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朝最后的继承者是满人。1644年，满人举兵入关，攻下明朝都城北京，登上了龙椅。

在过去数年间，国立北京大学国学门（the sinological institute）一直在努力整理、汇编内阁大库中海量的档案资料。这些资料是北大历史学家收集的无序手稿，此前一直放在紫禁城中，无人问津。

如今，这批宝贵的文献存放于研究所的展览室，其中包括各大行会的请愿书，字里行间都是对新朝的恭顺感激。向我展示这些官方文献的那位教授学识渊博，他表示，已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些文献系伪造，其史料中的各种细节也纯属子虚乌有，一切不过为了向后人证明，清自立朝以来一直备受万民拥戴而已。

若继续考究清朝档案，学界可能会有更多发现，也可能会重新评估正史。但无论研究结果如何，清朝在发展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几大特征早已显现。

首先，我们发现，明清交替与史上其他王朝更迭有相似之处，即篡权者虽武力超群，文化上却稍逊风骚，因此便努力学习华夏文化。几位伟大的清朝皇帝，如康熙、乾隆都对文学和艺术兴趣浓厚，大力支持汉人的高雅文化，促使其发展到又一巅峰。康乾盛世，战果显赫，国力强盛，乾隆治下六十年间人口翻番，足见一斑。

城门前的骆驼队

清廷档案资料（所谓内阁大库档案）在交付给北京大学国学门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国学门的教授和学生们在对内阁大库档案进行整理时的情形

但是，康乾之后，盛世落幕，荣光不再。嘉庆继位后，清朝开始走向衰落：国力羸弱，政治颓败。这在很大程度上因腐化堕落，深宫政治所致。结果，康乾盛世不再，王朝日渐式微。

但有一点必须明确，皇室衰微只是其中部分原因。沉疴宿疾不断涌现，清朝统治在劫难逃。

内顾之忧中，人口过剩首当其冲，而前文所提之事也加剧了这一问题。中国无法通过大规模海外移民缓解人口过剩，因此饥荒和革命就成了平衡人口的非常手段。

当时，这两种方法都起过作用。19世纪上、中叶发生大饥荒，五千万人因此丧命。随后掀起了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运动，但其破坏力相对有限。1851年到1864年间，太平天国运动席卷长江流域各省，导致中国人口从4.25亿减少到2.6亿，不过这一数据可能略有夸张。

对于太平天国运动，我们西方人认为是查理·戈登（charles gordon,1833—1885）的“壮举”——人称“中国戈登”——结束了（中国这场）大规模流血冲突。但在这个历史问题上，中国人的看法与我们有些许不同。戈登的军事行动仅限于十里洋场的上海周边地区，他所镇压的起义，在中国人眼中，却是反对腐朽清朝统治的正义之举；另一方面，中国评论家也不像仰慕戈登的洋人那样认为他的干预具有决定性作用。

然而，对于清政府和中国百姓而言，最大的绊脚石其实是下一章所说的“白祸”，这一因素形态崭新、变化无常，但它却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民众的生活。外国势力，特别是欧洲势力的影响持续增强，进而触及清廷命脉，“白祸”也应运而生。

午门——紫禁城内部最重要的大门，在午门大理石的栏杆后面皇帝通常会检阅来朝贡的各国使臣进入。雄伟壮观的大殿现在用作历史博物馆的展厅。因为这些建筑比周围的建筑要高出很多，因此在午门上可以自由地鸟瞰整个北京城。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博物馆有这样的一个周边环境，可以与紫禁城的富丽堂皇及其历史意义相提并论

高本汉教授在其著作《19世纪的东亚》中，已生动明了地讲述了这些事件。因此，此处只需介绍19世纪中国与列强关系的主要特征。

中国和西方列强交涉之初困难重重，因为双方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截然不同。

中国自认天朝上国、唯一的文化大国，周边的戎狄夷蛮全是天子的附庸，其统治者和使节觐见天朝皇帝时，必须俯首叩头以表达最诚挚的敬意。

但对于欧洲使节来说，他们代表的则是世界强国的一国之君，要求这群顽固的英国贵族用同样卑微的姿态表示臣服，简直荒谬绝伦。欧洲列强派出的第一批使节在访问时，也许根本就没有深入了解过，中国那些要求的背后到底存在什么逻辑。

1792年出访的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使团以及1816年的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使团，不仅在所有谈判中都一事无成，还加深了双方的误解。

双方首次明确的冲突源自英国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贩运。广州当地官员违背清廷意志，擅自对非法进口的货物进行大额补贴，但这并不能成为洋人贩烟的借口，更有甚者，大量鸦片都是通过非法走私船甚至海盗运进来的。

中国大力禁烟，洋人却坚持从事利润丰厚的非法鸦片贸易，于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中方节节败退，最终于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根据这一条约，英国人与中国达成了“共识”；同时，还向英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大通商口岸。香港被迫割让英国后，中国部分领土惨遭列强瓜分，引起国内舆论哗然，尤其是19世纪最后十年，民众怨声载道。

紫禁城内

因此，冲突很快再次全面爆发，但鏖战双方都未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切都源自中方天朝上国思想和欧洲民族国家体系原则之间的尖锐对立，前者绝不容许任何国家与中国平起平坐，除非遇到了不可抗拒的武力破坏。

欧洲人对当权的理解与天朝上国的理念截然不同，天朝上国的理念在中华文化大地上发扬光大，但却在面对来自现代世界政治等理念的挑战时败下阵来。虽然欧洲的外交官理论上在为所谓正义而努力，但遗憾的是，那些“正义”的理念却由于鸦片贸易、亚罗号事件以及欧洲士兵在北京的野蛮行径而损毁了。

《南京条约》签订后，鸦片贸易愈发失控，走私和海盗活动尘嚣而起。

1856年，广州当局得到消息称，数名臭名昭著的海盗躲在中国商船“亚罗号”上避难，该船经英国当局同意悬挂着英国国旗。中方对该船进行了一番搜查后，抓获海盗，带走船员，并摘下了英国国旗。根据西方国际法，中国当局的做法显然侵犯并严重辱没了英国国旗。但当时中国正铆足全力，强力禁烟，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却拒绝妥善处理“亚罗号”事件，还借口开战，实在为人不齿。战争爆发后，法国也想为一名法国传教士之死索要赔偿，于是英法结盟。欧洲盟国在这场战争中一再轻松告捷，英方也于1858年6月在天津和平解决了此次事件。中英谈判双方分别是钦差大臣桂良、另一位中国代表，以及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及其助理布鲁斯和翻译李泰国、威妥玛。年长的翻译李泰国先生性情强悍，朝着中方代表乱发脾气。连额尔金勋爵自己都写道，他也被迫“举止粗暴”。

天安门，紫禁城最外面的一道门

此次东西会晤生动典型，情状跃然纸上。一边是英国贵族勋爵，身倚英式制胜法宝，又有铁血翻译李泰国的加持，另一边是中方特使，身受千年传统束缚，举止周到得体，表达克制内敛，将绝望郁塞心中，夹在洋人的冷言恶语和京城皇室的不悦之间，默默退让，步步妥协。

《中英天津条约》为此后外国人在华安家行事打下了基础。英国获得了一系列权利，包括在北京设立常驻使馆（中国在伦敦也有相应的权利）；长江通航、新一批通商口岸开放；英国国民有权持护照进入中国内地；基督教传教士享有传教自由、享受传教保护；治外法权得到承认，即按照规定外国人不受中国法律约束，仅由本国领事法庭管辖。

英国人开创了此类条约的先河，随后列强也纷纷效仿。《中英天津条约》签署次日，法国特使葛罗男爵（baron gros）便代表法国与中方签订了类似条约。

在交换条约批准书时，清廷竭力将令人生厌的外国使节拒之门外。条约规定，批准书应在北京交换，但朝廷却希望将这一程序转移至天津附近的海滨小镇北塘，法使节企图借助武装舰队强闯海河，但修缮一新的大沽炮台抵住了进攻，英法使节无计可施，只好放弃入侵北京。

1860年，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两位公使再度归来，随行的还有一万一千名英国士兵和七千名法国士兵。清军多次与之交锋，却屡战屡败。1860年10月3日，北京首度落入欧洲军队之手，咸丰皇帝逃往热河。

但清军无力继续抵抗时，暴力无处释放的英法联军便洗劫了北京城外的夏宫圆明园。额尔金勋爵竟然还下令将其烧毁！

多荫的长廊以及枝繁叶茂的树木使得紫禁城的西海成了具有田园风光的一片净土，尽管如此，这里有时也会上演真正的悲剧

19世纪的最后二十年见证了外国势力对华关系的一段段血腥历史。列强上演了瓜分中国的大战。

1882年至1884年，法国在中国西南边境挑起争端，并决定进一步控制越南北部地区政治局势。

然而，首将外国侵华推向高潮的，却是1894至1895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日本虽固守东亚精神文化，但在使用西方武力，或曰广义的西方物质手段方面，却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它打了中国一个措手不及，轻松完胜。中日《马关条约》规定：名义上独立的朝鲜由日本控制，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岛，赔偿白银两亿两。

俄国也对辽东半岛虎视眈眈，因为那里有个太平洋不冻港。于是，它联合德法两国，迫使日本放弃了这片重要领土的要求，而作为补偿，日本可多获得一些战争赔款。

俄国因归还辽东半岛有功，获得清廷特许，将西伯利亚铁路线延长至奉天（今沈阳）和旅顺，纵贯东北。俄国后来也借此占领旅顺，将其变成实力雄厚的俄国使用的军港。

1897年11月，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被杀。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施行德国著名地理学家冯·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1833—1905）早就提出的想法：以良港青岛为基地，开发山东。于是，德国“租借”了青岛所处的胶州湾，德国企业也在此开展殖民活动，虽然青岛因此有所发展，但无故霸占中国领土的事实是无法掩盖的。

英国对俄国强占旅顺感到惊慌，它要求中国割让威海卫和香港对岸部分大陆领土作为补偿；法国则占领了海南岛对面的广州湾。

此类事件层出不穷，列强变本加厉，对待孤立无援的中国，他们的狼子野心可谓昭昭在目。各国纷纷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法国打算占领云南和广西，英国占领长江流域，日本占领福建，俄国占领东北。中国地图用不同颜色标明了各列强的势力范围，而这种五颜六色的地图也开始在欧洲印制、流传。

对于一向充满自豪感的民族而言，受到外来者这般对待，内心肯定深受震撼，因为半个世纪前，那些外来者还只是他们眼中俯首称臣的蛮夷之辈。

中国会有这种反应实属正常，当时全社会都敌视外国人，孔子故里山东尤甚，时至今日他们仍视外国入侵为奇耻大辱。在中国被称为“义和拳”（部分西方国家称之为“boxers”）的成员们，热衷舞刀弄矛，操练古代武器，他们坚信自己就算以血肉之躯对抗列强的枪炮也不会受伤。清王室和许多官员都十分支持义和团，1900年初夏，清朝官兵甚至公然与之交好。

紫禁城中的金銮殿

5月底，数百名外国驻军奉命护送公使团从天津前往北京，但英国水师提督西摩尔（edward h. seymour, 1840—1929）麾下的一支救援大部队却被义和团和清军逼退至海边。

6月20日至8月14日，北京使馆区屡遭围攻。若非中方长官还在犹豫是否使用武力，进攻踌躇不决，兵力不足的外国军队很有可能抵挡不住人数众多的义和团与清军。

两万人组成的八国联军杀入北京后发现，除德国公使外，各国公使都毫发无损。围攻开始前，德国公使在前往总理衙门的路上遭刺客枪杀。

供皇上及其宫廷使用的长廊，即便是在雨水比较充足的夏季，皇上和大臣们要走过不同的几个大殿，也不会使他们绣有丰富图案的丝质官服被大暴雨所淋湿

北京再度落入外国军队之手，外国人再次施展暴行，紫禁城和清朝贵族府邸都被洗劫一空，场面野蛮至极。

早在八国联军逼近京城时，慈禧太后、光绪帝以及部分皇室成员就逃往陕西省首府西安府避难。

数月来，义和团刺杀了直隶和陕西众多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不过，华中和华南巡抚没有听从京城指示，对当地洋人实施了保护措施，阻止了事件蔓延。

义和团事件令渴望宣泄的中国人一时情绪高亢，民族精神振奋，但最终，该事件以签署合约告终，清政府承诺以关税作抵押进行大额赔偿，中外政府将共同管理关税的征收。

早在义和团运动爆发之前，就有人秉持现代精神，试图在中国进行改革。事实上，1885年，著名军事家、政治家、军机大臣左宗棠就曾在临终遗折中提出宏大的改革方案。其中，他强调要修筑铁路，发展海军、加强海岸防御工事建设，学习外国的采矿方法，改进制造业，制定稳健的财政政策，并鼓励学子出国留学。

由于甲午之战惨败，中国人意识到了中日间的差距。作为弹丸岛国，日本努力学习西方更强大的统治手段，施策坚决、大获成功。于是中国人开始远赴东洋学习新思潮，大批留学生涌入日本的高等学校。

1898年，数名深受日本模式影响的维新分子劝说光绪皇帝发动“戊戌变法”。不幸的是，变法迅速夭折。此前长期以来，清政府的实际掌权者都是慈禧太后，她精力充沛、贪恋权力，此次事件后再度执掌大权。1898年9月22日，在光绪皇帝颁布改革诏书百余天后，慈禧太后废止了变法，将光绪皇帝囚禁于瀛台，并处决了未能及时逃亡的维新派改革者。

镇压义和团及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种种惨痛经历，终于让慈禧太后意识到了西学东渐、改造中国的必要性。1902年1月7日，慈禧首次乘坐火车，从内地起驾返回北京，随后便主导改革运动。同年，长江流域任职的多名巡抚也共同制定了详细的改革方案，奏承君上。

“老佛爷”——慈禧太后几十年来以铁腕统治着中国。她标志着从前曾经如此强有力地施展过其力量朝代的最后辉煌；1908年11月15日她去世之后，腐朽的皇室走向灭亡

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中日本获胜，从外部刺激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的形成，也促成了中国1902年至1908年间声势浩大的新政改革。此次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于1905年废除了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制定了新式教育计划，着重强调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

1908年11月14日，命运多舛的光绪帝驾崩。次日，慈禧太后也溘然辞世。最后一位铁腕人物逝去，清王朝只剩颓败腐朽了。

张之洞和袁世凯两位曾支持慈禧的政治家，也与清政府无关了。张之洞逝世，袁世凯由清廷遣走，让他回河南老家“养病”，未留情面。

梁启超，1898年在光绪皇帝悲剧性的短暂变法中曾出过主意的革新家之一。他躲过了太后的震怒，成功逃离；他后来成为中国最有学问的作家，他以高雅且简洁的文体而著称

幼帝宣统尚未成年，摄政王执掌朝政，管理得一塌糊涂。谁出的钱多，谁就能在宫里谋得一官半职，掌权的王公个个中饱私囊，无所不用其极。

民众开始觉醒，并意识到必须要从腐朽的清廷统治中解放出来。多方革命力量蓄势待发。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倒台，中华民国宣告成立。

总的来说，这场革命并不血腥，倒台的清廷也得到了宽容对待，彰显了中国的中庸之道。逊帝宣统年俸四百万两银元，有权居于紫禁城内，拜祭祖庙和皇陵。

辛亥革命最根本的意义在于推翻了清王朝。除此之外，它仅是大变革中迈出的一步。与法国和俄国革命不同，辛亥革命并非伟大变革时代的开端，也未能解放深受压迫的人民，释放强大的群众力量。目之所及，大部分改造工程都是晚清的功劳。比如，现存大部分铁路早在1911年就已完工，当时的行政部门已初具如今的雏形，且如前文所述，老旧的科举制度早在1905年就废除了。

在许多方面，中华民国都可谓分崩离析。内战不断，近两年（1924—1925）军阀割据，争相征用、扣留铁路列车，给通信和商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人民生活条件异常艰苦。与此同时，北洋政府权威弱化，甚至不及处于颓势的帝制时代。

旧的政治体制支离破碎，新组建的政府又不过暂行其力，漏洞百出。总而言之，新政府内部几乎没有多大的进步。但即便内战频发、管理不规范，缺少政府扶持，工业和商业仍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

即使资金短缺，高等教育也依旧取得了很大进步，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让人们对未来信心倍增。接受现代教育的新一代已经长大，人们改变国家命运的能力逐年增长、对未来的希望日益夯实。

辛亥革命虽然向着艰苦的复兴之路迈进了一小步，但同时也摧毁了许多具有审美价值的东西。象征皇权的所有物品一扫而空，其高超的艺术价值无人顾及。精妙绝伦的龙旗被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取代。穿戴传统民族服饰的前朝官员如今也身着礼服，头戴高帽。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当数建筑，不洋不土，奇形怪状，没有一人敢为这怪物一样的建筑物的存在来担责。

审美品位退化，以往对旧式风格的自信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房屋商铺中各种华而不实的装饰。我认为，这些比内战和政府缺位更糟糕。

但艺术、建筑和手工业势必会迎来复兴，人们必将高喊重拾伟大民族传统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