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常说，要是她非住在城里不可的话，她感谢上帝使她做了哈林家的邻居。他们过去也是庄稼人，同我们一样，现在他们的家仍像一个小农场，有宽敞的牲口棚和菜园子，还有一个果园和一些放牧的空地——甚至还有一架风车。哈林家是挪威人，哈林太太在克赖斯蒂安尼一直住到十岁。她的丈夫是在明尼苏达州出生的。他是个谷物商人和牛贩子，一般都认为他是我们这个地区最有事业心的生意人。他控制着我们往西去的铁路沿线小城镇一系列谷物仓库，所以常常出门去。他不在家的时候，他的妻子就成为一家之主。
哈林太太是个矮矮墩墩、腰圆膀阔的人，样子很结实，像她家的房子一样。她浑身都是劲，一进屋就能使人感觉到。她的面孔红通通、紧绷绷，有着顽强的小下巴和一双闪光发亮的眼睛。她容易生气也容易开怀大笑，从灵魂深处快活乐观。她那种笑声，我记得多么清楚：她眼睛一亮，突然有所领悟，于是哈哈大笑，那是一种幽默感的爆发，短促而敏慧。她那快速的脚步使家里的地板震动，她走到哪里，那里的厌倦、冷淡气氛就被击溃。她对任何事情都不抱消极或敷衍的态度。她的热情和强烈的爱憎，在日常生活中处处都表现出来。在哈林家，洗刷的日子是趣味盎然的，永远不感到枯燥乏味。做果酱、蜜饯的时候是节日的延续，而房子里打扫卫生像一场革命。那年春天她侍弄菜园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隔开我们两家的柳树篱笆，感觉到她干活时的活跃气氛。
哈林家的孩子们中有三个和我年纪差不多。查利，他们唯一的儿子是十六岁——他们还有一个比他大的男孩没有带大就夭折了；以有音乐才华出名的茱莉娅十四岁，和我同年；萨利，那个剪短头发的顽皮姑娘比我们小一岁。萨利差不多同我一样强壮，玩起男孩们玩的游戏来出奇地灵巧。她是个野东西，晒得焦黄的头发剪得齐耳朵，皮肤晒得黑黑的，因为她从来不戴帽子。她踩着一只四轮溜冰鞋在镇上到处溜，在玩“作输赢的游戏”时，她经常作弊，可是手脚那么快，人家抓不到把柄。
她们那个长大成人的女儿弗朗西丝在我们小天地里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她是她父亲主要的办事员，在她父亲经常外出的期间，实际上是她在经管黑鹰镇的营业所。由于她具有非凡的经商才能，父亲对她要求极严。他给她相当高的薪水，可是她极少有假期，从不离开职守。甚至在礼拜天她还要到营业所去拆邮件，阅读市场行情的报导。查利对做生意不感兴趣，正在准备到安纳波利斯去学海军[1]。哈林先生对他很溺爱，给他买枪，买工具，买电池，从来不问他拿这些东西做什么用。
弗朗西丝皮肤黑黑的，像她的父亲，个子也有那么高。冬天，她穿一件海豹皮外衣，戴顶海豹皮帽子，她和哈林先生总是在傍晚时一同走路回家，边走边谈着有关运谷物的车子和牲口的事，像两个男子汉一样。有时候她晚饭后过来看看祖父，她的来访使祖父感到高兴。不止一次，他们把两个人的才智凑在一起，想办法把某个不幸的庄稼人从黑鹰镇放债人维克·卡特的手掌心里救出来。祖父说，弗朗西丝·哈林是个很好的信用贷款鉴定人，不亚于本县任何一个银行家。曾经有那么两三个人想在同她做交易时欺骗她，结果反而因失败而臭名远扬。对周围几里路范围内的每一个庄稼人，她都很了解：他耕种了多少土地，喂了多少牲口，负了些什么债务。她对这些人的兴趣，已不仅仅是生意上的兴趣了。她把他们全都记在心上，就好像他们是一本书或一出戏里的人物。
弗朗西丝为了生意上的事到乡里去的时候，会赶着马车绕好几里路远去拜访一位老人或去看看那些很少进城来的妇女。那些不会说英语的老大娘，她很快就能懂得她们的意思，她们中间那些最不愿多说话和最信不过别人的人会不知不觉把自己的私房话讲给她听。遇到乡里有婚丧喜庆，不管刮风落雨，她都去参加。农民家的女孩儿结婚，都能从弗朗西丝·哈林那里得到一份结婚礼物。
八月间，哈林家的丹麦厨子要走了。祖母恳求他们试用安东妮亚。下一次安布罗希进城的时候，祖母把他拦住，向他指明，同克里斯琴·哈林搭上关系，可以增强他的信用，对他有好处。一个礼拜天，哈林太太和弗朗西丝乘车走很远的路到雪默尔达家去。她说，她要去看看“那个姑娘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并对她的母亲有个充分的了解。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她们驱车回家，我正好在我家的院子里。她们走过时，大声笑着，向我挥手，我可以看出她们的情绪很好。晚饭后，祖父动身上礼拜堂时，祖母和我穿过柳树篱抄近路到哈林家，去听听他们访问雪默尔达家的情况。
我们发现哈林太太同查利和萨利正在前面走廊上休息，因为赶车出行太辛苦了。朱莉娅睡在吊床里——她是喜欢安静的，弗朗西丝坐在钢琴前面，没有点灯，在那里一面弹琴一面通过打开的窗户同她母亲谈话。
哈林太太看见我们来，哈哈大笑。“我早料到你们今天晚上会把盘碟丢在桌子上就出门的，伯丹太太。”她大声嚷道。弗朗西丝关上钢琴也到我们这里来了。
原来她们一见安东妮亚就喜欢；她们感到完全了解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孩儿。至于雪默尔达太太，她们发现她非常有趣。哈林太太一讲到她就格格地笑。“我想，我同这种家伙在一起，比你更自在，伯丹太太。他们真是一对儿，安布罗希和那个老太婆！”
关于安东妮亚做衣服的津贴和零用钱的问题，她们同安布罗希争了很久。他的方案是他妹妹的工钱一分一厘都要按月交到他手里，他可以供给她他认为必需的衣着。哈林太太斩钉截铁地告诉他，她要一年给安东妮亚五十块大洋让她自己去花，他断言说她们是要把他妹妹带到城里去，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叫她上当。哈林太太绘声绘色地向我们讲述他们交谈中安布罗希的一举一动；他如何跳将起来，戴上帽子，仿佛他对这件事不愿再谈下去了，他的母亲又如何扭住他的上衣后摆，用波希米亚话怂恿他。哈林太太最后同意给安东妮亚三块钱一个礼拜的工钱——在那时候是很高的工资了——另外还供给她鞋子穿。关于穿鞋的问题，争论得很热烈，雪默尔达太太最后劝诱地说，她愿意每年送三只大肥鹅给哈林太太，来“扯扯平”。安布罗希准备下个礼拜六把他的妹妹带进城来。
“她刚开头很可能是笨手笨脚、粗里粗气的，”祖母担心地说，“除非她过的艰苦生活已经毁了她，不然的话，她确实能成为一个很得力的姑娘。”
哈林太太急促而又果断地大声笑着。“嗨呀，我才不着急哩，伯丹太太！我能使那个姑娘麻利起来的。她才十七岁，学会新东西年纪还不算太大。而且她长得很漂亮！”她又热心地添上一句。
弗朗西丝转身对祖母说：“噢，对了，伯丹太太，你得告诉我们这一点！我们到那里时，她正在菜园里干活，光着一双脚，穿得破破烂烂的。可是她那晒得黑黑的脚杆和臂膀可好看呢，面庞的颜色真漂亮——像暗红色的大梅子似的。”
这种赞美使我们很高兴。祖母颇有感触地说：“弗朗西丝呀，她刚到这个地区来的时候，有那个斯斯文文的老头子照应着，她可是我看到的最漂亮的小姑娘。哎呀呀，可她如今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同那些粗里粗气的打场的男人一起在田里干活！要是安东妮亚的爸爸活着的话，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哈林家的人要求我们把雪默尔达先生的死和那场大暴风雪讲给他们听。等到我们看到祖父从礼拜堂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讲了一大堆我们知道的有关雪默尔达家的情况。
“那姑娘在这儿会过得快快活活，会忘掉那些事情的，”我们起身告别时，哈林太太很有信心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