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又爆发了一次武装冲突，蒙泰罗在里约塞科镇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内战史又多了一个新故事，那些被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称为“诚实的人”，在半个世纪后又能自由呼吸了。新颁布的“五年授权法案”成为重建国家的基础，对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来说，激情和希望就像能永葆青春的春药。

然而，忽然之间——但并非很出乎意料——这种局面受到“野蛮人蒙泰罗”的威胁，这使得他大为愤慨，可就是这愤慨好像又借给了他一条新命。就在总统访问苏拉科的时候，莫拉加已经从斯特玛尔塔发来警告，他警告说战争部长蒙泰罗和他的兄弟已经变成总统和党内元老之间讨论的热门话题。由于文森特先生在科尔多瓦大学获得的是哲学博士学位，所以他似乎过于不愿介入军事方面的事务，军事是个神秘的东西——因为它不完全依赖于智慧——这限制了他的想象力。里约塞科镇的胜利者是公众心目中的英雄。他的战绩是如此的历历在目，总统害怕别人指责他在政治上不知恩图报。大型重建项目启动了——发放了新贷款，建造新铁路，有了大规模移民的计划。任何可能扰乱首都社会舆论的事都不许做。何塞先生接受了这种观点，并试图忘掉那个穿着有金饰带军装、挎着马刀的怪人，因为他希望这一切在新的社会秩序下意义并不大，至少目前看是如此。

总统访问苏拉科过后还不到六个月，就听说苏拉科爆发了以国家荣誉为理由的革命，整个苏拉科陷入麻木不仁的状态。战争部长去炮兵团巡视，他在操场训话时，对在场的军官公开说国家荣誉被出卖给外国人了。软弱无能的总统，顺从了欧洲强国的要求——按照欧洲人的要求，移交了长期未偿还的款项——这表明他不再配统治这个国家了。莫拉加在稍后发出的一封信中做了解释，这件事的起因，甚至那段在兵营操场煽动造反的话，实际上是另一个蒙泰罗一手操办的，此人就是那个前游击队员、现任首都军事指挥官。一位使者被匆忙送往“山上”找医生，蒙汉姆医生摸黑赶了3里格的路（译注：1里格=4.8公里），然后精力充沛地给患急性黄疸病的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做了治疗，把他从危险中救了下来。

刚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何塞先生就在床上躺不住了。确实，最初传来的都是好消息。在首都爆发的叛乱，在经历了整整一夜的街头巷战后被镇压下去了。很不幸，蒙泰罗兄弟俩逃跑了，逃回了他俩在南方的老家安特蒙茨省。那位森林行军的英雄、里约塞科镇的胜利者，在省会城市尼科亚受到老乡们的疯狂拥戴。那里的守军全部归顺了他。兄弟俩组织起一支军队，纠集一些对社会不满的人，向各地派出使者，以爱国为理由欺骗人民，承诺日后给大草原上的居民分配战利品。他俩甚至还办了一份报纸，神秘地向读者透露说，“北方兄弟省”将会支持我们，为的是抗击欧洲强国掠夺我们领土的邪恶阴谋，还诅咒“可耻的里比热”的各项政策，指责里比热密谋把他自己的国家捆住手脚，送给外国投机者享用。

苏拉科，一个像田园诗一般的寂静之地，有肥沃的大草原，还有丰富的白银矿藏，由于处于与世隔绝的幸福状态，只能断断续续地听到枪炮声。虽说苏拉科在出人和出钱方面总是打前锋，但一些重大的谣言只能转弯抹角地传到苏拉科——而且是从海外传进来的，因为苏拉科与其他省份隔得很远，不仅有自然障碍的缘故，还有战争局势动荡不安的缘故。蒙泰罗的军队正在围攻凯塔，那里是个重要的邮政中心。信使已经不再翻山越岭来送信了，最后赶骡子的人也不愿去冒险了；甚至博尼法乔也没有从能从斯特玛尔塔回来，可能是他害怕了，也有可能是被抓住了，因为蒙泰罗的军队正对科迪勒拉山脉和首都之间的村庄发动袭击。然而，蒙泰罗的出版物却极为神奇地溜进了苏拉科；蒙泰罗的使者还极力劝降大草原村落和镇子里的贵族。在战乱初期，赫尔南德斯，就是那个匪徒，提出可以引渡两个人给里比热政权在德托诺的政府机构（请一个偏远村落里的老牧师传话）。这两个人是蒙泰罗将军派去做说客的，他们答应赦免赫尔南德斯，并给他上校的军阶，条件是他带着骑马匪帮参加叛军。赫尔南德斯的这项建议最初没有受到注意，但后来被视为友好的证据，借以说服苏拉科的议会批准一份把赫尔南德斯那伙人编入为保卫“五年重建”而组建军队的请愿书。这份请愿书，像其他事情一样最终都到了何塞先生的手里。他把那几页肮脏、粗糙、略微发灰的纸张（也许是从村庄的商店里抢来的）拿给古尔德夫人看，纸上写满了那位老牧师潦草的、违反语法的手书。老牧师是在他用泥土建造的教堂旁边的茅草屋里写的，他成了那个可怕的劫匪的秘书。在古尔德家客厅的灯光下，他俩弯腰看着这份文件，文件讲述一个男人热烈但朴实的控诉，控诉那个把一个诚实的牧民变成匪徒的盲目愚蠢的暴行。那牧师还写了一份附录，他在附录中说，虽然自己被剥夺了自由长达10天的时间，但自己因为是个神职人员而受到了仁慈的对待和尊敬。他好像听了那位匪首和大部分匪徒的忏悔，并赦免了他们。他保证这伙匪徒的意愿是真诚的。他为此做了大量的祷告工作，而且每次都是快速的重复劳动；他很聪明地辩解说，如果这些人不能在人间找到和平，也就难以在上帝那里找到永久的和平。

或许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当赫尔南德斯谦卑地为自己和同伴请求宽恕的时候，他的头颅变得不如从前那样危险了。他可以从藏身的蛮荒之地发动进攻，而且不会遇到抵抗，因为这个省已经没有守军了。苏拉科的正规军到南面打仗去了，军中的高级军官乘坐着一艘osn公司的轮船，在舰楼里策划玻利瓦尔式的进军。夫人和小姐们乘坐着家庭用大马车来到港口，沿着海边停靠，当她们看到部队乘坐驳船，一艘接着一艘地离开码头的时候，她们兴奋地站起来，挥舞起带着花边的手帕，装有高级皮制弹簧的马车在她们的激情下跟着晃动起来。

诺斯特罗莫指挥部队登船，而米切尔船长做监督。此时的米切尔船长，太阳照得他脸庞通红，穿着白色的马甲，他代表着文明物质利益各方要求联合应对危机的焦虑善意。巴里奥斯将军是部队指挥官，他向乔斯先生保证，只需三周时间，他就能把蒙泰罗装进木笼子，让三对公牛拉着去全国各地示众。

“夫人，在此之后，”他摘下帽子，露出铁灰色的头发，对着坐在马车里的古尔德夫人说道——“夫人，我们要把刀剑换成犁锄，发家致富。这件事结束后，我也要在我在大草原拥有的那块土地上开办一个机构，平静地赚点钱。夫人，你，所有科斯塔瓦那人，整个南美大陆的人，都知道我巴勃罗·巴里奥斯要满载着战争荣誉而归。”

查尔斯·古尔德没有参加这个既令人感到焦虑又充满爱国主义的送别。他的工作不是看着士兵登船。这既不是他的工作，也不是他的爱好，更不符合他的政策。他有一个能把工作、爱好、计划统一起来的努力方向，那就是继续孤注一掷地重新掀开那半山腰处的伤疤，让财富源源不断地从中流出。随着矿山不断发展，他有了一些本地随从人员，有工头、技师、办事员，而帕皮先生是矿区人口的总督。维持“独立王国”生存的重任就全压在他的肩上了，仅巨大的古尔德矿开采权的阴影就压垮了他父亲的生活。

古尔德夫人不必去照看矿山。在古尔德矿的开采过程中，她有两个副手，代表她参与其中，其中一个是医生，另一个是神父。她用来给自己女性的兴奋添加能量的那些事件，各个都具有特别的意义，都是她用自己的思想火花提炼出来的，那火花燃烧的是她幻想出来的目的。那天，她带着阿韦兰诺斯一家父女二人一起去了港口。

在那段激动人心的时间里，何塞先生有许多活动，其中之一就是担任爱国委员会的主席。在他的领导下，这个委员会向大部分士兵提供了一种改进型号的步枪。一个欧洲大国报废了这种型号的步枪，因为他们有更具杀伤力的型号。即使是二手枪也有市场价格，有多少钱是大家族自愿负担的，又有多少钱是何塞先生掌握的海外资金负担的，没有人知道，因为是秘密。这个秘密只有何塞先生本人透露。但那些被平民称为富人的人，肯定是在何塞先生这位智者的三寸不烂之舌的压力下才掏腰包的。一些热情比较高的女士甚至把自己的珠宝塞进这位肩负着党的生死重任的老人手中。

这许多年来，他对国家重建一直没有气馁过，但这也使他的生活和灵魂不时出现难以负担之重。在马车上，他坐在古尔德夫人的旁边，几乎像死了一般，他那精巧的老脸刮得干干净净，脸色非常均匀，就跟蜡像一般，戴着一顶质地很柔软的帽子，黑眼睛凝视着马车的窗外。安东尼娅，美丽的安东尼娅，苏拉科人都叫她阿韦兰诺斯小姐，背靠在椅子上，面对着他们；她的身材很丰满，椭圆形的脸上有一张红嘴唇，看上去比古尔德夫人还要成熟。古尔德夫人撑着一把遮阳伞，遮阳伞在她手中微微晃动着，她上身娇小，挺着腰板，表情丰富。

一有机会，安东尼娅就会照顾一下父亲；就是因为她这众所周知的虔诚态度，甚至削弱了因为她蔑视那些约束西班牙美洲女孩生活的清规戒律而产生的社会震动。实际上，她已经不是女孩了。据说她经常按照父亲的授意给全国性报纸写文章，并允许看父亲收藏的所有图书。在社会活动中，安东尼娅能单独与两三个男子在一起讨论，除非遇到一个老朽的妇人（考比兰族的亲戚）默不作声、一动不动地坐在旁边。显然，她不是那种满足于躲在装有木栏杆的窗户中偷窥对面街道上披着斗篷的情人——这是科斯塔瓦那人的习俗。大家都觉得，安东尼娅在国外长大，有知识，又很高傲，可能会永不结婚——除非她能嫁给一个欧洲人或北美人，可如今情况不妙，似乎全世界都要入侵苏拉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