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先生创议重刊袁中郎全集，刘大杰先生担任编订，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公安派在明季是一种新文学运动，反抗当时复古赝古的文学潮流，这是确实无疑的事实，我们只须看后来古文家对于这派如何的深恶痛绝，历明清两朝至于民国现在还是咒骂不止，可以知道他们加于正统派文学的打击是如何的深而且大了。但是他们的文字不但触怒了文人，而且还得罪了皇帝，三袁文集于是都被列入禁书，一概没收销毁了事，结果是想看的固然没得看，就是咒骂的人也无从得见，只好闭了眼睛学嘴学舌的胡乱说一番而已。我们举一个例，直介堂丛刻中有《苌楚斋随笔》，正续各十卷，庐江刘声木十枝撰，有己巳五月序，即民国十八年也，《随笔》卷三第十六则云：

“明末诗文派别至公安竟陵可谓妖妄变幻极矣，亡国之音固宜如此，时当末造，非人力所能挽回，世多不知其名氏撰述，爰记之于下，以昭后世之炯戒。公安三袁，一庶子宗道，即士瑜，撰《海蠡编》二卷。一吏部郎中中道，撰述无传。一吏部郎中宏道，独宏道撰述甚富，撰有《觞政》一卷，《瓶花斋杂录》一卷，《袁中郎集》四十卷，《明文隽》八卷。竟陵为钟惺谭友夏，俱天门人。”又《续笔》卷四第十一则云：

这种感情在明季的人心里大抵是很普通罢。有些闲适的表示实际上也是一种愤懑，即尚寐无吪的意思。外国的隐逸多是宗教的，在大漠或深山里积极的修他的胜业，中国的隐逸却是政治的，他们在山林或在城市一样的消极的度世。长沮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与易之，”便说出本意来。不过这种情形我想还应用《乐记》里别一句话来包括才对，即是“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孔颖达解亡国为将欲灭亡之国，这也不对，亡国便干脆是亡了的国，明末那些文学或可称之曰乱世之音，顾亭林傅青主陈老莲等人才是亡国之音，如吴梅村临终的词亦是好例。闲话休提，说乱世也好，说亡国也好，反正这都是说明某种现象的原因，《乐记》云，“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其情之所以动，则或由世乱政乖，或由国亡民困，故其声亦或怨怒或哀思，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会忽发或怨怒或哀思之音，更不是有人忽发怨怒之音而不乱之世就乱，或忽发哀思之音而不亡之国会亡也。中郎的文章如其是怨以怒的，那便是乱世之音，因为他那时的明朝正是乱世，如其是哀以思的，那就可以算是亡国之音，因为明末正是亡国之际，“时当末造，非人力所能挽回，”所可说的如此而已，有什么可以“昭后世之炯戒”的地方呢？使后世无复乱世，则自无复乱世之音，使后世无复亡国，则自无复亡国之音，正如有饭吃饱便不面黄肌瘦，而不生杨梅疮也就不会鼻子烂落也。然而正统派多以为国亡由于亡国之音，一个人之没有饭吃也正由于他的先面黄肌瘦，或生杨梅疮乃由于他的先没有鼻子。呜呼，熟读经典者乃不通《礼记》之文，一奇也。中郎死将三百年，事隔两朝，民国的文人乃尚欲声讨其亡国之罪，二奇也。关于此等问题不佞殆只得今天天气哈哈哈矣。

说到这里，或者有人要问，足下莫非是公安派或竟陵派乎？莫非写亡国之音者乎？这个疑问也问得当然，但是我惭愧不能给他一个肯定的答语。第一，我不是非宗教者，但实是一个无宗教者。我的新旧教育都不完全，我所有的除国文和三四种外国文的粗浅知识以外，只有一点儿生物的知识，其程度只是丘浅治郎的《生物学讲话》，一点儿历史的知识，其程度只是《纲鉴易知录》而已，此外则从蔼理斯得来的一丝的性的心理，从茀来则得来的一毫的社会人类学，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别无用处，却尽够妨碍我做某一家的忠实的信徒。对于一切东西，凡是我所能懂的，无论何种主义理想信仰以至迷信，我都想也大抵能领取其若干部分，但难以全部接受，因为总有其一部分与我的私见相左。公安派也是如此，明季的乱世有许多情形与现代相似，这很使我们对于明季人有亲近之感，公安派反抗正统派的复古运动，自然更引起我们的同感，但关系也至此为止，三百年间迟迟的思想变迁也就不会使我们再去企图复兴旧庙的香火了。我佩服公安派在明末的新文学运动上的见识与魄力，想搜集湮没的三袁著作来看看，我与公安派的情分便是如此。第二，我不是文学家，没有创作，也说不上什么音不音。假如要说，无论说话写字都算是音，不单是创作，原来《乐记》的所谓音也是指音乐，那么，我也无从抵赖。是的，我有时也说话也写字，更进一步说，即不说话不写字亦未始不可说是音，沉默本来也是一种态度，是或怨怒或哀思的表示。中国现在尚未亡国，但总是乱世罢，在这个时候，一个人如不归依天国，心不旁鹜，或应会试作“赋得文治日光华”诗，手不停挥，便不免要思前想后，一言一动无不露出消极不祥之气味来，何则，时非治世，在理固不能有好音，此查照经传可得而断言者也。国家之治乱兴亡自当责有攸归，兹不具论，若音之为乱世或亡国，则固由乱世或亡国的背景造成之，其或怨怒或哀思的被动的发音者应无庸议。今之人之不能不面黄肌瘦者真是时也命也，不佞岂能独免哉，不佞非公安派而不能逃亡国之音之谥者亦是时也命也。吾于是深有感于东北四省之同胞，四省之人民岂愿亡国哉，亦并何尝豫为亡国之音，然而一旦竟亡，亦是时也命也。我说时与命者言此与人民之意志无关，与文学之音亦无关也，音之不祥由于亡国，而亡国则由于别事，至少决不由于音之祥不祥耳。人苟少少深思，正当互相叹惋，何必多哓哓也。

我生之后，逢此百罹。

我生之初，尚无为。

尚寐无吪！”

中郎是明季的新文学运动的领袖，然而他的著作不见得样样都好，篇篇都好，翻过来说，拟古的旧派文人也不见得没有一篇可取，因为他们到底未必整天整夜的装调作势，一不小心也会写下一小篇即兴的文章来，如专门模仿经典的杨子云做有《酒箴》，即是一例。中郎的诗，据我这诗的门外汉看来，只是有消极的价值，即在他的反对七子的假古董处，虽然标举白乐天苏东坡，即使不重模仿，与瓣香李杜也只百步之差，且那种五七言的玩意儿在那时候也已经做不出什么花样来了，中郎于此不能大有作为原是当然，他所能做的只是阻止更旧的，保持较新的而已。在散文方面中郎的成绩要好得多，我想他的游记最有新意，传序次之，《瓶史》与《觞政》二篇大约是顶被人骂为山林恶习之作，我却以为这很有中郎特色，最足以看出他的性情风趣。尺牍虽多妙语，但视苏黄终有间，比孙仲益自然要强，不知怎的尺牍与题跋后来的人总写不过苏黄，只有李卓吾特别点，他信里那种斗争气分也是前人所无，后人虽有而外强中干，却很要不得了。中郎反抗正统的“赋得”文学自是功在人间，我们怀念他的功绩，再看看他的著作，成就如何，正如我们读左拉的小说，看他与自然主义的理论离合如何，可以明了文学运动的理想与现实，可以知人论世，比单凭文学史而议论得失，或不看作品而信口雌黄，总要较为可靠乎。

中郎喜谈禅，又谈净土，著有《西方合论》十卷，这一部分我所不大喜欢，东坡之喜谈修炼也正是同样的一种癖。伯修与小修，陶石篑石梁，李卓吾屠长卿，也都谈佛教，这大约是明末文坛的普通现象，正统派照例是儒教徒，而非正统派便自然多逃儒归佛，佛教在那时虽不是新思想，却总是一个自由天地，容得他们托足，至于是否够说信仰，那我就不好代为回答了。反对这些新文学潮流的人骂他们妖妄变幻，或者即侧重此点，我看《苌楚斋随笔》中屡次说到明朝之亡由于李屠诸人之信佛教毁伦常，可以参证，不过李屠以及二陶三袁固然与佛有关，竟陵的钟谭似并不这样，然则此文所云又是疑问了。正统派骂公安竟陵为亡国之音，我疑心这句话自从甲申以后一直用到如今了罢，因为明朝亡了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究竟明朝亡于何人何事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更是死无对证，我想暂不讨论，但是什么是亡国之音，这件事似乎还可以来探讨一下。有人说，亡国之音便是公安竟陵那样的文章。这样的干脆决断，仿佛事情就完了，更无话可说。然而不然。所谓亡国之音这是有出典的，而且还出在经书里。查《礼记》，《乐记》第十九云：“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孔颖达疏云：“亡国谓将欲灭亡之国，乐音悲哀而愁思，亡国之时民心哀思，故乐音亦哀思，由其人困苦故也。”后又云：“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郑玄注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间者，亡国之音于此之水出也。昔殷纣使师延作靡靡之乐，已而自沉于濮水，后师涓过焉，夜闻而写之，为晋平公鼓之，是之谓也。”在同一篇中，有两样说法，迥不相同，一说乐音哀思，一说靡靡之乐，令人无所适从。郑玄虽然也是大儒，所说又有韩非做根据，但是我们总还不如信托经文，采取哀思之说，而桑间濮上应即承上文而言，至于其音是否哀以思，是否与上文不矛盾，则书缺有间，姑且存疑。中郎的文章说是有悲哀愁思的地方原无不可，或者这就可以说亡国之音。《诗经·国风》云：

“瑞安陈怀孟冲父（案此处原文如是）撰有《独见晓斋丛书》，其第一种为《辛白论文》一卷，共九篇，其篇目有云文性文情文才文学文识文德文时等目，只须见其目即知其深中明季山人之习，坠入竟陵公安一派，实为亡国之音。”此书作者是桐城派，其反对公安本不足异，唯高谈阔论而伯修之《白苏斋类集》与小修之《珂雪斋集选》似均未见，又于中郎集外别列《觞政》可知其亦未曾见过此集也。其实珂雪斋虽是难得，白苏斋与梨云馆本中郎集在道光年均有翻刻，而或因被骂太久之故也竟流传不广，以致连骂者亦未能看见，真真一大奇事。这回把中郎集印了出来，使得大家可以看看，功德无量。无论意见如何，总之看了再说，即使要骂也有点儿根据。

“有兔爰爰，雉离于罗。

闲话说得太多了，而实于中郎无甚关系，似乎可以止住了。重刊中郎集鄙意以为最好用小修所编订本，而以别本校其异同，增加附录，似比另行编辑为适宜。标点古书是大难事，错误殆亦难免。此在重刊本体例上似有可商者，附识于此，以示得陇望蜀或求全责备之意云尔。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识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