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癸巳春，偶得慈湖遗书，阅之累日，有不胜其嘅叹者。痛哉！禅学之误人也，一至此乎！慈湖顿悟之机，实自陆象山发之。其自言：忽省此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无始末，忽省此心之无所不通。即释迦所谓“自觉圣智境界”也。书中千言万语，彻头彻尾，无非此个见解，而意气之横逸，辞说之猖狂，比之象山尤甚。象山平日据其偏见，横说竖说，直是果敢。然于圣贒明训有所未合，犹且支吾笼罩过，未敢公然叛之。慈湖上自五经，旁及诸子，皆有论说。但与其所见合者，则以为是；与其所见不合者，虽明出于孔子，輙以为非孔子之言。而大学一书，工夫节次，其详如此，顿悟之说更无隙可投，故其诋之尤力。至凡孔子之微言大训，又徃徃肆其邪说以乱之，刳实为虚，揉直作曲，多方牵合，一例安排，惟其偏见是就。务令学者改视易听，贪新忘旧，日渐月渍，以深入乎其心。其敢于侮圣言，叛圣经，贻误后学如此，不谓之圣门之罪人不可也。世之君子，曾未闻有能鸣鼔而攻之者，反从而为之役，果何见哉！
二、人心道心之辨，只在毫厘之间。道心，此心也，人心，亦此心也。一心而二名，非圣人强分别也，体之静正有常，而用之变化不测也，须两下见得分明方是。尽心之学，佛氏之于吾儒，所以似是而实非者，有见于人心，无见于道心耳。
慈湖之志于道，不为不笃，然终蔽于所见，直以虚灵知觉为道心，夫安得不谬乎！集中已易一篇，乃其最所用意，以诱进学徒者，滚滚数千言，将断而复续，左援右引，阳开阴阖，极其驰骋之力，茫茫乎，若无涯涘可窥。然徐究其指归，不出乎虚灵知觉而已，于四圣之易絶不相干，叅之佛氏之书，则真如符节之合。试举一二以槩其余。其曰“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无际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为。”楞严经所谓“山河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即其义也。其曰“目能视，所以能视者何物？耳能听，所以能听者何物？口能噬，所以能噬者何物？鼻能嗅，所以能嗅者何物？手能运用屈伸，所以能运用屈伸者何物？足能歩趋，所以能歩趋者何物？血气能周流，所以能周流者何物？心能思虑，所以能思虑者何物？”波罗提“作用是性”一偈，即其义也。其曰“天地非大也，毫髪非小也，昼非明也，夜非晦也，徃非古也，此非今也，它日非后也，鸢飞戾天，非鸢也，鱼跃于渊，非鱼也。”金刚经所谓“如来说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即其义也。
凡篇中曰已，曰吾，曰我，义与“惟我独尊”无异，其为襌学也，固昭昭矣。认紫为朱，明是大错，乃敢放言无忌，谓“自生民以来，未有能识吾之全者”，吾不知所谓吾者，果何物邪？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皆天下之大圣，其逓相传授，无非“精一执中”之旨，而所谓“中”者，决非灵觉之谓，非惟人人有之，乃至事事有之，物物有之。慈湖顾独未之识耳，诚有以窥见其全，已易其敢作乎！阅斯集者，但看得此篇破时，譬之破竹，余皆迎刄而解矣。
三、吾圣贒之言，与佛氏之言殊不相入，谓“儒佛无二道”，决非知道者也。慈湖所引经传，如“范围天地、发育万物”等语，皆非圣贒本旨，第假之以成就其说，窃恐将来疑误后学不浅，故不得不明辨之。
程子尝言“圣人本天，佛氏本心。”此乃灼然之见，万世不易之论，儒佛异同，实判于此。是故“天叙有典”，吾则从而惇之；“天秩有礼”，吾则从而庸之；“天命有徳”，则从而章之；“天讨有罪”，则从而刑之；“克绥厥猷”，本于上帝之降衷；“修道之教”，本于天命之在我。所谓“圣人本天”者，如此其深切着明也。
以慈湖之聪明，宜若有见乎此，何忍于叛尧舜汤孔，而以心法起灭天地，又任情牵合，必欲混儒佛于一途邪！盖其言有云“其心通者，洞见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万物之变化，皆吾性之变化。”又云“意消则本清本明，神用变化之妙，固自若也；无体无际，范围天地，发育万物之妙，固自若也。”此等言语，不谓之“以心法起灭天地”，谓之何哉！人之常情，大抵恱新竒而慕髙逺，故邪说得以乗间而入。学者于此，茍能虚心逊志，无所偏主，而执吾说以审其是非之归，将不为其所惑矣。
四、愚尝谓“人心之体即天之体，本来一物，但其主于我者谓之心。”非臆说也，乃实见也。若谓“其心通者，洞见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而此心可以范围天地，则是心大而天地小矣，是以天地为有限量矣，本欲其一，反成二物，谓之知道，可乎！
“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乃统体之太极。“干道变化，各正性命”，则物物各具一太极矣。其所以为太极则一，而分则殊。惟其分殊，故其用亦别。若谓“天地人物之变化，皆吾心之变化”，而以“发育万物”归之吾心，是不知有分之殊矣。既不知分之殊，又恶可语夫理之一哉！盖发育万物自是造化之功用，人何与焉！虽非人所能与，其理即吾心之理，故中庸赞“大哉圣人之道”，而首以是为言，明天人之无二也，此岂蔽于异说者之所能识邪！况天地之变化，万古自如，人心之变化，与生俱生，则亦与生俱尽，谓其常住不灭，无是理也。慈湖误矣！藐然数尺之躯，乃欲私造化以为已物，何其不知量哉！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徳，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此言便是的确。
五、有心必有意，心之官则思，是皆出于天命之自然，非人之所为也。圣人所谓“无意”，无私意耳，所谓“何思何虑”，以晓夫憧憧徃来者耳。书曰：思曰睿，睿作圣。非思则作圣何由？易曰：圣人立象以尽意。意若可无，其又何尽之有？故大学之教，不曰“无意”，惟曰“诚意”；中庸之训，不曰“无思”，惟曰“慎思”。此吾儒入道之门，积徳之基，穷理尽性必由于此，断断乎其不可易者，安得举异端之邪说以乱之哉！彼襌学者，惟以顿悟为主，必欲扫除意见，屏絶思虑，将四方八面路头一齐塞住，使其心更无一线可通，牢闗固闭，以冀其一旦忽然而有省。终其所见，不过灵觉之光景而已，性命之理，实未尝有见也，安得举此以乱吾儒穷理尽性之学哉！学术不明，为害非细，言之不觉缕缕，不识吾党之士以为何如？如欲学为佛邪，慈湖之书宜不忍废，必欲学为圣人，则固有五经四书及濓洛关闽之说在。彼诪张为幻者，又何足以溷吾之耳目哉！
六、“心之精神是谓圣”，此言出于孔丛子，初若可疑，及考其全文首尾，亦颇明白。圣字自不须看得重，而其意义亦非此句所能尽也。慈湖独摘此一句，处处将来作弄，岂有他哉？盖此句实与佛家“即心是佛”之言相似，其悟处正在此，故欣然取以为证，使人无得而议焉，更不暇顾其上下文义何如也。请究言之。
子思问于孔子曰：物有形类，事有真伪，必审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谓圣，推数究理，不以物疑。周其所察，圣人病诸。切详问意，盖以物理事情，皆所当审，而欲知所以审之之由。夫子遂以“由乎心”答之，而申言心之妙用如此。盖圣者，通明之谓。人心之神，无所不通，谓之圣亦可也。惟其无所不通，故能推见事物之数，究知事物之理，物理既得，夫复何疑？若于形迹之粗，必欲一一致察，则虽圣人亦有未易能矣。玩其辞，详其义，可见能通之妙，乃此心之神；而所通之理，是乃所谓道也。若认精神以为道，则错矣。易大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阴阳不测之谓神。道为实体，神为妙用，虽非判然二物，而实不容于相混，圣人所以两言之也。道之在人，则道心是也，神之在人，则人心是也。若此处错认，焉徃而不错乎？或疑所通之理为道，则道乃在乎事物，而不在吾心。殊不知事物之理与吾心之理，一而已矣。不然，何谓“一以贯之”，何谓“合内外之道”？
七、因阅慈湖遗书有感，偶赋小诗三章。
斜风细雨醸轻寒，掩卷长吁百虑攅。不是皇天分付定，中华那复有衣冠。
装成戱剧逐畨新，任逼真时总不真。何事贪看忘昼夜，只縁声色解迷人。
镜中万象原非实，心上些儿却是真。须就这些明一贯，莫将形影弄精神。
书曰：道心惟微。程子曰：心，道之所在。微，道之体也。解得极明。些儿二字乃俗语，邵康节诗中尝用之，意与微字相类。天人物我所以通贯为一，只是此理而已，如一线之贯万珠，提起便都在掌握。故尽已之性，便能尽人物之性，可以赞化育而叅天地。慈湖谓：其心通者，洞见天地人物，皆在吾性量之中。是“将形影弄精神”也。殊不知镜中之象与镜原不相属，提不起，按不下，收不儱，放不开，安得谓之一贯邪！
八、慈湖所引论语“知及之”，以合佛氏之所谓“慧”也；“仁能守之”，以合佛氏之所谓“定”也。“定慧不二，谓之圆明”，慈湖盖以此自处。其门人颇有觉者，则处之“日月至焉”之列，乃慧而不足于定者也。观慈湖自处之意，岂但与“三月不违仁”者比肩而已哉？大哉一歌，无状尤甚。凡为襌学者之不孙，毎毎类此。
九、慈湖纪先训内一条云：近世有以小道与其门人讲习，学者宗仰，语録流行，人服其笃行，遂信其说。其说固多矣，而害道者亦多，遗患颇深。其所指乃伊川程先生也。何以知之？盖慈湖尝与学者讲“圣人有所不知不能”之说，因议及伊川，又回护数语，云：程之笃行，亦岂易及？不可不敬也。但讲学不得不辨明耳。家庭议论，如出一口，决非偶然之故。得无以其所觉者为极致，遂敢于自大邪！夫以大舜之圣，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者无他，惟是“明于庶物，察于人伦”而已。凡伊川与其门人之所讲习，无非人伦、庶物之理，千万世之所通行者也。安有千万世之所通行者，而可目之为小道哉！若谓大道混成，不容分析，则伏羲既画八卦，又重为六十四卦，文王系卦，周公系爻，孔子作十翼，又出许多文字，何其不惮烦也？安知千条万绪，无非太极之实体，茍能灼见其精微之妙，虽毫分缕析，自不害其为一。伊川所作易传，盖深得四圣之心者也，顾可以小道目之邪！必如其言，则是大道不在伏羲舜文周公孔子，而黄面瞿昙独得之矣。害斯道者，非若人而谁！
一〇、千圣相传，只是一理。尧舜禹汤所执之“中”，孔子所不踰之“矩”，颜子之所谓“卓尔”，子思之所谓“上下察”，孟子之所谓“跃如”，皆是物也。上圣大贒，惟其见之真，是以执之固，而行之尽。其次则“博文约礼”，吾夫子有明训矣。盖通天地人物，其理本一，而其分则殊。必有以察乎其分之殊，然后理之一者可见，既有见矣，必从而固守之，然后应酬之际，无或差谬。此博约所以为吾儒之实学也。襌家所见，只是一片虚空旷荡境界，凡此理之在吾心与其在事物者，竟不能识其至精至微之状为何如，而顾以理为障。故朱子谓“襌家最怕人说这理字”，诚切中其病矣。
慈湖训语有云：近世学者，沉溺乎义理之意说，胷中常存一理不能忘舍。舍是则豁然无所凭依，故必置理字于其中。不知圣人胷中，初无如许意度。其怕这理字也，不亦甚乎！圣人胷中固自清明莹澈，然于中则曰“允执”，于矩则曰“不踰”，岂是漠然荡无主宰，而凡视听言动、喜怒哀乐，一切任其自作自止，真如水泡之自生自灭乎哉？必不然矣！且吾儒若除个理字不讲，更讲何事？若见得此理真切，自然通透洒落，又何有于安排布置之劳！为此言者，适以自状其不知理焉尔。
一一、慈湖遗书不知何人所编，初止十八卷，有目录可考，皆自诸稿中选出。续集二卷，又不知出自何人。自十八卷观之，类皆出入经传，不杂以佛氏一语，有以知编者之虑至深，吾虽目为襌学，人或未必尽悟。及观至续集，则辞证具备，亦其势终有不可得而隐者，如炳讲师求训、奠冯氏妺词二首，己自分明招认，尚何说哉！程子尝论及佛氏，以谓“昔之惑人也，乗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髙明。”若慈湖者，天资亦不为不髙矣，乃终身为禅学所误。今其书忽传于世，有识之士固能灼见其非，亦何庸多辨？惟是区区过虑，自有所不能已尔。
一二、易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其名易知，其理未易明也。自道体言之，浑然无间之谓仁，截然有止之谓义。自体道者言之，心与理一之谓仁，事与理一之谓义。心与理一，则该贯动静，斯浑然矣。事与理一，则动中有静，斯截然矣。截然者，不出乎浑然之中。事之合理，即心与理一之形也。心与理初未尝不一也，有以间之则二矣。然则何修何为，而能复其本体之一邪？曰敬。
一三、虞书之所谓“道心”，即乐记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即中庸所谓“未发之中天下之大本也”。决不可作已发看，若认道心为已发，则将何者以为大本乎？愚于此，所以不能无少异于朱子者，前已有说。平生所见，此为至先。比年反复穷究，益信此论之不容易也。
一四、“允执厥中”之“中”，先儒専以无过不及言，似乎未尽。窃详其义，当与“中庸”之“中”同，体用兼举而无遗，斯为圣道之大全也。仲虺之诰有云：王懋昭大徳，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其言亦兼体用，可见先圣后圣，其揆一也。
一五、“舎已从人”，非见得道理透彻，安能及此？人所以固执己见，善言更不能入者，只是见不到。复有一种性资轻快，闻言便转，然未必皆当，亦是无定见也。夫所谓“舎已从人”者，岂茍然哉！从其至当而已矣。
一六、舜命禹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后言。禹岂面从后言者邪？益之告舜，则以“违道从欲”为戒，禹则以“慢游、傲虐”为戒，皋陶则以“丛脞”为戒，舜亦曷尝有此数者之失邪？盖其君臣相与至诚恳切，惟欲各尽其道而无毫髪之歉，故常致谨于未然之防。读书者能识虞廷交相儆戒之心，斯可以事君矣。
一七、“善无常主，恊于克一”，时中之谓也。
一八、秦誓一篇，有可为后世法者二，孔子所以列之四代之书之终。悔过迁善，知所以修身矣。明于君子小人之情状，知所以用人矣。慎斯道也以徃，帝王之治其殆庶几乎！
一九、鹿鸣之诗，虽云上下通用，要非贤人君子，不足以当之。今以鹿鸣名宴，以宾礼初升之士，待之不为不厚矣。听其歌，饮其酒，能无感动于其心乎？然而“周行”之示，能言者皆可勉也。“视民不恌”，则非声音笑貎之所能为矣。不如是，将何以答主人之盛礼，而称其为嘉宾也邪！
二〇、乐记所举“欲”与“好恶”，大学所举“亲爱、贱恶、畏敬、哀矜”，中庸所举“喜怒哀乐”，孟子所举“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是人情，但名言之不同耳。凡情之发，皆根于性，其所以为善为恶，系于有节与无节，中节与不中节，辟与不辟而已。乐记大学中庸三说，足以互相发明。孟子道性善，故所举四端，主意只在善之一邉，其说终是不备。但以大学证之，亦可见矣。哀矜犹恻隐也，贱恶犹羞恶也，畏敬犹恭敬也，如发而皆当，又何辟之可言哉！此可见人心之危矣。危字着在中间，操持向上，则极于中庸所谓“天地位，万物育”，放纵趋下，则如乐记所谓“大乱之道”，固理势之所必至也。
二一、汉髙帝纪云：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徃视，则见交龙于上。夫人梦中所遇，从未闻在他人有见之者。史迁所记，殊费分疏。若太公所见者诚然，则媪决非梦。媪诚梦，则太公之所见者妄矣。
二二、汉武帝表章六经，而黄老之说遂熄，吾道有可行之兆矣。然终帝之世，未见其能有行，岂其力之不足哉？所不足者，关雎麟趾之化尔。善乎，汲黯之言曰：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柰何欲致唐虞之治乎！黯之学术不可知，然观乎此言，非惟切中武帝之病，且深达为治之本。
二三、唐之祸乱本于李林甫，宋之祸乱本于王介甫。林甫之祸唐，本于心术不端；介甫之祸宋，本于学术不正。
二四、图治当先定规模，乃有持循积累之地。规模大则大成，规模小则小成，未有规模不定，而能有成者也。然其间病源所在，不可不知。秉徳二三，则规模不定；用人二三，则规模不定。茍无其病，于致治乎何有！
二〇、久任自是良法。陆宣公明于治体，乃不甚以为然，盖欲以救徳宗之偏，庶广登延之路，以济一时之用，且于惇大之化或有小补焉，尔议法者未可执为定论。正徳间，愚尝建白此事，而并及超迁之说，大意以为，超迁之法与乆任之法相为流通，超于前自可责其后之久，超于后固无负其前之淹。此盖区区素见，因他策忤用事者，疏竟寝。
二六、取士之法，宜有变通。士行修，然后民徳归厚。治安之本，无切于此。
二七、孟子之学，亦自明而诚，知言养气是也。自明而诚者，未必便造其极，理须善养，“尽心知性”一章即是此义。然其告公孙丑，不曰：善养吾“性”，而曰“气”者，因告子“勿求于气”而言，以见其所以异也。程子尝言“学者须先识仁”一叚说话，皆与孟子相合，但以存字该养字尔。吾儒之学，舎此更无是处。然异学亦有假之以文其说者，不可不明辨之。
二八、凡圣贒言语，须是看得浃洽，义理方尽。若执定一处将来硬说，其它说不通处更不管，只是成就得一个偏见，何由得到尽心地位邪？近世学者因孟子有“仁，人心也”一语，便要硬说心即是仁，独不思“以仁存心”、“仁义礼智根于心”，其言亦出于孟子，又将何说以通之邪？孔子之称颜渊，亦曰“其心三月不违仁”，仁之与心，固当有辨。须于此见得端的，方可谓之识仁。
二九、程子曰：以吾观于儒释，事事是，句句合，然而不同。夫既曰事事是句句合矣，何以又曰不同？此正所谓毫厘之差也。且如吾儒言心，彼亦言心；吾儒言性，彼亦言性；吾儒言寂感，彼亦言寂感，岂不是句句合？然吾儒见得人心道心分明有别，彼则混然无别矣，安得同！
三〇、天地、鬼神、阴阳、刚柔、仁义，虽毎毎并言，其实天该乎地，神该乎鬼，阳该乎阴，刚该乎柔，仁该乎义。明乎此说，其于道也，思过半矣。
三一、义理愈穷究，愈见细宻。到得愈细宻处，愈难为言，一字未安，或反累其全体。故有志于明道者，其言自不容易，若可増可减，可移可换，吾未敢以为知言也。
三二、佛氏之学，不知人物之所自来，断不足以经世。儒而佛者，自以为有得矣，至于经理世务，若非依傍吾圣人道理，即一歩不可行。所得非所用，所用非所得，正所谓由其蔽于始，是以缺于终尔。内外本末，既不免分为两截，犹譊譊然动以“一贯”借口，吾圣人所谓“一以贯之”者，果如是乎！
三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盖以舜自期也。舜饭糗茹草，若将终身；颜子箪食瓢饮，不改其乐。本原之地，同一无累，如此，则颜之进于舜也，其孰能御之！孟子曰：人能无以饥渇之害为心害，则不及人不为忧矣。此希圣希贒之第一义也。
山林日长，别无所事，札记之续，时复有之，然亦简矣。偶阅慈湖遗书，不觉又有许多言语。夫学之不讲，圣人以为忧。余言虽多，凡以讲明此学，非好辨也，于初学之士，或者未为无益。乃删取近年所记而并刻之，盖其言间有互相发明者尔。记凡再续，故其卷亦分为上下云。嘉靖癸巳夏五月戊申整庵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