，在这里的对话后来成为全世界议论纷纷的一场辩论。

和电视台模型前的交锋不同，我们这次“厨房辩论”没有录成电视片，但记者们却大事报道，还登载了一幅我把手指戳着赫鲁晓夫胸膛以加强语气的戏剧性照片。他时而采取守势，说苏联住房将来也会有美国展品中的那种现代化设备；时而采取攻势，说一件洗衣机样品自然要比一般洗衣机的质量高。我问他，争论洗衣机质量高低总比争论火箭力量谁大谁小要好吧？他当即嚷了起来：“是你们那些将军们说，非要同我们比赛一下火箭不可嘛。他们说过那些火箭厉害得能毁灭我们。我们也要给你们一些颜色看看，让你们知道苏联人的精神。我们是强大的，我们能打败你们。”

我回答道：“谁都不应使用武力逼人太甚，让别人像是收到了最后通牒似的。对我们来说，争论谁更强大是没有意义的。倘使战争爆发，我们两国谁也当不了赢家。”

赫鲁晓夫试图转败为胜，指责我向他发出最后通牒。“我们也是巨人。”他宣称道，“你想威胁我们，我们将以威胁回答威胁。”

我对他说我们从不使用威胁。“你想用间接办法来威胁我，”他又嚷着说，“可我们也有威胁手段。”

最后，他不准备再这样斗下去了。他说：“我们想和一切国家和睦友好，尤其是和美国。”我回答道：“我们也要和平。”

在这场激烈辩论过程中，站在赫鲁晓夫身旁的是他的一名主要助手，一位年纪不大的党的官员，名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

我们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帕特和赫鲁晓夫夫人和我们参加了一次盛宴。我们彼此用香槟干杯，并按照主人的做法，把酒杯丢进壁炉。接着，用银盘上了鱼子酱供我们享用。

第二天晚上，我们在使馆为赫鲁晓夫举行晚宴。席间，他开始描述俄罗斯的乡村风景如画。突然之间，他说我们不应等到以后欣赏这美丽景色，硬要帕特和我去他莫斯科郊外的别墅过夜，还说他将在那里和我举行列入日程的会谈。半小时后，我们乘坐一辆高级轿车，飞驰在不见人影的大路上。不久我们进入了森林，那里比较凉快，四周黑洞洞的，一片寂静。赫鲁晓夫的别墅原先曾是沙皇的夏季行宫之一，几乎和白宫一样大。别墅四周有好几英亩的草坪和花园，在另一边，森林一直通向莫斯科河岸。

次日上午，赫鲁晓夫夫妇来得不算早。他活像一名社交指导员，立刻把一切都包揽起来。“首先，让我们在屋子前面照个相。”他说，“然后再到莫斯科河上兜一圈，你就可以看看农奴是怎样生活的。”

“喔，是的，那些被奴役的。”我说，这次决定不让他再向我进行挑衅。

游艇停在船坞旁等候着，我们沿着蜿蜒曲折的莫斯科河上游逛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一批又一批游泳者不止一次地从岸边游来，围住了游艇，向赫鲁晓夫欢呼，争着和我们握手。当赫鲁晓夫向这些游泳者提出“你们感到像是被奴役的人民吗”这个问题时，我起初还觉得挺有趣。但我很快发觉这是早就布置好了的。“你从不放过进行宣传的任何机会，是吗？”我问他。“不，不，”他坚持说，“我没有宣传，我说的是实话。”

我们在高大的白桦树阴下的草坪上进午餐，场面宛如契诃夫小说里所写的那样。我们坐下后，赫鲁晓夫又表演了一番耍嘴皮子的本领。当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开始用英语和帕特交谈时，赫鲁晓夫笑他想当罗密欧，可惜年龄太大又扮演不了这个角色。然后赫鲁晓夫对他说：“你听着，你这个狡猾的亚美尼亚佬，尼克松夫人现在属于我了。你就老老实实待在你的位子上。”他用手指在帕特和米高扬之间上了浆的台布上画了一条假想线，说：“这是一道铁幕，不许你跨越过来!”

头几道菜中有一种西伯利亚名菜：切得很薄，蘸上了盐、胡椒和大蒜等调味品的生白鱼片。赫鲁晓夫夹了一大份，看到我也取了同样一大份时，他赞许地微笑着。“这是斯大林爱吃的菜。”他边说边大口大口地嚼着，“他说吃这个有助于他的背脊骨坚挺起来。”

撤去杯盘后，我以为赫鲁晓夫和我可以先告退，以便进行严肃的会谈。但他却毫无先走的意思。相反，当我们一起坐在那儿时，他又吹起苏联火箭与导弹的威力和命中率来了。他随口说，意外事故很可能发生，使大家倒抽了一口冷气。他说，比如一两个月以前苏联有一枚洲际弹道导弹机件失灵，多射了1250英里，他曾为此非常担忧，起先担心它会落到阿拉斯加，幸好落在海洋上。

我问他，如果苏联在导弹生产方面如此先进，那为什么还非得继续制造轰炸机呢。赫鲁晓夫答道：“我们差不多已停止生产轰炸机了，因为导弹命中率更高，而且不受人有时失灵和人的感情的影响。人常常因为感情的突然变化而不能把炸弹准确地投向预定目标。你可不必担心导弹有这类问题。”

当我问到潜艇时，赫鲁晓夫说：“我们正尽可能多地建造潜艇。”米高扬迅速地瞥了他一眼说：“主席是说我们正根据防卫需要建造尽可能多的潜艇。”

我问到用固体燃料作为导弹的动力问题，赫鲁晓夫说：“嗯，这是个技术问题，我说不上来。”

这时，气氛变得相当紧张。帕特笑着对赫鲁晓夫说：“主席先生，我觉得很惊奇，居然也有你不准备讨论的问题。我还以为政府由你一个人当家的情况下，你必须什么都知道，一切都牢牢掌握在你手里。”

米高扬凑上来替他的上司解围。“就是赫鲁晓夫主席也没有那么多双手去做他必须做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在这儿帮助他呀。”他说道。

最后，我平静地说，全世界之所以那么害怕战争，大部分原因是苏联领导人的好战讲话。“我希望你不要以为你们在莫斯科召开51国共产党会议，我们连对这些代表们来干什么以及得到了什么指示都会一点也不知情。最近你就在波兰公开宣布过苏联支持各地的共产主义革命。”

“我们不赞成对个人搞恐怖行为，”他答道，“不过，如果我们支持其他国家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资产阶级不和平地交出政权，那么，也许就真的必须使用暴力了。”

“换句话说，你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都是‘被奴役的’，因而解放他们也就是正当的了？”我问道。

赫鲁晓夫咆哮说，倘若苏联支持一场真正的国内革命，那不算干涉内政。

我问他，苏联报纸和电台为什么公开赞扬委内瑞拉对帕特和我搞恐怖活动，这是否属实？苏联报纸曾对想在那儿把我们干掉的暴民深表同情。

赫鲁晓夫顿了一下，然后向我探过身来，用充满感情的声音低沉地说：“我们有这样一句谚语：‘你是我的客人，但真理是我的母亲。’所以，我愿意回答你这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你是那边义愤填膺的人民的目标。他们的行动并非针对你个人，而是针对美国的政策——针对你们美国失败了的政策。”

“我同意你有权利发表你自己的看法和同情这些暴力行为，”我说，“但我要指出，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苏联还要同这种革命舆论和同情搞在一起，那很可能有失去控制的严重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像艾森豪威尔和你这样坚强的人应该会晤的道理。但这种会谈必须在互让的基础上进行。主席先生，你是我所见过的代表你们观点的最有力的发言人之一。但你的发言只有一个命题。你说美国总是错的，苏联则从来没有不对过。和平不能通过这种方式获得。”

这下又把他惹恼了，于是来了另一篇夸夸其谈的长篇演说，几乎讲了一个小时。在他终于平静下来后，我说：“我的意思是，在你的立场方面有没有可谈判的余地。假如现在坐在你对面的是美国总统而不是副总统，难道你的立场也那么僵硬，甚至连总统的话也不要听吗？”

也许他那长篇独白使他感到疲倦了。他显然没有兴趣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只是泛泛谈了一通柏林问题作为对我的答复，接着便站起来以示午餐宣告结束。

3点半我们又坐下来谈，等我们最后离开谈判桌时已快（晚上）9点了。人人都有点茫然，我们居然谈了五个多小时。

赫鲁晓夫的意图是想威吓我们，以苏联军事力量和他表示乐意使用这种力量的恫吓来压倒我们。和大多数专政者一样，他把受控制的听从和令人无法插嘴的独白当作他自己武器库中的重要武器。那天下午我使他这两项重要武器都无法施展。汤米·汤普森证实了我原来的猜想：大多数见过赫鲁晓夫的美国人，一般都本能地显得自己愉快可亲并且不同他顶撞，而他却把这种礼貌视为软弱的表现。经过这次在乡村别墅举行的长时间午餐会，我发现我的本能才是正确的。赫鲁晓夫只尊重不害怕他的人、敢和他顶的人以及像他那样强烈地深信自己事业必胜的人。

结束访问时，我通过电台和电视台向苏联人民发表了一次讲话，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汤米·汤普森和哈佛大学的威廉·y.埃利奥特教授——他应我邀请作为我的随行人员——帮我起草演说稿。汤普森建议我提一下市场事件。他说，苏联新闻界曾对此大做文章，所以我的听众中一定有很多人知道这件事。在讲话中，我仅仅叙述了此事的经过，但这是人们第一次听到《真理报》公开受到批评，而在我离开之后很久，此事还在苏联人民中引起激烈的辩论。

展望未来，我在讲话中说：“我以为共处的概念是完全不合适而又消极的。”我进一步解释道，“共处意味着世界必须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在它们之间隔着一堵仇恨和恐惧之墙。我们今天需要的不是两个世界而是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不同的民族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在这个世界里，一切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能自由交往。”

我试图把我们与苏联领导人之间的分歧的焦点说清楚：问题不在于哪种制度更好，而是一个国家是否可以把它的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提到赫鲁晓夫的著名预言，即我们的孙子一辈将在共产主义社会生活时，我说：“我表示，我们并不反对他说的这种情况将会发生。我们只反对他力图促使它发生……我们更喜欢我们的制度。但我们这种信念最本质的东西是，我们现在不想，将来也不想把我们的制度强加于人。我们认为你们和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都有权利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选择最适宜于你们具体情况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离开苏联后，我们对波兰作了一次为期短暂的访问。

波兰政府对赫鲁晓夫最近的华沙之行只得到了惹人注目的冷淡接待一事十分敏感，因而，它没有公开宣布我们到达的日期以及车队行进的路线。然而人们都知道了，这得感谢自由欧洲电台和即便在控制得很严密的共产党社会中依然存在的地下工作网。

这是个星期日，很多人没有上班。当我们离开机场不久便受到了欢迎，起初是一小批人，后来是一大群一大群人，挥手、鼓掌、喊叫、欢呼，很多人满面泪花。数百束鲜花抛向我和帕特坐的车子，甚至扔到跟在后面的记者座车上。政府保安部队毫无准备。蜂拥向前的人群使车队不时得停下来，用波兰语高呼“美国万岁”“艾森豪威尔万岁”“尼克松万岁”。那个星期日约有25万人拥上了街头。尽管苏军驻扎在那里，尽管他们与苏联有着共同的边界，波兰人在那个星期日的戏剧性示威，不仅表达了他们对美国的友谊，也表现了他们对近邻苏联的憎恨。

我们于8月5日回到华盛顿，受到了大批人群的热烈欢迎。我的苏联之行在美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和赫鲁晓夫在展览会第一次交锋的电影镜头已在美国电视台播放，对我们几次会谈的报道又使我成了敢于顶撞赫鲁晓夫的人。

可是，这种名声也有一个不利之处。有些报刊评论家认为，倘若我当了总统，我和赫鲁晓夫就难以相处。赫鲁晓夫此后就充分利用这一说法来提高他的身价。

1960年的竞选

在我直接参加的五次总统竞选中，1960年这次对我个人影响最大。这是一次紧张非凡的竞选。约翰·肯尼迪和我都正处于政治能量最大的顶峰时代，并且我们曾就美国生活和历史中划时代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辩论。

我们的分歧异常明显。他信奉民主党正统观点，主张联邦政府进行积极干预，到处许愿，哗众取宠，说是要带领美国跃入新领导和社会福利的新时代。我则高举建设性的战后共和党主义大旗，以这些保守思想为根据：健全的私人经济和个人进取心乃是迅速赢得繁荣和进步的条件。但是，使我愤懑和沮丧的并不是这些分歧，而是肯尼迪这一家玩弄政治的手法以及新闻界对他们所做的坏事不闻不问的做法。

肯尼迪和我进入1960年竞选时，彼此在个人竞选实力和不足等方面都不相上下，旗鼓相当。我的最大本钱是，经加拉加斯事件以及与赫鲁晓夫交锋之后，我或许是仅次于艾森豪威尔的最为我国人民所熟悉的政治人物。民意调查表明，人们视我为有较多经验的候选人，我也有意要在竞选运动中强调我拥有经验。最重要的也许是，我在体力上、精神上和感情上都为此次竞选做好了充分准备，我也热烈地盼望着它的来临。我知道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但我觉得我能取胜。

在另一方面，我最大的弱点是我那虚弱的共和党基地。1960年，达到投票年龄的美国人中有5000万宣称他们是民主党选民，只有3300万宣称自己是共和党选民。在灾难性的1958年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得票只占总票数的43%。共和党正处于1936年以来的最低潮，对于在选票上把共和党的缩写字（r）加在他名字前面进行竞选的人来说，1960年注定是个不祥之年。

我认为肯尼迪最大的有利条件是他的财富和他本人的风度和魅力。有些共和党战略家认为这些恰是肯尼迪的弱点，但我不以为然。经过艾森豪威尔八年来老祖父式的统治，在这新的20世纪60年代，人们可能准备接受一个具有崭新领袖风格的总统。肯尼迪还可指望民主党内的坚强团结。和共和党人不同，民主党人一贯能够咽下分歧的痛苦，团结在党所提名的人周围。

肯尼迪有两个主要的政治上弱点。在我看来，一个只是表面上的弱点，即他是个天主教徒；另一个则是实质上的，即他缺乏经验。宗教问题在多方面都起作用，也许最后会对肯尼迪有利。目前依然存在原教旨主义的反天主教偏见的地区，都集中在我必胜无疑的几个州。而很多天主教徒将投肯尼迪的票，因为他是天主教徒；还有一些非天主教徒也将投他的票，因为要证明他们并无宗教偏见。可是，经验问题却是肯尼迪的大弱点。他作为一名活跃的参议员已达八年之久，他以本人思路宽广和幕僚质量较高而颇有名声，但他并没有特别专长。

正如我确信肯尼迪将是民主党总统提名人，我几乎可以肯定林登·约翰逊将是他的竞选伙伴。这两个人都是顶呱呱的竞选活动家和政治家，而排出肯尼迪-约翰逊这一阵容在平衡年龄、经验、地区和宗教方面都是最理想的。这种结合也许是一种很不自然的、毫无乐趣的、权宜性的结合，但这个阵容可以团结民主党，尽管它以北部自由派为首，但却可以保证获得南部保守派的支持。

共和党要排出能与肯尼迪-约翰逊对等的名单显然应该是尼克松-洛克菲勒。当我和洛克菲勒7月23日在纽约见面时，我向他暗示，要给他这个位置。如我所料，他没有接受。我并不怎么遗憾，因为洛克菲勒脾气倔强，他当我的竞选伙伴对于我来说，要比肯尼迪对付约翰逊更为困难。可是，他的坚辞却使我无法选择，排不出一张能与民主党旗鼓相当的名单，而民主党的名单是排得相当均衡的。

肯尼迪在7月中旬洛杉矶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给人以强烈的印象，获得了许多人的拥护，名声很好。在共和党人7月25日去芝加哥开会之前，我的民意调查人克劳德·鲁宾逊认为肯尼迪-约翰逊这一对名单以55%对45%领先于共和党可以排出来的任何一对名单。

7月27日，星期三，晚上刚过11点，亚利桑那州提议大会一致同意我作为共和党美国总统候选人。我立即召开有32位共和党领袖参加的会议，商讨挑选副总统候选人事宜。

大会之前，可能成为我竞选伙伴的共有六人：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伯特·洛奇（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思拉斯顿·莫顿（肯塔基州）、众议员沃尔特·贾德（明尼苏达州）、众议员杰拉尔德·福特（密歇根州）、内政部部长弗雷德·西顿（内布拉斯加州）和劳工部部长吉姆·米切尔（新泽西州）。

到了我和党的领袖们在布莱克斯通饭店我的套房里开会时，我已把名单压缩到三人：贾德、莫顿和洛奇。贾德和莫顿二人极力主张我挑选一个享有全国声望、比我更能得到广泛的政治选区支持的人。莫顿对谋求这个位置可谓梦寐以求久矣，但他非常大方地推荐我挑选洛奇。艾森豪威尔也这样主张。

洛奇在到场的党内头头和全体代表中间，获得最大的支持。总地说来，我也认为他是个适当的人选。当我考虑到他在国内问题的看法上比我更富有自由主义色彩时，我毫不怀疑，一旦有必要，他完全可以接替我担任总统而且还能干得很出色。凌晨2点30分，我打电话给他，请他当我的竞选伙伴。他欣然同意，并作出立即来芝加哥的安排。

我的第二个任务是完成我的接受提名的演说稿。我打算利用这次演说的机会，从艾森豪威尔本人和其政府呆板而又没有想象力的老一套中跳出来，反正肯尼迪和民主党人在他们党的代表大会上已把这个问题端出来了。我打算用更大胆的想法激起人们的兴趣，即共和党的竞选活动也可以富有刺激性甚而有鼓舞作用。我请洛克菲勒把我介绍给代表大会，他懂得党的团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介绍词。他确实帮了我的忙，戈德华特也这样做了。

我宣布，我要进行一场空前规模的竞选运动。“今晚，我向你们宣布，并向你们保证，从现在起到11月8日，我个人愿意把这场竞选运动开展到全国50个州的每一个州。”在一场彼此势均力敌的选举竞赛中，每一票，每一个州，都是重要的。

我深信，竞选运动的关键问题是经验，因而在我的接受提名演说中，我让人们明确理解这一点。

我要求全体美国人都来参与一场我认为在未来的年头中我们将面临的令人振奋的挑战：

我们将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美国……在这个国家里，我们将看到美国和全世界亿万人民的梦想变为现实——过着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更完善、更自由和更富足的生活。

我们必须进行的斗争是……用我们在战争年代中进行战斗那样的信念来进行争取和平和自由的斗争……自由世界谋求胜利的战略是对付共产主义世界谋求胜利的战略的唯一答案。愿我们谋求的胜利……将是世界各国以自由战胜暴政、富足战胜饥馑、健康战胜疾病的胜利。

围绕着共和党代表大会和我的接受提名演说所进行的宣传工作，收到了我所预期的效果。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的报告，与大会前相比，出现了决定性的转折：现在，尼克松-洛奇以53%领先于肯尼迪-约翰逊的47%。不过，我知道大会和演说所起的暂时作用不久即将消失，而我对选举本身的估计是，我们必须拼个你死我活，一直斗争到底。

1960年美国政治运动中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因素，那就是两个总统候选人第一次在电视上展开辩论。

在职的政府官员很少有自愿跟对手辩论的。我知道，就我们两人而言，辩论将更有利于肯尼迪，因为这样一来全国都会知道他的观点，而这一点恰恰是他比我更为需要的。另外，他作为进攻的一方，在战术上就占了优势。而我作为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一员，虽说可设法使辩论纳入我的计划和纲领，但我必得维护政府的政绩。而我又无法不和肯尼迪辩论，否则新闻界就会把我拒绝辩论变成竞选中的头号新闻。因而，摆在我面前的问题不是辩不辩论的问题，而是如何把辩论安排得尽量使肯尼迪占不了优势。

我们同意在电视上进行四次辩论。第二、第三两次实际上是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第一、第四两次才比较像个辩论会：每个候选人在开头和结束时发表演说，一个记者小组将提出问题要求答复。两次辩论节目：一次专谈国内问题，另一次专谈对外政策。决定这两次电视转播的次序后来成为我在这次竞选运动中一个最重要的决策，也是我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

因为过去从未搞过这种电视辩论，对哪次节目会吸引更多的观众，我们只能猜想。外交事务是我的专长，我希望这场辩论会有更多的观众。我认为观看第一次辩论的人会多些，而随着面对面辩论的新奇感逐渐减退，人们的兴趣也将随之降低。但我的绝大部分顾问却以为人们的兴趣将随着运动的深入而提高，因而，最接近大选日的那次辩论，即最后一次，最为重要。我听从了他们的判断并同意按此商定次序，即我同意把国内政策排在第一次，外交政策辩论放在最后。

8月中旬起，我两次访问南方，开始了我的遍访50州的竞选旅行。第一个州是北卡罗来纳，当我在杜克大学求学时曾在那里度过了整整三年的时间。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次成功的访问，仅仅由于出了一件看来是很小的事故才有点美中不足：我在格林斯博罗上车的时候把膝盖碰伤了。当时疼痛很快就消失了，因此我也就不在意。但12天后，膝盖痛得很厉害，检查结果是严重发炎。我得注射大量盘尼西林和其他抗菌素，在沃尔特·里德医院卧床两周。

我那尽早进行广泛的竞选活动以争取主动的一切计划，现在都落空了。膝部注射抗菌素当然很痛苦，但使我更痛苦的是，获悉我每天都落在肯尼迪后面，眼看把竞选的宝贵时间白白浪费掉了。

9月9日，星期五，我终于出院。在家里只过了一个周末，我就开始了为时两周、行程1.5万英里、走遍25个州的紧张旅行。从旅行的第一天就可看出整个日程是多么紧张。我们一大早从巴尔的摩飞往印第安纳波利斯出席一个群众大会，又从印第安纳波利斯飞往达拉斯，在车队簇拥下前往大会，再从达拉斯到旧金山出席在机场上举行的集会和在闹市区的联合广场召开的大会。上床已是东部时间午夜两点了。

这种进度肯定对我有影响。不到三天，我就发烧达华氏103度（相当于39.4摄氏度）以上，但仍按原日程进行。现在我才知道，我早该接受我的竞选经理鲍勃·芬奇、日程负责人吉姆·巴西特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建议，他们认为我正可利用住院休息作为理由，取消在全国50个州开展竞选活动的保证，而且这个理由既很正当又能说明事出无奈。但是我已经作出了保证，我就要坚决贯彻到底。我感到我必须拼命赶上肯尼迪。在我住院期间，他在盖洛普民意调查中以51%对49%再度稍稍领先。因此，我不仅不减轻竞选活动的负担，恰恰相反，为了弥补时间损失，我是加倍努力，全力以赴。

出院后的第一周，我访问了14个州。第二周，我访问了11个州。在华盛顿家里待了不到一天，便搭夜航班机去芝加哥，那里有5000名群众等候在机场。作了简短讲话、和人们握手后，我即驱车去参加街头集会。这些都是早先计划好了的，我们将驱车去五个选区，在每个选区都举行这样的集会。午夜一点以后，我才上床。我和肯尼迪的第一次辩论正好安排在那天，即9月26日晚上。

那天早上，我按计划向木匠工会年会发表演说，所以只有下午一整段时间能坐下来熟悉熟悉我为辩论准备的笔记。上电视台时，我精神虽然饱满但身体确已疲惫不堪，我自己也看得出来。生病住院和紧张的日程使我体重减轻了10磅。我的衣领显得大了一号，穿起来松松垮垮的，很不成样子。

几分钟后，肯尼迪到了，黑黝黝的脸色，休息得很好，看上去很结实。我的电视顾问特里·罗杰斯建议我使用一下电视化妆，但我不明智地加以拒绝了，只同意在早上虽刮了脸下午又呈现青色的两腮上使用一点“胡须膏”。

肯尼迪在整个辩论中始终采取攻势，抨击艾森豪威尔的政策，说它无能透了。他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更加积极进行干预的联邦政府。他提出的许多目标，我并没有不同意，但对于他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所主张采取的手段，我给予了迎头痛击。

辩论涉及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实质性的，但恰恰是一个非实质性的问题刺痛了我。一名记者提到一个月前在一次记者招待会快结束时，艾森豪威尔在回答我作为副总统曾提出过哪些高见时说过：“如果你能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也许想得出一条来。”艾森豪威尔当时的意思是说“请在下星期的记者招待会上来问我这个问题”。他很快发现自己说错了话，当天下午就向我表示歉意。民主党人抓住艾森豪威尔的疏忽，对我强调当总统要有经验的战术来了个釜底抽薪，并暗示艾森豪威尔也不怎么热情支持我当候选人。

大多数观察问题重实质而不重外表的社论作家，包括亲肯尼迪的《华盛顿邮报》和《圣路易邮报》，都说这次辩论双方打了个平手，但在辩论后对电视观众所作的民意调查表明，肯尼迪占了上风。支持肯尼迪的《亚特兰大宪章报》的拉尔夫·麦吉尔发现收听广播辩论的人都说我比肯尼迪强。但这并不使我感到有多大安慰，因为电视观众要比广播听众多五六倍。

我在第一次辩论中损失最大的不是我和肯尼迪交锋的实质，而是我们两个人身体形象的对比使我处于不利地位。当然对电视这个政治宣传工具作这样的评价，未免有点太糟蹋电视的作用了。辩论的电视节目结束之后，电话纷纷打来，我母亲也来过电话问我出了什么事，因为我看起来身体确实显得欠佳。

第二次辩论定于10月7日，即11天后在华盛顿举行。这下我懂得必须改变在第一次辩论中给人的外表印象。一天享用四顿营养丰富的牛奶和冰淇淋饮料，这种养生方法使我的体重增加了。而且，这一次我同意化妆。

我立即采取攻势，猛击肯尼迪的致命弱点。在苏联击落我们的一架u-2型间谍飞机后，他在5月间发表了一项轻率的声明，建议艾森豪威尔应向赫鲁晓夫道歉。我争论说，美国总统决不因采取保卫美国安全的行动而向人道歉。我还狠狠抨击了肯尼迪的井蛙之见——不愿保护由蒋介石军队占领的近海岛屿金门和马祖。

经过第二次辩论，大家一致认为我比肯尼迪强。《纽约时报》报道说，我“显然来了个反攻，又领先了”。《纽约先驱论坛报》社论说，我“显然赢了第二回合”。但观看这次辩论的观众要比第一次少2000万。

第三次辩论在10月13日进行，我在洛杉矶电视台、肯尼迪则在纽约电视台露面。我自始至终采取攻势。我再次揪住金门-马祖问题，说肯尼迪在战争威胁之下愿意把这些岛屿拱手送给共产党人，这等于在讹诈面前屈膝投降[6]。在第三次辩论后不久，我获悉肯尼迪的一位高级外交政策顾问打电话给赫脱国务卿，说肯尼迪不愿让共产党有美国不会团结起来一致对付侵略者的印象，因而打算修改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以表明他不是和政府唱对台戏。我吃准了肯尼迪想从这个不得人心的立场上开溜，所以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不让他溜走。但是，金门-马祖形势委实太紧张了，而且美国制止共产党攻击的作用确也太重要了，于是我决定，只要肯尼迪改变立场，便不逼他过甚。我只指出他态度变化反映了其人缺乏经验，然后就搁下这个问题不提了。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辩论于10月21日在纽约举行。这是一场关于对外政策的辩论，我们曾希望拥有最多的观众，可是，观看的人仍较第一次少了2000万。

辩论前一天，下午版报纸就以大字标题渲染：“肯尼迪主张美国干预古巴；呼吁援助古巴叛军。”我知道肯尼迪已收到中央情报局一份政府对古巴政策的简报，估计他和我一样都知道一项援助古巴逃亡者的计划早已绝密地开始执行。他的声明使该计划受到危害，因为这种计划只有在秘密支持、秘密执行的情况下才有成功的希望。

我知道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辩论。为了保守计划的机密，为了保护成千上万名执行这一计划的人的安全，我别无他择，只得采取同他完全相反的立场，攻击肯尼迪主张公开干涉古巴。这种角色我在任何一次政治活动中都不曾扮演过，真是言不由衷，啼笑皆非。我使拥护我的人大为震惊和失望，却得到所有不明真相和不该支持我的人们的支持，简直是乱了套。《华盛顿邮报》还赞扬我善于克制!过不了几天，肯尼迪改变了他的态度，但只有一小部分观众注意到这一变化。反正在这场辩论中，肯尼迪在6000万人面前树起了这一形象：在对付卡斯特罗和共产主义方面，他比我强硬得多。

有人说1960年竞选运动决定性的转折点是这几场“大辩论”，这是言过其实。把一场如此紧张的竞赛的胜败归结为一种因素造成的，这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猜测和过于简单化的分析。

舆论调查看来可说明，这几场辩论对选举结果没有多大影响。第一场辩论前，盖洛普调查说肯尼迪以51%对49%领先。7周以后，经过所有这几场辩论和全国范围的紧张竞选活动，盖洛普调查表明，肯尼迪为50.5%，我为49.5%。大选日那天的民意调查，我和肯尼迪实际上平分秋色：肯尼迪49.7%，我为49.6%。

总的来说，电视辩论在说明总统竞选所争论的问题方面，能否起一种可信赖的作用，我是表示怀疑的。鉴于这一舆论工具的性质，它显然有利于影剧编导式的人物而不利于政治家。

最后一场辩论之后，离大选日只有两星期多一点，我更是全力以赴。民意调查表明我只稍微落后于肯尼迪，但我感到有一股势头正在形成，我觉得来一个最后冲刺，我们也许还能登上顶峰。

我继续拼命在群众集会上演讲。在最后一个星期，我还增添了几次15分钟的电视谈话，谈一些重要问题。我力图把我和肯尼迪在国内问题，首先是经济问题上的主要分歧，更鲜明地加以突出出来。他提出的政府开支计划将使联邦预算增加150亿美元左右，从而会引起物价飞涨。在这最后的几天里，我要接触尽可能多的选民，而电视则可能是最理想的渠道。但购买电视时间耗资甚巨，而我的竞选经费又即将告罄。因此我们只买得起一次长时间的电视广播节目时间，预定在大选日前一天播出。

从竞选活动最初的日子起，我便策划要把艾森豪威尔作为我保留到最后的政治武器，一旦使用起来将会发挥巨大的威力。我们觉得，在竞选的最后两周，他到一些关键州的主要地区露面，将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艾森豪威尔一开始就完全赞同我的战略。但当肯尼迪开始攻击他的政绩，尤其是那个想象出来的所谓“导弹差距”问题时——这对艾森豪威尔的才智和是否胜任的问题都是个侮辱——他开始不再自我克制，发起火来了。

我原定10月31日和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共进午餐，讨论他提议要进行的一个范围特别广泛的活动计划。午餐前那天晚上，帕特接到玛米·艾森豪威尔的电话。她非常激动地说，艾森豪威尔的心脏可能经受不住紧张的竞选活动。但他下了那么大的决心要出来答复攻击他政绩的人，以致连她都说服不了他。她恳求帕特要我出面让他改变主意，但一定不要让他知道她曾从中干预。她说：“决不能让艾克知道我打过电话给你。”

第二天早上，我接到白宫医生霍华德·斯奈德少将的紧急电话。他告诉我，他不能批准使总统负担过重的竞选计划。由于肯尼迪的攻击，艾森豪威尔肝火很旺，但紧张的竞选活动又会使他本来有病的心脏受不了。“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但他通常又不听我劝告。”斯奈德说道，“求求你，为了他的健康，要么设法说服他，要么就干脆别让他干这事。”

那天下午我到白宫时，艾森豪威尔精神焕发，这是很少见的。一份范围广泛的旅行计划已制订好了，它包括在一些关键地区增加若干个停留地点，如伊利诺伊州南部、纽约州北部以及密歇根州，这些都是我们认为竞选特别激烈、双方力量特别接近的地区。当我开始提到六七个要他不去进行这次范围广泛的旅行的理由——当然都是些不太站得住脚的理由——他感到，说得轻一些，莫名其妙。他先是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继而就大发雷霆。但我不为所动，坚持要他按原计划行动，并在大选前夕陪我和洛奇在电视上露面。最后他默许了。自尊心使他一语不发，但我当然知道，我的举动使他疑惑不解甚至灰心失望。

竞选运动最后一周，艾森豪威尔出了几次场，那些陪同他旅行的人都说从未见过他有如此狂热的党性，即便为他自己竞选也没有这样过。事后看来，他当时如能实现那个范围广泛的竞选旅行计划，也许会对选举结果起决定性影响。比如他要是去了伊利诺伊州南部，其影响肯定会波及密苏里东部，那就很有可能把肯尼迪以极微弱优势获胜的几个州拉到我这边来。

可在当时情况下，我只能劝阻他，限制他的活动。好几年之后，艾森豪威尔夫人才告诉他我突然改变主意的真实原因。

经过最后一个星期发疯般的努力，我的竞选活动算是结束了。从8月全国代表大会以来，我行程6.5万英里，访遍50个州。我按计划作了180次演讲，发表了无数次即席谈话，举行过多次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凡是能做的我都做了，没有偷过一次懒，我的工作班子也一样。竞选活动具有一种特别紧张的劲头，一下子可以令人筋疲力尽，突然之间又可使你振奋亢进。

我们飞往加利福尼亚投票并等待结果，它要在下午6点左右东部投票站关门之后才知道。为了使这个漫长的下午过得快些，帕特带了特里西娅和朱莉上贝弗利希尔斯理发馆去做头发。我为了缓和一下这种紧张的等待，和唐·休斯、杰克·舍伍德以及一名洛杉矶警察局的司机沿着太平洋海岸公路驱车南行。休斯说他从未去过蒂华纳，我们的车便一直开到位于墨西哥境内的这个市镇。回洛杉矶时，第一批选举结果已报来了。

选举日之夜总是像公园游客在滑行轨道上滑行那样令人兴奋激动，但 1960年的选举日之夜却是我所经历过的最使人着急、最令人沮丧的选举日之夜。得克萨斯报来的情况摇摆不定，俄亥俄稍稍对我有利，但宾夕法尼亚却倒向肯尼迪。芝加哥市市长戴利把持的选举机构要拖到伊利诺伊州南部共和党控制的各县把数字报来后才发布选举结果，而我们要到这个时候才知道民主党需要多少张票才能赢得该州。总的趋向有利于肯尼迪，但到了午夜，我又很快拉平了晚上早些时候少于肯尼迪170万票的差距。我能否超过他尚不确定，不过竞赛尚未结束。即便如此，大多数报纸却早已预告肯尼迪的巨大胜利，记者和评论员们对我施加强大压力，要我认输。我决定发表一项简短声明，说明到现在为止选举结果的明显趋势。

帕特的自尊心受到了打击，激怒异常，坚决反对发表任何声明，并说她将不和我站在一起发表这种讲话。几分钟后，当我拿起笔来起草讲话要点时，她走进房间来对我说：“我想我们应该一起下楼去。”我不知道我更爱她的顽强战斗品质还是更爱她的亲切温情脾性。正是这种时刻，当你感到失败已影响你家庭的时候，失败的痛苦才是最最难以忍受的。

中午12时15分，我们下楼走进大使饭店舞厅。我说：“如果目前趋势继续下去，参议员肯尼迪将成为下届美国总统。”舞厅里效忠我们的人群高叫：“不要放弃!”“你仍然会赢的!”帕特好不容易抑制住自己的泪水，而我呢，则只想回到我那孤独的房间里去。

第二天早上6时，朱莉把我摇醒。肯尼迪现只领先50万票，而且传闻芝加哥和得克萨斯发生了大规模舞弊事件。埃弗雷特·德克森来电要我申请重新计票，并要求我不要发表认输的声明。他警告我，一旦认了输，投票记录将被销毁或不再保存，那时再请求重新计票就办不到了。接过他的电话后，我独自坐了几分钟，考虑了一下当前形势。

事先我们没有对付此类局面的准备，这是一个严重错误，目前，要挽救过来为时已晚。重新计算选票需半年以上时间，在这期间，肯尼迪当选的合法性便成了问题。这于美国对外关系将起破坏性的影响。我不能把国家拖入此种局面。而且，尽管有种种舞弊，应我要求而重新计票的结果，万一仍然是肯尼迪得胜，那又该怎么办？我这一辈子将被人奚落为“输不起的人”，以后就别想在政界混了。考虑了这些和其他许多因素，我决定向肯尼迪发出我承认竞选失败的电报。

我本想在回华盛顿的长途飞行中睡一会儿，可怎么也睡不着，相反，我总在想这次选举结果多么接近，以及我们本来应该采取不同的做法。

1960年选举是1888年哈里森-克利夫兰竞选总统以来双方得票最为接近的一次。肯尼迪得票3422.1万张，我得票3410.8万张，仅差11.3万张。每一选区只要有1.5%选票的波动，就可使局面整个扭转过来。

我们发现华盛顿对选举舞弊议论纷纷，全城为之骚动。共和党许多领导人仍力主我应对选举结果提出异议，并要求重新计票。艾森豪威尔本人也力主这样做，并答应帮我募款解决重计伊利诺伊和得克萨斯两州选票所需的费用。

毫无疑问，1960年选举是有大量舞弊行为，得克萨斯和伊利诺伊是舞弊最严重同时也是搞得最明目张胆的两个例子。比如，得克萨斯有个县，登记投票的只有4895人，计出的选票居然有6138张。芝加哥有一架投票机把43人投票记录为121人；而我恰好在这个选区以79票对408票败北。华盛顿一位记者兼主编本杰明·布雷德利，是肯尼迪的密友，曾写过一本《与肯尼迪谈话》的书。书中写到肯尼迪在大选日晚上打电话问戴利市长芝加哥情况如何，据说戴利回答道：“靠点小运气和几位好友的帮忙，伊利诺伊州你是稳拿的了，总统先生。”

肯尼迪死后若干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汤姆·威克为尼尔·皮尔斯所著《人民的总统》一书写的前言说：“今天谁也不知道，或许将来也不会知道，1960年美国人民究竟选了谁当总统。按照惯例，约翰·f.肯尼迪宣誓就任总统，但这是否是人民的真实意愿？就算是的话，人民的意愿又以何种手段和什么样的多数予以表达？这一切都是一笔糊涂账。”

虽说我是个政治里手，1960年还是遇上了几个没有预料到的新因素，其中每个因素对选举结果都有很大的影响。

首先是作为主要新闻工具的电视，使记者、评论员和制片人拥有极大的影响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人决定着人们在竞选运动中可以听到什么和看到什么。

另一个新的政治现象是，1960年居然有如此众多的记者当了肯尼迪竞选活动的刺激性的俘虏，并被他个人的使命感所感染。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很不寻常的共同利益，它取代了新闻界对待政界人物一贯所持有的怀疑主义态度。西奥多·怀特在其《1960年总统之产生》一书中对此论述道：

四五十位全国性记者从肯尼迪开始全力投入选举之日起直到11月那些个最紧张日子里，始终跟随在肯尼迪左右。所以说，到了竞选活动的最后几周，他们已不再是一般的记者团，他们已成了肯尼迪的朋友，其中有些人则成了他最虔诚的崇拜者。每当通宵达旦乘坐竞选汽车或搭机彻夜飞行时，他们便哼起自己编写的挖苦尼克松先生和共和党的歌曲，和肯尼迪的竞选班子一起组成合唱队。这时，他们感到自己也是上帝的士兵，朝着“新边疆”高歌猛进。

《芝加哥论坛报》的老资格政治分析家威拉德·爱德华兹选举后写信给我，说得就更加直截了当了。他说：“带有倾向性的报道……所达到的惊人程度”是“美国新闻史上最可耻的篇章之一，如果不算最可耻的话”。

这次运动的另一个不同寻常的方面，是肯尼迪的竞选组织和手法。说到竞选，我可算是身经百战，见过世面的，但与1960年这次相比，则真是如同小巫见大巫。我的竞选组织称得上效率很高，忠心耿耿，财力雄厚而且目的性非常明确。但我们对手的组织，除了人员同样忠贞不渝之外，还拥有无限财源，并且动员了一批最最冷酷无情的政治活动家来进行领导，那是总统竞选史中所罕见的。

肯尼迪的竞选组织干起丑事来，有其独特的流氓味，它可以若无其事大模大样地干，使多少政客都甘拜下风，还使多少好议是非的记者自叹弗如。其实，在初选时，从我看到肯尼迪是怎样玩弄既精明又冷酷的一手，把休伯特·汉弗莱干掉之日起，我早应料到事态会如何发展了。汉弗莱在16年后出版的《一个社会活动家受的教育》这本自传中写道，“肯尼迪的竞选组织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卓著成效。”他又写道：“但在漂亮外衣的背后，却有一种使我难以接受和无法忘怀的冷酷无情和粗暴蛮横的成分。”

最后，肯尼迪一家反复在运动中成功地大事渲染宗教问题，尽管他们曾保证不这样做，结果还是使它成为竞选中的一个争论问题，我对此是毫无准备的。在罗伯特·肯尼迪领导下，他们把这次总统选举部分地搞成一场实行宗教宽容还是宗教偏见的公民投票。从这时起，和有些人一样，我也学乖了些，知道要提高警惕。那些人在肯尼迪这一家的权力、金钱和他们操纵的新闻工具之下，曾经吃过很大的苦头。我发誓，今后如果在政治权术上还比不过他们或别的什么人，我决不再参加竞选。

1972年选举时，在一则当时记下的日记中，我思考过1960年我若当上总统，局势将会如何：

倘使我们当时像现在这样懂得如何进行竞选等，那我们是很可能赢得1960年的选举的。至于此事究竟是祸是福，那我就不得而知了。我现在说的不是指我个人而是指这个国家。我们很可能继续长时间地保存那老一套的政府机构，也很可能不关心这个国家要我们做的事。另一方面，如果1960年我们得胜，在处理古巴-猪湾危机问题上，也许手法会大不相同，我们很可能会把苏联人打翻在地，把古巴从卡斯特罗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这将对今后局势的发展起很大的影响。我同样认为，我们也会以不同的办法解决越南问题，只要知道今后非使用武力不可，一定会及早并有效地使用我们的力量。总之，古巴导弹对抗一事发生在1962年，这肯定是历史对我们的照顾，因为它注定了我们竞选州长的命运。我常说，一旦我赢得州长选举，我肯定会在1964年得到提名，但也可能失败。当然，人们也会把历史写成另一种样子。如果我们（1962年）获胜，肯尼迪就不会去得克萨斯，奥斯瓦德也就不会开枪把他打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更好的机会再度竞选，得胜的可能性总比肯尼迪被刺之后要大，而约翰逊也就不可能利用殉难烈士的光环去对付戈德华特了。

大选后不几天，我就在考虑，14年公职生涯将于1961年1月20日结束，那么下一步该怎么走。

参加了肯尼迪就职典礼后，帕特和我径往f街俱乐部，出席海军上将刘易斯·斯特劳斯夫妇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夫妇举行的告别午宴。

当我告别艾森豪威尔时，他紧紧握住我的手，握了很长时间。起先我以为他要动感情了，但他只是说：“希望你和帕特不久来葛底斯堡我家做客。”我说我们会来的。

那天晚上帕特和我同特里西娅与朱莉一起在家进一顿安静的晚餐。两个女儿都很克制。她们说，如果我不是在芝加哥和若干其他地方吃了舞弊的亏，本来这顿晚餐笃定是该在白宫吃了。我虽有同感，但我还是对她们说，现在不是发牢骚的时候，况且选举失败也有好处，我不是就可以常常在家吃晚饭了吗？再说，学校一放假我们也可以一起外出旅行呀。

我的警卫人员在中午便要撤走，不过我的专用汽车和司机则要到午夜才撤走。约翰·沃德洛当我的司机快8年了，我问他是否可以在晚餐后把车开来，为我开最后一趟车，在全市兜一圈。

街道交通混乱不堪，加上冰雪满地，弄得情况更糟。成百上千辆小汽车和出租的高级轿车排成长龙停在饭店门外，等候身穿燕尾服的绅士和曳地长裙的女士们赴庆祝总统就职的舞会。没有人注意我们驱车经过白宫，沿着去国会大厦的大街飞驰而去。

我要约翰把车停在副总统专用的停车场上，我步出车门走上宽阔的大理石台阶。一位惊愕的警卫让我走了进去，我穿过参议院大厅，沿着长廊走向中央大厅。国会大厦的穹顶高高耸起，整个大厦只有我走在光滑的大理石板上的脚步声在回响着。

* * *

【注释】

[1] 原文如此。——译者注

[2] 4h代表“心、手、头、健康”，四个以“h”字母开头的英文字。美国农业部一直在农村青年中组织4h俱乐部，对青年进行科学种田和农业经营方法的教育。——译者注

[3] 在马萨诸塞州，为哈佛大学所在地。——译者注

[4] 指英王爱德华八世为了娶美国平民辛普森夫人为妻，宁愿放弃王位之事。——译者注

[5] 在英语中“派别”和“鸟翅膀”同为一字（wing）。这里说像“寄宿学校饭桌上的鸡”，意思当然是说尽是翅膀，也就是尽是派别。——译者注

[6] 这种说法显然体现了尼克松当年的偏见。——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