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是“五四”以来闻名的名字，但是现在的青年恐怕知道的已经不很多了吧，原因是他在一九三四年就去世了，就是说在近二十几年中间，不曾看见他在文学上的活动。他实在是《新青年》的人物，这不单是一句譬喻，也是实在的话。他本来在上海活动，看到了《新青年》的态度，首先响应，起来投稿，当时应援这运动的新力军，没有比他更出力的了。他也有很丰富的才情，那时写文言文，运用着当时难得的一点材料，他后来给我看，实在是很平凡很贫弱的材料，却写成很漂亮的散文，的确值得佩服。《新青年》的编辑者陈仲甫那时在北京大学当文科学长，就征得校长蔡孑民的同意，于一九一七年的秋天招他来北大，在预科里教国文。这时期的北大很有朝气，尤其在中文方面生气勃勃（外文以前只有英文，添设德法文以及俄文，也是在这时候），国文教材从新编订，有许多都是发掘出来的，加以标点分段，这工作似易而实难，分任这工作的有好几个人，其中主要的便是半农。他一面仍在《新青年》上写文章，这回是白话文，新进气锐，攻击一切封建事物最为尖锐，与钱玄同两人算是替新思想说话的两个健将。其时反对的论调尚多，钱玄同乃托“王敬轩”之名，写信见责，半农作复，逐条驳斥，颇极苛刻，当时或病其轻薄，但矫枉不忌过正，自此反对的话亦逐渐少见了。

不过刘半农在北大，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在预科教国文和文法概论，但他没有学历，为胡适之辈所看不起，对他态度很不好，他很受刺激，于是在“五四”之后，要求到欧洲去留学。他在法国住过好几年，专攻中国语音学，考得法国国家博士回来，给美国博士们看一看。以后我们常常戏呼作刘博士，但是他却没有学者架子，仍是喜欢写杂文，说笑话。等周刊《语丝》出世，他就加入，与“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对抗，这一节也是可以称赞的。他又写文章特别露骨，有些是“绅士”不敢用的字面，所以他虽然有进入绅士队里去的资格，却仍旧是“吴下阿蒙”，插不进足去。他在北大当过多年的教授以后，终于移到辅仁大学里去作教务长了，那大学是陈援庵当着校长，沈兼士当文学院长，都是北大的旧人，但主体乃是天主教，主权全在外国人（当时是德国，后来是美国人）手里，其不得意也可想而知了。他于一九三四年夏中参加学术考察团，到内蒙去，回来生了回归热，因此去世。这是很可惜的，因为他现今若还活着，不过六十多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