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纬稽览图》云：伏羲至无怀氏，五万七千八百八十三年，神农五百四十年，黄帝一千五百二十年，少昊四百年，颛顼五百年，帝喾三百五十年，尧一百年，舜五十年，禹四百三十年，殷六百四十四年（案：原本误作四百九十六年），周八百七十三年（案：原本误作六十七年》，秦五十年。已上六万三千一百八十六年。惟伏羲画八卦，传于后代，余既六万余年，略无文字，可考何耶？抑有，而不传也。班固曰：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又《乾凿》，度乃苍颉注，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与《素问》等书，皆书也，非有而不传者与。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战国二百二十五年，秦四十年生汉高祖；三国五十六年，晋一百六十年，宋六十年，齐二十四年，梁八十七年（案：原本误作五十六年），陈三十三年，隋三十八年生唐太宗；五代共五十余年生艺祖。三大英主，拨乱反正，拯民涂炭，汉尚高厚，唐立法度，国祚悠久。本朝用儒，立国以仁，卜世卜年，永永无极。
汉兴诸臣，虽非粹然一出于正，然皆能以功名自夺，乘芳汗青者，正以其一时言议合于事情而本于理义也。沛公意欲留居秦宫中，樊哙谏曰：“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沛公不听，张良又谏曰：“宜缟素为资。”二臣之谏，周公之《无逸》也。韩信言项王为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又言项羽实失天下之心，又言约法三章，秦民无不欲得大王王秦者。韩信能占民心为趋向，是三代之得天下以仁也。项羽杀义帝，三老董公遮说汉王曰：“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宜率三军，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此三王之举也。”董公之言，《春秋》讨贼之义也。太公家令说太公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皇帝虽子，人主也；太公虽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后上朝，太公拥筹迎门却行，是明于君臣之分也。人皆曰：汉初诸臣，多粗暴凶诈之徒。借以集事思之，皆明于纲常、合于礼义，此理亘万古，未尝一日泯灭也。
高祖好酒及色，范增又云：“贪财好色”。高祖兴王，史臣安敢加毁，缘是难遮掩，未免直笔。今观其一入秦宫，见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便欲留居，赖二臣之谏，回军霸上。一入彭城，可谓重地，便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是时无谏者，遂一败涂地。及得天下，又溺于戚姬，几欲废太子，微四皓，则又是一场狼狈。外物易移，内欲易动，幸迫于利害而止。我朝艺祖真圣主也。
真宗尝谓王旦曰：每除拜宰相，亲王不御崇德殿，不视朝，其意以命宰相，亲王示不敢专也。
崇宁五年，敕节文小钞，知通监造，书押印，造样号，年限条禁，并依川钱法，军人官员请给不用外，买卖、仓场、库务、出纳依见钱行用，三年为界。大观二年，第一料其样与今会子略同，上段印准，伪造钞已成，流三千里，已行用者处斩。至庚寅九月，更不用，中段印画泉山，下段平写一贯文，省守姓押子，此会子兆端也。绍兴十二年，户部张澄欲行会子，给事中胡霈然沮之而止。绍兴二十二年，竟行之，今九十余年，其弊极矣。而大观小钞，民以为便者，造之有限，而换之有信也。
高宗语：东宫须是读书，便知古今治乱，便不受人瞒。朕初即位，群臣多劝法仁宗。仁宗固是仁厚，末年纪纲几乎不振，所幸得韩琦，遂无事。本朝自有太祖，何故不取以为法。
聘后黄金二万斤。新莽用三万余斤。《晋志》云：汉用二百斤，晋亦用二百斤，往往金至后世愈少。宋用银五万两，金五千两。南渡后又减至银二万两，金二千两。
南齐正月上辛祠昊天，次辛祭后土，十一月元日祈谷于上帝。注云：谓以上辛郊祭天地，郊，特牲。云效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云：阳气新用事，而用辛日。此说非也。用辛日者，凡为人君者，当斋戒自新也。
神宗朝，冬至当十一月晦。有言晦不可郊，而无人知此故事，惟宋敏求云：太祖乾德初，郊亦是十一月晦日，遂用当月十六日甲子郊。《国朝会要》不载此事，乃宋次道家收得朝报。神宗大嘉之，龚养正所撰载之甚详。庆元丙辰，宏词出：“乾德初郊庆成颂。”试者非特不知晦日。本宋有一卷，乃云：“祖宗并侑。”又云：“归胙慈极。”不知乾德时，慨未有家庙，杜太后已上仙，亦未尝有慈极。
近年郊祀只用黄琮苍璧，却不见用四圭。有人问礼官，云：“四圭两圭已于景灵宫用了，黄琮苍璧乃是礼见天地。”
宰执子授京秩始于吕蒙正。《时政记》进御始于李。班直八年，叙补军校始于高琼。《起居注》进御始于梁周翰。带职致仕始于王文正公旦。糊名考校始于周起建议。
宣和时，彗星竟天，徽宗震怒，谓赵挺之曰：“蔡京所为，皆如卿言。”京免相，挺之复为右仆射。始，京在崇宁初，首与边事，用兵连年，不息一日，徽宗论辅臣曰：“朝廷不可与边庭生隙，衅端一开，日寻干戈，生民肝脑涂地，岂人君爱民之意。”挺之退语同列曰：“主上志在爱民息兵，吾辈义当将顺。”时执政皆京党，但唯唯而已。
“以准皆各，其及即若。”王元泽以此八字该括法律。
天圣四年，州军并不得官置醋坊。近陈提举振孙博通古人，仰体祖宗恤民之意，举行万户，停废醋库，邦人至今德之。
《东京记》：旧八作司，太平兴国二年，分东西二司，乃泥作、赤白作、桐油作、石作、砖作、瓦作、竹作、井作，以上名八作。后兼备攻城之事，乃二十一作。天圣元年，置官属，今八作司独传。伎巧之物。若致远务、裁造院、茶汤磨院、针线院、布库、铸场务、煎胶务、击鞠院、云韶班院、印经院、烧朱所、新衣库、菜库，纤悉毕备。及前宰执侍从大第，环拱盖以百数。钱塘驻跸，庶事草创。追想全盛，太息久之。
都曲院曲卖于酒户，西京、南京皆然。东京在城，每岁四十七万四千六百四十五贯。南京在城，卖曲三万六百九十贯二百一十七文，五十里外，务场别有数台。州在城及诸邑县、诸路桥港头，酒额每岁八万一千二百九十八贯。《泊宅编》云：“院之井滓秽不堪汲用，惟以造曲特善，他井皆不如。”开宝二年，诏曲价高可于十分，中减放二分。六年，减价每斤止收一百文足陌。太平兴国六年，诏在京卖曲每斤元定二百文，自今每斤减五十文。淳化五年，有司言诸道州府，先置榷酤，募民掌其事，内四百七十处，岁额无几，愿一切罢之，但卖曲，愿收直。诏从其请。景德元年，罢江淮、两浙、荆湖制置榷酤。
澶渊之役，射杀其贵将达览，遂溃。曹利用与其飞龙使韩杞见行在，议盟。真宗谓辅臣曰：“初欲令石普，杨延邀其归路，而以精兵踵其后，腹背击之，然兵连祸结，何时而已，故徇其请以休息天下之民。若彼自渝盟，以顺伐逆，殆未晚也。”当人主英断，事力全盛，人材辐凑，可以战而不战，果享百余年和好之利，兵端果可轻开耶？
范蜀公《正书》云：舜之五刑者，流也、宫也、教也、赎也、贼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刖、宫、大辟也。《书》曰“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者，此也。尧所以哀矜庶狱之不辜，遏绝之，使无世在下也。舜其仍用之乎？仍用之，则是踵苗之五虐而遂有十刑。安得云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尧尝清问下民废去此法矣。至禹时，德既下衰，方用此肉刑。扬子云：夏后肉辟三千，不胶者，卓矣。然禹亦未必用，只是用之以为赎刑。《吕刑》，所谓训夏赎刑也，直至秦时方用，如黥太子传之类是也。至汉文帝，又不用。至宋文帝，因劫贼有赦，方于劫贼面上刺一劫贼字。至五代后周，刺配之法盛矣。大率流始于尧舜，墨始于苗，赎始于禹。先皇考与范寺簿说：罗大著《点囚轮对割子》，乞减配法，乃是近日配人之多。张方平亦有割子，罗乃缴帖在前，上付来棘寺，诸公议论将茶盐犯法之人删改太轻，户部沮而不行。
《金匮》曰：武王伐纣，雪丈余。汉宣帝本始元年，匈奴击乌孙，欲还，会天大雪，一日丈余，民畜冻死，杀数万级，马数万匹。唐李因天大雪，疾驰百二十里到蔡，破其门，平蔡。吐蕃诺逻兵入大斗，会天大雪，吐蕃皲冻，趋西道以归，王君奂率秦州都督张景顺，约乘冰纵兵，尽俘以旋。白元光合回纥兵于灵台，雪雾严晦，吐蕃闭营撤备，乃纵击之，斩首五万级，生擒万人，收所俘唐户五千。嘉熙丁酉十二月，大雪中大败金人，捷旗报积尸如山。岂非雪霜肃杀之气助顺讨逆致然。
《张汇节要》云：二太子窝里孛之妻余辇公主，乃辽主天祚之女；黏罕之妻萧氏，乃辽主天祚之元妃，各因间劝其南寇，阴报朝廷，助兵攻辽之隙。又秦桧上斡离不黏罕书曰：“窃观大金，今日计议之士多，前日大辽亡国之臣画筹定计，非忠于大金也，假威大金以报其怨尔。大辽妃女阴报于内，大辽之臣若余睹、郭药师辈赞谋于外，乃吾国厄会所致。”
余尝观《靖康传信录》以及《孤臣泣血录》诸书，臣子有不忍言。后达勒达围闭燕京，金主遣人议和。达勒达欲得公主一名，从公主美女男子各百人，及护驾将军十人，细军一千人，御马三千匹，绫罗绣衣服、金银珠宝三千载。皆从之。又以色默围燕之久，再索犒军金帛，复从之。其事与靖康略无少异，此贪婪大果报也。黏罕克河东斡离不，引大兵自涿州入安肃，陷开封府至顺州凡一百八十余州，八百七十五县，蹂践残灭，何可胜纪。而自元元年十一月至二年正月，残破河东、河北、山东、山西复一十七府、九十余州、镇县二十余处，数千里间，杀戮皆尽，城郭丘墟，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宇悉皆烧毁，此杀戮大果报也。小既有小果报，大岂无大果报耶？《南迁录》以为不及百年，臣子大书于册以为古今一大快，亦以志后日一场大果报，必不轻矣。
郑介夫侠闻子侄用王氏学讲考之义曰：“弗谖者，弗忘君之恶；弗过者，弗过君之朝；弗告者，弗告君以善。”公叹曰：“是何言欤，一不用而忿戾若此，何以为硕人？何以为考？”遂训之曰：“弗谖者，弗忘君也；弗过者，弗以君为过也；弗告首，弗以告他人也。”介夫上《监门图》已感动上意，见于施行。及流落挫折之余，一话一言，未尝不在君父、君臣之伦，尽矣。横渠张子厚著《西铭》有曰：“不弛劳而底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是皆圣贤，能处人伦之变。”父子之伦明矣。刘庭式娶瞽女，后密州，丧之逾年而哀不衰。东坡问曰：“哀生于爱，爱生于色。今君爱何从生，哀何从出乎？”庭式曰：“吾知丧吾妻而已。吾若缘色而生爱，缘爱而生哀，色衰爱弛，吾哀亦忘，则凡扬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吾妻也。”夫妇之伦得矣。司业赵彦昭《兄弟训》引姜肱、李充、陈业、徐苗、许荆、李鸿、二孔、两赵、阴庆、卜式、桑虞、蔡邕以为劝，反覆千余言。兄弟之伦著矣。二程之诸及门若游酢、谢良佐、品大临、杨时，东坡之门若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儒学文艺俱有切磋琢磨之益，交朋之风不其盛欤！此我朝之治所以远过汉唐也。
《江州冢记》其略曰：开宝乙亥岁，问罪于李煜，曰：“朕司亿兆，许卿不杀而弗信乎？”煜弗之悟，由是流矢猬集其宫，擒煜于纛下。江州蚁聚诟骂，王师先锋曹翰竟屠其城，横尸三万七千余。明年丁丑，皇帝嗣位。太子兴国之二载，太子中允臣周敬术衔命察俗，又获遗骸一万七千，窆于广阳门外。本朝以仁立国，未尝妄杀，独曹翰一军轻试其锋。曹彬有贤嗣，而翰无后，天道昭然矣。
《湘山录》载：昝居润、董思诲、党进三人皆不识字。本传但书其战功多，不责以文学。史法当然如晦，野史所以备言之。国初人物洪毅沈鸷为有余，浮华缘饰为不足，便立得功业，与中叶人物不同。
张子韶在经筵，太上语：“以朕用人，尽付之公道。”子韶奏云：“陛下付之公道，只得古人一半。”太上问其故，曰：“孟子曰：‘左右毕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必须又断之，斯可也。’”太上又云：“台谏不可承宰相风旨。”子韶奏云：“以臣观之，非特不可承宰相风旨，亦不可承人主风旨。”
杜黄裳为河中尹，卢坦为尉，召坦曰：“某家子与恶人游，破产，盖察之。”坦曰：“凡居官廉，虽大臣无厚蓄，其能积财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孙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以归于人。”黄裳惊其言，自是礼遇加厚。张于湖孝祥、何侍郎异、余提刑澄并大书刻之石。黄裳除吏，不甚别流品，通馈谢，无洁白名，又纳高崇文钱四万五千缗。卒后，御史劾奏，子载辞服，坦乃得持其短。不然一尉之微，安敢抗对如此？《李翱集?坦传》亦载其事。
本朝惟文潞公建双节，终亦辞了帖麻不行。韩忠武建镇南、武安、宁国三节，出于异数。
绍兴九年朝陵，乃范如圭之请，高宗云：“非卿，不闻此言。”其夫田一书，真有志事功之士，惜不见于用。《国史?秦桧传》云：校书郎范如圭上桧书，责以曲学背师、忘仇辱国之罪，且曰：“公不丧心病狂，奈何一旦为此，若不早改图，必且遗臭万世。”未几，如圭奉祠。《中兴小录》遗其书。范乃元故家也。
景四年，安平县主言：夫吴守正父元随范喜居涟水军，欲听喜添钱开酤，海州沭阳县周穰村酒务诏：“开封府召喜及写状人，本宫管当人勘罪施行。”又张乖崖判百姓乞增扑酒课利，状云：“将五分折变于官钱，是一倍增抬于酒利，加水减料，使百姓有言，置我何地？”是时朝廷州郡皆不许人划夺，令但给与高价，盖不复为后人虑也。（按：主言夫三字疑有脱讹）
常州通判沈长卿《上参政李光启》曰：晋绅守和亲，先出娄敬之下策，空言难信，结孰虑吐蕃之劫盟，夷考赞普兵败，献马黄金求婚。景龙二年，还其婚，帝以雍王守礼女为金城公主妻之。开元二年，其相上书宰相乞盟，上令姚崇报书，载辞未及定，而十万之师已寇临洮，入兰渭。永泰，请和，诏宰相杜鸿渐等同盟。而仆固怀恩不得志，导其将犯边，众二十万已逼奉天。怀恩死，遂无谋。主复遣使来聘，诏宰相与吐蕃使者盟，俄寇灵州，盖不止劫浑平凉，盟变起仓卒而已。终唐之世，凡九和而十四战。皇甫惟明曰：“皆其边将好功之人为之。”固有是说，亦其主不守信义所致。尚主者二，自称甥舅之国而数为边患。人主抚有四海以婉治之，姿远适异地，垢辱甚矣，君臣莫之耻也。五代以来，幸免此患。严尤以汉为无长策。长卿可谓正论：“权奸文致，其罪株连正人。”嘻，其甚矣！
王钦若欲为相，王文正公旦累抑之，云：“祖宗朝不曾用南人当国。”故钦若以立贤无方之说助真庙之听。真庙以问文正，文正云：“立贤无方，必须贤而后可。”熙宁以后，更改祖宗法度，而群小又主绍述之说，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合为一谈，稔成靖康之祸。孔孟之言岂误天下后世邪？王文正公云：“必须贤而后可。”王钦若果贤者邪？无改于父之道谓合乎道者，无改不合乎？道者，改之可也。朱文公注曰：“方，犹类也。惟贤则立之于位，不问其类也。”
李迪挫丁谓奸邪之锋于正炽之时，王曾乘丁谓之失而能暴其弥天之罪。进君子，退小人，此秉钧衡者第一义。王文正旦遂无如之何。文正得君如此，不能以身为去就去王钦若、丁谓，况他相哉？冯拯为之营救，惠奸莫甚焉。（按：惠字疑有讹）
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诰，赏花钓鱼，内侍各以金盛钓饵置几上，安石食之尽。明日帝谓辅臣曰：“王安石诈人也。”老苏云：“王安石乃卢杞、王衍合为一人，天下将被其祸。”后安石参政御史，中丞吕晦叔云：“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大奸得路，群阴汇进，则贤者渐去，乱由是生。误天下苍生者，必斯人矣。”安石尝奏言：“中书处分子皆称圣旨，不中理者十有八九，宜只令中书自出牒。”帝愕然。唐介曰：“如安石所疏，则是政不自天子出。”李师中始仕，州县邸报包拯三事。师中曰：“包公何能为？今鄞县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处仲，他日乱天下必此人也。”陈了翁每谓：“天下事变故无常，唯稽考往事，则有以知其故而应变，王氏之学乃欲废绝史学，而咀嚼虚无之言，其事与晋无异，必乱天下。”《弹蔡京文》曰：“绝灭史学，一似王衍，重南轻北，分裂有萌，逮今三十余年，而所言无不验者，人固未易知，亦岂有终不可知者。安石，圣君知其诈，群贤知其奸，或遏于已用，或争于已行。非无其人，而治乱所由分，定数有不可逃尔。”
新刊荆公《字说》二十四卷，前无序引，后无题跋，独雷抗为之注，天下公论昭然明矣。余乃平心定气而言曰：“此许慎《说文解字》也，雷抗即徐锴之传释也，但以之解六经、导后学，则穿凿之论蜂起，岂大儒所为也？”
王安石废了铜禁不知在何时。张乐全奏议云：“自王安石为政，始罢铜禁，奸民日销钱为器，边关海舶不复讥钱之出入，故中国钱耗而西南北三边皆山积。请诘问安石，举累朝之令典，所以体国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
王安石以六经文奸，似王莽；蔡京党籍锢正人似东汉；中常侍秦桧兴大狱、陷忠良，似李林甫。本朝累圣相承，仁厚恭俭，过汉之文景。此三小人伤政害国，言路榛棘，外敌侵陵，可为痛哭。
通州使君徐先生云：当时辟新法者甚众，然都攻他不破，惜乎诸公思虑不及此。成周之法，大处是井田封建。荆公大底不曾行得，却如何要把细碎处来行，失了大纲目，理会末节，只就他里面点检，其说当自息。
秦桧修礼乐、文太平，止专用一宦者邵谔主之，人呼为邵局令。浑仪乐器中犹铸邵姓名。礼乐之器间有不合经典处，是欠名儒讨论。
京师失守自耿南仲主和；靖康播迁自何桌主和。维扬失守自汪伯彦、黄酒善主和；金人之变自秦桧主和。议者乃曰：“外虽和，内不忘战，此又其向来权臣误国之言也。一溺于和，将士解体，尚能战乎？”此胡澹庵之论。若然，则景德、庆历之和，致一百七十余年承平之效非欤？寇莱公富郑公辈果误国者欤？余曰：“和在我，则为御侮；在人，则为纳侮。”绍兴八年，金遣乌凌思谋来议和，豪长达赍主之，上虽听桧计与之和，实疑其诈。王伦奏：“北有悔割地意。”继诛达赍。十年，兀术集兵祁州，分四道入侵。桧言于上曰：“臣昨见金国达赍有讲和割地之议，故赞陛下取疆。既而，兀术戕其叔达赍，和议已变，故赞陛下定吊伐之计。”金之初和也，诸将有异议，及其果叛盟，益以和为非。桧有再和之议，独患诸将难制，于是范同献策，召三大将既至，遂皆拜枢莞而罢其兵。三十一年，金人复败盟，侵淮。此绍兴和议始末。至隆兴甲申，和议定，而开禧丙寅复自渝盟矣。
《中兴小录》云：龟年谕右仆射秦桧云：“主和则沮止国家恢复远图，且植党日众，专国自恣，渐不可长。”桧即上章辞位，旋奉祠。其子衡守严州，日录其父弹秦桧文投子津，止及其弹秦桧妇翁王次山、姻娅王昂及杨愿兄梓等，不言其主和，何也？必是别有一疏不主和议，其子失记录。而弹王仲等事，《小录》又失于记录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