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召开祝捷会，学校放假。据说练兵场举行仪式，狐狸必须带领学生参加。我作为教员也一起同行。一到大街，到处是太阳旗，使人眼花缭乱。学校有八百名学生，体操教师整理好队伍，班与班之间稍留空隙，插进一两名教员带队。这种编排看来很巧妙，实际上最蠢笨不过了。学生都是些孩子，骄躁浮华，似乎不违反纪律就有失做学生的体面，不管配备多少教员，都无济于事。没等发号施令，他们就随便唱起军歌，军歌一停又哇啦哇啦乱起哄，就像一群野孩子吵吵嚷嚷地走过大街。不唱军歌或不起哄时，就叽叽喳喳不停地谈话。其实不谈话也照可以走路的，可日本人都是先生嘴巴，不管如何提醒都不加理睬。他们交谈的不是一般的事情，而是净说教师的坏话，所以更是低级无聊。我上次值班发生了那件事，使学生赔礼之后，心想总算有了归结。实际不然。借寓所老婆婆的话说，我正是大错特错了。学生不是诚心悔过才来赔罪的，而是校长下了命令，不得不在形式上低头罢了。就像商人只是低头认罪，并不停止诈骗活动一般；学生也是只管认罪，决不会就此停止闹事的。仔细想想，世界上也许都是由那些和学生相同的人们组成的。如果相信人们的悔过和道歉是发自内心，而加以宽慰，那真是太诚实，太愚蠢了。不妨这样认为，悔过是假的悔过，宽恕也是假的宽恕。假如要使他真心悔过，那就必须严加惩治，直到他真诚悔过为止。

我一走进班与班的空间地带，就不住传来“炸虾面”、“团子”之类的叫声。那么多学生，分不清是谁说的。即使发现了，他们也一定辩解说，不是讲老师吃炸虾面,也不是讲老师吃团子。是因为老师神经衰弱，疑神疑鬼，听错了。这种劣根是本地人的习惯，早从封建时代就养成了。不管如何劝说、开导和教育，都无法改正。在这里住上一年，本来洁白无瑕的我，也许要变成他们那个样子。任凭对方使用指桑骂槐的手法朝我脸上抹黑，而我都置之不顾，哪有这样的傻瓜！他们是人，我也是人。尽管他们是学生，是孩子，个子却比我大。不拿点厉害刑罚回敬他们一下，就有点不合礼仪了，但是，如果我用寻常的手段回敬他们，他们就会反扑过来。如果指责他们不好，那么他们就准备了退路，会滔滔不绝地加以辩解。先说自己一方表现如何如何好，接着再来攻击我的不是。本来我是对他们实行报复，所以在辩解时总要列出对方的不是，结果，对方采取先下手为强的策略。这样一来，就给世人一个错觉，好像我主动闹事一般。这非常不利。要是听凭对方胡闹，自己做个好好先生，他们就会得寸进尺，夸大一点说，无益于社会。出于无奈，我只得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这样一来，江户哥儿这名声就成了问题。受了一年的窝囊气，我也是人，管他什么名声不名声的，不这样做心不甘啊，还是及早回东京和阿清住在一起为好。呆在这乡下，好像是故意来寻找堕落的，即使回东京卖报，也比这样堕落下去更好。

想到这里满肚子的不快，我跟着队伍向前走去。突然间，前头不知为何吵吵嚷嚷地闹起来了。队伍立时停下脚步。我很奇怪，便从右首离开了队列，向前方探望，先头的队伍停在大手町和药师町的交接处，乱糟糟地堵在那儿，一会儿拥过去，一会儿退下来。体操教师从前面走过来，用嘶哑的声音喊道：“静一静，不准闹！”我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中学和师范两校学生在街口发生冲突了。

中学和师范，不管在哪个县里，都是不共戴天之敌。不知为什么，这两种学校的校风不同，动不动就闹事。也许是地方狭小，闲得无聊，借此消磨时光吧。我是喜欢吵架的一个，一听到发生了冲突，高兴地跑过去了。前面的人群不停叫骂：“吃地方税[1]的东西，滚开！”后面的人大喊：“冲上去！冲上去！”我穿过挡路的学生，刚要到达拐角处时，就听到一声尖锐的号令：“齐步——走！”师范学校的队伍又威风凛凛地开拔了。

争夺道路的冲突看来得到了调解，中学让步了。从资格来说，师范学校要强些。

祝捷典礼非常简单。旅长致祝词，县知事致祝词，与会者呼喊万岁，然后就散会。听说演出要在下午举行。我先回到寓所，给我朝夕惦念的阿清写回信。她嘱咐我这次要详细一些，所以我必须认真写好这封信。然而，一摊开封笺时，要说的事千头万绪，不知从何处下笔。说说这个，这个太麻烦；写写那个，那个没意思。我想，有没有写来毫不费力，又能使阿清高兴的事呢？这样的事一件也没有。我研好墨，蘸饱了笔，瞅瞅信笺，再蘸蘸笔，研研墨，同样的动作翻来覆去好几遍。到头来还是想：“反正我是写不好信的。”干脆死了心，盖上了砚台。写信真是个麻烦的差事，不如回东京，当面谈谈更简便。我并不是不体谅阿清的心情，实在是要按照她的要求写，这比三个星期不吃饭还要难受。

我推开笔和纸，一咕噜倒在床上，枕着胳膊眺望着庭院，心中仍在记挂着阿清。当时我这么想，我大老远地来到这里，只要我时刻记挂着阿清，我的一片真心定能传到她那里。只要能够传达到，写信又有什么必要呢？不写信就说明平安无事地生活着。信这玩意，只要在死的时候、生病的时候或发生什么不幸的时候写一封就够了。

庭院是三十多平方米的平地，没有什么花木。只有一棵橘树，高出围墙，从外面一看就能很容易找到这里。我每逢回去，总是始终盯着这株橘树看。一个未离开过东京的人，看到长出果实的橘树，心中是颇为好奇的。那颗颗青绿的橘子渐渐成熟，将变成金黄色，那该多么漂亮啊。而今已有一半变颜色了。听老婆婆说，这橘子汁多，味道很甜。“等熟了，你就尽量多吃吧。”我想，每天吃它几个也好，再过三星期就可以吃了。想来这三周我不会离开此地吧。

我正想着橘子的时候，豪猪突然来告诉我：“今天召开祝捷会，我买了牛肉，和你好好吃一顿。”他说罢，就从袖筒掏出一个竹箨包来，扔到房子中央。我每天在寓所里被迫吃芋薯和豆腐，又被禁止到面条馆和团子铺去，一见到这个喜出望外，立即向老婆婆借来锅和糖，着手做菜。

豪猪一边大嚼着牛肉，一边对我说：“红衬衫有相好的艺妓，你知道吗？”我说：“当然知道，上次为老秧君开送别会时，来的那个不就是吗？”“是啊，我最近才看出来，你倒挺敏感呀。”他大大表扬我一番。

“那家伙动不动就把‘品德修养’啦，‘精神娱乐’啦，挂在嘴上，背地里却同艺妓来往，真不是玩艺。如果自己玩也能放别人去玩倒也罢了，你上面条馆和团子铺，他也硬说是关系学生的成长问题，并借校长之口来警告你。”

“唔，照那家伙的想法，嫖妓是精神娱乐，吃炸虾面和团子是物质娱乐啰？既然那是精神娱乐，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公开出去，为何那般偷偷摸摸？为何相好的艺妓一来，自己就离开座席，逃之夭夭呢？这小子处处都想蒙骗过去，真可恶。别人给他提意见，他就说不知道，或侈谈什么俄国文学啦，俳句和新体诗亲如手足啦，等等。想借这些放烟幕，吓唬人。像他这样的可怜虫简直不是人，完全是宫女投胎，说不定他的老子就是汤岛的相公[2]。”

“汤岛的相公，什么意思？”

“反正不像是正派男人。喂，那里还没有煮熟吧？吃了要生绦虫的。”

“是吗？不会吧。听说红衬衫瞒着别人，到温泉镇的角屋同艺妓开房间哩。”

“角屋？是那家旅馆吗？”

“旅馆兼饭店，因此要揍他，最好瞅准他带着艺妓进了那家旅馆后，跟踪而去当面质问。”

“要监视他，那还得打夜班哩。”

“嗯，角屋前面不是有座叫枡屋的旅馆吗？借二楼临街的一边住下，在格子窗上开个洞监视他们。”

“监视的时候会来吗？”

“会来的。只守一个晚上总不行，要打算守上两个星期。”

“那太累啦。我只在父亲临终时彻夜守护了一星期，过后昏昏沉沉，浑身疲惫不堪。”

“身体累一点没关系，眼看着坏蛋作恶放手不管，对国家不利。我要替天行道，决心将他诛戮。”

“太好啦，事情既然决定了，我也来帮忙，那么今晚就开始打夜班吧？”

“还没有和枡屋旅馆说好，今晚上不行。”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最近总要联系的，到时我来请你帮忙。”

“好，我随叫随到，我不善于使用计谋，但打起架来一个顶俩。”

我和豪猪正在热烈讨论惩治红衬衫的计划，寓所的老婆婆进来说：“学校来了一个学生，要找堀田先生，刚才到府上去，您不在家，估计在这里，便一路寻来了。”她跪在门槛附近，等待豪猪的回答。“是吗？”豪猪出门去了，不一会儿又回来说：“喂，学生来邀我们去看下午的即兴演出，说今天从高知特地来了许多人，要表演舞蹈，据说很不容易看到，务必要我们去看看。你也一起去吧。”豪猪兴致勃勃地邀我同行。论起舞蹈，我在东京看得多了。每年举行八幡大菩萨[3]纪念会时，彩车也到城内来，什么《挑海女》[4]之类的舞蹈我都看过，至于土佐[5]地方的狂舞乱跳我更不想看。但是，豪猪拼命相劝，也只好走一趟。想到这里我们便出了大门。一看，前来邀请豪猪的竟是红衬衫的弟弟。这个家伙怎么来了呢？

走进会场，到处插满了无数面长条旗，像回向院的相扑仪式，又像东京本门寺的法会，仿佛把世界各国的国旗都借来了，纵横交错地系在绳子上，场面热闹非凡。东边角上是一座连夜搭成的舞台，听说在这里将要表演高知的什么舞蹈。舞台右边十几丈远，围着芦席，陈列着鲜花。大家都很热心地望着，其实都是毫无意义的东西。像那样将花草和竹子弯来扭去为乐，那么有着驼背情夫和跛脚丈夫的更要趾高气扬了。

舞台的正对面频频放着焰火，焰火里飞出了气球，上面写着“帝国万岁”。气球在天主松林上空飘飘荡荡，落进了兵营。接着砰的一声，一团黑色的东西刷地飞腾起来，像要穿透秋天的高空，在我头顶上炸裂开来，青烟如伞盖一般散开，绵绵流向天际。气球又飘起来了，这回是红底白字，上面写着“陆海军万岁”，随风飞扬，从温泉街飞向相生村。说不定落在观音菩萨的寺院内了。

上午的庆典倒不是这样，现在人山人海，到处乱哄哄的。我很惊讶，乡村里竟然也住着这么多人。虽然很少看到聪明伶俐的面庞，但从数目上看却不容轻视。那个颇受欢迎的高知的什么舞蹈开始了。听说舞蹈，我原以为是藤间[6]舞之类，结果完全不是。

一群人精神抖擞地扎着布巾，套着马裤，在舞台上排成三列，每列十人。这三十个人一律握着明晃晃的钢刀，寒光逼人。前后列之间仅仅相隔一尺五寸，左右两边的间隔更短，而不是更大。只有一人离开队伍站在舞台的一端。这位离开伙伴的演员只穿着宽腿裤，头上没有扎布巾，手中没有握钢刀，只是胸前悬着大鼓。这鼓和耍把戏使用的鼓一模一样。这人不久就咿咿啊啊拖着长腔，唱起奇怪的曲子，一面咚咚咚把鼓敲得山响。歌的调子奇怪，是我从来未曾听到过的，把它看作是《三河万岁》[7]同《普陀洛》[8]的混合物，大概不会错。

歌儿冗长，像夏季的糖稀一样扯也扯不断，那咚咚的鼓声便是用来断句的。所以，听起来虽然绵延不绝，但还是有节奏感的。三十个人手中的钢刀，随着节拍闪闪挥舞。左劈右砍，动作敏捷，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每人的前后左右相隔一尺五寸处都站着另一个人。这人也和自己一样，手握钢刀上下舞动，彼此的动作稍有差错，就会将同伴刺伤。如果站立不动，只是上下左右挥动着钢刀，也许没有什么危险。但是有时候三十个人还要一齐跨步，一齐转身，或者来个大回环，来个弓步屈膝。旁边的人早一秒或迟一秒，自己的鼻子也许就要落地，旁边人的脑袋也许会被削掉一半。钢刀自由自在地飞舞，这个范围只局限在一尺五寸见方的空间内，而且非要和前后左右的人同一方向、同一脚步不可。太叫人惊奇了。这些不是《挑海女》或《关户》之类所能比拟的。一问，才知道这需要无比纯熟的技巧，要做到动作这样合拍是不容易的。尤其困难的是那个唱《万岁小调》的打鼓先生，三十个人迈动脚步，挥舞手臂，伸展腰肢，都取决于他的鼓点的节奏。从旁看起来，这位老兄哼哼哈哈，不慌不忙，轻松愉快，实际他的责任最大，角色最辛苦，简直奇妙极了。

我和豪猪十分激动，专心致志地观看这个舞蹈。忽然，二十多丈远的地方哄闹起来，本来在各地安安稳稳观看演出的人群蓦地发生了骚动，开始东奔西跑。有人喊道：“打架啦，打架啦！”这时红衬衫的弟弟从人群的袖管底下钻出来，说：“先生，又打起来啦，为了报早上的仇，中学又同师范决战啦。快来！”说罢，又钻进人群，不见了。

豪猪说：“这些惹是生非的孩子，又闹开了，马马虎虎算啦。”他避开逃跑的人们，急匆匆赶了过去。他大概想，总不能置之不理，想过去平息一下吧。我当然不想逃脱，就跟在豪猪后面迅速赶到现场。双方闹得正凶，师范方面有五六十人，中学方面还要多三成。师范的学生穿着制服；中学学生在仪式结束后大都换了和服，所以敌我双方一看就明白。但彼此扭打在一起，难解难分，不知从哪里下手才好。豪猪现出为难的样子，暂时注视着眼前混乱的场面：“这样下去不行，警察来了就麻烦啦！进去把他们分开吧。”他望着我说。我没有吱声，一跃跑进了闹得最厉害的地方喊着：“住手！住手！”我拼命喊叫，想冲开敌我双方的分界线，但就是不成。冲进去一丈远，就进也进不去，出也出不来了。我面前一个大个子师范生，正同一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扭作一团。“住手！给我住手！”我抓住师范生的肩膀，硬要拆开他俩。这时有人从下边绊我的脚，我没有提防，手一松，摔倒在地上。一个家伙用坚硬的皮鞋踩住了我的脊梁。我用两手和双膝撑地，突然跃起，踏我脊梁的人咕咚滚到了右边。我站起身来一看，前边两丈远的地方，豪猪肥硕的身子夹在学生群里，喊着：“住手！住手！不许打架，不许打架！”我对他说：“不行啊！”他没有应声，或许没有听见吧。

嗖的一声飞来一块石子，正好打在我的面颊上。同时，有人又从后面照着我的脊梁打了一棒。一个声音叫道：“教师也出场啦，揍他，揍他！”还有人喊：“两个教师，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扔石子！”我照着旁边师范生的脑袋就是一拳，骂道：“不要信口胡说，乡巴佬！”石子又嗖的一声飞来。这回掠过我的和尚头，落到后面去了。豪猪不知哪里去了，看不到他的影子。眼下无法可想了。我原是来劝架的，不想挨了棍棒，吃了石子，就甘心这样灰溜溜退缩下来变成可怜虫吗？你们当我是谁？别看我身材矮小，我可是个在打架的科班里修行多年的老手哩！想到这里，我一阵乱打，他们也胡乱地反扑着。不一会儿，就听有人喊：“警察来啦，快跑！”刚才还像是在泥沼里游泳，动弹不得，现在顿觉身子自由起来，轻松多了。敌我双方都撤走了。乡下人撤得挺巧妙，比库罗帕特金[9]跑得还利索。

豪猪怎样了？我一看，他那印有家徽的单层外褂已被撕成了碎片，正站在对面擦鼻子。他的鼻梁肿了，红红的，看上去很不雅观。我穿着一件染有白花的夹袄，满身泥泞，可是不像豪猪的外褂那般破烂，然而面颊却一阵阵刺痛。豪猪告诉我：“你出了不少血哩。”

来了十五六个警察，学生们顺着相反的方向退去了，只捉住了我和豪猪两个人。我们通报了姓名，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他们还是叫我们到警察局去。我们到了那里，向局长又述说了一遍，然后才回寓所。

* * *

[1]师范学校的费用是从地方税中支取的。

[2]江户时以出卖男色为职业的少年。

[3]应神天皇的化身，作为弓矢守护神而受到尊崇。

[4]原文作“汐酌”，意即挑海水制盐，是根据谣曲《松风》改编的。

[5]高知县旧名。

[6]舞蹈的一个流派。

[7]三河地方（爱知县幡豆郡）民谣。

[8]一般作“普陀洛”，印度灵山的名称，传说是观世音出世的地方。

[9]日俄战争时俄军统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