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969 年，我认为那是一个起点，一个牢靠的起点。我们已经坚持了下来。新年将是一个新的十年的开始。我盼望有机会超过动荡的20世纪60 年代，为美国和全世界开创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和平发展的新时代。

1971 年证明了一条政治准则：在选票投完点完以前，切莫悲观。总会在一个往往是料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什么事情，彻底改变你的处境和前景。

1969年1月20日举行就职典礼的那天，我7点45分就醒了，我和帕特在我们的套间里吃过早餐以后，参加了在国务院礼堂举行的祈祷会，然后驱车前往白宫。车子徐徐转入楼前车道时，我看到约翰逊夫妇在北门廊下等着我们。

我们走进去，按照传统在红厅用了咖啡和面包卷。为了使气氛轻松些，我对汉弗莱说：“休伯特，我想今天也许应该由你而不是由我来致词吧。”

“我本来是打算这样做的，迪克。”他微笑着回答。

我从1961年的经历知道，对于一个几乎当选的落选者来说，参加这样的典礼是多么痛苦。因此，当汉弗莱如此通情达理地表现出愉快的心情时，我很受感动。

在驱车前往国会大厦的短短路途上，约翰逊一面对沿途群众招手致意，一面谈笑风生。当天晚上，我口授的一段日记提到了他所说的一些话：

约翰逊在驱车前往国会大厦时情绪激动地谈到了马斯基和阿格纽。

他说，在前一天的晚宴上，有一群人谈论马斯基对这次竞选的贡献多么大。他——约翰逊——却回答说，所有的报纸都吹捧马斯基，可是到了选举的时候，马斯基竟以四票之差丢了缅因州，而阿格纽在争取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田纳西和肯塔基等州方面却立了全功，至少可以说是立了大功。显然，约翰逊喜欢阿格纽，有点讨厌马斯基。

在准备宣誓时，帕特仍然捧着她在1953年和1957年捧过的两本米尔豪斯家传的《圣经》。我让她翻到以赛亚书二章四节：“他们将把剑锻制成犁头，把长矛锻制成镰刀。各族不再向他族举起刀剑，他们都不再学习征战。”

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主持完宣誓仪式以后，我发表了就职演说。

我讲的主题是和平。我说：“历史所能赐予的最大荣誉，莫过于和平缔造者的称号。这个荣誉目前正在向美国招手……如果我们取得成功，我们的子孙后代在谈到我们这些现今活着的人时会说，我们掌握了时机，促使世界成为人类得以安居乐业的场所。这一点激励着我们献身于崇高的事业。”

当我们准备开始从国会大厦到白宫的就职游行时，我看到特工人员已经把总统专用的高级轿车的车顶盖上了。特工负责人解释说，这是因为沿途有好几百名示威者，他们已经同警察和观众发生了一些零星的冲突。

在头几条街区，欢呼的群众是友好的。到了第十二号街附近，我就看到有人高高地挥舞着抗议标语牌，前面有两行警察拼命把他们往后推。突然间，一阵棍棒、石头、啤酒瓶和类似爆竹的东西从空中向我们飞来。有一些砸中车身的侧面，弹回街上。我听到抗议的人齐声尖叫：“胡-胡-胡志明!民族解放阵线必胜!”一面越共旗子被举了起来，人群里有人想要把它扯掉，引起了一小阵骚乱。几秒钟后，我们拐过街角，驶入第十五号街，气氛就完全变了。华盛顿旅馆和财政部大楼门前人行道上的人群发出洪亮的欢呼声。我因为刚才被一群手执越共旗子的示威者困在车里，心里很生气，这时便叫司机打开车顶，并且要他通知其他特工人员说，帕特和我要在车里站起来让人们看到我们。

当晚举行的四个庆祝舞会，我们都先后参加了。当我们回到白宫，已经是凌晨1点半了。特里西娅和朱莉发现冰箱里还有约翰逊家的姑娘们剩下来的黄油松脆冰激凌和啤酒。

我在白宫住宅中央大厅里的大钢琴前坐下，弹奏了《春之絮语》和我同帕特结婚以前为她创作的一首曲子。

当我们全家围坐在西大厅沙发上的时候，帕特愉快地出了一口长气：“这样的家可真不错。”这时大家都抬头向四周扫视了一下。白宫现在是我们的家了。

白宫既是一个国家博物馆，又是一个家。那些伟大的有历史意义的房间大都在一二层，如东厅、绿厅、蓝厅、红厅和国宴大厅等。三四层的私人住房称为官邸或住宅。这些房间的风格随着每届政府的更替而有所变化。

帕特选择了黄色、蓝色和金色来布置住宅。这些都是令人愉快的加利福尼亚的色彩。特里西娅在1971年结婚以前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她住的是林达·伯德·约翰逊的房间。它的窗子面向宾夕法尼亚大街和拉斐特公园。四楼上明亮通风的日光浴室曾经是肯尼迪家孩子们的教室，后来成为露西·约翰逊和林达·约翰逊的青少年专用游乐厅，现在成了我们的家庭聚会室。

尽管是住宅，也到处有历史。我想要一张普通的床来替换约翰逊用过的挂着幔围的四柱大床，人们就从仓库里给我拿来一张先是杜鲁门总统、后来是艾森豪威尔用过的床。我不禁想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政治确实已经造成了一些奇妙的同床人。

从约翰·亚当斯到西奥多·罗斯福时期，总统和他的工作班子都在白宫里工作。但是西奥多·罗斯福有六个孩子，加上他们饲养的那些狗啊、猫啊、浣熊啊、蛇啊，还有一匹小马和一头熊，地方就显得小了，因此他要求加建了西侧楼。

西侧楼实际上是一幢三层的小办公楼。一楼有椭圆形办公室、内阁会议室和我们称之为罗斯福室的一间会议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加盖了东侧楼，供总统的工作班子和第一夫人的工作班子办公。

虽然帕特在椭圆形办公室里铺上一块由蓝色和金色组成的色彩浓艳的地毯，摆上金光闪闪的沙发并挂上金色的窗帘，使房间增加点温暖气氛，但还是显得非常严肃。因此，我决定在旧的行政办公大楼里布置一间更舒服的办公室，它和白宫只隔着一条狭窄的死胡同。记者们常把办公楼里的这间办公室称为我的“偏僻的小办公室”，其实它和椭圆形办公室几乎一样大。帕特在书架上摆满了我最爱看的书，还陈设了多年来我搜集的一些纪念品。这里有许多家庭照片；对我说来，最珍贵的莫过于1960年我竞选总统失败后全家搬回加利福尼亚的那天同帕特、特里西娅和朱莉合照的那一张了。朱莉有一次写信告诉我：“我爱这么想，你把这张照片一直放在你的写字台上，是因为它象征着我们一家人经历了这次痛苦的失败并在你担任了多年的众议员、参议员和副总统以后又艰难地重新开始过平民生活时所感到的天伦之乐。”我宁愿在周围摆满这些个人物品的环境里而不愿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严肃气氛中进行思考和工作。

自就任总统之初，我便以白宫三楼的林肯起居室作为晚餐后的办公室。这是林肯的两位秘书约翰·海和约翰·尼古拉用来办公的一个小房间。帕特在布置的时候加上了一些特殊的点缀，其中有我心爱的棕黄色丝绒面的旧安乐椅和脚凳，是从我们纽约寓所的书房里搬来的。

我要求把我任副总统时在国会大厦正式办公室里的古色古香的写字台放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我们又把艾森豪威尔在椭圆形办公室里用过的写字台和椅子摆在行政办公大楼的办公室里。自从肯尼迪决定换用富兰克林·d.罗斯福任总统期间使用过的写字台以后，艾森豪威尔的那张写字台就一直放在仓库里。

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壁炉架上方，约翰逊原来挂了一幅富兰克林·d.罗斯福手持《大西洋宪章》的画像。我把它取下来换上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画的乔治·华盛顿肖像。我按照白宫的传统，亲自选定三位前任总统的画像放在内阁会议室里。我选的是艾森豪威尔、伍德罗·威尔逊和西奥多·罗斯福。

林登·约翰逊特别喜爱小机件和电子设备。他觉得有必要不断地了解报纸和电视对他的评论。在椭圆形办公室他写字台左边靠墙的地方有一个特制的大柜子，四壁绝缘，上有厚厚的玻璃盖，里面放着两台不断地滴滴答答响着的电传收报机。柜子旁边还有一个又矮又长的柜子，里面并排放着三台大屏幕彩色电视机。通过一种特殊的遥控装置，约翰逊可以同时收看三大电视网，并且可以分别切断或接通各台的音响。椭圆形办公室旁边的小办公室里也有同样三台一套的电视机。在总统卧室里还有一套。我对霍尔德曼说，我只要小办公室里有一台电视机就够了，其他电视机和电传机件统统给我拆掉。

我发现约翰逊的床底下有一大堆电线。他们告诉我，有的是他的电话线，有的是电视机遥控电线，有的是电话录音机的电线。我叫他们把这些全拿走。

约翰逊还有一件特殊装置，那就是官邸里总统私人浴室的淋浴设备。这套设备由六个各式各样的喷射器和喷头组成，由一个复杂的按钮控制板控制。我头几次使用这套设备时，差点让喷头的水把我从淋浴分隔间里冲走，因此我叫人换上一个装在头顶上方的普通淋浴装置。

我在白宫的第一个晚上只睡了大约四个小时，清晨6点45分就起床了。剃胡子的时候我记起11月拜访约翰逊的时候，他曾经领我看过一个隐蔽的保险柜。当我打开的时候，保险柜乍看好像是空的，随后才发现顶上一格有个薄薄的文件夹，里面是情报部门前一天、即约翰逊担任总统最后一天关于越南形势的报告。

我匆匆翻阅了一下。最后一页上写着最近的伤亡数字。截至1月18日为止的那一个星期，美国人阵亡185人，伤1237人。从1968年1月1日到1969年1月18日，共阵亡14958人，伤95798人。我合上文件夹，放回原处。这份报告我一直保存在那里，直到战争结束，为的是使自己不忘战争的惨重代价。

2月17日，苏联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前来白宫作首次正式拜访。

我对他说，我希望同他以及他的政府领导人保持畅通无阻的联系：“大使先生，你和我都了解我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根本性分歧。我们也许能够解决这些分歧，也许不能够。我希望能够解决。但是，你我至少应该确保我们之间不致因为缺少联系而产生不和。”

基辛格曾建议在他和多勃雷宁之间建立一条秘密渠道。我也认为，多勃雷宁在绝对不声张的私下会谈中可能会更乐于提供一些消息，因此，我们安排他悄悄地出入很少使用的东侧楼大门，这样就没有人知道他们两人的会面了。在一段短时间内，他们每周碰头，往往共进午餐。

当多勃雷宁说他的政府希望就限制武器问题开始进行谈判时，我表示意见说，一个方面的进展理应同其他方面的进展联系在一起。

“历史清楚地表明，武器甚或军备竞赛导致战争的可能性不如根本的政治分歧和政治问题导致战争的可能性那样大。”我说，“因此我认为，当我们开始战略武器谈判的时候，我们义不容辞地应该同时尽一切努力来缓和诸如中东、越南、柏林等剑拔弩张的地区的紧急政治形势。”

多勃雷宁在离去之前交给我一份来自莫斯科的长达七页的正式照会，表示苏联人准备就中东、中欧、越南和武器控制等一系列问题求得进展。

从我们想把各方面问题联系起来解决的政策来看，这份照会似乎是个好的预兆。当然，主要的问题还在于苏联人是否愿意把言论变成行动。

欧洲和戴高乐

2月23日，我离开华盛顿到欧洲作一次为期八天的工作访问。这是我以总统身份第一次出国。我想通过这次访问树立一条原则，那就是在和潜在的敌人谈判之前，我们一定要先和盟友商量。我还想向全世界表明，美国新总统并没有完全被越南问题缠住，同时要让国内的美国人明显地看到，尽管有人反对战争，他们的总统在国外还是受到尊敬甚至热情的接待的。

尤其重要的是，我认为戴高乐总统的合作对于结束越南战争以及打算同共产党中国开始建立新关系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法国同河内和北京都有外交关系，巴黎将是我们和他们建立秘密联络渠道的最理想的地方。但是，戴高乐在最近几年变得和美国十分疏远。1966年，他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总部迁离巴黎。我们能否利用巴黎作为我们采取主动外交行动的场所，取决于我能否克服我们之间的疏远以及与戴高乐建立互相信任的亲密关系。

我逗留的第一站是布鲁塞尔。我在那里对北大西洋公约理事会所说的话，为这次访问定了调子。我说：“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礼节；为了征询意见，不是为了坚持意见；为了协商，不是为了说服别人；为了倾听和学习，并揭开我所希望的经常交换意见和看法的新篇章。”

在伦敦，我和伊丽莎白女王共进了一次午餐，并且同19位知名的英国公民非正式地交谈了很长时间。我还和威尔逊首相在唐宁街十号一间舒适的房间里进行了单独谈话。温暖的炉火映得满室通红，威尔逊不久就背靠座椅，把两腿搁上桌子。他穿着毡拖鞋。我们从美国在越南的处境谈到英国在欧洲的作用。威尔逊在访问莫斯科时曾会晤过苏联的一些领导人，他谈了对他们不同性格的印象。他说：如果勃列日涅夫生在英国，他很可能最后当上职工大会的总书记；假如柯西金是个英国人，他大概会成为帝国化学工业公司的董事长。

威尔逊在唐宁街十号为我举行了一次小型宴会，席间出现了一种有可能变成尴尬的局面。1962年，一家英国杂志《新政治家》用“政治生活中正派作风的胜利”来形容我被帕特·布朗击败的事情。杂志当时的编辑约翰·弗里曼最近被任命为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那天晚上我和他第一次在唐宁街一个亲切的小型社交场合相遇。

我决定直截了当地谈这件事，以消除紧张气氛。我在宴会结尾的祝酒词中说，美国新闻记者在文章里把我描写得比弗里曼的杂志所形容的还要糟糕。现在这已成为陈迹，最好是把它忘掉。我说：“归根到底，他是新的外交家，我是新的政治家。”

在座的人用手指敲着桌子喊道：“说的对，说的对!”我坐下时，威尔逊悄悄地把他的菜单塞给我，背面写道：“这是我在1/4世纪政治生活中所看到的最怀有善意和最豁达大度的行为。这件事证实了我的一个观点：人不能保证生下来就是贵族，但有可能生下来就是个谦谦君子——像你所证明的那样。”

我们曾经担心遇到反战示威。这次旅程中发生过几次，但没有一次使伦敦、巴黎、波恩、布鲁塞尔、柏林和罗马等地广大群众对我们的十分友好的欢迎有所减色。只要可能，我就临时下车走几步或者深入人群中去同人们握手谈话。

我和戴高乐的一系列会谈，不论从我个人来说或者从实质上来说，都是这次旅行的高潮。当“空军一号”座机在奥利机场向终点滑行时，我看见戴高乐站在舷梯旁，没有穿大衣。有人告诉过我，室外气温刚刚高于零度，但我还是立即脱掉了大衣。握手的时候，戴高乐用英语向我表示欢迎——这在他说来实际上是一种破例的亲切姿态。

当天下午我们在爱丽舍宫单独会谈，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苏联。

他说，对战后的欧洲来讲，最重大的生活现实是苏联的威胁，但是他认为苏联人已经全神贯注于对付中国。他说：“他们正在从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并且他们知道自己不能同时与西方作战。因而，我认为他们最后可能选择一种与西方和解的政策。”他觉得，不管苏联人当前对缓和的倾向如何看待，由于他们对德国军队历来怀有戒心，他们希望缓和的倾向只会增强。

“就西方来说，”他继续说道，“我们能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呢?除非你准备打仗或者把柏林墙推倒，别无其他合意的政策。促进缓和是明智的：如果你还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那就只有同对方言归于好。”

“如果苏联人开始采取行动，”我问道，“你认为他们相信美国会用战略武器作出反应吗?欧洲人是否相信我们会以大量常规地面部队来回击苏联人的袭击或袭击的威胁呢?”

“我只能代表法国人回答。”他说，“我们相信苏联人知道美国人是不会容许他们征服欧洲的。我们还相信，如果苏联人向前推进，你们也不会马上就使用核武器，因为这将意味着一种不留余地的努力，把对方所有的人都消灭干净。假如苏联人和美国人都使用战术核武器，欧洲就要毁灭。西欧和联合王国将被苏联的战术核武器所摧毁，东德、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将毁于美国的战术核武器。与此同时，美国和苏联却不受损害。”

那天晚上，在爱丽舍宫举行了国宴。我和戴高乐夫人谈了话。她是一位意志坚强、性格伟大的妇女。她主要关心她的丈夫和家庭。她说：“总统的职位是暂时的，家庭却是永久的。”

次日，戴高乐和我在凡尔赛的大特里亚农宫会谈。“路易十四曾在这间屋子里统治欧洲。”他站在一个面向好几英亩整齐花园的大窗户前说道。

我们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各伟大民族带来的悲惨后果。他把大量的历史事实压缩成这样一句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所有的国家都遭受了损失。两个国家被打败了。”

我把话题转到了中国。从谈话中可以发现，他的想法和我有雷同之处。“我对他们的意识形态不抱幻想，”他说，“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让他们怒气冲冲地与世隔绝。西方应该力图了解中国，同它接触，对它产生影响。”

“考虑到将来，”我说，“在我和苏联人进行对话的同时，我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不出十年，只要中国有了巨大的核进展，我们就毫无选择的余地了。极为重要的是，我们和他们的来往必须比目前增多。”

他同意说：“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那天傍晚，我们从凡尔赛回到巴黎。晚上，我举行宴会答谢戴高乐。他进一步确定了接受访问美国的邀请，并且我们一致认为，像这样的工作访问是最有好处的。我们把1970年1月或2月定为最适宜的时机。

戴高乐在当晚的祝酒词中说：“我对你了解得越是深切——通过这次访问，你向我提供了这种我认为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机会——我就愈加钦佩你作为政治家的风度和你的为人。”

我认为，他的话表达了法国总统和美国总统之间一种新的真诚谅解，而单是有了这种谅解就足以证明我的欧洲之行是值得的。

在法国的最后一天会谈中，我们讨论了越南问题。美国曾经不顾戴高乐的警告，也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便深深陷入了越南。因此，会谈一开始我就问道：“总统先生，关于越南问题你看该怎么办?”

他沉吟了好长时间才开口。“总统先生，你希望我干什么呢?”他问道，“是否要我告诉你，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该怎么办?可是我并不处在你的地位!”

他说，他认为结束战争的唯一办法是同时进行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谈判，并且规定一个撤军的时间表。“但是，我认为你们不应该过分仓促地撤出。”

他往前靠了靠，把他那双巨掌平放在桌子上说：“我承认法国对此也有责任，因为它没有及早给越南人以自由，以致共产党人得以扮成民族独立的卫士，先是反对我们，继而又反对你们。可是你们美国人能够达成解决的办法，因为你们拥有雄厚的实力和财富，可以不失尊严地这样做。”

当他提出意见，认为直接和越南对话是取得进展的最好办法时，我对于作这样的尝试表示极大的兴趣。戴高乐没有再吭声，会谈到此结束，但是我相信，这个信息是会传达给北越大使馆的。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梵蒂冈，在那里我会见了教皇保罗六世。我们讨论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他特别希望知道我对越南的打算。他谈到在东南亚抵制共产主义传播的重要性。他回顾了共产党人在1954年接管北越以后取缔宗教的情况，并用充满激情的声调表示赞同美国继续坚定不移地在南越抗击共产党人。

我觉得欧洲之行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一切目标。它向北约的领导人表明，一个尊重他们观点的有利害关系的新政府在华盛顿掌权了。这有助于警告苏联人，他们不能再想当然地以为西方是不团结的，也不能再借此浑水摸鱼了。电视和新闻报道也对国内起了积极的影响，给我们萎靡不振的民族士气注入了——不管时间多么短暂——一点极为必要的自豪感。

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总统健康情况的急剧恶化，给我上任之初的那些日子投下了阴影。他从1968年4月以来一直住在沃尔特·里德医院，几乎毫无出院的希望了。

这次出国之前我去看望过他。他要我代为问候几位老朋友，特别是戴高乐。他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我们没有正确地对待他。罗斯福和丘吉尔太不体谅他了。他们把他的自尊心当作虚荣心来看待，没有懂得只要作出一些重视他的姿态就可能使他不那么和我们对立。”

我从欧洲回来后又去看他，他健康情况恶化的程度使我深为震惊。对此我后来作过这样的描述：“蜡黄的脸色，看起来像一具尸体。”虽然如此，他一看见我就喜形于色，举起手来喊道：“嗨，你好!”

他即使讲起话来显然很费劲，还是坚持要和我谈话。“告诉你，医生说我身体逐渐变好了。”他说。他始终是那么乐观，可能他真的相信这种说法。

我告诉他，欧洲的几位领导人都向他致意，并且说：“关于戴高乐，你上次说的话完全正确。”我还告诉他，教皇对我讲他正在为他祈祷，希望出现一种奇迹，使他完全恢复健康。

3月28日星期五中午刚过，我开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后同霍尔德曼、基辛格、梅尔·莱尔德一起走回椭圆形办公室。当我们正在谈话时，白宫医生沃尔特·特卡奇走到办公室，站在门旁说：“总统先生，艾森豪威尔总统刚刚去世。”我知道他病情恶化得很快，但噩耗传来对我仍是个沉重的打击，使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悲痛万分，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当我们到达沃尔特·里德医院时，玛米在总统套间的门口迎接我们。我拥抱了她，告诉她我们都和她一样感到莫大的哀痛。艾森豪威尔临终时，朱莉和戴维在场。戴维面色苍白、心神不宁。我看出朱莉一直在哭泣。

回到白宫后，我决定去戴维营，起草我将于星期天在国会大厦的圆形大厅里发表的悼词。

我通过电话和玛米简短地商洽了丧礼的安排，然后她说：“你可能想知道艾克临终前对我说的最后几句话。你知道他身体多么虚弱，不过他很清醒。他知道我坐在身边，说道：‘我始终爱我的妻子。我始终爱我的孩子们。我始终爱我的孙子孙女。我始终爱我的国家。’”我把这些话记了下来，因为我知道我要在悼词中引用这些话。

也许我这样来描绘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最为确切：他有一副热情的笑容和一对冷淡的蓝眼睛。这不是说他外表热情而内心冷若冰霜，而是指他在那富有魅力的外表下隐藏着久经锻炼的钢铁意志。他非常热情，但总是有点克制，甚至有点若即若离，从而使他的性格获得平衡。全世界有很多人自以为了解艾森豪威尔，然而最接近他的人、最爱慕他的朋友和同事都知道，即使是他们也并非真正对他有深切的了解。

大多数人可能怀念他那亲切开朗的性格，我却怀念他那果断的领导才干。在危机时期，当他必须解决重大问题时，这一点尤其显得突出。现在大家都普遍用怀旧的笔调把20世纪50年代描绘成国内平静、世界稳定的时期。其实，在艾森豪威尔就任总统的当时，美国和世界正进入历史的一个转折关头，核武器的扩散和苏联黩武主义的抬头从此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性质。

艾森豪威尔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是：究竟我们应该利用核优势来进行一场总体战争，还是只应当限于使用有限的军事力量。我曾经口授过一段日记，记述了1954年3月25日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果断地处理这一问题的经过：

今天上午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了美国一旦与苏联进行大规模战争时应采取何种战略的问题。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意见分歧。总统以我从未见过的断然态度接着发表了意见，认为这是一个基本上应由总司令解决的问题。他说，一旦有人向我们开战，我们能够采取的唯一方针是夺取胜利。有人认为，通过有限战争取得的胜利不至于像全面胜利那样带来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决不听信这种言论而束缚自己的手脚。实际上他是说，由于我们面对那样的一种敌人，以及我们必须依靠那样的一种武器，有限战争的想法是完全不现实的。他说，我们在谈论巨型的炸弹和难以想象的潜在的毁灭力量，谈论一天的伤亡就要达到700万，另一天的伤亡可能达到800万。他指出，换句话说，这些将是古代预言家口中说出来的数字。

他缓和了一下语调，建议三军参谋长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在任何时候前来同他单独谈话，试试能不能使他相信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目前，他认为这是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的立场。

他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假如从军事角度着眼，认定使用我们最强大的武器将引起严重后果，以致这种做法看来并不可取，我们才能考虑不予使用。例如，他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攻占德军阵地时曾发现几千吨毒气，其毒性的剧烈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料。德国人之所以没有使用这些毒气，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龟缩在有限的阵地上，比盟军更容易中毒。

他还反对这种说法：我们应该坚决要求各国在战后保持实际上的自由和民主。他指出，在下次战争结束后，每个国家都将不可避免地变为独裁国家，并且这种状况势必要维持一段时期。当然他还说道，那时人们将力求尽快使美国恢复自由经济，但是这一点将比以往任何一次战争之后更难办到。

他待人亲切、性格开朗，但也有异常明确的尊严感。他不喜欢那种过分亲昵的举动。我还记得，他对那些扯他衣袖或者拍他肩膀的人总是投以严峻的目光。在这方面，他和林登·约翰逊判若两人：约翰逊如果不用胳膊肘推一推你、捅一捅你，甚至摇晃摇晃你，似乎就无法和你谈话。杰里·帕森斯将军在战争年代一直跟随艾森豪威尔，战后担任过总统的国会关系处主任，1958年继亚当斯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他曾经告诉我，1959年有一次，当约翰逊就要到艾森豪威尔办公室开会之前，艾森豪威尔把他叫进去说：“我希望你站在林登和我的中间，我的滑囊炎正在发作，不想让他抓我的胳膊。”

看来，艾森豪威尔最大的特点是他那坚定的乐观主义。他经常致力于振奋他手下工作人员的精神。几乎每次会议上他都要提倡保持愉快的情绪。有一次他对内阁成员说：“愁眉苦脸是赢不了艰苦的战斗的。”又一次，在同国会领袖举行的会议上，他问道：“我们的人为什么总是皱眉蹙额，就不能挂上笑容吗?”虽然他喜欢有意思的说笑，但在重大的公事上他可是不苟言笑的，尤其不喜欢别人在严肃的讨论中插进俏皮话。

他执政初期的一个下午，国会领袖开会辩论是否需要让公众对核战争的恐怖有所准备。艾森豪威尔强烈主张有必要采取行动来促进民防和加强全国的戒备。在讨论当中，科罗拉多州保守派共和党人参议员尤金·米利金回想起一件事来：有一次，当有人对他的政策发表了过分悲观的预言时，科罗拉多州州长说，事情果真那样糟，也许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的屁股涂白，混在羚羊堆里逃跑了。大家都笑起来，可是艾森豪威尔却笑得十分勉强。在继续讨论时，他相当粗暴地说：“哼!要是他们开始扔炸弹的时候我们毫无准备，也许我们就连涂白屁股的工夫也没有了。”

艾森豪威尔常说自己从来不看报纸社论和政治漫画，事实上他对这些东西倒是极为敏感的。我在1954年6月写的一段日记就是明证，当时艾森豪威尔以强有力的措辞表达了他对报刊评论的看法：

6月21日星期一上午，在与国会领袖举行的会议上，杰里·帕森斯提到了德鲁·皮尔逊写的一篇文章，文章的大意说总统不准备支持布里奇斯和其他几位参议员。

总统勃然大怒说，他希望自己机构里的每个人都不要再看报上的专栏文章，也不要再向他汇报这类事情。

艾森豪威尔不习惯受人批评，并且觉得很难接受批评。杜鲁门说过：“当然，这个家伙根本不懂政治，就像猪不懂星期日一样。”这句讽刺艾森豪威尔缺乏政治经验的话，在1952年竞选中被人大量地引用，为此，艾森豪威尔一直不能原谅杜鲁门。

在他任职期间，有一次我们准备召开一个两党的群众集会，以支持两党关于安全问题的共同纲领。我建议请当时支持这个纲领的杜鲁门上主席台。艾森豪威尔的脸上顿时显露出一种冷酷无情的神色。他说，不管关系多么重大，他都不愿意和杜鲁门出现在同一个主席台上。

作为一位政治领袖，艾森豪威尔知道他比自己的党有力得多。他认为自己干得好就能把他的党拉扯上来，他不希望自己的党成为他的绊脚石。共和党的力量在他执政期间严重地削弱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撒手不管党务并同党保持一定距离的缘故。可是他比大多数政治活动家更懂得如何推动别人，如何团结全国的力量作为他的后盾，如何激发人们的信心和取得他们的信任——这些都是从事政治活动的必要条件。

一般都认为艾森豪威尔是个稳重而保守的人。恰恰相反，他其实是欢迎并鼓励别人提出新颖的甚至非正统的意见的。

1954年年初，我有一段日记叙述我和帕森斯的一次谈话。他对艾森豪威尔的作风的描绘给了我特别深刻的印象：

杰里说，同总统周围的有些人难以相处，是因为他们把总统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当成圣旨。他又说，以前曾和总统一起工作过的那些人知道不应该这样做，并且知道总统往往是在开始时采取激进的立场，但最后落实时却并不跑得那么远。

“说实在的，”他说，“艾克的确喜欢打高抛球，看看能起到什么作用！”

在许多人看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似乎是一位相当仁慈宽厚的爷爷，可是他对自己和对总统职位的看法却截然不同。他十分主动地把自己看作应该为美国做出正确决断的负责人。

我最后一次见到艾森豪威尔是在他去世前两天。他的医生在总统套间的门外迎接我。“他情况怎么样?”我问道。

“恐怕没有多大希望了，总统先生。”他回答说。

我和艾森豪威尔谈了大约15分钟，医生就进来暗示我该走了。艾森豪威尔显然不愿让我离开。但是我看出他非常疲乏，因此我和他握了握手便迅速走向门口。

突然我想起这可能是他生前最后一次的会面了，不禁心情激荡地转过身去，尽量克制住自己话音里流露的情感，对他说：“将军，我很想让你知道，欧洲所有的自由人民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千百万人民将永远感激你在战争年代和和平时期的领导。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人能像你这样在把美国和全世界建设得更美好、更安全的事业中做出如此伟大的贡献。这是你可以永远引以自豪的。”

当我说话的时候，他闭着眼睛，但是过不了一会儿，他睁开了眼睛，从枕头上抬起头来，异常严肃地对我说：“总统先生，你刚才的话使我感到非常荣幸。”接着，他把手慢慢地举到前额，行了最后一个军礼。

“早餐行动”

我们不知道一位新总统就任和认真的和平表示是否能在结束越南战争方面造成突破。北越人在2月份对南越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但又很猛烈的进攻，作为对我们的答复。这是一次有意的试探，显然是想一开头就估量一下我和我的政府的力量。

我本能的反应是以牙还牙。基辛格和我一致认为，如果我们在初期就让共产党人随意摆布，我们就可能永远无法以平等地位，更不必说从实力地位和他们谈判了。约翰逊犯过这样的错误，后来始终没有能够恢复主动。

美军在越南的司令官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和美国驻西贡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同意这个观点。当共产党人逐步加强攻势时，艾布拉姆斯和邦克就建议用b-52轰炸他们在柬埔寨庇护所的补给线。

比尔·罗杰斯和梅尔·莱尔德反对这个建议。他们担心我把战争扩大到柬埔寨以后会激起国会和新闻界的愤怒。但是基辛格争辩说：“如果这样做有助于早日结束战争，为什么要在乎《纽约时报》对我们的抨击呢?”我同意他的意见，但打定主意要等我从欧洲访问回来以后再作最后决定，因为轰炸柬埔寨的计划一旦走漏风声，就可能在国外引起严重的反战示威。我指示通过正常渠道给邦克发去电报，命令他们暂时停止有关轰炸的一切讨论。与此同时，我又避开官方路线，给艾布拉姆斯将军发了一份通过“秘密渠道”的绝密电报，叮嘱他不必理睬我给邦克的电报，还应该继续准备在必要时出动b-52实行轰炸，虽然我在访欧归来之前大概不会批准这项计划。在我访问欧洲期间，共产党人加强了攻势。在我回国两天以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我对此将作何反应。我说：“我们并没有鲁莽地向前推进，但是不能把我们采取的忍耐和克制的态度理解为软弱的表现……如果他们继续进攻，我们将做出适当的反应。”

十天以后，在我举行下一次记者招待会的那个上午，北越人越过非军事区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有人问我，这种挑衅是否会使我不再能够忍耐。我说：“你们大概记得，3月4日那天，即在一个早期进攻的阶段，有人向我提过同样的问题。我发表了一次被广泛地解释为警告的讲话。作为总统，我的方针是警告只能发出一次，现在我不打算再提出警告了。任何在将来需要做的事情都是会做到的。”

3月16日星期天，我和罗杰斯、莱尔德、基辛格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厄尔·惠勒将军一起开了两个小时的会，研究我们在越南的军事和外交形势。

我询问了最近的伤亡数字。由于共产党人发动攻势，伤亡数字比以前增高了：上周有351名美国人阵亡，前一周是453人，再前一周是336人。

我们的情报指出，有超过4万人的共产党部队秘密结集在柬埔寨边境内一个10至15英里宽的地带。柬埔寨是个中立国家。我们尊重那种中立的地位，但是共产党人却公然越过柬埔寨边境窜入南越进行袭击，然后又退到那里的丛林庇护所以求得安全。

“诸位先生，”我说，“我们已经到了需要决定是否轰炸的时候了。”

我使在座所有的人相信，我了解问题的性质，也认识到轰炸庇护所包含着什么样的风险，尽管采取这样的行动有多么充分的理由。

“但是，我们必须看清我们当前的处境。”我接着说，“在巴黎进行的那种勾心斗角的谈判毫无结果。我相信，使谈判摆脱僵局的唯一办法是在军事上采取行动。只有这样，他们才懂得利害。”

我说，除了恢复轰炸北越之外，这是我们为了挽救美国人的生命并促进和谈而可以采取的唯一军事行动。

我的结论是：“我已决定下令尽快开始轰炸，如果天气适宜，明天就开始。”

3月17日，天气晴朗，b-52轰炸了柬埔寨境内的共产党庇护所。五角大楼把这次秘密轰炸的代号定为“菜单”，各目标区分别以不同餐次标明。例如，对第一区的袭击称为“早餐行动”。这是我执政期间指导越南战争的第一个转折点。

由于若干原因，我们对这次轰炸采取了最严格的保密措施。我们知道柬埔寨政府首脑西哈努克亲王强烈反对北越军队驻在他的国境之内。早在1968年，他就曾要求美国对北越采取报复行动，在地面上“穷追”或者轰炸庇护所。我们也知道，由于柬埔寨的中立地位，西哈努克不能正式赞同我们的行动。因此我们知道，只要我们秘密轰炸，西哈努克是不会声张的。如果轰炸传了出去，他就只好公开表示抗议。

我们还预计到，只要轰炸保持秘密，北越人就会觉得很难提出抗议，因为他们在正式场合是否认有任何军队驻在柬埔寨的。

保密的另一个原因是防止国内的反战抗议。我上任只有两个月，我希望在执政之初尽量避免激起公众的强烈抗议。

为了使轰炸保密，我们只通知了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理查德·拉塞尔和高级委员约翰·斯坦尼斯。虽然拉塞尔大体上正在开始对这场战争表示怀疑，他们两人却都认为决定轰炸是正确的，并且表示，万一这件事情公开出去，他们一定支持我的行动。

“早餐行动”开始后不久，美国人在南越的伤亡数字便不断下降。

ec-121飞机事件

秘密轰炸共产党人在柬埔寨的庇护所不到一个月，我们突然面临共产党世界里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地区发生的一次重大危机。

4月15日早晨7点不到，我床头的电话铃响了。是基辛格打来的，他说，根据可靠但尚未证实的报告，朝鲜的喷气机击落了我们的一架海军侦察机，机上有31人。

我一到椭圆形办公室就看到了一些片断的情报报告。朝鲜人击落了一架正在朝鲜海岸外作例行侦察飞行的四引擎螺旋桨推进的ec-121海军飞机。这种飞行已经进行了将近20年，一直严格遵守这样一道命令：飞机不得进入离北朝鲜海岸40海里以内的地方。这个距离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领海界限。

ec-121的机组人员有一线希望像15个月前“普韦布洛”号的乘员一样，被北朝鲜人俘虏。整整一天，我们始终抱着这点侥幸的希望，同时也作了最坏的设想——全部人员都死亡了。

对于这件事，我油然产生了北越人开始进攻时给我的同样感受，并直觉地认为我们正在经受考验，必须以暴力回答暴力。

次日上午华盛顿时间10点，我在内阁会议室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委员们碰头，考虑如何对我们的首次国际危机作出反应。

一方面，罗杰斯和莱尔德两人力主克制。他们推想这可能是完全孤立的事件，因此认为在彻底查明事实真相和起因以前不宜动手。特德·阿格纽不同意，他显然感到灰心丧气地问道：“为什么我们总是替别人设想呢?”

那天上午没有作出决定，但是明显地有两种可以认真考虑的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对北朝鲜的一个飞机场进行报复性的军事袭击。第二种办法是继续进行ec-121飞机的侦察飞行，但是派战斗机护航，免得再发生事端。

两种办法都不够理想。朝鲜人防御很严密，我们假如采取第一种办法，就必须准备再遭受损失，并且有可能重开朝鲜战局。用第二种办法可以明确坚持我们有权在国际空域进行侦察飞行的原则，但对于那种看来是故意大扫美国的面子和谋杀31人的行动来说，这样做显然是一种非常软弱的抗议方式。如果在这样明显的情况下我们无法恰当地保全我们的人员和面子，美国人就完全有理由怀疑我们花费巨款去承担海外义务究竟有多少价值。

下午我们得到消息说，从离岸90英里的海里找回了两具尸体和一些飞机碎片。机上有人生还的希望已经破灭，这个事件无疑是一种预谋的残忍挑战。

情报报告说明，击落ec-121飞机和扣留“普韦布洛”号一样，是孤立的挑衅行为。其中一份报告指出，4月14日是朝鲜领导人金日成的生日，这个事件甚至可能是他送给自己的一件生日礼物。驻汉城的威廉·波特大使发来急电，强烈反对采取报复行动。他警告说，我们如果采取任何重大的军事行动，最终将有利于北朝鲜的极端主义领导。

另一方面，基辛格和我继续认为报复是很重要的。如他所说，美国的强烈反应将是一种说明美国多年来第一次充满自信的信号。它会鼓舞我们盟友的士气，使敌人有所踌躇。我们还讨论了朝鲜是否可能以进攻南朝鲜作为回答。基辛格说，他认为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必须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来迫使朝鲜人屈服。

我说，应该按第一种办法进行准备。由于第二种办法，即立刻恢复有战斗机护航的侦察飞行这一办法并不妨碍其后实行第一种办法，我决定立即实行，并在次日上午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

在4月1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宣布说：“今天我已经下令继续进行侦察飞行。他们将受到保护。这并不是威胁，只是说明事实。”

在此期间，我们开始讨论第三种可能性：采用第二种办法，再加上对北越人在柬埔寨的庇护所的第二轮轰炸。这样既可以不冒对朝鲜直接报复的风险，同时又能有效地使朝鲜和北越的共产党领导人知道我们是决心支持我们的盟友和抵抗攻击的。

在第一种办法所选定的轰炸计划实施之前，我临时决定取消，改为采取第二种办法加上重新开始对柬埔寨的秘密“菜单”轰炸。这次针对第二目标区的第二轮轰炸称为“午餐行动”。

基辛格仍然认为，我们对共产党世界的蓄意挑战所作出的反应还不足以维护美国的信誉。苏联人、北越人和中国人都将注视事态的发展。“我们实行反击，固然担一点风险，”他说，“但如果这样做了，他们就会说，‘这家伙快要丧失理性了——我们还是同他和解为妙’。可是，如果我们让步，他们便会说，‘这家伙和他的前任一样，等不多久就会落得个同样的下场’。”

我还是赞成我们必须采取大胆的行动，只是认为目前还不是时候。假如我们只对朝鲜的一个机场进行一次报复性的袭击，估计朝鲜人还不致于使局势进一步升级，但这毕竟是一次冒险。万一他们真的使局势升级，以致我们突然在朝鲜陷入战争，那该怎么办呢?只要我们在越南还不能脱身，我们根本就没有力量在另一个地方进行另一场战争，同时也绝不会得到公众的支持。

我还必须考虑到，除了阿格纽和米切尔之外，我的大多数高级国家安全顾问强烈反对第一种办法，特别是罗杰斯和莱尔德。基辛格赞同我的意见，认为新政府成立不久，我们是经受不起内阁的一次造反的。他还同意，如果对朝鲜共产党人进行一次猛烈的报复，国会和舆论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一定毫无思想准备。

作出采用第二种办法的决定比较容易，贯彻起来却困难得多了。尽管有我4月18日的指示和我的公开声明，五角大楼还是以种种借口拖延和耽搁，过了将近三个星期才执行我的命令。尤其糟糕的是，我们发现五角大楼没有报告白宫便擅自取消了原来在地中海的侦察飞行。这样，从4月14日到5月8日，美国在地中海和北太平洋——地球上两个最敏感的地区——都没有按计划进行空中侦察。

我对这种情况感到惊讶和愤怒。朝鲜人肯定会认为他们已经能够迫使我们取消侦察飞行了。由于这次事件，我从执政之初就懂得：一位总统不仅应当经常检查他的命令是如何执行的，而且应当经常检查那些命令究竟有没有执行。

不久，其他的问题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ec-121飞机事件就基本上被忘掉了。但是，我仍然由于我们对此作出的反应——或者像我所认为的那样根本没有作出任何反应——而感到烦恼。我对基辛格说：“这次他们侥幸溜掉了，下次他们就再也逃脱不了啦。”

4月28日，戴高乐辞去了法国总统职务。他把自己的政治前途孤注一掷地寄希望于有关参议院和区域改革问题的公民投票的结果。

我除了在公开声明中对戴高乐表示祝愿之外，还给他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我说，“我通过官方渠道给你的电报并不能充分表达我个人对你宣布引退所深切感到的损失”，“我相信历史将大书特书，你的辞职是法国和全世界自由和正义事业的重大损失”。

我公开邀请他和戴高乐夫人访问美国，并且最后在信里写道：“老实说，在这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领导人都很平庸的时代，美国的精神需要你大驾光临。”

当这封信在科龙贝被直接交给戴高乐时，他看了以后说：“他是一位真正的战友。”接着他坐到写字台前写了回信，要求当天送交：

亲爱的总统先生：

你那通情达理的正式声明和热情洋溢的私人来信深深感动了我。这不仅是因为你身居美国总统要职，而且也因为它们是出于你理查德·尼克松之手。我对你怀有最崇高、最诚挚的尊敬、信任和友谊，这是有充分理由的。

也许有一天我将有幸再次得到同你会晤的机会；同时，我衷心向你表示最良好的祝愿，祝你顺利地完成你那繁重的国内和国际任务。

请向尼克松夫人转达我最恭敬的问候，并请代我的妻子转达她最热烈的祝愿。亲爱的总统先生，你完全可以相信我对你怀有忠诚的友好情感。

夏尔·戴高乐

一年半以后，戴高乐去世了。我前往巴黎参加在圣母院大教堂举行的丧礼，然后拜访了担任过戴高乐的副手、现在是他的接班人的乔治·蓬皮杜。

蓬皮杜素以不动感情著称，并且他多年来同戴高乐有分歧。可是，当我等了一会儿不见他开口的时候，我察看了一下，发现他正在哽咽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我一边想起自己在艾森豪威尔逝世后的心情，一边默默地等着他的感情平静下来。我们两人担任公职期间曾分别在艾森豪威尔和戴高乐这两位巨人的身边生活和工作了多年，现在他们两人都已不在人世了。

蓬皮杜叹了口气，瞧着我说：“终于只剩下我们了。”他一定也想到我们所共有的这种关系；现在我们都成了孤单的人。

泄密和窃听

在林登·约翰逊总统执政的最后几年，关于越南战争的泄密问题使他深感苦恼。最初他灰心丧气，继而感到愤怒，最后则几乎全神贯注于防止泄密事件的发生。为了杜绝泄密，他和越来越少的人一起工作，直至把制定国家安全政策的工作放在星期二午餐会上同为数极其有限的可靠顾问一起研究。我在上文曾经提到，他一听说我决定要重新开展国家安全委员会系统的活动，便向我谈起他怎样吃了泄密苦头的经过，并断定我将后悔作出这一决定。

很快我就看出他的担心是完全有道理的。泄密几乎和我的就任同时开始。过不多久，我就亲身经历了约翰逊形容的那种愤怒、忧虑和沮丧。在我任期的最初5个月，纽约和华盛顿的报刊出现了至少21则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泄露出来的档案资料写成的重大新闻报道。中央情报局1969年一份报告列举的带有严重泄密性质的报刊文章达45篇。

2月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关于中东问题的第一次会议后不出几天，会议讨论的详情就向报界泄露了。我曾亲自向艾森豪威尔简短地介绍过这次会议，他认为不管是战时还是平时，泄露外交政策的机密情报都是通敌叛国的行为。他看到新闻报道后，马上打电话给基辛格，斩钉截铁地提出警告。“紧缩你们的办事机构。”他说，“如有必要，还可以开除一些人，可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4月4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关于苏联导弹部署的报道，这是根据秘密情报侦察得来的绝密材料写成的。

4月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出指示，要求就各种可供选择的对越政策重新进行全面研究；为了完备起见，其中也包括单方面撤军这种激进的政策。在提交研究报告五天之后，4月6日的《纽约时报》便报道说美国正在考虑单方面撤军。这对我们盟友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同时无疑地助长了我们敌人的气焰。

4月22日，《纽约时报》以我们为即将举行的美苏裁军谈判做准备而召开的会议为依据，发表了一篇报道文章。两天之后，《纽约时报》详细报道了我们关于是否在北朝鲜海岸外部署情报船的讨论情况。次日，《纽约时报》又根据“可靠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了我们和侯赛因国王谈判出售武器的事。

我同埃德加·胡佛和约翰·米切尔谈论了这个问题。胡佛建议对泄密嫌疑人采取三项措施：调查他们的背景、进行跟踪，以及窃听他们的电话。他说，窃听是发现泄密人的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他告诉我，从富兰克林·d.罗斯福开始，历届总统一向都是批准窃听的。

我们决定，每逢发生泄密事件，基辛格即向胡佛提供那些接触过该项机密材料的人以及他有理由认为可疑的人的名单。我授权胡佛采取包括窃听在内的必要措施，以调查案情和查明泄密者。

5月1日，《纽约时报》泄露了政府关于美国战略力量态势的研究材料，其中包括从反弹道导弹到进攻系统的各种改进方案，以及各种方案的费用估算数字。5月6日，同一记者又报道了我们在ec-121飞机危机期间讨论的内情。

5月9日，我正在比斯坎岛，《纽约时报》晨刊以头版报道了我们几个月来一直害怕泄露出去的事情。秘密轰炸不再是秘密了。标题是：“美国对柬埔寨的袭击未遭抗议。”报道发自华盛顿，并且据记者说，他的消息来自尼克松政府。

轰炸柬埔寨的政策很有成效。它挽救了美国人的生命，使敌人遭受了损失，增加了进行谈判的砝码。《纽约时报》的泄密有使我们前功尽弃的危险。

基辛格非常恼怒，我也是如此。他立即推测机密消息多半是从国务院或国防部泄漏出去的。我们知道国务院的官僚经常泄密。可是，就这件事来说，国务院里只有罗杰斯一人知道，而我可以肯定他是绝不会泄露秘密情报的。

我们也很清楚，五角大楼喜欢透露风声，只要这样做才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声誉和地位。可是，这次泄密会给莱尔德造成麻烦，并且很可能使他在即将来临的国会山听证会上不那么好过。

和前几次泄密事件发生后的情况一样，我建议基辛格严密地、客观地观察一下他自己的工作人员：假如国家安全委员会里有人泄密，最好现在就把他清查出来。基辛格同意了，并且当天就和胡佛通了电话。

根据胡佛就那天谈话所写的备忘录，基辛格表示了我们共同的看法，认为泄密不仅造成损害，而且可能危及国家安全。基辛格给了胡佛接触过这项机密材料的四个人的名字。联邦调查局立即安装了四架窃听器。

关于这次窃听计划，我要求绝对保密，同时还指示要尽早撤除。我知道，安装窃听器一事一旦泄露出去，对白宫工作人员的士气将是一个打击，同时会给国内反战团体提供有力的把柄，并给北越人提供宣传武器。事实上，在我任职期间，每年擅自进行窃听的平均次数比富兰克林·d.罗斯福以来的历届政府要少。可是我觉得，只要新闻界和反战积极分子发现尼克松正在搞窃听，前几届总统是否也有同样事情就无关紧要了。

与此同时，泄密事件继续发生。5月20日，《华盛顿邮报》泄露了我将和阮文绍总统会面的计划。5月22日，《纽约时报》报道了政府关于是否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开始前试验一种新型导弹弹头的问题进行讨论时提到的一些高度机密的细节。6月3日，《纽约时报》又刊载了一篇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备忘录写成的文章。那份备忘录在一周前才发出，其中概述了我们和日本谈判冲绳问题时准备采取的最后立场。备忘录的过早暴露严重地损害了我们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样一来，日本方面在谈判开始之前就已经知道我们愿意妥协到什么程度了。

同一天，《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政府决定开始从越南撤军的报道。这次泄密对阮文绍是背后一刀，因为我们曾经向他保证，这事将由双方联合发表声明，以免共产党人把它解释为我们开始抛弃南越的一个迹象。

从1969年到1971年年初，联邦调查局为了破获泄露国家安全机密案，一共对17个人进行了窃听，其中包括4名新闻记者以及白宫、国务院和国防部的13名助手。我只是批准了整个计划，没有审批对各个人的窃听。九年后的今天，我已无法逐个重述导致对他们进行窃听的具体细节了。

为了国家安全，还对第18个人进行窃听，这个人就是报业辛迪加的评论员约瑟夫·克拉夫特。想起克拉夫特，我现在还感到心烦意乱。他在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中以及在国务院和国防部都有很多熟人，消息灵通，同北越人也有直接联系。我记得我曾不止一次告诉过埃利希曼，我们唯一感兴趣的是克拉夫特与北越人的接触。

我记不得促使我下决心采取行动的具体情况。我授权窃听克拉夫特在华盛顿家里的电话，但是联邦调查局反对在那个场所搞窃听。因此，我批准了一个不通过联邦调查局安装窃听器的计划，可是当联邦调查局在克拉夫特有一次前往巴黎与北越人会面的期间进行了窃听时，我就放弃了上述的安排。

不幸的是，没有一个窃听报告能证明政府部门中有任何人与泄露国家安全机密的某一项具体事件有关。

总统和司法部长授权使用窃听器来获取有关国内外安全问题的情报，至少已经有25年历史了。直到1972年——我们拆除了最后一个为国家安全安装的窃听器一年多以后——最高法院才裁决：为了国家安全而对美国公民进行窃听，除非这个公民“与外国、外国的间谍或谍报机关有明显的联系”，否则均须持有法院颁发的许可证。

在我任职的初期，我发现泄密损害了政府有效地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我认为，泄密既违背为人正直的准则，也违反法律。特别是有关越南问题的泄密，只要美国人还在那里作战和死亡，我就不能容忍人们说什么泄露消息是出自反战的道义观念。因此，虽然我不喜欢采取窃听手段，认为它充其量只是一种作用有限的技术，但是，这似乎是我们发现泄密人和制止泄密的唯一途径。

当我们查明泄密根源的努力未能奏效时，我们便开始在更小范围内讨论我们的外交政策实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泄密不仅没有使行政工作更为开放，相反，却必然迫使政府以更封闭和更秘密的方式进行工作。这样就使经过大肆渲染的尼克松政府具有保密“偏执狂”的说法广为流传。保密要求付出的代价无疑是很高的，因为它减少了在政府内部自由地、创造性地交换意见的机会。但是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没有保密就不可能接近中国，就不会和苏联就限制战略武器达成协议，也不会有结束越南战争的和平协议。

越南：公开建议和秘密表态

本届政府成立后的最初几个月里，虽然共产党人在2月发动了攻势，巴黎谈判又陷入了僵局，但我仍然相信，秘密轰炸所造成的军事压力以及我反复建议进行谈判所造成的舆论压力结合起来，终将迫使共产党人作出反应。在3月，我满怀信心地告诉内阁说，我预计战争将在一年之内结束。我们在巴黎采取了主动，建议恢复非军事区作为南越与北越的边界，并提出美国和北越的军队同时从南越撤出的原则。阮文绍总统方面也主动表示要就政治解决和自由选举问题同北越人开始谈判。

但是北越人寸步不让。他们坚决主张：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不可分开，美国军队必须单方面撤出，阮文绍下台是进行认真谈判的先决条件。

4月中旬，我们增加了外交压力。基辛格给多勃雷宁看了由我亲笔签署的三点意见。根据外交惯例，这种做法表示我对它们极为重视。它们所传达的信息是明确无疑的：

一、总统愿意重申他的信念，认为公正的和平是可以获得的。

二、总统愿意在现有的谈判架构以外探索其他的渠道。例如，美国和北越的谈判代表不妨绕过巴黎架构而另行讨论解决问题的总的原则。

如果美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特派代表能在原则上达成协议，最后的技术性谈判仍可移回巴黎举行。

三、美国政府深信有关各方都需要做出重大的抉择，采取非常的措施来扭转战争扩大的趋势。

理·尼

基辛格对多勃雷宁说，这里涉及美苏关系，因为我们固然可以谈论其他方面有些什么进展，但是越南问题的解决却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多勃雷宁说，我们必须理解苏联对河内的影响是有限的，并且他补充说，苏联绝不会以停止援助来威胁其北越盟友。然而，他还是答应在24小时内把我们的建议转给河内。

几个星期过去了，毫无答复，我们决定再度采取主动。在5月14日的一次电视演说里，我提出了第一个越南全面和平计划。我建议大部分外国军队——包括美国军队和北越军队——在签订协议之后的一年内撤退。一个国际机构将监视撤军，并监督在南越的自由选举。我警告敌人不要把我们的灵活性当成软弱。我说：“从河内来的报告表明，敌人已经放弃在南越获取军事胜利的希望，而是指望美国意志力的崩溃。没有比这种判断更为错误的了。”

对我5月14日的建议，北越人不论在河内或巴黎都没有做出认真的反应。我本来并没有认为越南和平唾手可得，可是现在我不得不第一次考虑到和平是否根本就不可能到来。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继续按照既定的方针办理，希望敌人终将接受我们的建议，和我们一道找出解决的办法。

本届政府执政之初，我们便认定，从越南撤出若干美国战斗部队，可以向河内表明我们寻求外交解决的诚意，同时可以向国内生动地说明我们正在开始收缩战争，借以平息国内的舆论。

梅尔·莱尔德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美国可以使战争“越南化”，就是说我们可以训练、装备和鼓励南越人去填补美国部队撤离后留下的缺口。3月间，莱尔德访问南越归来，带回了一份乐观的报告，谈到有可能使南越人接受训练以实行自卫。我们采用了越南化政策，主要就是由于莱尔德的热情倡导。这项决定是我的政府在对越战略上的又一转折点。

对我们所建议的美军撤出南越的计划，阮文绍总统也是反对的。我通过邦克大使向他私下保证，我们对他的支持是坚定不移的。为了使这个保证更有分量，我建议在太平洋的中途岛和他会晤，阮欣然同意。6月8日，我们就在那里见面了。

会晤之后，我们两人都向记者发表了简短的声明。我宣布，根据阮总统的建议和我们战地指挥官的估计，我决定下令立即从越南撤军2.5万名左右。这包含着一些外交上的夸张措辞，因为阮文绍和艾布拉姆斯私下都表示反对撤军。

我说，在未来几个月内，我还要考虑进一步撤军，其程度将根据三项标准：训练和装备南越武装部队的进度、巴黎会谈的进展情况以及敌人活动的程度。

中途岛会谈后，阮文绍虽然得到一些安慰，但是仍然非常不安。他知道撤出第一批美军就将开始一个不可扭转的进程，其结局将是所有的美军都撤离越南。

为了确保河内了解中途岛的信息，我在回到白宫后又把它说明了一番。我对聚集在南草坪欢迎我们的人群说，我5月14日提出的和平计划和在中途岛宣布的撤军措施，敞开了通往和平的门径。“现在，我们邀请北越的领导人和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大门。”我说。

6月底，看来我们可能要得到河内的某种答复了。战斗似乎沉寂了下来，我们的情报指出，北越的一些部队正在撤离南越，巴黎北越代表团的特别顾问、政治局委员黎德寿突然返回河内，据推测他是被召回去接受新的谈判指示的。

这种战斗沉寂持续到7月初。尽管这种迹象还纯粹是偶然的，尽管我们方面和以前一样有显得心情过分急切的危险，我还是决定再次力求打消任何可能仍然使河内踌躇不前的疑虑和误解。我决定“全力以赴”，也就是说我要力图用某种方式结束战争——或者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或者加紧使用武力。

在这个时候作出这种决定的原因之一是，首先，我觉得如果我不在今后几个星期里造成促进和平努力的声势，时间就可能使这种努力归于失败。夏天一过，9月假期结束了，学生回到学校，国会也要复会，一个新的大规模反战浪潮势将在秋冬期间席卷全国。其次，由于越南的旱季即将来临，共产党人几乎肯定要在2月的春节假期发动新的攻势。到了早春，1970年11月选举的压力会使国会要求撤出更多的军队，对此，我既无法阻止，又很难置之不理。

向共产党人发出和平信号半年之后，我准备使用任何必要的军事压力去阻止他们武力接管南越。在举行几次长时间的会议期间，基辛格和我制订了一整套在外交、军事和宣传上密切配合的向河内施加压力的详细计划。

我决定把1969年11月1日——约翰逊停止轰炸一周年的日子——定为实际上是对北越发出的最后通牒所规定的限期。

离11月1日只有三个半月了，因此必须抓紧时间。7月15日，我以私人名义给胡志明写了一封信。让·桑特尼再次充当了我们的信使。我在白宫会晤了他，以便他能够把我强烈的和平愿望作为第一手材料转告对方。但是我也要他告诉对方，如果到了11月1日这个最后期限仍无重大的突破，我将十分遗憾地感到不得不采用“后果重大的武力措施”。

我把给胡志明的信通过秘密信使送交桑特尼，7月16日他将信交给巴黎北越常驻代表团团长春水转交河内。信中我力求表达我们对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的真诚意愿和迫切心情：

我认识到，要越过四年战争的隔阂来深入地交换意见是困难的。但是，正因为存在着这种隔阂，我才需要利用这个机会庄严地重申我的争取公正和平的愿望……

正如我多次声明的那样，等待将一无所成……

你将发现，在我们共同致力于把和平福音带给勇敢的越南人民的过程中，我们是乐于合作和开诚布公的。让历史这样记载吧：在这个关键时刻，双方都宁愿朝着和平前进，而不是走向冲突和战争。

我认为，通过这封信我已经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下一步应该由北越人来表示他们也有意于达成协议了。现在，我们只有等着看胡志明如何作出反应。就我来说，我的信已把战争或和平的选择权送到他的手里。

几天以后，话就传过来了，北越人建议由基辛格同春水进行秘密会谈。

7月23日，我为“阿波罗11号”的溅落飞赴南太平洋。这是我环球旅行的第一站。这次行程包括关岛、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南越、印度、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英国。为了祝贺阿波罗的成功，我们给这次旅行起了个代号叫“月辉”。

这次旅行为基辛格和北越人的首次秘密会谈提供了极好的伪装。根据安排，基辛格将去巴黎，表面上是向法国官员介绍我出访的结果，实际上是和春水秘密会谈。

阿波罗溅落后，我停留的第一站是关岛。抵达后不久，我便举行了一次非正式的随行记者招待会。就在这次会上，我阐述了一些原则，这些原则最初被称为关岛主义，后来大家又称之为尼克松主义。

我说明，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强国，今后应该仍然如此。但是我认为一旦越南战争得到解决，我们将需要实行新的亚洲政策，以确保将来不再发生越南那样的事情。我首先提出一个原则：我们将继续承担我们业已承担的条约义务，但是，除非出于我们切身利益的需要，我们将不再承担任何新的义务。

我们以往的政策是向别的国家提供武器、人员和物资以帮助它们反抗攻击，保卫自己。过去我们在朝鲜就是这么做的，在越南我们也是这样开始的。我说，但是从现在起，我们只准备向那些愿意承担责任以自己的人力来自卫的国家提供物资和军事经济援助。只有一种例外情况：如果一个核大国对我们的盟国或友邦发动侵略，我们就要用核武器作出反应。

在关岛宣布的尼克松主义，被有些人误解为一种将导致美国完全撤出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一种新政策的信号。在我回国后的一次例行的早餐会议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就表达了这种错误的理解。如我对我们亚洲各国的朋友所作的解释一样，我对曼斯菲尔德强调说明，尼克松主义不是一个使美国退出亚洲的方案，而是一个为美国继续留在亚洲并继续负起责任以帮助非共产党国家、中立国家和美国在亚洲的盟国保卫其独立提供唯一牢固基础的方案。

8月2日，当我们在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降落时，我成为对共产党卫星国作国事访问的第一位美国总统。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总统是一位坚强的、有主见的领袖。虽然他必须在一条很细的钢索上行走，免得苏联人像1956年在匈牙利和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那样决定在罗马尼亚进行干涉。他至今一直施展精湛的技艺在钢索上走着。

事先有报告说，我们将受到有礼貌的接待，可是欢迎的规模以及群众自发的热情却完全超出我们的预料。在一处地方，齐奥塞斯库和我几乎被街上跳舞的人群裹进去。

罗马尼亚和北越人有着良好的外交关系，我知道我所说的一切都将传达过去，所以我利用同齐奥塞斯库的一次会谈来加强说明我给河内的信息。我说：“我们不能无限期地继续每周在越南死亡200人而在巴黎毫无进展。到今年11月1日，我们停止轰炸就满一年了，我们已经撤出了一些军队，并为和平谈判提出了若干合理的建议，如果还是没有进展，我们就不得不重新估价我们的政策了。”

我告诉他，为了赢得和平，我们可能需要在双方之间开辟另一条交换意见的渠道。齐奥塞斯库说，他将尽一切力量来促进谈判。

基辛格与北越人的秘密会谈，于1969年8月4日开始，持续达三年之久，其间的过程很不平凡，充满着典型侦探小说的种种情节，如基辛格耷拉着帽子斜靠在飞驶的雪铁龙牌汽车的后座上，巧妙地避开爱打听的新闻记者，使好奇的使馆外交官得不到任何线索。

第一次会谈是在巴黎时髦的里沃利大街上让·桑特尼的一套公寓房间里进行的。基辛格在那里会晤了春水和梅文蒲。

基辛格一开始就说他要传达我的一个口信。他提醒他们，11月1日是停止轰炸一周年纪念。在这段时间，美国已经采取了我们认为有重大意义的行动：我们停止派遣援军；我们遵守了部分停炸的诺言，以后又全部停止轰炸；我们已经撤出了2.5万名作战人员；我们还表示要承认自由选举的结果。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什么意义重大的反应。现在，为了加速谈判的进程，总统准备再开辟一条与他们接触的渠道。“但与此同时，”基辛格补充说，“我奉命严肃地告诉你们，如果在11月1日以前还没有就解决办法取得重大的进展，我们将被迫采取后果极为重大的措施，虽然这样做我们是很不愿意的。”他指出，北越人在宣传上和巴黎会谈中都企图把越南战争说成是“尼克松先生的战争”。“我们认为这是不符合你们的利益的，”他说，“那是因为，如果这真的是尼克松先生的战争，他就非打赢不可。”

在回答时，春水比较克制地重申了河内的极端立场：他要求撤出全部美军，遵从民族解放阵线的十点计划，这实质上就是要由共产党人完全统治南越。他再三重复早就提到过的那种独出心裁的编造，说什么南越境内没有北越军队。他还继续要求我们推翻阮总统的统治，然后才谈得到达成任何协议。

最后，基辛格断定他对这些并非真正有权谈判的代表已经说了他所能够说的话，于是他施展惊人的技巧，把会谈的口气变得温和一些。他说：“我们宁愿使越南人成为朋友而不是敌人。我认为，从现在起到11月1日为止，我们必须努力找出一项解决的办法。”

三个人握手后各自单独离去，免得引起任何注意。

在公开宣布尼克松主义并开始对河内施加压力之后，我认定现在该是在巴黎和谈的公开讲台上采取攻势的时候了。卡伯特·洛奇一向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外交官和记者对此都很熟悉，所以，当8月7日他从座椅上站起来盯着共产党代表提问时，他们都为之愕然。他说：“为了通过谈判在越南实现和平，只要是能做到的事情我们都做了。现在轮到你们做出反应了。”报纸认为这是洛奇1月接任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以来最强硬的发言。

胡志明于8月25日答复了我7月的去信。他在信中提到所谓“美国对我国人民的侵略战争”，他说“对美国青年死亡数字的上升深为感伤，因为这些青年是由于美国统治集团所奉行的政策而在越南牺牲的”。

我在去信里曾说，我们愿意讨论任何建议或计划，以便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战争的办法，对此胡志明答复说，民族解放阵线提出的十点计划“得到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他在信的结尾声称：

你在来信中表示愿意为争取公正的和平而采取行动。为此，美国必须停止侵略战争，从南越撤出军队，尊重南方人民和越南民族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自行解决问题的权利。

考虑到我给他的信的语调，甚至把共产党刺耳的术语也估计在内，胡的答复无疑是一种冷酷的回绝。

在收到这个无可指望的答复以后，我知道我必须准备接受战争升级所引起的尖锐批评和巨大压力了。

9月3日，胡志明去世。在范文同担任河内政治局领袖以前，一连几天都谣传他们正在进行着继承权力的斗争。即使是越南问题的老手，也难以预测这一事件对战争将有何种影响。

9月中旬，我宣布在12月15日以前从越南再撤出3.5万人的部队。我在声明中指出，前后总共撤出6万人的军队是一个重大的步骤，“因而，进行有意义的谈判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个声明的目的是想让北越的新领导人知道，我并不认为他们应该受胡志明复信的约束。

两天以后，我在联合国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说：“争取和平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以和平的名义强烈要求在座诸位——126个国家的代表——作出你们最大的外交努力，说服河内认真地参加结束这场战争的谈判。”

9月20日，基辛格接到桑特尼给他的一封信。桑特尼曾去河内参加胡志明的丧礼，在那里的时候曾和范文同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位新总理在提到美国时引人注目地未加谩骂。桑特尼向范文同强调指出，他亲自和我谈过话，知道我如何热切地希望实现和平，这时范回答说：“我看得出来，他们已经把你说服了。可是我们，我们却不能轻易听信他们的话：只有行动才能使我们信服。”

由于这次谈话是在我9月中旬宣布进一步撤军之前进行的，我认为我已经用行动证实了我们的话。再一次轮到河内做出抉择了。

在11月1日以前余下的几个星期里，我要各方面配合起来对河内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我相信我们在外交方面是能够施加足够的压力的。不过，我的最后通牒要取得成效，唯一的希望在于使共产党人相信，如果他们决心要我摊牌，我是能够得到国内的坚强支持的。可是，我能够真正获得这种支持的机会却越来越渺茫了。

1969年冬和1970年春，20多所大学的校园内发生了严重的暴乱和骚动，其起因在于各色各样的失望情绪，越南问题绝不是主要的原因。伯克利大学的学生要求该校成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学院。黑人学生占领了杜克大学的行政楼，要求黑人教育计划不分等级，并给黑人学生会提供经费。100名手执长短枪的黑人学生占领了康奈尔大学的学生会，要求撤销对三名黑人学生的纪律处分。校方先是拒绝，后来还是屈服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当局为了避免和举行反战抗议的学生对峙，卸下了所有的美国国旗，放进储藏室。

我对教授和行政人员向使用暴力的学生屈膝投降很有反感，并且公开这样讲了。我表扬了那些站稳立场的人，如旧金山州立大学的s.i.早川博士，他把一群破坏校规的激进分子架起来的广播线扯掉了。圣母学院的西奥多·赫斯伯格牧师限定“以暴力代替说理”的抗议者在15分钟内解散，否则就暂令其停学；如果他们再过5分钟继续闹事，便开除他们。

在我担任总统的最初几个月，大学里的示威活动主要不是针对越南问题，这首先是因为约翰逊的停炸已经使这场战争最有争议的一个方面暂时消失。其次我宣布成立纯志愿部队和改革兵役制度的计划，减少了由于征兵而引起的严重分裂，也有助于缓和学生对战争的抨击。

我知道这种形势必然会发生变化。随着大学秋季学期的开始和国会暑假的结束，报刊和电视台又出现一些迹象，预示着反战运动将进入新的高潮。传闻10月15日已定为全国性抗议日，届时将举行“反战大示威”。这个日子正好是在我以11月1日为限期的最后通牒成败的关键时期之内。

在9月26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回答了记者提出的有关“反战大示威”和其他反战活动的问题。我说：“不错，我知道各个大学里以及全国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反对越南战争的行动。就这种活动来说，我们是预料到的。但是，我无论如何不会受它的影响。”

我完全意识到这一席话将引起公众的骚动。然而既已开始实行一项对北越施加压力的政策，并且现在这项政策不仅涉及我国政府，也把外国政府牵连进去，我就认为，除了坚持到底，别无其他选择可言。面对国内即将掀起的无从制止的示威游行，我唯一的出路是设法使敌人清楚地知道，抗议活动丝毫不会影响我的决定。否则我的最后通牒便成为一纸空文了。

我们继续对苏联人施加外交压力。9月27日，基辛格对多勃雷宁说，鉴于我国请苏联协助结束战争的要求明显地落空，我们两国很难建立比一般的外交关系更为密切的关系。

就在这次讨论过程中，我打电话给基辛格，谈了几分钟。当他们恢复会谈时，基辛格说：“总统刚才在电话里对我说，关于越南问题，列车刚开出车站，现在正在轨道上行驶。”

多勃雷宁试图以外交辞令缓和一下气氛。“我希望这是一架飞机而不是一列火车，”他说，“因为飞机中途还能改变航向。”

基辛格回答说：“总统是非常注意选择词汇的，我相信他说一不二，他说的是火车。”

作为我们对河内施加压力的另一部分，我下令监视非共产党国家对北越的海上运输。我们发现有一些在塞浦路斯、马耳他、新加坡和索马里等国注册的船只驶往河内。当前两个国家拒绝和我们合作时，我下令取消对它们的援助。新加坡和索马里同意减少那些挂它们的旗帜开往河内的船只数量。

我会见了共和党国会领袖，告诉他们说，未来的60天对结束战争至关重要。“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团结。”我说，“我不能把即将发生的事情统统告诉你们，因为如果有什么成功的希望，那就必须靠秘密行动。我只能告诉你们，我正在竭尽一切力量结束战争。我只遵循两个行动方针来处理这整个问题：如果北越人真正希望解决问题，我绝不使他们感到为难；但是，我不想当第一个战败的美国总统。”

同日晚些时候，我会见了九位共和党参议员，编了一段话，有意让它泄露出去，从而把对河内的压力升了一级。我不必等待很久。八天以后，罗兰·伊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说我正在考虑封锁海防和进攻北越。我希望这个谣言能引起河内的一些注意。虽然我一直不能肯定那个谣言是否起了作用，我却知道它引起了梅尔·莱尔德的注意。他和比尔·罗杰斯立即要求我在采取任何激烈行动之前先考虑到，由于我们正在加紧实行越南化计划，几个月来美军的伤亡率极低，南越人的作战成绩也有所提高。

反对越南战争大示威

大学、国会和新闻界的反战力量已经围绕着将于10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反对越南战争大示威”而联合起来。他们还策划在每月15日在各城市举行类似的示威游行，直到战争结束。

到10月的第一周，抑制着的怒火达到了顶点。反战演说、反战宣讲会和反战群众大会纷纷出现。对于我提名克莱门特·海恩斯沃思出任最高法院法官一事的争吵，对于福利改革问题的争论，在马萨诸塞州特别选举中一位共和党在职议员同反战的民主党竞选的失败，一些民权运动领袖对我们取消种族隔离政策进展缓慢表示的不满——在报刊上都占显著地位——造成一种政府业已四面楚歌、摇摇欲坠的印象。新闻界把这些因素加到一起，称之为领导危机。《新闻周刊》的标题是“尼克松先生处于困境”，《时代》周刊的整个国内版都用来报道“尼克松最倒霉的一周”：“用不着像初出茅庐的人那样大惊小怪，我们都很容易看出尼克松政府的一片天正在塌下来了。”

丧失信心的看法和关于政治瘫痪的预言广为流传。10月7日，戴维·布罗德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事情日益明显，1968年搞垮林登·约翰逊权威的那些人和那个运动，现在又出来要在1969年搞垮理查德·尼克松了。他们再次取胜的可能性很大。”几天以后，迪安·艾奇逊警告说，要注意“许多股力量正在企图搞垮尼克松”。在《纽约时报》的一则独家采访的消息报道中，他说：“我认为如果我们养成一种搞垮总统的习惯，我们就将发生重大的宪法危机。”

我故意不理睬这些成了所谓危机的一种因素的可怕预言。《时代》周刊报道说：“尼克松似乎对这一切都无动于衷。”这家杂志的华盛顿办事处主任休·赛迪认为“在尼克松任总统以来最困难的时刻”，我的态度“也许和那些事件本身一样令人惊讶”。

我真正担心的是，这些旨在迫使我结束战争的广泛宣扬的活动正在严重地破坏我为了同一目的而从事的幕后工作。几周以后，北越大使和卡伯特·洛奇会晤时引用了参议院主要鸽派人士的话。《纽约时报》报道，黎德寿“满面笑容地”对一位美国来访者谈到富布赖特参议员指控我正在试图用越南化计划来拖延战争。我虽然在公开场合继续不理睬汹涌澎湃的反战浪潮，却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即这股浪潮可能已经破坏了我给河内的最后通牒的威信。

10月13日，罗恩·齐格勒宣布，我将在11月3日星期一向全国发表关于越南问题的重要演说。

人们对这个预告一般作两种解释，一种是说我企图破坏只差两天就要举行的“10月15日反战大示威”，另一种则认为这标志着“反战大示威”已经成功地迫使我重新考虑对越政策。事实上，我宣布将在11月1日这个最后限期的两天以后发表重要演说，是希望河内重新考虑他们想利用我们国内纠纷浑水摸鱼的做法。

10月14日，基辛格告诉我，河内电台刚刚广播了范文同总理致美国人民的一封信，这时我确切知道我的最后通牒已经失败了。范在信中宣称：

这个秋天，美国各阶层广大人民在许多热爱和平和正义的美国人士的鼓励和支持下，正在美国全国掀起一个波澜壮阔的强大攻势，要求尼克松政府结束侵越战争，立即把全部美军撤回国内……

我们坚信，由于我们两国人民的精诚团结和英勇斗争，由于有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赞同和支持，越南人民和美国进步人士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必将取得彻底的胜利。

祝你们的秋季攻势取得辉煌胜利。

为了表明我认真地看待这种对我国国内事务的公然干涉，我让阿格纽在白宫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把范文同的信称为“令人难以置信的信息”，并为记者们朗读了其中一些段落。他说：“明天‘反战大示威’的领袖和赞助人、公职人员和其他领导这些示威的人士应该公开拒绝接受这个手上沾满4万美国人鲜血的极权政府的支持。”

我认为，白宫记者团在阿格纽讲话后的提问阶段表现得很不得体。有一个记者似乎认为范文同写这封信是我们的错误，问道：“副总统先生，让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政府是不是企图抓住这封信在最后一分钟扑灭反战大示威呢?”

新闻界总的来说或者是缩小这封信的意义，或者是认为政府毫无道理地拿这封信作为借口来压制合法的异议。

我必须决定如何处理最后通牒。我知道，如果我想不出一些驳不倒的理由来解释我为什么在11月1日最后通牒到期后仍不实行原来关于使用更大武力的威胁，共产党人就会看不起我们，甚至变得更难对付。然而我知道，经过这样大量的抗议和反战大示威，任何战争升级的措施都将使美国的舆论产生严重分歧。

前来华盛顿参加10月15日“反战大示威”的有25万人。虽然曾广泛谣传某些比较激进的左翼组织将同警察进行暴力对抗，游行示威一般说来还是平和的。

对示威游行应该作何反应，政府内部的意见有分歧。基辛格要我们不作任何表示，听任抗议自然地发展下去，以免打乱我们的外交策略。约翰·埃利希曼却由于我们明显地对许多抗议者的真诚热情无动于衷而感到不快，他要我宣布10月15日为全国祈祷日，以默许的方式来表示支持根本的和平目标。

《华盛顿邮报》赞扬了抗议者，说反战大示威“意味深长地表达了”他们对战争所感到的苦恼。但是也有对此持保留态度的。例如，《华盛顿明星报》就说：“值得重视的是，不管示威的目的何在，它实际上起了鼓励河内的作用，从而有可能延长战争。”越共电台好像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它说共产党人从反战大示威得到了“巨大的鼓舞”。

反战大示威在我执政期间第一次但绝不是最后一次提出的一个关于民主国家领导性质的、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总统、国会或任何负责的当选官员是否应该让公众示威影响他们的决策?

我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看法，并且决定直截了当地把话说清楚。我们曾经收到许多信件，批评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说我绝不受示威影响这一言论。我指示从那些信里挑出一封，准备给予答复。

办公厅挑选的是乔治城大学的一个学生写来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认为，对于美国总统来说，注意人民的意愿是非常明智的行动；归根到底，人民选举了你，你是他们的总统，你的职务对人民负有一定的责任。请允许我恭敬地建议总统重新考虑他原来的判断。”

我答复说：“如果一位总统——无论哪一位总统——让示威者来规定他的方针，他就会辜负其他所有人对他的信任。不论是什么问题，如果让政府的政策在大街上制定，那就会破坏民主的程序。这样做就会把决策的权力交给吵嚷得最凶的人，而不是交给大多数人，不是交给论据最充分的人……这样做就等于听任各个集团通过大街上的对抗而不是在投票箱前来检验自己的力量。”

10月15日夜间，我想到了这次争取和平的示威所包含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特征。我认为，这次示威已经破坏了本来还可能存在的在1969年结束战争的任何一线希望。可是现在我已经无能为力了。我将不得不根据当前的情况调整我的计划，并尽力加以贯彻。在11月3日演说提纲初稿的上端，我写上了这样几个字：“不要慌乱——不要动摇——不要反击。”

沉默的多数

反战大示威以后，人们的注意力立即集中到我的演说上。新闻界和国会里的大多数鸽派估计，由于反战大示威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或者说使我胆战心惊——我大概已经决定要再次宣布大量撤军，以减弱预定11月15日举行的第二次反战大示威的冲击。美联社10月20日发出的一段电讯说我可能在演说里建议停火，有的报纸便把这条电讯作为头版重要消息刊出。弗洛拉·刘易斯在《波士顿环球报》上明确断言，我将宣布在1970年撤出30万部队，并已命令五角大楼制定必要的时间表。丹·拉瑟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则关于反战大示威的特别报道中说我正在考虑加速撤军，减少b-52飞机的轰炸，缩小战斗规模，也许还会在年内宣布停火。在参议院，休·斯科特要求单方面停火。因为他是少数党领袖，他的话被广泛解释为白宫放出的试探性气球。休伯特·汉弗莱预言，我将宣布一项从越南“有计划地加速撤退美军”的重大计划。

这些预测和估计有多大偏差，可以从我在10月22日凌晨写就的11月3日演说提纲里看出来：

在越南，他们无法在军事上击败我们。

他们不能摧毁南越。

插进一段话，讲一讲为什么我们要留在那里。

他们不能搞垮我们。

随着11月1日最后期限的逼近，有三个因素强烈地影响着我对最后通牒的考虑。

第一个因素是，美军在越南的伤亡数字一直处于新的最低点。我知道，这可能是共产党人玩弄的手法，使我更难于把战争升级。

第二个因素是，胡志明逝世可能已经为达成协议创造了值得争取的新的机会。

第三个因素是，我10月17日和英国游击战专家罗伯特·汤普森爵士的一次谈话。

“你对于‘向右转’怎么看?”我问，“如果我们决定升级，你又认为如何?”

汤普森显然不赞成升级，因为这样做可能在美国和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并且仍然不能解决一个中心问题：南越人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和准备，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保卫自己以抗击共产党新的进攻。他的估计是，美国如果继续贯彻现行政策，使南越人相信我们决不会撤出，就有可能在两年内赢得胜利。他认为，在这期间达成协议的唯一机会是使河内明白，我们准备长期待下去。我希望他替我到越南去亲自研究一下那里的形势，并尽快向我汇报。

我问汤普森是否认为我们有必要在越南坚持到底。他说：“很有必要。依我看来，你们在越南的做法关系到西方文明的前途。”

鉴于存在着上述三个因素，又意识到反战大示威已经破坏了最后通牒的威信，我便开始更多地考虑如何加速越南化的进程，同时维持目前的战斗水平，不求升级。从许多方面来看，越南化计划比战争升级对共产党损害更大，因为正如汤普森所指出的，战争升级并不能解决提高南越人的战备水平这一基本问题，反而会在美国引起严重的国内问题。

重要的是使共产党人不致把我没有采取引人注目的行动去贯彻最后通牒这件事误认为是软弱。我们能够在战场上向北越人表明我们继续干下去的决心，但是我认为需要特别提醒一下苏联。因此，当多勃雷宁大使于10月20日下午前来白宫进行私下会晤时，我决定利用这次会面向苏联领导人彻底说明我们的立场。

基辛格陪同多勃雷宁来到椭圆形办公室。寒暄以后，苏联大使说他接到了政府的一份外交备忘录，奉命向我宣读。

“请吧，大使先生。”我说。

“我奉命坦率地告诉总统，莫斯科对苏美关系的现状感到不满。”他开始说道，“莫斯科认为应该坦率地告诉总统，使用武力解决越南问题的做法不仅没有前途，而且非常危险……美国有人企图利用苏中关系在损害苏联的情况下得到好处，这一点已经从若干迹象可以看出。我们愿意坦率地预先提出警告，如果采取这种做法，那只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失算，并与增进苏美关系这一目标背道而驰。”

多勃雷宁念完备忘录以后，我缄默不语，这似乎使他有点不安。过了一会儿，我靠在椅背上，打开我写字台中间的那个抽屉，拿出一本黄色便条簿，推过去给他。

“你最好做点记录。”我说。

他拿起便条簿，放在膝上。

“大使先生，你很坦率，我也要同样地坦率。我也对美苏关系感到失望。到今天为止，我任职已经九个月了。婴儿本来应该出世，可是流产了好几胎。”

我列举了一些重大问题——中东、贸易、欧洲安全、柏林——并逐条详细加以分析。大多数是苏联态度强硬或玩弄手段造成的。

在转到中国问题时，我说：“我们在中国问题上已经采取或者正在采取的任何行动都不想使苏联为难。另一方面，中国和美国双方都不能容忍互相为敌的形势发展下去，就像美国不想永久与苏联为敌一样。因此，我们希望先在贸易和人员交流方面，并最后在外交方面采取行动。我要再次说明，这并不是针对苏联的。不出十年，中国将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威慑其他许多国家的核大国。美苏共同创造一个不同的世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我把鱼钩放到这个长度以后就使劲往回拉。“只有中国能够在美苏关于越南问题的分歧中得到好处，”我说，“因此，这是解决这些纠纷的最后机会了。”

没有等多勃雷宁插嘴，我就转入了越南问题。“到11月1日，我们停止轰炸就满一年了，这一点你是很清楚的。在停炸以前，波伦大使、汤普森大使和哈里曼大使都曾向约翰逊总统指出，只要我们还在轰炸，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就无能为力。他们说，如果我们停止轰炸，苏联就会非常积极地从旁协助。于是约翰逊总统便同意了停止轰炸，但此后苏联却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说到这里，多勃雷宁仿佛被点了名似的举起手来，但是我挥手让他把手放下。“当然，现在我们坐在巴黎的一张长方桌边进行谈判，我知道苏联曾经为此做出了一点贡献，但是我们认为你们的成绩不大。过去一年里所有和解的步骤都是我们采取的。”

我说我已经得出结论，也许苏联不想结束越南战争了。“你们可能认为你们能搞垮我，”我说，“你们可能认为美国的国内局势已无法控制，或者也可能认为越南战争只花费苏联很少一点金钱，却能使我们付出大量的生命。我并不打算就这类估计进行辩论。但是，大使先生，我希望你懂得，在未来的三年零三个月里，苏联还必须同我打交道，在这期间，我要牢记今天发生的一切。如果苏联不协助我们取得和平，我们就只好用自己的办法来结束战争。我们不能容忍这种边谈边打的策略继续下去而不采取行动。”

“老实讲，大使先生，”我继续说道，“你们的所作所为只是重复六个月前北越人用过的陈腐口号。你很清楚这是无济于事的。现在该是开始谈判的时候了，因为我可以老实告诉你，我国是绝对不会接受失败的耻辱的。我承认苏联领导人是坚强而勇敢的，但我们也是如此。”

我只停了一会儿便接着说：“我作了这番认真的谈话，希望你不致见怪。如果苏联认为还可以在越南出一把力，从而结束越南战争，我们就可能为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采取引人注目的行动，确实不是目前能够想象得到的引人注目的行动。但是，在这以前，我不得不说，要取得真正的进展是很困难的。”

多勃雷宁等着看我是否还说下去。但是，这次我没有接着再说什么。

“这是否就是说不会有什么进展呢?”他问道。

“进展是可能的，”我回答，“但主要只限于通过外交途径可能达到的那种进展。战争会拖下去，这样我们就要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来结束战争了。光是重复过去六个月的那些建议是没有意义的。”

对此，我并不要求回答，因此，又说了下面一段话来结束会谈：“全世界都要求我们携起手来。我所最希望的也正是使我的政府能够作为美苏关系的分水岭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但是让我再说一遍，我们是决不会按兵不动，听凭人们用欺骗手段把我们拖死在越南。”

说了这番话我站起身来和他握手，把他送到门口。

基辛格送多勃雷宁上车后回到我的办公室。“我敢打赌，他一辈子没有碰到谁和他这样谈话!”他说，“真了不起!哪位总统也没有这样坦率地同他们谈过。”

“我们不应该抱任何幻想，认为这次谈话一定有什么效果或者造成什么变化。”我说，“不过，让他们懂得我们并不是那种有时可能为了适应外交需要而显得呆气十足的大傻瓜，毕竟是有好处的。”

关于我在11月3日应该说些什么，我收集到的意见是相互矛盾的。罗杰斯和莱尔德劝我主要谈一谈争取和平的愿望，在这方面，罗杰斯强调巴黎会谈，莱尔德强调越南化的前景。我征求过意见的大多数白宫工作人员、内阁成员和国会领袖，也都主张我利用这次演说来明确无疑地阐述争取和平的真诚意愿。

基辛格主张采取非常强硬的路线。他认为，如果我们后退，共产党人就会完全相信他们可以通过舆论来控制我们的外交政策。同时，迪安·艾奇逊请人传来话说，宣布任何撤军计划将使我们在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随着演说日期的临近，有关我演说内容的猜测也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我欢迎这种情况，因为我知道外面议论越多，听众也就越多。

我没有透露自己的意图，没有什么人知道我真正的思路，也没有什么人知道我正打算对那些自以为街头游行能迫使我按他们的要求来制定外交政策的反战煽动者进行突然袭击。

10月24日，我到戴维营去度一个长周末，每天工作12到14小时，一再修改演说稿的各个部分。霍尔德曼没有安排下周的大部分日程，以便我能不受打扰地连续工作。

到了星期五，稿子已改了11遍，我准备拿到戴维营去作最后审阅。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把他自己的想法写成一份备忘录，要求我在最后确定演说内容以前看一下。

当天深夜，我看了曼斯菲尔德的备忘录，他开头说：“根据我的判断，越南战争继续下去将危害我国的前途。”他说他所关心的不仅是人员生命的损失以及金钱和资源的浪费。“最严重的是，”他写道，“这场起因和目的不明的冲突正在我们社会内部造成极大的分裂。”

他说，“如果你根据自己的职责认为下列各项或者其中任何一项决定对于迅速结束越南战争是必要的，或者可能是必要的”，那么他将对这些决定公开地明确加以支持。接着，他开列了一连串等于单方面停火和撤军的行动。“我知道按这种方式达成的解决办法是令人不愿设想的，”他写道，“特别是考虑到过去几年不幸采取的那种一成不变的外交和军事方针，情况更是如此。”备忘录在签名的上边写了“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我意识到曼斯菲尔德是想通过这份备忘录给我提供一个结束“约翰逊和肯尼迪的战争”的最后机会。据我分析，他把战争说成是“起因不明的冲突”并提到过去几年“不幸”采取的军事方针，是要向我表明他甚至愿意让我宣称我是在努力为我的民主党前任总统所发动的一场不幸的战争争取最好的结局。我知道，如果我的演说采取强硬路线，反对战争的人就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我的反对者。但是，我又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根据我的看法，以我认为不体面的方式来结束越南战争是错误的。

我工作了一个通宵。凌晨4时左右，我写下了一段话，号召“美国人中伟大的沉默的多数”支持我的发言。我上床睡觉，但是恍恍惚惚地睡了两个小时便醒过来了，所以我又起床继续工作。到早晨8点，演说稿完成了。我给霍尔德曼挂了个电话，他答话时我对他说：“婴儿刚生下来!”

我11月3日演说的主要意思是，我们要在越南恪守诺言。我们要继续战斗下去，直到共产党人同意谈判公正和体面的和平或者南越人能够自卫为止——无论上述哪种情况先出现都可以。与此同时，我们根据尼克松主义的各项原则继续脱离战斗：根据越南化程度、敌人活动规模和谈判进展情况来决定撤军的速度。我强调指出，我们的政策绝不会受街头示威游行的影响。

至少部分地由于人们关于这次演说有过种种不同的猜测，我坚决表示准备坚持战斗的坚强决心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从而大大增加了演说的影响。我号召美国人民起来支持我的意见：

我已经选择了一项实现和平的计划，我相信它将取得成功。

如果它果真取得成功，现在批评者说些什么就完全无关紧要。如果它失败了，我现在说的这番话便无关紧要了……

因此，今天晚上我要求你们——我美国同胞中伟大的沉默的多数——一起来支持我的意见。

在竞选总统时，我曾保证要以某种能够赢得和平的方式结束战争。我已经制订了一项使我能够实现这个诺言的行动计划。

美国人民给我的支持越大，诺言的实现就越快；我们国内的分歧越大，敌人在巴黎谈判的可能性就越小。

让我们团结起来争取和平，让我们也团结起来制止失败。因为我们应该懂得：北越人是不能打败或屈辱美国的，只有美国人自己才能使美国战败或遭受屈辱。

真正影响历史进程的演说不多，11月3日的演说便是其中之一。这次演说影响之大使我感到惊讶。但是，向“沉默的多数”作一次雄辩的呼吁是一回事，真正获得他们的响应又是另一回事。

演说以后，我独自在林肯起居室吃晚饭。我没有听电视评论，可是家里其他人都听了，他们听了以后气得火冒三丈。他们说，电视广播网记者的评论和分析既批评了我的言论，也批评了我的动机。大多数记者并没有客观地介绍我的演说，也没有客观地剖析政界和公众的反应，只是想当然地凭自己的主观见解来发表议论。特里西娅走进来说：“照他们那种讲法，就像他们听的是另外一篇演说，而不是你的演说似的。”

但是出现了一些迹象，说明评论员和批评家的说法并不代表舆论。我的电视演说一结束，白宫总机就忙个不停。打来的电话接连不断，持续达几个小时，接着又涌来了第一批电报。在接到内阁官员、白宫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包括迪安·艾奇逊——的电话以后，我开始意识到，对演说的热烈反响超过了我最乐观的期望。

那天晚上，我兴奋得没有睡好。有关公众对演说反响的各种报告使我颇为激动；关于电视报道的报告却使我生气。后来，我写下了这样一段笔记：“11月3日以前，大多数报刊预料尼克松将屈服，其他报刊则料想他将对示威作出强烈的反应。结果出乎它们意料的是，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尼克松的方针是柔中有刚、软硬兼施。这就是11月3日演说的主题。”

到第二天上午，公众的反应得到了证实。白宫收发室报告说，任何一次总统的演说从来也没有得到过这样强烈的反响。5万多封电报和3万封信曾经如潮水般涌来，其中批评性意见所占的比重很小。演说后立即以电话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有77%的公众赞成。

明确无误的一点是，这篇诉诸“沉默的多数”的演说拨动了全国人民的心弦。事实上，“沉默的多数”第一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公众倾泻出来的支持热情，对国会的意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到11月12日，一共有300名众议员——民主党119名、共和党181名——联合提出了支持我越南政策的决议草案。有58名参议员——民主党21名、共和党37名——写信表达了同样的意见。

11月3日的演说既是我任职期间的里程碑，也是它的转折点。现在，敌人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再依靠美国内部的分歧来获取他们在战场上得不到的胜利了。我已得到我所需要的公众支持，来继续推行一方面在越南进行战争、另一方面在巴黎谈判和平的政策，直到我们能够体面地和顺利地结束战争为止。

11月3日以后的几个星期，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对我全面赞同的比率跃升到68%，这是我就任总统以来的最高点。国会的反应极好，因此我采取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步骤，亲自前往参众两院，分别发表讲话，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

与此同时，我也并不抱有幻想，认为沉默的多数的这股支持浪潮会维持很久。我的演说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建议，其目的只是为我们正在执行的方针争取支持。我知道，由于新闻界和国会中的批评者不断对我抨击，人们很快将要求我采取新的行动，来取得进展和结束战争。

11月3日演说的意外成功还导致另一结果，这就是它促使我决定同电视新闻网较量一番，指责他们带有偏见的、歪曲的“即时分析”和新闻报道。如果他们的做法不受责难，总统就无法直接向人民把道理谈清楚，而我认为直接向人民讲清道理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演说之后没有几天，帕特·布坎南给我送来了一份备忘录，要求我直接抨击那些电视评论员。几天以后，他又送来一份以极其直率明确的语言进行这种抨击的讲话稿。特德·阿格纽在秋天发表的几次尖锐有力的演说曾经吸引人们极大的注意，所以我认为他是发表这次演说的合适人选。我把布坎南讲稿的调子稍为压低一点，然后交给了阿格纽。接着我们又把阿格纽认为刺耳的一些段落改得缓和一些，然后他又对讲稿亲自作了润色，使最后的定稿变成他自己的话。他决定于11月13日在艾奥瓦州得梅因市发表这篇演说。

预发的演说稿送到电视网以后，引起了一场大混乱。三大电视网都决定实况播映。在30分钟时间里，阿格纽猛烈地攻击了电视网新闻记者这伙“无冕之王”手中掌握的莫名其妙的权力。他说：“一小伙人，可能只有十来个节目编排负责人、评论员和播映监督人，就可以决定向公众播发什么影片和评论。他们决定四五千万美国人当天将看到什么国际和国内新闻。”在提起我11月3日的演说时，他说我的话遭到不公正的“即兴分析和吹毛求疵的评论”。

阿格纽在得梅因市的演说，在全国的影响仅次于我11月3日的演说。不到几小时，电报便纷纷到达白宫；电话总机整夜应接不暇，人们打来电话表示他们这回放心了，因为终于有人出来说话了。几天里，全国各地便涌来成千上万封信。

电视网故意不理睬阿格纽的演说得到公众的广泛支持这一事实，反而企图把这次演说说成是政府准备进行“镇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董事长弗兰克·斯坦顿称这次演说为“美国副总统史无前例地力图威胁一个经政府批准设立的新闻机构”。全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朱利安·古德曼说，阿格纽“对电视新闻的攻击是迎合偏见的需要”。乔治·麦戈文反映了国会左翼和自由派的反应，他说：“我认为这个演说可能是我任公职以来政府高级官员所发表的最骇人听闻的一次声明。”

有些人支持阿格纽的意见。杰里·福特说，如果新闻报道机构歪曲了新闻，它们应该负责。他说：“我不懂为什么它们应该有特权。”约翰逊总统的最后一任新闻秘书乔治·克里斯蒂安说，林登·约翰逊曾经关心过阿格纽所提的这些问题，但是他不敢为此发表讲话，因为他知道这样做会被说成是攻击新闻出版自由。

甚至有些一向把我们批评得最严厉的人也承认，阿格纽的指责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例如，英国记者亨利·布兰登在《星期六评论》上写道：“副总统提出了几个有力的论点。粗看一遍演说稿，不假思考便马上进行评论是危险的，这样做会导致轻率的结论或不公正的批评。”

我那11月3日的演说取得巨大成功以后，所谓“新示威”的11月反战大示威的筹划工作掺杂了一种绝望挣扎的因素。我们接到警报说，参加“新示威”的几个好斗的团体现在认为，只有暴力对抗才能使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充分引人注目。由于“新示威”的某些组织人具有激进的背景，很多支持过10月反战大示威的国会议员在“新示威”开始前都设法回避表态，并在示威进行时一走了事。

11月15日，“新示威”举行了。在旧金山，当12.5万名群众有一部分高呼“和平!”的时候，黑豹党头目戴维·希利亚德却坚持说：“我们要杀死理查德·尼克松。我们要杀死任何阻碍我们获得自由的人。”

在华盛顿，25万示威者拥入市区，以致《华盛顿邮报》头脑发热地报道说：“在这些雄辩的演说背后，可以发现一种极不寻常的、十分美好的东西。到这里来的人……是为了支持我国最美好的东西而来的。”在华盛顿纪念碑前，迪克·格雷戈里说：“总统说你们这些毛孩子的所作所为不会对他有什么影响。好吧，我建议他给约翰逊牧场挂个长途电话。”这番话把在场的群众都煽动起来了。当天晚些时候，发生了零星的暴力事件。一群抗议者沿着大街横冲直撞，砸碎橱窗，同警察进行搏斗。在司法部门前，抗议者一面高喊“砸烂这个国家!”一面冲进大楼，扯下美国国旗烧掉，并且升起了越共的旗子。

我从来没有想到在我总统任期第一年结束时还要考虑在越南再打两年仗的问题。不过，11月3日演说的意外成功毕竟使我获得更多的时间，并且罗伯特·汤普森爵士的乐观估计也给了我极大鼓舞。他认为我们能够在两年内取得胜利——这指的是经过协商达成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或者帮助南越人自己承担起战斗的重任。因此，我准备不顾国内战线上可能遇到的严重困难，继续把战争进行下去。两年以后正是1971年年底和1972年年初竞选的时候，只要在此以前我能使全国团结一致，赢得体面的和平，当前的各种暂时困难就将获得补偿。

1970年年初，我估计这一年的战场活动将是有限的，甚至会逐步减少。我还预期基辛格通过秘密途径进行的活动将继续下去。至于秘密谈判是否能取得突破，我的估计远不如基辛格那样乐观，但是我同意，只要有成功的一线希望，我们就必须继续进行下去。基辛格和我一致认为，坚持秘密谈判最低限度也可以明确无误地证明我们是抱有和平的愿望并努力争取和平的。

1969年，我们想使苏联人对北越施加压力的尝试显然没有收到效果，我对此感到失望，但并不惊奇。我知道莫斯科为了和北京争夺共产主义世界的支配地位正承受巨大的压力，因此我认为重要的是使苏联人懂得：我们也许会承认他们确实无法减少对河内的支持，也无法让北越人谈判出一个解决办法，但我们决不会容忍他们大量增加援助或者鼓励北越扩大战争。不足为奇，促使苏联在越南问题上与我们合作的最大动力是我们和中国人的新关系，但是这要到1971年年中才会成为一个重大的因素。

假使我在1969年年终就知道不到四个月以后我将被迫下令袭击共产党在柬埔寨的庇护所，或者知道在今后两年越南问题将再次把美国引向内部分裂的边缘，我真不知道当时我是否会采取别的行动或别的办法。在那种情况下，我也许不得不走一条越来越升高的钢丝，一方面竭力支持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战斗部队，另一方面努力使国会内日益强大的反战力量不致通过任何中断战争拨款或要求撤军的法案。

所有这些都是后话。当我元旦坐在圣克利门蒂的书房里思考这些问题时，我确实油然产生一种谨慎的乐观情绪，感到我们已经经受住来自越南的最坏的打击，只要我们坚持下去，有利于我们的时机就会开始发生作用。我认为，就某些方面来说，双方关于越南问题都作了错误的估计。如果说我低估了北越人坚持打下去并拒绝不按照他们的条件谈判的任何解决办法的决心，他们也同样低估了我不顾国内和国际对我的压力而坚持下去的决心。

1969年：总统和国会

我下定决心要成为在国内事务方面也有所作为的总统。我脑海中有一个明确的日程，准备利用任期的第一年来结束内部的争吵，以便动手完成各项工作。“全国各界人士都看出有必要实行变革，”我在新的城市事务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不希望以谨小慎微的名声被载入史册。”

但是，过不了多久我就发现，热情和决心并不能改变这样的现实：我是120年来第一个在国会两院均被反对党控制的情况下开始任职的总统。就在第一年，我送交国会40多件有关国内问题的提案，其中包括自艾森豪威尔第一届任期以来第一个重大税收改革提案、调整对外援助计划提案、选举改革咨文、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关人口增长这一爆炸性问题的总统咨文，以及大约20项有关对付犯罪、毒品和色情文学的提案。可是，只有两项提案获得通过，就是兵役改革和税收法案。随后通过的还有关于使邮政管理局脱离党派关系而成为超党派机构的立法。我们在立法方面克服了民主党的反对，赢得了一些战术性的胜利，但是不久就变得很清楚，我企图使国会通过的一些建设性的综合提案都将遭到抵制。

这一年国会里出现的三次重大斗争，说明了我在首届任期内同国会打交道时将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要求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提案仅以一票的多数勉强通过。这件事清楚地表明，在涉及外交政策和防务问题时，我不得不依靠十分不稳定的两党联合。接着是关于最高法院法官补缺的斗争：总统在1969年年底和1970年年初先后提名的两个人选海恩斯沃思和卡斯韦尔，都史无前例地被国会从党派门户之见出发拒绝批准。最后，围绕我们改革联邦福利制度的大胆尝试——家庭补助计划——所展开的斗争说明参议院存在着分裂成若干特殊利益集团的趋势。正如后来乔治·舒尔茨所概述的：“走中间道路的人总是受左右两方面的打击。”

到1969年，我已看得很清楚，不论在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方面，美国和苏联是永远不可能有绝对均势的。首先，苏联是陆上强国，我们是海上强国。其次，固然我们的核武器比较好，他们的却比较大。此外，在军备的每一方面都占绝对优势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武器发展到一定水平，任何国家都有摧毁另一国家的能力。在超过这个水平以后，最重要的不是考虑如何继续增加武器的数量，而是考虑如何保持战略均势，同时要使对手了解，一次核袭击即使成功，也将是自杀性的。

因此在本届政府就任之初，我便开始使用足够而不用优势这样的词汇来说明我为我们的核武库规定的目标。制止军备竞赛意味着与苏联人就分别领先问题达成协议，所以我要求我方从一开始就具有最足以讨价还价的筹码。我说过，国会绝不应该让我以世界第二强国首脑的身份坐到谈判桌边去。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反弹道导弹问题。苏联人曾经表示愿意就限制防御性武器达成协议。国会中大部分的自由派、新闻界和学术界人士都倾向于按表面意思来理解苏联的声明，担心国会如果投票赞成反弹道导弹系统将会破坏现有的军备平衡，迫使苏联人加大他们的扩军计划，从而失掉一个达成协议的宝贵机会并把军备竞赛推向更高一级。

我认为他们错了。我想苏联人之所以这时对开始武器谈判感兴趣，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反弹道导弹，从而将处于不利的谈判地位。我们的情报指出，1969年苏联人在核武器上的耗费相当于250亿美元。他们部署了100多枚洲际弹道导弹，而我们却没有部署；他们的海军增加了几艘发射核导弹的潜艇，我们却没有增加；他们还在莫斯科周围部署了40枚新的反弹道导弹。我们了解到，就在国会关于美国的反弹道导弹进行激烈辩论时，苏联人已经着手制造更多的洲际弹道导弹、反弹道导弹和与此有关的强大雷达系统了；他们还正在建造更多的潜艇导弹。我感到，从策略上说，我们需要反弹道导弹作为同苏联人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苏联人已经拥有一个反弹道导弹系统，所以，如果我们同苏联人谈判时没有这种导弹，我们就可能不得不放弃一些别的东西，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东西。从这个意义来说，为了达成摒弃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协议，我们就必须拥有反弹道导弹系统。我试图说服国会相信，关于反弹道导弹的表决所代表的，实际上是表明美国的战略武器是否可靠的一个合乎情理的转折点。

我知道，关于反弹道导弹的表决将作为衡量美国决心的尺度响彻全世界。一旦欧洲人或日本人断定我们在承担义务和对抗苏联人方面不足信赖，美国在欧洲和远东的地位就将受到严重的损害。不过，据我看来，关于反弹道导弹的表决还牵涉到一个深刻得多的问题，即美国人是否仍然认为我们在世界上代表某种信念，在我们的盟友和朋友受到侵略时必须勇于承担抗击的重任。我相信大部分美国人是这样想的；但是，只要我们的敌人中间有人还对此有所怀疑，引诱他们来考验我们信念的力量就会强大得多。关于反弹道导弹的表决将是我任职期间在防务措施上第一次重大的国会表决，我想发出这样的信号，说明我们并没有丧失关于意图和决心的爱国观念——因为我认为我们并没有丧失这种观念。

不幸的是，越南问题使辩论变得很不愉快。自由派在越南问题的影响下，相信美国由于作出过分好战的姿态而遭受损失，决定要压缩我们的军事开支。正如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在他的专栏文章中所说的：“当然，在反对反弹道导弹的问题上有一些完全合理的论据。但是，大部分的反对意见实质上是感情用事——这是自由派为了越南问题对将军们进行报复的手段。”自由派痛恨战争，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莫过于退出战争。我也痛恨战争，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在履行我们对南越所承担的义务的条件下结束战争。我认为自由派自欺欺人，因为美国的不光彩行为是不会使世界变得安全一些的。

反对反弹道导弹的一个比较正确的论点是，很多人——艾森豪威尔恰巧也是其中之一——怀疑防御武器系统的功效，主张把经费花在增强我们的进攻能力上。还有一些技术性的反对意见，涉及这种系统的费用和它实际提高防御水平的程度是否相称的问题。这些论点使我在一些负责的保守派和稳健派中间失去了也许本来可以得到的支持票，从而使接近最后表决时气氛更为紧张。

关于反弹道导弹的表决事实上牵涉到要求增加拨款以继续执行约翰逊总统时期已经开始的建造计划的问题。他在1967年提议设立的范围广泛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称为“哨兵系统”。1969年我决定提出的业已压缩的系统叫作“保卫系统”。

既然我已经作出决定，我们就面临着我第一届任期内最大的一次国会斗争。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获得众议院通过；然而在参议院却胜负难卜，因为那里有以特迪·肯尼迪为首的力量强大的自由派。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竭力主张加强国防力量，为我们领导了这场斗争。他说，这好比一场战争，我们如果想要获胜，就必须像打仗一样进行战斗。

我们往国会山派遣了大批白宫的工作人员。这是我们使用说服而并非压服的微妙手法的第一次重要尝试，我们必须根据每天汇报中提到的对某一位议员推动得不够或对另一位议员逼得太甚的情况，来不断地调整我们的策略。开始时，我同议员们通电话和会面，每天的活动非常忙碌，但是经过初步接触和摆清楚论点以后，我断定这样做是浪费将来可能需要发挥作用的总统威信。有些议员企图利用关于反弹道导弹的表决作为他们本身讨价还价的筹码。有一次，一位有势力的委员会主席暗示，我如果批准在他的选区兴建一个重要的联邦设施，就可以得到他的支持。

我觉得我们是在一只手被束缚的情况下作战的，因为我们既不能公开说明我们需要反弹道导弹作为对苏谈判的筹码，也不能透露有关苏联武器的情报。在国会情况介绍会和其他一些会议上，基辛格和我阐述了上述理由，但自由派的力量组织得很好，大体上能够控制公开的辩论。

参议院即将对反弹道导弹问题进行第一次投票，一开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表决。关键人物之一是共和党有独立见解的参议员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双方都想赢得她的支持；迈克·曼斯菲尔德说，他还从来没见过有那么多的男子公开地讨好一个女人。一些表面上看来毫不相干的问题和事件，也要联系到在表决反弹道导弹时具有什么意义来加以考虑。因此，当4月间北朝鲜人击落我们的ec-121飞机时，作为反对采取报复行动的理由中有一项就是：由此而引起的轰动可能会加强反对反弹道导弹的力量。7月，当特迪·肯尼迪的汽车在查帕奎迪克岛上掉下桥去之后，他作为反对反弹道导弹的领导人的作用就明显地减弱了。由于表决时间迫在眉睫，我对布赖斯·哈洛说：“一定要让我们所有的人一直都待在那里。别让任何一个人病倒。在表决结束以前，甚至不能让任何一个人上厕所。”

8月6日的表决是以对法案的三项修正案分别表决的形式进行的，只要这些修正案获得通过，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计划就将搁浅。结果，三项修正案都被否决了。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修正案规定不得拨付部署“保卫系统”的一切经费，参议院对此表决的结果是50票对50票。根据参议院的议事规则，票数相等本来就使修正案不能成立，但是阿格纽投了他的打破同等票数的一票，使表决的最后结果变为51票对50票。

尽管胜负之差薄如刀片，投票的结果还是确定美国仍旧准备保持它的军事实力。我绝对相信，如果我们在参议院的这场有关反弹道导弹的斗争失败了，1972年我们就无法在莫斯科谈判签订第一个限制核武器协定。但是，一票之差的胜利无疑是伤脑筋的事，这证明我完全有必要下定决心在1970年的国会选举中投入尽可能庞大的人力和物力，以加强我们在国会的地位，使票差更为安全可靠。

最高法院对政界和社会的动向总是很敏感的。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首席法官厄尔·沃伦的领导下，法院在政治上空前活跃。像许多政治上和法律上稳健的保守派一样，我感到有些最高法院法官往往利用他们解释法律的权力，根据自己的社会观、政治观和思想意识来改造美国社会。

到1968年总统竞选时，沃伦已经77岁了。看来他不可能再在万一出现的尼克松政府的四年——也许是八年——任期内始终领导法院了。1968年6月13日，他向林登·约翰逊递了辞呈，“辞职生效日期请总统裁定”。

6月26日，约翰逊提名阿贝·福塔斯为首席法官。福塔斯自1965年经约翰逊委派到最高法院工作以来，一直担任法官职务。在宣布他被提名为首席法官以后不久，人们发现约翰逊的这位密友在法院工作期间曾经为约翰逊办过一些私人的和政治性的事务。这显然破坏了分权原则。同时还发现，福塔斯曾接受美利坚大学的讲学费1.5万元。福塔斯以前的一位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还曾经向一些与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可能相关的有势力的工商界和金融界领袖筹集款项。

10月2日，福塔斯请求约翰逊撤回对他的提名。那时离选举已经很近，如果约翰逊另行提名就显得政治味道太浓了。这样谁当上总统，谁就有机会在他任期之初选择一位首席法官。

我在当选总统后不久，便派比尔·罗杰斯去和首席法官沃伦商量，就他辞职的时间安排达成一项谅解。沃伦同意留任到6月开庭期结束为止。我要约翰·米切尔开始物色替代沃伦的人选。我是第37任总统，然而我提名的人却只是我国历史上第15任首席法官，所以不能仓促行事，轻易决定。

我第一次挑选的是前司法部部长赫布·布劳内尔。唯一的障碍是他在1957年小石城学校危机时当过艾森豪威尔的司法部部长，我知道南部很多人对于他在动用联邦部队强制取消种族隔离方面所起作用的余恨未消。米切尔在获悉南部主要参议员反应消极后对布劳内尔说，批准对他的任命的斗争将是艰苦的。布劳内尔认为这样一场争论不论对国家还是新政府都没有好处，因此，要求不再考虑他的任命。

我让米切尔试探一下汤姆·杜威。不出所料，他由于自己年老而推辞。他已经66岁，他竭力主张任何一位首席法官都应该至少任职十年。

我还考虑过最高法院法官波特·斯图尔特。他能言善辩，对沃伦领导下最高法院力主采取有力行动的决定表示异议。可是他于4月30日前来白宫对我说，考虑到其他法官的情绪，他认为把最高法院一位法官提升为首席法官不符合该院的最大利益。

在物色人选的过程中，我心里逐渐形成了五项选择标准：下一任首席法官必须有高度的法律头脑；按他的年龄来说必须至少还能任职十年；如有可能，他应该具有开业律师和上诉法院法官两方面的资历；他必须大体上同意我这样的观点，即最高法院应该解释宪法而不是以司法命令来修正宪法；最后，他还必须具有特殊的领导才能，能够解决同事之间的分歧，从而使最高法院尽可能经常在一些重要案件上意见一致，态度明确，或者至少能有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的坚定意见。

我审查了米切尔为我准备的上诉法院法官名单，开始特别仔细地查阅了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法官沃伦·e.伯格的档案。1967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了伯格的一篇关于法律和秩序在社会上所起作用的演说摘要，我读了以后留下很深的印象。在1968年的竞选运动中，我在自己的演说里几次引用过其中的一些观点。米切尔用书面给我提供了伯格的一些见解，我看了以后觉得内容明确有力。我知道沃伦·伯格思想上属于稳健的保守派，其处世为人令人敬佩。我在5月21日提名他为美国首席法官。他顺利地获得批准，并于6月23日宣誓就职。

当我正要确定新的首席法官人选时，我意外地有机会给最高法院再补一个缺位，因为阿贝·福塔斯突然提交了辞呈。

《生活》杂志不久前进一步揭露了有关福塔斯的财源和一些可能违背公共利益的行径。我对米切尔说，为了表示好意，我们应该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让首席法官沃伦知道司法部最近的调查所揭露出来的一些新的指控。沃伦对此非常感激，因为他觉得这种新的情况严重地威胁着最高法院的声誉；他相信福塔斯除了下台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对福塔斯说来，这是一个困难的时期。我认为报刊把他挑出批判，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约翰逊进行马后炮式的攻击，所以福塔斯宣布辞职的那天，我打电话给他表示慰问。但毫无疑问，他办事很不检点，他的辞职对最高法院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我再次要约翰·米切尔负责物色最高法院法官人选的工作。我们选中了南卡罗来纳州的克莱门特·f.海恩斯沃思法官，并于1969年8月18日宣布了这一提名。海恩斯沃思56岁，出身于著名的法学世家，曾在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工作过12年，表现杰出。

我刚宣布了提名，就受到严厉的批评。一些民权组织立即称海恩斯沃思为种族主义者；有一个团体说他是一个“纯粹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乔治·米尼宣称，他的经历是反劳工的。报纸拣起了这些题目，每天变换花样进行宣传。不久，这种偏颇的心理支配了华盛顿。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开动了机器，开展一场写信和打电话的运动，对参议院施加压力。

印第安纳州参议员伯奇·贝赫成为反海恩斯沃思势力的领袖。在批准任命的听证会上，贝赫指控海恩斯沃思有违背公共利益的行为，声称他在几起审理他拥有股份的一家公司的顾客的案件时，本应自行回避却没有这样做。揭发的这些事情早在几年前就由当时的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和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西蒙·索贝洛夫进行过调查，结果两人都认为海恩斯沃思并没有违背公共利益的行为。关于回避审理问题的法律权威人士约翰·弗兰克当时曾作证说，海恩斯沃思不仅没有回避的义务，倒是应该积极负责对那些案件作出裁决。但是，尽管有这些事实，仍然未能打消贝赫的指控，因为他和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其他民主党自由派同记者团狼狈为奸，共同中伤海恩斯沃思。

贝赫和他的支持者最后硬说，被提名人仅仅没有参与任何不正当行为是不够的；现在必须是连不正当行为的“迹象”也没有。这样，一个被提名人的反对者们可以捏造罪名，说他有不正当行为的“迹象”，从而使他遭受挫折。这是一个怀有恶意的集团：被提名人竟会不是由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由于诽谤者无中生有的指控而遭到谴责。

没有几位参议员坦率地公开承认他们反对海恩斯沃思的真实理由，不过有一位不愿透露自己姓名的参议员告诉记者说：“所谓违背公共利益的说法并不实在，我们是反对他的信仰。”

在这场骚动当中，一个以少数党国会督导员、密歇根州罗伯特·格里芬为首的共和党参议员代表团到白宫来要求我撤销对海恩斯沃思的提名。他们说明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以及劳工和新闻界使他们受到的政治影响。

我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事实上，我还进一步说，即使海恩斯沃思自己要求我撤销他的提名，我也不会答应。这里涉及一个基本的宪法原则，即总统有权提名最高法院的人选。并且还存在着一个怎样做人的因素。如果我在海恩斯沃思受到党派斗争的猛烈火力攻击时撤销对他的提名，那就可能损坏他的声誉，使他不能再担任法官职务和其他公职。因此我明确地说，我准备把提名坚持到底。

参议院在11月21日以55票对45票否决了海恩斯沃思的提名，17名共和党人追随民主党自由派投了反对票。

12月4日海恩斯沃思来到白宫，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谈了一个小时。看来他对发生的事情感到迷惑不解。他是一位温和、精细和异常善良的人。当他说到他的妻子比他本人更受到这段艰苦经历的折磨时，我想起了帕特在基金危机时的感受，并希望海恩斯沃思内心极大的痛苦不致像我们那样终身留下精神上的创伤。那天晚上我写下了这样一行笔记：“海恩斯沃思是他可能并不理解的一些努力的牺牲品。”

1970年1月19日，也就是表决海恩斯沃思提名后两个月，我提名佛罗里达州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法官g.哈罗德·卡斯韦尔。事先我要米切尔绝对保证我们的第二个被提名人在个人人品和职务活动上都无懈可击。卡斯韦尔既无股票又无证券，这一事实似乎同那导致海恩斯沃思失败的所谓不正当行为的“迹象”沾不上边。

可是没有多久，自由派便开始反对卡斯韦尔。仿佛事先安排好似的，新闻界和国会都用“种族主义者”这个惯用的名称进行攻击。南部任何保守的法官受到这类攻击原是意料中的事，并不令人惊奇。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发觉卡斯韦尔很久以前讲过的一句话。当他在1948年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佐治亚州议员的时候说过：“种族隔离是正当的，是我们各州唯一切实可行的和正确的生活方式。对此我坚信不移，并将在行动中加以贯彻。”卡斯韦尔已经抛弃了他22年前的观点，但是后患却无法弥补。我由于我们忽视了这几句不幸的话而感到苦恼，但是我认为，一个人年轻时候的轻率言论既然已经放弃和改正，就不应该在以后的年月里被用来反对他。

从档案材料看，卡斯韦尔的条件是很合适的。但是，在对他的情况进行了特别仔细的审查以后，加上具有不同特征的参议员及其助手决意要发掘一切可能找到的不利材料并尽量说得严重一些，我们终于发现他并不像我们原来认为的那样合格。我仍旧相信，按以往的标准来衡量，卡斯韦尔还是符合要求的。但是，在海恩斯沃思事件之后，党派倾轧实在太激烈了。“平庸”这个字眼越来越频繁地被用来形容卡斯韦尔和他的经历。为他辩护的人不得不致力于证明他并不“平庸”。

4月8日举行了表决，卡斯韦尔的提名以51对45票被否决。我在冷静和理所当然的愤怒的支配下，不得不在次日发表声明，评论参议院这一行动。如果说北部的自由派因为击败我所提名的第二个人而尝到了胜利的滋味，那么我断定他们至少要在南部为此付出政治上的代价。我说：

我已经违背自己的心愿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管是谁，只要他像我一样信奉宪法的严格的条文规定，而又碰巧来自南部，就不可能被批准担任最高法院法官……

撇开一切虚伪不实之词不谈，他们遭到否决的真正原因是他们所抱有的法理观念，即和我一样信守严格的宪法条文，还有就是他们恰巧出生于南部……

因此，我已经得出结论，下一个被提名人必须来自南部以外的地区，因为目前这样组成的参议院决不会批准一个和我同样重视严格的宪法条文的南部人。

现在回顾起来，我没有理由责备一些由于认为卡斯韦尔缺乏最高法院法官所需的高超智慧和司法才能而投反对票的参议员。但是我仍然认为，投反对票的参议员有许多人是拿他的能力问题作为幌子，来掩盖他们不赞成他的宪法观念这一真实原因。

1970年4月14日，我提名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哈里·a.布莱克门。他是艾森豪威尔任命的联邦法官，已任职十年半，成绩卓著。在此以前，他还当过20年的律师。布莱克门是北方人，来自明尼苏达州。5月12日，参议院一致批准了任命。

1971年9月的一个星期里，我接到最高法院法官雨果·布莱克和约翰·哈伦因健康欠佳申请退休的函件。

有了任命卡斯韦尔和海恩斯沃思的经验，我不想再犯同样的错误。虽然如此，我还是决定要任命严格遵守宪法条文的人，并且仍然想找一个合格的南方人。这次我还希望物色一个合格的妇女。最重要的是要确保我提名的人能获得批准。

这一次我决定，除了仍由约翰·米切尔主要负责推荐可能的候选人外，我自己也设法征询一些无党派人士的意见。

我们物色妇女人选的工作是认真而紧张地进行的，另外，我可以补充一点，那就是帕特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进行坚定的、有说服力的游说。但是我们发现，适合被提名为最高法院法官的女法官和女律师一般说来都有自由派的观点，并不符合我所确立的遵守严格的宪法条文的标准。

1971年10月19日，我叫米切尔向弗吉尼亚州律师、美国律师协会前主席刘易斯·鲍威尔表示，请他担任空缺的法官之职。鲍威尔不大愿意，因为他已64岁了，但是当天晚上我给他打了电话，劝他接受这个职位。次日下午，他打电话给米切尔，接受了提名。

我的朋友、白宫特别法律顾问迪克·穆尔建议我考虑请司法部部长助理威廉·伦奎斯特补另一空缺。伦奎斯特在斯坦福法学院学习时在班上名列第一，以后又当过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杰克逊的书记官。除了他具有无可置疑的法律方面的资格和稳健的保守派观点外，最使我们感兴趣的是他的年龄。他只有47岁，大概可以在最高法院干上25年。米切尔同意穆尔对伦奎斯特的高度评价，热情地赞成推荐。

10月21日我在全国电视上宣布鲍威尔和伦奎斯特的提名后，遭到了意想中的指责，说我正在把一些极端保守派塞进最高法院。参议院拖延不决，以便让那些批评者有时间来设法打倒新的被提名人。但是，他们显然具有很高的资格，人们只能提出一些党争色彩极浓的反对意见。结果两个人都以压倒性多数票获得批准：鲍威尔在12月6日，伦奎斯特在12月10日。

我认为我对最高法院的四个任命是我任职总统期间最有建设性的和意义最为深远的行动之一。有些批评者把我的这些任命说成是企图建立一个“尼克松法院”。固然，我所任命的人都赞同我保守的司法观念，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沃伦法院时期所形成的力量均衡。但是，就个人来说，他们都是富有献身精神和严格遵守宪法的干练法学家，往往在重大案件上持不同意见。在任命的时候，我分别对他们说，我决不会试图影响他们的判断，他们应该只忠于法律而不是忠于我个人。他们就一些在政治上或个人方面对我有影响的案件所作出的裁决，表明他们是接受了我的劝告的。

从执政的最初几天开始，我就想取消“伟大社会”计划中一些花费很大的失败措施，并且想马上就动手这样做。我希望拥护我的选民能够看到，我正在实现我的竞选诺言。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福利制度，所以我把福利改革作为最优先处理的国内问题。

可是帕特·莫伊尼汉却一反常态，要求我谨慎从事。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举行的几次冗长的会议上，他在我办公桌前面踱来踱去，挥动两臂来强调他的论点。“所有那些充当‘伟大社会’积极分子的选民都在那里等着，”他说，“只要你触动这些职业福利工作者、城市计划者、日托保育员、社会工作者等，他们就准备打击你。老实说，砍得太快，我就心惊胆战。不妨拿模范城市作为例子。如果你放弃这个计划，城市少数民族聚居区就要火冒三丈了。”

莫伊尼汉主张在提出任何国内立法之前先用一年时间来稳定国内形势。但是一年实在太长了，因此，我催促内阁和白宫班子尽快制订一个创造性的、革新的社会立法计划。

现行的福利制度一团混乱，效率很低，又参差不一。对同样情况的家庭的补贴，这个州可以每月高达263美元，那个州每月只有39美元。在大多数州里，对无父亲家庭的补贴较高；因此，许多家庭为了多得钱而分居便毫不足奇了。从1961年到1967年，新增加的享受福利的家庭中有93%是没有父亲的。私生子也增加了；到1969年，纽约市享受福利的新生儿中有69%属于非婚生子女。这个制度漏洞很多，一个坐吃福利的人的收入可能高于干活所得的最低工资，每年收入超过1.2万美元的妇女可能还有资格享受福利补助。还有臭名远扬的欺诈问题，以及一些庞大体系由于规章繁杂和可供开支的款项很多而具有的贪污这一通病。

福利问题的背后还翻腾着恼人的种族摩擦的潜流。莫伊尼汉在1969年5月17日给我的一份备忘录中概述了这种情况：“目前，社会上从事福利事业的人——教师、福利工作者、城市计划工作者、营养专家等——都全神贯注于黑人问题，有时几乎好像不愿听说白人也有困难或者接近困难。”莫伊尼汉还指出，目前的福利服务方针往往不仅把工人阶级中的白人排除在外——60%低工资的工人是白人——而且还造成一批从事他所说的“不满行业”的中产阶级白人和黑人：

他们过着优裕的生活，使贫穷的黑人感到自己成了牺牲品。当黑人往往是牺牲品的时候有这样的感觉，在他们不是牺牲品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

举个例子来说，我估计从事启蒙儿童教育的白人妇女每小时挣的钱平均约比这类儿童的黑人父亲高两倍。尽管如此，对那些儿童来说，大人挣多挣少的区别实在是有限的。同时，穷苦的黑人似乎比接近穷苦的白人受优待，所以不满的叫喊声就越来越大，温度也就上升了。

就像一家杂志的作者所描写的那样，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是，我们处于“白人中下层阶级反叛”的边缘。

经过对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几个月的研究和讨论之后，我们拟订了一个“家庭补助计划”，我在1969年8月8日关于国内立法问题的一次电视演说中加以宣布。

“伟大社会”计划曾经花费几十亿美元，为穷人提供了范围十分广泛的社会福利。只要你能证明自己的收入在一定水准以下，你就有资格获得许多免费或减价的物品和劳务。我认为这种做法鼓励了依赖思想，挫伤了那种激励人们经济上自立的自力更生精神。我认为，人们应当有节约开支和自己照顾自己的责任。我厌恶社会福利工作者对享受福利的成人和儿童实行的那种爱管闲事和以恩人自居的监督，从而使他们感到屈辱和孤独的情况。“家庭补助计划”的基本前提很简单：穷人需要金钱方面的帮助来摆脱贫困。

我们提出的答案也很简单，不过它是革命的：我们决定用联邦的经费不仅补助失业的穷人，而且补助有工作的穷人。款项不仅发给无父亲的家庭，也发给有父亲的家庭。我们将规定联邦收入最低额，以减轻各州的财政负担；我们将制定全国统一的标准和自动化付款办法，借以减少烦琐的手续，并在不久的将来取消社会福利机构和社会福利工作者，消除福利工作所造成的不好的名声。

但是，“家庭补助计划”的革命性还表现在另一方面。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有保证的收入。计划规定每个受益人只要在合理的距离内有合适的工作，就必须接受这项工作或参加为适应这项工作而举办的培训班。基本的方针是：不工作就不能享受福利。唯一的例外是年老体弱者以及学龄前儿童的母亲。

实行“家庭补助计划”要承担风险。这一点我知道。我们要使有资格领取联邦补助的人数比目前增加1300万人，以便奖励工作而不是惩罚那些有职业的穷人。我们第一年将增加40亿美元开支，但是我们预计，一旦人们不再由于有了工作而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一旦他们有把握在就业的情况下所得的收入要比单纯依靠福利多——他们就宁可工作。我们希望，增发的金钱所造成的稳定局面将刺激人们不断追求报酬高一些的工作，最后使他们不再依靠福利补助。这是一种推测，谁也不能肯定它是否行得通。由于这些原因，“家庭补助计划”在白宫班子和内阁中就不大容易通过。以阿瑟·伯恩斯、特德·阿格纽和预算局局长罗伯特·梅奥为首的保守反对派提出批评，莫伊尼汉、芬奇、埃利希曼和劳工部部长乔治·舒尔茨则为这个计划辩护。

我知道我们实行“家庭补助计划”带有冒险的性质。但是我也知道，现行的福利制度是一种逐年恶化的灾难，只有“家庭补助计划”才有可能改变这种状况。

我在许多方面的处境十分奇特：一方面，我作为八年来第一位共和党总统，就职还不到八个月就准备提出一项几乎是革命性的国内立法，为此需要寻求与民主党人和自由派结成立法联盟；另一方面，我自己的保守派朋友却必然会反对这个法案。我认为最大的危险将是来自右翼的非难。我免不了要遭到突如其来的袭击。

果然不出所料，保守派把这个计划斥为“巨额施舍”和左派方案。可是，在报刊专栏作家、社论撰写人和学术界稍稍赞扬了一番以后，自由派便攻击这个计划，实际上是要把它一棍子打死。他们抱怨说，款项的数量不足，就业的要求又有许多限制。事实上，“家庭补助计划”一旦实行，就可以立即把当时60%的穷人的收入提高到原有的水平以上。这是货真价实的向贫困开战，然而自由派却不能承认这一点。自由派参议员马上开始提出他们自己的耗费浩繁、根本没有希望通过的法案。正如莫伊尼汉指出的，好像他们不能容忍一位保守派共和党总统采取一些连自由派民主党前任也不敢采取的行动似的。

有关的利益集团对此作出的反应也并不美妙。号称代表福利受益人利益的全国福利权利组织与有被取消危险的社会福利工作者结成了联盟，一道谴责这个计划。全国福利权利组织把它叫作“政治镇压行动”，指责政府阴谋饿死儿童。这个计划甚至还被称为“种族歧视”的计划，虽然它一旦通过，就会使居住在南部14个州的黑人增加约40%的收入——而全国黑人在1969年有超过一半居住在南部。全国福利权利组织还举行了吵吵嚷嚷的听证会，由一些福利受益人出来作证，说什么“我们只要那种报酬为1万至2万美元的工作”，以及“你们最好把我现在的福利收入再增加一点”。全国福利权利组织提出了自己的计划，要保证每个四口之家有6500美元的收入。这项计划由乔治·麦戈文向参议院作了介绍，如果获得通过，就将使大约一半美国人享受福利待遇。

我们作了艰苦的斗争。1970年4月16日“家庭补助计划”在众议院通过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杰里·福特的领导和威尔伯·米尔斯的帮助。但是，由于南部保守派占据着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重要职位，没有取得自由派的协调一致的支持，该委员会把计划搁置下来了。1970年7月1日，莫伊尼汉写信对我说：“今年通过‘家庭补助计划’的可能恐怕不大了，如果今年通不过，十年之内也别想通过。”他说，没有一个共和党人起来抵制企图扼杀这个议案的种种努力，而“民主党人却日益认为，这是不让你取得辉煌胜利并把这次失败归咎于你的大好机会”。

秋天，我对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施加了压力，但我的努力失败了。该委员会在11月20日以10票对6票否决了这个议案。1971年，众议院再次通过这个法案，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又把它搁置起来。最后，只有“家庭补助计划”中有关保证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收入的那一部分得到两院批准。

到了1971年，“家庭补助计划”的势头已经过去，这一点我是知道的。我仍然相信我的想法是正确的，不过我认为它在政治上已经不合时宜了。美国人民在1969年对变革有思想准备，可是到了1971年他们却在考虑别的事情——越南和经济问题。到了1971年，我还要对1972年的选举预做准备，不想在选举年就有关“家庭补助计划”问题在保守派的手里吃一场败仗。因此，1972年夏季，当我需要考虑究竟是赞成参议员里比科夫提出的开支更为浩大的法案还是不顾必然要遭到的失败而坚持我们原来的“家庭补助计划”时，我决定选择后者。“家庭补助计划”这一超越其时代的想法，最后于1972年夭折在参议院财政委员会。

阿波罗11号

对我来说，在担任总统的第一年里最兴奋的事情莫过于1969年7月一个美国人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月球上行走的人。登月是一个早在十多年前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轨道卫星之后就开始执行的计划的顶点。美国舆论界一想到苏联人控制着外层空间便感到震惊，但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大多数顾问却没有这样不安。例如，谢尔曼·亚当斯曾对一批主要是共和党人的听众说，所谓卫星竞赛不过是“一场外层空间的篮球赛”。我认为这种轻率的言论在实质上是错误的，在公众看来是灾难性的。第二天晚上，我在旧金山的一个集会上说：“我们如果把这件事看成对月球上的那个人比对地球上所有的人更有意义的科学绝技而加以抹杀，那就大错特错了。”

在这段时期，我在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竭力主张扩大我们的导弹和空间计划。艾森豪威尔最后回心转意，同意了这个观点，批准了一项发射载人宇宙飞船的建议。固然他作出这一决定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我却认为这里涉及一些更为基本的东西。我相信，当一个伟大的国家中途退出探索未知事物的竞赛时，它也就不成其为伟大的国家了。

1961年，肯尼迪总统把登月定为60年代末期的目标，引起了全国人民的丰富想象，那时载人空间计划已经着手进行。约翰逊总统是国家航空和宇宙航天局的热心支持者，在他执政期间阿波罗计划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我作出决定，当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确实在月球登陆时，应该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在国家宇航局官员的协助下，我们制订了一个用电视转播白宫与月球之间的电话通话的计划。在月球表面上，宇航员除了备有一面美国国旗外，还将留下一块金属匾，上面有我们的签名和下列题词：

来自行星地球的人

在此首次踏上月球

公元1969年7月

我们为了全人类而内心宁静地来此

7月20日星期天晚上，阿波罗8号的宇航员弗兰克·博尔曼、鲍勃·霍尔德曼和我一起站在我私人办公室的电视机旁，观看尼尔·阿姆斯特朗踏上月球。然后，我走进隔壁的椭圆形办公室，那里电视摄影机早已安放好了，只等着拍摄我和月球通话的双画面镜头。

传来的阿姆斯特朗的说话声音既洪亮又清晰。我说：“由于你所完成的业绩，太空已经变成人类世界的一部分。并且，因为你从‘安宁之海’和我们通话，这就激励我们要加倍努力把和平与安宁带给地球。”

在经历了往返月球将近50万英里的旅程之后，阿波罗11号溅落在夏威夷西南约1000英里的太平洋中，离预定地点不到两英里。我在那里欢迎宇航员归来。因为这次登月飞行的指挥舱以“哥伦比亚”命名，我命令海军军乐队在宇航员从直升机踏上航空母舰“大黄蜂”号的甲板时演奏《哥伦比亚，大洋上的明珠》这首歌曲。

当我在检疫室外隔着窗子和宇航员们谈话时，我想到玻璃窗那一边的三个人是刚从月球回来的，简直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肃然起敬的感情。我一时冲动地说：“这是创世以来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周。”几天后在我和比利·格雷厄姆谈话时，他说：“总统先生，我完全理解你当时的感受，也完全懂得你说的那番话的含义，可是，尽管这样，我认为你可能还是说得有点过分了。”

阿波罗计划于1972年12月19日以阿波罗17号的溅落而告结束。公众对宇航的需要已经不再感到兴奋，并且厌倦这种航行所经常带有的危险了。这个计划也开始成为危及70年代新技术发展的那种把心思放在自己身上的态度的牺牲品。这种态度也促使国会拒绝支持我那关于继续执行研制超音速喷气运输机计划的提案，而我认为这个计划对保持美国商业航空方面的领先地位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他们的论点是，只要地球上还有一个穷人，就一元钱也不应该花在宇宙航行上面。可是，据我看来，宇宙空间的探索是要求美国精神作出的最后几个重大努力之一。空间也许是真正适合美国发挥其创造奇迹的能力的最后一个尖端领域。

林登·约翰逊：1969年12月

1969年12月11日星期四，林登·约翰逊在华盛顿，我邀请他到白宫来进早餐。我在红厅同他见面，然后我们直接到一楼的家庭餐厅。我把餐桌安排得使他可以面对火炉。不用他吩咐，一瓶液化糖精已放在他的盘子旁边，侍者给他端来了很淡的咖啡。

他非常激动，因为有人指责他任总统期间曾利用职权帮助朋友以特殊交易的方式获得土地和联邦贷款，在得克萨斯州建立了老年病学中心。在早餐过程中，他几次谈到这个问题。不过，他关于停炸北越和同苏联人打交道等问题也谈了一些十分有意思的事后的想法。

当天晚上，我口授了有关这次会晤的一些回忆。这是我1971年11月开始几乎每天口授日记之前保留下来的少数几份详细的口授记录之一。

林登·约翰逊是个十分注意实际利益的人，也许不可能用言语来形容和他在一起的感受。不过，我认为这份口授记录至少能使人稍稍了解我同他的一席谈话可能产生的印象和情感：

他看上去胖得多了，我注意到他一激动就气喘得很厉害，在谈到那个〔老年病学中心〕问题时，甚至似乎眼里含着泪水。

他详细地回顾了他对越南问题谈判的态度以及他同苏联人的关系。如同他在加利福尼亚曾经说过的那样，他再次告诉我，他担任总统期间的主要错误是过分“信任苏联人”了。他说，他认为艾森豪威尔在任职的头六七年同苏联人相处得不错，这是由于“他们害怕艾克”，因为杜勒斯曾扬言要在朝鲜大干一场〔使用原子弹〕。他认为，艾克之所以在最后一年遇到一些困难，是由于苏联人的那种畏惧心理淡薄了。他觉得同样的情况在肯尼迪设法安抚苏联人期间也曾出现过，直到古巴导弹危机发生的时候，这种情况才告结束。他认为，在他任职期间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他说，柯西金在葛拉斯堡罗曾表示苏联人愿意协助解决越南问题，并且提出了一项建议，对于这项建议，约翰逊说他愿意加以考虑。约翰逊提议他们在纽约再次会晤。在他们会晤时，约翰逊已经同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研究了柯西金的建议，并提出了一项柯西金称之为“同他的建议不一样但也不算太离谱”的相反建议。约翰逊满以为会产生一点结果。但两个星期过去了，毫无结果。腊斯克召见多勃雷宁，在这个问题上碰了壁。两个星期以后，汤普森〔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拜访了葛罗米柯，遭到了冷遇。这番主动行动根本没有结果。

他说，在停止轰炸期间，哈里曼“起码12次”告诉他，苏联人从北越人那里获得保证，如果停止轰炸，有关炮轰城市的“谅解”就会付诸实施。他认为，苏联人在这方面也作出了类似的保证。

他说，屡次的暂停轰炸都是错误的，其结果是一事无成。他之所以每次同意暂停轰炸，是由于他通过苏联人或通过其他来源获得了某种保证，即对方将作出积极的反应。他说，在竞选运动后期，他不想再下令暂停轰炸，除非他绝对相信他成交了一笔“买卖”。他知道，要不然他就会被人指责出于党派政治的需要才这样干的。

他十分辛酸地谈到《展望》杂志刊载的关于他兄弟的那篇文章。他讲了一个给他大量财务支援的人的情况，这人也有一个遭到许多指责的兄弟；（他们的）母亲硬要他给兄弟找点事做，最后他给他一份差事，开一辆满载炸药的卡车，穿过他所在的那个州。“他在马路边一家食品摊跟前停下车来，喝了两杯啤酒，向女招待纠缠求婚后，才开车上路，不一会儿就撞在面前的一棵树上了。”

他以亲切的口吻谈到阿格纽，说他对阿格纽当马里兰州州长时的政绩有很高的评价。显然，阿格纽曾大力支持过约翰逊的外交政策。

他觉得，新闻记者天生是坏心眼儿的，他们非得对什么人进行攻击不可，否则就不舒服。他认为，在他就任总统的第一年没有受到他们的攻击，仅仅是因为戈德华特是他的对手，等到戈德华特对他没有妨碍时，他们必然就立刻来对付他了。“新闻界除非攻击碰巧当上总统的人，否则就不高兴”，这是他的结论。

他至少花了20分钟的时间滔滔不绝地对我大谈老年病学中心的问题，娓娓动听地谈到他已经决心要修建这样一个中心，因为他故乡的市长去世以前的几年是在一处休养院里度过的，那里简直是个“猪圈”，并且说他的母亲也在类似的地方住过一段时间。

他又讲了他〔在1960年〕加入候选人行列的经过，并说他之所以这样干是因为萨姆·雷伯恩一再强调，既然尼克松“管他叫叛徒”，他非得把尼克松挤掉不可。约翰逊回忆起我任副总统时，有一天我请他到参议院的讲台上，给他看了他们所谈论的那篇讲话稿。后来他把那份讲稿拿给雷伯恩看，雷伯恩根本不屑一顾，说里面的内容在另一次讲话时早说过了。无论如何，雷伯恩直到去世还认为情况就是这样。

在我们告别时，他亲切地谈到我们给予他、他的女儿以及他的夫人的礼遇。

第一年

到1969年年底，在我进白宫将近一年以后，我认为政府高效率的班子正在顺利地开展工作。

鲍勃·雷尔德曼已经讲明，同一般人所认为的情况相反，是有可能使白宫在工作上发挥效率，让工作人员起到最大的作用，并用充分的时间和充足的材料为各项决定作好准备的。这应当归功于霍尔德曼，因为他不得不为此付出了代价。同每一届总统任期一样，本届的内阁同白宫班子之间从一开始就闹起矛盾来。到处都流传所谓霍尔德曼对待内阁成员和党派领袖态度粗暴的说法。虽然大部分不足为信，我相信有些也并非空穴来风。霍尔德曼思维敏捷，令人信服，但对于那些在当机立断和献身精神方面比他逊色的人，他的耐心是有限的。他有伟大的期望，并且他强求白宫工作人员满足他的期望。

在尼克松政府中有观点的争论和性格的冲突，可是在人类的任何组织中过去和今后都不免要出现情况。这些冲突中最重要的一次冲突——由于它可能对政策产生影响——把比尔·罗杰斯、亨利·基辛格和梅尔·莱尔德都卷了进去。当这三个性格和气质迥然不同的人加入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五角大楼这三个关系复杂的机构时，那就必然会产生十分紧张的气氛。应该说，罗杰斯值得称赞的地方是在许多情况下他主要只想及时了解各种事态的发展罢了。他必须向几个国会委员会作证，而我们的各项决策历来——并且通常是必要地——遵守的保密习惯往往使他处于尴尬的境地。有一次我开玩笑说，莱尔德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不论他是否了解内情，他都可以回答问题和陈述自己的意见。

罗杰斯和莱尔德偶然也在未同白宫配合的情况下就进行一些极为微妙的交易和谈判。有些时候他们由于不了解我们的秘密外交的内情而无意中这样做了，有时这样做却是为了防止基辛格或我自己提出异议；有的时候，我认为，只不过是为了显露一手，向他们本部门和新闻界表示他们能够采取独立行动而已。在有些情况下，其结果并无害处，甚或是确有助益的，但在少数情况下，其结果很可能损害我们的对外政策和信誉。

基辛格同罗杰斯之间的关系最后呈现出剑拔弩张的情景。基辛格对我在1969年和1970年将全部中东问题交由罗杰斯处理感到恼火。他认为罗杰斯受国务院亲阿拉伯分子的影响太深，并且缺乏必要的手腕、敏锐感或全面外交政策策略的观念。当对外政策权力似乎变得很分散时，基辛格也感到忧虑，并对罗杰斯能够直接进入椭圆形办公室这一点表示关切。罗杰斯认为基辛格是个马基雅弗利式的不择手段的政客，虚伪、自私、狂妄自大和盛气凌人。基辛格认为罗杰斯愚蠢、孤陋寡闻、不能保守秘密，并受制于国务院的一套官僚机构而不能自拔。随着岁月的流逝，问题日趋严重。基辛格一再暗示，除非罗杰斯受到约束或调职，否则他可能不得不引退。

我重视这两个人的不同的观点和特性，因此，我力求不介入他们通常一碰到与彼此有关的事情就火冒三丈的个人纠纷。在这方面，霍尔德曼挺身而出，做了有益的工作，因为他变成了他们之间以及他们和我之间的一种“非军事区”。最后，连霍尔德曼也很难调解这两个傲慢而有实力的人的根深蒂固的看法了。到1969年年底，我开始让约翰·米切尔来参与许多外交政策的决策，以便他能够施展稳定局面的个人影响。

我对国内事务顾问中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冲突也许不那么太动感情，但也同样是引人注目的和可以深切感觉到的。在夏秋两季，我逐步把约翰·埃利希曼推上协调一切国内计划和争议的地位。他具有创造力丰富的特征和使人耳目一新的敏锐的幽默感。基辛格已经在对外政策方面成功地运用了范围相当广泛但在组织上纪律严明的处理问题的方法，我认为埃利希曼是在对内政策方面运用这种方法的理想人选。

就个人来说，帕特和我在第一年最感到诧异的是，我们对于在白宫所体验到的既不能过宁静生活又有孤独感这种荒谬的情况缺乏思想准备。在我担任副总统的时候，我们参加过许多义不容辞的正式活动，但是一天的工作结束以后，我们回家去和住在华盛顿一个住宅区的家属团聚，在当地市场上购买东西，并且可以毫无拘束地同一大群朋友往来。但是作为总统和总统夫人，我们不久就发现，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成为新闻。我们被特工人员、白宫工作人员、通信联络人员、医护人员以及交通运输侍从人员团团包围住。此外，四周还有许多记者和摄影师，他们唯一的任务是设法从总统和总统夫人那里搞到片言只语，或者给他们拍张照片。任何真正清静的时刻都突然显得十分可贵了，因此帕特和我越来越愿意在戴维营、比斯坎岛以及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圣克利门蒂的寓所消磨时间。

与此同时，我发现一位身在白宫的总统能够感到他同美国生活的现实是多么隔绝。尽管华盛顿有着面向全世界的自信心，它却是一座迷恋于党派政治和流言蜚语的眼光狭隘的城市，而党派政治和流言蜚语有时在华盛顿是同一回事。我同前任和继任的其他总统一样，感到有必要走出白宫，走出华盛顿，以便多少保持一点正确观察事物的能力。

回顾1969年，我认为那是一个起点，一个牢靠的起点。我们已经坚持了下来。新年将是一个新的十年的开始。我盼望有机会超过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为美国和全世界开创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和平发展的新时代。

1970年

从政治观点来看，我处理美国黑人的民权问题的方法同我处理以色列问题的方法有相似之处。在这两个问题上，我都处于独特的地位，在政治上没有接受过有关的主要压力集团的好处，这就意味着我更容易得到对立集团或竞争集团的信任；反过来这也意味着我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可以全力以赴地办理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约翰逊总统执政期间，在制定保证每个美国人的权利得到保障的法律方面，有很大的进展。由于1964年通过了民权法案和1965年通过了选举权法案，几乎所有不利于教育、就业和选举等方面机会均等的立法障碍都已排除。然而，在华盛顿通过立法是一回事，在全国实施立法却是另一回事。人们的希望抱得太高，一些黑人过激分子这时鼓吹并从事暴力行动，竭力对联邦政府施加压力，以求加快实际进展的步伐。

1964年民权法案通过以后两个星期，第一批新的种族暴行爆发了。继1964年的哈莱姆骚乱之后，1965年发生了瓦茨暴乱，其间纵火、抢劫、狙击甚至杀人突然变成了两个种族新兴的许多积极分子爱用的手段。乔治·华莱士就是利用了白种人不可避免的强烈反应，在1968年抬高其不可轻视的第三党候选人的地位的。

我在1969年就职时，黑人极端主义分子仍旧得意扬扬。虽然有了法律，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花了不少钱，并且实际上也取得了可观的进展，但美国黑人显然对他们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处境比对60年代初期的处境更为不满。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作为一个共和党人和一个温和的保守派，我觉得我要比一个公开向某一选区作出保证的民主党人或自由派更有可能实现种族和解。我在制定政策时，力求达到一种恰如其分的平衡。于是，我就不可避免地使处于两个极端的人们都感到不满。我曾在执政初期的一次会议上对白宫班子的工作人员说：“我可以宣讲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但全国有色人种协会就会批评我花言巧语。那些提倡种族隔离的死硬派也会批评我，说我不是从良心出发，而完全是屈从公众的压力。所以，我们还是认真解决问题，少发表宏论为妙。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将根据我们的实际行动而不是根据我们的言论来对我们作出判断。”

最后，我知道我们不得不在多方面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固然教育问题最为棘手，也最为重要，但还有其他问题，如就业、福利改革、鼓励少数民族经营工商业和住房，等等。

在就职后的几个星期，帕特·莫伊尼汉把南部基督教领导人会议主席拉尔夫·艾伯纳西牧师和他的几位同事带到白宫来。我在1957年第一次见到艾伯纳西，那时他是马丁·路德·金的主要助手。他可能是一个好助手，但我可以看出他不能成为一位指挥全军的好统帅；他缺乏金所具有的那种非凡的远见和智慧。大部分内阁阁员和白宫班子的主要成员聚集在罗斯福室来同艾伯纳西见面，但是长时间的会见搞得一团糟，因为他事先没有准备或者不愿意（或者两种情况都有）进行认真的讨论。相反，他却装腔作势，发表起演讲来了。起初，他宣读了一份包含各种要求的清单，然后用其余的时间更加有声有色地重申那些要求。尽管如此，他对我们作出的这番努力似乎非常高兴，在结束时再三感谢我腾出时间来会见他们。他离开内阁会议室以后，走进了新闻发布室，对记者说他刚刚熬过了“我们迄今举行过的最令人失望、最没有收获的会议”。

莫伊尼汉感到尴尬和恼火。他走进椭圆形办公室，一边踱来踱去一边说：“你和我们其余的人一起认真地听了他讲的话，并指出我们有真诚的愿望想设法解决问题，可是过后他竟然走进新闻发布室，故意亵渎美国总统，实在太放肆了。我向你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莫伊尼汉对艾伯纳西的行为感到震惊，但我却不然。我说：“照我看，问题在于他们认为我不关心。我们必须不仅用好话而且要用行动来向他们证明我们确实是关心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莫伊尼汉是我政府里各项民权计划的最坚决的倡导者之一，然而，恰恰是他在1970年年初写给我的一份备忘录中的一些话，后来被人据以指责我们是反动派。在那份备忘录中，他提出了一系列他认为我们应当采取的积极的主动行动。在明显地谈到需要刹住花言巧语的歪风的一段文字中，他写道：

种族问题可以从一段时间的“善意忽视”中得到好处的时候也许到来了。这个话题人们已经谈论得够多了。歇斯底里病患者、偏执狂病患者以及各方面被人收买的政客占用这个讲坛也已经够多了。我们也许需要一段使黑人继续进步和有关种族问题的花言巧语逐渐消失的时期。

“善意忽视”一词被断章取义地用来描绘政府对待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态度的特点。这个词流行起来，并且每当我们想在民权领域采取一点建设性的措施时，就有人用它来反唇相讥。这个事件使莫伊尼汉十分懊丧，他提出了辞呈。我当然拒绝了他的请求。

好的职业同好的教育一样是一项根本的、重要的民权。许多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不能获得好职业，是由于主要的工会实行不让他们加入工会或者在雇用和提升方面歧视他们的政策。因此，我们提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是失业问题。我要求劳工部部长乔治·舒尔茨了解一下能够采取什么措施。他提出一项计划，这项计划规定一切从事由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的修建工程的承包商应保证作出真诚的努力，争取做到雇用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工人。

舒尔茨指出，在美国130万建筑工人中，黑人只占10.6万人，其中80%的工资是最低一级的。全国13万建筑徒工中黑人只有5000人。

我担任副总统时曾任艾森豪威尔的政府合同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在使用说服和宣传的方式来鼓励与政府订有承包合同的公司雇用更多的少数民族工人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我认为，舒尔茨所制订的计划虽然需要通过立法手续方能付诸实施，却毕竟是必要的和正确的。我们不会规定定额，但要求联邦政府工程承包商用“积极的行动”来达到增加少数民族就业人数的目标。例如，费城在1969年至1973年的上述就业人数的指标是从4%增加到26%。其他城市也将有各自的指标。

国会中的保守派同参加工会的工人联合起来，强烈反对这项计划。他们认为，一个共和党总统提出这样的计划是荒谬的异端邪说，而异端邪说在政治上是很少受人欢迎的。埃弗雷特·德克森直到1969年9月去世以前，还力劝我放弃这项计划。在内阁会议室同国会领袖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用特有的绘声绘色的话锋说：“作为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领袖，我责无旁贷地告诉你，这件事大概像妓院的虱子那样不受欢迎。如果你硬要推行，你就会分裂你自己的党。总统先生，我认为我本人是无法支持你的这个馊计划的。”

到1969年10月底，修建费城一座由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的医院的六个建筑工会按照和政府签订的一项承包合同实行了上述计划。这项计划后来被称为“费城计划”，它不久就扩大到纽约、匹兹堡、西雅图、洛杉矶、圣路易斯、旧金山、波士顿、芝加哥和底特律等地的建筑工会。

乔治·米尼勃然大怒，他指责政府使工会变成替罪羊，并使它们为民权团体效劳。工会说客运用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向国会议员施加了压力，从而使参议院通过了具有破坏性的修正案。我们对参众两院的议员进行了斗争。后来，主要由于杰里·福特和休·斯科特的领导艺术，我们所作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参众两院否决了那些修正案，从而使“费城计划”免遭破坏。

把这项计划写成法律结果证明比执行这条法律要容易得多。我们获得了一些初步的成绩，但是全国大部分的黑人领袖并不热心支持，这使我们大失所望。他们往往轻视我们取得的成就，或是埋怨我们做得不够彻底。我再次不得不怀疑黑人领袖是否对戏剧性的表面文章比对争取真正进步的艰苦斗争更感兴趣。

让少数民族经营工商业是我们能够取得显著效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1968年竞选运动期间，我发表了一篇广播演说，题目是“通向人类尊严的桥梁”。在这篇演说里，我竭力主张作出新的努力，把各少数民族集团的成员纳入经济主流。除非打算让他们不同于其他美国人而永远成为经济上次等的阶层，否则我们就必须设法使合格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在美国私人企业的体系中占有一席地位。在过渡期间，我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商业部部长莫里斯·斯坦斯，并且告诉他，我认为应当给予这件事以最优先的考虑。统计数字表明，虽然我们没有达到为自己规定的全部目标，但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可观的进展。

在我1969年任职时，少数民族经营的企业通过同政府签订的合同只获得了价值800万美元的生意。到1972年，他们的生意已经达到价值2.42亿美元了。在同一时期，资助少数民族企业的政府拨款、贷款和保证金总额从2亿美元猛增到4.72亿美元。在1975年，黑人拥有的一百家最大企业中有2/3以上是1968年以来成立的。最重要的是，所有这类活动都在现金出纳机上反映了出来，黑人企业的收入从1968年的45亿美元激增至1972年的72亿美元。

在我任总统期间，最有爆炸性的民权问题是在学校里取消种族隔离和用校车接送学童的问题。15年前，在“布朗诉教育局案”里，最高法院就作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判决：规定学校实行种族隔离的法律从此都是非法的和错误的。只要事实证明哪里还有种族隔离，就可以援用法律加以制止。比较难于处理的是白人和黑人学生之间存在着教育不平等现象，这是并非由于有意识的法律歧视，而是作为个别居民区和居民点内部经济和社会生活类型自然产生的结果而存在的种族隔离，即事实上的种族隔离。

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时期，尽管讲过许多动听的话，并且也进行过几次大事渲染的象征性的对抗，但在结束南部学校双重制方面的工作都收效甚微。当我于1969年1月就职时，南部的黑人儿童有68%仍然要到完全容纳黑人学生的学校就读，78.8%的黑人儿童要到黑人学生占80%或更多一点的学校就读。

1969年的问题是，各级法院是否应当通过强迫实行种族合校的办法去纠正主要存在于南部的有法可据的种族隔离的残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主要的手段是用校车接送学童，这样就可以把学童用校车送到本地区内的各个学校，直到每个学校的学生种族比例反映出本地区的居民总数的种族比例时为止。除了用校车接送学童以外，另一个可行的办法是由国会拨款以提高任何水平较低地方的教育，从而在不打乱居民点学校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

我要消除有法可据的种族隔离的最后痕迹，并且要采取对全国各地一视同仁的方法来加以解决。我决心使南部不再成为北部自由主义者的替罪羊。然而，我不愿强制实行全面用校车接送学童的办法，因为我对居民点学校还是很信任的。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我认为学童不应当单纯由于种族不同而被迫离开他们原来的生活环境到遥远的学校去就学，在那里他们不一定受到欢迎，甚至还不一定安全。强迫性的种族隔离是错误的，但是，强求平衡种族比例也是错误的。

我相信，采取了正确的办法，我们就可以说服南部和其他地方的人不但因为那是法律而予以遵守，而且要逐渐使他们理解和承认法律背后的智慧和博爱。同时，我觉得只要不是有意违法，联邦政府就应当是一种说服的手段，而不应当是压制的工具；总统应当是调停者而不应当是分裂者。

我认为，应当尽可能在最大限度内让各校董事会、当地居民区和各地区的法院来制订取消种族隔离的计划，而不应该由华盛顿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官僚们来制订。

许多学校区决定不去阻碍势在必行的事，完全遵守了1968年最高法院规定的取消种族隔离的最后限期。有些学校区却决定对抗任何变化，提出了显然是有意阻挠法令执行的要求延期的申请。我们拒绝这一类的许多申请，并且不再拨付联邦政府的资金。然而也有一些学校区用负责和合作的态度努力寻求解决的办法。对此，我们打算准许这些学校区实行有限的和接受监督的延期。

但是，1969年10月29日新学年伊始，最高法院作出了一项一致通过的决定，要求所有学校区立即结束种族隔离的学校制度。我当时认为最高法院所规定的最后限期是不现实的，因而不可能实现，但是我除了执行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在紧接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我被问及关于我在学校中取消种族隔离的政策时，我回答说，我的政策是“执行最高法院的决定。我认为应当执行法律，即使我对这一具体的法令也许并不完全同意”。

我觉得我有维护法律的责任，但我认为我不应该在行动上超出法律要求的最低限度的范围，同时我希望最高法院最终会认识到它的善意的裁决在法律上和社会上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有一件我决心要做到的事是，不允许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以及司法部民权司的许多自由主义的年轻法学家把这项决定当作一张可以借此在南部肆意妄为的全权证书，强迫人们遵守他们在华盛顿制定的极端的或惩罚性的规定。

最高法院要求立即取消种族隔离的2月最后限期过去了，没有发生任何事端。依旧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有的遵照法令；有的自行关闭了；有的则置之不理，观察事态的发展。甚至在此之前，乔治·华莱士就已经挑动南部公然反抗联邦政府，并且谈论要在1972年竞选总统。全国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那些同政府合作的学校有半数以上认为取消种族隔离的步伐迈得太快了。

我任命了一个内阁教育委员会在最高一级来考虑这个问题。我对委员会的成员们说：“首先，我希望所有的人特别是黑人领袖知道，我们这里有一句名言：‘我关心。’总统关心这一局势，打算想办法求得解决。但重要的问题是要正确观察事物的相互关系。一旦我们已向大家说明，法律正被维护，全国各地的任何种族隔离都是不合法的，我认为我们就应当考虑到黑人和白人的地方居民区是否有可能希望保持一定程度的隔离。所以我要用联邦资金尽量办好每个学校的教育。我们必须制止把课堂和孩子们当作解决其他必须解决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利器。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办教育，不是打官司。”

一个星期以后，佐治亚州参议员理查德·拉塞尔到白宫来，转达四位南部州长所见到的情况，即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官僚们正在南部东奔西跑，挑拨是非，鼓动起诉。“总统先生，我要是处于你的立场，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那有病的朋友说，“我只知道你已经遇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会自行消失，并且如果你不采取措施，还会变得更加严重。佐治亚州的人民对这个问题愤慨的程度，是我在多年的政治生活中所没有见过的。”

我断定白宫发表一项重要政策声明的时候已经来到了。3月24日，我发表了一篇8000字的声明，涉及民权问题的各个方面。我重申我支持取消种族隔离和反对用校车接送学童的主张，我还指出，主要应当依靠同地方当局合作和自动遵守法律，而不是依靠联邦政府的卷入和强制。我说，我要优先处理的事情是保持和提高公立中小学教育的质量。此外我宣布，我将要求在两年内拨款15亿美元来协助各学校区取消种族隔离。那些想要迫使南部遵守最高法院裁决的人和那些愿意不管好歹进行说明工作的人对这篇声明的反应各不相同。

我相信，地方公众领袖和官员的参加是顺利地推行说服政策的先决条件。根据我的内阁委员会的建议，南部七个州虽然在不同程度上仍然不遵守最高法院的裁决，却成立了关于取消学校种族隔离的州咨询委员会。6月24日，我在白宫会见了密西西比州咨询委员会，共15个成员，其中有9个白人，6个黑人。一个黑人委员对我说：“前天我因为走错了一处供日光浴用的海滩，蹲了班房。总统先生，我今天来见你，如果可以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什么事情都会发生。”

在此后的几个星期内，我会见了其他几个州的咨询委员会，并且分别对这些委员会重申了同样的论点。首先，我谴责了北部不少地方在种族隔离问题上所发现的伪善态度。我强调我的主张，认为应当以谅解的态度耐心地对待南部，但我也着重指出有必要通过和平地遵从法律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其次，我强调说明了我赞成由当地领导解决当地问题的原则。我巧妙而又毫不含糊地向他们表明我的观点：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去解决问题，我将被迫行使我的职责来执行国家的法律。

参加这些会见的大部分白人认为，最高法院的决定是错误的；有些黑人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参加会见的，因为他们觉得，只有联邦政府进行强硬的干预，才能使人们遵守法律。那几次会见表明，双方坐到一起来讨论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可能的。

我知道，我正在那些主张立即取消种族隔离的人和那些主张永远保持种族隔离的极端分子之间走着一条细钢丝，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在联邦政府不卷入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冒点风险也是值得的。

7月底，我在南部的政治联络员哈里·登特交给我一份长篇备忘录。他在备忘录中写道：“南部保守的政治团体中存在着一种危险的、日益增长的忧虑——对政府在努力抚慰那些反对政府的人的过程中正在‘左’倾的忧虑。”他说，人们有一种认为“吱吱作响的轮子才得加油”的感觉。他还说，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南部各地区共和党主席多数流露了这样的心情：“我们当老实人当得太久了，所得到的无非是一些花言巧语，而街上的坏家伙却一直得到充分的关怀和帮助。”

8月6日，即佐治亚州咨询委员会到白宫来的那一天，我会见了主要的保守派参议员和南部共和党人的头面人物，其中有佛罗里达州的埃德·格尼，以及巴里·戈德华特、斯特罗姆·瑟蒙德和约翰·托尔。他们强烈抱怨政府在民权问题上急剧地向左转。他们要求我解除主管民权司的助理司法部长杰里斯·伦纳德和其他执行我的政策的官员的职务。我倾听了他们的意见，并且告诉他们，我实际上正在约束卫生、教育和福利部以及司法部的官僚们，因为他们想要对南部采取更加放肆的行动，而据我看来这是不负责任的。与此同时，我强调指出，我负有实施国家法律的责任，并且我决心要尽到我的责任。

8月14日，我飞往新奥尔良，同正在举行第一次会议的路易斯安那州咨询委员会见面。在我到达以前，委员们已经毫无办法地僵持不下。我同他们每个人个别谈话后，终于使他们认识到进步的必要性，因而他们同意再尝试一下。

随着新学年的来临，紧张局势开始加剧。我对说服力量的信念是否会证明是正确的呢?还是不得不出动联邦军队来强制取消种族隔离呢?

8月底，我亲自请比利·格雷厄姆录制一些呼吁支持自愿遵守法令的电视录像带。这些录像带在南部各州进行了播映，我相信它的影响是实在的和巨大的。

使我深感宽慰的是，这项政策奏效了。南部和全国各地的学校在1970年秋季开学时没有出现暴力行为，都能遵守最高法院的命令。统计数字雄辩地说明，我国南部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计划获得了巨大胜利。同1968年秋季的68%相比，1974年在南部只有8%的黑人儿童在全黑人学校就读。

我个人关于用校车接送学童和一般民权问题的基本观点，在我1972年1月28日给约翰·埃利希曼的一份备忘录中得到详细的阐述：

我在此首先提出一个问题，即每个美国人应当有自由选择住房、教育和就业的权利。我支持家庭援助计划，尽管我十分怀疑这个办法是否有效。我之所以表示支持，主要是根据这样的结论，即只有依靠这种计划，千百万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家庭的自由选择权利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我所说的选择自由当然有其深刻的哲学含义，而并不具有1966年到1967年和1968年期间在南部为学校诉讼案进行斗争时所使用的那种狭隘的阻挠主义的含义。利用法律手段实行的种族隔离教育、利用法律手段实行的种族隔离住房安排、利用法律手段对平等就业的阻挠，必须全部消除干净。

我相信，虽然利用法律手段实行的种族隔离是完全错误的，在住房和教育方面强行取消种族隔离也同样是错误的。

我认识到，这一立场将使我们面临一种局势，即大部分黑人依然住在黑人居住区，大城市地区还将有黑人占大多数的学校和白人占大多数的学校。在坚决认为那些力主强制实行取消种族隔离教育的人实际上是在推行白人至上主义时，我不能像斯卡蒙那样走得很远，然而不幸的是，这种说法多少有点事实根据……

无论如何，我认为布朗所谓在教育上取消种族隔离将提掖黑人而不会压抑白人的说法是否正确，是值得怀疑的。可是，虽然关于种族隔离教育的质量是否低劣这一点还可能有某种疑问，在另一问题上却丝毫不容置疑，那就是需要过多地用校车接送学童的教育在质量上肯定是低劣的。我强烈地谴责并毫不含糊地反对为了达到种族比例平衡而用校车接送学童……

在阐明了上述观点以后，我还强烈谴责我认为是绝对武断的另一个观点。我国此时此刻在住房或教育方面强制消除种族隔离的条件尚未成熟……

我们显然必须面对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即法律不能超越人民自愿支持的程度。在禁酒法问题上如此，在教育问题上更加如此，而在牵涉到经济问题的住房问题上就尤其如此……

我们不能把这个问题扫到地毯底下去。在明年的一年当中，这个问题将在全国各地爆发……你知道我对种族问题的看法是不是极端自由主义的。然而，我不能规避严厉批评正确方面的责任……即使我居然相信（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在教育和住房方面强制取消种族隔离对黑人最为有利，对白人没有多大害处，我可能也无法问心无愧地加以支持。我想用这个备忘录来说明：通过我对全部有关问题的慎重评价而不是出于党派政治的动机，我凭良心得出的结论是，我现在必须坚定地、毫不含糊地针对这两个有争议的问题提出我的看法，并且如有必要，我将带头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

尽管我当时曾考虑要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我现在却相信，如果那样做了，那就势必会使我们面临的在教育和住房方面取消种族隔离这些已经是爆炸性的问题进一步激化。

我个人始终认为，学校取消种族隔离的症结所在是教育的质量问题。我认为，布朗一案的判决所根据的原则是：南部的双重学校制是错误的，但这并非由于种族隔离本身的错误，而是由于它在实践中产生了教育质量低劣的黑人学校。我觉得，高等法院后来的各项决定把水搅浑了，因为它错误地假定这是关系到种族而与教育无关的问题。我根本不相信“伟大社会”计划的制订者所设想的所谓教育是各种社会障碍的伟大铲除者这种说法。我认为住宅环境对人生的成就所起的作用比任何分量的消除种族隔离的教育更为重要，把家境贫困的黑人儿童用校车送到比较富裕的白人的学校去就读，对他们的学习方式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在任总统的年代里，首先把重点放在改善街道学校的教育方面。1972年3月16日，我在致国会的一项咨文中提议拨出25亿美元以上，主要用于改善穷苦家庭儿童的教育。我希望这样做了以后，我们能够拯救一代过去注定要在主要城市接受劣等教育的前途渺茫的儿童。

人们对最高法院关于用校车接送儿童的决定应该作何解释，继续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一些低级法院下令制订或批准用校车接送学童的计划，远远超过最高法院原来的意图。1972年，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伯格颁布了一份指导全国各级法院的条文节略，其中明确指出，最高法院并不要求为了达到种族比例平衡而用校车接送学童。

1974年，就在我辞职以前，最高法院认为，除非学校区为了或意图隔离黑人和白人而被不公正地划分开来，法律不要求用校车接送学童以保证种族比例的平衡。这样它就进一步赞同了我的主张。首席法官伯格写道，他认为“公共教育的任何传统都比不上地方管制这个传统来得根深蒂固”。

就我的政府在民权问题上的全部成就来说，我认为我们有理由自豪地指出，我们用和平方法在南部取消学校种族隔离这一问题上是有成绩的。1970年学年开始后不久，帕特·莫伊尼汉在一份备忘录中这样说：“美国公立中小学教育的结构在过去一个月当中所发生的变化比以往100年还要大。”

柬埔寨事件和肯特州立大学事件

1970年年初，我国的情报表明，北越向南越进行的共产党渗透有显著的增加。此外，北越人已经开始把大批军队和装备调进柬埔寨和老挝。

鉴于敌方的这种活动，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可能采取的主动行动，向敌方表明我们依然是认真看待我们对越南所承担的义务的。

2月21日，基辛格在巴黎同北越人举行了第二次秘密会谈。自从8月的第一次会谈以来，局势已经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主要是由于我去年11月3日的演说加强了我在国内的地位。1月底举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全国65%的人同意我对越南问题的处理办法。使北越人感到更加不安的肯定是关于我们正在同他们两个主要的军事后台进行对话的消息：苏联最近提议在波恩举行关于柏林问题的四国会谈；中国共产党人同意在华沙恢复同我们的大使级会谈。

这次黎德寿同春水一起参加了同基辛格的谈判。黎是河内的政治局委员，这说明谈判至少已经达到作出决定的阶段了。

基辛格力图利用公众对我讲话的反应，着重警告他们不要低估我的越南政策所获得的强烈支持。基辛格告诉他们：“我知道你们在巴黎见到许多十分同情你们立场的美国人。但是在上次选举中，选票的大宗汇集来自右派而不是左派。尼克松总统能够号召约翰逊总统所号召不到的人。”黎德寿温和地反驳说，他的印象是自从8月以来，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空前高涨了。他说，他看到过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和克拉克·克利福德等发表的要求完全撤出美军和更换阮文绍政府的许多声明。黎直截了当地告诉基辛格：“美国人民和新闻界如同南越大多数人民一样，也反对现在这个阮文绍—阮高其—陈宝剑政府。”

基辛格从一开始就感到黎德寿这番装腔作势、故意夸大其词的话掩盖了北越人内心的疑虑。这种估计似乎在后来北越人变得比较和解的会谈中得到了证实。实际上他们显然准备在私下进行认真的谈判。他们建议3月16日再次举行会谈。

基辛格返回华盛顿后在汇报时说：“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谈，确实是自从你执政以来，甚至从1968年谈判开始以来最重要的会谈。”

在基辛格建议下次秘密谈判我们应采取什么策略的备忘录的末尾，我写了短短几句的批注，讲到我认为他在下次会谈时应该采用的对付北越人的办法。我写道：“不要过多地争论‘他们这是什么意思或者那是什么意思’。他们是靠这类讨论起家的。你要立即就两个主要问题作出毫不妥协的决定，并且说‘我们打算把细节留给下级去处理’——否则，你会把两天时间花在枝节问题上，实质性的问题得不到进展。我们需要在原则问题上——在实质问题上——取得突破。告诉他们，我们希望立即讨论核心问题。”

3月16日，基辛格同北越人再次会谈时，他告诉他们，如果能够商妥解决办法，我将在16个月内从越南撤出我们的全部军队。他们看来是感兴趣的，但意图还是不明朗。基辛格的结论是：“再有两次会谈，定见分晓。”

几天以后，一个出乎意料的事件完全改变了局势。3月18日，在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访问莫斯科期间，他被一次不流血的军事政变推翻了，激烈反共的朗诺将军上了台。

朗诺发动的政变完全使人感到突然。中央情报局未能看到任何迹象表明西哈努克的反对派已经走得这么远了。“那些在兰利[1]的小丑们，他妈的都在干些什么?”我不耐烦地问比尔·罗杰斯。

我当即倾向于尽一切可能帮助朗诺，但是罗杰斯和莱尔德竭力主张采取克制态度。他们指出，莫斯科、北京和河内多半手忙脚乱，并且会怀疑我们出钱发动了这场政变。他们争辩说，如果我们现在就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我们将证实这样的怀疑，甚至北越人可能以此作为借口，放弃官方表面上不介入的姿态，从而发动一次对柬埔寨的全面入侵。赫尔姆斯也主张克制。他报告说，朗诺政府不一定能够维持下去。他说，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去援助一个甚至在我们的援助到达之前就可能被推翻的政府，我们就势必会陷入极不光彩的境地。

我决定至少在一星期之内暂不提供援助。在此期间，朗诺的军队在同样受过良好训练的共产党红色高棉和北越人的战斗中打得异常出色，因此，他着手依靠自己的力量关闭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从而切断了共产党一条主要的物资供应线。

在这种情况下，基辛格准备同北越人在巴黎再次举行会谈。在他出发前，他呈交给我一份备忘录，请求我批准他想要遵循的策略。他认为时机已到，该由我方采取坚定的立场，并且探索共产党人是否有诚意进行谈判。我同意这一策略，甚至要他加以充实。我在他的备忘录上写道：“提出谈判的时间限制。”

那次会议进行了近五个小时。北越人还是谈不拢。基辛格认为，柬埔寨事件已经使他们很慌乱，他们指责我们策划了那次事件。根据我的指示，他提出必须为秘密会谈达成一项协议规定期限。当他们不同意这样做时，他建议关闭这条渠道，直到这方或另一方有新的问题需要讨论时为止。

柬埔寨和越南的整个局势日益紧张，因此我认为我个人必须作出一个十分痛苦的决定。我取消了我们预定在春天晚些时候参加戴维在阿默斯特大学和朱莉在史密斯大学的毕业典礼，虽然我知道帕特和朱莉多么殷切期待我们能去参加。帕特从来没有享受过父母参加自己的各次毕业典礼的欢庆，因此我知道她一直盼望参加朱莉的毕业典礼。朱莉也万分失望。她竭力抑制自己的泪水，并且说从中捣乱的只有几个激进小集团，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反对越战和我的政府的学生——都认为我应当可以参加毕业典礼。

特德·阿格纽对这件事的反应特别强烈。他几乎按捺不住他的愤慨说：“总统先生，不要让他们把你吓唬住。你在那里也许还不失为一位总统，但你是她的父亲，做父亲的应当可以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嘛。”然而，特工处得到报告说，有人已经在策划几起反对我的抗议示威，此外，还可能发生一起扰乱毕业典礼的丑恶事件，不仅是冲着我来的，而且是冲着其他所有的学生和家长来的。这种可能性很大，不值得去冒风险。

尽管秘密谈判陷于僵局，柬埔寨的军事形势日益恶化，但我还是决定继续进行原定于4月20日宣布的撤军计划。我就此问题同基辛格作了详谈，我们一致认为给逐渐高涨的春季反战抗议风暴迎头一击的时机已经来了。

越南化已经进行到一定程度，以致我们第一次感到可以规划来年的撤军了。因此，我们决定不宣布一个短时期内的少量撤军数字，而是由我宣布在未来一年中撤出15万兵员的计划。

4月20日，我在一次演说中透露这个撤军数字，使人们大为惊异。只有共产党作出的反应说那是战争升级。

到4月底，共产党人控制了柬埔寨的1/4，并且向金边逼近。显然，朗诺需要获得支援才能生存下去。如果共产党人最终把他推翻了，南越将不但从北面而且从西面受到威胁。这种局势一旦出现，势必危害我们的撤军计划，并实际上使共产党人在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之后可以放心大胆地攻击南越。

援助朗诺的问题拟在4月2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讨论。那天早晨我很早就醒来，口述了一份给基辛格的备忘录：

假如我在我们今天会议上的想法同我此刻（4月22日凌晨5时）的想法一样，我觉得我们需要在柬埔寨采取大胆的行动，以表示我们是同朗诺站在一起的。

我并不认为他会存在下去，不过，他或许有存在下去的机会，反正我必须采取某种象征性的行动来帮助他求得生存。

这次我们可真的输了，因为我们上当了，相信我们如果进行援助，就会破坏他的“中立”，从而给北越人以干涉的借口。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没有接受这样一个教训：共产党人从来不需要进行干涉的借口。

1956年在匈牙利，他们并不需要借口，那时国务院的专业人员提出了同样的论点，并获得杜勒斯的赞同，因为他那时累了，并且又是在竞选的期间。

他们在捷克斯洛伐克也并不需要借口，那时国务院的人员曾提出了同样的论点。他们在老挝也不需要找什么借口，在那里，因为我们没有在他们全面进攻开始之前就实施打击，以挫伤他们的锐气，以至坐失良机。他们在柬埔寨也是一样，在这方面，我们完全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只是向参议院声明，我们的大使馆里只有国务院七个笨蛋组成的代表团，并且不打算提供任何种类的援助，因为我们担心，如果提供援助，那就会“刺激”他们进行干涉。

他们正在那里轻易地取得胜利，过去25年来唯一敢于采取亲西方和亲美立场的柬埔寨政府正摇摇欲坠……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以后，我要同你商谈这个问题。

共产党人在柬埔寨的庇护所主要是在两个地区。鹦鹉嘴是伸进越南、离西贡仅33英里的一片地方。一支实力特别雄厚的南越军驻守在这一带的边境。我方的情报表明，共产党军队最大的集结地是在另一处边境地区，即鱼钩这一直插南越心脏的一片狭窄、弯曲的柬埔寨领土，在西贡西北约50英里处。这是情报机构称为“南越中央办事处”这一机关的主要活动地区。南越中央办事处是共产党人的流动指挥所，统辖军事司令部、供应、食品和医疗等机构。因此，鱼钩是隐蔽在各庇护所里的共产党部队的中枢，防御一定十分坚固。最初的情报认为，这一地区牢固的防御工事以及共产党集结的重兵可能给我们第一个星期的作战造成十分严重的伤亡。

我开始考虑让南越军队进攻鹦鹉嘴，然后派一支由美军和南越军组成的混合部队进攻鱼钩。给予南越人一次独立作战的机会，将极大地鼓舞他们的士气，并用事实证明越南化的成功。此外，这将为更加重要和更加困难的鱼钩作战提供良好的牵制性掩护。

我毫不怀疑，突入柬埔寨这一决定将使国内的舆论为之哗然。我知道我的主要对外政策顾问对扩大战争的问题有很大的意见分歧，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给我个人和我的政策带来政治灾难。

4月26日星期天晚上，我作出了决定，我们要全力以赴。南越军将进攻鹦鹉嘴，南越军和美军的联合部队将进攻鱼钩。

星期一上午，我同罗杰斯、莱尔德和基辛格一起开会。会议的气氛紧张，因为尽管罗杰斯和莱尔德至此已放弃说服我不要在柬埔寨采取行动的希望，他们仍然认为他们可以说服我不要投入美国部队。罗杰斯说：“那样做将使我们付出巨大伤亡的代价而没有什么收获。我根本不相信那是一种削弱敌人战斗力的打击。”莱尔德说：“我并不反对搜索南越中央办事处，但我不赞成采取的那种办法。”看来使他更为不愉快的是，我们在决策过程中显然冷落了五角大楼。他还暗示，艾布拉姆斯将军不一定会同意对南越中央办事处采取的作战行动，不过，当基辛格反驳他时，他缩了回去。虽然如此，我还是在会后立即通过秘密途径拍了一份电报给艾布拉姆斯，命令他把他自己的“原原本本的真实想法”告诉我。

艾布拉姆斯和美国大使埃尔斯沃思·邦克的联名答复表明他们给予充分的支持。他们在具体谈到进攻鱼钩时写道：“我们一致认为，对这一地区的进攻会使敌人感到最大的不安，因为他们迄今为止认为他们的庇护所是可以避免地面攻击的。”艾布拉姆斯在另一段加上了他个人的看法：“我个人认为，攻入柬埔寨境内敌人的庇护所是此时应当采取的军事行动，因为无论从我国武装部队的安全或从推进越南化计划的角度来看，那些进攻都有助于我们在南越的使命。”

那天晚上，我独自坐下来，对那个决定作了一次最后的审核。那时要取消行动计划还不晚：第二天早晨才执行对鹦鹉嘴的进攻，而对鱼钩的进攻则要在两天以后。我拿起一本便笺簿，开始列出两场作战的利害得失清单。所包含的风险和危险无疑是巨大的；战场上并没有绝对的胜利把握，国内肯定要掀起轩然大波。然而，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柬埔寨境内庇护所的继续存在势必威胁滞留在南越的美军的安全；并且，只要我们一撤走，共产党几乎肯定要发动进攻。

翌日凌晨，我把我的笔记交给基辛格看。他眨了眨眼睛，随手从他携带的文件夹中拿出了一张纸条，递给了我。纸上开列的项目同我开列的几乎相同。“总统先生，我做了同样一件事。”他说，“看来我们能够从不同的角度作出同样充分的论证。”

我说，就我本人而言，向共产党人显示我们决心保护我们自己和我们盟国这一简单的事实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既然我们已经作了决定，今后在我们之间就不应当再有埋怨，”我说，“即使事情办糟了，也不应如此。特别是如果整个事情办糟了，就更不应如此。”

4月29日星期三，南越通过广播宣布了鹦鹉嘴的作战行动。参议院主要的鸽派议员在几分钟之内就站到了电视摄影机前，要求我拒绝对阮文绍发动的进攻承担责任，并且不派任何美军投入柬埔寨。那天一整天，我继续起草我将在次日晚间发表的宣布作战行动的演说稿。我请罗斯代我打电话给朱莉。“我不愿使她感到不安，但是，在我发表演说以后，各大学学生真有可能会大发脾气。”我说，“因此，烦你打个招呼，就说我要她和戴维离开学校到我们这里来。”

那天夜晚我难以入睡。在床上翻来覆去折腾了约摸一个小时以后，我起床到林肯起居室坐到凌晨5时半。上午9时，我走进我在行政办公大楼的办公室，阅读打字讲稿的开头几页。那天下午，我请霍尔德曼和基辛格过来，以便向他们朗读我要发表的公告。我请基辛格把要点告诉乔治·米尼，因为我知道工人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不久，他汇报说，米尼全心全意地支持我的决定。基辛格却没有在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当中获得这么大的成功。他的三名高级助手决定辞职，以示抗议。

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之前不久，我到白宫剧场向两党的国会领袖简单地介绍了情况。我说，我知道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会反对我作出的决定。我了解他们的想法，我尊重他们的情感。我对他们说：“不管你们认为我做得是否正确，我只想让你们了解我决定这样做的理由在于我断定这是结束战争、拯救我国士兵生命的最好方法。”

我环视会场，看见人们精神集中、表情严肃。一些最有势力的鸽派议员在座：富布赖特、曼斯菲尔德、艾肯、肯尼迪。他们一定已经体会了我说话的诚意，尽管他们依旧反对我作出的决定。当我离开会场时，大家都起立鼓掌。

我在讲话的开始叙述了共产党人对我最近宣布撤军计划的反应是在整个印度支那逐步加强进攻。我说：“为了保护我们在越南的人员，为了保证我们撤军和越南化计划获得成功，我断定现在是我们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我用一幅地图来说明柬埔寨境内的庇护所在地理和战略上的重要地位，介绍了南越人在鹦鹉嘴的作战行动。然后我宣布，一支美国和南越的联合部队将攻入鱼钩。

我强调指出，这并不是入侵柬埔寨。那些庇护所完全是由北越军队盘踞和控制的。一旦北越人被逐出庇护所，他们的军需品被摧毁，我们就撤走。我说，这个行动的目的并非要把战争扩大到柬埔寨，而是要使实现和平成为可能，以结束越南战争。

为了充分说明我这项决定的意义，我继续说：“如果在危急关头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在行动上像是个可怜的、束手无策的巨人，极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势力就会威胁全世界的自由国家和自由制度。”

讲话结束后，我和我的家属在白宫的日光浴室里坐了一小时。他们讨论了我的讲话，力图估计将会有什么反应。然后我到林肯起居室，开始回答那些在我讲话后打来的电话。

10时30分刚过，我获悉首席法官沃伦·伯格到了白宫门口，给我带来一封信。我指示值勤的特工人员立即请他上来。

“我本不想打搅你，总统先生，”伯格说，“不过，我想让你知道，我认为你今晚的讲话含有一种关系到历史发展和命运的深刻意义。”

我说，批评者们已经开始谴责我的讲话和决定了。然而他说，他断定人民会给予支持的。他又说：“我认为凡是真正留神听了你的讲话的人都会意识到，作出这项决定需要多大的勇气。”他还指出，任何认真思考过的人都会意识到，我作为一个精明强干的政治家，显然不会做任何可能有损于共和党在11月大选中获胜的事情，除非我认为这样做对国家的安全来说是绝对必要的。

“首席法官先生，说句最知心的话，”我用我同他讲话时一贯使用的他的正式职称对他说，“我是现实主义者，我充分知道，如果这次作战行动失败了，或者如果发生其他什么事情，使公众对我的支持下降到我认为不可能重新当选总统的程度，那么，我希望你做好准备，争取在1972年获得提名。”

我最后在凌晨3点钟左右回到卧室时，看见朱莉写给我的一封短信。

亲爱的爸爸：

今晚我为你感到十分自豪。你对越南局势的解释无懈可击——我相信美国人民是会理解你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的。我尤其要告诉你，你最后向南越、北越、苏联以及美国人民传达的信息是多么有力、多么真诚。我认为，你的讲话所表达的最坚定的主要想法是：我们不能听任1700万人民过着地狱般的生活，也不能因无条件地撤出越南而危害争取未来世界和平的机会。

我知道你是正确的，再说一遍，我是多么自豪。

爱你的

朱莉

对我的讲话的反应完全是在预料之中。参议员马斯基说：“这个讲话证实了我本来不愿意作出的判断：总统决定用武力而不是用谈判的方法来结束战争。”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沃尔特·蒙代尔说：“这不仅是势必扩大战争和增加美国伤亡人数的灾难性的升级，而且直言不讳地承认了越南化的失败。”

《新共和》杂志头版社论的第一句话是：“理查德·尼克松将永垂史册，这是可以肯定的，但不会很快就做到这一点。”接着它说我的讲话是“矫揉造作的”“带有欺骗性的”“一场骗局”，是“质量不高的”和“危险的”。《纽约时报》说我“脱离了”国家的实际。

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迥然不同的观点：“把战火烧进柬埔寨的不是美国人，而是共产党人。几年来，北越已经破坏了这个国家的中立地位，虽然全世界其余的部分几乎一声也没哼过……谴责美国‘侵犯’中立的柬埔寨，就像谴责英国1944年‘侵犯’形式上中立的荷兰一样不合理。”

虽然睡眠很少，我在讲话后的第二天却起得很早。我到五角大楼听取参谋长联席会议及其高级顾问们关于柬埔寨作战的第一手情况汇报。当我穿过几条过道走到情况汇报室时，我被欢呼的、争着同我握手的人群围住了。他们高呼：“上帝保佑你!”“做得对!”“几年前我们就该这样干!”

情况汇报室里的气氛一般说来是积极的，即使多少有点克制。巨幅战区地图几乎占了一面墙，不同颜色的图钉表示各部队的位置和运动情况。在汇报人员介绍这次作战所取得的初步成果时，我不由得越来越专心地研究起地图来。我注意到除鹦鹉嘴和鱼钩以外还有四个标着被共产党部队占领的地区。

我突然问道：“在南越军和我们自己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有没有能力对其他所有那些地区发动进攻?我们能不能拔除所有的庇护所?”

对我的问题的回答是强调说明，任何这样的行动将在新闻界和国会得到十分消极的反应。

“关于政治上的反应，不妨由我来判断。”我说，“其实，为了这次作战行动，我们已经经受了政治压力。如果我们能够一举摧毁其余的庇护所，从而大大减少对我军的威胁，那么现在就是动手的时候了。”

每一个与会者似乎都在等待别人先开口。我惯常喜欢仔细考虑一番，不过这次一反常态，当场作出决定。我说：“我要拔除所有那些庇护所。你们要制订必要的计划，然后立即付诸实施。要把它们铲除干净，不让共产党人利用它们来反对我们。永远不让。”

在我听取情况汇报以后离开五角大楼时，工作人员再次拥进过道。等我走到门廊时，我被友好欢呼的人群团团围了起来。一位妇女在代表她那正在越南服役的丈夫向我表示感谢时显得特别激动。我想到这些有亲人在越南作战的男男女女时，不禁又想起那些学生利用他们缓役和在我们社会上享有的特权地位，竟在校园里扔炸弹、纵火和横行肆虐。

在谈到我国在越南的士兵时，我说：“我见过他们。他们真了不起。你们看见这些不务正业的浪荡子正在炸学校。听着，今天上大学的学生是世界上最走运的，上了最好的大学，但是他们正在大学里烧书，为了当前的问题到处闹事……但是，我们在越南却有一些忠于职责的孩子。我见过他们。他们显得形象高大，并为此感到自豪。”

那天下午，当反对进军柬埔寨的风暴继续高涨时，我决定把经受了高度精神紧张的一家人带离白宫，至少享受几个小时的休息。天气暖和晴朗，因此，我提议乘“美洲杉”号顺波托马克河而下，直抵芒特弗农。

按照传统，所有途经芒特弗农的海军舰只都要向安葬在那里的乔治·华盛顿致敬。当我们驶近时，我叫大家登上甲板，面对河岸。帕特站在我的身旁，然后依次是戴维、朱莉和贝比·雷博佐。在我们驶过首任总统的陵墓时，“美洲杉”号的扩音器播送了《星条旗》的乐曲。我们肃立致敬，直到最后的音符消逝为止。

等到“美洲杉”号返回华盛顿时，那天上午我在五角大楼关于“不务正业的浪荡子”的谈话所引起的愤怒反应几乎压倒了人们对柬埔寨讲话本身的反应。

整个1970年春季，全国经历了大学里一次又一次剧烈的骚乱浪潮。如同在1969年年初发生的动乱一样，这次问题大部分是针对学校本身的，涉及纪律规章、学校管理以及少数民族子弟入学等。

1970年发生的多起大学骚乱同以往发生的骚乱不同之处在于爆炸事件和暴力行动有所增加。激进团体公开煽动向它们所不满的学校扔炸弹。

在1969—1970年这一学年，发生了1800次示威、7500次逮捕、462人受伤（其2/3是警察）、247起纵火案、8人死亡的事件。

1970年4月是暴力行为闹得特别凶的一个月。邻近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一家银行，再次被纵火焚烧。在堪萨斯大学发生了一起纵火案，烧毁了价值200万美元的楼房。在俄亥俄州立大学要求接纳更多黑人学生和取消校内后备军官训练队的示威人群同警察激战达六小时，有600人被逮捕，20人受伤。州长詹姆斯·罗兹最后不得不召来1200名国民警卫队员，实行宵禁以平息大学校园里的骚乱。

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抗议而焚烧银行以及作为对军国主义的抗议而焚烧后备军官训练队大楼，都是犯罪的和野蛮的行为。然而我觉得，最骇人听闻的是我认为对大学全体师生所应有的学术生活本身进行破坏的那些事件。3月间，一个纵火犯给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造成了32万美元的损失。4月底，作为支持在纽黑文被控犯有杀人罪的黑豹党人的示威行动的一部分，有人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地下室放火焚烧了价值2500美元的图书。

一桩最可耻的事件发生在斯坦福大学。4月24日，一个反对后备军官训练队的团体放火焚烧了该大学的行为科学研究中心。前来美国讲学的印度人类学家m.n.斯里尼凡斯教授的办公室也被完全烧毁，他个人的笔记、文件以及手稿均被付诸一炬。

当帕特·莫伊尼汉向我报告这个悲剧以后，我给斯里尼凡斯教授写了如下的信件：

如同其他无数的美国人一样，我听到消息以后简直难以相信，你在行为科学研究中心的书房被扔进了燃烧弹，你毕生的工作成果大部分化为灰烬。

纵然你获悉绝大多数美国人民和美国学术界坚决反对干这种勾当的个人或若干人所采取的手段，你也不会感到多大的安慰。说他们是疯子，这还不能原谅他们。说他们简直十恶不赦（更有可能就是如此），也不能把他们轻易放过。

我希望你在研究工作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关于社会人类学的伟大洞察力，也许会在此时此刻帮助你理解这一悲剧。无论如何，请相信，你是一位受尊敬和受欢迎的客人。这个国家如同全世界其他国家一样，赞赏和珍视你的工作。

我相信，凡是在五角大楼听过我的谈话或听过谈话录音的人无疑都知道，我提到那些焚书和炸毁学校的“不务正业的浪荡子”时，分明指的是在伯克利和耶鲁的纵火犯、在斯坦福扔燃烧弹和干其他类似勾当的家伙。第二天上午，《华盛顿邮报》的标题正确地反映了我的意思：“尼克松谴责在校园里焚书和扔炸弹的‘不务正业的浪荡子’。”

然而，《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却表达了一种略有不同的意思：“尼克松给一些大学激进派扣上‘不务正业的浪荡子’的帽子。”转到另一版上继续报道这一消息的标题是：“尼克松谴责大学校园里的‘不务正业的浪荡子’。”

几天之内，人们普遍获得的印象是我把所有提出抗议的学生都叫作“不务正业的浪荡子”。

宣传工具对“不务正业的浪荡子”这一提法的报道和解释，给许多大学里已经无法控制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情绪火上加油。全国学生联合会要求对我进行弹劾，包括大部分常春藤协会诸大学在内的11所东部大学的编辑在他们的校刊上登载了一篇联合社论，号召进行一次全国性的罢课。

在华盛顿近郊的马里兰大学，当学生洗劫了后备军官训练队大楼并同警察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时，有50人受伤。在俄亥俄州的肯特，两个青年在几百名示威者的围观下，向肯特州立大学校园里的陆军后备军官训练队大楼扔进点燃的照明弹，把该楼焚为平地。州长罗兹调来了国民警卫队。他说，肯特州立大学99%的学生希望学校继续上课，但其余的人“比褐衫党徒还坏”。

5月4日星期一，我请霍尔德曼到行政办公大楼办公室来研究旅行计划。他看起来焦虑不安。他说：“刚才来了电报，说在肯特州立大学发生了一场示威，国民警卫队开了枪，有些学生中了弹。”

我大吃一惊，问道：“他们死了吗?”

“恐怕死了。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场激烈的对抗，看来大约在中午时分开始形成。最后，一大群学生向警卫队员扔石块和混凝土块，迫使他们退到一座小山顶上。到了山顶，士兵们转过身来，其中有人开了枪。

在第二天的报纸上，我看到被枪杀的四个年轻人的照片，其中两个是旁观者，另外两个人曾抗议他们认为是错误的一项决定。现在四个人都死了。有人号召全国学生举行示威和罢课。这场悲剧是否会触发几十起其他的悲剧呢?我无法从脑海里排除那几张照片上的模样。我不由得想到那些突然获悉他们的孩子由于在校园中示威而被枪杀的家庭。我给每一位家长写了亲笔信，即使我知道所说的那番话是无济于事的。

肯特州立大学事件发生后的几天属于我执政期间最不幸的日子之列。一个被打死的女学生的父亲告诉记者说：“我的孩子不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浪荡子。”当读到这一报道时，我心情万分沉重。

肯特州立大学事件也使基辛格大为泄气。他手下的工作人员由于柬埔寨问题而辞职了。他认为最忠实的朋友——过去哈佛大学的一些同事——给他写来措辞激烈的信件，要求他辞职，以信守他公开声称的道德观。

一天，基辛格收到好几封这样的信件。他来到我的办公室，闷闷不乐地坐下来，凝视着窗外。最后他说：“仅就对外政策而言，我依然认为你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是，从已经发生的事情来看，我担心我也许没有就国内的险恶情况向你提供合适的建议。”

我告诉他，我充分意识到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风险。我曾亲自作出了决定，为此我应当负完全责任。最后我说：“亨利，要记住罗得的妻子的下场[2]。永远不要回头。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重温我们无法挽回的往事上面。”

使我震惊和失望的是，有人显然别有用心地向新闻界透露了比尔·罗杰斯和梅尔·莱尔德曾反对我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决定。作战仍处于关键阶段，我打电话给罗杰斯，告诉他我认为一旦总统作出了某种决定，内阁就应当予以支持。

内政部部长沃尔特·希克尔用一种比较公开的方式表达他的信念，认为我应当倾听学生们的意见，并同内阁多加磋商。他给我写了一封阐明这些看法的信件，但在此信送到白宫以前，抄件已经被美联社发表了。他后来解释说这是一件不幸的事。其他几位内阁和政府成员也采取了并不完全支持我的公开立场。

在这满城风雨当中，两位还活着的真正了解我苦衷的美国人中的一位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对我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

我收到一封寄自约翰逊城的短信，信中写道：“亲爱的总统先生，我希望你有机会看到这份东西。顺致最良好的祝愿。林登·约翰逊。”随函附来约翰逊以前的一位助理约翰·p.罗奇最近撰写的一篇专栏文章，题目是“总统作出决定”。这篇文章开头说：“共和党政权同林登·约翰逊政府之间的区别在于尼克松先生宣布了一种‘开放的行政管理办法’，其后果是政府15级以上的普通工作人员人人都认为可以不受拘束地评论总统的行动是否明智。”在列举几个否认参与我那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决定的内阁成员后，罗奇在文章的结束部分指出：“人民把尼克松选举出来，让他作出抉择，他这样做了。谁都可以根据他所作的抉择的是非曲直对之抨击，那就是，说他是错误的。或者谁都可以支持他的行动（我就是这样做的）。然而，根据宪法规定，谁都没有权利由于他未同富布赖特参议员、芬奇部长、帕特·莫伊尼汉或五角大楼的国际安全事务处磋商而指责他的决定。”

肯特州立大学事件引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大学生抗议浪潮。每天的新闻报道使人感到那种骚乱仿佛有点像造反。数以百计的大学校园经历了一阵突然爆发的狂暴、动乱和纵火。在肯特州立大学伤亡事件发生后的第一个周末，450所高等院校由于学生或教职员的抗议罢课或罢教而关闭。不到一个月，在16个州的21所大学校园，国民警卫队出动了24次。

全国抗议日匆忙地决定于5月9日星期六在华盛顿举行。我认为我们应当尽力确保这件事情不致演变成暴力事件，并且表示我们对它并非无动于衷。埃利希曼主张我们尽量表示愿意同他们取得联系。基辛格却对示威的人们采取了特别严厉的态度。他们引起的暴力行动以及他们对实质问题的无知，使基辛格甚感惊愕。他强烈地认为，在柬埔寨战役胜利结束以前，我不应当显得过于柔和。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必须表明我们的对外政策不是靠上街示威来制定的。

我决定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以减轻局势的紧张程度。风险是巨大的，我的工作人员对于在此时此刻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是否明智，意见分歧很大。大部分的记者和评论员必然要持严厉批判的态度，一次唇枪舌剑的记者招待会很可能把事情弄得更糟。然而，我还是决定进行，并宣布开会的时间定在5月8日星期五晚上观众最多的时候。

星期五晚上10时，我走进东厅，立即感到在炽热的电视照明灯下，群情激昂。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是有关柬埔寨军事行动和肯特州立大学事件的。

第一个问题是，我是否对抗议的激烈程度感到震惊，抗议是否会在任何方面影响我的政策。我回答说，我对抗议的激烈程度并没有感到惊讶。我知道那些抗议者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觉得我的决定会扩大战争，加深我们的卷入，并增加我们的伤亡。“然而，我作出决定的理由同他们提出抗议的理由是一致的。”我说，“我感到关切，因为我知道他们有多么深厚的情感。不过我认为，我所做的事情将达到他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它将缩短这场战争，它将减少美国人的伤亡，它将使我们得以进行我们的撤军计划。我所宣布的在来年撤退的15万美军将按时回国。据我看来，它将有助于在越南实现公正的和平这一事业。”

一位记者问，我认为学生们在即将于华盛顿举行的示威游行中要说些什么。我希望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既富有同情，又不显得软弱无力。我说：“他们会竭力表明他们需要和平。他们会竭力表明他们希望停止杀戮。他们会竭力表明他们希望停止征兵。他们会竭力主张我们应当撤出越南。我完全同意他们想要达到的每一个目的。然而，我相信我所作出的决定，特别是关于突入那些完全由敌人盘踞的柬埔寨庇护所的这最后一项十分艰巨的决定——我相信这项决定将有助于达到那个目的，因为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的主张是符合他们的要求的。”

在记者招待会以后，我立即回复了打来的几十起电话，并给其他一些人打了电话。过去一两个星期发生的事件一幕幕闪现在我的脑际，我感到焦虑不安。

我睡了几个小时，然后到林肯起居室去。我放上一张拉赫马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的唱片，坐下来静听音乐。马诺洛听到我已经起床，进来问我是否要喝茶或咖啡。我朝窗外望去，看见一小群又一小群的年轻人开始在白宫和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椭圆形广场上集合。我说，我认为林肯纪念堂的夜景是华盛顿最美丽的景色，可是马诺洛说，他从来没有去看过。我一时兴致勃发，说道：“咱们现在就去看看。”

这是我的即兴活动，我故意不带工作人员或通知记者随行。因此，当报纸报道说，我没有能够同我遇到的年轻人交流思想，只谈了一些诸如体育竞赛和冲浪运动等无关紧要的话题，由此可以看出，我对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无动于衷时，我感到特别懊丧。这种错误的印象一部分显然来自学生本身。其中一个学生告诉记者说：“他并不真正关心我们为什么到这里来。”另一个说，我显得疲倦、迟钝，漫无边际地东拉西扯。

几天以后，约翰·埃利希曼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我由于同那些跋涉了几百英里前来抗议我的战争政策的学生谈论体育竞赛而造成的问题。我当时既疲劳又紧张，因而声色俱厉地对他说，如果一个总统的工作人员都相信人们所散布的关于他的不实之词，那就确实是很成问题了。

那天夜里，我向打字员口授了一份长篇备忘录，叙述当时的实际情况。我把这份备忘录送给霍尔德曼，连同送去一份分析我对这一事件的懊丧情绪的备忘录：

兹附上备忘录一份，说明在林肯纪念堂附近所发生的事情的实际过程。

在你看过以后，我想你会同我一样对报刊上关于我的活动的报道感到非常灰心丧气。我能够理解，为什么约翰·埃利希曼会从新闻报道中得到一种印象，仿佛我当时疲倦不堪，而我所谈到的又是冲浪运动和一些无聊的事情……

根据我对形势的估计，这次是这群学生——也许大部分出身于中产阶级或下中产阶级——大都像我上大学时那样贫困，长途跋涉来到了华盛顿——这次他们同一位美国总统谈话，是前所未有的。今后他们将看到我多次讨论这些为人们所愤怒地激烈争执的问题，这些问题他们以后将在华盛顿纪念碑旁边听到，并且目前就在他们的课堂里听到。我能为他们出一大把力的，也许是设法把他们稍稍从他们漫无目的地徘徊于其间的可悲的思想荒原中解脱出来。

我给你写这份备忘录，并非想批评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我认为我的工作班子从忠诚、勤奋等方面来说是历届总统的工作班子中表现得最好的。

唯一的问题是，在我们的工作班子中似乎还缺少这样一种人，他真正理解或懂得我力图按照一位总统对人民的正确关系来阐明的问题。不是新闻；也不是骗人的玩意儿，像急匆匆地赶往那所黑人预科大学，后面跟着一群电影摄影记者那样。整个这件事似乎是了不起的新闻资料，我知道可以大肆宣扬一番——也许实际上确实是这样。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的确感到纳闷，不知道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是否就是我们希望留给后人的遗产。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也许应当尽可能毫不费力地和迅速地进行假公济私的活动，然后滚下台去，把政府的各项职责留给那些真正的唯物主义者——那些侈谈理想主义但根本不考虑对个人的体谅而实行残酷统治的社会主义者即极权主义者。这里所说的对个人的体谅，就是我在同学生们谈话时强调说明的对人格的尊重。

我向打字员口授了这份记述我去林肯纪念堂情况的长篇日记式备忘录，因为我想把一件对我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事记录下来，也因为我要清除新闻报道所造成的我会从事那种无聊谈话的印象。

马诺洛和我大约在4时40分走下汽车，沿着通向林肯塑像的台阶走去……

这时，几小批学生开始在纪念堂的圆形大厅里集合。我朝其中的一群人走过去……同他们握手。他们并不是不友好的。事实上，他们似乎多少有点吓住了，当然也感到十分惊讶。

当我开始对那一群学生说话时，他们大约有八个人。我一一问了他们的家乡，发现一半以上是从纽约州北部来的。那时在场的都是男生，没有女生。为了让谈话继续下去，我问了他们的年龄、学习的专业等一般性问题……

有两三个学生主动地说，他们因为整夜驱车赶到这里，没能听到我举行记者招待会时的发言。我对他们错过了机会表示遗憾，因为我在记者招待会上曾力图说明我在越南的目标同他们的目标完全一致——停止杀戮，结束战争，实现和平。我们的目标不是通过我们当时采取的行动去占领柬埔寨，而是从越南撤出来。

他们没有反应，于是我接着说，我了解他们多数人可能不会同意我的观点，但我希望他们不要由于在这个问题上同我们有意见分歧而妨碍他们在另一些可能同我们意见一致的问题上听取我们的见解。我还特别希望他们憎恨战争的心情（对此我完全能够理解）不致发展成痛恨我们的整个制度、我们的国家以及国家所代表的一切。

我说，我知道你们之中可能多数人认为我不是个玩意儿，然而我希望你们知道，我充分理解你们的感情。我回想起我比你们大不了几岁、刚从法学院毕业的时候，并且准备结婚，那时适逢张伯伦访问慕尼黑回国，发表了关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的著名声明，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感到多么兴奋。那时我几乎一无所有，因此，参军的前景对我来说简直是无法忍受的。我觉得，只要美国能够避免参加任何军事冲突，付出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我还告诉他们我出身于一个教友会教徒的家庭，在那个时代比任何人都更有可能成为和平主义者。于是我自然就认为张伯伦是当代最伟大的人物，而当我读到了丘吉尔对张伯伦的全面批判时，我就认为丘吉尔是个疯子。

现在回想起来，我知道我那时错了。我现在认为张伯伦是个好人，但丘吉尔更有见识。我们现在的境况比原来希望的还要好，因为丘吉尔不但有才智而且有胆略来执行他认为是正确的政策，虽然那时他由于坚持“反对和平”的立场而在英国和全世界非常不得人心。

接着，我试图把话题转到可以引起他们谈话的方面去。我说，既然他们有些人是第一次到华盛顿来，我希望他们趁年轻的时候不要错过旅行的机会。一个学生说，他恐怕没有这样的经济条件。我说，我年轻的时候也认为拿不出钱去旅行，但是我的妻子和我借钱游览了墨西哥，后来又借钱到中美洲去了一趟。问题是，你必须在年轻的时候去旅行。如果要等到手头宽裕才去旅行，你就会发现自己年龄太大，享受不到其中的乐趣了。只有年轻的时候才能享受旅行的乐趣……

这时，一位姑娘参加进来。我当时正谈到加利福尼亚，因此，我问在场的人有没有来自加利福尼亚的。她大胆地说，她是洛斯阿尔托斯人。我说，那是我所喜爱的加利福尼亚北部的城市之一，我希望它依然像我记忆中那样美丽。她没有作声。

为了引她说话，我告诉其余的人，如果他们去加利福尼亚，他们就会看到我们在解决环境问题时所能迈进的巨大步伐。我相信，他们都是关心这个问题的。我说，就在我加利福尼亚住处的南面，有世界上最大的冲浪运动海滩，不过，由于这片海滩划归海军陆战队所有，公众不能使用。我说我已经采取措施，要开放其中的一部分海滩，以减轻北面异常拥挤的海滩的负担，同时使人民有机会欣赏那里的大自然美景。我谈到，我们推进有关整个“生活质量”的环境计划的目标之一是掌握并更好地利用政府的财产，不能因为这种财产历来属于军用或其他用途的范围而原封不动地保持下去。

在我谈到这个问题时，在场的大部分人似乎都点头表示同意。

然后，我谈到我多么希望他们不仅有机会了解美国，而且有机会了解整个世界。我说，许多人会劝你们前往欧洲访问。我说，欧洲很不错，但它实际上是美国的较老的形式。它是值得观光的，然而我认为也许亚洲是他们最喜欢游历的地方。

我告诉他们，我十分希望在我执政期间，或者可以肯定说在他们这一生当中，中国伟大的大陆将对外开放，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居住在那里的7亿人民——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民族之一。当我谈到这一点时，他们大部分人似乎都点头表示同意……

随后，我把话题转到苏联。一个学生问我，莫斯科是什么模样?我说是“灰色的”。如果你们在苏联，访问莫斯科当然是重要的，因为它是历史名城和政治中心。然而，如果你们真想了解苏联，了解它那使人发生兴趣的变化和历史，你们就必须到列宁格勒去。我说，列宁格勒确实是苏联的一个比较引人入胜的游览地。那里的人民由于受中央政府的控制不太严厉，性格较为开朗。

我还说，论城市的美丽，他们会发现布拉格和华沙在建筑物的美观上远远胜过莫斯科。我谈到这一点，因为我当时正直接同一个自称是建筑系的学生交谈。事实上，在场有两个学生自己说是学建筑的，我认为他们会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然而，我谈到关于苏联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应当访问例如西伯利亚中部还处于自然状态的新建城市新西伯利亚，以及其居民为亚洲人而非俄罗斯人的苏联亚洲部分的撒马尔罕。

有一个学生问我是否有可能获得前往这些城市的签证。我说我相信是可能的，如果他们有人想到苏联去旅行，来我的办公室联系，我一定帮忙。这似乎引起了他们一阵轻轻的笑声。

然后，我回到原来的问题上，并强调指出，世界上真正重要的是人民，而不是城市、空气、水和其他物质上的东西。我举例说，在我访问过的所有拉丁美洲国家中，海地大概是最贫穷的……然而，就我回想起来的1955年的情况来说，海地人民虽然贫穷，却有一种尊严和一种十分动人的风度。我一直想再去访问，这并不是因为海地有美丽的城市可供游览，或有名菜佳肴等可供享受，而是由于海地的人民有上述品德。

接着，我用我在亚洲和印度看到的人民作为例证来阐述同样的观点，然后又把话题转到美国，再次向他们强调指出，决不应当同我国人民疏远，决不应当无视我国伟大的变化。

我表示对这样的情况感到忧虑，即黑人和白人虽然在各大学里一起上学，他们彼此的接触却并不比他们不在一起上学时来得多……这番话似乎产生了效果，虽然他们谁也没有很多话要说，也没有人明确地作出反应。

这时，我周围的人开始大大增加了。我估计他们已经从最初的8至10人增加到30人左右，其中有几个看来岁数大一些和更像领导人的学生开始参加谈话。

有一个学生响亮地说：“我希望你理解到我们是愿意为我们的信仰而牺牲的。”

我说，我当然理解。你们可知道我们这一辈人有许多像你们这般年龄时也愿意为自己的信仰而牺牲，并且至今仍然如此?问题在于我们是要努力建设一个并不需要你们为了信仰去牺牲而是能够为了信仰而生存的世界。

我插进去扼要地谈到我在记者招待会上讲过的一个问题，即虽然我们同苏联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我们却必须设法限制核武器。我个人希望我们在这方面能够取得进展。他们似乎对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兴趣。这也许是由于我们的话题转得太快，也许是由于他们对我在那里出现感到过分惊奇。

这时另一个学生朗声说：“我们对布拉格是什么模样不感兴趣。我们关心我们在美国建立什么样的生活。”

我说，我谈论布拉格和其他地方的全部意义在于谈论那里的人民，而不是谈论那个城市。在未来的25年当中，世界将变得比现在小得多。我们将生活在世界各地，因此极为重要的是，无论各地的人们生活在什么地方，你们都要了解、理解和正确评价他们，特别是要理解你们本国的人民。

我说，我知道当前人们对环境极其重视——必须有清洁的空气、清洁的水、清洁的街道——并且你们和我同样知道，我们有一个十分大胆的计划，对上述一些问题的处理比过去任何这类计划都包括更多的内容。然而我想让你们去考虑一个问题，光是使空气、水和街道清洁并不能解决与我们大家有关的最深切的问题。上述是物质问题。它们必须得到解决。它们极为重要……不过你们必须记住，完全干净的东西也可以是完全枯燥乏味的和没有气概的。

我们大家必须考虑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哪些精神因素是真正关系重大的。在这里，我又回到我原来的话题，那就是要考虑人们，而不是考虑各个地方和各种东西。我坦率而诚恳地说，我还没有找到答案。可是，我知道今天的年轻人如同我在40年前一样，正在寻求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我这样谈，是要让他们确实认识到，结束战争以及清扫街道、使空气和水清洁并不会解决我们大家都感到的、成为有史以来生活中最大奥秘的精神上的饥饿问题……

谈到这里，天已破晓，晨曦初露光芒，他们开始攀登华盛顿纪念碑，我说我也该走了，便同挨我最近的几个人握了手，走下了台阶。

从底特律来的一个大胡子在我开始步入汽车时拍了一张照片。我问他是否想让自己也上镜头。他走到我身边。我说，不妨请总统的医生来拍这张照，于是特卡奇拍下了照片。大胡子看来很高兴——事实上，这是我在那里逗留的整个过程中所看到的最开朗的笑容。我在离开时对他说……我知道他是经过长途跋涉前来参加这次活动的，我也知道他和他的同伴对我们的政策感到十分失望和气愤，并且加以反对。我说，我只希望你的反对情绪不致变成对国家的盲目仇恨，而是要记住，尽管我们的国家有许多缺点，它却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说，你如果对此有任何怀疑，可以到护照办理处去看看，你不会看到很多人排队申请出国。在国外，你却会看到不少人排队申请入境。

他面露笑容，愉快地听完我的话。我们握手告别，然后我登车离去。

我知道，四五月的那些日子对我和我的工作人员来说都是艰辛的。霍尔德曼、埃利希曼，特别是基辛格在柬埔寨危机中首当其冲。我想用某种行动来表示我是多么感激他们的毅力和支持。5月15日，当我们在比斯坎岛度周末时，我问贝比，他的女友简·勒克可否给我缝点东西。

在飞返华盛顿途中，我请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基辛格到我的座舱里来。他们到齐后，我对他们所做的一切工作表示感谢。我说：“事实上，你们应该为在过去几个星期执行任务时所负的创伤获得像紫心勋章[3]这样的奖赏。”

他们都笑了，并且说，他们不过是尽了自己的职责。

“不，”我继续说，“你们所做的工作超过了自己的职责，因此我设计了一种新的奖赏——蓝心勋章——授予坚定不移的人。”

我赠送他们每人一颗用蓝布做成的小小的心。“这将是我们的秘密，”我说，“但我想要你们知道我是多么感激你们所做的工作。”

当柬埔寨军事作战成绩越来越显著的时候，舆论在肯特州立大学事件后的几个星期内似乎有了好转。

5月20日，纽约房屋修建工会理事会发起了一次支持总统的向市政厅进军的游行。建筑工人同各种反战示威群众之间的冲突，特别是在市长约翰·林赛下令市政厅下半旗作为关于肯特州立大学悲惨事件“反省日”的一部分之后，已经在几处地方发生了。建筑工人决定支持我们的战争目的，参加他们这次游行的有10万多人。

我邀请建筑工人工会的领导人到白宫来。在拍摄了一张他们摆在内阁议事桌上的防护帽的照片以后，我向他们扼要地介绍了柬埔寨作战行动的背景。当我同他们握手时，一位工会领导人说：“总统先生，如果当初有人有胆量早点攻进柬埔寨，他们也许已经把那颗杀死我儿子的子弹缴获过来了。”

5月中旬，《新闻周刊》发表了盖洛普民意测验的一项引人注目的结果。它表明65%赞成我执行总统职权的办法，其中30%自称“十分满意”。50%同意我派兵进入柬埔寨的决定，39%不同意，11%没有表态。对于“你认为肯特州立大学四名学生的死亡应该由谁负主要责任”这一问题的回答，58%认为“示威的学生”咎由自取，只有11%责备国民警卫队。

5月30日，即柬埔寨作战行动开始后一个月，我就一个月来的进展情况向全国作了电视报告。我同艾布拉姆斯将军交换意见后，能够向全国宣布这是越南战争中最成功的一次作战行动。在过去一个月里，仅在柬埔寨缴获的敌方武器、装备、军火和粮食几乎就同我们1969年在整个越南战场上所缴获的相当。

6月30日，我们准确无误地按照原订计划并且一字不差地按照我的诺言，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撤出柬埔寨。这次作战行动取得了完全的成功。我们所缴获的武器件数足够装备74个足额的北越步兵营；缴获的大米足够供应估计共产党人在南越的全部步兵营食用四个月；缴获的14.3万发火箭、迫击炮和无后坐力步枪弹药，相当于14个月作战的消耗量；缴获了199552发高射炮弹、5482颗地雷、62022颗手榴弹和8.3万磅炸药；此外，还缴获了435辆各种车辆，摧毁了11688座地堡和其他军事建筑。

最为重要的是，柬埔寨作战行动摧毁了共产党人在南越对我们军队发动春季攻势的能力。我们的伤亡从战斗前六个月内每星期93人下降到战斗后六个月内每星期51人；南越军的战绩表明越南化计划正在发生作用。我在4月20日宣布的撤军15万名的计划可以按时间表进行。最后，对朗诺的压力减少了，他现在大概能够生存下去了。这将意味着苏联和中国的重武器运往柬埔寨的主要进口口岸即西哈努克港将继续关闭。

在事先宣布的从柬埔寨撤军的那一天，参议院通过了库珀-丘奇修正案，这是战时针对一位总统实行的第一次限制性投票，实质上是要求我在7月1日以前将全部美军撤离柬埔寨。为撤军规定时间的象征性手法是一本正经的，正同这一行动本身是毫无意义一样，因为全部美国人都已经撤离柬埔寨。

从柬埔寨作战行动以来，基辛格同北越人举行的首次秘密会谈于9月7日举行。他发现会谈时没有出现他所预料的宣传和谩骂，而是充满着历次会谈所没有见过的最友好的气氛。他在为我总结会谈情况时写道：“他们不但改变了腔调，而且表示愿意在实质性问题上采取行动。他们实际上放弃了他们所提出的6个月‘无条件’撤退计划的要求，没有再提到那十点，并且表示愿意重新考虑他们的政治建议。他们迫切希望保持这条外交渠道。当我坚决主张这条渠道必须取得重大进展时，他们一再提议再次举行会谈。”

我对他的乐观情绪多少有点怀疑，因为在友好气氛以及和解的新因素的掩盖下，北越人依然坚持要我们废黜阮文绍总统，然后才能达成解决办法。在基辛格备忘录中有关阮文绍的那段文字下边，我写道：“除非我们能够找到一种方案，否则双方可能在这个问题上破裂。”——纵然基辛格具有高明的谈判手腕，我也很难看出他能在这个具体问题上找到一项折中的办法。

预定在9月27日继续进行会谈。在基辛格说明他准备采取解决办法的备忘录上，我写道：“我只想建议，要设法尽早着手解决核心问题。他们是当真的呢，还只是改头换面重弹老调呢?”

9月27日的会谈使任何取得突破的希望化为泡影。北越人无休止地争辩和重复他们的意见。他们表明，他们的策略是把阮文绍单独挑出来，说他是实现和平的绊脚石。基辛格中止了会谈，没有定下另一轮会谈的时间。

既然秘密会议似乎不可能取得可靠的进展，我决定公开提出一项重要的新和平计划。

由于在柬埔寨作战成功，我认为我们现在可以首次考虑同意在南越就地停火，而不必要求北越人同意撤退他们的军队了。只要在南越的共产党军队不能再依靠柬埔寨的庇护所来取得给养、军火和援兵，我认为南越军经过一年多的越南化而得到极大改善和加强以后，很快就能够保卫自己和他们的国家。

除了在印度支那全境实行就地停火以外，我的新计划的其他要点是：举行一次全印度支那和平会议，随后谈判制定一个撤出全部美军的时间表、规划一项反映“南越现有各种政治力量之间关系”的和平解决方案，以及立即释放双方的全部战俘。

10月7日，我在电视上提出了这项计划。五天以后我宣布，在圣诞节前将撤出4万名军队。这两项行动朝着消除解决问题的障碍迈出了一大步，从而有效地堵住了国内反战运动者的嘴巴，并把开始认真谈判的责任断然地放在北越人的肩上。然而，河内继续保持沉默，巴黎的秘密渠道依然关闭着。

休斯顿计划

到1970年，用暴力表达不同意见的演化过程酿成了一个丑恶的派生物：怂恿暗杀和爆炸的城市地下政治恐怖主义者。

这些团体中最突出的是黑豹党和气象员派。博比·西尔和休伊·牛顿1966年在经济机会办公室工作时成立了黑豹党。牛顿说，黑豹党的“联络部部长”埃尔德里奇·克利弗主张鼓动群众接受“革命的诱导来绑架美国大使，劫持美国飞机，炸毁美国输油管和建筑物，并枪击任何使用枪支和其他武器为帝国主义反人民的血腥勾当服务的家伙”。

黑豹党在全国各市区均设有基地。由于他们的组织规模不大，纪律严明，要事先获得关于他们的计划或预定袭击地点的情报是极其困难的。在1969年和1970年，有两名黑豹党员因暗杀了一个可疑的告密者而在法庭上表示服罪。

在1969年，警方说他们查获了一批黑豹党暗藏的武器，其中有冲锋枪1支、步枪13支、自制手榴弹1枚以及燃烧弹30枚。7月，在芝加哥的一次枪战中有5名警察负伤；11月，在芝加哥的一次枪战中又有2名警察被打死，6名负伤，1名黑豹党员被打死。12月，洛杉矶的警察同黑豹党人进行了一次历时4小时的枪战。仅在1969年，就有348名黑豹党员因各种严重罪行被捕，其中包括暗杀、武装抢劫、强奸和盗窃。“干掉警察!”是黑豹党的口号。

气象员派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一个恐怖主义支派。在1969年举行的全国委员会会议上，气象员派决定进行一场关于地下战争、暗杀警察和爆破的新的运动。他们后来在第一份公告中声称：“革命的暴力行动是唯一的手段。”估计气象员派的地下组织约有1000名成员，分成若干秘密的流动突击队式的分队。像对黑豹党一样，我们事先无法知道他们袭击的地点和方式。

在1969—1970这一学年中，恐怖主义者在大学校园里制造了多达174起的大规模爆炸和爆炸未遂案件。现在城市也变成了袭击目标。3月6日，〔纽约〕格林威治村的一座大房屋爆炸了，在废墟中发现了3具尸体、57包炸药、塞满炸药和大钉子的水管以及杀伤弹。那是气象员派的一座炸弹工厂。同一天，在底特律警察局的车辆里放置两枚炸弹的案件，证明与气象员派的活动有关。3月12日，在曼哈顿中城区三幢楼房中发生的爆炸迫使1.5万人撤出了这些建筑物。一个自称第九号革命力量的恐怖主义组织承认是他们干的。纽约市有一次在24小时内发生了400起以上的炸弹恐慌。3月30日，警察在芝加哥的一座气象员派炸弹工厂里发现了甘油炸药。

恐惧的心理在全国各地不断蔓延。与此同时，人们纷纷要求政府采取有效的措施。《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说：“不应当把前几天发生的爆炸事件和未遂爆炸事件看作误入歧途的理想主义革命者的行动而加以掩饰；它们是暗藏的杀人犯的犯罪行为……必须把这些进行恫吓和爆炸的分子当作名副其实的疯狂罪犯来对待。他们不仅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而且必须受到他们想要支配和破坏的整个社会的严厉制裁。”

j.埃德加·胡佛告诉我，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听到传说，激进的学生团体正在策划使用纵火、爆炸以及绑架大学负责人和政府官员等手段来发动一次全国性的恐怖主义大进攻。中学里的暴力事件也在增加。劫持飞机的事件从1968年的17起增加到1969年的33起。

从1969年1月至1970年4月，据保守的统计，发生了4万多起爆炸案、未遂爆炸案和炸弹恐吓事件，平均每天80余起，价值超过2100万美元的财产遭到破坏，43人丧命。在这4万起案件中，64%是由身份和动机不明的爆炸者干的。

3月25日，我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咨文，要求紧急立法，对那些造成他人死亡的爆炸犯判处死刑。然而，若干星期过去了，国会并未采取行动。

5月25日，《纽约时报》刊载了气象员派发表的“宣战书”的摘要，它宣称：“在未来的14天之内，我们将袭击美国非正义制度的一个标志或机构。”两星期又一天以后，一枚定时甘油炸弹在纽约警察总局爆炸了。美联社接到一封署名“气象员派”的手抄信件，其中声称那颗炸弹是他们放置的，因为“这个国家的警察是我们的敌人”。

黑豹党同北朝鲜团体和激进的阿拉伯恐怖主义者交往甚密。我们知道，气象员派同北越、古巴和北朝鲜持同一立场。我极想知道外国对他们的支持是否超出了思想同情的范围。我相信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行动方式表现得很清楚。然而，情报机构始终没有得出肯定的结论。直到1977年《纽约时报》才报道说，联邦调查局发现了古巴和北越给予气象员派以直接支持的证据。古巴和北越的特务当他们的顾问，古巴情报机构指导他们逃脱联邦调查局的追捕，并为此提供了资金。古巴军官训练他们使用“实战武器”。

由于这一阵愚蠢的恐怖行为幸而已经过去了，我很难——也许不可能——描述那段时间里影响我的行动和反应的压力感，然而，正是这一阵前所未有的国内恐怖主义的流行病促使我们努力去寻求最好的办法，以对付这种新的社会现象，即那些发誓要用暴力来摧毁我们民主制度的、很有组织和很有技巧的革命者。

我努力向各情报机构寻求帮助。它们通力合作，制订了一项反击革命暴力的计划。三年以后，这项计划将公之于众并被称为休斯顿计划。有人攻击它是旨在用盖世太保的手段侵犯个人自由权利的授权书。从最近出现的情况来看，我们现在知道这项计划并没有采用过去联邦执法机构和情报机构所没有采用过的措施。

j.埃德加·胡佛于1924年就任联邦调查局局长，在此后的40多年里被誉为国家英雄。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意识到时代特征朝着对他不利的方向发展。一种新的自由主义时代兴起了，表现为更多地关心被告的权利而不关心如何保护无辜者。由于他毕生的事业即将结束，他就决心在最后几年不给任何人以进攻的手段来损害他本人或他的组织。在涉及联邦调查局的职能和特权时，他始终是十分本位主义的。他根本不信任其他情报机构，特别是中央情报局，并且始终尽一切可能抵制同它们协同工作。他显然反对为任何人火中取栗，以免发现自己突然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20多年中，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在必要时曾利用秘密闯入室内的办法去搜集外国情报、外国颠覆的证据以及有关国内暴力行动的情报。在1942年和1968年间，除侦察外国人以外，对于有进行颠覆或暴力非法活动嫌疑的国内团体进行了200余次秘密入室搜查。人们称这种搜查为“黑色公事包”工作。

1966年，鉴于很有可能要受到国会的调查和控制司法部的自由主义分子的反对，胡佛迅即取消了联邦调查局的“黑色公事包”工作以及秘密拆阅邮件的活动。他还大大减少了在室内安装窃听器的活动，因为这也需要秘密进入别人的房间。在1967年，他还削减了吸收学生和大学里其他人员充当告密者的名额。

就在胡佛削减了这些措施以后，国内的暴力事件以惊人的速度开始增加。约翰逊政府对此表示极大的关切。高级行政官员对联邦调查局施加压力，要它设法搞到关于潜伏的暴乱者及其活动的情报。这些高级官员甚至制订了他们自己的特别补充计划。

例如，虽然前任司法部部长把联邦调查局在种族示威问题上的作用只限于对其中的“颠覆性活动”进行调查，1967年上任的司法部部长拉姆齐·克拉克却责成联邦调查局“使用最大限度的调查手段和情报手段去搜集和汇报任何团体（不论人数多寡、作用大小或属何派系）的一切情况，了解其过去和现在是否有阴谋或诡计，想要策划、鼓动或加剧暴乱活动”。克拉克的主管民权司的助理司法部长约翰·多尔甚至走得更远：他表示关注联邦调查局在情报搜集和分析方面未能采取“广谱方法”，而是把注意力过分狭窄地集中于“传统的颠覆团体”或被怀疑犯有明显违法行为的个人。

克拉克和多尔还成立了一个中央机构，以整理“伟大社会”计划中有关贫穷、社会各界关系和法律咨询等问题的告密者提供的暴乱情报。到1968年，他们已有3000多人对邻居进行了告密。

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白宫和拉姆齐·克拉克的司法部的压力之下，五角大楼于1963年成立的小型国内情报司扩大了很多。到1968年，有1500名陆军情报人员监视着各种类型的民间团体，其范围包括穷人游行、动员委员会、争取福利的母亲们举行的抗议以及各类研究黑人的组织。后来在1971年，莱尔德经过我的批准，取消了军方的这项情报计划。到那时为止，它已经积累了10万多人的档案材料。

1970年，联邦调查局的一个特工人员未经胡佛批准，在一起案件中向中央情报局提供了帮助，当中央情报局拒绝透露该特工人员的姓名时，这两个机构本来就不好的关系更恶化了。胡佛中断了两个机构的一切联系进行报复。我得到报告说，胡佛的这种行动再加上各情报机构之间一般缺乏协调的情况使我们在恐怖主义暴行达到狂热程度时得不到足够的情报。几个星期后，胡佛被情报界内部的批评激得更加恼火，他索性把联邦调查局同所有其他情报机构的联系都切断了，只保持同白宫的联系。

1970年6月5日，我召集胡佛、中央情报局的赫尔姆斯、国防情报局的d.v.贝内特中将以及国家安全局局长诺埃尔·盖勒海军中将开会。霍尔德曼、埃利希曼、鲍勃·芬奇和汤姆·休斯顿也出席了会议。休斯顿是一位年轻的律师，曾任国防情报局助理员，他在白宫班子里的工作包括处理激进分子的暴力活动问题。他深切关注美国情报机构在面对国内暴力行动时无能为力以及同共产党集团国家情报机构相比在能力上大为逊色的情况。

我告诉与会者，我要了解情报搜集方面存在着什么问题，以及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我要他们联合写一份报告，并请胡佛主持这项工作。

与会者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来估计形势并提出方案。他们起草了一份报告，得到中央情报局、国防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领导人的同意。这份报告后来送给了胡佛，他在文件上以脚注的形式对其中的若干段落加上了他个人的反对意见。

1970年6月25日，报告撰写完毕。这份报告的正式名称是“各情报机构联系委员会的特别报告（仅此目的）”。

报告开头对我们面临的问题作了简短的分析，从黑豹党和气象员派一直谈到共产党渗透者。这份报告把各种激进恐怖主义团体同那些仅仅发表了煽动性讲话的团体区别开来。它概括地论述了搜集情报的有效方法、当前对使用这些方法的限制，以及取消这些限制有何利弊等。

只有一种方法胡佛并不反对加以扩大，那就是国家安全局检查海外电话和电报通信。他强烈反对拟议中可能采取的四个主要措施：恢复暗中拆阅邮件、恢复黑色公事包工作、增加电子侦察，以及增加大学校园中的（因而是年轻的）告密者。

在一份推荐两项最有争议的方法——暗拆邮件和秘密入室搜查——的备忘录中，休斯顿表示，前者将主要用来对付向外国提供情报和间谍嫌疑案，而后者的恢复是针对外国对象的，他们可能提供破译某一密码的线索，同时这种方法也可能用来对付其他“应当优先紧急考虑的事关国内安全的对象”，即“气象员派和黑豹党”。

计划中所讨论的最后一种方法是军方参加搜集情报。胡佛反对增加军方密探的人数。这个研究小组还请求增加每个情报机构的预算，这一点胡佛同意了。它还推荐成立一个情报协调委员会，以保证在政府各互不联系的情报搜集活动之间进行协调。胡佛反对这一点。

当我得知胡佛反对委员会其他成员一致通过的报告时，我感到这主要是他克服不了自己本能地反对同中央情报局或其他情报机构合作的问题。除此之外，我认为他是担心一旦他同意进行合作并记录在案，其他情报机构就会利用这一点通过泄露消息的方法来挖他的墙脚。

在休斯顿提出了他的建议以后，我于7月14日否决了增加军方从事情报活动的主张，批准了放松对其他方法的限制。我认为，根据我们面临的暴力行动来看，使用这些方法是必要的和正当的。我感到满意的是，这些特殊方法都不会被滥用，并且也不会对合法的持不同政见者构成威胁。明确的国内对象——黑豹党和气象员派——曾宣布要进行绑架和暗杀，并且已经不断地增加武器，准备实现他们的威胁。

7月23日，休斯顿向各情报机构的领导人发出了一份备忘录，将我的决定通知了他们。

当胡佛收到通知后，他求助于约翰·米切尔。他说，他认为公开暴露的可能性太大，不值得去冒风险。米切尔向我转达了胡佛的看法，并且说他同意胡佛的意见。我知道，一旦胡佛决定不予合作，那么无论我做出什么决定或批准什么规定都是无济于事的。即使我对他直接下达命令，他无疑地会加以执行，但是他总会很快就使我不得不改变主意。甚至还有极小的可能，那就是他会提出辞呈，以示抗议。

五天以后，即7月28日，我在实施计划之前撤回了我的批准。

围绕着休斯顿计划所发生的争论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到1975年才显露出来，那年的一次调查表明，休斯顿计划试图采用的侦察方法不仅在我批准计划之前早就使用，而且在我撤回批准以后还一直使用着。

十分清楚，当一个国家面临灾难性的局势时，总有人会蠢蠢欲动。人们不会袖手旁观，听任犯罪分子杀人越货。如果总统不来决定如何对付紧急局势，下面总有人会那样做的。我宁可由总统而不是参加战斗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来作出判断。正如参议员弗兰克·丘奇在关于情报机构活动的意见听取会上所说的，休斯顿计划“只规定采用有限的几种方法，它们比起我们所回顾的那些年份里联邦调查局运用的包罗万象的方法要严格得多”。

爆炸和暴力事件有增无减。我不禁多次暗自思忖，如果休斯顿计划得以付诸实施，它说不定会事先侦察到消息，防止发生死亡和破坏。8月，在同黑豹党和另一个好斗的黑人组织在费城发生的一系列枪战中，有一名警察被打死、六名警察负伤。同一个月，在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研究中心放置的一枚炸弹炸死了在那里进修的一位研究生，炸伤了四人。10月8日，在华盛顿大学和加州北部的两座城市发生了数起炸弹爆炸案件，据说是气象员派干的。10月12日，在纽约州的罗彻斯特有五座大楼被炸。10月18日，在加州欧文的一个研究中心遭到一枚炸弹的破坏。1971年3月1日，美国国会大厦遭到气象员派地下组织的爆炸袭击。

我今天还和当年一样相信，由于无数无辜的人民处于恐怖主义和暴力行动所构成的危机中，各情报机构联系委员会在1970年报告中向我推荐的方法是有道理的和可靠的。有一些批评者后来争辩说，所推荐的方法是镇压性的和不合法的，可是他们都有条件住在一个较为平静的环境里，没有亲历危机时期的各种紧急状态，而总统在这个时期的主要责任是保障全体公民的安全，他不得不考虑一些无疑在较为平静的时期令人无法接受的措施。

在20世纪60年代，联邦调查局的一份正式报告声称，仅仅一次秘密入室搜查就促使三k党“濒于崩溃”。联邦调查局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三k党党员用暗杀和暴力行动来威胁社会，难道他们的自由权利还不容侵犯吗?

我决定同意休斯顿计划所提出的建议，这一决定像罗斯福总统决定把数以千计的日裔美国人关起来和林肯总统决定暂时中止关于人身保护权的宪法保证一样，将永远是个有争论的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气象员派扬言要进行的爆炸和实际进行的爆炸以及黑豹党进行的野蛮袭击，是不是能够证明我们侵犯他们的自由有理呢?如果你在这个问题上把无辜公民的生命同那对于我们所珍视的个人自由可能施加的限制等量齐观，那是永远也不容易解决问题的。

有时，当一项法律的条文同另一项法律的精神冲突时，总统就必须作出选择。他不能垂头丧气地放弃职责，因为无所作为可能与错误行动一样起破坏作用。问题是：什么是法律?从总统恪尽职守的角度来看，法律应该如何执行?多年来不乏许多先例，足以证明总统在采取紧急措施以应付紧急事态时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伸缩性。我认为这种伸缩性是必要的，有时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卫国家和保障受到犯罪分子威胁的无辜人民的生命安全。杰斐逊在1810年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

严格遵守成文法无疑是一个好公民的重大义务之一，但这还不是最重大的。满足需要、自求生存以及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等原则是更重大的义务……如果由于拘泥于成文法而丧失我们国家，那就势必丧失法律本身，连带丧失生命、自由、财产以及所有那些和我们一起享受这一切的人，从而荒谬地只注重手段而抛弃了目的。

我认为，如果我们在今天和将来过分地热衷于限制总统，束缚他的手脚，只让他起到逐句逐字地执行法律条文的机械作用，那将是灾难性的，因为法律不可能预知每一种情况。我们必须信任总统的判断力；我们必须权衡一下，给予他合理的行动自由有无可能造成他滥用权力，同时更要考虑到，如果我们过分限制他的行动自由，其结果可能带来怎样的危害。

约旦战争

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执政期间，美国对中东的政策主要是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和资金，使它得以保卫自己免遭潜在敌人的侵犯。

这项政策看来是成功的。1967年，人数上处于劣势的以色列部队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战斗中击败了苏联武装起来的埃及人和叙利亚人。由于这场六天战争，以色列人占领了苏伊士运河沿岸、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和以色列-叙利亚边界一带的戈兰高地等地区，扩大了他们的领土。这种胜利是巨大的，必然会引起以色列的邻国为收复这些被征服和被占领的领土而进行更多次的战争。

战争结束后，莫斯科同开罗、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之间的高级官员进行了互访，其结果是苏联在这一地区重新注入了大量的金钱、人员和物资。苏联人想要在中东保持他们的存在，并不是由于他们要给阿拉伯人的团结事业以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而是由于他们可以通过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获得他们始终寻求的东西——土地、石油、权力和地中海的不冻港。正如我对比尔·罗杰斯所说的：“我们和苏联人在中东想达到的目的的区别很简单，但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得到和平，他们要得到中东。”

美国和苏联发生对抗的可能显得很突出。如果说，苏联人致力于阿拉伯国家的胜利，而我们则致力于以色列的胜利，那么，不需要多么大的想象力就可以看出，我们双方甚至可能在违背我们的意愿——几乎肯定也违背我们两国的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被卷进去。

在我执政初期，我把中东事务分派给比尔·罗杰斯和他的近东和南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约瑟夫·西斯科掌管。我这样做，部分是因为我感到基辛格的犹太人背景可能在同阿拉伯国家重建外交关系的最初阶段的微妙谈判中使他处于不利地位。然而，我主要是觉得处理中东问题需要有充分的时间和老练的洞察力。正如我对基辛格所说的：“在你我的盘子里，越南、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苏联、日本和欧洲的问题堆得太多，再也装不下别的问题了。”

制止苏联控制阿拉伯中东，显然是符合美国利益的。要做到这一点，那就必须扩大美国同阿拉伯国家的联系。在我执政的最初几个月，我开始在这方面迈出最初的几步。

1969年4月初，约旦的侯赛因国王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在他回国前的最后一次会谈中，我对他说我深感苦恼，因为美国同一些中东国家政府没有外交关系，这就阻碍了我们在这一地区起一种建设性的作用。虽然当时他没有答复，但我相信侯赛因一定会向阿拉伯国家的其他领导人传达这个信息。

第二天，我会见了穆罕默德·法齐，他作为埃及纳赛尔总统的私人代表来到华盛顿。我告诉他，我们对美国同埃及没有正式关系感到遗憾。我说，我认为不可能取得一项使双方都完全满意的解决办法，但是我相信如果美国能同埃及和阿拉伯国家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双方是能够达成一项彼此可以接受的妥协办法的。我说：“当然，这就需要有关各方互相信任，而我知道这种信任是一定值得争取，也是非争取不可的。”

中东和平的关键不但在开罗和大马士革，而且在莫斯科。因此，当我国新任驻苏大使雅各布·比姆于1969年4月递交国书时，我请他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转交了我的一封私人信件。我在信中表示，我们两国有必要在中东发挥一种镇定性的影响，任何别国都不应在损害其他外国利益的情况下在这一地区谋取利益。

1969年9月25日，果尔达·梅厄前来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梅厄是个“鹰派”，她奉行强硬路线，反对放弃以色列在1967年打胜仗时占领的哪怕一寸土地。梅厄夫人表现出一副既极端倔强又极端热情的气质。当问题牵涉到她本国的生死存亡时，倔强的气质是压倒一切的。她要求得到25架鬼怪式喷气机和80架空中之鹰战斗机，并抱怨那些已经获准出口的飞机迟迟没有交货。她还要求获得一项为期五年、每年2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我再次向她保证，我们将履行我们承担的义务。

在欢迎她的国宴上，她对我们国家同苏联人搞缓和所采取的行动表示关切。我告诉她，我们对他们的动机并不抱任何幻想。我说：“在国际关系方面，我们的金科玉律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外加10%。”基辛格急忙补充道。

梅厄夫人微笑说：“只要你们这样处理问题，我们就没有顾虑了。”

1969年12月，比尔·罗杰斯发表了一篇讲话，他在讲话中概述了后来被称为争取在中东实现和平的“罗杰斯计划”。这项计划的原则基础是以归还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来换取阿拉伯国家保证以色列的领土完整。从纯粹实际的意义来说，归还所占领土的规定意味着罗杰斯计划是完全不可能被以色列接受的。

罗杰斯和国务院争辩说，这项计划最有可能实现和平，因为所占领土的归还将至少使阿拉伯人不再咬牙切齿地想起那场屈辱的失败。基辛格反驳说，这项计划鼓励了阿拉伯人中的极端分子，无缘无故地冒犯了以色列人，并使苏联人鄙视我们，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地地道道为他们效劳。正如基辛格所预言的那样，罗杰斯计划招来了以色列人的严厉批评，并使罗杰斯成为“在以色列最不得人心的人”，而这种说法正是基辛格多次向我提起过的。

我知道罗杰斯计划永远实现不了，然而我认为有必要让阿拉伯世界知道，美国并非有意不去考虑被占领土的问题，也绝不排除有可能就双方争执不下的要求达成一项折中的解决办法。现在既然罗杰斯计划已经公开宣布，我觉得阿拉伯领导人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提出同美国恢复关系，而不致遭到他们国家中鹰派和亲苏分子的攻击了。

1970年1月31日，我领受到了基辛格所说的苏联对我国政府的第一次威胁。意味深长的是，它牵涉到中东。它是以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的一封信的形式出现的，信中写道：“我们愿意十分坦率地告诉你，如果以色列继续进行冒险主义活动，轰炸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其他阿拉伯国家，那么苏联将被迫保证使阿拉伯国家拥有供其支配的手段，用来给予傲慢的侵略者以应有的反击。”

我谨慎地放低答复的调子：我敦促苏联更积极地响应罗杰斯计划，并建议讨论限制向中东提供武器的问题。

在此期间，在国内发生了另一种不同的外交问题。许多美籍犹太人和他们政治上的朋友决定抵制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的国事访问，以抗议他最近售予利比亚100多架幻影喷气战斗机。

在蓬皮杜到达前不久，我听说洛克菲勒州长和林赛市长都不准备在纽约正式欢迎他，也不准备出席在他访问的最后一晚在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为他举行的晚宴。我完全了解纽约犹太人选票的重要性，但是，正如我对霍尔德曼所说的：“当柯西金到达纽约时，他们那样曲意奉承，现在这样对待蓬皮杜，就是彻头彻尾的伪善。柯西金才是整个该死的问题的直接原因。”我告诉基辛格：“我认为这是对待美国的一位国宾的肆无忌惮的行为，我决不容忍。我也不会让人相信它对我有任何影响。”

在华盛顿逗留四天以后，蓬皮杜总统和夫人在飞往芝加哥以前访问了肯尼迪角和旧金山。在那里，尖声喊着下流话的示威者突破了警察防线，冲撞了蓬皮杜一行。这一事件使蓬皮杜夫人感到震惊。我们的礼宾司司长巴斯·莫斯巴赫尔告诉我，蓬皮杜夫人准备第二天早上飞返巴黎。

我告诉莫斯巴赫尔：“我不管你要干些什么，但我就是不想让她走。”

我决定飞往纽约，参加洛克菲勒和林赛所抵制的在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饭店举行的晚宴。我在晚宴上的出现是人们根本没有预料到的，过去若干年，我在举行多次关于实质问题的谈判中听说的一切话都没有这一举动赢得蓬皮杜那么多的友谊和合作。

3月初，我决定推迟向以色列运交鬼怪式喷气机。我听说苏联的阿拉伯主顾正在对其施加新的压力，要苏联拿出的军火在数量上超过美国新运交给以色列的，而我又抱有这样的希望，认为既然以色列的军事地位已经强大，我就可以放慢武器竞赛而不致打乱这一地区的脆弱的军事平衡了。我还认为，美国在中东的影响越来越依靠我们同埃及和叙利亚恢复外交关系，因此，我的这项决定将有助于达到这个目的。

3月12日，我收到梅厄夫人写给我的一封私人信件。她说：“固然，我们的驾驶员是好样的，但只有当他们有飞机可驾驶的时候才能显出他们的优秀技术。近来，我耳闻一些谣传，说你作出的决定可能是消极的，至少也是很不及时的。我绝对不愿相信有这样的事。如果这是真的（但愿不是如此），我们就会感到确实是被遗弃了。”

以色列能够存在下去，完全是由于它的人民愿意为国战斗和牺牲。我能够理解，在可能遭到进攻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愿接受我们的保证，而宁愿接受我们的喷气战斗机。

我对蓬皮杜说过：“如果你把自己摆在达扬、拉宾、埃班或者梅厄夫人的地位上，你就会钦佩这些聪明又坚强的人物。他们在那里，人数不多，周围都是敌人。即使如此，他们也不准备听从任何人的指点，哪怕是美国总统也罢。”我这时试图向梅厄夫人保证，如果受到危机的考验，如同1970年9月和1973年10月[4]那样，我们将坚定地完全站在以色列一边。同时，我知道我的新政策将造成不少苦痛和许多问题。我也知道我的新政策将遭到双方许多人士的误解和谴责。然而，我现在要做的是在中东建立一种崭新的国家关系——不仅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而且在美国、西欧和苏联之间。

我在这方面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在美籍犹太人、国会以及新闻界和文化知识界中有人数众多和影响颇大的一部分人抱着毫不妥协的、目光短浅的亲以色列态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25年中，这种态度已经变得根深蒂固，以致许多人认为，不亲以色列就是反以色列，甚至是反犹太人的。我试图使他们相信情况并非如此，但是没有成功。

在我宣布推迟运交鬼怪式飞机的决定以后，新闻界和国会出现了一阵批评的浪潮。以色列大使拉宾事先知道会作出这个决定，向基辛格抱怨说我们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使我生气的是，一些敦促我们运送更多军援去拯救以色列的参议员却正在反对我们努力去拯救南越，让它不受共产党的统治。我口述了一份给基辛格的备忘录，阐明我的看法并指出，一旦发生以色列遭到阿拉伯人攻击甚或直接遭到苏联威胁的危机时，如果以色列想要依赖两党主要的自由主义派和鸽派参议员来帮助它应付局势，那将是十分危险的：

以色列人必须意识到这些人都是很不可靠的。他们对以色列口头上说得娓娓动听，然而他们却是不惜以任何代价谋求和平的人。一旦情况危急，他们会撒腿就跑，不仅会像在越南那样立刻撒腿就跑，而且当他们面临任何中东冲突时，也会如此。

另一方面，以色列人的真正朋友（可能会使他们大为惊讶）是像戈德华特、巴克利、理查德·尼克松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越南问题上被看成鹰派，但从广义上说，不论是在越南、中东、朝鲜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他们根本不是那种撒腿就跑的人……

以色列人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利益所在从根本上说是拥护自由，并不是为了犹太人的选票而单纯地去支持以色列。我们支持以色列，是由于我们认为以色列是中东拥护自由的国家，也是对苏联扩张的有力抗衡者。我们坚决反对在越南、古巴、中东、北约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撒腿就跑的政策。以色列现在和将来，特别是在今后五年处境变得很困苦的时候都需要这种朋友……所有这些归结到一点，即梅厄夫人、拉宾等必须完全信任理查德·尼克松。一方面，他并不希望看到以色列遭到失败，并且作出绝对保证，一定要使以色列经常保持优势。另一方面，他不仅要考虑到95%投票反对他的纽约、宾夕法尼亚、加利福尼亚可能还有伊利诺伊的犹太人选民，而且要考虑到60%的美国人民，他们是所谓沉默的多数，当我们需要对苏联在中东的扩张主义采取强硬立场时，我们就必须依靠他们。只有当以色列的领导人懂得了这个事实，他们才会获得可靠的安全保障……

我们要在越南、北约和中东顶住，但问题是要么各处都顶住，要么一处也不顶。这是推心置腹的坦率话，该是我们的以色列朋友理解这一点的时候了。

至少在未来的三年当中，我们要继续掌权，以上所说将是我国的政策。除非他们理解这一点，并在行动上表现出他们从现在起仿佛理解这一点，否则他们就要陷入绝境了。

整个春季，在以色列和埃及、叙利亚之间发生了零星的但是激烈的战斗。1970年6月初，罗杰斯交给我一份备忘录，建议由美国提出一项和平动议。6月25日，他声称我们要鼓励有关方面“停止射击，开始对话”。

8月7日，宣布了一项不稳定的停火协议。对罗杰斯和西斯科来说，这是巨大的成就。即使墨迹未干埃及就违反了停火协议，协议本身倒使美国确立了作为双方都承认的正直中间人的地位。

8月17日，基辛格和我会见了拉宾大使。他激动地说，梅厄夫人和以色列政府感到不安的是，美国似乎并不认可有关埃及正在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证据。他说，苏联的地对空导弹已经移到苏伊士运河沿岸的前方地区，从而改变了整个地区的力量平衡。如不采取措施，埃及人迟早要发动进攻。因此，以色列人想要对这些导弹基地进行空袭。不过，除非我们供给他们所要求的特殊电子干扰设备和导弹，否则他们飞机的损耗将是十分巨大的。

“以色列必须理解，我对苏联的动机并不抱有幻想。”我说，“也许我甚至比以色列本身更了解苏联。一方面，我们在提出我们的停火建议时，思想上并不存在认为苏联怀有善意的先入之见。另一方面，我们却必须提出停火建议，以便今后有案可查。”

我指出，如果在中东爆发另一场战争，美国的舆论将是十分重要的。所以我要美国充当建议停火的倡导者，所以我要求以色列非常慎重地遵守协议。“如果我们的和平倡议失败了，所有的人都应当能够看出这究竟是谁的过错。”我说，“我希望这不会是以色列的过错。”

我说，我要通过特殊渠道就苏联人卷入当前这场危机的问题同他们进行接触。“我完全同意你们的看法，”我说，“苏联人是中东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如果他们不插手这里的局势，以色列是能够毫不费力地对付事态的发展的。”

一个月以后，我们在中东确立新的力量平衡的政策经受了战争的考验。

9月初，极端主义的巴勒斯坦游击队日益活跃。他们有一伙人劫持了四架民用飞机，并且在把几百名乘客——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人——作为人质扣留了若干天之后，把飞机炸毁了。看来一场认真的摊牌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我决定撤回我早些时候的命令，向以色列运送更多的军援和更多的鬼怪式喷气机。

9月15日，一场全面的危机在约旦爆发了。巴勒斯坦极端主义领导人在叙利亚的武器和援助的支持下，煽动居住在约旦的巴勒斯坦难民，并且扬言要挑起一场反对侯赛因政权的内战。基辛格向我报告这件事情的时候说：“看来苏联人在催逼叙利亚人，叙利亚人在催逼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可并不需要别人怎么催逼。”

情况是混乱的，在没有得到关于事态真相的可靠消息或情报之前，我觉得应当尽可能保持冷静。我原来打算到堪萨斯城和芝加哥作为期两天的旅行，现在我决定还是按计划进行。

然而，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我们不能允许侯赛因被苏联煽动起来的一次叛乱所推翻。如果叛乱得手，整个中东就可能爆发战争：以色列人几乎肯定会对叙利亚控制的激进的约旦政府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埃及人受着同叙利亚订有军事同盟的约束，苏联的威望同叙利亚和埃及休戚相关。因为美国不能袖手旁观，眼看着以色列被赶到海里去，美苏之间发生一场直接对抗的可能性就大得令人惶惶不安。这好像是最后要发生一场核战争的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游戏。

第二天早晨8时，在芝加哥我的旅馆套间里的电话响了。这是基辛格打来的。他告诉我，约旦爆发了内战。巴勒斯坦叛军正在同侯赛因的部队交战，叙利亚的坦克在边界上作好准备待命出发。那天下午，我同一批记者和编辑进行了谈话，并告诉他们，如果叙利亚的坦克和部队或者驻扎在约旦的阿拉伯联盟伊拉克部队进攻侯赛因，我们可能不得不进行干预。下午的报纸出现时，各报头版标题宣布：“尼克松警告赤色分子：不得介入。”

第二天，即9月18日，我们收到克里姆林宫发来的一份照会，声明苏联无意在约旦进行干涉，劝我们不要插手，同时建议我们劝告其他人（指以色列人）也不要这样做。

那天早晨，我同迈克·曼斯菲尔德举行了例行的早餐会商。曼斯菲尔德竭力反对美国在中东的任何军事卷入。当时我只能告诉他，根据苏联发来的照会，我对于在不发生对抗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前景是乐观的。他高举双手，一边慢慢把手放到桌子上，一边闭着眼睛说道：“真主保佑!”

当天上午11时，我会见了正在美国进行非正式访问的果尔达·梅厄。

当梅厄夫人被引进椭圆形办公室时，我从她那副呆板的笑容中看出她心情沉重。我开头便说，我对苏联的意图并不抱有天真的看法，并且我已觉察到破坏停火协议给以色列带来的困难。

“依我看，总统先生，”她回答说，“美国对我们关于对方破坏停火的报告没有很快作出反应，你们最初的默许鼓励了更多的破坏协议行为。”她请拉宾进行解释，于是他在地毯上展开了三大张以色列的情报地图，图上精确地标明历次违反停火协议的地点。

梅厄夫人说，以色列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阿拉伯人造成的，而是苏联在中东的影响以及苏联军事装备的直接后果。埃及人甚至不会使用苏联人运送给他们的地对空导弹，因此，不得不把苏联人员派到埃及的各级部队。她说，以色列驾驶员已经在苏伊士运河上空的空战中同苏联驾驶员较量过了。

梅厄夫人接着说：“依我看来，你们如果还想继续进行谈判，就应当立刻去找苏联人，要求改变局势。”

我向梅厄夫人保证，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苏联人发出了几份强硬的照会。我表示希望她理解美国中东政策的基本原则。我们对苏联在这一地区的意图和卷入并不抱有幻想，我们知道应该采取措施去对付埃及违反停火协议的行动。我们不想让中东的军事平衡受到破坏，我们准备同她一起制订一项适应以色列战略的军援计划。

梅厄夫人说，以色列不会贸然闯进约旦。她同意最好由侯赛因自己去解决问题。

来自约旦的报道表明，全国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侯赛因的部队坚持住了，或者可以说还向前推进了一些。突然，在9月18日那天，白宫情况室收到急电，叙利亚的坦克越过边界，进入了约旦北部。次日，我们获悉进攻部队至少有100辆坦克。我们在外交战线上采取了迅速果敢的步骤。基辛格起草了一份措辞严厉的照会，交给苏联人。罗杰斯发表了一篇强硬的公开声明，要求叙利亚停止入侵。到傍晚时分，叙利亚的坦克约有半数已退回叙利亚境内。

我对基辛格说：“他们在考验我们，并且这场考验可能还没有到此结束。”

9月21日晚10点左右，情况室收到另一条消息：大约300辆叙利亚坦克越过约旦边界，突破了约旦的防御工事，正在几乎毫无阻拦地朝安曼隆隆驶去。然而，到第二天早晨，大部分坦克又撤回去了。考验正在持续进行，并且不断升级。我们必须迅速确定对策，要不然可能一切都来不及了。

我们决定采取一条十分强硬但又不动声色的政策。我授权基辛格召见拉宾大使，要他通知本国政府，如果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在约旦的部队能使约旦免遭失败，我们一定完全支持这一行动。我决定使2万美军处于戒备状态，并且增加地中海的海军力量。

结果，约旦在侯赛因的果敢领导下拯救了自己。到9月22日早晨，叙利亚坦克再次开回边界。拉宾在午后不久打来电话，证实叙利亚坦克已经离开约旦，叛军处于一片混乱之中。他认为侯赛因能取得胜利，应归功于美国态度的强硬、以色列的威慑力量以及侯赛因部队的出色战斗。

古巴危机

9月18日星期五，我正在等待果尔达·梅厄到椭圆形办公室来举行会谈时，收到基辛格送来的一份紧急备忘录，上面标明“绝密/高度敏感/仅供总统亲阅”。它的第一句话说：“根据对古巴的侦察飞行拍摄的照片进行分析，今晨证实在西恩富戈斯湾可能正在修建一个潜艇调度基地。”如果情况属实，这就意味着苏联正在古巴建设一个核潜艇基地。

详细情况至今还只知道一个大概。8月4日，苏联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多勃雷宁不在时的代办尤利·沃隆佐夫向基辛格递交了一份照会，对居住在美国的古巴革命团体进行所谓反卡斯特罗的活动表示关注。照会强调指出，苏联人恪守于1962年同肯尼迪总统达成的协议，其中有一项条款规定，苏联将不在古巴领土上部署核武器，以换取我们保证决不从事或支持推翻卡斯特罗的军事行动。

8月，例行的u-2飞机在古巴上空的侦察飞行没有发现任何不正常的活动。但是到了9月，拍摄的照片表明在离古巴南海岸不远的西恩富戈斯湾中间的一小块陆地，即阿尔卡特拉兹岛海岸上已经开始建筑。在深水湾中，一艘潜艇供应舰抛锚停泊在四个浮标边上，港内遍布着水下拦阻网。由兵营、行政楼房和娱乐场所组成的综合建筑物已经在阿尔卡特拉兹岛上接近完成。

1962年10月，当u-2飞机在古巴发现导弹发射场时，肯尼迪总统在一次全国电视讲话中揭露了它的存在，并且命令阿德莱·史蒂文森把放大的照片拿到联合国大会上去展览。这些行动使赫鲁晓夫就他的国际威望来说处于几乎无法忍受的境地。但是，他利用人们对战争的普遍恐惧心理，能够对肯尼迪施加压力，从而俨然以负责消除危机和和平解决问题的面目出现。因此，肯尼迪没有从我们在1962年尚保持巨大核优势的地位出发去同赫鲁晓夫周旋，而是最后同意不进行任何反卡斯特罗的活动，以换取赫鲁晓夫把苏联导弹从古巴撤出去的措施。

鉴于1962年危机时发生的事态，我决定除非不得已，否则决不推动一场公开的对抗。同时我打定主意，不同苏联人周旋则已，要周旋就只有从坚强的实力地位出发。

我给基辛格写了一张便条：“我要一份紧急报告：1中央情报局能用什么方法来协助任何足以激怒卡斯特罗的活动；2我们还能采取何种尚未用过的手段去抵制同卡斯特罗有来往的国家；3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采取哪些公开或隐蔽的行动在土耳其部署导弹——或在黑海建立潜艇基地——只要那些行动可以提供我们讨价还价的资本就行。”

此后几天，u-2飞机另外几趟的侦察飞行证实了我们最担心的情况。工程进行得很快，如果我们不当机立断，总有一天我们早晨醒来时会发现离我们海岸几十英里的地方设有装备着核武器的苏联潜艇基地。

我的顾问们并不都同意有立即采取行动的必要。在9月23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比尔·罗杰斯的意见特别强烈。他竭力主张我们不动声色，等到11月选举后再说。但我认为这场危机不会拖得那么长，因此我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一项应急计划。

9月24日，多勃雷宁请求我接见，以便向我递交克里姆林宫就我们最近要求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提议的复信。我对这一大胆的请求感到惊讶。看来苏联人还以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古巴干的勾当，他们显然打算用既成事实来使我们措手不及，如同他们在1962年所干的那样。基辛格和我都认为应当由他去会见多勃雷宁，摸清苏联人的意图。

次日早晨，《纽约时报》登载了该报著名的外事记者c. l.苏兹贝格的报道：“初步消息”表明，一个供核潜艇使用的海军设施正在西恩富戈斯建造。由于该消息说得含糊，未经证实，又由于这篇报道刊登在该报的社论版上，它就有可能在几天之内不大受人关注。当基辛格同多勃雷宁那天上午在地图室会晤时，双方均没有提到那篇专栏文章或者所指称的潜艇基地。事实上，多勃雷宁报告说，苏联领导人对举行最高级会议感兴趣，他甚至还提出了日期。基辛格要他当天下午晚一些的时候再来白宫听取回音。

但是，在河对岸五角大楼举行的一次向记者介绍情况的会议上，一位副助理秘书无意中透露说，有证据表明在古巴可能正在修建一个苏联潜艇设施。面临这种消息的泄漏，基辛格不得不会见记者。他力图尽可能巧妙地回避这个问题来说明当时的局势，但这个消息仍然成了当天晚上的新闻。

基辛格告诉我，当天下午5点半多勃雷宁再来白宫时，他的脸色苍白。使多勃雷宁感到惊讶又不自在的是，基辛格故意不谈当天下午发生的事，一开始就平静地表示，他已经得到我关于拟议中的最高级会议的答复。他说，在原则上，我会同意1971年6月或9月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最后他说，他想谈谈从五角大楼传出的报道以及他本人在当天下午早些时候所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他曾向记者暗示，我们还不知道在古巴是否确实有一个潜艇基地。他告诉多勃雷宁，他故意这样做，是为了使苏联人在不发生公开对抗的情况下有机会撤走。

“然而，我要你知道，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抱有幻想。”基辛格补充说，“我们知道在古巴有个基地，如果建筑工程继续进行，基地继续存在，那么我们就要把它看成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多勃雷宁企图缩小问题的性质，但是基辛格坚决不让步。我们正在给苏联人撤走的机会，因为我们不希望发生公开的对抗，可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决不缩手缩脚，不去采取其他措施，包括公开措施在内。

多勃雷宁问道，我们是否认为这件事已经违反了1962年关于古巴问题的谅解。基辛格回答说，我们认为是这样。对我们来说，古巴是个十分敏感的地方，我们认为潜艇基地设施是在极端诡秘的情况下进行建设的。多勃雷宁说，他将立即向克里姆林宫汇报基辛格所说的一切。

我发出指示，在我们得到苏联答复之前，绝对不准再泄露任何关于潜艇基地的消息。我们使危机保持低调的策略能否成功，完全取决于我们对事件的严格保密。1962年的经验告诉我，一旦西恩富戈斯的真相变成头条新闻，一场严重的战争恐慌将席卷全国。

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此后几天内，几位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和记者把西恩富戈斯说成是捏造的危机而不加考虑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参议员指责政府“蒙骗美国人民”，而且说，其之所以产生古巴有核潜艇基地的说法，是要使国会同意多拨一些款项给五角大楼。我没有采取行动去劝阻人们发表这样一些错误的意见；事实上，我尽量照常处理工作。最近的几次u-2飞机侦察表明，西恩富戈斯的活动放慢了速度，于是我在9月27日启程前往欧洲作为期一星期的旅行。

10月6日，即我们回到华盛顿后的第一天的上午，多勃雷宁打来电话要求安排同基辛格会面。他递交给基辛格一份照会，照会重申了1962年关于古巴问题的谅解，并且声称苏联政府没有在古巴从事任何违背谅解的事情。当基辛格拿照会给我看的时候，我感到极大的宽慰。我们的策略起了作用。苏联人已经决定利用我们的低姿态所提供的回旋余地。他们否认基地的存在，从而在危机面前后退了。

然而，我们不能认为多勃雷宁的含糊不清的声明最终解决了这样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几天以后，基辛格把我的一封短信交给了多勃雷宁，信中对苏联的答复表示欢迎，但具体概述了我们对1962年谅解的解释。我写道：“美国政府的理解是，苏联将不在古巴建立、利用或允许建立任何能够用于维修携带进攻性武器的苏联海军舰只，如用地对地核导弹武装起来的潜艇和水面舰只的设施。”为了确定一些细节以便今后不再发生“误解”，我列举了我们认为是违反1962年协议的五种具体行动。

多勃雷宁反对其中某些直率的措辞，但是他暗示这个问题不久将获得解决。几天后，苏联政府新闻机构塔斯社发表声明，否认在古巴有潜艇基地，这样就把苏联人的表态正式公布出来了。

危机过去了。经过一番保全面子的拖延，苏联人放弃了西恩富戈斯工程。通过强硬的然而是悄悄的外交活动，我们避免了一场本来可能被认为是1970年古巴核潜艇危机的事件。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危机，那也许会像上次危机一样把我们推到同苏联发生核对抗的边缘。

西恩富戈斯事件使我相信，我已经采取了正确的办法来处理拉丁美洲出现的另一次共产党威胁——这次是在智利。

在1970年9月4日举行的智利总统选举中，一个亲卡斯特罗的马克思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以36.3%的较多票数列于首位。根据智利的法律，阿连德所得的微弱多数不足以使他当选。智利国会将在10月24日选举新总统。中央情报局估计古巴已经向阿连德的竞选运动注入了大约35万美元。在一次竞选演说中，阿连德明确地表明了他的意图：“加勒比海的古巴和南部锥形地区的社会主义智利将在拉丁美洲酿成革命的风暴。”

阿连德过去三次竞选总统都失败了。在1962年和1964年智利选举时，为了避免共产党接管智利，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曾批准拨给中央情报局大约40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在我了解这一点并且知道智利有大约2/3的选民抵制阿连德以后，我指示中央情报局对阿连德的反对派提供支援，以便阻止智利国会选他当总统。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并不那么理想。只要共产党人从外面提供资金去支持其他国家的政党、派系和个人，我认为美国也可以并且应当这样做，但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不妨秘密地进行。据我看来，如果我们允许苏联、古巴或其他共产党国家干涉自由选举，而美国袖手旁观，那将是极其不道德的事。只有奇怪的双重标准才要求我们可怜巴巴地单独站在一边，同时任凭一些不受良心约束的国家去颠覆民主国家。在智利，我们力求帮助非共产党的政党，使它们至少得到同亲阿连德势力所获得的大量财政援助相当的物质支援。

10月中旬，我听说我们的努力可能不会获得成功，因此我指示中央情报局放弃这项活动。11月3日，阿连德就任智利总统。

我对此深感不安。正如我的两位前任一样，我认为古巴有一个向整个拉丁美洲输出暴力和革命的共产党政权。在智利选举前，一位前来访问我的意大利企业家警告说：“如果阿连德取胜，再加上古巴的卡斯特罗，你在拉丁美洲就将有一块红色的夹心面包了。到头来拉丁美洲就会变得一片通红。”在阿连德当权以后，这种担心不久就成了现实，古巴的谍报人员以智利为基地开始进行活动，向玻利维亚、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输出革命。

在三年无能的治理期间，一系列的罢工使智利的经济陷于瘫痪，接着在1973年9月，阿连德被智利的军方推翻。根据互相矛盾的报道，他在政变时不是被杀了，就是自杀了。

1970年秋季，美国正在遭受考验——越南战争、中东的战争威胁以及在古巴引进咄咄逼人的核打击力量。智利所受的考验也同样是真实的，尽管微妙得多。

我曾担心我们对1969年ec-121事件的处理办法会使共产党人认为他们碰上了软绵绵的东西。虽然我们阻挠阿连德执政的努力失败了，但至少1970年在约旦和古巴，他们的探索碰上了我们的明白无误的钢铁。

1970年选举

在1970年国会选举开始前不久，帕特·布坎南交给我一份11页的备忘录，对新出版的《真正的大多数》一书进行了分析。这本书认为，1970年和1972年的选举将取决于该书作者理查德·斯卡蒙（肯尼迪的人口统计局局长）和本·沃顿伯格（以前约翰逊的一位讲稿撰写人）所说的“社会问题”。

在广为宣传的系统论述中，斯卡蒙和沃顿伯格把美国下届大选中的一般选民比作居住在俄亥俄州德顿郊区的一位47岁的家庭妇女，她的丈夫是机械师。他们写道：“德顿的这位女士害怕在夜晚只身上街；她对黑人和民权问题的看法是糊涂的，因为她是在原来居住的地方完全变成黑人聚居点之后才搬到郊区来的；她的姐夫是警察；如果她新的居住区的情况变坏了，她没有钱再搬家；她非常苦恼，因为她的儿子要到当地办的一所预科大学读书，而那所学校里有人吸毒——对上述这一切情况的了解是当代政治常识的入门。”

《真正的大多数》一书的目的在于劝导民主党人不要拼命讨好时髦的但没有代表性的选民——青年、穷人、少数民族和学生。该书论证说，一旦民主党人正确地看清社会问题，他们就可以对经济问题这一共和党人的弱点采取攻势，从而赢得大选。

如果这一分析是正确的，并且我同意布坎南的意见认为他是正确的，那么共和党的对策就明确了：我们应当在社会问题上先发制人，以便使民主党人处于守势。我们的策略主要应当是争取心怀不满的民主党人、体力劳动者和工人阶级中的白种人。我们必须设法赢得那位47岁的德顿家庭妇女的选票。

我决定在1970年不去进行任何积极的竞选活动。我有信心不必进行活动，因为特德·阿格纽在社会问题上是我们影响沉默多数的最好发言人。最初，我们的策略获得了辉煌的成绩。社会问题使自由主义者到处疲于奔命，而阿格纽则用激烈的言词穷追不已。他激起了一些人的难以按捺的情绪。休伯特·汉弗莱把他叫作“政府的凶恶打手”。不过，他那排炮般的竞选语言事实上是十分克制的，只是命中了目标罢了。

竞选运动在9月中旬开始紧张起来，当时我正忙于准备第二次的欧洲之行，这次旅行从9月27日开始到10月5日结束。在我启程时，我们似乎确实有可能赢得一次意外的胜利，在国会中赢得一些席位。当我回国时，我发现我们几乎在每一项主要的竞选活动中都处于严重的困境。

问题是我们在社会问题上过早地锋芒毕露了。民主党人也懂得怎样读书看报，他们显然已经吸取《真正的大多数》一书里的教训。阿德莱·史蒂文森三世在伊利诺伊州竞选参议员时，十分激动地援引他的战绩来回答我们对他的极端自由主义的经历的攻击。《新闻周刊》干脆把这说成是他的政治生活中“最难以置信的讲话”，并且指出，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竞选“正在提出最后的证据，证明今年就连最傲慢的自由主义分子也感到他们最好还是集中注意力于国家的安危，并且注意理查德·尼克松的沉默的多数心中所存的全部传统价值准则、渴望和忧虑”。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参议员时，特德·肯尼迪的自由主义门徒约翰·滕尼利用电视广告节目播映了他坐着一辆警车兜来兜去的活动情况。

随着竞选运动有所进展以及民主党人顺利地减轻了社会问题的压力，他们就经济方面对我们发动了一次全面的进攻，而经济方面无疑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的。他们反复评论失业率已上升到5.5%，并且硬说还将继续上升。

我们委托民意测验机构进行了一次不公开的快速测验，结果表明，在当时的形势下我们将失去30个众议院席位，在参议院可能只会保留一个关键性的席位。我打定主意改变我早些时候的决定，宣布亲自为我们的候选人在若干重要的地区进行竞选。在投票前的三个星期里，我抽出了七个整天的时间在22个州为我们的候选人竞选。

在竞选过程中，我所到之处几乎都有成群结队的示威者。正当我要跨进新泽西州的一座礼堂时，一个年轻人伸出手来同我握手，同时冲着我喊了几句下流话。我示意特工人员不要干涉。我站在那里看着他尖声叫嚷：“只要你继续进行这场战争，你就每天都在犯杀人罪。”我回答时声音很轻，使他不得不略微凑过身来才能听见我的话：“你到过越南吗?”他似乎有些惊讶，迟疑了一下才说：“没有。”我又看了他一会儿，说：“我们的战士在那里战斗，就是为了使你在一生中不必到那里或任何其他地方去打仗。”这时，他放开了抓住我的臂膀的手，我径自步入了礼堂。

我不想让帕特或我的两个女儿目睹示威者的一些举动或听到他们喊叫的一些话语，我也关心绝大多数的个人和全家，他们本来兴高采烈地前来参加一次和总统会见的集会，却突然发现自己处于一种讨厌的对抗之中。

当我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的大会堂对5000名拥护者讲话时，一伙大约有2000名的示威者敲打大会堂周围的每一扇门。我讲话以后朝我的汽车走过去几步时，可以看到100英尺以外的警戒线后面聚集着的抗议者。他们齐声高喊他们爱喊的口号，其中包括“一、二、三、四——我们不要你那个该死的战争”。我忍不住要向他们表示我多么鄙视他们那种幼稚、愚蠢的喧闹。

我站在汽车引擎盖上，伸开双臂做了个v字形的姿势，这早已变成我的政治商标了。效果是在意料之中的，一阵嘲笑和表示轻蔑的呸呸声响了起来。就在这时，我眼看一件东西朝我飞来。当它打中汽车顶部时，我知道是一块石头。霎时间，石块、鸡蛋和蔬菜到处乱飞。我立即钻进汽车，特工人员接着执行紧急撤离措施。不幸的是，我们后面车队里的一辆汽车抛锚了，这辆汽车和记者的大轿车的玻璃窗被石头打得粉碎。好几个人，包括特工人员在内，被石块和乱飞的玻璃片击伤。

当地的警察局局长说，全靠上帝保佑，我才平安脱身，这可能说得太过分了。但是，总统高级轿车所受的道道伤痕和大轿车的碎玻璃却是真实的，并且当时发生一场更加严重的事端的可能性令人深为不安。示威的组织者自己骄傲地吹嘘这场混战，说和平与自由党以及其他反战团体所发动的这场示威是要唤起人们注意他们的主张，即认为我是一个“战犯”，在加利福尼亚不受欢迎。他说：“在越南人民头上落下了那么多炸弹以后，任何与政府有关的人员怎么还能抱怨人们向尼克松扔几个鸡蛋和几块石头呢?既然尼克松能够扔出那么多的炸弹，他又有什么宝贵的品质，不可以挨几个鸡蛋呢?”

我们从圣何塞飞到圣克利门蒂。当天晚上，我独自在书房里坐了一个多小时，回想所发生的一切，并考虑我该作出什么反应。就我所知，一群暴徒对美国总统进行肉体上的攻击，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我并不在乎这些示威者或他们的领导人对我个人抱有什么看法，但是，如果他们不尊重总统这个职位，我认为就应当让人们了解这一事实，由他们自己决定究竟该站在哪一方。

两天后，我在菲尼克斯航天港机场的一次集会上谈论了圣何塞事件。

我要消除社会上流行的那种认为我们的一切麻烦都由所谓不道德的越南战争所引起的说法。现在该是毫不含糊地指明这种为暴力辩解的借口纯粹是胡言乱语的时候了。“那些一只手举着‘和平’牌子、另一只手扔炸弹或砖头的人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级伪君子。”我说，“美国今天发生的暴力行为并不是由战争引起的，也不是由高压手段引起的。这里面没有什么富于浪漫色彩的理想。让我们认清这些人的真实面目。他们不是浪漫的革命者，他们同一贯折磨好人的无赖恶棍是一丘之貉。”

这篇讲话多次被中午与会听众的高声喝彩所打断。在我说出下列一段话时，欢呼声达到了高潮：“我现在可否再谈一点个人的看法?恐怖主义者和极左分子求之不得的是把美国总统囚禁在白宫。好吧，那就让我干脆来打破他们的美梦吧!只要我担任总统，任何一群暴徒想要使我闭门不出，想要阻止我深入那些希望听我讲话而我又愿意前往的人民群众中去，都是办不到的。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决心同我的美国同胞共享自由。我这个总统不打算被人禁锢在白宫里。”

我告诉霍尔德曼，我要把这次讲话的影片作为我在选举前夕对全国的讲话加以重播。

接着发生的错误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菲尼克斯讲话的影片原来是一卷质量低劣的黑白录像带。画面粗糙，讲话的声音受机场飞机库高大墙壁产生的回声的影响，非常刺耳，偶尔还有点模糊不清。参加这一工作的人都说糟透了，有些电视技术人员认为它连最低的播放质量都达不到。但是，离选举前夕只有两天了，没有时间进行冗长的讨论，也没有谁愿意承担责任，主张我们不应当使用这个影片。编辑工作刚刚完成，录像带就被赶忙送往电视台去播映了。

其结果是一场灾难。质量确实十分低劣，以致不少电视台接到了义愤填膺的共和党人打去的电话，他们认为这个节目肯定是遭到了民主党人的破坏。甚至更糟的是，紧接着播映了马斯基参议员代表民主党候选人发表的选举前夕讲话。同我菲尼克斯讲话的严厉的语调相比，马斯基从他在缅因州伊丽莎白角夏季避暑寓所的舒适环境中发表的讲话听起来语调平静，措辞审慎。两篇讲话本来应当根据它们的精神实质进行比较，结果却变成了语调的对照。毫无疑问，马斯基显得高出一筹。正如约翰·米切尔所说的，菲尼克斯讲话听起来似乎我是在竞选菲尼克斯地方检察官，而不像是在一次重要的全国竞选运动结束时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的美国总统。

选举以后我口述了一份备忘录，用打字机打好后送给霍尔德曼，其中剖析了我们在1970年选举期间的工作，谈到了那次倒霉的菲尼克斯广播讲话：

我们从中可以吸取很好的教训……在这电视的时代里，技术质量可能比讲话的内容更为重要。我们同肯尼迪的首次辩论使我们懂得了这一点，眼前我们在一个幸而不太重要的讲话节目方面处理这个问题时又不得不重温这一教训。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不能把这件事看作“没有全砸锅”而毫不在意，而是应当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保证以后不再犯类似的错误。

11月3日是选举日。我们失去了9个众议院席位，增加了两个参议院席位。事实上，这种成绩很不错，因为以往在失业率上升的选举年，控制白宫的政党平均要失掉46个席位。在这方面我们顶住了势不可当的历史趋势。另外，我尤其感到满意的是，落选的参议员中有一些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使我们最为失望的是我们在州长竞选中遭到了失败。我们失去了11个州议院，其结果是在50个州中只有21个共和党的州长。

1970年选举的最重要的结果是，选举前我们在参议院必须依靠一种不稳固的两党联合支持，而选举后我们在对外政策和国防问题上却有了一个微弱的但比较可靠的多数。

虽然有这样的事实，虽然我们在众议院的损失要比以前历届政府在中期选举中的失败小得多，各电视网和报纸杂志带头进行的选举后的新闻分析仍旧把选举说成是我的一次重大政治失败，并且说这将严重地损害我重新当选的机会。《新闻周刊》的封面登载了马斯基的像，里面的文章报道，现在民主党人敢于设想我在1972年可能要“被迫引退”了。

虽然我们最初企图利用社会问题去争取一批选民的努力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但我仍然认为基本的策略是正确的。

在口授给霍尔德曼的一份事后的长篇分析中，我把视线转向1972年。我说，从现在起我们就应当着手淘汰那些竞选众议员、参议员和各州州长的平庸无奇的共和党候选人，协助他们另行找到职业，代之以能够赢得选举的候选人。

在1970年，至少有两个主要的候选人由于卷入了政治丑闻而被击败，我敦促采取措施防范这类危险。我们的候选人在个人道德和行为方面必须是无可怀疑和无可指责的。我写道：“我们经受不起1972年的候选人名单中有人出现这种问题。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把这类问题提请候选人注意，要求他们把存在的问题清理一下。如果有的候选人存在这类问题而又无法清理，那就把他从候选人名单中除去。”

我说，我认为我们绝对有必要使白宫摆脱党派政治的影响，其办法可以是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增添精明强干的竞选运动管理人员或是成立一个总统竞选连任特别委员会。我写道：“我要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我能够问心无愧地站起来说，白宫没有参与玩弄新的一届国会开会后即将出现的政治权术。”

我说，阿格纽的“措辞应该降级，但他要表达的意思却不应当降级”。他应当让人看到他是在为某种目标而奋斗，不是仅仅多方挑剔，把什么都说得一无是处。

我写道，我希望我们能够设法使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振作起来，我敦促人们“在执行任务时保持振奋的情绪，仿佛其中颇有乐趣似的”。这同样适用于我的日常活动，在这方面我要更自发些，少搞一点逢场作戏的小动作。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我们没有使人理解白宫的一切活动的意义——社交晚会、礼拜仪式和特别招待会。我补充说：“顺便提一下，必须做到这一点，但同时既不能使总统变成一个专门寻欢作乐的家伙，又不应当让玛莎·米切尔显得好像只有她才喜欢待在华盛顿似的!”

最后我写道，我准备听从我周围几乎所有人的忠告，坚决不插手我的竞选连任运动，直至1972年非参加不可时为止。

事实上，我要使白宫摆脱党派政治的决心只是昙花一现。我本来就应当知道这种企图将是徒劳的。随着选举日期的逐渐逼近以及双方竞争的加剧，需要采取行动和获得情报的迫切感变得无法遏制了。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的历届民主党总统都擅长——并且乐于——运用那种只有执政党才具有的令人望而生畏的政治力量。我自己也打算加以运用。所以我终于对周围的人施加压力，要他们组织起来，表现得坚强一些，并且要他们搞到对方行动的情报。我有时下令对一个遥遥领先的民主党人盯梢，有时敦促工作人员查阅各部、局的档案，搜寻民主党头面人物参与可疑活动或非法活动的任何线索。我告诉我的工作人员，我们应当迎头赶上，采用我们民主党对手在以往选举运动中得心应手地用来对付我们和其他人的那种别出心裁的卑劣诡计。

约翰·米切尔将主管我的竞选活动，他将全力组织并掌握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我越来越仰仗查克·科尔森来充当我的政治尖兵。科尔森于1969年年底参加政府工作，担任白宫同一些有特殊影响的集团之间的联络人，在一些政策问题上他全力以赴、忠于职守。他花过不少时间同工人团体、退伍军人组织、少数民族组织和宗教团体进行接触。他自信心强，有说服力，又很机敏，并且是一个敢作敢为的党派观念十足的人。他那善于洞察政治动向的本能和完成任务的本领，使我在看到大多数共和党人不敢对民主党人和新闻界人士进行反击时产生的懊丧情绪一扫而空。每当我对科尔森诉苦时，我相信他定然会想出办法，而事实上他也很少使我失望。

我相信我能在1972年关于许多问题的争辩中赢得重新当选。这就格外使我下定决心，不让对方在政治上比我们更为坚强。

1971年

1971年的头几个月是我当第一任总统期间的最低点。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而且我们显然无法改变这些问题的现状，因此，看来到1972年我甚至会得不到竞选连任的提名。1月初，据宣布失业率达到6%，是1961年以来的最高点。2月，我们卷入了老挝的战事，这次行动证明在军事上获得了胜利，但通过宣传同公众的联系却遭到很大损失。5月，20万反战分子的游行队伍齐集华盛顿；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些受北越公开怂恿的死硬煽动家，他们激烈鼓动，想迫使政府瘫痪一天，但没有得逞。6月，五角大楼文件发表，破坏了政府控制机密文件的原则。经济情况不妙，并且看起来不会很快好转。在外汇市场上，美元落到1949年以来的最低点。民意测验表明我的威望在下降，而马斯基的威望却在上升。苏联在古巴和中东的冒险已经使缓和的趋势逆转，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其他美苏争议的突破，似乎更是渺茫。我们接近共产党中国的试探看来也毫无反应。既然无法通过这两方面对河内施加压力，看来战争还得无限期拖下去，虽然国会里的反战势力不断增强并颇有信心，几乎随时有可能突然表决停战或者切断财源。

在1971年达到最低点之后，我们由于取得一系列惊人的成就，突然从挫折中重新振作起来。这些成就包括：宣布中国之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取得突破，订出包括冻结工资和冻结物价在内的极得人心、明显有效的经济计划，以及预定同苏联举行最高级会晤的日期。这些和其他一些事情使我们获得优势，一直顺利地进入1972年这一总统竞选年。

1971年证明了一条政治准则：在选票投完点完以前，切莫悲观。总会在一个往往是料想不到的地方出现什么事情，彻底改变你的处境和前程。

蓝山

1970年我们在柬埔寨采取成功的军事行动以前，曾估计南越共产党所用重武器的85%是通过海上从西哈努克港运入的。这条通道遭到封锁之后，他们一切都得从陆上经老挝沿胡志明小道运来。到1970年12月中，老挝境内拥塞了人员和物资，其中大部分将运入柬埔寨，为发动1971年春季攻势进行准备。

1971年1月18日，我同莱尔德、罗杰斯、赫尔姆斯、基辛格、基辛格的副手黑格上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海军上将一起开会，会上我批准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即攻击在老挝的敌军，以切断胡志明小道。由于存在美国国内舆论的问题，又由于南越方面想表明越南化是多么成功，我们决定这个战役由南越陆军执行，美国只提供空中掩护和炮火支援。美国主要出力的地方将是用直升机运送部队和物资、军舰支援和b-52飞机轰炸。连作战计划的代号也是用越南名称：蓝山719。

2月8日，一支5000人的南越陆军部队越过边界进入老挝。共产党军队的顽强抵抗出乎我们的预料，美国驻西贡的司令部又未能针对这一意外剧烈的战斗水平，为进攻部队相应地增加必要的空中掩护，结果南越陆军伤亡很重。不过他们仍然英勇地继续作战。

南越军队迅速从最初失利的情况中恢复过来，在几周之内就基本实现了蓝山行动的军事目标，因为共方已失去1971年在南越对我军发动攻势的能力。

鉴于我们的作战计划已经大部分实现，而共方又有试图组织大规模反攻的迹象，南越陆军将领决定部队早日撤退。3月18日，他们开始了预定的战略退却。然而我们的空中支援不足，一部分南越士兵在敌人重炮轰击之下显得惊慌失措。少数几段电视影片记录了南越士兵抱住我们撤运直升机的起落橇不放的场面，这就足够助长一种普遍的错误印象，认为南越部队是胆怯无能的。

总结起来，这次是军事上胜利而心理上失败。在南越，关于这次撤退的新闻报道动摇了士气；在美国，事态引起了人们对战争可能升级的疑虑，新闻照片减弱了人们对越南化成功的信心和结束战争的希望。

蓝山战役结束之后不久，罗伯特·汤普森爵士从越南写信给基辛格。他赞扬了这次战役在军事上的成功，然后指出，现在战争中的主要因素是南越人的心理和信心的问题。由于蓝山作战，1971年没有出现共方的攻势，虽然这一年运入的战争物资是这场战争历史上最多的。美国和南越士兵的伤亡减少了，越南化的措施继续稳步地取得进展。

我现在仍然同意1971年3月底基辛格对蓝山战役的估价，他说：“即使在这个行动开始前，我就知道它将完全照后来的事态那样发展，我还是会采取这个行动。”

1971年3月29日，就在南越部队从老挝撤退后几天，小威廉·卡利中尉被陆军军事法庭判定有意谋杀22名南越平民。公众对蓝山战役的喧闹刚开始平息，我们又面临了另一场同越南有关的论战。这场争论从谋杀事件在1969年秋天首次被揭露起就一直在酝酿中。

事件发生在1968年3月，在我成为总统之前十个月。卡利率领他的一排人进入西贡东北约100英里处的美莱小村。这个村曾是越共的据点，我们的部队在试图拔除这个据点时遭受过许多伤亡。卡利让他的士兵把村民驱赶到一起，然后下令加以枪杀；许多村民横尸在一条沟渠里。

卡利的罪行是不可饶恕的。但是我觉得，许多自称对美莱事件愤慨的评论员和国会议员所感兴趣的，其实并不是卡利事件所引起的道德问题，而是利用这个事件来对越南战争进行政治攻击。他们对北越的暴行就明显地不加批评。事实上，作为越共的战略手段，他们那种有预谋的、连续不断的谋害和暴力活动在整个越南战争中是报道得最不够的一个方面。关于越共的政策和做法的描述，很少涉及这个方面，这对新闻界和反战活动家来说是很丢脸的事。

3月31日，军事法庭判决卡利终身苦役监禁。对这一宣判，公众的反应十分激动，分歧很大。白宫收到5000多份人民来电，以100对1的比例赞成宽大处理。

约翰·康纳利和杰拉尔德·福特力主我行使总司令的权力减少卡利的刑期。康纳利说，判决已经伸张了正义，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维持公众对军队和对这场战争的支持这个现实问题。我跟卡尔·艾伯特和其他国会领袖谈了话。他们都认为，国会里赞成总统进行干预的情绪高涨。

4月1日，我打电话给穆勒海军上将，命令在卡利上诉以前把他从兵营监牢里释放出来，只在营地实行软禁。这一命令在众议院宣布时，议员们自发地鼓掌欢迎。在南部尤其产生了强烈的赞许的反应。乔治·华莱士在前往探视卡利以后说，我做得很对。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说，我作出了明智的决定。两天后，我让埃利希曼宣布，在执行最后判决以前，我将亲自审查卡利的案件。

到1974年4月，卡利的刑期已经减少到10年，并且早在当年年底就有资格申请假释。我按照诺言审查了这个案件，但决定不加干预。在我辞职后三个月，陆军部部长决定让卡利假释。

我想多数美国人理解，美莱屠杀事件对我国人民、我们正在进行的战争以及我们打这场战争的士兵来说，是没有代表性的；但从这个悲惨事件公开以后，新闻界和反战势力就利用它来削弱我们吸引公众支持我们在越南的目标和政策的努力。

白宫录音带

从一开始我就决定我的这届政府应成为历史上记录最全的政府。我要让我召开的每一次重要会议都有记录，从重要国家安全会议的逐字记录到各种庆典的有声有色的记录。不幸的是，这个制度执行起来有些麻烦，因为有人在房间里做记录往往不怎么方便，不怎么合适。这种做法在许多情况下会使谈话受到拘束。我们还发现记录的文字质量因理解不同而有差异，太多的记录成了偶像化的传记而不是历史。最后，在计划和讨论蓝山战役期间，我决定重新安装一套录音设备。

保存录音带绝不意味着将来要把它公之于众，至少在我任总统期间是如此。我想以后在写书或者写回忆录的时候，可能要参考这些录音带。一位总统，当他感到政府内外会有人歪曲历史——特别是像我任总统的第一任期间存在这样激烈争论的问题和这样反复无常的人物——的时候，有这样一种客观记录也可能是有用的。

据了解，把自己进行的谈话录音的第一位总统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据说，他让人在椭圆形办公室的一盏灯里安装了话筒。有证据表明艾森豪威尔曾把他的某些谈话录了音。肯尼迪总统录了一些办公室里的谈话和电话谈话，现在在肯尼迪图书馆里就存有180多份这类的录音，其使用条件受肯尼迪家族的严格限制。

林登·约翰逊有一套录音系统，录音的范围包括他办公室里的电话、卧室的电话、戴维营的电话、在约翰逊城牧场的电话和在奥斯汀办公室里的电话。除电话录音以外，他让人在内阁会议室以及椭圆形办公室隔壁的私人办公室也安了话筒。有一段时候，还有一个录音装置可以录下椭圆形办公室外面那间来宾候见室里的谈话。约翰逊的录音系统是用手开关的，他可以自选需要录音的谈话。在内阁会议室里，在他座椅前的桌子底下有两个按钮；我还听说，他私人办公室里的录音设备开关是藏在椭圆形办公室落地式电视机支架的背后。

约翰逊时常在谈话结束后马上让人把录音搞成文字。根据白宫里的小道消息，约翰逊在同博比·肯尼迪个别谈话，告以他将不做1964年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曾把谈话录了音。会晤之后，约翰逊立刻要人把录音打成文字。但打字员放录音带时，却发现整个谈话都听不见。录音技术员推断肯尼迪一定有所防备，在身上带了一个微型扰频器。

约翰逊认为，我拆除他的录音系统的决定是错误的。他觉得他的录音带对他写回忆录有极大的帮助。

我觉得在人家不知道的情况把他们的谈话录音是不妥当的，不过我至少相信对录音系统保密会使那些录音不致泄露出去。我认为有选择地记录谈话将完全破坏设置录音系统的目的。如果我们的录音带要成为我任总统期间活动的客观记录，那就不能采取这种显然偏袒自己的做法。我不愿由我来盘算对谁、对什么内容、在什么时间进行录音。因此，我设置的是由话音激发的录音系统；一有人讲话，录音机就自动转起来。从2月开始，在椭圆形办公室、内阁会议室和行政办公大楼办公室就安了录音设备。我拒绝了在住家区、比斯坎岛和圣克利门蒂的电话机上安装录音设备的建议。我要录的只是总统的公务谈话。在椭圆形办公室、行政办公大楼办公室、林肯起居室的电话上以及在戴维营的办公电话上安装了录音设备。

起初，我对录音感到有些不习惯，但不久就认为那是环境的一部分了。

我一直没有听任何录音带，直到1973年6月4日由于水门事件的调查才不得不听。把录音带用打字机打成文字，是在1973年9月才开始的，那时欧文委员会和特别检察官对我发来传票，向我索取这些录音带。

肯尼迪画像

1971年2月，帕特邀请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和她的孩子们同我们家聚餐，并在公开揭幕式前观看肯尼迪总统和她自己的正式画像。对我们来说，那是一个特别动人的场合，因为自从肯尼迪总统被刺后令人痛苦的那些日子以来，他们一家谁都没有再进过白宫。

帕特作了明确的交代，使这次来访过程在结束前全部保密，让他们不受新闻记者或摄影记者的干扰。我们在外事接待室欢迎了他们，然后陪他们看画像，画像是杰奎琳亲自选择的一位纽约画家创作的。

10岁的小约翰·肯尼迪和13岁的姐姐卡罗琳对两幅画像都表示很喜欢，但杰奎琳不作任何评论。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她同画家有一场争吵，原来画家曾把她的油画和素描画像的复制品卖给了一家全国性杂志。据帕特后来告诉我，当她请肯尼迪的母亲罗斯·肯尼迪夫人来看画像的时候，肯尼迪夫人默默无言地在儿子弓背的画像前站了好久。最后她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杰克像那个样子。”

后来我对那次聚餐作了一些笔记：

我们在进餐厅之前在西厅里喝了一点酒。男管家艾伦是肯尼迪一家住在白宫时就在白宫工作的，他对杰奎琳表示了热情的欢迎。我注意到在进餐时他在她的白葡萄酒里放了冰块，她说这是她在白宫时的一种习惯。

应杰奎琳的要求，给孩子们上了牛奶。小约翰说：“外国的牛奶太糟了，甜得腻人!”

杰奎琳谈锋很健。我们走进二楼的餐厅，这是她将杜鲁门夫人的卧室改的。我们谈道，正是在这间房里艾丽斯·朗沃思动了割盲肠的手术。杰奎琳说，刷新这间房子时油漆的味儿把约翰和她都快憋死了。实际上，他们是搬到二楼的另一头住了一阵，等油漆好了才搬回来的。

我回忆说，竞选期间的一个问题是许多旅馆，特别是小城市旅馆的房间常常是在我们到达前新油漆过的。在旅途中睡觉已经是够困难的了，可是油漆的气味根本使人无法入睡。

她说到约翰任参议员期间，有一次她曾“向大厅对面你的办公室里张望了一眼”。她也谈起1960年年初我们三个人同机到达芝加哥时拍的那张照片。我提醒她，在飞机上她一直在读艾伦·德鲁里的小说《华府千秋》。她回答说：“这本书我始终没有读完。”

我们很概括地谈到她离开白宫后这几年发生的变化。当然，我打定主意使谈话不涉及会使她伤心或使这次做客不愉快的任何事情。谈话中间她曾望着我说，“我一直生活在梦境里”。

特里西娅的婚礼

特里西娅第一次遇到埃德·考克斯是1963年在一个中学的舞会上。一年后，她是芬奇学院一年级学生，他是普林斯顿大学一年级学生。在国际女子初进社交界舞会上，他是她的男伴。这种舞会每年在纽约举行一次，是一种为慈善事业募捐的盛会。他们开始约会，但发现有时在政治问题上意见不合。埃德是共和党员，但保持着东部自由派的传统。1968年夏天他曾为拉尔夫·纳德工作。

1969年年底的一天，特里西娅告诉我，他们开始认真考虑关系问题了，不过她对不断发生政见分歧感到不安。他们两人个性都很强，又爱讲话，争论往往很激烈。我说重要的是相互的感情；如果他们真正相爱，这就够了，政治见解问题是会自行解决的。后来他们随着彼此的感情不断增强，政治分歧果然消失殆尽了。

1970年11月的一个周末，埃德·考克斯走进我在戴维营的书房，相当正式地对我说：“总统先生，我相信你一定知道，我很爱特里西娅。请你允许我向她求婚。”

我认识埃德已经有几年了，我对他说，这事主要看特里西娅的意见，我相信她一定会接受的。

3月16日是帕特的生日，这天我们在设宴欢迎爱尔兰总理约翰·林奇之后，宣布了特里西娅和埃德的订婚。我们问特里西娅她是否希望在白宫举行婚礼。这完全应当由他们自己来决定，不过我们觉得这样做将使他们终生难忘。帕特又建议，由于他们选择的日子是6月12日，婚礼可在玫瑰园露天举行。

婚礼的头天晚上，我给特里西娅写了一封短信，在她上床睡觉之后，塞到了她的门下。

亲爱的特里西娅：

今天是你一个激动的漫长旅程开始的日子。

我想告诉你，这些年来我是多么为你而感到自豪——我相信有几年对你来说一定是相当困难的。

今后的岁月将是幸福的，因为你一定会使它们充满幸福。

你坚强的个性定会使你顺利越过一切障碍。

你挑选得当，我确信埃德和你将来回顾这一时刻时能说：“吉日何辉煌!”

爱你的爸爸

1971年6月12日零时10分

于华盛顿白宫

婚礼那天清晨多云，预报下午4点以前有零星小雨——4点正是预定婚礼开始的时刻。我打电话给特里西娅，问她是否相信天气会像预报那样放晴，并愿意碰一下运气。

她说：“我愿意像我们原来计划的那样，在玫瑰园举行。”

我回答说：“那就这样吧。”

3点左右我离开白宫去住宅时，雨已逐渐停歇，但天色灰暗，好像还要下雨的样子。

特里西娅后来描写了住家区里的情景，她怎样穿着礼服、戴着面纱，从自己房里出来，到西厅同等着她的帕特和朱莉聚集。

妈妈和朱莉是这样漂亮，使我突然预感我们的婚礼也会是很美满的。她们赞美了我的礼服，还说爱德华送我的钻石项链的长度同礼服的尖领口恰好相配。爸爸从电梯里出来，说大家都很漂亮。他走进自己的房间，不久换好衣服出来，穿的是晨礼服和条纹裤，由于他个子高，这身衣服跟他很相配。

4点一刻，在白宫社交场合担任侍应生的年轻军官们已经请400位来宾进入一楼的户内长廊。他们等候命令，是把来宾引导到外面玫瑰园，还是上楼引进东厅。我打电话探听空军最新的天气报告。这时据测在4点半前后将会天晴，大约会持续一刻钟。我叫霍尔德曼通知下去：婚礼在4点半开始。

雨停了。室外椅子的塑料套撤掉了，来宾被带到了他们的座位上。4点半，朱莉和女傧相们带头顺着白色回形长楼梯下去，把婚礼的行列带入玫瑰园。特里西娅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场面的：

爸爸和我沿绿色地毯走去，相视微笑，似乎是说：“已经不下雨了!”当我们走近花园入口时，陆军弦乐队奏起欢乐的乐曲。我们穿过门道时，露西·温切斯特咧大了嘴在微笑，像童话里的柴郡猫一样。朱莉走在前头，穿着淡紫色的薄纱礼服，庄重地走进了我在美国前所未见的绚丽景色之中。

玫瑰园是自然美的王冠，阳台是王冠上最瑰丽的宝石。台上娇艳的花朵交错缠绕，构成了任何独秀所无法比拟的迷人画幅。真是巧夺天工啊!

当朱莉走近通往牧师在那里等候的平台的台阶时，露西低声向我们提示：“走吧。”我松手放下拖裙，露西迅速弯腰把拖裙展开了。我侧身对爸爸说：“好了。”

我们慢步沿座位间的过道走去。我记得自己泛露微笑，却看不清每个人的脸，周围的人群是一片模糊。走到前排时，我才看见妈妈，特别对她笑了一笑。爸爸和我并肩登上台阶时，爱德华同我幸福地相互频频笑视。

婚礼很美好，特里西娅和埃德后来都有追记。仪式完毕，新郎吻过新娘，他俩没有立刻沿过道退走，而是先到帕特和我跟前，再到考克斯夫妇跟前，同我们一一拥抱，对我们表示感谢。

礼毕后在东厅举行招待舞会。埃德和特里西娅选了《日瓦戈医生》中的拉拉主题曲作为第一支华尔兹舞曲。乐队开始奏“为女孩们感谢上苍”时，我同特里西娅、埃德同帕特就领头跳起舞来。这是我第一次在白宫跳舞。同特里西娅跳完一曲以后，我就同帕特跳。她很擅长跳舞，当她领着我满场转的时候，来宾们高兴地鼓起掌来。接着我同朱莉跳。我知道她因戴维不在而想念他，戴维当时在海军服役，被派到地中海出勤。我在她耳边低声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两年半以前她在结婚时是多么漂亮。

我看到林达·伯德·约翰逊独自站着，就邀她跳舞。我对她说。1967年我在电视上看到她同查克·罗布在白宫的婚礼，对她的美丽大方留有深刻的印象。

在新婚夫妇动身去戴维营度蜜月之后，帕特、朱莉、贝比·雷博佐和我在住宅里坐着看电视特别节目。

这是美好的一天，连天气后来也帮了忙。那是一个我们大家都永志不忘的日子，因为大家都感到美满、快乐。

五角大楼文件

6月13日星期天早晨，我拿起《纽约时报》。左上角有一张我和特里西娅并排站在玫瑰园里的照片，标题是“特里西娅·尼克松宣誓”。照片旁边还有一个标题：“越南档案：五角大楼研究报告追述30年来美国逐步卷入的经过。”

这条新闻描述了关于二次大战到1968年年底美国在东南亚卷入过程的一份7000页长的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是约翰逊的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下令搞的。其中包括了国防部、国务院、中央情报局、白宫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许多文件的全文。《纽约时报》宣称，它不仅打算发表整个报告的摘录，而且要发表许多原始文件。报纸没有说明，所有这些材料还都是被官方列为“机密”和“绝密”的材料。这确实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文件泄密事件。

麦克纳马拉研究报告的正式标题是《关于越南问题的美国决策过程史》。然而，不久新闻界就另起了一个更加引人注目的名称：《五角大楼文件》。

这些文件是非法交给《纽约时报》的，我认为报纸发表它们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纽约时报》承认在发表以前它拥有这些文件已为时三个多月，但从来没有请政府里的任何人就此发表评论，或者问一问发表其中任何机密材料会不会威胁国家安全或危及我们在南越的士兵的生命。

国防和情报机关抢着设法搞到这个研究文件的副本，以便估计它的泄露造成的影响。国家安全局首先担心的是，其中一些较新的文件会给破译密码提供线索。他们怕敌方专家训练有素的眼睛会发现有关我们信号和电子情报水准的材料。国务院着了慌，因为文件会暴露东南亚条约组织目前仍然有效的应急作战计划。中央情报局担心的是，过去或现有的情报提供人会被暴露出来；他们说，研究报告里有的地方具体提到现今仍在东南亚活动的中央情报局谍报人员的名字和活动。事实上，确有一个秘密联络站几乎立刻失去作用了。国际社会感到一阵震惊，因为文件中有些材料涉及别国政府作为外交中介人的作用；有几个政府提出了正式抗议。迪安·腊斯克发表书面谈话说，这些文件对北越和苏联将很有价值。

经过考虑，我们只有两种做法可以选择：或者是不作反应，或者是争取发出禁令，使《纽约时报》不致继续发表材料。从政策上考虑我们赞成对《纽约时报》采取行动，而从政党斗争方面考虑则觉得不宜这样做。

麦克纳马拉研究报告首先是对肯尼迪和约翰逊将国家拖入越南战争这种做法的批评。它追述了肯尼迪怎样决定支持1963年推翻吴庭艳和导致他的死亡的政变，这个决定曾被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抨击为我们最大的错误之一。他说，我们纵容推翻吴庭艳，“其唯一的结果就是造成混乱”。新闻报道说，文件证明约翰逊曾对美国人民说他不会使战争升级，而暗中却在策划把派出美国士兵的人数从1.7万增加到18.5万。文件发表后，詹姆斯·赖斯顿在文章中谈到“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在谎话的掩盖下偷偷地把美国卷入战争”。

可是，五角大楼文件的发表肯定会损害我们在越南的整个努力。批评战争的人会利用这些文件来攻击我的目标和我的政策。

但在我看来，采取行动以防止继续发表材料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理由。此事牵涉到一条至关重要的原则：一份绝密文件会产生什么影响，应该由政府而不是由《纽约时报》去作出判断。梅尔·莱尔德认为材料的95%以上已经可以撤销保密，但我们大家仍在为不能撤销保密的那一部分担忧，即使那只占1%。如果我们不对《纽约时报》采取行动，那无异于告诉政府中每一个心怀不满的官员，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泄露任何机密，而政府不会过问。

《纽约时报》决定发表这些文件，显然是它奉行反战政策而不是坚持原则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初，国务院的一个职员奥托·奥蒂普卡曾把有关国务院保密制度松弛情况的机密文件拿给调查这个问题的几位参议员看。奥蒂普卡认为他的行动是有道理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纠正他所认为的一种危险的局面。《纽约时报》不赞成奥蒂普卡的行动，曾发表社论表示愤慨：

遵守制度的工作程序是必要的，否则立法部门和行政部门之间的重要分工就会遭到破坏。利用“地下”手段从低级官员那里取得机密文件，是违反这种工作程序的危险做法。

《华盛顿邮报》也曾为此义愤填膺：

如果国务院的任何一个小职员可以自行决定泄露机密电报，如果联邦调查局的任何一个特工人员可以随意泄露秘密档案的内容，政府的行政部门就无安全可言了。

有人告诉《纽约时报》的发行人阿瑟·苏兹贝格，政府担心五角大楼文件的发表会削弱外国政府对我们保密能力的信任，据说他答道：“嗨，那完全是骗人的鬼话，确实是鬼话。”

6月15日星期二，司法部劝告《纽约时报》，在政府审查那些文件，断定它们不致引起国家安全问题以前，不要继续发表。但与此同时，《华盛顿邮报》《波士顿环球报》和《圣路易邮报》却搞到副本而径自开始发表了。

在法院里，《纽约时报》的辩护律师有一次辩称，即使五角大楼文件的发表会推迟我们被俘人员的返回，为了保护宪法第一项修正案，我们也应该愿意冒这个风险。我对此感到气愤。我认为，第一项修正案所包含的关于发表这些文件的权利不能放在美国士兵在战时求得生存的权利之上。

起初，我曾希望前总统杜鲁门和约翰逊会同我一起采取强硬的公开立场，反对这种泄露机密材料的行为。但就我所知，杜鲁门并未发表评论。布赖斯·哈洛在同约翰逊谈话后报道说，约翰逊觉得，现在不论他讲什么话，都会被《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用来对他进行攻击。他说，这些报纸无非是想把他“重新处死”。哈洛说，约翰逊在谈话时爆发出阵阵怨气，指责写研究报告的“教授先生们”把应急计划错误地解释为总统的实际决定。约翰逊说，所有这些写研究报告的人都参与过他们现在所“埋怨”的行动，并说他从来没有在未得到他政府中麦克纳马拉和其他人的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对战争升级或使用部队问题作出重大的决定。

6月30日，最高法院对我们制止发表密件的建议作出裁决，六票对三票，政府输了。有一条得到多数支持的意见也认为泄露可能对国家利益产生严重影响，但这仍然不能作为依据来批准对报纸严加控制。首席法官伯格发表不同意见时，批评法院的审议过于仓促，也批评《纽约时报》不与政府磋商。他说：“我认为几乎难以置信的是，一家长期被看作美国人生活中一个伟大机构的报纸，居然在发现据有赃物或政府秘密文件的时候没有履行一个公民的起码义务……这个义务是出租汽车司机、法官以及《纽约时报》都应该履行的。”

五角大楼文件泄密事件发生在一个特别微妙的时刻。这时离基辛格秘密的中国之行只有三个半星期了，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正在进行。罗伯特·汤普森爵士在4月写道，现在影响越南战争进程的主要因素是心理因素：我们的军事政策在战场上起着有效作用，但是美国国内的意见分歧却导致北越人在巴黎拖延谈判。5月在华盛顿发生了激烈的示威游行。5月31日，在巴黎的秘密谈判中，基辛格提出了我方具有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的方案。6月13日五角大楼文件发表，6月22日参议院通过了关于从越南撤军时间表的第一个决议案。不久之后，北越就要拒绝我们的新方案，开始聚集力量准备发动新的军事攻势。

在发表文件的问题上，我们在法院同报馆进行的较量失败了，但是我决定我们至少要对我认为偷了这些文件的人——丹尼尔·埃尔斯伯格——获得胜诉。埃尔斯伯格是五角大楼一名前工作人员，研究报告的头几部分刊出后不久他就成了怀疑对象。不管旁人怎样想，我认为他的行为是卑鄙的——他在战时暴露了政府外交政策的机密。新闻界有很多报道对他大加吹捧。就在他还被联邦调查局通缉的期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竟用新闻联播的大块时间播放一次对他进行的郑重其事的采访。

6月28日，洛杉矶的一个大陪审团对他提出控告，一个罪状是盗窃政府财物，另一个罪状是未经授权就据有有关国防的文件和书面材料。

埃尔斯伯格在法院大楼外面却对一大群吹捧他的人说：“我认为我很好地尽了公民的职责。”

6月17日下午，基辛格、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我曾开会对形势作出估计。基辛格在哈佛大学时就认识埃尔斯伯格，说这个人聪明，不过感情上反复无常。

埃尔斯伯格在几次对记者谈话时说，他深信我的意图是使战争升级而不是从越南撤军。他说为了迫使单方面撤军，有必要加强公众压力。我感到有严重的理由担心他下一步还可能干些什么。他在国防部的那几年里，接触过整个政府里一些最敏感的情报。在他把五角大楼文件交给《纽约时报》以前，他曾在兰德公司做事，而这个公司藏有17.3万件机密文件。我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掌握在埃尔斯伯格手中，他还可能把别的什么材料交给报界。

使我们担忧的还不止是埃尔斯伯格，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关于阴谋集团的传说和报告。后来被认为不很确实的最初一份报告，主要谈到埃尔斯伯格的一个朋友，以前也是国防部的职员，后来是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员。在我执政的最初的日子里，我就听说过这个人，当时我让霍尔德曼给我拿来一份五角大楼关于1968年竞选运动末尾约翰逊宣布停炸越南的背景和由来的档案。我想知道当时实际的情况。我也想了解这种材料，以备用来对付那些以前在约翰逊政府任职而现在又想破坏我的战争政策的人。听说有一份停炸材料和其他机密文件已经被埃尔斯伯格从五角大楼带到布鲁金斯学会去了。我想要回这些材料，但又听说一份停炸报告已经“找不到了”。我相信，如果我们要这个材料的事传出去，连布鲁金斯学会的那一份也会不翼而飞的。

五角大楼文件泄密事件引起震惊，并使战局动荡、政府重新遭到抨击，在这种情况下我对那份停炸材料又发生了兴趣。我听说那份材料还在布鲁金斯学会，十分恼火。现在是战争期间，报刊正把我们的机密向全世界透露，政府的绝密报告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落到了一个主要由反战民主党党员组成的民间智囊机构手里。这看来是荒唐的。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们这些被选举出来管理政府的人竟这样不能控制政府的工作。我绝对看不出那份报告有任何理由要存放在布鲁金斯学会。因此我说，我现在要你们马上把这份报告弄回来——哪怕需要用秘密手段。后来我听说布鲁金斯学会1969年的一期通报曾预告要在1971年出一份部分地以“行政部门文件”为依据的新的越南问题研究报告，这就使我更加增强了决心。这个研究报告的主持人就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博士。

我们了解到，是国务院埃利奥特·理查森的一个助手在1970年让埃尔斯伯格接触到当时的越南问题文件的。甚至在其中的材料估计由埃尔斯伯格泄露之后，理查森仍拒绝撤换这个助手。此外，大家知道基辛格的手下有一些人在布鲁金斯学会有朋友和联系人，我就疑心其中可能有人把文件和材料提供给埃尔斯伯格和他的朋友。

7月初，约翰·米切尔汇报说，司法部连续发现迹象，说明埃尔斯伯格是作为一个阴谋集团的一员而进行活动的。有一个报告说，在《纽约时报》发表五角大楼文件以前，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就已经收到这整套文件了。我还听说，提供给报纸的文件中有些甚至并非麦克纳马拉研究报告的一部分。我们再次面临这样的问题：埃尔斯伯格手里还有什么东西，他还打算要干些什么?

在此期间，埃尔斯伯格还在顺利地利用报刊、电视谈话和反战集会来宣传可以违法地表示不同政见的概念。基辛格说，我们处在一个“革命的”形势之中。

就在我们越来越担心埃尔斯伯格及其可能的同伙的活动时，我们听说埃德加·胡佛却在采取拖延的态度，把这个案件不作急件处理；他没有为此指派专案人员，也没有增派人手。他显然认为新闻界会自动地把埃尔斯伯格描绘为一个殉道者，而联邦调查局如果加劲儿调查这个案件，就会被描绘为“恶棍”。米切尔听人说，胡佛同埃尔斯伯格的岳父是朋友，他很顾忌这种私人的友情。最后，其他机构主要是国防部也在同时进行调查，而胡佛却坚决反对旁人插手他的行动范围。

我不管任何论据或借口。我要叫人竭力催促联邦调查局调查埃尔斯伯格，并使各部门积极追查泄密者。如果确有阴谋，我要知道内情，我要动用政府的全部能力来破案。如果联邦调查局不追究这个案子，我们就不得不自己来干。埃尔斯伯格在新闻界宣传持不同政见者违法有理，正在获得极大成功，我认为一定要把他的主张搞臭。至于对他个人怎样处理，我倒并不计较。我竭力主张我们要查清他的背景和动机，如果他有同谋者，也要追查。

我也打定主意，不能听任原来一手使我们卷入越南战争的民主党人要我来为这场战争付出政治上的代价。我要物色一个能干的政治干将，他能够彻底查清五角大楼文件和国务院、国防部的档案，让我们了解有关猪湾事件、刺杀吴庭艳案和1968年约翰逊停止轰炸北越的全部事实。我们快要进入竞选年了，那时越南战争几乎肯定要成为最大的争论问题。我需要弹药来对付批评我的反战分子，其中许多就是原先在肯尼迪和约翰逊手下把我们引进越南泥淖的人。最后，我要修改密件分级制度，保证只有真正的外交政策机密才被列为密件，凡列为密件的就必须真正做到保密。

1971年7月17日，埃利希曼指派了国内委员会工作人员、年轻律师埃吉尔·巴德·克罗主持堵塞泄密漏洞的工作。同他一起工作的有以前基辛格的助手戴维·扬律师、前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霍华德·亨特以及前联邦调查局工作人员戈登·利迪。一年半以后我才第一次知道，由于他们的任务是堵塞漏洞，扬曾开玩笑地贴出一张招贴，说他自己是“管道工”。

7月23日，就是我们预定在赫尔辛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会议上提出我们的正式主张的前一天早上，《纽约时报》在头版泄露了我们在谈判中的底牌。为了最强有力地推动克罗，我对他说：“我们不允许这样做。我们决不能够让他们这样做。”“管道工”们促请各部门用同工作人员谈话和使用测谎器的办法来进行调查。8月13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是以我们几天前刚从中央情报局接到的一份报告为基础的。报道中的材料可以追溯到中央情报局的一个极为机密的情报来源。到了秋天，据中央情报局报告，泄密情况已达1953年以来最严重的程度。我要求大家保持压力。

1971年劳动节周末[5]，克罗小组采取闯入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的办公室的行动，想从病历里了解埃尔斯伯格的动机、进一步的打算，以及任何可能的同谋。

这个闯入行动，我想当时没有人告诉过我，但显而易见的是，他们采取这个行动至少部分地是由于看到我迫切需要搞臭埃尔斯伯格的所作所为，并查明他下一步还会做些什么。当时的气氛是那样紧张和严酷，我又看到我们的处境很危险，所以我也不能说，如果事前有所了解，我会自发地认为这种做法是缺乏先例的、没有根据的或者不可想象的。埃利希曼说他事先不知道，但1972年事情发生后他就告诉了我。这一点我记不起来，并且1972年六七月间的录音带表明我当时不知道这件事，但我也不能排除曾经知道的可能性。

今天看来，闯入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的办公室是错的，做得过分了。但是我不认为这件事有丹尼尔·埃尔斯伯格自己所做的事那样错误和过分。埃尔斯伯格逍遥法外，而克罗和埃利希曼却坐了监狱，我仍然觉得这是时势造成的悲剧。

现在回顾起来，我可以看到，一旦我发现越南战争不能迅速或轻易地结束，同时我要面临一种能够以其态度和准则左右新闻界的反战运动，我有时就陷入了我所鄙视的反战运动领导人身上的那种心理状态。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不道德的，不应该打，因此他们越来越振振有词地主张，为了迫使战争立即结束，几乎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我被同样的心理所驱使，想要维护政府执行外交政策的能力，并且要按照我认为最易于导致和平的方式去执行。我认为这关系到国家安全。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认为：如果处于同样的环境，我现在也会像当时那样去做。对于双方的行动、反应和过火行为，历史将作出最后的判断；我不怕历史的判断。

9月底，“管道工”小组开始解散。不久，人们对五角大楼文件的担心也自然而然地逐渐缓和下来，我们的心思转到其他问题。

五角大楼文件插曲中有一个有趣的侧面：我们想找到文件，查明肯尼迪政府在吴庭艳被刺和猪湾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但很不容易。中央情报局防范得十分严密，连总统也不让知道内情。赫尔姆斯局长拒绝把有关这两个事件的内部报告交给埃利希曼。有一次他在电话里对埃利希曼说，连他自己也没有一份关于猪湾事件的重要报告。他还表示对所有的人不放心，具体提到霍华德·亨特，说这些人很想刺探中央情报局的“丑事”。

在我亲自向赫尔姆斯指名要一些文件后，他最后终于给我送来了一些。我向他保证不会利用这些文件去伤害他、他的前任或中央情报局。他回答说：“我每次只有一位总统，我现在只为你服务。”但当埃利希曼翻阅赫尔姆斯交出的文件时，他发现包括猪湾事件的报告在内的一些报告还是不全的。

中央情报局就像保险柜一样严密，我们找不到谁肯把开启它的号码组合告诉我们。

1971年：经济管制措施

我向来认为，美国经济在政府尽量少加干预的情况下会发展得最好。可是在1971年8月我却提出了一系列经济管制和改革措施，甚至使那些长期主张对工资和物价进行管制的人目瞪口呆。

1961年1月在艾森豪威尔向肯尼迪移交时，经济情况十分稳定，通货膨胀率约为1.5%。到1968年，主要由于越南战争的影响，通货膨胀率已猛升到4.7%。不过战争并不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唯一原因。约翰逊想使每一个人都满意；他鼓励美国人民相信，即使在战时他们也能既有大炮也有黄油。事实上，他的所谓“伟大社会”是靠赤字开支来扩大的。

我在1969年和1970年的经济政策的主旨，是摒弃靠政府对企业和劳工施加压力来限制通货膨胀的做法。在约翰逊政府期间业已证明，为工资和物价的增长树立自愿遵循的“路标”，是没有效果的。我也强烈反对对工资和物价进行强制性的政府管制，因为我觉得管制等于干预自由市场，一经开始，会导致最后形成一套掌握管理企业和劳工的专断权力的官僚机构。

到1969年年底，通货膨胀有减缓的迹象。但到1970年初春，我们遇到了困难。我们从越南撤军，服役人数减少，这起了一部分作用，使失业率上升到5%。通货膨胀率还没有下降，证券行情的大幅度下跌，进一步加剧了对经济情况的担忧。

不顾我的反对，国会给我送来范围广泛的法案，授权总统管制物价、周薪和月薪。由于我强烈反对管制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我把这个法案看作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的一种政治策略，其目的在于公开地把球踢到我这一边。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策略起了作用。虽然我不肯完全转向对工资和物价进行强制管理的制度，但我怕如果我拒绝采取任何行动，就可能加重公众缺乏信心的心理，而这种心理正在开始损害经济状况，阻碍它获取复苏的机会。

因此在1970年6月，我在电视上作了关于经济问题的谈话，提出我想为减缓通货膨胀而试行的一些基本措施。我宣布打算设立“全国生产率委员会”，从企业界、劳工界、一般公众和政府方面选人组成。它的任务是设法使成本和生产率达到平衡，以便使物价趋于稳定。我指示“经济顾问委员会”定期发表“通货膨胀警报”，指出哪些方面工资和物价增长得最为突出，并分析这种增长对整个物价水平的影响。这个措施是想试一试，通报物价和工资的增长情况和增长前景能不能阻止企业界和劳工界助长通货膨胀的行为。我建立了部门间的“调整和审查购买情况委员会”，以查明联邦政府的行动是不是在抬高物价和成本，如有这类问题，则推动采取纠正的措施。

这些步骤对1970年的经济情况都没有产生任何重大影响，于是我作了新的尝试。1971年1月，我提出的预算是要在充分就业的基础上达到平衡，同时允许在失业率高的时候容许出现赤字以期有助于克服萧条。在采用这个新的“充分就业”预算政策的同时，必须有一个足以推动经济朝预期的方向发展的货币增长率。

当我向国会里的共和党领导人介绍这个预算的情况时，鉴于它实际上支持了在失业率较高时期容许赤字开支的想法，伊利诺伊州众议员莱斯·阿伦兹忧形于色地摇摇头，对我说：“总统先生，我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你，不过我得烧掉许多反对赤字开支的旧演说稿啦。”

我回答说：“我和你处在同样的境地。”

1971年最初几个月，经济仍然停滞。展望未来，有一些改进的迹象，不过耐心已经减弱，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各方要求采取行动，白宫成了众矢之的。新闻界对我们政策的批评激化了。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议员一样反映选民对他们的压力，纷纷要求采取新的政策，以更积极的态度对付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大多数批评者和许多经济学家强调这一点：政府需要有一个强制性管制物价和工资的计划。

1971年6月26日，我在戴维营和我的经济顾问们开会，详细讨论了这些问题和我们可能采取的对策。在权衡各种因素之后，我决定继续采取原来的做法，只有一点是例外。几个月来使我不安的是，政府各部门对经济问题显露了互相矛盾的主张，这助长了国内意见分歧和莫衷一是的感觉。我解决这个众口异词问题的办法是指定一个单一的喉舌，一个经济问题发言人，由他权威地解释我的政府的经济政策。我选了约翰·康纳利担任这个角色。

作为财政部部长，康纳利是担任经济责任的内阁高级成员。更重要的是，他口才很好，能够表达他大力执行总统决定的坚强意志。

6月29日，康纳利向驻白宫的新闻界人员介绍了我们在戴维营作出的决定。他宣布，不会有审查工资和物价的委员会、不会有对工资和物价的强制性控制、不会减税、不会增加政府开支——后来被人们叫作“四不”声明。

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康纳利强有力地坚持说，经济在发展，前景很好。但即使康纳利能言善辩，也挽救不了几年累积起来的经济上、心理上和政治上不安定的形势。

7月15日，我宣布了关于中国的消息以后，向国会领导人介绍情况。我发现虽然有些议员表示支持我在外交上的这一引人注目的倡议，但至少有双倍的人利用这个机会对国内经济政策表示不安，并敦促采取新的行动对付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这次会后，康纳利和我断定，采取行动的时候到来了。

他说：“如果我们不提出一个可靠的新计划，不出一个月国会将会在你书桌上放一份不负责任的计划。”我知道他说的对，就授权他私下征求高级经济顾问们的意见，然后替我起草一份报告，其中包括供我考虑和选择的行动方案。

康纳利的报告于8月6日交来。他这个人的脾气是一贯喜欢“大搞一番”，因此我料想他会提出大胆的建议。但对于他建议采取的行动，连我也没有精神准备。他实际上是竭力主张在所有经济战线上全面出击，包括全盘的工资和物价管制。他说：“我不能保证这个计划一定成功。不过我敢说，少于这些措施的计划一定不会成功。”他还建议我让这个问题“酝酿”一些时候，哪怕这意味着会使问题变得更糟一些。如果发生那样的情况，我采取的行动会显得格外有吸引力。

然而，意外发展的情况迫使我们明显地加速实行我们经济措施的时间表。8月的第二周，英国大使找到财政部，要求把30亿美元兑换成黄金。无论我们接受或者拒绝这个要求，其后果都很危险。如果我们给予英国人他们所要的黄金，其他国家可能也会争相提出这种要求。如果我们拒绝，这意味着承认我们担心无法满足所有可能提出的兑换黄金的要求。康纳利迟迟不作答复，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很快就要面临有关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的重大危机。

根据康纳利的建议，我于8月13日在戴维营召开了高层会议。到会的有15位经济专家、白宫的助理人员和一名演说撰稿人，有些人是秘密到达的，以免开这个会的消息本身引起国际投机活动的浪潮。

这些人是懂得经济事务的极端复杂性的，包括约翰·康纳利、阿瑟·伯恩斯、乔治·舒尔茨、保罗·麦克拉肯和赫伯特·斯坦（我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彼得·彼得森（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保罗·沃尔克（财政部负责货币事务的副部长）。我在白宫的助理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比尔·萨菲尔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刚开会我就定了一项行动守则，要在我正式宣布我的决定之前的今后几天里予以遵守：“过去，泄密损害了我们在不少问题上的立场。从现在到星期一，这里到会的人谁也不许透露消息。”

接着我请康纳利讲话，他简明地介绍了专家们拟定的措施：封闭“黄金窗口”，让美元浮动；规定课10%的进口税，主要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避免外国贬值它们本国的货币来促进出口；恢复投资税信贷以刺激企业界；规定新的所得税减免；取消汽车货物税以鼓励增加销售额。

他留到最后才谈到美国人民将认为最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措施：冻结工资和物价90天。这些措施不需要建立大型的或永久的机构，只需要由短期的工资委员会、物价委员会和生活费委员会掌握执行情况。

后来担任我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赫伯特·斯坦写到那次戴维营会议时说：

由于国内存在着紧张的心理状态，由于戴维营的环境偏僻而优美，由于会议开得有条理并守纪律，由于作出的决定出人意料又范围广泛，8月13到15日的会议成了经济政策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

对于冻结工资、物价和其他国内措施，到会者虽有疑问，仍给予了相当有力的支持；然而对于关闭黄金窗口，即暂停美元兑换黄金，大家却有不少异议。

反对最强烈的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瑟·伯恩斯，他要我们等一等。他说，即使所有的论据都正确，他仍然认为不必仓促从事。他警告说，如果美元贬值，我将受到指责，“《真理报》会写道，这是资本主义崩溃的迹象”。从经济方面说，他担心消极的后果难以预料：证券行情可能下跌；如果贸易基础改变，世界贸易的风险可能增大；还有其他国家可能进行报复。

对于伯恩斯的意见，我一向是重视的，因为我尊重他的高超的智力，并且因为他总是坚持他曾向我介绍过的原则：“讲总统需要听的话，而不是只讲总统爱听的话。”但这次是我没有听从他的建议的少数场合之一。我决定关闭黄金窗口，让美元浮动。后来事实证明，在我1971年8月15日宣布的整个经济计划中，这一项决定的效果是最好的。

我决定在星期天晚上宣布这些决定，以便使新的政策在星期一早上证券市场开盘以前为众人所知。

那个周末，我在同比尔·萨菲尔修改我的演说词时，一面猜测报纸的标题会怎么写，会是“尼克松采取果断行动”，还是“尼克松改变主意”?直到最近我还谈论实行工资和物价管制的弊病，因此，我知道人们完全可以指责我背弃自己的原则或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然而从理论上说，我仍旧是反对工资和物价管制的，即使我认为经济情况的客观实际迫使我不能不这样做。

公众对我电视演说的反应绝大多数是赞成的。在各广播和电视网上，星期一90%的新闻节目都是关于这个问题，多数集中介绍了约翰·康纳利这天所作的精彩谈话。来自华尔街的新闻提到下列数字：星期一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交股数3300万，道·琼斯公司的股票行情上涨了32.93点。

接下来的几个月，新的经济政策开始产生效果。冻结前1971年的通货膨胀率为3.8%。在冻结期间下降到1.9%，冻结告终时曾一度骤升，但其后在1972年的余下时间里保持在3%上下。失业率在新政策宣布时为6.1%，到1972年年底降落到5.1%。

宣布六周后进行的哈里斯民意测验以53%对23%的数据表明，美国人民认为我的经济政策是有成效的。

其后两年半，经济又经历了工资和物价管制的三个阶段，最后所有管制于1974年春天全部取消。

第二阶段于1971年11月开始，它是我们逐渐摆脱管制的办法，否则管制就会垮台，或者永远摆脱不了。在这一阶段，管制已减少很多，但仍然是强制性的和范围广泛的。

1973年1月转入第三阶段，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这引起了一阵喧嚣，因为原来被压下去的物价开始上涨。1973年6月，我不顾许多顾问的反对，重新规定了暂时和有限的冻结，以消除公众的不安（当时还夹杂着对水门事件的不安），并减缓物价的上涨，这种上涨仅仅是由于预计要有冻结而发生的。如果说这次冻结只是使原来就不妙的情况进一步复杂化，它至少也附带产生一种好处，对此乔治·舒尔茨幽默地总结说：“至少现在我们已经使其他所有的人相信，我们原来就认为工资和物价管制解决不了问题的立场是正确的。”

1974年当强制性的工资和物价管制完全撤销时，后果是很不愉快的。能源短缺和食品昂贵促使通货膨胀加剧和工商业萧条，而管制阶段以后积聚起来的压力导致了带有破坏性的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它折磨了福特政府的最初几个月。管制完全结束三年以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徘徊于7%左右，人们甚至怀念起1971年“过去的好光景”，因为那时前者只有6%，后者只有4%。

短期试行经济管制，美国得到些什么呢?1971年8月15日实行管制的决定在当时政治上是必要的，并且在短期内深得人心。但从长期看来，我认为那样做是错的。欠账总有一天要偿还，任意更改传统的经济结构无疑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着重谈了在我执政期间最迫切的经济问题，即通货膨胀和失业的问题，这就突出了我们曾感到有必要旗帜鲜明地离开自由市场，然后又痛苦地设法走回来的那个领域。但在我执政期间也有一些经济措施更好地反映了我的经济理论，并且从长期看来它们也许还更重要。

例如，1969年我们减少了所得税，使600多万低收入的人完全免去了所得税的负担。到1973年，我们使农业生产在35年来第一次几乎完全免除了政府控制。我们废除了20世纪60年代强加于国际资本流动的许多控制，开始建立了世界范围的自由汇率制度。我们曾要求国会通过立法，授权进行谈判以降低国际贸易壁垒。这种谈判的第一轮于1973年9月在东京举行。我们还着手减少或撤销交通运输和财政领域里有碍工业和加重消费者负担的规章条例。

有些人认为自由市场只是同工商业者有关的事。但当我就职时，对自由市场最严格、最不公平的限制之一是征兵制，它强迫每个人服役而不是出于自愿地服役。因此，在1973年1月取消了征兵制而代之以义务兵役制，这也是保障有意义的经济自由的重大措施。

保守派在谈论经济问题时总是处于不利地位，因为他们相信，为了挽救病人不致病死，必须让病人今天受点痛苦，这种想法通常被自由派政治家们和评论家们说成是“残忍”或者“对人的痛苦无动于衷”。

不幸的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经济问题已经变得比从经济角度考虑经济问题起更大的作用。当深谋远虑同政治现实发生冲突时，后者有时会毫不奇怪地占据上风。这种过分简单化的论断像所有类似的论断一样，听起来似乎太带有讽刺意味了；但是我个人能够证明，甚至抱有强烈经济观念的人也会被那些要求采取不同政策的人的尖锐批评和叫嚷所动摇。

政府办企业是效率最低而费用最高的创造就业机会的办法。尽管私人企业制度有许多缺点，美国在开国以来的两百年间却靠着它在人类文明史上最成功地向贫困开战。私人企业便于变革和鼓励进步，国营企业几乎毫无例外地阻碍变革和进步。

值得指出的是，我们主要的共产党竞争者苏联已经发现，为了增加生产，有必要仿效我们的做法。正当共产党人不得不对效率较高的生产者提供越来越多的刺激时，美国看来却在缓慢然而肯定地仿效他们的做法，阻拦物质刺激。

就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来说，美国今天正处在十字路口。联邦、州和地方税占国民生产净值的40%。如果这个比例继续增长，我们不久就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即人们将越来越多地为了政府而不是为了自己从事工作。如果这一天来到，我们将不再拥有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自由、最繁荣国家的私人企业制度了。我们只能希望两党的政治家认识到这种情况的危险性，不让它发生。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突破和柏林问题的解决

有人耸人听闻地预言说，我在1971年7月15日所作关于即将访华的宣告，将严重损害美苏关系。事实与此相反。10月12日，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发表了联合公告，证实我将在从中国回来后三个月去访问苏联。

美苏最高级会议之所以最后成为可能，是由于两方面的成就：在发表对中国接近的消息以前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取得了进展；在发表该消息以后在解决柏林问题方面也获得了进展。

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于1969年年底开始，很快就陷入僵局，因为双方在协议范围问题上意见分歧。用最简单的话来说，苏联方面要缔结一项只涉及限制防御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协议，而我们方面则想缔结一项综合协议，不仅涉及反弹道导弹这种防御系统，也包括进攻武器，如洲际弹道导弹和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

1971年1月9日，我给勃列日涅夫发去一封私人函件，强调如要达成协议，必须把进攻武器和防御武器联系起来。

两周以后，基辛格会见了到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进行长时间磋商后刚回来的多勃雷宁。会见时多勃雷宁建议在夏末举行首脑会议，并表示有可能按我们提出的折中办法商订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仅限制反弹道导弹的规定，加上在进一步谈判期间冻结进攻性武器的规定。

然而在3月12日，多勃雷宁交来一封对我们所建议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复信，似乎又回到了早先坚持协议只涉及反弹道导弹的强硬立场。在两国关系似乎取得相当进展之后，看来我们又要进入一个经受苏联人考验的时期了。

这种突然变卦也许是苏方认为不得不进行的最后一次试探，或者只是勃列日涅夫在党代表大会前夕应付内部矛盾的措施。不论原因何在，3月26日多勃雷宁从莫斯科收到了一套新的指示，其中包括我们一直等待着的突破：苏方同意继续谈判，并在就反弹道导弹达成协议之后冻结进攻性武器。

在我方首席谈判代表杰拉德·史密斯主持下的维也纳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以及通过基辛格和多勃雷宁交换的秘密信件，立刻变得更加认真和紧张了。我看出主要的问题将是美方的谈判立场。国会里的鸽派议员正把苏方提出的只涉及反弹道导弹的建议看作在这个问题上使政府取得一次业已拖延了的胜利的机会，敦促我立即加以接受。

我觉得，如果持这样的立场去参加最后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一定会坏事。我认为，实现限制核武器的唯一有效方法是使苏联面对一项不可接受的方案，这就是美国将增加军备并决心使用这些军备。

4月20日，我在内阁会议室里同一批共和党参议员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晤谈。我说：“如果要使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取得成功，我们决不能在参议院里透露我们想同苏联方面谈判的内容。不然他们会说：‘我们何必继续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呢，反正美国准备单方面采取这些行动了。’苏联人是迫切需要一项协议的，不过我们知道，他们只是从实力出发进行谈判，并且只尊重有实力的人；只要哪里有力量真空，他们向来是往哪里挤的。”

5月12日，多勃雷宁向基辛格递交了苏联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最新方案。他们已放弃了最后一条我们不能接受的条件。现在我们有了突破。5月20日中午，我出现在白宫新闻发布室的电视摄像机前。

我说：“你们都知道，苏美关于限制核武器的谈判陷入僵局已经一年多了。通过谈判，包括两国政府最高层的谈判，我今天宣布在打破僵局方面有了重要的进展。”我读了同时也在莫斯科予以发表的声明。声明的措辞是故意含糊的，只说我们已经同意把注意力集中在关于反弹道导弹的协议上，而他们则同意了关于限制进攻性武器的“某些措施”。

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在8月底顺利地告一段落。谈判进行了16个月，我国代表是驻西德大使肯尼思·拉什。美、英、法合作，同苏联就柏林问题达成协议，部分消除了这个城市分裂26年的历史所积累起来的紧张局势。协议中有些条款将使从西柏林去东柏林和东德的旅客和游览者不受刁难，让西柏林居民可以取得前往共产党控制区的护照，并保证在国外由波恩政府代表西柏林说话。1971年以前，人们通常把柏林问题和中东问题看作美苏关系中最大的绊脚石。我们至少搬掉了一块绊脚石，这就为最高级会议扫清了道路。

关于美苏首脑将于1972年5月会晤的宣布，完全出人意料。《底特律自由新闻报》的社论标题是“永远令人惊异的尼克松从帽子里变出又一只兔子”。《华尔街日报》说，两次首脑会议的安排“反映出多年来任何一位总统对世界政治所持的最乐观的看法”。

并不是所有的反应都是积极的。尽管乔治·米尼对于中国之行的宣布还能抑制他的感情，现在他却建议我还可以去智利拜访阿连德，去古巴拜访卡斯特罗。他问道：“既然他要去访问世界上那些不受欢迎的人，何不统统把他们都访问一遍呢?”

重要的是，我们为这种联系进行的耐心准备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将既有访华之行，也有同苏联的首脑会谈。

印巴战争

11月4日上午，我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她来华盛顿的访问发生在一个危急的时刻。八个月以前东巴基斯坦爆发了反对叶海亚·汗总统的政府的叛乱。印度官员报道说，有将近1000万难民从东巴基斯坦逃到了印度。我们知道，叶海亚·汗最终将不得不顺应东巴独立的要求，因此，我们劝他采取更温和与和解的方针。我们当时无法知道，印度竟会乘机不仅破坏巴基斯坦对东巴的控制，而且企图削弱西巴基斯坦。

甘地夫人高度赞扬我正在使越南战争降级以及对华采取主动的果断措施。我们谈到了巴基斯坦不稳定的局势，我强调说明，印度不宜采取任何足以使那里形势恶化的行动。

她恳切地向我保证，印度没有任何反巴的动机。她说：“印度从来不想毁灭巴基斯坦或者使它永远一蹶不振。印度所寻求的首先是恢复稳定。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消除混乱局面。”

我后来获悉，就在我们会谈的时候，甘地夫人知道她的将军们和顾问们正在策划对东巴进行干涉，并且在考虑进攻西巴的紧急计划。

即使印度名义上是中立的，并且继续接受我们的援助，甘地夫人却已经逐渐同苏联结盟，并从莫斯科得到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阿尤布·汗总统和他的继任者叶海亚·汗对此的反应是发展巴基斯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既然新德里连上了莫斯科，伊斯兰堡连上了北京，次大陆就大有可能成为两个共产党巨人进行对抗的危险地区。

在那天上午的谈话中，我感到不安的是，虽然甘地夫人自称她致力于和平，但她不愿作任何具体努力来缓和紧张局势。叶海亚·汗已经表示，如果印度同意把军队撤离边境，他也愿意这样做，但甘地夫人不愿作出类似的保证。

我说：“分裂巴基斯坦绝对没有什么好处。由印度发动战争，这是几乎不可能理解的。”我指出目前的情况在某些方面类似中东的局势；正像中东牵涉到美国和苏联的利益一样，在南亚和印度次大陆有中国、苏联和美国的切身利益。我说：“一旦印度发动战争，那就很难确切估计其他大国会采取什么步骤。”

一个月后，事先掌握了苏联武器的印度陆军进攻东巴。沿西巴边境也爆发了战事，但还无法判断究竟印度在那方面的目标是牵制巴基斯坦的兵力，还是那个行动是全面进攻的序幕。如此规模的作战计划不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能够制订出来的，这使我不得不认为甘地夫人在我们会晤时有意欺骗了我。我还感到不安的是，苏联不理睬我们几次发出的明确的通知，即如果他们支持印度入侵巴基斯坦，我们将作出表示强烈反对的反应。我感到苏联的一个重要动机是向全世界表明，尽管连篇累牍预报中美和解，苏联还是头号的共产党大国。事实上，苏联把军队调到中国边界，露骨地企图牵制中国兵力，阻止中国人去支援巴基斯坦。

我感到有必要劝阻印度的侵略和苏联的冒险主义，并同意基辛格的建议，我们应当表示对印度的不快和对巴基斯坦的支持。

为协调我们的计划，基辛格召开了由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四方代表组成的“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的会议。他发现国务院认为，东巴独立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可取的，印度在东巴只有有限的目的，对西巴没有野心。按照这种推断，苏联或中国进行干预的危险很小。因此，国务院主张我们应该保持冷静，袖手旁观，让不可避免的事自行发生。

我完全不同意这种消极的估计。我要让苏联人知道，我们强烈反对苏联的一个盟国利用苏联武器肢解巴基斯坦。因此，基辛格把苏联代办伏隆佐夫召到白宫来，告诉他这个危机又一次把我们的关系推到了十字路口，因为我们认为在印度次大陆怂恿一场战争是同改善彼此的关系相矛盾的。

基辛格说，我们想看到停火和所有印度军队撤出巴基斯坦。战事一停止，有关各方可以开始谈判，求得问题的政治解决。我们认识到，政治解决的结果大概是东巴取得政治自治，我们愿意朝这个方向做工作。主要的问题是应该停止战斗，应该消除大国对抗的危险局面。

第二天我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信，毫不含糊地说明了我的想法：

目前的客观事实表明，印度军队正被利用来把政治要求强加于人，并肢解主权国家巴基斯坦。贵国政府已使自己同印度的这项政策牵连在一起，这也是事实。……

我深信，我们原先商定明年5月在莫斯科会晤时所遵循的精神要求双方实行最大限度的克制，采取最紧急的行动来结束这场冲突和恢复次大陆的领土完整。

当晚11点钟，伏隆佐夫送来一份照会，回答了基辛格前一天提出的各点。照会指责美国维护和平不够积极，建议立刻停火，同时要求巴基斯坦立即承认东巴独立。苏联人显然打算玩弄强硬路线。因此，我们必须采取的行动是绝对坚定地继续支持巴基斯坦。如果我们不帮助巴基斯坦，那么伊朗或者苏联影响所及的其他国家就会对美国支持的可靠性产生怀疑。像基辛格所说的：“我们实际上没有别的路可走。我们不能听任我们和中国的一个朋友在同苏联的一个朋友的冲突中受到蹂躏。”

12月9日，伏隆佐夫带来勃列日涅夫的一封长信。他企图倒打一耙，说问题的关键在于设法让叶海亚·汗放弃东巴。基辛格觉得，来信的友好语气至少表明苏方有了一点响应，但我对此表示怀疑。

同时，危机发生了令人不安的转变。我们通过情报来源获悉，在印度内阁的会议上，甘地夫人主持讨论了在西线扩大战争并入侵西巴的计划。基辛格召见了印度大使，用明白的语言暗示我们已经知道他的政府的计划，要求他敦促新德里重新考虑，不要再采取任何鲁莽的行动。

当时苏联农业部部长正好在华盛顿访问。我知道他是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就要他带个私人口信给勃列日涅夫，说我认为我们两人作为两个核超级大国的领导人，有责任不让我们较大的利益卷入我们较小的友邦的争吵中去，并且要他回去转告，我说上面这番话是认真的。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我授权穆勒海军上将派出一支特遣舰队，由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等八艘舰艇组成，从越南开往孟加拉湾。

东巴的军事形势很糟。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印度人得到凶猛的孟加拉反叛者的合作，叶海亚·汗的军队全面败退。双方作战都是几乎不可置信的残酷，使局面像一场噩梦。在战事结束以前，有好几百万人无家可归。

最后，叶海亚·汗承认他应该采取我们一直向他建议的行动方针：他不再能够保住东巴，应该把他的军队集中用于保卫西巴。我表示一旦他这样做，他就可以得到我的全力支持。12月9日，巴基斯坦接受了联合国大会的停火要求。然而印度拒绝停火，西巴边界沿线的紧张局势仍在加剧，我就给勃列日涅夫又写了一封信，呼吁他同我一起结束这场危机，以免我们自己被拖进去。我在信的开头就说，据我们看来，巴基斯坦本身的行动业已满足了他关于东巴政治独立的建议。我接着写道：

现在下一步必须在西线立即停火。如果不停火，我们将不得不认为针对整个巴基斯坦的一种侵略行为正在进行，而巴基斯坦是我们对之承担义务的友邦。

因此，我建议立即由我们发出关于完全停火的联合呼吁。

同时，我最强烈地敦请你约束印度，因为你们通过条约对印度有很大影响，必须对印度的行动负一部分责任。

12月11日我们等勃列日涅夫的答复等了一整天。这种拖延是难以忍受的，因为印度进攻西巴的可能性在一小时一小时地增长着。12月12日，在我飞往亚速尔群岛同蓬皮杜总统就国际货币危机进行法美高级会谈之前不久，从莫斯科送来了一个简短的答复，只是说印度政府无意对西巴采取军事行动。

我立即发出复电，说印度的保证缺乏具体内容。鉴于情况紧急，需要协调行动，我建议我们继续通过基辛格-多勃雷宁这条秘密渠道进行磋商。我又说，我要十分强调，为了避免我们双方都不愿看到的后果，必须抓紧时间。

虽然我的电报语气急切，热线却一直冷着，直到第二天早上5点钟，才送来了三句话的答复，说苏联正在设法“澄清”印度国内的情况，一有结果将立即告诉我们。

12月14日在华盛顿，伏隆佐夫交给黑格另一份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报。它再次只提出含糊的保证，说印度无意对巴基斯坦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由于这个答复并不比早先的电报有何改进，我同意基辛格的意见，黑格应当打电话给伏隆佐夫，把这一点告诉他。

基辛格在从亚速尔群岛飞回华盛顿的途中，同“空军一号”飞机上的三个联合采访的记者谈了话。其中一个问，印巴危机有无恶化到影响我去参加最高级会谈的计划的危险。基辛格回答说：“还没有，但是我们必须等着看今后几天发生的情况。”记者们立即意识到他们刚才获得了一项重大消息。一个记者问道：“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你的话里推断出，如果苏联人不很快开始施加起抑制作用的影响，总统出访的计划就可能改变?”

基辛格回答说：“我们确实期望苏联人在今后几天内发挥起抑制作用的影响，如果他们继续蓄意鼓励军事行动，我们也许不得不重新考虑总统的计划。”

飞机一着陆，记者们立即跑去把自己的笔记告诉同事们，并立即发出了报道。当天黄昏的新闻节目就把这项报道传遍了全国和全世界。

基辛格在白宫召见伏隆佐夫，并告诉他，我很关注苏联领导人没有尽力促成问题的解决。鉴于他们继续拖延，我开始认为他们只是在讲空话，有意让当前的事态发展决定最终的结局。

基辛格说：“尼克松总统不习惯进行威胁。他长期以来一直寻求真正改变美苏关系的途径。然而尽管他有这个愿望，贵国政府却用大量尖端武器装备印度。如果苏联政府支持或迫使别国领导人去肢解或者分裂一个美国的盟国，它怎能指望我们两国间的关系会有所改善呢?”

第二天，基辛格又召见伏隆佐夫，给他看了我写给柯西金的一封信的抄本，信中竭力主张我们两国应迅速采取负责任的步骤，以确保印巴军事冲突不致扩大，并保证反对任何一方取得领土的企图。

伏隆佐夫抱怨说，印度人很不听苏联的压力。基辛格回答说：“再不能有任何借口了。总统已经作了好多次个人的呼吁，都遭到了拒绝，现在该是行动的时候了。”

伏隆佐夫说，苏联无条件地准备保证印度不会进攻西巴或克什米尔。但是，如果公开这样做，那就意味着苏联实际上是在代表一个友好的国家说话。换句话说，只要不必公开这样做，苏联是会敦促印度接受停火的。印度人看到苏联不会给予支援，肯定会同意某种解决的办法。

第二天，叶海亚·汗的军队在东巴无条件投降了。12月17日，巴基斯坦接受了印度在西巴停火的建议，于是西线的爆炸性局势也得到了解决。我们通过发出外交信号，施加幕后压力，终于使西巴免遭印度迫在眉睫的侵略和统治。我们也又一次避免同苏联发生重大的对抗。

印巴战争所牵涉到的利害关系远远超出巴基斯坦的前途——这本身已经很重要了。它涉及一个原则，即能否允许苏联所支持的大国肢解它们较小的邻国。一旦这个原则得到肯定，世界将变得更不稳定和更不安全了。

在此期间，中国人起了很谨慎的作用。他们有军队驻在印度边界上，但他们不愿冒攻击印度以援助巴基斯坦的风险，因为他们担心苏联会以此作借口来进攻中国，而他们的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此他们没有采取行动，可是他们军队的存在大概对印度起了遏制的作用。

停火安排后三天，我们送给中国人一份材料，说明了停火的要点。在材料结尾处我们写道：“美国认为，可以从最近的南亚事件得出一些使人头脑清醒的结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不应再令自己陷入这样的处境，即有人能够利用充当代理人的国家来推进他们含有敌意的全球目标。”

通过印巴危机，我对甘地夫人的尊敬减低了。几个月后，在1972年3月，我在比斯坎岛过周末时看了一部关于圣雄甘地的传记影片——他同甘地夫人没有亲属关系——看了以后我口授了一段感想，写进了我从1971年11月开始记的日记。

日 记

我看了甘地的被刺，听了他关于暴力问题的讲话，感到今天印度的一些领导人是何等虚伪。例如：当夏斯特里去塔什干时，英迪拉·甘地说什么印度的胜利之翼被剪掉了；她在华盛顿和我会见时实际上已经决定要进攻巴基斯坦，却向我保证说她决不这样做。这完全是两面派态度。不用借口就诉诸武力的人是坏透了——诉诸武力而同时还劝诫别人不要使用武力的人不配得到任何的同情。

印巴危机期间一个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我们国内。12月14日，当我们还不能肯定印度会不会进攻西巴时，报系专栏作家杰克·安德森发表了12月2日、4日和6日“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记录的逐字节录。会议记录透露说，基辛格对小组的讲话传达了我为了“偏袒”巴基斯坦而施加强大压力的消息，这既不同于有些国务院官员一向所采取的态度，也不同于我们为了更好地对各方施加影响而公开采取的更为中立的立场。从外交事务的角度看，这个泄密是使人尴尬的；从国家安全的角度看，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这一泄密使人震惊，因为出席“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会议的只限于军事情报机关和国务院最高级官员。我们听说罗伯特·韦兰德海军少将认为，被泄露的文件之一肯定是从他的办公室搞出去的，那时他的办公室担负着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之间的联系工作。我们指派了巴德·克罗和戴维·扬进行调查。

怀疑集中在一个分配在韦兰德办公室里工作的海军文书军士的身上。在询问的过程中，扬了解到这个文书军士有一段时期一直在复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密文件。他经常捡取待烧废纸袋里的复写纸或影印件，有时甚至窃取基辛格和黑格公文包里的文件去复制。有一次，他抄了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问北京时与周恩来谈话的摘要记录。他把这些文件送给了他在五角大楼的上级。

我们无法确证这个文书军士就是安德森的材料来源。但间接的证据是很有力的，他们两人彼此相识，曾在若干场合碰过头。不论这个文书军士有没有向安德森泄露机密材料，他总是危害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同白宫的关系。

虽然我也许并不真正感到惊奇，但我感到不安，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竟在对白宫进行暗中侦察。不过坦白地说，我很不愿意追究事情的这一方面，因为我知道如果深究下去，这事会像其他许多敏感的问题一样，最后被透露给新闻界并被他们严重歪曲，这样我们最终会损害军方的信誉，而军方那时所受的攻击已经够多的了。

文书军士本人也同样难于处置。我感到关于他给安德森提供材料的间接证据是令人信服的，我也知道这种行为不能容忍。

日 记

关于这件事情，令我不安的是驱使这个文书军士提供材料的那种埃尔斯伯格变态心理。他替参谋长联席会议侦察白宫一事并不使我特别惊奇，虽然我认为这不是正派做法。但是他由于不同意我们对印度的政策而进一步向报刊专栏作家提供绝密材料的行径，却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要加以制止的。

然而我觉得，如果对这个文书军士进行起诉，那将是太危险的事。这个人曾跟随基辛格和其他人外出执行一些秘密任务，还接触过别的绝密材料，一旦泄露会危及我们同中国的谈判和同北越的谈判。就这点来说，他是一颗潜伏的定时炸弹，起诉就会使他触发。于是我们把他调到俄勒冈州一个遥远的岗位上，对他进行暗中监视，包括一个时期的电话窃听，以查明他有没有再外传秘密材料。这个办法发生了效力：他没有再泄漏机密。

六大目标

虽然越南和其他外交问题在1971年大部分时间占主要位置，这一年我还是就通过国内立法问题向国会提出了要求，这些立法后来成为我所说的“新的美国革命”。国会无意于分散权力，还权于民，但我再次坚持要国会就我的提案采取行动——其中有些是我在1969年第一次提出的——这些提案总的目的是要开始改变整个联邦政府的规模和结构。1971年1月22日，我在国情演说中用了坦率的语言描述为何有必要实行我所建议的计划。我说：“让我们面对现实。今天大多数美国人对于各级的行政管理简直腻烦透了。”

这次演说是我任总统期间关于国内政策谈得最全面和最富建设性的一次演说，其中我为国家和人民列举了六大目标：福利改革；和平时期的充分繁荣；恢复和改善自然环境；改进医疗卫生工作，使更多的人得到更公平的照顾；加强和补充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彻底改革联邦政府。

国会的反应仍然令人失望和不安。对于福利改革、政府改组、广泛的医疗卫生计划以及几十个其他计划和法案，国会仍然不肯采取行动。

帕特

多数人大概会说，在政治生活中要取得成功，需要韧性、力量或决心。但帕特有一次说，政治生活最需要的是情感——她说的对。最好的政治生活和最高尚的公众生活确实最需要情感。

你由于尊重人们而不是需要他们的选票或支持而喜欢他们，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和了解，这就是情感。这是帕特所富有的品德。这是她成为总统夫人时带给白宫和全国的礼物。

她毫不犹豫地积极承担了新的繁重的任务。她在白宫东侧楼设立了工作人员的办公室，并亲自过问白宫管理工作的各个方面。她既关心使每天受到参观的白宫屋子里都摆有鲜花，而且要求事先详细了解每一个来访国宾的情况。

我们大家都爱白宫，并且想方设法让人们了解白宫的历史、分享白宫的美丽。而使这件事得以实现的却是帕特。

她让人在南庭园栏杆近处安装了扩音器，使参观者在这里排队等候时可以听到他们即将看到的那些房间的历史情况的介绍。她为盲人安排了专门的参观，让他们第一次能够摸一摸各个房间里的历史文物。帕特还首次录制了白宫历史的口头介绍材料，让这些看不见东西的人仍能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我们的两个女儿也继承了她们母亲的关心和慷慨的精神。特里西娅在结婚前一直和我们同住在白宫，在此期间她给一所小学的孩子们做辅导员，并且想出别开生面的方法把青少年带到白宫里来，如在南草坪会见1000名男童子军，在万圣节前夕举行招待会招待350个来自华盛顿较贫穷地区的儿童。1970年春天，她作为女主人请来2000个儿童，坐在草地上听哥伦比亚特区青年乐团的音乐会。除了这些较大规模的活动，她平时还举行招待会、茶会，并出去演讲。

我们住在白宫的第一年夏天，朱莉自告奋勇担任了参观办公室的导游，带着兴奋的参观者进行特别的参观，穿过花园直到二楼上富有历史意义的那些房间。下午，她带着残障者进行特别的参观。即使在她为考硕士学位而进行学习时，以及后来担任《星期六晚邮报》编辑时，她还是保持着在全国各地演讲和访问的繁忙活动。

帕特组织了私人募捐，使白宫外面灯光明亮，为本市居民和旅游者在晚间提供方便。在内部，她用自己在颜色和陈设方面的高雅的审美观点以及充沛的精力，对白宫进行了重新装饰。她同白宫管理主任克莱门特·康格和佐治亚州奥尔巴尼城的联邦古典艺术、建筑和家具专家爱德华·琼斯合作，筹了款子，收购了500多件精心挑选的美国早期家具和艺术品，布置在白宫供公开展览的那些房间里。她又同殖民地时期威廉斯堡基金会主任卡莱尔·休梅尔辛一起，协助整修白宫的西侧楼。

帕特的工作完成后，许多来访的艺术家、历史学家、建筑师和装饰师都说，白宫从来没有这样漂亮过。听了这些话，女孩们和我都感到十分自豪。

在我们重新装饰白宫的计划中，只有一桩革新是可以归功于我的。一天晚上我们外出参加社交活动回家时，我注意到许多联邦建筑物上都飘扬着国旗，唯独白宫上空没有。我的军事助理唐·休斯告诉我，夜里必须有照明才能挂国旗。我让他在屋顶上安装了泛光灯，从那时起，白宫顶上就日夜飘扬着国旗了。

在白宫住过的人们中间有一种共同的深厚的依恋感。帕特和我特别想要使所有前任总统和副总统的家属，不论党派和政见如何，都感到他们是受欢迎的。

帕特建议我们编一本前任总统所有活着的直系后裔的名册，在几年中我们邀请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来参加白宫的社交集会。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会见了卡尔文·柯立芝的儿子、格罗弗·克利夫兰的一些孙子孙女、来自奥伊斯特湾和海德公园的罗斯福子嗣以及亚当斯的几十个后代。

我们设法获得批准，使约翰逊一家出国旅行时得到额外的特工保护。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打电话给约翰逊和汉弗莱，征求他们的意见，有时单纯为了找他们谈谈，并告诉他们我理解他们曾经肩负过的重任。

帕特每请一个人到白宫来，总是要和他进行叙谈。她一向不喜欢过于正式的讲话。举行招待会时，她不是只到场一会儿，应付几句，便于记者和电视摄影师进行报道，而是喜欢和客人待在一起，跟他们谈话。有时一个下午会见了450个营养学家，然后是670个外国商界领导人的夫人，或者是白宫食物、营养和健康会议的1200名代表，或者是350名美国农场协会的妇女代表。

新闻界对她这样繁忙的活动报道很少，这使我感到不快。可是她唯一关心的是使人们感到自己深受欢迎。

帕特每星期收到1000多封信，每天上午她都要读一些信，在复信上签名。她认为，既然人们花了时间写信给她，总该亲自给一封回信。在下午经常举行的招待会或茶会之后，她有时带些智力迟钝的儿童乘“美洲杉”号游艇出游，有时安排一个特别节目，如有一次在感恩节宴会上，请来了几百位老年公民——他们不是什么大人物，而是或许永远没有机会在其他场合下看到白宫的普通人。晚上，她往往又在白宫接待客人，或者到市内什么地方去出席社交活动。

她的忙碌使我们大家感到喘不过气来。到我们待在白宫的第二年，我们已经创造了接待5万名客人的纪录。

现代有一种观念，似乎每一位总统夫人都得有一个“规划”，表现她的特色。帕特一心要发扬志愿提供服务的想法，也就是人们在能力范围内互相帮助，而不是等待政府去办。不过她不愿认为志愿提供服务是她的“规划”，或者说她的兴趣必须限于一个领域。有一次她说：“关心人才真正是我的规划。”她的行动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一点。

她旅行全国，同从事各种福利计划的人谈话，这些福利计划有帮助青年、老年、残障者的计划，有帮助儿童提早识字的计划，有美化城市和居住区的计划。她到外地作过150多次旅行，有几次同我一起，有许多次是她独自进行的。她每次都注意到，她要去会见的是单个的人而不是抽象的集体，是一般的人而不是选区的居民。我记得有一次人家告诉我一天下午她去参观一所医院的情形，她停下来抱住一个因患风疹而瞎了眼的小女孩。有好几分钟，同她一起参观的人都等着，她却对孩子说着话，把她抱得很紧。有人过来告诉帕特，这孩子不但瞎了，而且聋了。帕特回答说她知道。“但是这孩子了解什么是爱，”帕特说，“她能够感觉到有人爱她。”

白宫里的生活是活跃而紧张的。首先，这是一个城市里的家，人们经常感觉到和听到外面的车辆往来。有时听得到游行示威的声音。屋子里似乎永远没有真正清静的时候，因为管理人员出出进进忙于工作，而在地下室的厨房里，不停地要准备早饭、午饭、茶会、招待会和正式宴会。

起初我们试图减免一些繁文缛节。帕特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应该减少到处簇拥着总统的管家和随从的人数。我关照霍尔德曼把总统的那两名专职按摩员（海军卫生员）分配去做更为有用的工作。我立即停止了一种在我看来是难以置信的惯例：总统离开华盛顿出外旅行，无论到什么地方，他在白宫睡的床一定要提前运到，使他永远不必睡陌生的床。我说我在周末到戴维营或比斯坎岛去作短期工作旅行时，只需要马诺洛和或许一个伙食管理员照管我的衣服和饮食就够了。我们下令把一向供总统专用的两艘大海军游艇改作他用。我们也曾试图减少那些经常伴随我们的特工人员的人数以及安全措施。

但即使这样，白宫里的生活还是使人有禁闭的感觉，这使得我们对于 1969年夏天在圣克利门蒂为以后退休而购买的房子感到更亲切了。这是一座旧的西班牙式房子，盖在俯瞰海滩的一个美丽的高岬上。不断的波涛声给人以宁静的感觉，周围的棕榈树和桉树提供天然的屏障，使我们能够作比较私密的散步。我们管那所房屋叫“和平之家”。在隔壁，海岸警卫队警备站修起了一小片办公用房。这些房子加在一起，就构成了西部白宫。

由于圣克利门蒂离得远，我们一年只能去那里少数几次。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去比斯坎岛或戴维营过周末。在某些方面，帕特管了三个家，华盛顿、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各一处。她为我们把每一处的家都安排得很好，即使一次只待上几天。

在我们参加政治活动的这些年里，帕特的性格越来越坚强，她对人的温柔敏感也更突出了。她往往受到激进的妇女解放运动者的批评，然而她坚持了自己的指导方针，即妇女有权选择自己在生活中的作用。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妇女能够同时做到既保持独立又帮助她的丈夫。偶尔有人指摘她牵挂太多，她也满不在乎。在待人接物方面，她活泼、随便、说话风趣，但她觉得总统夫人应该端庄。她认识到总统夫人要在很多方面起表率作用。她是按传统办事的，但她的热情使她的仪态超越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最重要的是，她乐观坦荡，在一个社会准则迅速改变的时代中能保持自信。

在我任副总统期间，帕特和我一起出访过53个国家。艾森豪威尔惯常认为我们是一对很好的搭档，我也认为是这样。白天我参加会谈，她就到学校、医院、工厂、孤儿院去接触当地人民。我记得有一次在巴拿马，她坚持要去参观一个麻风病隔离区，并且和不幸的患者握手，陪同访问的主人脸上不禁流露出对她的敬畏。

晚上，她常常及时回到我们的下榻处，换上正式礼服，出席华丽的国宴。

对国外成千上万的人来说，帕特成了美国友谊的化身，这种友谊存在于她的音容笑貌之间，传达给我们所访问的各国人民，往往起着演说、祝酒和公报起不到的作用。

帕特是总统夫人担任总统正式外交代表派往外国的第一人。她曾以这个身份前往秘鲁，带去美国志愿工作者征集的救济物资，赠送给严重地震的受灾者。她不顾危险和持久的疲劳，爬进瓦砾堆里去拥抱无家可归的儿童，表达美国人民的同情和关怀。为感谢这次访问，秘鲁总统授予她太阳大十字勋章，这是美洲最古老的勋章。她是获得这种特殊荣誉的第一位北美妇女。

在我们访问中国和在苏联进行最高级会谈期间，帕特显示了她搞个人外交的高超艺术。她在观看马戏表演时同跳舞的熊握手，把学校和医院里的儿童吸引到她身边来，她访问了公社、工厂和百货商店，同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学校的学生一起练舞。

1974年，她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委内瑞拉总统和巴西总统的就职典礼。1972年，她代表我到非洲出席利比里亚总统的就职典礼，接着访问了加纳和象牙海岸，同这两国的元首进行了会晤。1月9日她从非洲回国。

日 记

这次旅行显然使帕特很高兴。使她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象牙海岸的总统。她指出，这位总统不主张对南非使用武力，于是我才了解到为什么国务院里有那么多人不喜欢他，原来他没有遵循通常的方针，即哪怕打一场谁也赢不了的战争也要全面反对南非的不顾后果的方针。

我原先对非洲的独立运动抱有严重的怀疑，现在我得出结论，也许让这些国家开始摇摇晃晃地自己学步是最好的办法。它们会把许多事情搞糟，但是只有让它们自己负责，才能获得尊严，增长才干。如果处在殖民地或者附庸地位，它们是永远也达不到这一点的。

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帕特的任务非常困难繁重，她回来时却依旧那样精神焕发。在每一个国家她都举行过记者招待会，同总统进行过谈话，并且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本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正像朱莉所说，最成功的是大家看到她所访问的各国的人民都喜爱她，而她也喜爱这些国家的人民。

有人说我们一家人刻板，这对我们来说倒很受用。在华盛顿的环境里，“刻板”往往是指坚持原则而不屑仿效朝三暮四的时髦风尚。

在我们住进白宫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在东厅举行了白宫的第一个礼拜仪式。我们的想法是，在举行这些时间短促而启发心灵的礼拜仪式时，每次由不同教派的一位知名牧师主持，并由全国各地的唱诗班来唱诗。每次我们邀请两三百人——从国会领袖到白宫的警察和电话接线员。举行这种礼拜，帕特和我就可以避免到外面教堂参加一般的礼拜，被电视记者簇拥，被大批对礼拜毫无兴趣的旅游者和猎奇者所追逐，以致往往发生宗教活动被人利用的情况。这样不但我自己烦恼，而且我认为也一定会麻烦和打扰其他来教堂做礼拜的人。

礼拜仪式的问题引起了一阵批评。传统派说，礼拜被冲淡得失去了意义；不信教的人说，把宗教搞进白宫是不伦不类；报纸主笔们指责我们打破了政教分离的现状。但是帕特和我认为，这种礼拜仪式是我们在白宫生活时期颇有意义的事情，它让成千上万的人有机会和我们在一起。更重要的是，它给全国树立了虔诚的榜样。

我们全家向来是喜爱舞台艺术、电影和音乐的。在戴维营、佛罗里达或加利福尼亚，我们晚饭后喜爱的消遣是看一场电影。有时我们试看一部从未听说过的影片，有时挑选当时风行的电影，有时则看我们家喜爱的老片子。

帕特和我跟任何来宾一样总是期待参加白宫的文娱晚会。我们感到，请来在国宴以后表演的艺术家应该反映美国各种艺术流派的风格——顺便提一下，也反映我们自己的某些共同的爱好。在几百次难忘的晚会之中，我特别记得果尔达·梅厄夫人感情冲动地跑上去拥抱艾萨克·斯特恩和伦纳德·伯恩斯坦，这两位音乐家是被请来在欢迎她的国宴之后进行表演的。表演古典音乐到民间音乐和摇摆舞音乐的，有贝弗利·西尔斯、罗伯塔·彼得斯、默尔·哈格德和卡彭特兄弟。珀尔·贝利有她热情的幽默和罕见的艺术特色，弗兰克·西纳特拉第一次在白宫演出后向我表示感谢时眼里含着泪水。来表演的还有托尼·贝内特、约翰尼·卡什、格伦·坎贝尔、阿尔特·林克莱特和鲍勃·霍普。

除了宴会后的演出以外，帕特还在白宫举办了一系列专门的晚会，请一些客人来欣赏某一位伟大表演艺术家的技艺，或是尼科尔·威廉森朗诵《哈姆雷特》剧本的片断，或是雷德·斯克尔顿讲笑话，或是小萨米·戴维斯唱歌跳舞。萨米和他的夫人在他表演后在白宫和我们过了一夜，他睡在林肯卧室里，实现了他平生的夙愿。

不止一次，我曾在一些欢快的歌咏会上为我历来喜欢的歌曲——如《爱尔兰人的眼睛在微笑》或《上帝保佑美国》——作钢琴伴奏，如果简姨妈还在，这种演出一定会使她惊愕。

除了尊重表演艺术以外，帕特还对手工艺和美术有特殊兴趣。她请过许多批工艺美术家到白宫来，还时常安排在东侧楼的走廊里展出他们的作品。帕特是在白宫举办个人艺展的第一位总统夫人，她请了安德鲁·韦思在东厅展出他的一些油画。

1973年为从越南归来的战俘举行的宴会，是一个独特的历史事件。除此以外，我认为在白宫的所有社交场面中最使人难忘的要数1969年4月29日杜克·埃林顿的70寿辰了。那天，我给予他我国授给平民的最高荣誉——自由奖章。我们邀请了200多位客人，其中包括卡布·卡洛韦、厄尔·海因斯、比利·埃克斯丁、马哈利亚·杰克逊、哈罗德·阿伦和理查德·罗杰斯。在颁奖时我说：“在美国的音乐界王族里，没有人比杜克具有更激动人心的韵味和站得更高的了。”

我壮着胆子为《生日快乐歌》弹了钢琴伴奏，正式节目完毕后，一些最有名的爵士音乐家演奏了杜克最杰出的歌曲。最后我说：“我想我们大家应该再听一位钢琴家的演奏。”我走到杜克坐的席位，把他领到钢琴跟前。

他坐下来静默片刻，全场鸦雀无声。他说他将作一首即兴曲：“我将挑一个名字，一个温柔、优雅的名字——帕特里西娅。”

他开始演奏了，音乐感情奔放、雅致而美丽——像帕特本人一样。

* * *

【注释】

[1] 兰利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所在地。——译者注

[2] 据《圣经·创世纪》记载，罗得是亚伯拉罕的侄子，本来居住在索多玛城，两个天使警告他该城要毁灭，他便偕同家人出逃，但他的妻子不听嘱咐，回头观看该城的毁灭，于是化成一根盐柱。——译者注

[3]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于1782年创立的勋章，紫色、心形，中有金色华盛顿头像，奖给在对敌作战中负伤的军人。——译者注

[4] 原文如此。但从逻辑上讲，当时还只是1970年的3月份。——编者注

[5] 美国和加拿大的劳动节为每年9月第一个星期一，1971年是9月6日。——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