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直工作到下午两点钟。兴奋把他的身体支持着。可是他终于打了好几个呵欠，因为他是太倦了。
他整理着工作的成绩；一面，他燃上一支香烟，靠在椅背上，沉重的吸着，一种劳动过后的休息，使他感到十二分的惬意。
两点半钟的时候，他从他的房间里——不，简直是从他的工厂里——走了出来，可是他并不是从这个工厂里走回家去，却是又重新走向另一个工厂——开始他的另一种工作的地方。
当他再回来的时候，天色完全黑暗了。他挨着马路的边沿上走着，一面在他的头脑里，在许多复杂的思想之间，浮着数目字，统计着五卅惨案发生之后的，北京城的报纸销路的激增。
他沉默地想着：
“《京报》增加百分之三十，《晨报》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社会日报》增加百分之二十二，《黄报》增加百分之十五，《白话报》增加百分之三十二，《北京晚报》增加百分之三十五……”
这些数目字，是说明它们对于五卅惨案的宣传中所反映出来的北京民众的意识——说明北京的民众已经在醒觉了。
“看吧，”他在惊喜之中，又接着严重的想，仿佛他是向着帝国主义送去一个警告：“把机关枪对着我们民众的胸前扫射，的确的，这不是一种好玩的事情呀！”
他微微的笑了。一种红色的革命的火光，在他的思想里炫耀着。同时，他的眼前便现出了一张漫画——千千万万的工农群众举着镰刀，斧头，红色的旗子，英勇的欢乐的唱着《国际歌》，几个胖胖的帝国主义者跌倒在群众的面前，一只手抱着炮舰，另一只手抱着飞机，颈项上挂着一大包金镑。
这一张漫画的影子便给他一种胜利的，忍不住的快乐的笑声。他完全愉快地把眼睛望着夜色。星光灿烂地，仿佛是世界上革命的火眼，到处密布着，准备着整个的革命的爆发。
忽然，一种声音，冲着夜色里面的空气，把空气分裂了一条痕。这声音又接连着第二次的叫喊：
“汉口惨案！号外！”
他买了一张。
他的神经便跟着紧张起来了。同时，他是很镇静地估量着这继续的，被帝国主义屠杀的代价。
“无疑地，”他肯定的想：“这是第二道导火线，立刻把我们民众的火焰扩大去。”
在他的疲劳的精神上又添了一种新的兴奋。他的身体上又奔流着新的活力。他不自觉的加强了步伐，走的非常快。
他走到那里去呢？他必须先走到p大学去，这是预先约好的。
只走到那学校附近，好几个学生都站在那里探望着，于是他和他们一同走进去，走进第十一教室，列席他们的社会科学研究社的五卅援助会。
学生有五十多人。大家站起来欢迎他，有两个人先开始拍掌，跟着便是全体的，一阵热烈的掌声。
他微笑的点着头坐到旁边的椅子上。可是这一个援助会的主席便走到他身边来，请他就讲演。
掌声又在他的周围响着。
他站起来了。
“诸位同学们！”他开始说。他讲演的题目是五卅惨案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在这个题目中，他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的危机，各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和它们互相间的矛盾，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世界殖民地的影响，世界被压迫民族及殖民地的革命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最后他说到苏联——苏联与被压迫民族，苏联与帝国主义，苏联的存在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胜利。
这演讲便一直占有了两个多钟头。他从学生们的脸上，从那些入神的眼睛里，那些不动的倾听的态度上，那些静穆的，毫无声息的，如同一群教徒们在圣像之前一样地接受他的声音，他觉得他的讲演辞的每一个意义，都象一粒种子，深深的播在他们的头脑里，预告着将来的广大的收获。
他走了，许多学生都站在他后面，向他表示各种的敬意。他也从他们之间得了很大的欢喜，愉快地向夜色里走去。
“这些学生，”他想：“真是可爱，纯洁得象一张白纸似的，可是为了真理他们是最勇敢的。”
他一路上都坠在光明的思想里。
半点钟之后，他走到公寓里了。忽然，他看见他的房间里正亮着电灯，一个高大的人影映射在窗子上。
“谁呢？”他想：“一定是……”便走过去推开房门。
果然，王振伍坐在那里。
他从椅子上跳起来了，热烈地，仿佛他已经好久没有看见他，非常亲热的笑着，做出他的一种特色的粗鲁的动作，和他握手。
“唉，你怎么现在才回来？”他的声音宏大而坚实。
刘希坚向他微笑地。他什么时候都觉得，在这个同志的魁伟躯干之中，是放着一颗赤裸裸的孩提的心，天真，没有一点虚饰。
“刚刚从p大学讲演……”他回答说。
王振伍望着他的脸，差不多是一种憨态的望，望了许久。
“你瘦了，”他忽然说。
“瘦了？”刘希坚微笑着，“我不觉得。”他接着说：“我只觉得我近来的身体好多了。”
王振伍有点诧异的又望了他一眼，随后便沉思了一会儿，说：
“我知道你是很忙的。近来你的工作增了不少。但是，我看不出你忙的样子，只觉得你一天都是很快乐的，很平静而且很安闲的样子。”
“真的么？”刘希坚感觉着兴味的问：“你这样觉得？”因为在别人的眼光里，他被人观察的结果总是很不相同的，有一个同志还批评他是一块大理石——这意思就是说他在五卅惨案的疯狂里，他仍然很冷静。
“是的，我这样觉得，我一点也不瞎说，”王振伍回答他。
他笑了。的确，没有人曾看到他的头脑去。谁都是在他的脸上，举动上，得了他的工作的印象。他觉得这倒是他自己的特色。他认为一个革命者应该时时刻刻把头脑放在冷静的境界里。所以他自己，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在克制着感情的激动。
“我承认，”他最后说。
王振伍便笑着自白了：
“这本事我学不来。我没有事做的时候是很平静的，可是工作一加紧，我的行动便跟着紧张了。”
然而这谈话便这样的终止了。刘希坚问他：
“你今天没有事么？”
“有的，”他说。于是他报告了一种新的消息，一种必然的，把五卅事件更加扩大而且更加严重化的汉口屠杀——民众的血肉又在帝国主义的枪弹之下飞溅着。
“现在，我们是一步步走到紧张中来了。”他接着激昂的说：“事件的严重和扩大，虽然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可是，怎样办呢，你有什么意见？”
刘希坚沉默的听着，因为这问题很早便盘据在他的思想里，他很早便这样想着：“第一，是唤醒民众，深入而普遍的宣传；其次，要有很好的组织，很好的领导，要把群众组成为一个庞大的有力量的革命队伍。”
这时，他重新说了这一点意见。“伟大的运动就在我们眼前。目前的任务是，要有计划的深入群众，组织他们起来行动！”
王振伍因为还有别的事，便匆忙的拿了草帽。
“不错，这是一个客观条件，它造成总示威的形势。”
说着，他走了。
刘希坚又坐到那张藤椅上。他燃了一支香烟，吸着，沉思着，在他的脑海里便起伏着猛烈的波涛。
他深深的把他的智力放在这一个问题上，如同一个木匠把斧头放在木头上一样地，他把它劈开了。
全国民众总示威！
这是他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