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德夫人的同情心中包含着太多的理性，所以不得不去分享丈夫那份感情。分享感情使生活富有激情，她是个真正的女人，那里有不喜欢激情的事。但激情也让她感到害怕。有一次，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坐在那把美国安乐椅上，一边摇晃着身体，一边恣纵地说，“我亲爱的卡洛斯，如果你失败了，比如说出现某种不幸的事件破坏了你的矿山，虽说上帝禁止这样的事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了，你也算对得起你的祖国。”听到这话，古尔德夫人从茶桌前深深地仰望丈夫，而他却无动于衷地用匙子在茶杯里搅和，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听到一样。
这并非何塞先生真的预见到了什么情况。他对卡洛斯的机智和勇气的赞叹之情溢于言表。何塞先生承认，卡洛斯的英式的像磐石般的性格是最好的安全保证；他接着转向古尔德夫人说，“伊米莉亚，我的灵魂”——他喜欢用这种口气对她说话，借以表明他的年龄和友谊——“虽然你与我们不一样，没有出生在这个国家，但你是个真正的爱国者。”
这或多或少就是一句实话。为寻找劳力，古尔德夫人陪着丈夫跑遍了整个省，她比任何出生在科斯塔瓦那的人都更深入地了解这片土地。骑马旅行非常辛苦，她养成了脸上涂白粉的习惯，白粉厚得就如同石膏模型一样。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她脸上还要戴上丝巾做进一步的防护。她骑着体型好、脚步轻的矮种马，走在马队的中间。给马队带路的是两名年轻的草原骑士，戴着奇形怪状的帽子，光脚跟绑着马刺，下半身穿着白色的镶着扣子边的裤子，上半身穿着皮夹克，背上披着有条纹的斗篷，肩上斜挎着卡宾枪，随着马的步伐协调地摇晃着身体。在马队的后面是一小队驮着包裹的骡子，赶骡子的人很瘦，皮肤是棕色的。他坐在他那匹长耳朵的牲口的后屁股上，双腿向前伸，宽大的帽檐在脑后就好像是头上的光环一样。一名科斯塔瓦那的老军官，不仅出身卑微，且已经退休，由于支持布兰科党，所以受到欧洲移民家族的资助，在何塞先生的推荐下，担任了这支远征队的队长。他蓄着长长的灰胡须，胡须尖都垂到了下腭的下面。他骑着马，走在古尔德夫人的左手边。他不时用温和的目光四处观望着，指点着周围的地形地貌，告诉古尔德夫人印第安人村庄和庄园的名字。这些庄园都有光滑的围墙，远看像是长方形的堡垒，坐落在苏拉科峡谷的平原上凸起的小山峦上。眼前的景象如同一幅缓慢展开的画卷，上面画着绿油油的庄稼、平原、森林、闪光的湖泊，这一切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公园。这幅画卷从远处蓝色水雾般的锯齿山峰开始，延展到草地和天空组成的微微颤抖着的地平线。在地平线上，白云似乎正缓慢地落入自己的阴影之中。
男人们给牛套上轭，拉着木犁耕地，在无边无际的天地之间显得非常渺小，就好像对浩渺的天地开战一样。骑着马的牧童在远处飞奔，大牧群向着一个方向涌动，它们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大牧场上形成一条摇摆着的长龙。大道旁，一棵枝繁叶茂的棉花树的树荫下有一间茅草农舍；一队印第安人，驮着重物，正在艰难地跋涉着，他们摘下了帽子，抬起悲伤的眼睛，望着这支在“皇家路”上奔驰的马队扬起尘埃。那条已经破损的马路是他们受奴役的父辈们用双手建造的。古尔德夫人每天都要赶路，辽阔的内陆风土人情展现在她眼前，她似乎越来越接近这片土地的灵魂。虽然欧洲人稍微改变了沿海城镇的外表，但他们的影响力还未能涉足内陆，这里有巨大的草原和高山，人民默默地忍受着生活，在可怜的寂静中耐心地等待着未来。
她记住了看到的景象，感受到了主人的好客。在那些大房子里，能看到周围漫长的围墙，从围墙大门里还能看到狂风怒号的牧场。她在这些大房子里分享到了一种昏昏欲睡的尊严。她被安排在桌子的首席位置上，而主人和侍从则按照家族次序坐定。在院子里的橙子树下，家庭主妇们在月光下温柔地交谈着，给她留下印象的不仅是她们甜美的声音，还有她们平静生活中的某种神秘色彩。早晨，家里的男人们，戴着有花边的墨西哥宽边帽，穿着有花边的马裤，跨下马挂着各种各样的银饰品，护送客人离开。在庄园边界的柱子旁，他们用低沉的声音向客人道别，并感谢上帝的保护。在这些家庭里，她能听到有关政治暴行的故事；在许多毫无意义的内战中，主人有一些朋友和亲戚的生活被摧毁了，还有的被投入监牢，还有的被杀害，还有的被野蛮放逐，仿佛这个国家的政府就是一些拿着马刀、穿着制服、口吐狂言的荒谬匪帮，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为所欲为，相互争斗。在他们的言语中，她听出了他们对和平有一种疲倦的渴望，发现他们对政府官员有一种恐惧，因为这些政府官员的管理就如同噩梦里的杂耍，没有规矩，没有安定，没有平衡。
她终于熬过了长达两个月的漫游生活；她有很强的忍受疲劳的能力，这种能力常令人吃惊地出现在一些看似虚弱的女人身上——她们就好像天生一股顽强的精神。帕皮先生——就是那位年迈的科斯塔瓦那少校——在对这位看似孱弱的女士表示出大量的关怀之后，最后给她取了一个名字：“永不疲倦的夫人”。古尔德夫人确实变成了一个科斯塔瓦那人。她在南欧时学会了如何做个好农民，因此能理解人民的伟大。她看到了那个站在那头默默地驮着重负、满眼忧愁的牲口旁边的人。她看到那些在路上运送重物的人群，他们孤零零地出现在大草原上，头戴着大草帽，艰难地跋涉着，白色的衣服在大风中拍打着他们的四肢；她记起了村庄里印第安妇女们在泉水边取水的动人景象，一名面色忧郁、面庞性感的年轻印第安女孩，在一个小黑屋的门口举着一罐凉水，那小黑屋的木制走廊里塞满了棕色的大坛子。一辆牛车的肮脏木轮子停了下来，车轴掉在了泥土中，车轴上露出被斧头砍过的痕迹；一队运木炭的工人，排成一排平躺在一道矮墙的阴凉下睡觉，每个人都把木炭放在自己头部上方的土墙上。
那些征服者遗留下来的笨重石质桥梁和教堂，反映了征服者对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奉献出的劳动力的不尊重。国王和教堂的权力已经消失了，看着这些在小山上的低矮土墙里的遗迹，帕皮先生停止讲自己的历史故事，大声说道——
“可怜的科斯塔瓦那。从前，一切归神父，人民什么都没有；如今，一切都归斯特玛尔塔的大政客、黑鬼、窃贼。”
查尔斯跟镇长谈，跟税务官谈，跟镇上重要人物谈，跟庄园里的骑士谈。一些地区的军事长官还派兵护送他——因为他能出示苏拉科省长给他的一份证明信。这份文件花费了他20美元一块的金锭多少块是个秘密。知道这个秘密的，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美国大人物（亲笔给苏拉科的邮件写回信）和另一个具有不同身份的大人物，此人深橄榄色皮肤，目光闪烁，当时占据苏拉科的政府大厦。他对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欧洲人的气质感到自豪，而且他认为自己有法国气派，因为他在欧洲住了几年——是流亡。然而，许多人都知道，就在他流亡前，他曾经鲁莽地把一个小港口海关的现金在赌博中都输掉了。当时他的一名有权势的朋友给他在那个港口搞了一个税务员的职位。他因这次年轻时的草率行径以及其他的麻烦，后来不得不在马德里做咖啡馆的招待员；但他一定有很出众的才华，因为他后来竟然重新获得了辉煌的政治地位。古尔德以沉着、平稳的语气向他介绍了自己的业务，并称他“阁下”。
这位省级高官装出的一副令人讨厌的傲慢劲儿，把他坐着的椅子向后倾斜，都快要碰到身后那扇打开的窗户了，这是典型的科斯塔瓦那官僚风格。此时军乐队恰好在广场上声嘶力竭地演奏歌剧片段，他两次举起手臂要求保持安静，因为那正好是他喜欢的片段。
“高雅，美味！”他低声咕哝道；查尔斯·古尔德则在一旁站着等待，以一种令人神秘的耐心劲儿等待着。“我对音乐很有热情。音乐令我激动。神圣——啊！——莫扎特。神圣……你刚才说什么？”
当然，他知道这位新访客的目的，因为他此前已有耳闻。此外，斯特玛尔塔方面也给了他一份正式的通知。他此时的奇怪举止就是为了掩盖好奇心，并给访客留下印象。他走到屋子另一端的大书桌旁，在把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锁在抽屉里之后，他变得非常和蔼起来，又潇洒地走回椅子旁坐下。
“如果你想在那座矿山附近建设村庄，聚集一些人口，你需要获得内政部的批准。”他用商人的口吻提出建议。
“我已经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查尔斯·古尔德语气平稳地说，“我如今指望阁下给出对我有利的结论。”
这位高官是个情绪复杂的人。在收到了一大笔钱之后，一阵巨大的快感降临到他那简单的灵魂上。但出乎意料之外，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哈，卡洛斯先生！在这个省里，我们就是需要像你这样的先进人士。这里的贵族太懒！缺少公民意识！根本没有企业！我在欧洲时做过深入研究，你知道……”
他挺着胸，一只手插在胸前，踮着脚尖，身体一起一伏，整整谈论10分钟，几乎没有喘气，用自己的才智向查尔斯·古尔德有礼貌的沉默发动进攻；当他突然停止说话时，他倒在椅子上，就好像被人从城堡上推下去一样。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他想催促这个沉默的人离开，于是他把自己的头部摆出极为严肃的姿势，用极为严肃的言辞，带着忧郁的、疲惫的、居高临下的语气宣布——
“只要你的行为符合一个好公民的要求，我就会给你文明的善意。”
他拿起一把纸扇子，开始用扇子风凉快自己。与此同时，查尔斯·古尔德鞠了一躬，离开了。看到访客走了，他马上丢掉扇子，盯着关闭的房门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在想着什么，面带困惑之意。最后，他耸了耸肩，好像是在确信自己的蔑视。冰冷，沉闷。没有智慧。红头发。一个正宗的英国人。他蔑视这个英国人。
他的脸色阴暗下来。访客举止冷淡说明了什么？他是首都派来管理这个欧洲人省份的新省长，可查尔斯·古尔德在与他交往中用富于挑衅的独立性来打击他。
查尔斯·古尔德则以为，他付了钱，就是为了不受骚扰，如果自己所付的钱中包括了必须听对方可恶的废话这一项目，那么自己必须也说废话显然是契约之外的项目。这就是他的底线。面对这些省级的独裁者，善良的老百姓只能提心吊胆地战栗，如今这位英国人模样的矜持工程师给这帮独裁者带来了一种不安的感受，因为他们待人除了阿谀奉承之外，就是野蛮粗暴。逐渐地，他们都发现，无论谁在台上，这个英国人总是能与斯特玛尔塔的高官保持良好的联系。
这就是真实的情况，难怪负责建设新铁路的总工程师认为，古尔德家族就是因为这点才如此富裕。查尔斯·古尔德接受了他的好参谋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的建议（不过，他因古兹曼·本托时代的痛苦经历变得很胆小），尽量远离了首都这块是非之地；但在外国定居者们的闲谈中，查尔斯·古尔德被给予“苏拉科之王”的称号（这是一种讽刺，但其中包含了某种真理）。有人会面带着神秘和敬意给陌生人指出谁是圣托梅矿的代理人，此人是个律师，在能力和性格方面口碑很好，他是莫拉加家族的重要成员，这个家族在苏拉科峡谷有大量地产——“这是政治，你懂的。”他是个身材高大的人，蓄着黑胡须，为人小心谨慎。人们都说他能很容易地见到政府部长，许多科斯塔瓦那的将军一直渴望去他家里吃饭。各届总统都乐于听他讲话。他与舅父乔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交往密切；他写的密信，很少通过邮局传递，除非是要办公事。邮局传递信件不安全，一些厚颜无耻的、像儿童一样不谨慎的南美政府，敢公开地在邮局随便拆开私人信件。有一点必须说明，大约在圣托梅矿重新开工的时候，查尔斯·古尔德就雇用一名骡夫，他曾经多次穿越在斯特玛尔塔高地和苏拉科峡谷之间的隘口，在最初的几次穿越中，除了他领着的一小队牲口之外，路上只能看见稀疏几个旅行者。那条险峻道路很不安全，没有人敢走，除非有极好的气候条件。在内陆做贸易并不需要多么高级的交通工具；但那个骡夫似乎很有办法。无论他何时上路，总有人找他带上几个包裹。他的皮肤是深棕色的，面部表情呆滞。穿着山羊皮的马裤，羊毛朝外。他坐在自己那匹机敏的骡子的后屁股上，大草帽顶着太阳，大长脸上摆出一副极度快乐的空闲相，天天都哼着同一首悲伤的爱情歌曲。如果不哼歌，他就会站在自己这支小队伍的前头大喊大叫，表情与他哼歌时一模一样。一把小圆吉他，高高地挎在背上；他在鞍子上很巧妙地挖了一个窟窿，可以把卷得很紧的纸张塞进去，再用木塞子封住，然后用粗帆布盖上，用钉子钉好。如果不离开苏拉科，他会整天躺在古尔德家门口的一块长石板上，面朝着阿韦兰诺斯家的窗户，要么吸烟，要么睡觉（仿佛根本不关心世界的存在）。许多年前，他的母亲就是某个大户人家洗衣女的领班——在给衣服上浆清洗方面很内行。他本人就出生在一个庄园里。他的名字是博尼法乔。当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在下午5点钟走过街道去见伊米莉亚夫人时，他总是晃动手和头做出一个谦逊的敬礼动作。古尔德家和阿韦兰诺斯家的守门人，总是懒散地用低沉的亲密语调同他交谈。到了晚上，他要么把时间全部用来赌博，要么招呼比较遥远几条街上的几个戴着金梳子的女孩一起寻欢作乐。但他也是个谨慎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