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生长越中，十八岁以后流浪在外，不常归去，后乃定居北京，足迹不到浙江盖已二十有五年矣。但是习性终于未能改变，努力说国语而仍是南音，无物不能吃而仍好咸味，殆无异于吃腌菜说亨个时，愧非君子，亦还是越人安越而已。偶见越人著作，随时买得一二，亦未能恣意收罗，但以山阴会稽两邑为限，得清朝人所著书才三百五十部，欲编书目提要，尚未成功。平常胡乱写文章，有关于故乡人物者，数年前选得三十篇，编为《桑下谈》，交上海书店出版，适逢战祸，未知其究竟，今又抄录短文为“桑下丛谈”一卷，只是数百字的笔记小品，但供杂志补白之用耳。古人云，浮屠不三宿桑下，恐发生留恋也，鄙人去乡已久，而犹喋喋不已，殊为不达，深足为学道之障。二十七年冬有诗云，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旧友匏瓜厂主人其时在上海，见而悯之，示以诗云，斜阳流水干卿事，未免人间太有情。此种缺点非不自知，但苦于不能改，或亦无意于改。二十六年九月寄废名信中云，自知如能将此种怅惘除去，可以近道，但一面也不无珍惜之意，觉得有此怅惘，故对于人间世未能恝置，此虽亦是一种苦，目下却尚不忍即舍去也。桑下未必限于故乡，由此推广正亦无边，唯乡里自当为其起点耳。民国癸未三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