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东西方文化许多方面的冲突，给中国人生活和思想的根基造成的破坏，就如同势不两立的军队在相互厮杀战斗中践踏毁灭了脚下的家园。虽然这种冲突还在进行，但中国整个经济结构已经在与西方世界机械化生产方式的冲突中解体了。
它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成为一个缺乏能够胜任的领导集团的民族，那么在这多方面冲突同时发生的情境下，国家陷入内战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与此同时，革命推翻了人世间至高无上的天子和他统治的古老王朝，新思想摧毁了传统家规、家训和家庭责任。当这些进程推进的时候，各派敌对军阀的部队正在开战，战场变成一片焦土，为了生存下去而斗争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早已将诚实和公平交易的古老准则抛在脑后。与这些进程一致，铁路使得成千上万的挑夫苦力失去了工作，江河上行驶的蒸汽船，使得成千上万在中国内河用舢板和帆船进行水上运输的船工顿失生计，而且使得数万名在长江三峡拖拽旧式船只逆流而上的纤夫没有了用武之地。在外国工厂源源不断地向中国出口它们机器生产的商品时，外国资本也正在中国城市当中热火朝天地建设各种现代化的工厂，这些都助力摧毁了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的中国家庭手工业和小作坊。
这些力量的结合造成了普遍的失业和贫困，而失业又与相互竞争的军阀们正忙于招募地方性武装力量的时期相吻合，因此军队很快就膨胀到难以控制的程度；军队中的许多人经常会因为领不到军饷而开小差或者叛乱，从而增加了盗窃和抢掠的数量。
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无论是完全由贪婪和野心所驱使的、不择手段的卑鄙小人，还是高尚无私的爱国者，他们目前都不可能找到一个新的政府形式或权力来取代已经被摧毁的政府。保守派确信老办法是最好的，外国思想和方法与中国的实情格格不入，他们顽固地反对那些想要铲除旧办法并尝试新办法的激进分子。这两派的傲慢和固执时至今日仍然没有变化，以至于温和派想要通过新与旧的调和，本土文化、方法与外国文化、方法的调和，政治行动与经济复兴的调和，来继续缓慢前行，重建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完成。
人们对中国和日本做了许多严肃的比较后发现，中国无法适应20世纪的历史条件，与日本在不丧失其文化生活本质要素的情况下再造成为一个高效工业国所取得的惊人成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归国留学生”——这个称谓适用于中国和日本留学回国的任何人，不管他年龄多大，也不管他回到祖国已经多少年——都在重新塑造着这两个国家。在日本，人们对这个阶层寄予厚望，因为一个贫穷而落后的民族已经成为世界的列强，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被人们尊敬。但在中国，归国留学生对平息由骚乱所导致的社会失序却未能提供什么帮助。
1868年，中国政府第一次派遣留学生出国。就在这一年，容闳博士带着30名男孩前往美国求学，加上后继者这些学生的总数达到了120人，但他们在完成其大学课程之前就全部被召回国内了，这场运动也就暂时中断了。
但中国在19世纪最后十年的一场战争中被日本灾难性地击败之后，这场运动又重新开始启动了。中国意识到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学生们被越来越多地送往国外。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当与种种失败的革命有关的学生们试图在外国寻求庇护时，这些数字大大增加了。在这一时期，尤其是日本的大学涌入了大量的中国学生，而在美国和欧洲学习的人数也正逐年增加。
通过归国的留学生，日本习得了效率。日本已经建立了许多工厂，并且在世界海洋贸易的竞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日本很早就使自己摆脱了“治外法权”，并且拥有了健全的法律和良好的法庭。日本拥有一支高效的陆军和海军，以至于她的话语在全世界都有了分量。但是，日本没有经历过革命，没有推翻一个王朝，也没有爆发广泛的内战。
然而，总的来看出国留学的中国人忽视了科学，冷落了力学。按照古老的儒家思想，一个学者务必致力于治国理政，因而大多数的中国海外留学生都专攻了政治经济学、哲学或者其他的人文学科。他们学成归国时带回了各种各样相互抵触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理论。中国留学生通常是文化的混血儿，而日本留学生则是优秀的技术人员和工业专家。回国后的日本留学生给他们国家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而回国后的中国留学生，给这个充斥着大量文盲的涣散的国家带回的则是一些无法被采纳的理论。
胡适博士，一位与当今世界上伟大的思想家们比肩齐名的中国著名年轻哲学家，曾经勇敢甚至是毫不留情地批评自己祖国的缺点。他断言，中国已经发现自己的旧文化根本无法应对“贫穷、疾病、愚昧和腐败，这四个国家的主要敌人”。
中国不愿意承认自己古老文明的失败，胡适博士说，这其实是一个拥有辉煌历史的伟大国家自尊心的本能反应。他指出：中国以前从来没有与拥有卓越的军事力量和先进文明的异族发生过冲突。不止一次，中国被好战的野蛮人所征服，但最终她的文化征服了征服者。有时，中国心甘情愿地屈服于文化的入侵，就像印度将佛教传入中国时所做的那样，佛教到中国的时候并没有一名印度士兵跟随。
现在，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陷入了与一种以政治和军事实力为支撑的文明史无前例的冲突当中。胡适博士指出：她无法将文明与其背后的军事力量区别开来，也无法接受西方文明比中国文明优越。
这位年轻的中国哲学家认为，将西方文明归结为“唯物质论的”，而将东方文明归结为“精神至上”的是荒谬的。他说：西方文明同样是理想主义和精神至上的，这体现在科学的诸多领域，体现在其民主制度当中，体现在那些减轻了人的劳苦、增强了人类幸福感的机械装置的进步当中。他强调指出：远东地区的古老文明只是安于现状，而未能为了人类的利益去尝试更多征服自然力量的办法。
“从最坏的意义上来说，这才是唯物质论的。”他在1929年晚些时候宣称：“我在一个把人当牛作马来驱使役用、让妇女忍受了1000年的裹脚缠足而毫无抗议的文明中看不到任何高尚的精神。”
“中国古老的人文精神已经死了，而我们还没有学会掌握新的；旧的社会秩序已经变得腐朽，而我们却不愿意着手建立新的。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优柔寡断、犹豫不决，我们颓废堕落、无所作为，我们悠久文化的遗存——古老的绘画、青铜器和瓷器——早已经离开我们这个国家成为美国、欧洲和日本不断增加的收藏品，我们过去的寺庙和其他建筑遗迹因为无人重视和缺乏必要的维修资金，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们变成一堆瓦砾。”
“宗教、皇权与和平的社会环境创造了这些艺术，但是贫穷和战火把它们销毁殆尽。一百多年来，我们从未见过哪怕一个顶级的画家、诗人、思想家或者教师涌现出来。然而，我们却仍在这里大谈所谓的保留‘民族的遗产’和‘民族文化的精华’”。
“当饥饿的农民錾削下古代雕塑的头像将其卖掉以换取一碗大米，当士兵们盗掘皇家陵墓来为外国市场搜寻陪葬的珍宝时，我们还能保存下什么呢？”
胡适博士毫无顾忌对那些肤浅而自负的同胞冷嘲热讽，作为一位睿智的爱国者，他坚持认为，如此一些人有害于中国的发展，这招致国民党对他产生了强烈的敌意，甚至官方数次计划对他提起刑事诉讼以惩罚他的坦率。
胡适博士谴责的种种存在的弊病并没有被人们加以否认，但他的批评者认为，为了留住中国的“面子”，他应该对这些恶习保持沉默。幸运的是为了维护南京政府的好名声，少数政客们对这位大师的叫嚣已有所减弱，而在关于他的诉讼案件中，政府仅有的正式举措也不过是向他递送了“警告”。而胡适先生对这种恐吓的尝试根本就无所动容，他依然坚持其勇敢无畏和直言不讳的做法。
朱立安·阿诺德是北京美国公使馆的商业专员，胡适博士在为他的《中国问题撷要》这本书撰写的令世人大跌眼镜的前言中，坦诚地向世界和他的中国朋友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正如胡先生向编译成册的题为“人类向何处去？”丛书投稿时所做的那样。事实上，这位中国的哲学家以自己的真知灼见，否定了自己认为中国在19世纪没有产生任何伟大思想家的悲叹，在前言中他说道：
我们必须了解自己。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穷得可怕，我们的人民正遭受使文明人感到可怕的苦难。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政治生活已经溃烂到了核心……
我们不能再用帝国主义列强阻碍了我们国家的繁荣和进步这样的话语来自己欺骗自己……
在我看来，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坚定的信念，它就如同宗教忏悔一样深刻，我们中国人在一切事物上都落后了，世界上每一个现代化国家都比我们好得多。
如此尖锐的批判出自中国最杰出的人士之口，这与外国人的负面批评显然不同，因为大多数外国人都认为：中国人天生就缺乏某些素质，因此永远无法很好地管理自己的事务。然而，胡适博士的批评似乎是为了激发起同胞们潜在的能力和干劲，并使他们确信自欺欺人和自我满足都是愚蠢的。国外的批评引起了中国人的怨恨和一种对着干的愤怒情绪，而胡适博士的批评也许会成为一种鞭策。
在最近的几十年之前，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所有外国人都是未开化的“蛮夷之辈”，但是当中国一次又一次地输掉了与外国列强的战争，这种关涉种族的傲慢看法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诸多事件的发展趋向使中国最开明的民众逐渐相信，西方文明在许多方面是优越于东方文明的。
这种冲击与震撼来自过去的自负情结与新的自卑情结奇特结合的发展，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这个结果表现为一种漠视理性和事实，冲动易怒、焦躁不安的态度。
今天我们在华人的圈子里可能会发现一些悲观主义者，他们认为地理、气候和文化的力量一直在发挥作用，致使中国人民无法获得新生。同样不理性的中国乐观主义者也比比皆是，他们宣称，尽管中国目前存在着混乱的局面，但中国人天生就比世界上其他民族更加优越，并将在下个世纪主宰全球。这些人对现代化和当代世界的大势不屑一顾，只是一味地指出中国历史曾经何等的辉煌、中国的无名英雄发明了火药、指南针和印刷术，中国很久以前就涌现出了诸多的圣贤。
毫无疑问，许多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他们毫不掩饰自身优越感的傲慢态度，强化了华人种族自卑感或者优越感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很难判定，中国民众这种对部分外国人深深的憎恨态度有多少是出于愚昧，又有多少是出于傲慢或者自我保护的本能。但显然所有中国民众对外国人那种傲慢态度的不满，都是自然而合乎情理的。
那些因为态度傲慢而可能冒犯了华人的外国人辩解称：他们之所以持这种态度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个在黑暗中为了给自己壮胆而吹口哨的小男孩一样。
让我们设想一下，40000万名外国人生活在有300万人口的上海，或者是6个外国人孤立无援地生活在一些人口达到10万的内地城市当中。这些外国人自然本能的反应就是，强化并坚持那些使他们与周围一大群陌生人区别开来的东西。只有通过坚持那些与众不同的特性并放大它们的价值，外国人才能避免使自己完全陷入由不同肤色的民族、异域的文化、难以沟通的语言，以及奇特的风俗习惯所造成的陌生生活当中去。
前往美国或欧洲的中国人一般不会采取这种刻意自我孤立的策略。一般说来，他要么去考察和学习，要么仅仅是去做生意。但无论如何，他都必须掌握自己逗留的那片土地上陌生的语言。但大多数外国人去中国是为了做生意或者教学。如果是前者，他们不需要掌握中国的语言，因为他们可以很廉价地雇佣到中间人买办；如果是后者，他们就会把自己的知识或文化强加给中国人，而很少向对方学习或者试图去了解和研究中国的文化。
还有很多批评针对外国人的如下做法：中国人不管他们多么杰出多么优秀，都不会被中国城市里的外国俱乐部接纳为会员或者客人。这样一种拒华人于千里之外的做法，与其说是因为一些俱乐部成员为了享有种族优越感而给予的支持，不如说是植根于一种让某些地方使人纯粹地想起“家”的本能，一些公寓在其外观和经营管理方面都完全保持了外国的式样。如果中国人被允许进入这些俱乐部，他们的数量可能很快就会远远超过那里的外国人。毫无疑问，旧金山、纽约和伦敦的中国居民也有同样的本能，他们反对俱乐部给予那些美国人和英国人以会员的资格。
那些归国的留学生是今天中国最不安分的群体，他们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够在大城市中站稳脚跟，或者在政府中谋个差事。他们与现在中国各个大学、学院里的学生们一样，对身处自己的祖国却没有用武之地的事实感到万分沮丧。
许多年前中国的学生就开始在政治生活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了，这得益于中华民族尊重学问的古老传统。就在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学生抗议的结果，当时的北京政府迫于压力指示其外交代表没有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因为中国年轻的爱国者坚决反对和平协议中日本取代德国控制山东以及继承其他权益的条款。
从那时候开始，学生作为一个阶级成为革命进步的强有力因素，他们为民族主义运动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在1929年的春天，中国的学生界对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他们把政治事务留给自己的前辈，而他们应该返回到自己的课堂中去感到失望。学生们为了支持民族主义正在艰辛努力地工作，但这一命令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一种可鄙的回报。他们的反应是直接而猛烈的，现在没有任何反对南京政府的派别对它的谴责比学生阶层更加直言不讳。他们谴责南京政权是“一个反动的集团”，并宣称它企图“阻挠中国革命的进程及革命目标的实现”。
这种学生与政府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学生阶层已经以青年人再自然不过的热情，接受了左翼激进的信条。他们不能理解南京政府，南京政府为了维持其统治，也被迫变得越来越保守和不作为。
毫无疑问，学生们已经完全脱离了政府的控制。一旦事情的发展与他们期望的方向相反时，他们就召集罢工者，试图指挥学院的工作人员，把教育部门负责人的办公室包围起来。
国民党通过下令，要求所有学生的爱国活动必须“在国民党的指导下方能实施”来进行反击。但学生们的回答是，如今的政府是由以前伪装成爱国者的那些暴君组成的，而国民党在目前领导人的控制下也已经不再适合做他们的人生向导了。
对于中国来说，学生阶层与政府之间离心离德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为国家未来的管理者需要从这个阶层当中来选拔，就如同这个古老帝国的政府要依靠士人等级来遴选官僚一样。如果年轻的知识分子们被迫起来反对国民党及其所创建和控制的政府，那就意味着未来的管理者只能从军人的行列里来选拔，如此做的结果必将是无限地延长所谓的“训政期”，并极可能在未来导致一场旨在推翻这个蛮不讲理、靠武力支撑的残暴统治的社会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