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8年9月中旬，曾国藩奉命调任直隶总督。他于12月17日动身，江宁百姓夹道相送，足见他在任上深受拥戴。他于39日后抵京，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推测，此行不算匆忙。回京后，他被赐紫禁城内骑马的恩赏，受了同治帝几次召见，并被恩准列席新年的宫宴。

曾国藩在养心殿东暖阁接受召对，同治皇帝面西而坐，皇帝御座后设黄幔，两宫太后并坐其后，慈安居南，慈禧居北。问话都是慈禧问的，1月26日和27日的召对如下：

问：汝在江南事都办完了？

对：办完了。

问：勇都撤完了？

对：都撤完了。

问：遣撤几多勇？

对：撤的二万人，留的尚有三万。

问：何处人多？

对：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

问：撤得安静？

对：安静。

问：你一路来可安静？

对：路上很安静。先恐有游勇滋事，却倒平安无事。

问：你出京多少年？

对：臣出京十七年了。

问：你带兵多少年？

对：从前总是带兵，这两年蒙皇上恩典，在江南做官。

问：你从前在礼部？

对：臣前在礼部当差。

问：在部几年？

对：四年。道光廿九年到礼部侍郎任，咸丰二年出京。

问：曾国荃是你胞弟？

对：是臣胞弟。

问：你兄弟几个？

对：臣兄弟五个。有两个在军营死的，曾蒙皇上非常天恩。

问：你从前在京，直隶的事自然知道。

对：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

问：直隶甚是空虚，你须好好练兵。

对：臣的才力怕办不好。

曾国藩旋即叩头退出。翌日，皇帝又在同一个地方召见他，问话如下：

问：汝造了几个轮船？

对：造了一个。第二个现在方造未毕。

问：有洋匠否？

对：洋匠不过六七个，中国匠人甚多。

问：洋匠是哪国的？

对：法国的。英国的也有。

问：汝的病好了？

对：好了些。前年在周家口狠病，去年七八月便好些。

问：汝吃药否？

对：也曾吃药。（退出）

春节过后，曾国藩前往保定府上任，当时直隶诸多事务并无异常。

然而，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对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相较两年前的扬州教案以及各地其他动乱，天津教案所带来的破坏和国际影响是最大的。西方国家普遍觉得，当时社会原本就动荡，排外思想又深入人心，官员们对此视而不见，更有甚者还蓄意煽动，混乱局面终于达到顶峰，最后的恶果便落到了那几个倒霉传教士的头上。

从表面上看，天津教案的矛盾焦点在于教会诱拐儿童，有传言称部分儿童被卖给了罗马天主教的孤儿院，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无稽之谈，说迷拐儿童的药就是用那些被卖掉的孩子的眼睛和心脏配制而成。当年6月，教会用巫术拐卖儿童的传闻一出，天津民众群情激愤。他们抓获了一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此人供述称自己用来诱拐儿童的迷药是法国教会的一个叫王三的人给的。“由是津民与教民屡有争哄之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约法国领事馆丰大业来署，提犯人对质。于时讹言四起，人情汹汹。丰大业在崇厚署中施放洋枪，崇厚亟起避之。丰大业忿而走出，遇天津县知县刘杰，复用洋枪击伤其家丁。津民见之者，遂殴毙丰大业，烧毁教堂等处。洋人及本地从教之民男女死者数十名口。此五月二十三日（公历6月21日）事也。”这番措辞与曾国藩于7月21日呈交的奏折所言略有出入。在奏折中，曾国藩提到天津知府和天津县知县都曾去教会查讯王三，并遭到丰大业枪袭。无论如何，这对外交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单单处理法国领事和罗马天主教会已不能让愤怒的天津民众满意，他们还杀了几个俄国人，英美教会的财物也被他们损毁。

这回官府的反应速度与外国驻京的外交官相当，这说明他们意识到了此事的严重性。此案发生两天后，曾国藩就接到朝廷谕令，命他即刻赶往事发地点，与崇厚共同处理此案。但是曾国藩没有立刻动身，他拖到了7月4日才出发，但他派了两名道台先行前往调查，他本人则利用这几天时间细细研究了天津官员的奏报，以备面见外国的代表。当时曾国藩抱恙在身。5月22日，他曾因病乞假一个月，天津教案发生前夕他又递过续假的奏折。所以他是从病榻上勉强起身去查办此案的。案件之棘手程度让曾国藩忧心忡忡，甚至觉得自己会因此而一命归天。他的下属在天津调查案情的时候，他将一应后事都细细交代了，因为他担心自己这一走便再也回不了保定府了。他给儿子们写了一封遗书，内容如下：

△天津教案是1870年（同治九年）在天津所发生的一场震惊中外的教案。天津暴民为反对天主教会在保教国（法国）武力的庇护下肆行宣教，攻击天主教教会机构，造成数十人被谋杀。此后教会动用武力，外国军舰来到天津，七国公使向总理衙门抗议，而清政府事后的对外妥协处理方式也引起很大争议。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7月8日，曾国藩抵达天津。他决定先解决俄国、英国和美国的问题，然后再去应付更为棘手的法国。在他看来，整个案件的核心问题在于教会涉嫌拐卖儿童，并摘取儿童心脏和眼球。这是首先需要核实的问题，因为绑架犯在供词中将矛头指向了教会。王三被捕后，曾国藩主张先核实他是否受教会指使，是否加入了武兰珍的绑架行动，摘取心脏和眼球的指控是否为真。在谈判时，中国的态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上述问题的核查结果。如果结果为真，那么中国大可理直气壮，不必让步；但如果实情并非如此，那么中国就要为严重损害法国的利益而负责。法国方面的负责人罗淑亚称，有4个问题最为关键：侮辱法国国旗、杀害法国官员、杀害法籍居民、损坏财物。曾国藩在递给恭亲王的奏报中写道：“闻外国以毁旗为悖和绝里，其意似欲开启兵端。我中国宣示大信，平情结案，只能酌议赔款以还教堂器物，缉拿凶手以备抵偿各命。彼虽兴波作澜，亦惟忍默处之，不能请遽议其他也。”

曾国藩公开表示要和平处理，秉公办事，中国百姓之中当然是反对声一片。他发现天津的民众表现很平静，心里却非常不满。通过一个叫水火会的民间组织，天津百姓传达了对崇厚的不满，说他为了避免多生是非，便禁止集会，遏制流言散布；同样的，曾国藩一到天津便不受他们待见，因为他不仅不反对崇厚的主张，居然还站在崇厚一边。反对派的主要分歧在于如何应付洋人。有人主张发起暴动，一举将洋人赶出中国；有人主张联合英美对抗法国；也有人主张单独与法国开战；而相对比较软弱的一派则只要求将崇厚革职。而当曾国藩下令和平解决，保护所有洋人的时候，所有的敌意都聚集到了他的身上。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首先要查实的问题就是教会究竟有没有绑架儿童，但最后结论是针对教会的任何一项罪名都不成立。接受提审的有数百人，其中150人来自教会，但没有发现任何绑架儿童或摘取儿童心脏和眼球的案例。所有指控的唯一依据就是谣言，与湖南、扬州和直隶其他地区的情形并无差异。曾国藩在奏报中称：

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以理决之，必无是事。天主堂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即康熙）时，久经先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养济院略同，专以收恤贫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钜。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

至津民之所以积疑生愤者，则亦有故，盖见外国之堂，经年扃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教堂、仁慈堂皆有地窖，系从他处募工修造者。臣等亲履被烧毁教堂址细加查勘，其为地窖不过隔去潮湿，庋置煤炭，非有他用。而津民未尽目睹，但闻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又不经本地匠人之手，其致疑一也。

中国人民有至仁堂治病者，往往被留，不令复出，即如前任江西进贤县知县魏席珍侄女贺魏氏，带女入堂治病，久而不还。其父至堂婉劝回家，坚不肯归，因谓有药迷丧本心，其致疑二也。

仁慈堂收留无依子女，虽乞丐、穷民及疾病将死者亦皆收入，彼教又有施洗之说。施洗者，其人已死而教主以水沃其额而封其目，谓可升天堂也。百姓见其收及将死之人，闻其亲洗新尸之眼，已堪诧异，又由他处车船致送来津者，动辄数十百人，皆但见其入不见其出，不明何故，其致疑三也。

堂中院落既多，或念经，或读书，或佣工，或医病，分类而处，有子在前院而母在后院，母在仁慈堂而子在河楼教堂，往往经年不一相见，其致疑四也。

加以本年四五月间，有拐匪用药迷人之事，适于是时堂中死人过多，其掩埋又多以夜，或有两尸、三尸共一棺者。五月初六日，河东丛冢有为狗所发者一棺二尸，天津镇中营游击左宝贵等曾经目睹死人皆有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由是浮言大起，其致疑五也。

平日熟闻各处檄文揭帖之言，信为确据，而又积此五疑于中，各怀恚恨。迨至拐匪牵涉教堂，丛冢洞见胸腹，而众怒已不可遏。迨至府县赴堂查讯王三，丰领事对官放枪，而众怒尤不可遏。是以万口哗噪，同时并举，倅成巨变。其浮嚣固属可恶，而其积疑则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罗马天主教堂完全是无辜的。然而结果出来后，外国使臣见清廷对此事的处理和惩罚措施并未有明确的表示，瞬间就转变了态度，大有剑拔弩张的架势。抵达天津时，曾国藩曾给法国的代表写过一封信，信中言辞颇为谨慎。关于此事，曾国藩向恭亲王奏报称：

洋人性情躁急，津事既经旬日，尚止空文往复，恐其不耐迁延。先给照会许为速办，以安其心，最为伐谋之要策。照会语意虽极切实，而抵偿、议恤等事仍用虚笔，尤为斟酌尽善。

大约在7月14日，曾国藩又在一封信中提到，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麻烦：

昨闻电线来信，法国君王已有复示，大致谓中国修好多年，此次苟能办得公道，仍须保全和局，不必动兵云云，未审是否确实。法人与布国构衅，此间传言已久。若果法、布开兵，或者远交近攻，不欲与中国为难。又闻法主老而厌事，其意主和不主战，似亦事之所有。

然而即便当地官员的惩处问题已经明晰，然而外方执着于为他们被杀的无辜同胞讨回公道，这却比他们想象的要困难。曾国藩几次在信中对此事有所提及。有几个涉案人员失踪了，其他人即使拷问也不吐露实情。到了9月，他所掌握的也不过只有一份涉案人员的名单而已。与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要找到犯罪证据并给罪犯定罪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所以，曾国藩所处的困境我们可以理解。另一方面，调查进展缓慢，又无法保障结果，法国人不愿坐着干等。能定罪的人至少有3个，天津知府、天津知县和直隶省提督，其中知府和知县有义务维护当地的治安。这三人即使没有主动参与，至少也有玩忽职守的罪行。法国人认为，他们既然明知针对传教士的谣言正在民间传播，还有人在张贴指责传教士的告示，他们就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

7月19日，法国以出动海军相要挟，要求处死这三名官员。曾国藩与崇厚商议过后，认为这三人虽罪不至死，但法国方面情绪激动，考虑到全国的安宁，还是有必要考虑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提议将天津知府和知县交刑部问罪；但提督与此事并没有多少牵连，他们建议将此人转移到京师受审，而提督当时正好就在京城。这份奏疏标志着双方谈判的一个转折。但奏疏呈上去后曾国藩便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不该提出惩处这三名官员。他的年谱表明，曾国藩本人的判断更为准确，但他向崇厚作了让步，所以奏疏刚刚离手，他就后悔了，觉得自己不该在上面署名。在随后的一些书信中，他都试图收回这个提议。与恭亲王最后一次通信时，他表示，洋人狡诈，与他们打交道时必须为自己保留退路；在对三名官员的惩处问题上，他犯了大错，当时就不该点头，而现在他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处死天津知府和知县的决定遭到了官绅的强烈反对，他们纷纷写信、递奏疏声讨曾国藩，指责他包庇罗马教会，却惩办本国官员。但崇厚却推着他往相反的方向走，催促着采取进一步措施满足法国人的要求。曾国藩已对自己的提议追悔莫及，自然不愿再进一步错下去，于是崇厚请求朝廷换一个人来处理此事。

在此期间，全国上下开始谈论开战云云，曾国藩以其超群的胆识阻止了事态往那个方向发展。7月底，他上书同治帝，直言不讳地说明了中国的处境。他认为，朝廷有必要镇压各种主战的舆论，因为大清国国力已难堪战争之拖累。于他个人而言，即便马革裹尸也不足为惧，可是一旦开战，中国不可能打赢，所以此案除了和平解决，别无他法。即便中国竭尽全力赢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洋人一定会增强兵力，次年再来寻衅。天津教案由一帮无知暴民挑起，决不能让它引发战争。如此情形之下，只能事从权宜，法国方面的要求，只要合理，便一应允诺，对于三名官员的惩处则尽量避重就轻。9月，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罗伯·赫德曾建议他逮捕肇事者，如果这些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那么法国人便不会再揪着官员不放了。朝廷最终被曾国藩说服了，不过他们还是打算先尝试增派谈判人手。江苏巡抚丁日昌奉命北上，毛昶熙也带着京城的几名官员赶赴天津，李鸿章也接到命令率部前往，8月抵达天津。李鸿章提议中法成立联合调查组，彻查关于两名官员的指控是否属实，最终决定由双方共同作出，但同治帝表示绝不考虑处死这两名官员，李鸿章的提议被驳回。另一批新加入谈判的官员企图说服法国人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做些变通，但法国代表态度坚决，最后，知府和知县被奉命到天津接受审讯。9月27日，曾国藩在奏报中称，未见有任何对这两位官员不利的证据，建议交刑部从宽处置，以平复朝野上下的忧虑之心。

而法国人早已对审讯进展之缓慢忍无可忍，并抗议清廷袒护被指控的官员，说他们不是去受审的，而是去做客的。法国海军军官威胁说，如果清廷不能在规定期限内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他们就会开炮。曾国藩给恭亲王写信说，他不知道法国的威胁是否应该当真，也不清楚怎样的答复才能让他们满意。他在信中写道：“若指府县拟抵，中国万难办到；若指查办凶手，中国义无可辞。究竟应正法若干人而后可称切实，能指数目否？中国如数办到之后，和局便可定否？此外除赔堂议恤，无他要求否？”他还补充说，有8人的审讯已经完结，应处死刑，另有约20人须定罪。在指定时间内确定真正人犯的数目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打算在到期之时把名单给法国人，并承诺在几天之内提供余下的人犯名单，借此稳住对方，避免开战。9月8日，他确实按照计划提供了第一份名单，其中15人被判死刑，21人被判其他刑罚。10月7日，曾国藩又提供了一份最终的名单，法国人终于满意了。余下的谈判便容易多了。双方对官员的惩处达成妥协，提督被释放，知府和知县流放黑龙江。

在此期间，时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在江宁被刺，职位出缺，而曾国藩此时在朝廷已十分不受待见，但他树大根深，降级或革职都不合适，于是1870年8月30日，朝廷下令让他前去江宁顶替。天津教案处理得差不多的时候，朝廷便催他尽快动身。在赶赴江宁途中，曾国藩先去了京城，于10月20日和21日受到同治帝召见。同样，问话的又是慈禧太后：

问：尔何日自天津起程？

对：二十三日自天津起程。

问：天津正凶曾已正法否？

对：未行刑。旋闻领事之言，俄国公使即将到津，法国罗使将派人来津验看，是以未能遽杀。

问：李鸿章拟于何日将伊等行刑？

对：臣于二十三日夜接李鸿章来信，拟以二十五日将该犯等行刑。

问：天津百姓现尚刁难好事否？

对：此时百姓业已安谧，均不好事。

问：府、县前逃至顺德等处，是何居心？

对：府、县初撤任时，并本拟罪，故渠等放胆出门，厥后造人谕知，业已革参交部，该员等惶骇，始从顺德、密云次第回津。

问：尔右目现尚有光能视？

对：右目无一隙之光，竟不能视。左目尚属有光。

问：别的病都好了么？

对：别的病算好了些。

问：我看你起跪等事，精神尚好。

对：精神总未复原。

问：马新贻这事岂不甚奇？

对：这事很奇。

问：马新贻办事很好。

对：他办事和平、精细。

第二天曾国藩再次接受召对：

问：尔在直隶练兵若干？

对：臣练新兵三千，前任督臣官文练旧章之兵四千，共为七千。拟再练三千，合成一万，已与李鸿章商明，照臣奏定章程办理。

问：南边练兵也是最要紧的，洋人就很可虑，你们好好地办理。

对：洋人实在可虑，现在海面上尚不能与之交战，惟尚没法防守。臣拟在江中要紧之处，修筑炮台，以防轮船。

问：能防守便是好的，这教堂就常常多事。

对：教堂近年到处滋事，教民好欺不吃教的百姓，教士好庇护教民，领事官好庇护教士。明年法国换约，须将传教一节加意整顿。

曾国藩在京城暂住下来，到11月3日同治帝生辰和11月4日他自己的生辰过后才启程。那一年他六十初度，湘鄂籍的同僚们在会馆大设筵席，为他贺寿。随后他动身前往江宁，并于12月4日接总督大印。

至此，曾国藩在京中已经很受排斥了。翌年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

余两次在京，不善应酬，为群公所白眼，加以天津之案物议沸腾，以后大事小事，部中皆有意吹求，微言讽刺。陈由立遣发黑龙江，过通州时其妻京控，亦言余讯办不公及欠渠薪水四千不发等语。以是余心绪不免悒悒。阅历数十年，岂不知宦途有夷必有险，有兴必有衰？而当前有不能遽然者，但求不大干咎戾、为宗族乡党之羞足矣。

除了例行事务和1871年10月和11月间的一次远途出巡，曾国藩在第二次担任两江总督期间只有一件大事要做，就是与李鸿章联名上书同治帝，请朝廷派陈兰彬、容闳挑选优秀的年轻人送往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学习机械技术。他们提到，早先朝廷曾试图送中国留学生出国学习陆军与海军组建，现在时候刚刚好，中美又刚刚商谈完条约事宜，正好先送中国学生赴美，再去其他国家学习技术。曾李二人已命陈兰彬和容闳为留学生拟定规章制度，并请总理衙门批准。资金需求要靠海关税收来满足。本书篇幅有限，这一计划后来的情况我们就不详述了，总而言之，如果曾李二人的主张能够被推行，派出去的留学生数量足够，那么中国的发展进程将会得到推动。

这个计划的初衷是非常合理的。在同时期，日本也曾把岩仓使团和一批学生派往国外学习，这一举措让日本受益匪浅；所以我们不难推测，如果曾国藩之后还能出现与他一样开明、无畏的人，这个计划就不会流产。设想并提出这个计划的人在年轻时就曾坚定地表示，希望洋人从中国土地上永远地离开，这足以说明，说曾国藩保守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对比与他同时代乃至下一代的官员百姓，曾国藩明显已经走到了他们的前面。他清醒地意识到，就政体和技术而言，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如果不采取弥补措施，中国将处于严重弱势的地位。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或者更早一些，曾国藩曾经密奏朝廷，请求在官府推行现代化的措施，具体计划如下：

△同治十一年（1872），三十名穿着长袍马褂、留着辫子的中国男童在上海港登上一艘邮船，远渡重洋到美国留学。这是近代中国首批官派留学生。

1.将国家都城从北京迁移到中部地区

2.废除贪腐的官僚作风，建立官署的正确运作方式

3.改革军队，组建现代化的陆军和水师，统一由中央政府指挥

4.改革国库制度，完全由中央政府管理

5.改革文官选拔制度，罢免力不胜任的官员，特别培养有能力的官员

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囊括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弊端，即便经历了后来的辛亥革命，这些弊端依然延续至今。那时的中国极度保守，即便有曾国藩这样既有才能又有权力的人物，也未必能改变让中国向进步的方向转变。显然，李鸿章是不能担此重任的，比起曾国藩，李鸿章更加深谙政治的门道，他为人处世往往多考虑权宜，而不重视原则。不管怎样，曾国藩指出了当时社会的弊病，并提出了弥补措施，但凡后来人能够将之发扬光大，清廷也不至于落到土崩瓦解的地步。

此外，曾国藩和当时的其他若干朝廷大员在年尚轻时就身居高位了，中间那些按部就班的过程他们并未经历，这是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这一点也足以说明，曾国藩应该被归为进步派而不是保守派。在出任两江总督之前，他从未在任何省份担任过正式的职务。曾国荃虽也有过各种级别较低的头衔，但他真正的文官生涯是以巡抚开始的。李鸿章、左宗棠和彭玉麟等人也是几乎或者完全没有担任过低级别的职务，就直接身居高位了。对于保守的清政府来说，这些确实是非常措施。清廷为曾国藩和他推举的人打破各种繁文缛节，可以说是脱离了原先的桎梏。在政治和其他领域，曾国藩即便算不上激进主义者，那至少也是自由主义者，只要不要求他脱离自己民族的本性。

曾国藩的离世是有些突然的。那是1872年3月，他像往常一样用完晚餐，在花园里散了一会儿步便去休息了，不想竟就此撒手人寰。然而要说全无预兆倒也不尽然，先前是有过几次征兆的。一次是他离世的几天前，他出门去河边见一位贵客，却在去的途中晕倒在轿辇内。江宁百姓和全国上下那些认可其成就的人都深感痛惜。朝廷下令暂停朝议三日以示哀悼，而同治帝御赐的悼文也并非依据议制空吟几句，相反，这则悼文饱含着举国上下对曾国藩的追思：

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由翰林蒙宣宗成皇帝特达之知，洊升卿贰。咸丰年闲，创立楚军，剿办粤匪，转战数省，叠著勋劳。文宗显皇帝优加擢用，补授两江总督，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朕御极后，简任纶扉，深资倚任。东南厎定，厥功最多，江宁之捷，特加恩赏给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并赏戴双眼花翎。历任兼圻，于地方利病尽心筹画。老成硕望，实为股肱心膂之臣。方冀克享遐龄，长承恩眷，兹闻溘逝，震悼良深。曾国藩著追赠太傅，照大学士例赐恤，赏银三千两治丧，由江宁藩库给发。赐祭一坛。派穆腾阿前往致祭，加恩予谥文正，入祀京师昭忠祠、贤良祠，并于湖南原籍、江宁省城建立专祠。其生平政迹事实，宣付史馆。任内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灵柩回籍时，著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其一等侯爵，即著伊子曾纪泽承袭，无庸带领引见。其余子孙几人，著何璟查明具奏，候旨施恩，用示笃念忠良至意。

继承曾国藩身后事业的人是李鸿章。在后来的宦海生涯中，李鸿章与洋人打交道相当频繁，所以洋人几乎都忘记了他曾经的上司曾国藩。但在中国人心目中，李鸿章是无法与曾国藩相提并论的。曾国藩辞世后，李鸿章和左宗棠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在中国人眼里，其造诣尚不及曾公十之一二。曾公一生坦荡，死后遗产无几；而许多人都知道，李鸿章为官那些年没少谋取私利，因此身后留下不少财产。此外，曾国藩身边聚集了一批能人，但李鸿章却再也找不到类似的帮手。有人觉得这是因为李鸿章太激进，也有人认为，李鸿章是故意找些平庸之辈共事，对比之下才好显示出自己的本事。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打理政务的一直都是像曾国藩这样经历过太平天国运动的老手，但是，在他们的继任者接手后，政局江河日下，而清朝的统治终于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后彻底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