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速恢复，这家伙又站在他曾经站过的地方，他什么也没学会，什么也没认识。现在，第一次沉重的捉弄落到他的头上。他卷入了一场犯罪，他不愿意，他反抗着，但他别无选择。
他用双手和双脚英勇地、拼死地反抗，可是无济于事，它主宰着他，他别无选择。
在亚历山大广场上的阿辛格尔门前，蒸汽打桩机隆隆作响，干劲十足。它有一层楼那样高，若无其事地把钢轨打进地里。
寒风刺骨。二月。街上的行人穿着大衣。有毛皮的就穿毛皮的，没有毛皮的就不穿毛皮的。女人们的腿上是薄薄的长筒袜，她们肯定冻得发抖，但这样看上去才有风度。瞌睡虫们因为寒冷而缩作一团。等天气暖和的时候，他们便又会不亦乐乎地四处打探。这期间，他们痛饮双份的白酒，可这算什么酒啊，人家可不想像个酒鬼似的沉湎其中。
亚历山大广场上的那架蒸汽打桩机轰隆作响，干劲冲天。很多悠闲的行人驻足观看打桩机的工作。上面有个男人在不停地拉一根链子，上面紧接着冒出烟来，咣当一声，杆子顶端挨了一下。站在一旁的男人、女人，特别是年轻人全都乐了，这活儿干得真顺溜：咣当一声，杆子顶端挨了一下。然后，它小得如同一根食指尖，可它依然始终不停地挨上一下，于是乎，它要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了。最后，它不见了，被人家干净利落地当肉给腌了，人们心满意足地离去。木板覆盖了一切。先前站在蒂茨门前的、伸出一只手来的贝罗丽娜(1)曾是一座巨型的女人雕像，也被人挖走了。说不定人家会把她回炉熔化，用于制造奖章。
他们像蜂群一样铺天盖地而来。他们成百上千，手脚不分白天黑夜地忙活。
挂着拖车的黄色电车，一辆一辆地、轰隆隆地驶过亚历山大广场上的木板路面，跳车危险。火车站已经清除了一大片，通往科尼希大街的单行道经过维尔特海姆。要去东边的人，必须从后面绕过总局大楼，穿过克罗斯特尔大街。一辆辆火车隆隆作响地从火车站驶向雅诺维茨桥，火车头的上部喷出蒸气，它正好停在普莱拉腾(2)的头上，王宫啤酒厂，再过一个拐角就是大门。
越过路堤，他们把一切都豁出去了，他们把城市铁路的全部房屋都豁出去了，他们哪来这么多钱，柏林城富得很，我们缴纳税金。
他们拆掉了带有马赛克招牌的罗厄泽尔和沃尔夫(3)，而在二十米开外的地方，它又重新站了起来，它还站到了对面火车站的门口。罗厄泽尔和沃尔夫，柏林－艾尔宾，一流的品质，一应俱全的口味，巴西，哈瓦那，墨西哥，贴心阿娇，莉莉普特，8号雪茄，每支二十五芬尼，冬季叙事遥曲，一包二十五支，二十芬尼，10号雪茄，散装，苏玛特拉外皮，这一价位的特别奉献，一百支一箱，十芬尼。我所向披靡，你所向披靡，他所向披靡，用箱子，五十支一箱，用纸盒，十支一盒，销往世界各地，波叶罗二十五芬尼，这则新闻让我们结识了众多的朋友，我所向披靡，你从一旁打将过去。
普莱拉腾门口有空地，那上面停着一辆辆满载香蕉的车子。给你们的孩子香蕉吃。香蕉是最干净的水果，因为香蕉皮阻挡了昆虫、肉虫和芽孢杆菌的侵袭。这些经过外皮入侵的昆虫、肉虫和杆菌被排除了。内阁大臣什策尔奴已经强调指出，甚至连婴幼儿也有的吃。我砸它个稀巴烂，你砸它个稀巴烂，他砸它个稀巴烂。
风在亚历山大一带一阵阵地刮起，蒂茨拐角处的穿堂风令人生厌。有风，它在楼房之间肆虐，蹿上地槽。人们很想躲进酒馆，可又有谁能办得到呢，它吹过你的裤兜，你会有所察觉的，有事情发生，不要犹豫不决，在这种天气里，人只有保持愉快才行。清早，工人们从莱尼肯多夫、新科隆、魏森湖乘船而来。无论寒冷与否，刮风与否，咖啡壶拿来，包好夹肉面包片，我们必须累死累活，那些寄生虫高高在上，睡在他们的羽绒被里吸干我们的血汗。
阿辛格尔拥有一家大型的咖啡馆和餐厅。谁要是还没有肚子，就可以让自己长出一个来，谁要是已经有了，就可以尽情地去撑圆它。天性不可违！谁要是以为，可以通过人工添加剂的办法，来改善用营养价值已丧失殆尽的白面制作的面包和糕点，那他就是在欺骗自己和消费者。自然有其自身的生存法则，每一次滥用都会遭到报复。当代所有的文明民族之所以几乎都在健康状况方面令人震惊和忧虑，其原因就在于食用破坏了营养价值的人工精制食品。不只这家商场，外面也有精制的香肠制品卖，肝肠和血肠价格低廉。
饶有风趣的“杂志”只要二十芬尼，而不是一个马克，《婚姻》十分有趣，也十分刺激，只要二十芬尼。小贩们口吐烟圈，头顶船形软帽，我所向披靡。
黄色的电车从东边，从魏森湖、利希滕贝格、弗里德里希斯海因、法兰克福大街，跑来，驶上广场，穿过兰茨贝格大街。65路从中央牲畜场开来，大环形魏丁广场，路易森广场，76路昆德凯勒途经胡贝尔图大街。在兰茨贝格大街街角，他们对弗里德里希·汉恩，从前的商厦，进行了清仓大甩卖，准备积蓄力量做龙头老大。这里是各路电车和19路公共汽车图尔姆大街的停车站。在从前的于尔根斯纸品店，他们已经把房子拆掉了，加筑了一道建筑围栏。那里有一个老头和一架医用磅秤坐在一起：控制您的体重，五芬尼。哦，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云集在亚历山大广场，你们享受这一时刻吧，你们通过磅秤旁的空隙去看看这个瓦砾的广场，以前，于尔根斯曾在这里兴旺发达，汉恩商场此时还伫立在这里，它被清仓、掏空、挖出内脏，还只剩下些个红色的破烂贴在橱窗上。一个垃圾堆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你是来自尘土，你应该重新归于尘土，我们曾经建造过一幢雄伟的大厦，现在，这里已经没有人了，既不进也不出了。罗马就是这样没落的，巴比伦，尼尼维，汉尼拔尔，恺撒，一切都没落了，哦，你们好好想想吧。对此，我首先要说的是，正如上个周日版刊登的图片所显示的那样，人们目前又在重新发掘这些城市，其次，这些城市已经完成了它们的使命，人们现在又可以建造新的城市了。如果你的旧裤子腐了，破了，你可犯不着为它们难过伤心，你去买新的，世界就是这种活法。
警察对广场进行着强有力的统治。广场上站着好几个警察的样本。每一个样本都用行家的眼光扫射左右，把交通规则背得滚瓜烂熟。每一个都扎着皮绑腿，一根橡皮棍悬挂在他身体的右侧，双臂水平挥动，从西向东，于是南，北不能前行，于是东边涌向西边，西边涌向东边。随后，这个样本自动地作出转换：北边涌入南边，南边涌入北边。警察的腰身十分敏捷。随着他的猛地一动，约莫三十个行人越过广场走向科尼希大街，他们之中有一部分停在了安全岛上，有一部分则顺利地到达对过，继续漫步在木板路上。与此同时，也有数目完全相同的一批人向东边迈步启程，他们涌向对面而来的那一拨，他们也遭遇了完全相同的情况，但没人出事。这都是些男人、女人和儿童。孩子们绝大多数是牵在女人的手里的。把他们全都一个一个地数落出来，描述他们的命运，是很困难的，但如果只选择其中的几个来写的话，或许还有一些成功的可能。寒风均匀地把剁碎了的干草抛洒到每个人的身上。东行者的脸和西、南，及北行者的脸没有一丝一毫的区别，他们也在交换着他们的角色，而这些现在正在越过广场去往阿辛格尔的人，一个小时之后，你可以在那家空空如也的汉恩商场门口找到他们。同样，那些从布鲁隆大街过来、准备前往雅诺维茨大桥的人混合进来，加入到这些反向而行的行列之中。不错，很多人也在马路的一侧拐弯，从南向东，从南向西，从北向东。他们和坐在公共汽车、电车里的人们一样，步调一致。这些人全都摆出各种各样的姿势坐在里面，因而使得标在车厢外面的重量加重。至于他们内心深处的活动，又有谁能够传递得出来，整一个鸿篇巨制。假使真有人这样去做了，那又会对谁有用呢？新书？连那些老的都不行了，二七年的图书销售额同二六年相比，已经下降了多少多少个百分点了。这些人被当作付过二十六芬尼的个人来看待，月票持有人和只缴十芬尼的学生除外，于是，他们带着自身一公担(4)到二公担不等的重量，穿着自己的衣裳，带着提包口袋，包裹，碗盆，帽子，全副假牙，疝带，乘车驶过亚历山大广场并保留着那些神秘的细长纸条，那上面都写着：12路西门大街da，哥茨科夫斯基大街c，b，奥拉尼恩堡门c，c，科特布思门a，神秘的符号，谁能猜出它们的意思来，谁能叫出它们的名字来，谁能承认，我要对你说，有三句话内容很深，这些纸片已经在固定的位置上打了四个孔，纸条上所写的德语也同样被用来写下了《圣经》和资产阶级法律：适用于到达旅行地的最近路线，转乘有误，概不负责。他们阅读各种倾向的报纸，借助他们耳朵的迷宫来保持平衡，吸入氧气，打盹，身体疼痛，身体不疼痛，想，不想，幸福，不幸，既非幸福，也非不幸。
那架打桩机轰轰地向下，咔咔作响，我所向披靡，也不放过一根钢轨，嗡嗡的声音从总局大楼传来，越过广场，他们铆接，一架水泥机把它的货物掀翻在地。阿道夫·克劳恩先生，勤杂工，聚精会神地观看，车辆的翻倒强烈地吸引着他，你所向披靡，他所向披靡。他一直在紧张地窥视，满载着沙子的敞篷货车的一边向上升起，等升到那个高度时，扑通一声翻转过来。人可不愿意就这样被从床上掀下来，两腿朝上，头朝下，你躺在那里，有可能出事，但这些人总会排除这种险情。
弗兰茨·毕勃科普夫重又背上背包，卖起报纸。他换了一个住处。他离开罗森塔尔门，站在亚历山大广场边上。他完全恢复了昔日的强壮，1米80的块头，他的体重下降了，行动起来更轻松了。他的头上戴着用报纸叠成的帽子。
帝国大厦里的危机警报，人们谈论三月选举，也许是四月选举，路在何方，约瑟夫·维尔特(5)？德国中部的斗争在继续，应该组成一个仲裁人法庭，腾姆佩尔荷伦大街发生抢劫。他把自己的报摊摆在了地铁通向亚历山大大街的那个出口，对面就是乌法电影院，眼镜商弗洛姆又在这边开了一家新店。弗兰茨·毕勃科普夫向明茨大街望下去，他这是第一次站在拥挤的人流里思忖：这里离那两个犹太人大概有多远，他们住得一点也不远，那还是在我第一次倒霉的时候，我不如上他们那里去看上两眼，没准他们能买我一份《民族观察家》。干吗不，他们喜不喜欢它，我不管，只要他们买它就行。他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咧嘴冷笑起来，那个拖着拖鞋的犹太老头子当时也太滑稽了。他四下环顾，十指僵硬，旁边站着一个发育畸形的矮个子，这人的鼻子完全是扁着长的，恐怕是被人打碎了。帝国大厦里的危机警报，赫伯尔大街17号的那幢楼房因为存在倒塌危险，住户已被迫搬离，渔轮上的谋杀，是反叛者还是疯子。
弗兰茨·毕勃科普夫和这个畸形人都往自己的手心里哈气。上午的生意萧条。一个上了年纪的干巴男人，看上去像根刮了胡子的细草，他来到弗兰茨身旁。他戴着一顶绿色的毡帽，他向弗兰茨打听报纸的情况。弗兰茨也问了问他。“同行，这老天爷是不是为你着想，谁知道啊。”“是的，我五十二岁了。”“可不是嘛，所以，五十岁开始来神了。我们当兵那会儿曾遇见过这么一个预备役的老上尉，当时他才四十岁，来自萨尔布吕肯，发售彩票的——这就是说，他说，没准他以前雪茄抽多了，他四十岁就开始来神了，是在骶骨部位。他的姿势因此变得十分僵硬。他走起路来像扫帚打滚。他总是让人给自己抹黄油。到了1917年，黄油再也弄不着了，就只好用食用椰子油，上好的植物油，就连这个也是哈喇了的，他于是让人开枪把自己给打死了。”
“有什么法子，工厂里也不要人了。去年，他们还给我做了手术，是在利希滕贝格，胡贝尔图医院。拿掉了一只睾丸，说是得了结核，我跟你说，我现在还疼着呢。”“唉，你可当心点，另外一只以后还会轮上的。最好坐着，最好做个马车夫。”德国中部的斗争继续进行，谈判没有结果，向承租人保护法求助，觉醒了，承租人，你正被剥夺着栖身之所。“是的，同行，你可以做报纸，可你必须能跑路，必须会叫唤，你的嗓子如何，红胸鸲，你会唱歌吗？这不，你瞧，这就是我们这帮人的关键，干我们这行必须能唱善跑。我们需要大嗓门。谁的声音最大，谁的生意就最好。我跟你说，这是个消过毒的社会。瞧瞧这个，这都要几个铜板？”“我要四个。”“不错。你要四个。这很重要。对你而言。不过，人家要是有急事，他就会在口袋里搜寻，找出一枚六芬尼来，然后又是一个马克或十个马克，问问我们的兄弟，他们都可以换钱。人家唯利是图，这都是些不折不扣的银行家，他们擅长换钱，从中抽取他们的佣金，而你还蒙在鼓里，手脚可麻利了。”
老头叹了口气。“唉，都五十多岁的人了，又摊上这劳什子。同行，如果你胆大的话，你就别跑单帮了，你给自己找两个小伙计，当然得付钱给他们，也许来个五五分成，但生意必须由你来统筹，这样你就省得跑腿和叫唤了。你得有关系，有个好场地。要是下雨，就会弄湿。逢上体育比赛、政府更迭什么的，生意是不会差的。他们说，艾伯特死的时候，他们的报纸被一抢而光。哎呀，别做出这样一副脸色好不好，天不会塌下来的。你瞧瞧对面那架打桩机，您想一想，如果它落到你的头上，你还犯得着想入非非吗？”向承租人保护法求助。这是对崔尔吉伯尔(6)的报应。我和这个出卖原则的政党分道扬镳。英国有关阿曼奴拉(7)的审查，对印度绝对保密。
对面，广播网的小楼旁——在另行通知之前，我们暂时免费为一节蓄电池充电——站着一位面色苍白的小姐，她的脸被帽子深深地盖住，似乎在聚精会神地沉思。离她不远的那个两道杠司机心想：这女人在考虑自己搭不搭车，身上有没有足够的钱，要么就是在等人。不过，她只是稍微弯了弯她那裹在丝绒大衣里的身体，好像它脱臼了似的，接着，她又使自己重新活跃起来，她只是不大舒服，每次体内都会发生这样的疼痛。她正在准备她的教师考试，她今天打算呆在家里做热敷，不管怎么说，晚上做这个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