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庚子的时候有人拿着一本地图，就要被指为二毛子，有性命之忧，即使烧表时偶有幸免，也就够受惊吓了。到了现在不过二十多年，情形却大不同，不但是地图之类，便是有原板外国书的人也是很多，不可不说是一个极大进步：这个事实，只要看北京贩卖外国书的店铺逐年增加，就可以明白。我六年前初到北京，只知道灯市口台吉厂和琉璃厂有卖英文书的地方，但是现在至少已有十二处，此外不曾知道的大约还有。

但是书店的数目虽多，却有两个共通的缺点。其一是货色缺乏：大抵店里的书可以分作两类，一是供给学生用的教科书，一是供给旅京商人看的通俗小说，此外想找一点学问艺术上的名著便很不容易。其二是价钱太贵：一先令的定价算作银洋七角，一圆美金算作二元半，都是普通的行市，先前金价较贱的时候也是如此，现在更不必说了。虽然上海伊文思书店的定价并不比这里为廉，不能单独非难北京的商人，但在我们买书的人总是一件不平而且颇感苦痛的事。

就北京的这几家书店说来，东交民巷的万国图书公司比较的稍为公道，譬如美金二元的《哥德传》卖价四元，美金一元七五的黑人小说《巴托华拉》（batouala）卖价三元七角，还不能算贵，虽然在那里卖的现代丛书和“叨息尼支（tauihnitz）板”的书比别处要更贵一点。我曾经在台吉厂用两元七角买过一本三先令半的契诃夫小说集可以说是最高纪录，别的同价的书籍大抵算作两元一角以至五角罢了。各书店既然这样的算了，却又似乎觉得有点惭愧，往往将书面包皮上的价目用橡皮擦去，或者用剪刀挖去；这种办法固然近于欺骗，不很正当，但总比强硬主张的稍好，因为那种态度更令人不快了。我在灯市口西头的一家书店里见到一本塞利著的《儿童时代的研究》，问要多少钱，答说八元四角六分。我看见书上写着定价美金二元半，便问他为什么折算得这样的贵，他答得极妙，“我们不知道这些事，票上写着要卖多少钱，就要卖多少。”又有一回，在灯市口的别一家里，问摩尔敦著的《世界文学》卖价若干，我明明看见标着照伊文思定价加一的四元一角三分，他却当面把他用铅笔改作五元的整数。在这些时候我们要同他据理力争是无效的，只有两条路可行，倘若不是回过头来就走，便只好忍一口气（并多少损失）买了回来。那一本儿童研究的书因为实在看了喜欢，终于买了，但是一圆美金要算到三元四角弱，恐怕是自有美金以来的未曾有过的高价了。我的一个朋友到一家大公司（非书店）去买东西（眼镜？），问他有没有稍廉的，公司里的伙计说“那边有哩”，便开门指挥他出去，在没有商业道德的中国，这些事或者算不得什么也未可知，现在不过举出来当作谈资罢了。

在现今想同新的学问艺术接触，不得不去看外国文书，但是因为在中国不容易买到，而且价钱又异常的贵，读书界很受一种障碍，这是自明的事实。要补救这个缺点，我希望教育界有热诚的人们出来合资组织一个书店，贩卖各国的好书，以灌输文化，便利读者为第一目的，营利放在第二。这种事业决不是可以轻视的，他的效力实在要比五分钟的文化运动更大而且坚实，很值得去做。北京卖外国书的店铺是否都是商人，或有教育界的分子在内，我全不明了，但是照他们的很贵的卖价看来，都不是以灌输文化便利读者为第一目的，那是总可以断言了。我们虽然感谢他能够接济一点救急的口粮，但是日常的供给，不能不望有别的来源，丰富而且公平的分配给我们精神的粮食。

十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