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翼》出版于1902年，我记得很早就想写这本书，我实在记不得是何时产生了灵感。书写得很长，但最初的构想不复杂，说得再简单一些，就是一个年轻人对生活充满渴望，但天不从人愿，她罹患重病，不久于人世。可是，她对世界充满眷恋，希望在有生之年将心里的情感充分表达出来，这样才不算白到世上走一趟，毕竟，有爱的生活才是生活，不管能爱多久。后来，我反复酝酿，有时放下了，然后又捡起来，终于拿定了主意，却觉得这个主题有点可怕。我琢磨过人物形象，但人物形象至多只占了我的一半心思，我的另一半心思在于人物为实现“生活”目标的挣扎，她的历险，她的得失，那是无比宝贵的经历。我从一开始就觉得，这些事情值得我仔细斟酌，珍贵的东西都值得仔细斟酌，珍贵的东西有很多，但这件事特别值得费一番心思。我的想法是，我得让这个心存警惕而又乐于冒险的姑娘多一些纠葛，多一些反复，这样才能吸引注意力，同时能够产生一定的神秘感，这就是故事的魅力所在；不至于让故事变成“大白话”，当下就流行大白话，所有的情节，乃至人物的面貌一览无余。我的这个人物包藏着许多秘密，也可能充满矛盾，她会让人如获至宝，但也可能对人要求很高，让人绞尽脑汁。首先，她是个病人，但这个事情十分难以拿捏。这种情况可能激发人们的高尚情怀，即使是世界上最善于掩饰的人，面对这样的病人，也会同情心大爆发。
是的，这个年轻的病人是这本书的中心人物，她的身体恶化，她的心路历程，都会让人们无比关切。对于她的情况，以及跟她有亲密关系的人，都需要巧妙的处置。对此，我不断思索，思路渐渐清晰，与此同时，这个人物的魅力和她身上的谜团却与日俱增。看待人物，至于要那么直接吗？何必质疑我为什么让主人公“生病”呢？其实，主人公面临死亡和危险，是很值得回味的，是进入那种有趣的状态的最佳捷径。一个能够激发强烈感情的人，一个让人们发现各种意外、意识到各种关系的人，为什么不能占据中心位置呢？诚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不适合安排各种活动，尽管这个人的感情是极其丰富的，她的求生欲是无比强烈的。她的求生欲的确值得回味，从本质上讲，诗人是不会关注死亡的。就让他关心这个病得最重的病人吧，让诗人感兴趣的，是活着的状态，如果活着不容易，需要抗争，那么，诗人会更加兴趣盎然。生命可能在抗争中消逝，但可能因此迸发出精彩的火花。况且，每个人身上也都有弱点，这一点不用害怕批评。例如《一位女士的画像》中的拉尔夫·陶切特，他体弱多病，让人堪忧，但这并非缺点，我反而觉得他可能产生很好的效果，会展现很积极的一面，让生活变得有趣、生动。原因肯定不在于他的性别，因为男人面临死亡的时候比女人更简单粗暴，手法更庸俗。对于他的情况，我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而对于如今这个，我赋予了更多的意味，最终她将彻悟，得到升华。
于是，这绝非详述某个人如何倒下的故事。我不是说我不把这个人当作受害者，她确实遭遇了一股无法抵御的力量，但是，在我的意识中，她始终在抗争，她用尽生命的最后一丁点儿力气，渴望抓住最后的希望，渴望推迟最后一刻的到来。这样的态度，这样的举动及其所表达出来的强烈热情，以及最终获得的成功，不正是戏剧的灵魂吗？对于灾难，不应如此刻画吗？面对灾难，不应有抗争吗？我的年轻女主人公就是抗争者，她极力抗争宿命，她想抵抗所有对她不利的力量，虽然这些力量最终得逞了，因为它们实在非常强大，但是，面对压迫，这个年轻人毫不气馁，依然感情丰富。这样的人，尽管她不是一个健康的人，难道不值得我们将中心舞台给予她，不值得我们将聚光灯照在她身上吗？她对生活有憧憬，她的抗争有目的，这又决定了其他人的态度，将其他人卷入她的抗争行为之中。如果说她是想在所剩不多的日子里尽量经历生活的美好，如果说这个愿望需要其他人的帮助才能实现，那么，他们的参与（他们无法摆脱她的魅力）也成了这部戏剧的组成部分，他们应了她的请求强化了她的幻觉，各有各的原因，各有各的企图，各有各的动机和出发点。有些比较高尚，有些就不那么高尚；但是，这些都构成了她的经历，都构成了她心目中的生活。所有人都是身不由己，像是受到海妖的蛊惑，他们既害怕又向往，乃至沉迷而不可自拔，从而情愿偏离既有的航道，和她一起面对奇怪的苦难，当然也寻求更奇怪的机遇，他们要面对千年一遇的问题，要形成新的见识。她的情况大体如此，剩下的就是细节问题。最重要的细节，自然就是在这个年轻姑娘的面前，生活必须是极其美好的，如果说她最大的痛苦在于她必须放弃，那么，鉴于她拥有的条件，我们就更应该替她感到惋惜。
她确实应有尽有，只缺少一样最宝贵的保障，她有自由，有钱，做人机灵、可爱，让人迷恋，她身上的每个优点，都表明她也应该拥有美好的未来。自从她的设计者产生了最初步的构想，最让他难以放下的，就是为她设计最恰当的形象，尤其是要找到五十个理由，表明她的社会地位。她应该是在纽约老枯枝上开的最后一朵鲜花，因为只剩她这一朵花，所以她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几乎无所不能。然而，这些条件对她十分重要，我在此不想详述，尽管相关事项到了后来也不一定详述得了。对于《鸽翼》的女主人公而言，这意味着极大的自由，她可以自由行动，自由选择，自由欣赏，自由接触，她拥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独立，这应该是我们最为关切的。我很久之前就设想有一种美国年轻人比其他任何年轻人更堪称是“所有时代的继承者”（至于理由，我刚才已有提及，但在此不想详述）；因此，有机会塑造这样的人物形象，是极有价值的。作为所有时代的继承者，如果突然认识到你根本无法继承任何东西，而且这种意识逐渐增强，那么，我感觉，这样的角色是最为合适的。否则就有吹牛的嫌疑，这个人物就难以成立。这样一来，我想我至少可以保持主题的完整性。因为这本就跟人有关，而关键在于谁不会被这件事卷进来，我会像慈祥的父母看着第一次骑马的孩子爬到马背上一样，观察事态的发展，我要为事态的发展创造条件。
我观察到的结果，是这个禀赋极高而随时有生命危险的年轻人掉进了一个可怕的陷阱里，而这个局面是自然而然的，虽然富有戏剧色彩。因为她对生活的渴望，她的出现不也给别人带来了难题吗？因此，别人给她出难题就是自然而然的。这种事情确实令人悲哀，有讽刺意味，更重要的是凶险的，对于她本人而言如此，对于她的身边人而言也是如此。如果说她的故事主要是说她被人家带进了陷阱，那么，她让别人陷入同样尴尬的境地，就要付出代价。我为她设计了一个贴身的守护者，但是，我们这个年轻朋友在她的周围卷起了一个漩涡，就像一艘大船沉没一样，或者说像大公司破产了一样，漩涡的吸引力那么强大，周边的事物都被卷进去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如此，我感觉，对于我的情感之船，这个戏剧性的漩涡不只是她一个人造成的，这里面也有其他人的手（她自己的手也难逃干系，因为她总是那么慷慨大方，经常是始作俑者）。
关键的是，如果说她肯定会陷入困境，那么，这个困境要很快设计好、构建好，让凶险的氛围等着她，也等着我们。我发现，这个任务不仅紧迫，还能激发灵感，为做好这个事情，首先要找到灵感，找到“钥匙”，否则将寸步难行，就像没买票坐火车，还想占据一个座位，根本就没门。为此，我已经拿到了钥匙，我很早就意识到，如果不事先构筑好陷阱，设计好陷阱里的详细情况，就不可能充分展现米莉在陷阱里的挣扎，无法表现她在陷阱里的痛苦，《鸽翼》这本书肯定无法写得这么长。如果说她楚楚可怜的样子是故事的一半，而受她影响的其他人是另一半，那么，我可以自由选择从哪一边开始。如果说那个等着她的小世界意味“深”长，那么，同样，我的勋章可以吊着摇摆，正面和反面都可以呈现在观众面前，观众爱看正面就正面，爱看反面就反面。我希望两面都凹凸有致，字迹和图像都一样清晰，虽然那个纽约年轻人处于中心位置，但周围的一切也都一览无余，这就是我的“钥匙”。因此，我必须知道什么时候从一面开始，什么时候从另一面开始。通常，一个有条理、有追求的人，会从周围开始，然后逐渐缩小范围，最终抵达中心。完整的进程就是这么展开的，其中有许多很有意思的公式。
自从我在第一章做好了铺垫，米莉还没有出场的时候，勋章就已经吊着了。但我想不起来有什么事情可能触发人们的好奇心，会让人想起探索另一面，甚至深入后方遥远的世界。提着勋章的手还算讨人喜欢，我认为原因在于没有做“系列”的功夫。我较短篇的小说都不成系列，而我们在此讨论的这部长篇巨著（也包括两三年后出版的《金碗》）恰逢期刊盛行，编辑掌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值得庆幸的是，高山上还有冰冷的山脊，敢于面对编辑的冷眼。酸葡萄有时是有毒的，故事讲得好的人又有了腾挪辗转的空间。尽量达到出版条件的人，总是有他们有趣、吸引人的一面，但他们的魅力是有限的，因为出版的要求和好作品的要求并不一致，那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就作品创作而言，他们是空洞、黑暗的。如果不算有害，那也是对才华的束缚，良工巧匠就喜欢受到这样的束缚，就像良驹喜欢被人们套上马鞍。不过，最好的才华不会苟且妥协，而是听从最高的召唤。我记得很清楚，就这个故事而言，我的分段，我的整体节奏，都遵循永恒的规律，没有受制于流行而短暂的偏好。因此，我的情节变化是很好的，我甚至认为这本书是一个普遍规律的注脚。
首先，按一定的顺序变换中心事件是“有趣”的，也就是说，从一定的视角，根据主题重要性来确定哪个事件为中心，然后相应地加以处置，这就像是将处理得足够坚实的材料，跟垒石头一样搭起来，整整齐齐，每一块的分量、大小都经过严密设计，称重合理，不仅结构要稳重，还要美观。我一开始介绍凯特·克罗依，就是在垒第一块石头，我记得，那是书的开头，具体事件并不清晰，但效果要好，要具备足够的支撑力。所谓支撑力，就是要制造恰当的氛围，形象要足够鲜明、足够完整，力度要充分，所以，到后来这个人物隐退到阴影下的时候，要跟在阳光下的时候一样感受鲜明。这就是我设置的基础条件，我觉得，对于这个部分，我再怎么表现并不算过当，如果后来发现这个部分存在不足，有缺陷，那么，有再好的意图也是无法实现的。我说过，这是个完整的流程，而这个流程是从垒基石开始的，这就是我的朴素的计划。然而，计划是一回事，落实的结果是另一回事，如今看来，我感觉这些基石倒更成了亮点，按原计划，这些应该是衬托亮点的。回头看看，原来想强调的价值不见了，原先设计的环节掉了，原来希望成为背景的倒成了亮点，我感到很悲哀。当然，这种事情十分正常，比较敏感的人还可以从中找到一个规律，即艺术家的感染力取决于他所犯的错误。他要被最初的对象背叛到什么程度，要上当多少次，要上了什么样的当，才能成为替代对象的真正主人？例如建桥的人，他要先测量实际水深，因此构筑桥墩，他至少要知道水有多深，才能知道桥墩该设在什么位置。然而，桥最终跨越河面，跟原来的测量毫无关系，跟最初的美好设计也没有关系。原来的设计属于幻觉，虽然当时是必要的存在，但最终的桥梁，不管是单拱桥还是多拱桥，才是最终的现实。后来，那个建桥的人来到桥下，听着桥面上车水马龙，这时他终于明白，那才是人们落到实处的桥。
构建凯特·克罗依的意识，让它承受那么多分量，原先可能觉得需要好几百块坚固的石头，如今看来，可能几十块也就够了，而且还不需要那么坚固。她那个落魄而又烦人的父亲，按原计划，应该是要成为笼罩着她的阴影，要左右她的情感，让她感到羞愧，让她不耐烦，让她感到压抑，反正，他的有害影响必须展现无余，他应远远不止是言而无信的人。但是，如今看来，除了一两个乞讨可怜的场面之外，这一切都在哪里呢？那一两个场面根本说明不了他的道德秉性。在凯特的世界里，他只能算是一个“偷窥者”，而原来他应该是一个相貌不凡但像恶魔般的存在，他发现他的位置被人占了，他在不在，女儿都不在乎，于是，他戴上长期以来为他打掩护的帽子，装着无所谓走了，而这一幕即代表着他对生活的极端失望。对于他，言而无信就足够了。总之，每个人，即使是当红的舞台明星，也会有这么一天，要满足于扮演小角色，这样日子才过得下去。我承认，我此时没有兴趣一一列举没有营造出来的重要场面，对于其中大部分失误，我可以找到一个理由来解释，这个理由就是一条很奇怪的规律，即画面和戏剧性之间的矛盾，画面嫉妒戏剧性，而戏剧性对画面存有怀疑。两者都对表现小说主题很重要；然而，它们相互诋毁，相互拆台，每一方面都要说：我才是正宗，其余的都是扯淡。对于围观的人，要调解这个矛盾，可以引用“天使的妥协”（也许是魔鬼），即无论什么事，都需要一点点帮助才能做好，因此，即使对于对立面，总是要心存感激的。因此，我的构造要站得住脚，不一定要大肆渲染莱昂纳尔·克罗依的堕落，让他安静地走也是足够的，虽然我总是觉得很遗憾。莫顿·丹什是谁、是干什么的、他有什么习惯、住在哪里，这些细节照说应该细致描写，像仙女和牧神总是围着赫耳墨斯，把花环戴到他的头上。人们总觉得每一点都要充分渲染，但是，这样一来，这个故事不就成了地址和事件的慷慨罗列？难道这个年轻人的状况，包括他的个人、职业和社会背景必须描写得足够详细，我们才能心满意足？同样，对于劳德夫人，我们也要细致刻画，包括她的个人信息，这样我们才能感受到她的存在？按这个道理，女主人公的“闺蜜”斯特林厄姆太太，作为波士顿人的代表，也需要细致入微的描写；米莉在英国社会的各种接触也必须深入写实；再接着，威尼斯的情况，包括女主人公身边的朋友，都需要用放大镜来看；同样，丹什最后的立场和意识变化，都需要用更精细的线条来编织，甚至考究到要用丝绸、金线，要用粉色和银色的丝线来纺织。
毫无疑问，这不是说完整的结构不存在，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寻找到线索，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找到，可以一条条地找出来加以研究。毫无疑问，整体而言，每一条线索都是有意义的，虽然没有明说，但其中的构造是有章可循的。整体设计的应用是持续的、有案可查的，虽然我很少考虑这个问题。第一章就有这样清晰的脉络，如我上文提到，第一章作为基础，由很多块石头构成，每一块都起到一定的作用，然后加起来构成一个整体。我们两个年轻主角的意识是相互关联的，我很早就意识到，我必须将意识融合在一起。莫顿·丹什必定要在年轻姑娘的思想海洋里游泳，但是她的思想并非一面镜子，只会映射别人的思想。有时候，她的思想会起作用，有时候，他的思想会起作用，如果是好的设计，则不是将这些时刻固定好，达到泾渭分明，各自为政。我什么时候不清楚过？我会在一个中心设定之后去做另一个中心，同时将前一个中心彻底放弃吗？我不承认有什么高出一等的流程，我们既然致力于构筑中心，从一个中心走向另一个中心，那么，首先每个中心都要选择好，设定好，这是基础，然后，这些中心就真正成为中心，不必多加处理。当然，简单处理的前提是要确定一个视角，而且，各行为者之间的视角要有共通之处，这样才会紧凑，才会有整体，才会前后连贯，不至于松散、无力。这个真理包含着一个场合区分的秘密，我们可以选择将对象处理成画面，也可以处理成场景，但我们会选择最能在一幕戏中实现最完整表达的一种方式。而且，所有场面也都是一个更大场面的组成部分，在挤压之下，画面和场景之间的界线会失去作用。
我猜测，第四章开头那一长段就属于这种情况，当米莉引起意识震动的时候，有许多生命的中心，很密集，但是，最终一起都归到一个头下面。在这一段，她被带入劳德夫人的圈子里，到了后来，在这一部分还有一段跟它配合，像是作说明，就是在危机显现、行为规则发生变化的时候。我的人物意识（包括智慧、好奇心、热情和应激响应），或者说是镜子，都按一定的规则进行交替，就这样，凯特的意识也成了中心。她的意识主要在威尼斯发挥作用，所有事件和人物，无论清晰还是模糊，无论轻重，都是从她的视角处理的，也是从丹什的视角处理的，而他们之间的意识互动要费许多笔墨。凯特的意识成了贯通整场戏的头绪，在米莉租用的豪宅里，她仔细观察她的这个朋友的奢侈派对，并将这个派对与兰开斯特大门的场面进行对比。也许，对于米莉的处境，凯特的意识可能反映得更为清晰，丹什的意识更加丰满，斯特林厄姆太太也有一段时间温情爆发（在我最初的计划中，她本要发挥某种传统的作用，但此时感觉一点用处也没有）。凯特和丹什的关系，或者说丹什和凯特的关系，原来曾经断过，这时也要再断了，而这个关系也反映在米莉的意识镜子之上。对于这些方面，如果采用客观的镜子，换言之，就是作者相对冷漠的确认或者单薄的保证，所有的形象会显得那么粗鄙，没有血性，不是卖弄知识，就是卖弄特权。
在威尼斯的高潮时刻，我们要了解这个备受摧残的磨灭的状况，只能通过丹什的猜测，以及凯特单独去找丹什时的表现。在这种时候，我们得以批判性地加以审视，得以认识行为的目的和性质，得以了解简单机构的有趣之处，尽管作者毫不掩盖对中心偏颇的失望。我经常不能保持一分为二的平衡，《鸽翼》是个最好的例子（这已经受到大众猛烈批评了）。我采用权宜的中介，总是招人埋怨，但绝非冒失，这一回，人们恐怕不仅仅是抱怨了。回想起来，我从来没有像这样迫切地需要掩饰，我从来没有像这样要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演绎一个主题，而要演绎这个主题困难重重。当然，每个小说家都知道，有困难才有灵感，而要让作品具有魅力，困难必须是自然存在的，不是刻意制造的，不是走向歧途造成的。《鸽翼》很可能属于后者，属于错误而畸形的，我觉得，这将给文学批评家一个很大的口实，尤其是那些靠批评新作家发财的批评家。批评家的眼里净是骗人的伎俩，他们的职责就是识别并谴责，所谓的短缩法即骗人的伎俩，是企图让某些色块表达完整图像的意义，有些伪装让人产生尺寸的幻觉。因此，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指出我们织的网过于杂乱，而我们必须通过错位，从而制造质量的幻觉，而不产生尺寸的幻觉。这一点很容易遭到批评家的注意，他们原本就在寻觅“畸形”的踪迹。
与此同时，我认识到，在本书的前半部分，不仅不存在畸形，我觉得条理十分清晰，连贯性很好，有些幻觉，从来没有失检，顺着线索，还是可以得到好处的。从一开始，作者就认识到他的任务是表明先出场的两个年轻人被一股自然的力量牵到了一起，要表达一种夹杂着忧虑和遭到约束但很顽强、很自信的热情。我描绘的画面，是两个人产生了亲密的感情，两情相悦，无视任何障碍和阻力，利用他们的智慧和过人的能力，想到了利用“猎物”的资源进一步发展关系的办法。他们绝非普通的一对情侣，莫顿·丹什和凯特·克罗依都极善于创造财富、抓住机遇，这在当时是让人敬仰的能力，而他们采用的手段不带一点粗俗的色彩，他们将激烈的情感和高超的人际关系技巧相结合，给一个纯真朴实的年轻人织了一张网。如果我想渲染，我可能就不会赋予这么高的价值。同样，到了最后，他们用同样的智慧和技巧，给那个动了感情的女主人公当头一棒，我也给予很高的价值。很有意思，我让米莉跟别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她心里激烈荡漾，迫切希望得到确认，但最终看到了真相，最终本能地释怀。同样很有意思，我设计了这个年轻姑娘的情感起伏，为她设计了一座亮堂的豪宅，让豪宅里上演一部大戏。
不过，这些说明不了细节的处理，例如丹什去美国之前和劳德夫人之间的那次对话。这是通过凯特的视角见不到的，尽管当时我们已经用这个年轻姑娘的眼睛来看，用她的肺来呼吸。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无意识中，丹什在兰开斯特大门的所见所闻，已经被她对他可能的遭遇的担心所取代，这是个同化、融合的过程。那么，我这样显然的偏离算是糊涂了吗？是不是蒙蔽了理智？不，肯定不是，因为我已经打开了进入这对年轻情侣主观世界的大门，大家仔细阅读前两章会看到。（不管在什么时候，包括此时，我都是希望大家仔细阅读的，我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家会仔细阅读，我想，既然大家都仔细阅读了，我说的事情大家是都能理解的。欣赏一件艺术作品，接受一个难以抗拒的幻觉，在我看来，是我们无比的奢侈体验，而如果这个作品不需要仔细观赏，那么，我认为这个体验就不算奢侈。能够给最奢侈体验的，给我们最多乐趣的，是无论我们给予多少压力都不会开裂的表面，就像冬天湖面冰层足够厚，人们可以在上面滑冰，如果有开裂，我们会听到，但那种体验不能说是奢侈的。）我没有通过丹什的眼睛看世界是另一回事，因为我已经做好了预备，有时还是用得着的。所以，无论如何，前两章搭建的石头还是很整齐、很牢固的。我从第三章开始搭建另一个块，这块新的石头也方方正正，也就是转向了另一个中心。在此，我还是十分谨慎，这个中心一定要做得稳重。那主要是米莉·蒂尔的事情，同样，我也设计了一面镜子，那就是她那位忠心耿耿的闺蜜。
这两个闺蜜的意识交集，展示了主题的另一面，同时排除了其他的侧面。如果说在某个特别的时刻我让斯特林厄姆太太承担直接面对我们的责任，是因为我觉得一出戏有价值，我故意让她来演。有一天傍晚时分，在高山上，我们的女主人公居然道出了机密。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事情不用再交代，不用给予任何位置，不用刻画任何形象，也就是说可以简而化之，所以，斯特林厄姆太太只能被牺牲掉。第五章又是一块新石头，设定了新的场合，这时的中心是米莉几乎膨胀的意识。此时，我重新燃起渲染的热情，我发现渲染的机会无所不在，形成一个富有弹性但很确定的系统。我是说，我尝试了一下深度，结果这个系统很有韧性。在这个系统下，“场合”很协调，我有时（不是很经常）会把场合切割得很小，这是最有可能变糊涂的情况。有些场合还是比较宏大，希望保持高水平的清晰度。整个作品中心，实际上落在第五章，这是一个错误的支点，好像是做足了铺垫，但其实是虚妄的，还是短缩图，虽然有所放大。不过，我自己再仔细阅读之后发现，这里面有很大的魅力，很有意思，作者是本能地在用间接的方式刻画一个形象。最近，我不断认识到，我不喜欢用直接的方式，尤其是对于米莉而言，采用间接的方式，倒显得更加善良、更加仁慈。这让我感到很欣慰，用这种迂回的方法来刻画她，或者说采用道听途说的方式，更适合用于刻画一个纯洁无瑕的公主。这样一来，她就能承受周围的那么多压力，所有声音和动作就不至于那么惊人，所有清晰和模糊的形象都有了巨大的魅力。这一切都来自画家对于她的丰富想象，而这个画家只是通过一个个对她有兴趣的人，通过这些人的眼睛看着她，换言之，这些人的眼睛就是他观察她的窗口。所以，说到公主，那就像躲在皇宫大门对面的阳台上，在便于观察而不冒失的角落，当她乘坐金色马车进出大门的时候，偷偷地瞄着那个神秘的影子。但是，我对这种窗口和阳台的利用也是不多的，那对我而言是奢侈的。至于我在《鸽翼》中是否发现了什么，包括超级细腻的手腕或者品位、设计或者本能，那么，我要承认，我虽然已经跨越了我的空间界限，却没有将所观察的如数奉献。这个“失误”让我持续面临批评的压力，我希望在别的地方能卸下这个包袱。
亨利·詹姆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