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我有一个远房的叔祖，他是孝廉公而奉持《太上感应篇》的，每到年末常要写一张黄纸疏，烧呈玉皇大帝，报告他年内行了多少善，以便存记起来作报捐“地仙”实缺之用。现在民国十三年已经过去了，今天是元旦，在邀来共饮“屠苏”的几个朋友走了之后，拿起一支狼毫来想试一试笔，回想去年的生活有什么事值得纪录，想来想去终于没有什么，只有这一点感想总算是过去的经验的结果，可以写下来作我的“疏头”的材料。

古人云，“四十而不惑，”这是古人学道有得的地方，我们不能如此。就我个人说来，乃是三十而立，（这是说立起什么主张来，）四十而惑，五十而志于学吧。以前我还以为我有着“自己的园地”，去年便觉得有点可疑，现在则明明白白的知道并没有这一片园地了。我当初大约也只是租种人家的田地，产出一点瘦小的萝卜和苦的菜，麻糊敷衍过去了，然而到了“此刻现在”忽然省悟自己原来是个“游民”，肩上只抗着一把锄头，除了农忙时打点杂以外，实在没有什么工作可做。失了自己的园地不见得怎样可惜，倘若流氓也一样的可以舒服过活，如世间的好习惯所规定；只是未免有点无聊罢，所以等我好好的想上三两年，或者再去发愤开荒，开辟出两亩田地来，也未可知，目下还是老实自认是一个素人，把“文学家”的招牌收藏起来。

我的思想到今年又回到民族主义上来了。我当初和钱玄同先生一样，最早是尊王攘夷的思想，在拳民起义的那时听说乡间的一个洋囗子被“破脚骨”打落铜盆帽，甚为快意，写入日记。后来读了《新民丛报》《民报》《革命军》《新广东》之类，一变而为排满（以及复古），坚持民族主义者计有十年之久，到了民国元年这才软化。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去年春间收小范围，修改为亚洲主义，及清室废号迁宫以后，遗老遗小以及日英帝国的浪人兴风作浪，诡计阴谋至今未已，我于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觉得民国根基还未稳固，现在须得实事求是，从民族主义做起才好。我不相信因为是国家所以当爱，如那些宗教的爱国家所提倡，但为个人的生存起见主张民族主义却是正当，而且与更“高尚”的别的主义也不相冲突。不过这只是个人的倾向，并不想到青年中去宣传。没有受过民族革命思想的浸润并经过光复和复辟时恐怖之压迫者，对于我们这种心情大抵不能领解，或者还要以为太旧太非绅士态度。这都没有什么关系。我只表明我思想之反动，无论过激过顽都好，只愿人家不要再恭维我是世界主义的人就好了。

语云，“元旦书红，万事亨通。”论理，应该说几句吉利话滑稽话，才足副元旦试笔之名。但是总想不出什么来，只好老实写出要说的几句话，其余的且等后来补说吧。十四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