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格奥尔格说道，“王八像只可食的家畜，一只鸡或一只兔子。一个人只要本人不识这家畜，吃起来总是津津有味。但是，假如一个人同这畜生一道长大，一道嬉耍，饲养并照料它，那么，只有野人才会用它做成烤肉。因此，最好永远不要认识王八。”

我用手指着桌子，一声不吭。桌上，在岩石样品之间，放着一段红颜色的粗香肠——马肉香肠，那是瓦策克送的，是他在早晨给我留下的。“你吃吗？”格奥尔格问道。

“我当然吃。在法国，我吃过更差的马肉。但是你别支支吾吾！那里放着瓦策克的馈赠。我进退两难。”

“那只是由于你对这种把戏感兴趣而引起的。”

“好的，”我说道，“我坦率地承认。无论如何，我救了你的命。科纳斯曼老太太必定会继续盯梢。这件事你看是否值得？”

格奥尔格从橱里拿出一支巴西雪茄。“瓦策克现在认为你是他的弟兄，”他回答，“这是不是你内心的矛盾？”

“不。他还是纳粹党人——这又把单方面的兄弟情谊抵消了。所以我们保持原状。”

“瓦策克也是我的弟兄，”格奥尔格说着，把巴西雪茄的白烟往卡塔琳娜彩画石膏像脸上吹去，“莉萨骗他，同样也骗我。”

“这是你现在虚构的？”我惊异地问。

“一点也不。她从哪里弄来这些衣服？瓦策克作为丈夫，在这方面可没有操过心，那么大概是从我这里弄去的？”

“你？”

“我没问她，是她自己告诉我的。她说她不喜欢在我们之间存在欺骗行为。她说话诚恳，不是开玩笑。”

“而你呢？你用你幻想中和你画报上的虚构人物欺骗她。”

“当然。究竟什么叫欺骗？这个词只有那些正在遭遇什么事的人才使用。感情同道德什么时候起才会相互联系？关于这方面，我在这里，即在暂时性的象征中，没给过你战后的教育吗？欺骗——对于那细微的最后的不满，对于更多、越来越多的追求来说，是个多么粗俗的字眼——”

“是赠送的！”我打断他的话，“刚才在外面，你看到头上带着个肿块进门来的那个短腿、健壮的汉子，就是才洗过澡的屠夫瓦策克。他的头发才剪过，白兰洗发水还未干。他想讨好他的妻子。你就无动于衷吗？”

“当然，但是他永远不会叫他妻子喜欢的。”

“那么她为什么嫁给他呢？”

“那是六年前的事。她在战时嫁给他，当时她忍饥挨饿，而他又能弄到许多肉。”

“为什么她不跟他分手？”

“因为他威胁她，要是那样他就把她一家人全杀死。”

“这一切是她告诉你的？”

“是的。”

“天哪，”我说，“你就相信！”

格奥尔格吐出烟雾，吹成一个精巧的烟圈。“你这个玩世不恭的人，一旦到了我这样的年纪，但愿你也会发现，‘相信’不仅令人愉快，而且往往甚至是合乎事实的。”

“好的，”我说道，“但是，瓦策克的宰马刀怎样？科纳斯曼寡妇的眼睛又如何？”

“伤脑筋，”他回答，“瓦策克是个白痴。他日前的生活比以前更好，由于莉萨要欺骗他，因而对他也好些。你等着瞧，要是她重新忠实于他，对他发泄自己的怨气，那他必定会大喊大叫的。现在嘛，一道吃饭去！我们有的是时间来考虑这件事。”

爱德华看见我们，好比当头挨了一棒。美元牌价已经接近万亿，而我们似乎还有用之不尽的餐券。“餐券是你们自己印的！”他坚持说，“你们伪造有价证券！你们秘密印刷！”

“我们餐后想要一瓶福斯特·耶稣伊滕加滕的葡萄酒。”格奥尔格一本正经地说。

“为什么在餐后？”爱德华狐疑地问，“又搞什么名堂？”

“你最近几个星期供给的饭菜不值得配这种酒。”我解释说。

爱德华拉大嗓门说：“用去年冬天的餐券就餐，少得可怜的六千马克一顿，餐后还提一大堆意见，太无法无天了！得喊警察来！”

“你去喊吧！还有一句话，我们只在这儿吃饭，葡萄酒到霍亨索伦饭店去喝！”

爱德华做出一副要气炸的样子，可是因为葡萄酒的缘故，就克制着自己。“胃溃疡，”他喃喃自语，迅速地离开，“为了你们，我得了胃溃疡！现在我只可以喝牛奶！”

我们坐了下来，环顾四周。我内心有愧，偷眼窥视格尔达，可是没有发现，却快活地狞笑着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正穿过大厅中央朝我们踱来。“你瞧，我看见什么人了？”我问格奥尔格，“里森费尔德！又到这里来了！只要谁念念不忘……”

里森费尔德跟我们打了个招呼。“您现在来，正是致谢的好时候，”格奥尔格对他说，“我们这位年轻的唯心主义者，昨天为了您而与人决斗。美国式的决斗，刀子对大理石块。”

“什么？”里森费尔德坐下来，叫了一杯啤酒，“为什么？”

“瓦策克先生，就是您用鲜花和夹心巧克力糖追求的那个莉萨的丈夫，以为这些事都是我的伙伴干的，因而手持长刀埋伏着等候他。”

“受伤了？”里森费尔德简短地问道，一边打量着我。

“只有他的鞋底，”格奥尔格说，“瓦策克受了轻伤。”

“你们又撒谎了？”

“这一次没有。”

我佩服地瞅着格奥尔格。他太放肆了。但是要敲打里森费尔德是不容易的。“他必须走！”他像个罗马皇帝一样作出决定。

“谁？”我问道，“瓦策克？”

“您！”

“我？为什么不是您？或是你们两个？”

“瓦策克必然还要斗下去。您是个天生的牺牲品。他不会进攻我们的。我们头都秃了。就是说，您必须走。明白吗？”

“不。”我说道。

“您反正不是想走吗？”

“那不是为了莉萨的缘故。”

“我是说‘反正’，”里森费尔德说，“您不想到大城市去过放荡不羁的生活？”

“干什么事呢？大城市不可能白白养活人。”

“在柏林当报社职员。开始时，赚的钱不会很多，但是够您维持一般的生活。然后您可以再看情况。”

“什么？”我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说道。

“您几次问我能否为您找个事做！现在，里森费尔德有了关系。我为您找到工作。因此顺路来一下，您可以在1924年1月1日开始工作。职位低下，但是在柏林，行吗？”

“住嘴！”格奥尔格说，“他在这里聘期五年。”

“那么他用不着解约就可以走。谈定了？”

“他的薪水多少？”格奥尔格问。

“二百马克。”里森费尔德慢条斯理地回答。

“我想这魔术变错了，”我恼火地说，“您就喜欢捉弄人？二百马克！哪儿还有这样令人发笑的数目？”

“这样的数目又有了。”里森费尔德说。

“是吗？”我问，“在哪里？在新西兰吗？”

“在德国。黑麦马克。没听说过？”

格奥尔格和我面面相觑。曾经谣传过，说要实行新的币制。据说，一马克的价值相当于一定数量的黑麦。但是在这些年里，谣言多如牛毛，令人难以置信。

“这次是真的，”里森费尔德说，“我的消息绝对可靠。之后黑麦马克将换成一种金马克。政府就是后台。”

“政府！它对货币贬值负有责任！”

“可能是。但是现在情况不同。政府已经没有债务。一万亿通货膨胀马克相当于一个金马克。”

“而金马克又会走下坡路，不是吗？那么这场舞蹈还会重演一次。”

里森费尔德喝光他的啤酒。“您愿意不愿意？”他问道。

饭店似乎骤然寂静无声。“好吧。”我说，这话仿佛是坐在我身旁的什么人说的。我不敢抬头去看格奥尔格。

“这才是明智的。”里森费尔德说。

我看着台布。它似乎在游动。后来我听到格奥尔格说：“服务员，马上把福斯特·耶稣伊滕加滕的葡萄酒送来。”

我朝上望着。“你救过我们的命，”他说，“所以才这样！”

“我们？为什么是我们？”里森费尔德问。

“永远不会单独救一条命的，”格奥尔格沉着地说，“它总是和另几条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时刻已过去。我感激地凝视格奥尔格。我背叛了他，因为我不得不背叛他，而他对此是谅解的。他留了下来。“你以后来看我，”我说道，“我给你介绍柏林上流社会女士和电影演员。”

“孩子们，这都是以后的事，”里森费尔德对我说，“葡萄酒在哪里？我刚才救了您的命。”

“在这儿究竟谁救了谁？”我问道。

“每个人都救过一次别的什么人，”格奥尔格说道，“正如他也杀过一次别的什么人一样，即使他对此毫无所知。”

葡萄酒放在桌上。爱德华来了。他脸色苍白，心神不宁。“你们也给我一杯。”

“给我滚！”我说道，“寄生虫！我们的葡萄酒我们自己来喝。”

“不是这样。这瓶酒算我的。我来付钱。但是请你们给我一杯。我得喝一点。”

“这瓶酒你想付钱？你考虑一下你在说什么！”

“我是这样说的。”爱德华坐下来。“瓦伦丁死了。”他说。

“瓦伦丁？他究竟害了什么病？”

“心脏病。刚才有人打电话告诉我。”

他伸手抓了一杯酒。“你这恶棍，你想喝酒庆贺？”我愤怒地说，“因为你把他摆脱了？”

“我对你们发誓，不！不是因为这样！他确实救过我的命。”

“什么？”里森费尔德说，“也救过您？”

“当然救过我，否则还有谁呢？”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里森费尔德问，“我们是救命人的俱乐部了。”

“这是时代造成的，”格奥尔格回答，“在这些年代里，许多人被救，许多人没有得救。”

我凝视着爱德华。他的眼眶里确实噙着泪水，但是谁知道他呢？“我不相信你，”我说，“你盼望他早死！我经常听你说的。你想节省你那该死的葡萄酒。”

“我向你们发誓，不！有时，别人怎么说，我也跟着说。可是不是认真的！”爱德华眼眶里的泪珠变得更大，“他的的确确救过我的命。”

里森费尔德站起来。“我听够了这种救命人的无稽之谈！您下午在办公室里吗？好吧！”

“您别再送花来，里森费尔德。”格奥尔格警告说。

里森费尔德示意拒绝，带着一副难以形容的面孔走了。

“让我们为瓦伦丁喝一杯，”爱德华说，他的双唇在颤动，“谁会想到呢！整个战争他都熬过来了，而现在却突然躺在那儿，一秒一秒地躺着。”

“你已经那么伤感，这是对的，”我答道，“去拿瓶你从来舍不得给他的葡萄酒！”

“是的，来瓶约翰尼斯贝格的高级葡萄酒。”爱德华热情地站起身，蹒跚地走开。

“我相信他真的难受。”格奥尔格说。

“真的难受，而且真的松了一口气。”

“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不能再有更多要求了。”

我们坐了一会儿。“转眼工夫发生了不少事，不是吗？”我最后说道。

格奥尔格看着我。“干杯！你迟早要走。而瓦伦丁呢？他已经多活了好几年，大家原来猜想他只能活到1917年。”

“我们每个人都多活了好几年。”

“是的，因此我们得有所作为。”

“我们不是这么做的吗？”

格奥尔格笑了。“假使一个人在一刹那间除了正在做的事以外，没有任何希求，那就照做。”

我敬了个礼。“那么我这个人是成不了什么的，你呢？”

他眨眨眼睛。“来，别等爱德华回来，我们先走。让他的葡萄酒见鬼去吧！”

“温柔的人儿，”黑暗中我对着墙说，“温柔的和粗野的人儿，就像含羞草和鞭子，我多么愚蠢，想占有你！风可以关起来吗？那么，它会变成什么？废气。去吧，走你的路，到剧院和音乐会去，嫁给一个预备军官兼银行经理，一个通货膨胀的胜利者，去吧，青年时代，你只离开想离开你的人，飘扬可又捕捉不住的旗子，蓝天下的船帆，海市蜃楼，形形色色话语的游戏，去吧，伊莎贝尔，去吧，我姗姗来迟的青年时代，你是补来的，经过一次战争又被夺回，你见识太多，过于早熟，去吧，两者都去，我也要去，我们相互之间无可指摘，方向不同，但这也只是表面现象，因为人无法欺骗死神，只能经受死神考验。别了！每天，我们向死亡迈得更近一点，但是我们每天也活得长一点，你们把这教给我，我绝不把它忘记，世上没有灭亡，谁不想攫取任何东西，将占有一切。别了！我用空闲的双唇吻你们，我用我的臂膀拥抱你们，可它们抓不住你们。别了，别了，你们在我心中，只要我没忘记你们，你们就将长存……”

我手里拿着一瓶罗特谷物酒，坐在林荫大道最后一条长椅上，从这儿望去，精神病医院尽收眼底。一张三十瑞士法郎硬通货的支票在我口袋里窸窣作响。奇迹终于发生：两年来我接连不断给一家瑞士报社寄去诗稿，它在一次狂热之中采用了一首诗，并立即给我寄来支票。我到银行去打听，情况果然不错。银行经理立即表示愿意按黑市马克比值支付给我。我的支票放在胸口口袋里，靠着心脏。它晚来了几天。否则我可以用它来购买一套衣服和一件白衬衣，因而可以在特霍芬母女面前显示自己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完了！十二月的风在呼啸，支票窸窣作响，我坐在这儿下面，身穿一套虚幻的黑礼服，足登一双卡尔·布里尔还未给的虚幻的漆皮鞋，在赞美上帝，崇拜你，伊莎贝尔！我胸口口袋里一条精细亚麻手帕在飘动，我是个漫游途中的资本家，若是我愿意，红磨坊夜总会就屈服在我面前，无所畏惧、永不知足的酒徒所喝的香槟酒、上士克诺普夫用来赶跑死神的饮料在我手里闪着光亮。我对着灰墙，在那后面同你畅饮，伊莎贝尔，青年时代，在这后面，同你母亲，同上帝的司库博登迪克，同理智的少校韦尼克，同一片混乱以及永不休止的战争一道畅饮，我饮着，望着对面，我左前方是县产科医院，那里有几扇窗户依然发出亮光，母亲们在生产，此刻我才注意到，它与精神病医院靠得如此之近，同时我认识它，也应该认识它，因为我就出生在这医院里，况且直至今日几乎没有想到过它！向你致敬，你这可爱的产科医院，多产的蜂巢，我母亲被送到你那里，因为我们贫苦，未来接生员进行实习时，在那里可以免费生产，因此，在我诞生时我已经为科学服务过！敬礼，不知名的建筑师，是他把你建筑在另一建筑物的附近，意义多深远呀！他如此做，大概没有讽刺的用意，因为世界上最诙谐的笑话，往往出自最严肃的显要人物之口。无论如何，让我们庆祝我们的理智，但不可对它过于自豪，过于自信！你，伊莎贝尔，重新得到理智这一危险的礼物，而上面坐着韦尼克，正为自己做对了而沾沾自喜。但是每做对一次，就向死亡靠近一步。谁总是做得对，就变成一块黑色方尖碑！一块纪念碑！

酒已喝完。我把酒瓶尽可能扔得远远的。它落到松软的犁过的田地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我站起来。我喝够了，准备好去红磨坊。今天，里森费尔德在那里举行一次告别救命恩人的四人晚宴。格奥尔格、莉萨要去，另外加上我，我个人还得跟一些人话别，此外，我们大家将隆重举行一次盛大的告别会——与通货膨胀告别。

夜阑人静，我们像喝醉酒的丧葬队伍沿着大马路走动。稀疏的路灯闪烁。我们提前一些把今年送进坟墓。维利和勒妮·德拉图尔加入我们的队伍。维利和里森费尔德两人发生剧烈争论：里森费尔德发誓通货膨胀已经结束，即将使用黑麦马克，维利表明那样他会破产，因而不能发生那种事。勒妮·德拉图尔对此默不作声。

远处，我们看见第二支队伍在刮着风的黑夜中移动。他们顺着大马路朝我们走来。“格奥尔格，”我说，“我们得让女士们留在后面！看来他们是来寻衅的。”

“好吧。”

我们来到新市场附近。“你若看到我们吃败仗，立即跑到马茨咖啡馆，”格奥尔格吩咐莉萨，“你去打听博多·莱德霍泽歌咏俱乐部，就说我们需要他们。”他转身对里森费尔德说：“您最好装成和我们不是一伙人。”

“你给我躲开，勒妮，”在她身旁的维利说，“别靠近出事地点！”

另一支队伍已经靠近。人人穿着长筒靴，这是德意志爱国者巨大的希望。他们中除了两人以外，都没超过十八至二十岁。他们人数比我们多一倍。我们相互擦身而过。“这条红狗我们见过！”一个人突然叫喊起来。维利的头顶在黑夜中闪闪发亮。“还有那个秃头！”另一个叫着，把手指向格奥尔格，“上呀！”

“走，莉萨！”格奥尔格说。

我们看到她的鞋跟在转动。“这些胆小鬼要去喊警察。”一个脸色像小面包那样蜡黄的戴眼镜的家伙喊道，并想跟在莉萨的后面。维利伸出一条腿，这个人就跌倒在地。紧接着我们投入战斗。

我们一共五人，不包括里森费尔德。实际上只有四个半人。赫尔曼·洛茨只能算半个，他是一道打过仗的伙伴，左臂已经截肢。他和另一个一道打过仗的小克勒在中央咖啡馆加入我们的队伍。“注意，赫尔曼，当心，别摔倒！”我嚷道，“你待在中间。而你，克勒，要是跌倒在地上，你就咬人！”

“掩护背后！”格奥尔格下了命令。

命令本是好的，但是此时我们的背后掩护是马克斯·克莱因时装店的大橱窗。这帮怀着爱国主义的德国人向我们冲击，哪个愿意被挤进橱窗里去呢？那样，背部会给玻璃碎片刮伤，而且还有赔偿商店损失的问题。若是我们坐在玻璃碎片里，那么赔偿就是我们的事。我们无法逃走。

我们暂时紧挨在一起。橱窗半明半暗，从这儿观看我们的对手相当清楚。我认出其中一个较年长的，他是在中央咖啡馆和我们吵过架的人当中的一个。按照擒贼先擒王的道理，我对着他喊：“过来，你这个长着耳朵的屁股！”

他没想到这点。“把他拉出来！”他命令自己的队伍。

三个人向前扑来。维利猛揍一个人的头部，使他跌倒在地。第二个人有一根橡皮棍，他用它打我的手臂。我碰不到他，但是他却能打到我。维利眼明手快，跳到前面，打得他的手臂脱了臼。橡皮棍落在地上。维利想去捡它，被奔过来的人一下撞倒。“克勒，抓住棍子！”我喊道。克勒扑到在地上打成一团的人堆中，维利穿着浅灰色西服正在那里战斗。

我们作战的阵列被突破。我被人一推，飞向橱窗，窗玻璃震得咯咯响。幸好安然无恙。我们上面的窗子敞开着。在我们身后，马克斯·克莱因那些衣着漂亮的木偶从幽深的橱窗里盯着我们。它们穿着最新式的冬季时装，一动也不动，宛如古日耳曼人的女人们奇特的哑巴形象，她们正从自己的车营中给战士们鼓劲。

一个长着疱疹的大个子年轻人卡住我的喉咙。他散发出鲱鱼和啤酒味，他的头紧靠着我，仿佛要吻我。我的左臂挨了棍子一击，此时还在发麻。我想用右拇指去抠他的眼睛，但是他的头紧紧贴在我的面颊上，阻止我抠，仿佛我们是两个反常的情人。他站得离我太近，我无法移动，因而他使我束手无策。正当我上气不接下气，用尽最后一点力气试图朝下滑落的时候，我看见有样东西，它就像我正消失的感官的幻觉出现在我眼前：一株盛开的天竺葵突然从有疱疹的头颅那里长出来，宛如长自一堆特别具有生殖力的粪便里。同时，他的眼睛略带惊愕的表情，抓住我喉咙的手松开，花盆碎片在我们周围纷纷落下，我身子沉下去，摆脱开，又迅速站立起来。我觉察到一声清脆的噼啪声响，我从下面抓住他的下颌连同头颅，他慢慢跪了下来。说来真奇怪，从上向下对着我们抛来的天竺葵根，紧紧地缠住害疱疹的日耳曼人的脑袋，以至他头上罩着花跪下来。他的模样活像他那些以牛角作头饰的老祖宗可爱的子孙。他肩膀上留着两块绿色陶器的碎片，犹如被打坏的钢盔残片。

这是个很大的盆，但是这位爱国者的头颅似乎是铁做的。我感觉到他在跪着时还企图伤害我的生殖器，我抓起连根带泥的天竺葵，把泥巴往他眼睛上砸。他松了手，揉着眼睛，由于我用拳头奈何不了他，所以我用脚踢他的生殖器。他蹲下身来，两只手垂下去护着。我再次将粘泥带沙的天竺葵根对着他的眼睛砸去，并等待着他重新抬起双手，以便我再一次重复我的全部动作。但是他却把头低下来，仿佛东方人在鞠躬。紧接着的一刹那间，我周围的一切在嗡嗡作响。我一不留神，侧面挨了狠狠一击。我缓缓地顺着橱窗滑下去。一个披着海狸皮大衣高大的模特儿瞪着描过的眼睛，无动于衷地凝视着我。

“冲到厕所那边去！”我听到格奥尔格的声音。他是对的。我们需要有更好的背部掩护。可他说得倒轻巧，我们已经被逼得动弹不得。对方已经从某个地方请来援兵，看来我们将被打破脑袋，倒在马克斯·克莱因的时装模特儿当中。

刹那间，我看到赫尔曼·洛茨跪在地上。“帮我把袖子松开！”他气喘吁吁地说。

我迅速动手，把他的外衣左侧袖子向上卷。发亮的假手臂露了出来。它是个镍支架，一只戴上黑手套的钢制假手固定在支架的下端。赫尔曼因而有个绰号叫“铁手格茨·冯·贝利欣根”。他迅速把手臂从肩上卸下来，然后用真手抓住假手，站了起来。“让开！格茨来了！”我从下面大叫。格奥尔格和维利马上腾出地方让赫尔曼通过。他左右挥动假手臂，犹如挥动打禾棒，头一棒就打中一个头目。对方进攻的人顷刻间退了回去。赫尔曼跳到他们中间，转动自己的身子，把假手臂伸得远远的。紧接着他转动手臂，以便紧紧握住肩膀部分，用钢制的假手猛打。“走！到厕所那边去！”他喊道，“我掩护你们！”

赫尔曼用假手揍人的情形非同寻常。我经常看到他用这种方式打架，但是我们的对手没有见过。他们以为是魔王撒旦来到他们中间，愣着站了一会儿，这给我们创造了机会。我们突了围，朝新市场的厕所奔去。在奔跑中，我看见赫尔曼往第二个头目张大的嘴巴上狠狠地揍了一下。“走，格茨，”我叫道，“跟我们来！我们已经突围了！”

赫尔曼再次转动身子。他那松开的外衣袖子在身子周围飘动，为了保持身体平衡，他的手臂残留部分剧烈抖动着，两个穿长筒靴来拦路的，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一个人的下颌挨了一击，另一个人看到黑假手对着自己砍来，惊恐万状地尖叫起来，捂住自己的眼睛跑开了。

我们到达漂亮的四方形的砂岩建筑物，以女厕所的一侧为工事据守。这一侧比较容易防御。而男厕的一侧，人们可以通过小便处入内，袭击我们的背部，女厕窗子则又小又高。

对方追了上来。他们现在至少有二十人，他们得到其他纳粹组织的支援。我看见有几个人穿着粪便色似的制服。他们企图从克勒和我站着的一侧突破。但是在拥挤中，我发现我们的援兵从后面来了。一秒钟后，我看到里森费尔德用折叠公文包——我希望包内放的是花岗岩样品——朝某人打去，而勒妮·德拉图尔脱去一只高跟鞋，抓住鞋掌，用鞋跟打人。

我在观看时，有个人用头对着我的肚子撞来，我肚子里的空气扑哧一声从嘴里冲了出来。我左右挥打，显得软弱无力，但仍然是野蛮的，一种熟悉的奇特的感觉不知从何而来。我下意识地抬高一只膝盖，因为我等待着这头冲撞的公羊再来。就在这时，我看到一幅在这处境中所能想象到的最为美妙的景象：莉萨像萨莫色雷斯岛上的胜利女神越过新市场冲上来，她身旁是博多·莱德霍泽，莱德霍泽的后面跟着歌咏俱乐部成员。在同一刹那间，我又发现那头冲撞的公羊，看见里森费尔德的公文包像一面黄旗降落下去。同时，勒妮·德拉图尔闪电似的朝下猛砸，那头冲撞的公羊跟着号叫一声。勒妮用将军的嗓音大喊：“立正，猪猡！”一部分进攻的人不由自主吓了一跳。随后歌咏俱乐部的人投入战斗，我们得救了。

我站立起来。突然寂静无声。进攻者已经逃之夭夭。他们拖走了他们的伤员。赫尔曼·洛茨走了回来。他像个半人半马的怪物追赶逃跑者，还用铁手揍了一个人一记耳光。我们离开时也好不了多少。我头上弄了个像梨子样的肿块，我还觉得自己的手臂已经骨折，事实上不是。此外，我真想呕吐。我酒喝得太多了，肚子被撞了几下觉得很不舒服。记不清楚的回忆又在折磨我。这究竟是什么？“我真想要杯酒。”我说。

“酒会给你的，”博多·莱德霍泽回答，“趁警察还没到，你们现在来吧。”

霎时间，响起一声清脆的噼啪声。我们吃惊地转过身子。莉萨打了某个人。“你这该死的酒鬼！”她平心静气地说，“这就是你对家里和老婆的关心。”

“你……”那人咕噜着。

莉萨的手第二次打下去。此刻，我的记忆结节才突然解开。瓦策克！他站在那儿，怪模怪样地抓着自己的屁股。

“我的丈夫！”莉萨对着新市场那边说，“我就和这样的东西结了婚呀。”

瓦策克没吭声。他淌着血。他额头上被我打伤的伤口，现在又裂开了。血又从头发里汩汩流出。“是您打的？”我低声地问里森费尔德，“用公文包？”

他点点头，仔细端详瓦策克。“真是狭路相逢啊。”他说。

“他屁股上怎么了？”我问道，“为什么他抓得紧紧的？”

“给马蜂蛰的，”勒妮·德拉图尔回答道，把一根长长的帽针又插在她发卷上一顶冰蓝色天鹅绒小帽上。

“我向您致敬！”我在她面前欠欠身子，接着就朝瓦策克走去。“原来如此，”我说，“现在我知道谁用脑袋撞我的肚子！这就是对我好心好意教您如何生活的报答吗？”

瓦策克盯着我。“是您？我没把您认出来！我的天哪！”

“他从来不认人的。”莉萨挖苦地说。

瓦策克显露出一副苦相。这时我发觉他真的听从了我的劝告。他把头发理得短短的——结果使里森费尔德得以更狠地给他一击——他甚至穿上一件洁白的新衬衫，但是他所做的一切，无非使他身上的血迹比其他人更加清晰而已。他真是个倒霉鬼！

“回家去！你这个酒鬼，好斗的公鸡！”莉萨说着就走。瓦策克乖乖地跟在她后面。他们漫步经过新市场，一对孤独的夫妻。没有人跟着他们走。格奥尔格帮助洛茨把他的假手臂勉强再弯曲回去。

“你们来，”莱德霍泽说，“我们还可以在酒馆里喝酒，小范围的聚会！”

我们同博多以及他的歌咏俱乐部成员坐了一段时间。后来我们回家去。灰蒙蒙的早晨已经悄悄来临。一个报童走过来。里森费尔德向他招招手，买了一张报纸。报纸头版是大号铅字：

通货膨胀结束！一万亿马克变成一马克！

“怎样？”里森费尔德对我说。

我点点头。

“孩子们，我破产可能成了现实，”维利说，“我还做卖空投机。”他忧郁地看着他的灰色西服，然后瞧瞧勒妮。“哎，来得快，去得快——钱是什么，嗯？”

“钱非常重要，”勒妮冷淡地说，“特别是当人们没有的时候。”

格奥尔格和我沿着玛利亚大街走着。“奇怪，瓦策克挨了我和里森费尔德痛打，”我说，“而没挨你打。要是你和他打，那才更自然。”

“已经很自然了，但还不是更合理。”

“更合理？”我问道。

“含义错综复杂。现在我太累，懒得去探讨。秃头的男子不应该相互斗殴。他们应当侃侃而谈。”

“那么你的生活一定非常寂寞。这年代就是好斗。”

“我不相信。可怕的狂欢节已经结束。今天难道不像是宇宙性的圣灰礼仪日？一个大肥皂泡已经破裂。”

“还有？”我问道。

“还有？”他说。

“会有人吹个新的、更大的肥皂泡。”

“或许。”

我们站在花园里。乳白色的晨曦灰蒙蒙地弥漫在十字架碑周围。克诺普夫最小的女儿出现了，她没有睡够。她在等候我们。“我父亲说，你们用十二万亿马克可以再把那块墓碑买回去。”

“请您告诉他，我们出八马克。而这价格只维持到今日中午。钱将越来越少。”

“什么？”克诺普夫从他卧室往外问道。他已窃听到了。

“八马克，克诺普夫先生。今天下午只剩六马克。钱在下跌。谁会预料到呢，对吗？而不是上涨。”

“墓碑我情愿永远留着，你们这些该死的盗尸者！”克诺普夫沙哑地尖叫着，“砰”一声关上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