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所有中国民众生活景象最贴切的描述，或许就是他们生活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不仅法律、秩序和政府，甚至古老的道德和伦理准则都已经悲剧性地解构了。几乎同样令人沮丧的景象是，这里的领袖们拒绝正视或承认如此江河日下的败坏过程，他们甚至谴责那些充满忧患意识并警示他们的人是“中国的敌人”，因为这些人认为，目前发展趋势可能导致种种可怕后果。

去东方的普通游客很少能看到真正的中国。通常他们的船只仅仅在上海和香港停泊，如果是前者，他可能除了外国人控制的国际居住地和法租界之外什么也看不到；如果是后者，他看到的根本不是中国，而是英国管辖的殖民地，虽然那里的大多数居民是中国人。

如果这些普通的游客还具有冒险的精神，他就可以从香港出发顺珠江北上去游览广州，那里已经是一个经过大规模重建的现代化地区了。他也可以从上海北上去看看青岛，那里是德国人在渔村基础上建造起来的一个令人赏心悦目的小城市。然后他可能还会造访天津，但也只是在外国租界里转一转，决不会踱出去。在北京城，除了富丽堂皇但日渐衰败的紫禁城，除了拥有独特魅力，出售各类古董、丝织刺绣饰品的年久失修的胡同，除了外国人控制的使馆区及其周边之外，他几乎就看不到什么值得光顾的地方了。如果足够幸运，他可能会被邀请到一户居住在别致而摩登的中国房子里的外国朋友家中做客，那里干净整洁，有木地板、电灯、自来水管道以及集中的供暖设备。

如果这位游客再从天津、北京出发北上到了东北三省，他将被强烈的反差所震惊和迷惑。与中国大部分地区相比较，他会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令人啧啧称羡、充满希望的繁华之地。造成这一巨大差异的原因是日本早已向中国所有的派系宣布，绝不允许在东北发生任何形式的内战，别的地方除了可以谈论在东北发生的事情之外，别指望在那里能做点儿什么事情。

也许这位旅行者会登上美国、英国或日本的轮船，或者冒险溯长江而上来到汉口，在那里他会看到一些保存下来的外国建筑群，并且会在管理得很好的上等人俱乐部那宽敞的阳台上欣赏调制杜松子酒的表演；或者沿长江而下在中国新的首都南京停留，那里有崭新的中山大道、中山陵以及国际俱乐部。

即便走了这么多地方，他还是没有看到真正的中国。不包括东北和新首都南京在内，他所看到的这些中国城市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深受外国的影响。他接触到的可能只是生活在外国租界或者租界附近的1000万到1200百万中国人，但他对中国其余4亿（或者是4.8亿）人口的生活和劳作状况几乎一无所知。他对他们究竟遭受了政府怎样的蹂躏和压迫，以及他们被欺凌到什么程度毫无概念，想当然地以为这里就如同美国和欧洲一样，政府管制在这个占世界近八分之一面积的地方已经不复存在了。

来源于中国的消息，比外国专家或调查者能更好地讲述它自己的故事。下面关于中国衰败瓦解的例子来自中国的新闻媒体、通讯社以及1929年至1930年1—2月间的访谈。在这短短的14个月时间里，中国人民经历了恰如欧洲中世纪以来未曾知道的种种苦难。

“军阀们除了给我们留下无尽的泪水，什么也没有留下”，一位中国朋友在看完下边将要陈述的一年来收集的剪报和笔记之后说道。“他们简直就是在敲骨吸髓。”

1929年11月，一份在河南省调查之后的中国官方报告以这样引人注目的段落开头：“河南遭遇了300年来前所未有的灾难。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欲哭无泪。这远非是外国人所能够想象的。”

在这个报告中讲道：许多详尽的情况是在对渑池地区调查后发现的，那里长期以来兵荒马乱，即使在11月的内战爆发之前，渑池也接连不断地遭到了来自山区强盗团伙的袭击，一千多个城镇和村庄被抢劫和焚烧。在这些村庄里超过五千二百人被屠杀，一万多人被绑架到山里并被勒索赎金，还有超过四万头的牛、马、驴等牲畜被强盗们掳去。

这篇报道用形象的中文说道：“当强盗们绑架了一个人并索要赎金时，会首先用铁丝刺穿他的双腿并将其绑住，然后把他像鱼一样用绳子吊起来。当盗匪回到自己的山寨以后，会审问这些俘虏来的人质并且用镰刀砍刺他们迫使其说出自己所拥有的财产和藏匿之处。如果人质在回答问题时有半点儿犹豫，他们立即就会被拦腰劈成两段作为对其他人质的警告。盗匪们还会迫使村民们说出为了勉强维持生命而藏匿粮食的仓库位置。他们将粮食一抢而空，留下受害者们忍饥挨饿。如果任何一个成年人试图从他们的控制下逃跑，那他的整个家庭都将面临被屠杀的厄运。”

这份平实而公正的报告显示：盗匪泛滥是由于过度的税收、内战和持续的干旱造成的。1928年地里庄稼的收成很差，人们收获的粮食根本不足以果腹，因此到1929年春天的时候，那里已经没有牲畜可以用来拉犁种地了。要想播种就只能靠那些还有点儿力气的男人和女人下地拉犁了。迫于生计，男人卖掉了妻子、大人卖掉了自己亲生的孩子。为了不饿死，人们纷纷落草为寇。

报告中说道：“在渑池有许多这样的情况，一年前还有400栋到450栋房屋的村镇里，如今只剩下十来间房子。那些曾经居住在这些毁坏房子里的家庭大都已经家破人亡了。”

现在再来听一听1930年早春时节邢台地区的地方官员向河北省当局的抱怨吧。

“我们已经收到您征用30头骡子的电报指令。但与此同时，宪兵司令也要求征用81头骡子和30辆骡车。第41师也要征用70头骡子，而第8炮兵团则要80头。除此之外，第41师还要求42辆骡车和500辆独轮手推车。这个弹丸小城里的老百姓早已经贫困得家徒四壁，我们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什么法子能够让军队的愿望获得满足。”

“老天爷要是想毁灭一个人，我们有什么办法救助他呢？”一个在河南省进行调查的中国上海救助组织在其官方报告中这样写道。这篇报告讲述了一个臭名昭彰的盗匪头子王天纵是如何抢掠观音镇的。观音镇原来由400个家庭大约2000口人组成，在上一次被劫掠之后，只有10余栋房屋保留了下来，而人口则锐减到大约500人。“人们看到在这里生活无望，于是下了决心准备渡过黄河北上到山西去寻找一个栖身之地，等到光景变好了再回来。”他们行进到黄河岸边并设法弄到了一艘船，有200人乘船渡过了黄河。

当船返回来的时候，剩下的300来人挤了上去开始了第二次横渡。但是当船开到河心的时候，人们看到河的北岸上站着一排士兵，他们在阻止那些挨饿的人上岸。山西省当局也有许许多多本地的乞丐，他们怎么有心思接纳来自河南的饥民。

“船夫不得不调转船头往回走，但此时盗匪们已经在黄河南岸边聚集，准备抢劫人们从自家废墟中抢救出来的衣服和财产。难民们不允许船夫向黄河南岸靠近，而士兵们也不允许他们在黄河北岸登陆，于是这条船就一直在河中间飘来荡去直到黄昏时分。”

“太阳落山以后，天就起风了。疲惫不堪的舵手不慎做了一个错误的动作把船舷转向了湍急的水流，刹那之间船就倾覆了，落水的人们溺水而亡，无一生还！”

军方经常宣布他们正在进行“弹压匪帮”的行动，但中国调查人员却宣称那些未能领到薪水的士兵与土匪之间其实暗中订立有攻守的协议，因此总是盗匪前脚走官兵后脚才到。每隔一段时间，官兵们就会在大路上、小道旁起获成堆的战利品，这当然是盗匪们对官兵暗中通融所进行的补偿。

1930年2月，由中国牧师和传教士书写的信件从内地寄到了上海，信中讲述了由于内战、瘟疫和抢劫而导致了人口下降的可怕情形。

1925年湖北省的人口为2861.6万人，而一项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尽管在此期间当地没有发生饥荒，也几乎没有人移民，但人口还是减少了400万。当人们分析新的人口普查数据时发现，人口减少的情况全部发生在那些遭受内战、抢劫和屠杀（常常伴随瘟疫）的46个州县当中。而在享受宁静与和平的22个县里，人口不仅没有减少，甚至还有了少量的增长。从湖北寄往上海的许多照片显示整个城镇沦为一片废墟。

1929年11月，当来自西北军的叛乱部队匆忙撤离河南省洛阳市的时候，五所军事医院里到处都挤满了受伤的士兵。当地的医生、护士和杂役在南京政府的军队进驻之前就惊慌失措地撤离了，而后来者不仅没有给予伤病者很好的照顾，还抢劫了医院储存的食物和药品。在长达三天的时间里，伤病的士兵躺在那里得不到任何方式的照料。结果很快就出现了斑疹伤寒，并且渐渐在洛阳及其周围的乡村当中蔓延开来。

众人皆知，不断膨胀的“军队”会把所有省份的家底子全部掏空；人们对于内陆省份一些大的乡镇甚至城市遭到土匪袭击的消息，也早已觉得不过是令人麻木的陈词滥调。但是在广州附近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土匪和海盗居然也兴风作浪激起了难以尽述的愤怒，这理所当然地就成为问题了。

去年以来就在南京政府的眼皮子底下，上海近郊和周边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许多类似的情况。其中，地处太湖之滨的城市溧阳，虽然就处在南京最严格控制地区的中心地带，但还是被匪帮袭击、抢掠了两次，甚至遭到了彻底的毁灭。盗匪的猖獗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因为溧阳距离其北边上海至南京的铁路仅仅只有45英里。

在1929年的12月，一个大约由3000人组成的精干土匪团伙突然对这座城市进行了一次猛烈的袭击，杀死了350多名成年男女和儿童，掠夺走了大约300万银圆的战利品，而被纵火烧毁的财产其价值大约还有1000万银圆。

溧阳有着坚固的城墙，它完全是被盗匪集团智取的。有超过500名的强盗三三两两伪装成农民混进了城里，住进了小旅馆。等到夜深人静，这伙叛匪汇合在一起控制了守城的门卫，打开了城门，他们的同伙如潮水一般地涌入了这座孤立无援、还沉浸在梦乡中的城市。

求救的电报被送达南京，援军很快赶到了溧阳并将强盗赶出了城。但两天之后，更大规模的盗匪杀了回来赶走了守军，然后就开始了令人发指的杀戮、掠夺、抢劫和纵火。超过40名财主富绅被绑匪带走作为人质以换取赎金。

这些突袭行动的一个特征就是，土匪们总是把他们所到之处能找到的大量年轻漂亮姑娘全部带走，无论城市还是乡村。

在这些可怜的受害者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不得而知。但当这些被凌辱强暴、精神恍惚的可怜妇女漂泊流浪了很久最终回到她们原来的家时，无法磨灭的可怕经历就写在她们的脸上。或者，更可怕的情形是她们的尸体被发现时已经遭到了肢解并抛弃在沟渠或者灌木丛中，当然前提是这些尸体还没有被成群的野狗吃掉。

吴淞是上海南部的一个城市，位于浙江和江苏交界的地方，也在1929年晚些时候遭遇了一次灾难性的强盗袭击。据估计，这伙盗匪大约由500名强壮的男丁组成，洗劫了价值50万银圆的战利品，在街上射杀了7名男子，打伤了10人，并带走了4名富翁作为人质，还以令人作呕的野蛮方式强暴了数10名妇女和儿童。

由于对政府能够提供的保护感到绝望，吴淞地区的老百姓正试图筹集足够的资金购买一艘装备有机关枪的小型炮艇，以便在运河上来回穿梭巡逻，保卫自己的家园。

在1929年12月到1930年1月前半月间，在太湖、扬州和宁康等许多城镇都出现了类似的袭击。在最后这个地方，强盗们将当地最高级别的行政官员捆住手脚按在大街上，把烧开的水不断地浇在他的身上，直到他气绝身亡。

类似事件在中国的首都以及最大最富裕的海港附近都会发生，那么可想而知，在山高皇帝远的内陆省份其状况肯定要比前述的情形糟糕得多。

就举四川为例来说，这个庞大的省份位于著名的长江三峡上游、西藏崇山峻岭的东部。四川省大约有6000万人口，悬挂着南京政府的旗帜，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省份实际上被残暴的军阀分裂成四到五个武装割据的“特区”。

现在让我们来聆听一下1929年9月四川省綦江地区的百姓发给南京政府那令人悲悯的求救诉状吧。长老们用纯真质朴的语言陈述道：

“在过去的13年里，我们遭受了各种自然灾害和接连不断的抢劫，因此上已经处于绝望的境地。今天我们完全是为了生存而斗争，因为除了自己的血肉之躯以外我们一无所有。为了自保我们必须赶走军阀郭汝栋，他是这支如狼似虎部队的头子。”

綦江地区的统治者，提前六年就征收了当地每年应缴的土地税，对1929年的粮食作物征收了八种税，而且还异想天开地设计了其他将近12种的特别税费。长老们在诉状中继续写道：

“整个綦江地区都已经荒无人烟了，数千间的房屋被抢劫和烧毁。郭的士兵不仅从老百姓的口中夺食，还抓捕我们的妇女，无论年轻的还是上了年纪的统统带走以换取赎金。”

“从东到西几十里，已经再也听不到鸡鸣狗吠之声了。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无处可以逃避。人们不禁像古人一样感叹：日月无光、人将齐殇。”

这封状纸代表了当地26个乡镇和村庄百姓的诉求，它在结尾处呼吁南京政府应当宽恕那些为反抗綦江暴政揭竿而起的当地人。当诉状被送到南京的时候，綦江的统治者正被一群手持长矛、镰刀、少量步枪和11挺机关枪的暴动农民围困在一个古老的城堡之内，暴动农民的人数超过了5000多。

当然，南京政府面对这种种的情形完全束手无策。它既不会因为无法把救援物资送到数百英里远的内陆而受到谴责，更不会因为郭将军是由南京政府任命的而受到非难。在像四川这样的偏远地区，地方军阀对政局的发展时刻保持着警惕，当南京的军队占领北京和天津时，他们就都“参加了国民党”。南京政府除了希望他们是真心实意地投诚并接受他们宣称的效忠之外，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能做的。然后，就是通过向这些新依附的军阀发放他们早已控制区域的行政委任状，以“维持自己的面子”。

直到1926年，湖南省的常德仍然是一座保持着繁华的大城市。但如今它的现状比半个多世纪前因为太平天国叛乱而导致的情况更加糟糕。1929年，它接连不断地被各路军阀所抢掠，想要恢复元气将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今天，常德的大多数人几乎都已经穷困潦倒了，周围的乡村更是盗贼四起。

1929年，有五个不同的将军交替统治过常德，他们每个人都征收只有自己才承认的所谓“年税”，并且轻描淡写地就忽略了他的前任曾经在这里收取过税收这件事情。

1929年初，在姓谭的将军撤离该市之前按照惯例征收了贡税“以偿付拖欠的军饷”。在他离开常德之后，一位姓赵的将军很快进城接管了这里的防务。赵曾经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土匪头子，如今摇身一变却成了受人尊敬的官员。他在进城之后立刻宣布他的部队已经很多个月没有领到军饷了，要求当地拿出25万银圆，如果这笔钱拿不到手他就没有办法约束自己的士兵，他们可能就会抢掠这个城市。

赵将军的军队在拿到钱后不久就开拔走了，很快李将军的部队又开了进来。李的这一举动激怒了之前的两位将军，谭和赵联起手来开始围攻常德。

根据中国人的报道：在围攻常德两个星期之后，赵将军的手下将城墙轰了一个缺口，然后就占领了这座城市并“洗劫了所有的住房和商店”。此后，他们就去了山区，带走了数百吨的商品，超过100万银圆的现金，30名被扣押以换取赎金的有钱人，此外还有大约80名妇女和未成年的女孩子，从那以后她们就再无音信。

1929年7月初，吴将军的部队兵不血刃地接管了这座城市。士兵们穿着干净整齐的制服，看起来军容整洁、军纪严明。但是好日子没过了多久，在这支部队的下级官兵当中就爆发了因意见分歧而导致的冲突。这极有可能就是一场兵变，吴将军在仓皇中悄悄溜走了，带着他新纳的小妾和以“税”的名义从市民那里榨取来的一大笔金银财宝。

接下来的继任者是王将军，人们似乎获得了宁静与安全的承诺。但在两周后的一个晚上，他被自己叛变的军队所杀害，而常德无疑又面临着一场新的抢劫。

在这紧要关头，戴将军和他的部队赶了过来。从那以后社会秩序终于得到了较好的维持。不过话说回来了，戴将军的手下不会无偿服务，所以不得不征收新税以安抚城市新的守卫者。

人口众多、曾经富裕的湖南、湖北、广西、河南和福建等省份都已经变成红色了，总共有超过3000万的民众如今散乱地生活在红色根据地内。在以汉口为省会，人口稠密的湖北省，共产党控制了大部分区域，他们似乎已经拟定出了类似于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的一些东西。

“铲除恶习”是湖北省共产党人开展斗争的主要口号，他们严禁种植罂粟、吸食鸦片、投机倒把、赌博以及其他一些因为能提供高额税收又便于“敲竹杠”而在过去行政管理中被默许的丑恶行为。

从各种报道来看，湖北共产主义武装力量的纪律要比中国绝大多数人员臃肿的军队好得多。抢劫和掠夺被明令禁止，对于穷人们而言不仅无须纳税，而且在各个方面都是有益处的。

湖北的共产党人夺取了一个村镇或者城市，往往会匆匆忙忙地销毁过去所有的土地契约和相关的正式记录。那些被指控曾经压迫过穷苦百姓的旧政权官僚则常常会被立即镇压。当政府军从共产党手中夺回城镇时会采取血腥手段，他们会将所有被发现在共产党占领时期曾与共产党合作过的人就地正法。

自“共和政体”于1912年建立以来，河南省已经被无数相互敌对的军队蹂躏和践踏。除了饱受饥荒困扰的甘肃和陕西之外，它的情况可能比中国任何省份都要糟糕。河南省的面积为68000平方英里，人口粗略地估计大约有2590万人。中国调查人员估计河南省有组织的强盗数量大致在40万人。宜阳位于河南省的西部，曾经是一座非常繁华的城市。在1930年3月1日前的5个月里，它被各式各样的土匪团伙易手多达72次，最后留下的已经完全是一个遍地饥民的废墟了。

宜阳附近更大一点儿的城市谷州（今新安县）也经常遭到袭击。据上海的中国报纸报道，在谷州有5000多间房屋和商店被烧毁，3000余人被带走勒索赎金，还有2万头牲畜被赶走。目前还没有获得关于连续屠杀受害者人数的可靠统计数据。

在江苏省的北部，随处可见两层半楼房那么高的石头炮楼，这些由当地农民和乡勇建造起来的炮楼顶上设有许多垛口和射击孔，既可以用作警戒土匪时的瞭望塔，也可以用作一旦遭遇袭击时的避难所和防御工事。

从江苏海州 [1] 郊外一座小山的顶上向四处望去，即使不借助望远镜也能看到有200多座这样的炮楼。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富裕人家都遭到了土匪的杀戮，或者早已搬迁到像汉口或上海这样一些外国控制着的安全区域。有个别传教士被国民党军队驱逐之后又返回了这一地区，他们就住在用泥土建成的屋子里。他们不敢修缮自己过去的住宅，唯恐如此张扬的行动会暴露自己并引来强盗新的袭击。

在1928年到1929年的那个冬天，位于北京西南只有38英里的古老城池涿州及其10万居民经历了长达80多天令人提心吊胆的围攻，一桩桩可怕的恐怖事件被记录了下来。在围攻快要结束的时候，母亲们因为食物无着、干瘪的乳房流不出一滴奶来而不得不捂死自己新生的婴儿，守军也不得不允许相当一部分平民离开这座城市。

难民营就建在涿州城的附近，但这个挤满了中国人的难民营就如同一个“诱骗拐卖妇女的营地”，不时有人会以顶多5块大洋的价格收买那些因饥饿而容貌脱相的年轻女孩，而这些女孩为了能把自己卖出去会极力地向买者承诺自己过去在胖一些的时候也曾经是美人的坯子。

遍布中国的一个又一个内陆城市都有着与四川省省会成都类似的情形，那里的商人向他们的军事独裁者递交请愿书反对进一步征税。他们说：“我们除了骨髓已经一无所有了。”

上述发生在中国各地的典型案例对于世界各国的外交部及其驻华使馆来说都耳熟能详。领事们会将全国各地的事情在它们甫一发生的时候就向上汇报，然后北京的使馆工作人员，再将这些哪怕是石头刻成的佛祖看了也会掉下眼泪的报道汇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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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在的连云港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