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灵魂中间爆发了内战，

需要开始闹事，决心给撵下了

神圣的宝座，大丞相骄傲签订了

屈辱的和约，为饥饿的叛逆者

充当了折冲樽俎的使节，

能言善辩的谋士。

幸亏利德盖特在弹子房里初战失利，没有赢钱，因此也没有勇气重整旗鼓，再向命运发动进攻。相反，第二天他还对自己十分生气，因为他把赢的钱全部输光不算，还倒贴了四五英镑。他一想起自己扮演的角色，便满肚子的委屈，他不仅跟绿龙酒家那些人混在一起，而且竟跟他们同流合污了。一个哲学家走进赌场，不见得会比那里的市井小人高明多少，主要的不同只在于他事后会反躬自问，利德盖特那天的反躬自问是很不愉快的。他的理性告诉他，只要那个场所稍稍换一下，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比如，要是他去的是一家正式的赌场，那就得用两只手拼命搏斗，而不是用拇指和食指提起棒子轻轻打一下了。然而，尽管理性扑灭了赌博的欲望，他还是怀有一种情绪，觉得只要有必胜的把握，能赢到需要的钱，他宁可赌博，也不愿采取另一个办法，尽管现在看来，这已经不可避免了。

那个办法就是向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求情。利德盖特曾多次对自己，也对别人吹嘘，说他和布尔斯特罗德毫无关系，他之支持他的计划，仅仅因为它体现了他自己对医疗工作的设想，有利于国计民生而已。诚然，他们有不少私人来往，但他认为这也是为了社会的公益，只得利用那位炙手可热的银行家；这想法满足了他的自尊心。至于那位银行家的意见，他根本不屑一顾，他的动机在他看来也只是荒谬的混合物，包含着许多自相矛盾的观念。他还认为，他的理想已为自己建立了一道坚固的防线，足以阻止他在一切重大场合，为个人利益提出任何要求。

然而到了三月初，他的境况终于面临了危急关头，到了这地步，人们不得不承认，他们起的誓言只是出于无知，不得不看到，他们认为对他们说来是不可能的行为，变得显然可能了，向多佛所作的见不得人的抵押，眼看就要到期，自己的业务收入却只够支付过期的债务，最坏的是连日常供应也几乎无法赊账了，尤其是罗莎蒙德的绝望和不满，一直像魅影一样跟踪着他，这一切使利德盖特开始看到，他终于不得不向什么人低头求援了。起先他考虑是否写封信给文西先生，但一问罗莎蒙德，他发现不出他所料，她已找过她父亲两次，最后一次是在高德温爵士拒绝接济之后，爸爸说，利德盖特应该自己想办法。“爸爸说，现在生意一年比一年难做，他不得不靠借债维持，债也越借越多，连他自己也只能节衣缩食过日子，要从家庭开支中哪怕省出一百镑也办不到。他说，让利德盖特找布尔斯特罗德商量吧，他们一向很有交情嘛。”

确实，利德盖特自己也已得出结论，要是他非得向人借一笔不用担保的贷款，那么他跟布尔斯特罗德的关系，至少比跟别人深一些。他向他提出要求，从外表上看似乎也不尽是为了个人。他业务上的失败，布尔斯特罗德负有一部分间接的责任，他作为医生参加他的计划，也给他解决了不少困难——我们假如处在利德盖特现在的地位，谁又愿意承认他得依靠别人，不尽量使自己相信，他的要求名正言顺，并不丢脸呢？是的，布尔斯特罗德近来对医院似乎有些冷淡，兴趣不如从前了，但这是由于他的身体变坏了，出现了一些根深蒂固的神经衰弱的迹象。在其他方面，他没有什么改变，还是那么彬彬有礼。不过利德盖特一开始就发觉，他对他的婚姻，以及其他私人状况，抱着明显的冷漠态度，好在他一向不愿他们的关系太密切，宁可冷淡一点。他一天天拖延着，没有把这意图付诸实施，因为他对各种可能的结局及其后果怀有戒心，这使他按照自己的结论行事的习惯打了折扣。他时常见到布尔斯特罗德，但他不愿为私人目的利用这些见面的机会。有一次他想：“我不如写信给他，这比任何转弯抹角的谈话都好。”另一次他又想：“不，还是当面谈好，只要他有一点不乐意的表示，我可以马上退却。”

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既没写信，也没专门约他面谈。他不愿投靠布尔斯特罗德，他受不了这种耻辱，这样，他对另一条出路发生了兴趣，尽管这更不符合他一贯的想法。他不知不觉开始考虑，罗莎蒙德那个幼稚的意图常常弄得他不能忍受，但它究竟有没有实现的可能呢？这就是离开米德尔马契，免得看到情况继续恶化。但问题是：“现在我的业务值不了几个钱，有没有人想买它呢？而且卖得的钱必须够我们动身才成。”

对于这一步，他情绪上是鄙视的，认为这是抛弃眼前的工作，又有点像临阵脱逃，把实际存在的、可能还有发展前途的有益活动丢下不管，在缺乏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一切从头开始。何况还有这个困难，他的业务即使还能找到买主，也不是唾手可得的。再说，以后呢？罗莎蒙德住在简陋的寓所里，哪怕在大城市，或者最遥远的地方，她对那种生活也未必就会称心如意，她还是要唉声叹气，还是要责备他害了她。一个人命运不济，落到了生活的底层，不论他的能耐多大，很可能要长期忍受这样的厄运。在英国的社会条件下，科学头脑与带家具的简陋住所不是不能调和的，不能调和的主要是科学家的抱负和反对那种住所的妻子之间的矛盾。

但是在他犹豫彷徨的时候，机会来替他作决定了。布尔斯特罗德写信来，请利德盖特上银行看他。最近，银行家的性格中出现了多疑症的症状；还有失眠——这实际上只是对习惯性消化不良症稍稍夸大的说法——也使他十分不安，认为这是健康正在恶化的迹象。他要利德盖特那天上午立即给他诊断一下，但除了以前讲过的以外，他没有发现新的情况。利德盖特为了消除他的顾虑，尽量安慰他，他听得很仔细，其实这些话以前都已讲过。这时，利用布尔斯特罗德怀着欣慰心情听取诊断意见的机会，把个人的要求向他提出，自然比利德盖特原来想象的要容易一些。他一向坚持，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对银行的业务，最好少操一些心。

“人们看到，精神紧张，不论程度怎么轻，对虚弱的身体也难免发生影响，”利德盖特说，这时，他的诊断已从具体病例进入一般论述了，“因为忧能伤神，这种影响，哪怕年轻力壮的人，一时也无法避免。我天生体质很强壮，但近来由于烦恼逐渐增多，也有些支持不住了。”

“像我现在这样，身体正处于敏感状态，要是霍乱袭击我们这个地区，我一定特别容易感染，成为它的牺牲品。它已在伦敦附近出现，我们应该聚集在上帝的宝座前面，祈求保佑才是。”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说，并不是故意回避利德盖特的话，他确实为自己提心吊胆，无暇顾及其他了。

“不管怎么说，我们已为全城百姓未雨绸缪，采取了切实有效的预防措施，这是最好的保护方式。”利德盖特说，可能由于银行家对他的话不理不睬，缺乏同情，因此对他那种不伦不类的隐喻和不合逻辑的宗教观点，更加不以为然，十分不满。但是他的心理已经过长时间的酝酿，要争取援助，现在不可能一下子打消主意。他接着说道：“城里已进行了妥善的消毒，添置了必要的设备，我想，万一霍乱蔓延到这里，哪怕我们的敌人也得承认，我们医院所作的安排，对公众是有益的。”

“确实这样，”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说，依然冷冰冰的，“利德盖特先生，你提到我应该多休息、少操心这点，最近我也考虑过了，打算这么办，而且下了决心。我想，至少有许多事，包括商业方面和慈善事业方面，我可以暂时不必过问。我还想换一下居住环境，外出一个时期，也许我得关闭灌木别墅，或者把它出租，到沿海什么地方暂住——当然还得听听医生的意见，看这对健康是否有益。你觉得这些措施怎么样？”

“这当然好。”利德盖特说，把身子靠在椅背上，对银行家那双心神不定、暗淡无光的眼睛，那种只顾自己、对别人漠不关心的态度，十分厌恶，几乎克制不住。

“近来我常常想，最好把这个问题跟你谈一下，它跟我们的医院是有关的，”布尔斯特罗德继续道，“按照目前我提到的状况，当然，我不宜再亲自参与医院的管理工作，而对于我无法进行监督并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支配的事业，继续大量投资，这是违反我有关责任的观念的。因此，一旦我最后决定离开米德尔马契，我认为，我只得取消我对新医院的进一步支持。当然，这医院主要是我出钱建造的，为了它的顺利发展，我还投入过大量资金，这些钱会继续发挥作用，我不会收回。”

在布尔斯特罗德按照习惯，略微停顿的时候，利德盖特的想法是：“他最近大概赔了不少钱。”这是对那一席话的最合理的解释，那些话对他的希望无异是当头一棒。他回答道：

“我看，医院的亏损恐怕很难弥补。”

“是的，”布尔斯特罗德答道，用的仍是不慌不忙、柔和悦耳的声音，“除非对计划作适当改变。现在只有一个人肯定愿意对它增加补助，那就是卡苏朋夫人。我跟她谈过这问题，正如我要向你指出的一样，我已向她指出，必须改变新医院的体制，让它赢得更普遍的支持。”

他又停了一会儿，利德盖特没有做声。

“我说的改变是指与老医院合并，这样，新医院就成了老医院的一部分，是它的扩充，它们属于同一个董事会。两个医院的医疗管理工作也必须合并。这么一来，我们的新机构便得以合理维持下去，一切困难都将迎刃而解，全市的医疗救济工作也可以统一了。”

布尔斯特罗德先生又停顿了，他的眼睛从利德盖特的脸上移到了他的外套纽扣上。

“从经济方面看，这么做当然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对策，”利德盖特说，声调中带有一点嘲笑的意味，“但是要我马上欢迎它，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它产生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其他医务人员推翻或阻挠我所推行的措施，反正凡是我主张的，他们都要反对。”

“你知道，利德盖特先生，我对你一心推行的新方针能不受干扰，得到实施的机会，是十分重视的，我承认，原来的计划也是我根据上帝的意旨，一直挂在心上的。但是既然上帝给我的启示是要我放弃它，我只得放弃。”

布尔斯特罗德在这场谈话中表现的，毋宁说是一种惹人生气的能耐。那不伦不类的隐喻，那不合逻辑的动机，引起了谈话对方的蔑视，但是用这方式表达那些事实，倒是完全合适的，它使利德盖特既愤怒又失望，却又不便把这些情绪发泄出来。经过迅速的思考之后，他只是问道：

“卡苏朋夫人怎么讲？”

“那正是我要继续向你说明的，”布尔斯特罗德道，他已胸有成竹，准备好了一套使人满意的答复，“你知道，她是一个十分慷慨的女人，恰好又掌握着一份财产，当然不能说太富裕，但要捐助一些钱还是绰绰有余的。她告诉我，她的收入的主要部分虽然已另有用途，她还是愿意考虑，能否全部承担我对医院的责任。但是她希望慢慢来，让她有充裕的时间思考这问题。我告诉她，这事不必急，事实上，我的打算也还没有完全决定。”

利德盖特几乎想说：“要是卡苏朋夫人愿意接替你的位置，那我倒是因祸得福了。”但是他的心上还压着一块石头，这使他不能把快乐坦率地表现在脸上。他答道：“那么我想，我可以跟卡苏朋夫人商讨这件事了。”

“一点不错，这正是她明确提出的希望。她说，她的决定大多得看你介绍的情况怎样。但现在不忙，据我所知，她目前正要出门旅行。我收到了她的信。”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一边说，一边掏出信，念道，“‘我目前另有急事，’她说，‘我得与詹姆士爵士及彻泰姆夫人前往约克郡，查看该处的一块田地，查看结果如何，将直接影响我对医院的资助能力。’由此可见，利德盖特先生，在这件事上不必太急，我只是让你对可能发生的变化，事先心里有数罢了。”

布尔斯特罗德先生把信放回了旁边的口袋，改变了姿势，好像他的事情已经谈完。利德盖特对医院重新燃起了希望，这使他对危害这希望的问题更加不能容忍，他觉得，如果他必须争取帮助，就应该趁现在这个时候，理直气壮地提出。

“你把情况全部通知了我，我对你非常感激，”他说，声音中包含着一种坚决的意向，然而说了一句，又停顿了一下，仿佛不想讲似的，“就我而言，我的最高目的便是我的职业，我是把医院看作目前能充分发挥我的专长的场所的。但是充分发挥我的专长，跟经济上的成功并不始终一致。凡是使医院不得人心的事，都跟其他原因纠缠在一起——我认为，这些原因都与我在职业上的严格要求有关——影响了我作为一个医生的声誉。现在我的病人大多是付不起钱的。如果我没有负担，不必付钱给别人，我倒宁愿这样。”利德盖特停了一下，但布尔斯特罗德只是点点头，凝神注视着他，于是他又说了下去，口气仍断断续续的，好像有些话难以出口似的：

“我遇到了经济困难，而且看不到任何出路，除非哪一个信任我和我的未来的人，肯不要担保借一笔钱给我。我到这儿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财产。我也没有希望从我的亲族那里得到什么。我的开支，由于结婚，已比预计的大得多。到了现在，我非得有一千镑不能还清债务。这样，我为最大一笔债款作抵押的物品，才不致拍卖，还能了结一些其他账目，最后留下一点钱，使我们可以靠小小的收入再维持一个时期。我知道，我的岳父决不会借这么一笔钱给我。因此我把我的境况告诉……告诉你，因为只有你可以说是与我的成败荣辱休戚相关的。”

利德盖特讨厌自己这些话，但他还是讲了出来，准确无误、直截了当地讲了出来。布尔斯特罗德先生不慌不忙，但毫不犹豫地做了回答。

“我很难过，不过我承认，利德盖特先生，我对这情况并不感到奇怪。拿我来说，我是不赞成你跟我内兄的家庭攀亲的，这家人家一向挥霍浪费惯了，现在能够维持这样的局面，已不容易，大多是靠我的接济。利德盖特先生，我对你的劝告是，不要再在债务中越陷越深，继续作没有指望的挣扎，还是干脆宣布破产的好。”

“那并不能改善我的境况，”利德盖特说，站起身来，声音万分沉痛，“何况这本身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这始终是一种考验，”布尔斯特罗德先生说，“但是，亲爱的先生，考验是我们在世上不可避免的命运，也是必要的矫正措施。我希望你好好考虑我的劝告。”

“谢谢你，”利德盖特说，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我占用了你不少时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