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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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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从天上倾盆而下。花园里雾气腾腾。夏季雨水过多,天气阴冷,一美元达到了十二万马克。咔嚓一声巨响,我们屋子的一部分屋檐水槽折断落了下来,水在我们的窗口前往下倾泻,宛如一堵灰色的玻璃墙。我卖给一位温柔的妇女两个没上釉的瓷质天使和一个千日红花圈,她的两个孩子死于流行性感冒。隔壁躺着格奥尔格,他在咳嗽。他也得了流行性感冒,我给他一壶烫热的甜葡萄酒滋补身体。他身边放着六本杂志。他利用这个机会了解一下戛纳、柏林、伦敦和巴黎上流社会最近结婚和离婚的情况及其丑闻。海因里希·克罗尔穿着一条耐穿的条纹裤和一件很相称的深颜色雨衣走了进来,裤脚上夹着骑车裤夹。“倘若我给您报几份订单,是否打搅您?”他用绝妙的挖苦口吻问道。

“没关系。尽管开始吧。”

他报了几笔订货,不外乎是红花岗岩做的较小的峁形墓碑,一块大理石板,几个墓框,这些都是日常就有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订货。后来,他还犹豫不决地在那里站了很久,在已经熄火的炉子旁边暖和自己的臀部,观看一批岩石样品,它们二十年来一直放在办公室的书架上。他终于开了腔:“我们快破产了,要是遇上这样的困难,也不足为奇。”

我没回答,我想气气他。“我指的是破产,”他解释,“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真的?”我友好地瞥了他一眼,“为什么还要辩护?每个人都相信您。”

“辩护?我不需要为自己辩护!但是维斯特林根发生了什么事?”

“谋杀木匠的凶手找到了吗?”

“凶手?这和我们有何相干?这种事谁说是谋杀?这不过是一次事故。那人是咎由自取!我说您在那里是怎样同德贝林镇长打交道的!还要免费提供木匠的遗孀一块墓碑!”

我把身子转向窗口,望着雨。海因里希·克罗尔属于从不怀疑自己观点的人——这点不仅使他们令人讨厌,而且也使他们具有危险性。他们是我们亲爱的祖国不屈不挠的群众,国家可以一次次征召他们去打仗。他们不可能从什么事物中接受教训,他们生下来两只手就紧贴在裤腿缝上,他们还为能这样死去而感到自豪。我不知道别的国家里是否也有这种类型的人,但是数量肯定没有这么多。

过了一会儿,我又听到这个矮小的顽固派在唠叨。他同镇长商谈了很久,把事情谈定了。这一点得归功于他个人。我们又可以把墓碑供应给维斯特林根了。

“我们现在该做什么?”我问道,“求他们吗?”

他刻毒地瞥了我一眼。“请您注意,您别太过分!”

“过分?”

“太过分了。您别忘了,您在这儿是个雇员。”

“这点我经常忘记。不然您必须给我三份薪金了,我当绘图员,又当办公室主任和广告部主任。另外,我们的关系已经不是军队里的关系了,不然您就得在我面前笔直地站着。如果您愿意,我可以给您的竞争者挂个电话,霍尔曼和克洛茨会立即聘请我。”

门打开了,格奥尔格穿着一套狐红的睡衣裤出现了。“海因里希,你在谈维斯特林根吗?”

“要不谈什么呢?”

“那么你给我到地下室去,你应该感到害臊!在维斯特林根,有个人被搞死了!一条生命就这样湮灭了。对于某人来说,就是一个世界被摧毁了。每一次谋杀,每一次凶杀都是对这个世界的第一次凶杀。该隐和亚伯 ,一再重演!倘若你和你的伙伴们能明白这件事,那么在这本来就是幸福的地球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争叫嚣了!”

“那么就会有奴隶和仆人!会有对凡尔赛非人道条约卑躬屈膝的人!”

“《凡尔赛条约》!当然啰!”格奥尔格向前跨了一步,热葡萄酒的香气浓烈地在他四周散发,“假如我们赢得了战争,那么我们当然会爱我们的敌人,给他们许许多多礼物,是吗?你和你的伙伴们想把一切都并吞过来,你忘记了吗?乌克兰,布里、隆维和法国的整个铁矿和煤矿盆地?人家把我们的鲁尔区夺走了吗?没有,我们还占有它!你是否想断言,假如我们可以强迫别人接受一个和平条约,它不会苛刻十倍吗?你关于这方面的高谈阔论,我不是在1917年亲耳听到过吗?你说法国应该沦为三等国家,俄国的大片国土必须并吞过来,所有敌人都必须赔款,交出全部财产!这就是当时的你,海因里希!但是现在你跟着一道高喊什么别人对待我们不公正。你们的自我同情和你们复仇的叫嚣令人作呕!总是别人有罪!你们的自负臭不可闻,你们这些伪善者!一个人最重要的标志就在于他得对自己所做的事负责,你不知道吗?但是你们除了遭遇到这次最大的不公正外,从来没有碰到一点什么别的,你们只在一点上有别于上帝——上帝知道一切,但是你们对一切更为了解。”

格奥尔格环顾四周,仿佛醒了过来。他的脸庞现在像他的睡衣裤那么红,甚至于他的秃头也染上玫瑰红的色彩。海因里希被吓得连连后退,格奥尔格跟在他后面。他怒不可遏。海因里希继续后退。“别传染给我!”他喊道,“你把病菌吹到我脸上了!如果我们两人都得了流行性感冒,这会落得怎样的后果啊!”

“没有人会多余地死去。”我说道。

观看两兄弟吵架,实在是大开眼界。格奥尔格穿着红色的缎子睡衣裤,气得冒汗,海因里希穿着短小的晚礼服,忧心忡忡,生怕染上流行性感冒。这出戏除我以外还有莉萨在观看,她穿着印上帆船图案的晨服,冒雨把身子探出窗外。克诺普夫家的门敞开着。雨点像玻璃珠组成的门帘挂在门口。屋子里很黑,姑娘们已经开了灯。人家还会以为是瓦格纳的莱茵河女儿们在那里游水呢。木匠维尔克撑着一把大伞像个黑蘑菇漫步走过院子。海因里希·克罗尔溜走了,确实是叫格奥尔格从办公室里撵出去的。“请您用盐酸水漱漱嘴,”我在他身后喊道,“像您这类人,流行性感冒可是致命的。”

格奥尔格停住脚步笑了笑。“我多么傻呀,”他说,“仿佛这类人都会接受点教训似的!”

“你这套睡衣裤从哪儿弄来的?”我问道,“你是不是加入共产党了?”

从对面传来了掌声。莉萨在给格奥尔格鼓掌——这是对正直的纳粹党人和未来肉铺经理瓦策克的一种大胆的背叛。格奥尔格鞠了个躬,手搁在胸前。“你躺到床上,”我说,“你简直像口喷泉一样在冒汗!”

“冒汗才能康健!你瞧瞧这雨水吧!那是天在冒汗。对面那个生命穿着敞开的晨服,露出洁白的牙齿,正在欢笑呢!我们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像鞭炮那样炸裂?假如我们能正确知道什么是生命,那么我们也会炸裂的!我为什么出售纪念碑?为什么我不是一颗流星,或者是一只狮身鹰头的巨鸟,它从好莱坞上空掠过,把最漂亮的妇女从游泳池里抢来?为什么我们只能住在韦尔登布吕克,在中央咖啡馆里斗殴,而不去装备一个骆驼商队到廷巴克图并且带着桃花心木肤色的搬运夫远征到非洲的东部?为什么我们在横滨没有妓院?你回答!立即搞清这一点至关重要!为什么我们没有同紫色的鱼儿在塔希提岛红色的夜晚里举行游泳比赛?你回答!”

他伸手去拿一瓶谷物酒。“住手!”我说,“还有葡萄酒,我马上放在酒精灯上热热。现在不能喝谷物酒!你发烧了!只可喝热的红葡萄酒,酒里放印度和巽他群岛的香料!”

“好的!你热吧!但是为什么我们不亲自到好望角的群岛上去同有肉桂香味的女人们睡觉,如果我们在南十字星座下同她们交媾,她们的眼睛将会变白,她们的喊叫声将如同鹦鹉和老虎一样吗?你回答!”

酒精灯蓝色的火焰如同冒险活动的蓝光在半明半暗的办公室中燃烧。雨声像大海在呼啸。“我们已经上了路,船长,”我说着喝了一大口谷物酒,以便能跟上格奥尔格,“帆船正好通过圣克鲁斯、里斯本和黄金海岸。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本·哈桑·本·瓦策克的女奴们正从她们的房舱里往外观看并招手示意。您的水烟斗在这里!”

我从用来招待最上流经纪人的香烟盒里抽出一支雪茄烟递给格奥尔格。他点着烟,吐了几个无可挑剔的烟圈。他的睡衣裤上有深色的水斑。“在路上,”他说,“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到达那里?”

“我们已经到了。经常到达,什么地方都到。时间是个偏见。这就是生命的秘密。只是人们不知道而已。人们总是努力到达某个地方!”

“为什么人们不知道?”格奥尔格问道。

“时间、空间和原因的法则都是幻想宇宙的面纱,它挡住自由的视线。”

“为什么?”

“它们都是上帝用以阻止我们同他平等的鞭子。上帝用它们来驱赶我们通过一个幻想的全景和二元的悲剧。”

“哪个二元?”

“关于自我和世界。关于存在和生命。客体和主体已经不再是一致的。生和死就是其结局。链条叮当作响。谁拉断它,也就破坏了生和死。让我们试一试,克罗尔法学老师!”

葡萄酒冒着蒸汽。它散发出郁金香香料和柠檬的香味。我把糖加在酒里,我们喝了起来。掌声从海湾另一侧穆罕默德·本·哈桑·本·尤素福·本·瓦策克的奴隶船船舱里传来。我们鞠着躬,放下酒杯。“我们不会死吗?”格奥尔格简单而不耐烦地问道。

“只是假设,”我回答,“理论上,因为不会死的反面是会死——即已经是二元的一半。只有当幻想的宇宙面纱完全撕破,二元才会见鬼去。随后人们就回来了,不再是客体和主体,而是两者合二而一,一切问题全都消逝。”

“这是不够的!”

“还有什么?”

“人们存在着。完了。”

“这也是一对事物的一部分:人们存在,人们不存在,总还是二元,船长!我们必须跳出这个框框!”

“怎样跳?我们一开口便立即又触及另一对事物的一部分。这样下去不行!难道我们应该默默地生活吗?”

“这可能又是‘非默默地’的反面。”

“真该死!又是一口陷阱!舵手,怎么办?”

我没说话,举起酒杯。葡萄酒反射出红光。我指着雨水,从岩石样品中拿起一块花岗岩。然后我指着莉萨,指着玻璃酒杯中的反射——世界上最易逝的事物,指着花岗岩——世界上最稳定的事物,把玻璃杯和花岗岩拿走,闭起了眼睛。就在我玩弄把戏的时候,我的脊梁背上突然袭来一阵寒战。也许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有所发现?我们在痛饮中是否已经获得一把魔术的钥匙?突然一现的房间在哪里?它是否在宇宙中飘浮?世界在哪里?它是否正好通过七姐妹星团?心的红色反射在哪里?它就是北极星、轴线和中心混成的一体吗?

对面热烈地鼓掌。我睁开眼睛。一瞬间什么也看不清。一切都是平的、宽的、近的和圆的,说不出它们的名称。接着它们旋转回去,静悄悄地站着,恢复了它们的常态。这种经历什么时候有过一次?曾经有过的!我从什么地方听到过,但是我记不起来了。

莉萨在窗口摆动一瓶可可利口酒,就在这刹那间响起了门铃。我们匆忙向莉萨递了个眼色,把窗子关了起来。格奥尔格还没来得及走开,办公室的门就开了,市公墓看管人利伯曼走进来。他一眼就瞥见酒精灯、热葡萄酒和格奥尔格的睡衣裤,哇哇地叫道:“过生日?”

“流行性感冒。”格奥尔格回答。

“我表示祝贺!”

“什么事值得祝贺?”

“流行性感冒使生意兴隆。我在外面觉察到了。死人明显增多。”

“利伯曼先生,”我对这个健壮的八十岁老人说,“我们不谈生意。克罗尔先生患了可笑的重流行性感冒,我们刚才正顽强地同这疾病作斗争。您也想喝一杯药酒吗?”

“我习惯于喝谷物酒。葡萄酒淡而无味。”

“我们也有谷物酒。”

我给他斟上满满的一茶杯。他喝了一大口,然后放下他的背包,拿出四条鳟鱼,它们是用大青树叶包起来的,散发出河水、雨水和鱼的气味。

“送给你们。”利伯曼说道。

眼睛破裂的鳟鱼放在桌子上。它们的绿灰色鱼皮布满红色斑点。我们凝视着它们。死神突然又悄悄地闯入房间,房间里刚才还是永生在游动——死神悄然无语,带着生灵对凶手和饕餮者的谴责,这些人口谈和平和仁爱,却割破羔羊的喉管,让鱼类窒息,以便积聚足够的力量,继续谈论和平和仁爱。就连博登迪克这个教士和精力充沛的食肉者也不例外。

“一顿丰盛的晚餐,”利伯曼说,“特别是对您,克罗尔先生。这是病人的佳肴。”

我把这几条死鱼拿进厨房交给克罗尔太太,她像个行家左看右看。“加新鲜黄油、煮过的土豆和生菜。”她说。

我四面张望。厨房里通明透亮,亮光从锅子里反射回来,一只平底锅在咝咝作响,香味扑鼻。厨房总是给人以安慰。那种谴责从鳟鱼的眼睛里消失了。死去的生灵突然变成人们烹调的各式各样食物。看来它们似乎是为了这缘故才生下来的。我想,对于我们更崇高的情感来说,我们扮演了怎样一个叛徒的角色啊!

利伯曼捎来几个地址。流行性感冒事实上已经产生后果。人们死亡是因为他们没有许多抵抗力。战时的饥饿已经使这种抵抗力大为削弱。我突然决定,给自己找个别的职业。我对死亡已经厌烦。格奥尔格拿来他的浴衣。他坐在那里像尊冒汗的菩萨。浴衣绿得刺眼。格奥尔格在家里喜欢鲜亮的颜色。我现在突然明白刚才的谈话使我回想起什么。我回忆起伊莎贝尔不久前说过的某些话。我记不准确了,但它同欺骗的事儿有关。过去我们这里真是个骗局吗?或者是我们过去曾有过一瞬间向上帝更靠近了一分吗?

瓦尔哈拉饭店里的诗人俱乐部设在一个小房间里,房间的墙壁和天花板都贴有木板。歌德的一座半身雕像放在装着图书的一个书架上,德国古典主义作家、浪漫派作家和几个现代作家的照片和铜版画像挂在四周。这个小房间是诗人俱乐部和市里文化界名流聚会的地方。每周举行一次聚会。甚至日报的编辑偶尔也来出席,他公开受人恭维或暗中遭人憎恨,这得视他接受或拒绝稿件的情况而定。这个编辑既不高兴也不生气。他像个和蔼的大叔轻轻地穿过烟雾,受到诽谤、攻击和尊敬。只有一点大家对他是一致的:他对现代文学一窍不通。对他来说,在特奥多尔·施托姆、爱德华·默里克和戈特弗里德·凯勒之后,就是一片广大的沙漠。

除了他以外,还有几个爱好文学的地方法院顾问和退休的官员、阿图尔·鲍尔和他的几个同事、市里的几位诗人、几位画家和音乐家,偶尔还有个外人作为来宾参加。马屁精马蒂亚斯·格伦德正在向阿图尔·鲍尔献殷勤,他希望阿图尔·鲍尔出版他的《关于七个部门中死神的书》。爱德华·克诺布洛赫,俱乐部的缔造者,出席了聚会。他往房间里扫了一眼,露出愉快的神情。他的几个批评家和敌人没有到会。他坐到我的身旁,使我感到惊讶。这一点是我从那天晚上发生了鸡的事情以后所没有料想到的。“你好吗?”他充满人情味地问道,而不是用在餐厅里的那种语调。

“好极了。”我说道,因为我知道,那件事使他很恼火。

“我打算写一组十四行诗,”他说,没提那件事,“我希望你不会反对。”

“我能反对什么?我希望,十四行诗要押韵。”

我比爱德华强,因为我已经在日报上发表过两首十四行诗,他只不过发表过两首教育诗。“是一组诗,”他说,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有些发窘,“事情是这样:我想标题就叫作《格尔达》。”

“你尽管用这标题,随你——”我中断自己的话,“你说格尔达?为什么用格尔达?是格尔达·施奈德吗?”

“瞎说!很简单:格尔达。”

我怀疑地打量这个肥胖的巨人。“这究竟有何意义?”

爱德华假笑着。“一点也没有。只不过是诗人的自由。十四行诗同马戏有些关系。当然并不密切。正如你知道的,它可以使幻想栩栩如生,如果这幻想——即使只是理论上的——以具体事物为基础。”

“别做愚蠢的游戏了,”我说,“说出来吧!这有什么意义?你这冒牌演员。”

“冒牌的演员?”他假装气愤地说,“用这来称呼你倒更贴切!你不是已经装模作样,仿佛那女士就是维利那令人讨厌的女友一类的歌唱家吗?”

“从来没有。是你自己这样想的。”

“那么好吧,”爱德华说,“那件事曾使我不安。我当时跟在她后面。我发觉你在撒谎。她根本不是歌唱家。”

“究竟我对你说了没有?难道我没对你说过,她在马戏班里?”

“这个你说过。但是你讲起这事实如同在撒谎,所以我始终没有相信。而后来是你模仿另一个女士的。”

“这一切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偶然在街上遇见施奈德小姐,我问过她。这样做大概总还可以吧,怎么样?”

“要是她当面欺骗你呢?”

爱德华的娃娃脸上突然现出令人厌恶的自负的微笑,他没回答。“你听着,”我非常镇静地警告说,“这位女士不必用十四行诗去争取。”

爱德华没有反应。他继续摆出一位除了会写诗还有一家第一流饭店的诗人的优越感,而我已经预感到,格尔达会断送在他手里。“你这个流氓,”我愤怒地说,“这一切对你毫无用处。这女士几天后就要离开。”

“她不会走的,”他说,自从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看见他露出牙齿,“她的合同延长了。”

我凝视着他。这家伙知道的比我还多。“这么说你今天也碰到她了?”

爱德华说话变得结结巴巴:“偶然在今天——就是这回事!就在今天。”

从他那肥厚的双颊上可以看出他在撒谎。“原来如此,你马上产生为她献诗的灵感?”我说,“对于我这样忠实的顾客,你就是如此来进行报答?这无疑是拿把菜刀往下身砍,你这个洗盘子的家伙!”

“你们这些该死的顾客会对我——”

“你这个又爱虚荣又无能的家伙,是不是也已经把十四行诗送给她了?”我打断他的话说,“别说了,你用不着否认!我反正会见到她,你这个为脏鬼铺床的混蛋!”

“什么?怎样?”

“你的十四行诗,你这个弑母凶手!我不是教过你怎样写吗?真是忘恩负义!你起码也得有点规矩,送给她三行体诗或颂诗!但是你不这么做,你把我自己的法宝送给她,那么格尔达就会把那东西给我看,要我给她翻译!”

“但是这可能是——”爱德华结结巴巴地说,第一次失去自制。

“这可能是枉费心机,”我接着说,“女人们总是这么做的。这我知道。但是既然我把你当作饭店老板看待,我想再对你泄露点别的:格尔达有一个像赫丘利那样的兄弟,他捍卫家庭的荣誉。他已经把两个崇拜她的人打成残废。他特别喜欢打断平底脚。你恰好有一双。”

“瞎说。”爱德华说,但是我看出,尽管如此,他还是认真思考着。这种说法尽管难以令人相信,但如果有人坚定不移地坚持,总是难以摆脱的,这是我从瓦策克这个政治榜样那里学来的。

诗人汉斯·洪格尔曼走到我们沙发这边来。他是尚未出版的小说《沃丹的结局》和戏剧《扫罗》《巴德尔》以及《穆罕默德》的作者。“艺术的作用何在,伙伴们?”他问道,“你们读过奥托·巴姆布斯昨天在特克伦堡报纸上发表的劣作吗?平淡无味!鲍尔竟把这马屁精的东西印了出来!”

奥托·巴姆布斯是市里最有成就的诗人。我们大家都羡慕他。他专写幽静角落、邻近村庄、傍晚街角和自己悲伤灵魂的富有情调的诗句。他已经在阿图尔·鲍尔那里出版过两本薄薄的平装本诗集,有一本甚至再版过。洪格尔曼这个强壮的古文诗人憎恨他,但是又试图利用他的关系。马蒂亚斯·格伦德瞧不起他。我正相反,是奥托的知交。有一次他很想到一家妓院去,但是又没胆量。他盼望从那里能给他那贫血苍白的抒情诗输进较多的血液。当他看见我时,立即朝我走来。“我听说你认识马戏班的一位女士!马戏班,这是什么呀!那里的人可能是五颜六色的!你真的认识一位吗?”

“不,奥托。爱德华瞎吹牛。我只认识一位,她三年前在马戏班出售门票。”

“门票——无论如何,她在那里待过!她必定还是有点见识的,知道猛兽的气味、马戏表演台。你可以介绍我同她认识吗?”

格尔达在文学上的运气真不错呀!我瞅着巴姆布斯。他是个高个子,脸色苍白,没有下巴,视力极差,戴个夹鼻眼镜。“她在跳蚤马戏班待过。”我说。

“遗憾!”他失望地退回去。“我一定得干点什么,”他随后喃喃地说,“我知道,我所缺少的是血。”

“奥托,”我紧接着说,“不是马戏班的人可以吗?随便哪个可爱的婊子行吗?”

他摇摇他那狭小的头。“这不是那么简单的,路德维希。关于爱,我什么都知道。我指的是精神上的爱。那我已经不需要了,我自己有的是。我所需要的是热情、粗暴、野蛮的热情。紫色、发狂的遗忘。谵妄!”

他差点把自己的小牙齿咬得咯咯响。他是市郊一个小村庄的教师。在那里他当然找不到那个。在那里每个人都想结婚,或是认为奥托应该娶个会做饭、有一份好嫁妆的规矩姑娘。但是奥托不愿意。他觉得自己当个诗人就必须尽情享受。“两者——天上的和地上的爱情——兼而有之是困难的,”他悲观地说,“我觉得爱情立即使人温顺,充满着献身、牺牲和善良。同时性欲也会变得温存,使人喜爱家居。你知道,那是在每星期六晚上、星期日可以睡个够。但是我需要的只是性欲这一点,而不是别人追求的其他的一切。真遗憾,我听说,你有个玩秋千的女艺人。”

我怀着新的兴趣注视着巴姆布斯,天上和地上的爱——他都要!这种病似乎比我所想的还要严重。奥托喝了一玻璃杯车叶草柠檬水,用他那苍白的眼睛瞅着我。他可能是在盼望我会立即放弃格尔达,以便使他的艺术长出生殖器来。“我们什么时候逛一次妓院?”他悲伤地问道,“你不是已经答应过我吗?”

“快了。但这不是罪恶的紫色的藏污纳垢之所,奥托。”

“我的假期还剩下两周。然后我又得回到我的乡下去,那么一切都完了。”

“我们在这以前去。洪格尔曼也想去。为了他的新剧作《卡萨诺瓦》,他需要去。我们一道去郊游怎么样?”

“那可不行!干我这一行的,不能给人看到在那儿!”

“正因为这样,郊游才不碍事!妓院在下面房间里设有酒吧间。那里谁都可以随意进出。”

“我们当然去,”洪格尔曼在我身后说,“大家一道去。我们做一次考察旅行。纯粹科学性质的。爱德华也要一起去。”

我转过身子对着爱德华,以便拿嘲讽的酱油来泼这位自负的十四行诗厨子,但是这已经没有必要了。爱德华突然露出一副表情,仿佛见到一条蝮蛇似的。一个身材颀长的人刚才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爱德华,老朋友!”他现在友好地说,“你好吗?你高兴自己还活着,是吗?”

爱德华凝视着这个颀长的男子。“现在吗?”他费力地吐出话来。

他的脸色变得苍白。他肥胖的双颊突然垂挂下来,他的肩膀耷拉着,他的双唇、他的鬈发,甚至他的肚皮都垂下来了。顷刻间他变成一棵臃肿的垂柳了。

造成这一切的那个人叫作瓦伦丁·布施。他在爱德华生活中是仅次于格奥尔格和我的第三位鼠疫瘟神,而且不仅如此,他是鼠疫、霍乱和伤寒三位一体的瘟神。“你红光满面,我的孩子。”瓦伦丁·布施热情地说。

爱德华闷声笑笑。“外表没什么用。我的底子都叫捐税、利息和小偷扒空了。”

他在撒谎。捐税和利息在通货膨胀的时代根本算不了什么,它们在一年以后支付,实际上等于没付。它们早就贬值了。而爱德华所说的唯一的那个小偷,就是他本人。

“你这里至少还有什么可以大吃一通的,”瓦伦丁微笑着并且冷酷地回答,“佛兰德的那些可怜虫也这么想,他们已经出发来请你去。”

爱德华身子缩了下来。“瓦伦丁,这是什么意思?”他问道,“来杯啤酒?啤酒是对付炎热最好的饮料。”

“我并不太热。但是用这最好的饮料庆祝你还活着也足够了,你言之有理。给我一瓶朗根贝格产的约翰尼斯贝格葡萄酒,增加点力气,爱德华。”

“这已经卖完了。”

“没卖完。我在你的酒店管理人那里打听过了。你还有一百多瓶。多走运呀,它是我最喜欢的一种牌子!”

我莞尔。“你笑什么?”爱德华愤怒地喊叫,“笑得没道理。吸血鬼!你们大家都是吸血鬼!你们吸光我的血!你,你这个靠出售墓碑享乐挥霍的人,还有你,瓦伦丁!你们把我的血吸光啦!你们三个寄生虫!”

瓦伦丁对我眨眨眼,依然神情严肃。“那么,这就是酬谢啰,爱德华!你就这样来遵守自己的诺言!要是我知道,当时……”

他把自己的袖子管翻起来,眼睛注视着一道长长的、锯齿形的疤痕。1917年,他在战争中救了爱德华的命。那时,当炊事员的爱德华突然换了班,被送往前线。没几天,这个笨蛋有一次在无人区巡逻时就中了一颗子弹,小腿被击穿,紧接着又中了第二枪,流了许多血。瓦伦丁发现了他,把他包扎好,拖回到壕沟里。这时他自己的一只手臂也被弹片炸伤。但是他救了爱德华的性命,不然他肯定会流血过多而死。爱德华感恩不尽,当时许诺瓦伦丁可以终生在瓦尔哈拉饭店里随意吃喝。瓦伦丁伸出未受伤的左手来握手表示同意。格奥尔格和我当时都是证人。

这一切在1917年看来还是无所谓的。韦尔登布吕克很遥远,战争却近在眼前,谁知道瓦伦丁和爱德华会不会再回到瓦尔哈拉来呢?他们终于来了:瓦伦丁又负了两次伤,爱德华养得滚壮溜圆,又被派去当了炊事员。起初,爱德华真的十分感激,如果瓦伦丁来访,有时甚至拿出已经没有泡沫的德国香槟酒来招待。然而几年过去了。瓦伦丁就在韦尔登布吕克成家。以前他住在别的城市,现在他搬进瓦尔哈拉附近的一间小屋里,而且准时到爱德华这里吃早饭、中饭和晚饭,爱德华不久就非常懊悔他那轻率的允诺。瓦伦丁是个胃口很好的人,特别是因为他已经无忧无虑。爱德华本来或许还勉强可以拿粗茶淡饭来对付过去,但瓦伦丁要喝酒,他逐渐成了美食家,慢慢喜欢上葡萄酒的美味了。以前他喝啤酒,现在他只喝酒窖里取出的葡萄酒,因而当然使爱德华感到一筹莫展,这和我们用自己可怜的餐券完全不同。

“好吧,”当瓦伦丁把伤疤指给爱德华看时,爱德华绝望地说,“但是吃喝的意思是为了吃而喝,不能光是喝。光喝酒我可没有许诺过。”

“瞧你这可怜的小贩,”瓦伦丁答道,碰了我一下,“1917年他不这么想。当时是这么说的:瓦伦丁,最亲爱的瓦伦丁,你救救我,我把我所有的都给你!”

“这不是真的!我从来没有那样说过!”爱德华尖声喊叫起来。

“你从哪里得知的?当我把你拖回来时,你害怕得几乎要发疯,并且几乎因出血过多而死。”

“我不会那么说!不是那样!哪怕我马上要死了。我的性格不是那样。”

“这倒合乎情理,”我说,“吝啬鬼情愿翘辫子。”

“我的意思也是这样。”爱德华说道,他找到救兵,舒了一口气。他揩揩自己的额头。他的一头鬈发湿漉漉的,是瓦伦丁最后的威胁把他吓成这副样子的。他已经预料到为了瓦尔哈拉要打一场官司。“那么好吧,仅此一次,”他迅速地说,以免再纠缠下去,“服务员,来半瓶摩泽尔的葡萄酒。”

“朗根贝格产的约翰尼斯贝格葡萄酒,一整瓶。”瓦伦丁纠正道,并转身对着我,“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吗?”

“当然啰!”我回答。

“不行!”爱德华说,“这肯定不在协议之内!协议只适用于瓦伦丁!路德维希反正每天已经在花我的血汗钱,他是个使用贬值餐券的吸血鬼!”

“别激动,你这个阴谋家,”我反驳说,“这恰恰是一种因果报应。你用十四行诗对我进行攻击,为了这,我得用你的莱茵葡萄酒来洗我的创伤。你这个靠着你救命恩人发财的暴发户,要不要我采用阿雷蒂诺的方式对这情景写首十二行诗送给某一位女士?”

爱德华给噎住了。“我需要吸吸新鲜空气,”他愤恨地喃喃说道,“敲诈勒索犯!靠女人吃饭!你们难道从来就不知羞耻吗?”

“我们为更难办的事而羞耻,你这个善良的百万富翁!”瓦伦丁和我碰起杯来。葡萄酒味道妙极了。

“逛逛罪恶之屋的事怎样啦?”奥托·巴姆布斯问道,他腼腆地踱过我们身边。

“我们一定去,奥托。我们欠了这种艺术一笔债。”

“人究竟为什么最喜欢在下雨时喝酒?”瓦伦丁问道,重新斟了一杯,“这必定是颠倒过来了。”

“你是不是想解释一切事物?”

“当然不是。不然的话,聊些什么呢?我只不过是想到而已。”

“或许这是群居的本能,瓦伦丁。液体加上液体。”

“可能是。但是我在雨天也常常小便。这至少是奇怪的。”

“你小便多是因为你喝得多。这有什么奇怪呢?”

“对。”瓦伦丁轻松地点点头,“这我没有想到。战争发生得多,是因为人生得多的缘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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