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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焚书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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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笑》三卷,题李卓吾汇辑,姜肇昌校订并序。卷三有坑儒一则云:

“人皆知秦坑儒,而不知何以坑之。按卫宏《古文奇字序》,秦始皇密令人种瓜于骊山型谷中温处,瓜实成,使人上书曰瓜冬实。有诏下博士诸生说之,人人各异,则皆使往视之,而为伏机,诸儒生皆至,方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死。”眉批有云:

“秦始皇知瓜冬实儒者必多饶舌,岂非明王。”又云:

“明制,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我们读了此文,深知道治天下愚黔首的法子是考八股第一,读经次之,焚书坑儒最下。盖考八股则必读经,此外之书皆不复读,即不焚而自焚,又人人皆做八股以求功名,思想自然统一醇正,尚安事杀之坑之哉。至于得到一题目,各用其得意之做法,或正做或反做,标新立异以争胜,即所谓人人各异,那也是八股中应有之义,李卓吾以为讨厌可也,金圣叹以为应扑亦可也,若明太祖与廖燕当必能谅解诸生的苦心而点头微笑耳。秦始皇立志欲愚黔首,看见儒生如此热心于文章,正应欢喜奖励,使完成八股之制义,立万世之弘基,庶乎其可,今乃勃然大怒而坑杀之,不惟不仁之甚,抑亦不智之尤矣。中国臣民自古喜做八股,秦暴虐无道,焚书以绝八股的材料,坑儒以灭八股的作者,而斯文之运一厄,其后历代虽用文章取士,终不得其法,至明太祖应天顺人而立八股,至于今五百余年风靡天下,流泽孔长焉。破承起讲那一套的八股为新党所推倒,现在的确已经没有了,但形式可灭而精神不死,此亦中国本位文化之一,可以夸示于世界者欤。新党推倒土八股,赶紧改做洋八股以及其他,其识时务之为俊杰耶,抑本能之自发,或国运之所趋耶。总之都是活该。诸君何不先读熟一部《四书味根录》,吾愿为新进作家进一言。(七月)

附记

“吾以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后又申言之曰:

“儒者凡谈说此等事原可厌,宜坑,秦始皇难其人耳。”这究意是否出于李卓吾之手本属疑问,且不必说,但总是批得很妙,其痛恶儒生处令人举双手表同意也。金圣叹批《西厢》《水浒》,时常拉出秀才来做呆鸟的代表,总说宜扑,也是同样的意思,不过已经和平得多也幽默得多了。为什么呢?秦之儒生本来就是明朝秀才的祖宗,他们都是做八股和五言八韵的朋友,得到赋得瓜冬实的好题目怎能不技痒,如或觉得可厌,“扑”也就很够了,那么大规模地伏机发机未免有点小题大做了。秦始皇的小题大做也不只是坑儒这一件,焚书的办法更是笨得可以。清初有曲江廖燕者,著《二十七松堂文集》十六卷,卷一有《明太祖论》是天下妙文,其中有云:

“且彼乌知诗书之愚天下更甚也哉。诗书者为聪明才辨之所自出,而亦为耗其聪明才辨之具,况吾有爵禄以持其后,后有所图而前有所耗,人日腐其心以趋吾法,不知为法所愚,天下之人无不尽愚于法之中,而吾可高拱而无为矣,尚安事焚之而杀之也哉。”又云:

《文饭小品》第六期上有施蛰存先生的《无相庵断残录》,第五则云“八股文”,谈及廖燕的文章,云《二十七松堂集》已有铅印本,遂以银六元买了回来。其实那日本文久二年(一八六二)的柏悦堂刊本还不至于“绝无仅有”,如张日麟的铅印本序所说,我就有一部,是以日金二圆买得的。名古屋的其中堂书店旧书目上几乎每年都有此书,可知并不难得,大抵售价也总是金二圆,计书十册,木板皮纸印,有九成新,恐怕还是近时印刷的。中国有好事家拿来石印用白纸装订,亦是佳事,卖价恐亦不必到六元吧。十一月廿五日,校阅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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