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醒来时，一溜溜的阳光从窗口照进来，并反射到屋檐下两个男孩睡的地方。利奧已经完全醒了，正在用干草里抽出来的一枝枯金光菊在他哥哥的腿上搔痒痒。安布罗希踢了他一脚，转过身去。我闭上眼睛假装睡着了。利奥仰天躺着，抬起一只脚，开始训练他的脚趾头。他用脚趾夹起干枯的花朵，在阳光中挥动。他这样玩了一阵以后，用一只手肘撑着抬起身子朝我望着，先是小心翼翼地，然后评头品足地在阳光中眨着眼睛。他的表情滑稽可笑；轻率地把我否定了，这个老家伙同别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也不晓得我的秘密。”他似乎意识到自己具有比别人更敏锐的鉴赏能力；他敏捷的辨别力使他急躁得毫无耐心作深思熟虑的判断。他总是不假思索便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我在干草堆里穿好衣服后，便在风车那里用冷水洗了脸。当我走进厨房时，早饭已经准备好了，于尔卡正在烤烙饼。三个大一点的男孩一早就到田里去了，利奥和于尔卡将赶车到镇上，去接他们搭午班火车从威伯回来的父亲。
“中午我们吃餐便饭，”安东妮亚说，“鹅烧了晚上吃，那时孩子的阿爸回来了。我的玛莎要是能过来看望你就好了。他们现在有了一辆福特汽车，她似乎没有以前离我那样远了。可是她男人对他的农场着了迷，要把什么都搞得熨熨帖帖的，他除了礼拜天差不多从不出来。他是个漂亮小伙子，总有一天会富起来的。随便什么事，只要他抓紧干，总会有好结果。他们把娃娃带到这里来，解开包被给我看，他那样子简直像个小王子；玛莎把他照料得真出色。现在我对她离开我这一点，也想得开了，可是当初，我哭哭啼啼的，就像我在把她放进棺材里去似的。”
厨房里除了安娜，就只有我们两个，安娜正在把奶酪倒进搅乳器。她抬头望着我说，“是的，她就是那样。我们真为阿妈感到不好意思，正当玛莎是那么快活，我们其余的人都感到高高兴兴的时候，她却到处哭哭啼啼的，乔对你真算有耐心的了，阿妈。”
安东妮亚点点头，自顾自笑了笑：“我知道这是愚蠢的，但我实在忍不住。我需要她待在这里。她出世以来从没离开过我一夜。假如她还是个娃娃的时候，安东为她找过我的麻烦，或者要我把她丢在我阿妈那里，我是不会嫁给他的。不可能。可他一直很爱她，就像她是他自己亲生的一般。”
“我甚至于不知道玛莎不是我同父同母的姐姐，一直到她和乔订了婚我才知道，”安娜对我说。
半下午的时候，大车载着父亲和大儿子回来了。我正在果园里抽烟，当我走出去迎接他们的时候，安东妮亚从住屋那里跑下来，紧紧地搂抱这两个人，好像他们外出了几个月似的。
这位“阿爸”，从我看到他的第一眼起，就使我对他发生了兴趣。他的个子还没有他大的几个儿子高，是个身体有点弯曲，身材矮小的人，他的靴子后跟穿得磨损了，一只肩膀高，一只肩膀低。可是他动作敏捷，有一种轻快活泼的神气。他脸色很好，显得强壮，一头浓密的黑发已经有点花白了，翘翘的小胡子，红红的嘴唇。他微笑起来，露出坚实的牙齿，这是他的妻子感到那么值得骄傲的。他看到我的时候，那双活泼而爱嘲笑的眼睛向我透露，他对我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的神情像一个富有幽默感的哲学家，一只肩膀挑起生活的重担，能快活的时候就快活一通。他走上前来同我相见，向我伸出一只手背晒得发红，长满浓密汗毛的发硬的手。他穿节日穿的外衣，在当时的天气显得很厚很热，一件没有浆过的白衬衣和一条蓝底子上有大白点子，像小男孩子用的那种领带，打成一个飘动的蝴蝶结。库扎克立即讲起他度假的情况来——为了礼貌，他用英语讲。
“阿妈，我真希望你也能看到夜晚街头那位太太在钢丝上跳舞。他们向她打过来一道雪亮的灯光，她在空中飘来飘去，美着呢，像只小鸟儿！他们还有一头像我们家乡那种会跳舞的熊，和两三个人坐的旋转木马，有人坐在里面往上升的大气球，还有那个大轮子，你叫什么来着，鲁道夫？”
“飞利轮[4]，”鲁道夫用深沉的男中音加入了谈话。他身高六英尺二，有着年轻的铁匠那样的胸脯。“阿妈，昨晚我们到酒吧间后面的大厅里去参加大舞会，我同所有的姑娘都跳了舞，阿爸也是这样。我还从来没见到过那么多漂亮姑娘哩。那是一群波希人，准没错。走在街上我们没听到人家说一句英语，除掉那些表演的人外，阿爸，是不是？”
库扎克点点头。“许多人带口信给你，安东妮亚。请原谅，”——他转过来对我说——“我想对她说说这些。”我们向住屋走去的时候，他用流畅的本国话讲述一些枝枝节节的事情，并转告了带给她的口信，我走得落在后面一点，好奇地想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现在变成什么样子——或保持着什么样子。两个人相处得似乎很友好，带点兴致勃勃的味道。显然，她是冲击力，他是矫正器。他们上坡的时候，他不断地斜着眼睛望她，看她是不是听懂了他的意思，或者她听了有什么反响。后来我注意到他总是斜着眼睛看人，就像辕马望它的搭档似的。就连他在厨房里坐在我对面同我谈话，他也会把头朝时钟或炉子转过去一点儿，斜着眼睛望我，但神情坦率、忠厚。这一癖好并不使人感到他奸诈或掩掩饰饰，知道仅仅是像辕马一样，长期养成的习惯。
他带回一张他和鲁道夫合照的铁版照片，给安东妮亚收在其他照片一起，并给孩子们带来几纸袋的糖果。他的妻子把我从丹佛买来的一大盒糖（先一天夜里她没让孩子们碰一下）拿给他看时，他似乎有点懊恼。他把他自己带来的糖果收藏在碗柜里，“以备不时之需吧他朝糖果盒子望了一眼，抿着嘴嘻嘻地笑了起来。“我想你一定听说过我的家庭可不小哩，”他说。
库扎克在炉灶后面坐下来，以同等的乐趣注视着家里的女性成员和小小孩子。显然，他认为妇女们都很美妙，他认为小孩子都很有味。他曾经在外面同姑娘们跳舞，忘记了他是个老家伙，现在他的子女们使他感到惊讶，所有这些孩子居然都是属于他的，他认为这简直是个笑话。他退避一边以后，几个小一点的孩子溜到他跟前，他不断从口袋里摸出东西来：廉价的洋娃娃、木头雕的小丑、用哨子充气的气球猪。他招手要名叫简的那个小男孩过去，对他耳语，拿出一条纸蛇，慢慢地放在他面前，以免吓着了他。他从孩子的头上望过来，对我说：“这个娃儿怕羞，他得到的是剩下来的东西。”
库扎克带回家一卷有插图的波希米亚报纸。他打开报纸，开始把上面的新闻讲给他妻子听，许多新闻好像是与一个人有关。我听见说到瓦萨科娃这个名字，瓦萨科娃，瓦萨科娃，津津有味地重复了好几遍，后来我问他是不是说的那个歌唱家玛利亚·瓦萨克。
“你认识？也许你听过吧？”他疑疑惑惑地问道。我告诉他我确是听过她演唱，他指指报纸上她的照片，告诉我说，瓦萨克在奥地利爬阿尔卑斯山摔断了腿，不能演唱预定的节目了。他得知我曾经在伦敦和维也纳听过她演唱，似乎感到很高兴；拿出他的烟斗来，点燃了，更好地来欣赏我们的谈话。瓦萨克是布拉格他那个地区的小同乡。她还是个学生的时候，他父亲常给她补鞋子。库扎克向我打听她的样子、她的声望、她的嗓子；但他特别想知道我有没有注意到她那双纤细的脚，以及估计她是不是积蓄了很多钱。当然，她是讲排场的，但他希望她不要把一切都挥霍光，到老来什么也没留下。他年轻时在维也纳工作，看见过许多又老又穷的艺术家，一杯啤酒消磨一个晚上，“那样的日子可不好过哩。”
男孩们挤了牛奶、喂了牲口进屋来，长餐桌已经摆好，两只烤得焦黄的鹅，里面填着苹果，正放在安东妮亚面前咝咝作响。她开始把鹅切开，坐在妈妈旁边的鲁道夫把菜碟分给大家。人人都分到以后，他望着桌子对面的我，说：
“您最近到过黑鹰镇没有，伯丹先生？不知您是不是听到过有关卡特家的消息？”
“没有，他们的消息，我一点也没听到过。”
“那么，儿子，你一定要讲给他听，虽然在吃饭的时候讲很不合适。现在，你们所有的孩子们肃静，鲁道夫要讲那桩谋杀案了。”
“好哇！谋杀案！”孩子们嘟哝道，显出高兴而极感兴趣的神情。
鲁道夫详详细细讲述了这段奇闻，偶尔由他的母亲或父亲提醒一下。
维克·卡特和他的老婆继续照安东妮亚和我非常熟悉的老样子生活在我们非常熟悉的那栋屋子里。他们后来年纪都很老了。安东妮亚说，卡特越来越干瘦，到后来看上去简直像只小小的蜡黄的老猴儿了，因为他的胡子和头发的颜色一直没变。卡特太太还是我们所熟悉的那样脸色发红、眼睛冒火，不过随着岁月的流逝，她为一种摇头风折磨着，这种病使她不断地神经质地点头，而不是偶尔发作一下。她的手是那么不稳，使她再也不能在瓷器上乱涂了，可怜的女人！这一对儿年纪越大，对他们的“财产”的最后处置越是经常发生争吵。政府新近通过了一条法律，保证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后死的妻子可以得到丈夫遗产的三分之一。卡特感到很苦恼，因为害怕他妻子会比他活得更久，最终使他恨之入骨的她的“娘家人”继承遗产。他们对这个问题的争吵越过稠密的松柏树边界传了出去，使得在街上凡是愿意在那里停下步子来听的人都能听见。
两年以前，一天上午卡特走进一家武器店，买了一支手枪，说他准备去打一条狗，后来又添上一句，说他想，如果一只老猫在身边的话，他也要顺便给它一枪。（说到这里，孩子们格格地笑得不可开交，打断了鲁道夫的叙述。）
卡特走出去，走到武器店后面，竖起一个靶子，练了大约一个钟头的样子，然后回家去。当天晚上六点钟，有几个人回家吃晚饭，路过卡特那栋住屋时，听到一声枪响，他们停住脚步，疑疑惑惑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这时候另一颗子弹打碎了楼上一扇窗子。他们奔进屋去，发现卡特躺在他楼上寝室里的沙发上，喉咙打开了花，鲜血流在他放在头边的一卷被单上。
“请进来，先生们，”他非常虚弱地说。“你们都看见，我还活着，而且有法定的资格。你们是我妻子比我先死的见证人。你们将在她自己房里找到她。请你们马上检验，才不至于弄出差错来。”
一位邻居打电话去请医生，其余的跑到卡特太太的房间里去。她躺在自己的床上，穿着睡衣和轻便晨衣，子弹打中了心口。她的丈夫一定是在她下午小睡的时候走进来，把左轮手枪举得挨近她的胸口才开枪的。她的睡衣都被火药烧焦了。
惊恐万状的邻居们又冲到卡特那里。他睁开眼睛，毫不含糊地说：“卡特太太已经断了气，先生们，我是神志清醒的。我的事情办得妥妥帖帖。”然后，鲁道夫说道，“他松开手，死了。”
验尸官在他的书桌上发现一封信，写信的日期是当天下午五点钟。信中陈述他刚开枪打死了他的妻子；这样一来，因为他比她死得晚，凡她背着他秘密订的遗嘱，一律无效。他打算六点钟开枪打死自己，如果还有力气的话，再朝窗外打一枪，希望有过路的人走进来，在他如信上所写的“生命熄灭之前”看见他。
“嗨，那个人心肠有那样狠毒，你想得到吗？”奇闻讲完以后，安东妮亚掉转头来对我说。“跑去把那个可怜的女人干掉，使她享受不到他死后本该留给她享用的钱财！”
“您可曾听说过还有别人是为了怨恨而自杀的吗，伯丹先生？”鲁道夫问道。
我承认没有听说过。每一位律师都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憎恨可能成为非常强有力的犯罪动机，可是我收集到的法律上的奇案却没有一件可与此相比。当我问到遗产总共有多少时，鲁道夫说，十万块钱稍微多一点儿。
库扎克眨眨眼，斜起眼睛望了我一眼。“那些律师，他们捞到了一大把钱，那是肯定的，”他兴高采烈地说。
十万块大洋；这就是他那么拚死拚活收刮拢来的财富，到临了卡特本人为此而丧命！
晚饭后库扎克同我在果园里漫步，在风车旁边坐下来抽烟。他把他的经历告诉我，仿佛我有责任知道似的。
他的父亲是个皮匠，他伯父是个皮货商人，他是父亲的小儿子，所以送到伯父那里去学手艺。你在亲戚家干活是永远不会有什么出息的，他说，所以他出师以后就到维也纳去，在一家大皮货铺子里干活，赚大钱。可是一个喜欢玩乐的年轻人在维也纳是不会节余什么钱的；那里寻欢作乐的地方太多，足以把他白天赚的钱一夜之间花个精光。在那里待了三年，他就到纽约去了。他听了有害的劝告，正当工人大罢工，工厂出高工资招工的那段时间，到皮货厂去干加工皮毛的活。后来罢工胜利了，库扎克上了黑名单。他手边还存了几百块钱，所以他决定到佛罗里达州去种柑桔。他总以为他会喜欢种柑桔！那晓得第二年一场严重的霜冻，把他的小柑桔树都冻死了，他自己也得了疟疾病。他到内布拉斯加去看他的表兄弟安东·杰林纳克，并到处看看。他在开始到处看看的时候，看见了安东妮亚，她正好就是他一直在物色的那种姑娘。他们马上就结了婚，虽然他不得不向他的表兄弟借钱买结婚戒指。
“在这里破土开荒，种上第一茬庄稼，可是个很费劲的事儿，”他把帽子往后推推，搔了搔花白的头发。“有时候，我对这地方感到恼火透了，直想离开，可是我女人，她总是说我们最好还是坚持下去。娃娃又生得密，看来是很难搬动了。我想她是对的，完全对。现在我们总算把这块地方种得还了本，有纯收益了。那时我们每亩只要付二十块大洋，现在有人愿意出到每亩一百元的价钱。十年前我们另外买了块地，我们尽量利用它多得些收获。我们有很多儿子，可以耕种很多土地。不错，她对一个穷男人来说，是个好妻子。她也并不总是对我管得那么严。有时候，我可能在镇上喝啤酒喝得太多了点，回家来时她什么也不说。她不盘问我。我们总是相处得很好，她和我，像当初一样。我们俩也不为娃娃们的事吵架，像有些人家会发生的那样。”他点燃了另一斗烟，心满意足地抽着。
我发现库扎克是个最喜欢交朋友的人。他对我在波希米亚的旅行，对维也纳和维也纳的环形街道和戏园子问了许多问题。
“哎呀呀！等到儿子们长大，能够耕种这块地方了，我真想回那里去一趟。有时候我看了家乡的报纸，几乎要偷偷地溜走了，”他笑笑，坦白地说。“我从没想到我会成为这样一个移民。”
正如安东妮亚所说，他依然是个城里人。他喜欢戏院、灯光雪亮的街道、音乐，喜欢在一天的工作以后打一盘骨牌。他喜欢同人交往的性格，比他喜欢获得财富的本能更强烈。他喜欢白天是白天，夜晚是夜晚地生活着，在人群中分享激动的心情。——然而他的妻子却设法把他钉住在人世间这块最荒凉落漠的地方的一个农场里。
我仿佛看见这位矮小的朋友，每天黄昏坐在这里的风车旁边，爱抚地捧着他的烟斗，在静穆中谛听着：水泵噗哧噗哧的声音，猪的呼噜呼噜声，母鸡受到老鼠的搅扰偶尔发出的惊叫声。我总觉得库扎克有点像是成了安东妮亚特殊使命的工具。确实，这是一种很美好的生活，但却不是他想要过的生活。我很想知道，对一个人来说是称心如意的生活，是不是能使两个人都满意！
我问库扎克，没有了以前常在一起的快活伙伴，他是不是感到日子难过。他在柱子上磕掉烟斗里的烟灰，叹一口气，把烟斗插进口袋。
“开头我简直寂寞得差点儿要发疯了，”他坦白地说，“可我的女人那么热情。她总是尽量设法使我生活得快活舒适。现在已不是那么糟糕；如今我已经能从我的儿子们身上得到一些乐趣了！”
我们走回住屋的时候，库扎克轻快地把帽子歪戴着罩在一只耳朵上，抬头仰望明月。“嗨！”他如梦方醒似的，用压低的声音说，“真不像是已经离开那里二十六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