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6月5日，我在卢坦达医院出生，在我前头出生的孩子有九个，后面还有十二个，我属于中间那拨。这二十二个孩子当中，有十七个活了下来，其中又有四个在婴儿期便夭折了，剩下我们十三个支撑起了这个家庭。

母亲生我时难产，这是我后来才得知的。我们母子都差点丧命。一大群亲戚在医院外排队等待至凌晨，他们焦灼地祈祷，希望我们母子平安。

我出生后，母亲便被送去进行为期几周的康复治疗。没有母亲陪伴的日子，我被留在医院里，那时我没有名字，因为未曾受洗，直到母亲康复后我才被带去了教堂。

是母亲最早意识到我哪里出了问题。那是在我四个月大的时候，母亲发现每当她试着喂我食物，我的脑袋都会向后倒下去。她把手垫在我的脑后，稳住头部，希望以此来纠正我。然而一旦她的手拿开，我的脑袋又会倒过去。那是最早的预警信号。之后随着我长大，母亲又发现了其他一些症状：她常常看到我的双手攥紧拧在身后；我的嘴巴无法含住奶瓶的奶嘴，即使我当时的年纪那么小，我也会把嘴巴闭得紧紧的，让母亲不能分开它们，而有时又会突然无力地松开，整个嘴巴便歪斜到一边。六个月的时候，我还无法自己起身，除非把山一样的枕头堆在我身旁；到我十二个月的时候，情形依然没有好转。

出于担忧，母亲把这一切告诉了父亲，他们当机立断，带我去看了医生。当时我一岁多一点，被父母带着穿梭于医院和诊所，他们确信我一定是哪里出了毛病，虽然无法理解或说得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这一切都实实在在地困扰着他们。

几乎每个见到我并给我做过检查的医生，都认定我患了某种怪病，已经没有治愈的希望了。很多医生小心翼翼地告诉母亲，我患的是某种大脑功能障碍，并会长期如此。对于一位已经养育了五个健康孩子的年轻母亲来说，这是个沉重的打击。医生们坚持母亲不应该对我抱有荒谬的信心，他们试图说服她，对于我的情况，他们已经无能为力了。

母亲拒绝接受这样的事实，这毋庸置疑的事实——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我无法被医治、不能被拯救、已不被希望眷顾。她不能也不愿相信，我是一个傻子——医生就是这样告诉她的。在这个世上，她找不到一丝希望，哪怕是一丁点的证据证实她的信念：尽管我的身体残疾，我的大脑却是健全的。不断地有医生和专家劝她接受现实，她却始终拒绝。我想也许她并不清楚自己的信念从何而来，她只是秉持着这样的信念，丝毫不为医生的话所动。

母亲发现医生没有给她任何帮助，他们除了告诉她不要对我抱希望，就是让她忘记我是一个鲜活的生命，而仅仅当作一个需要被喂养、清洗，然后就丢在一边的小东西。这时母亲当即决定靠自己来应对这一切。我是她的孩子，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无论我是多么迟钝、无论我长大后怎样残疾，母亲都下决心要把我和其他孩子一样看待。她不想让我成为被藏在里屋的“奇怪小孩”，或访客到来时总是讳莫如深的那一个。

对我未来的人生来说，这无疑是个十分重大的决定。它意味着母亲将会永远陪伴在我身边，帮助我对抗漫长来日的所有艰难，在我被击垮的时候鼓舞我，给予我新的力量。但这对母亲来说并不容易，因为亲戚朋友都不赞成她这样做。他们认为应该给予我善意与同情，但却不应该太过认真，那一定会是错的：“这是为你自己好，”他们告诉母亲，“如果你有时间照看其他孩子，就不要把精力花在这个孩子身上；到最后他只会让你伤心。”幸运的是，父母始终不为这些言辞所动。母亲不仅在口头上表示我不是傻子，她更是用行动去证实。这并非出于一种固执的责任感，而是出于爱。母亲也因此最终获得了成功。

此时，除了我这个“麻烦的孩子”，母亲还有五个孩子要照料，尽管如此，这还远远算不上一大家子。我有三个哥哥：吉姆、托尼、帕蒂，还有两个姐姐：莉莉和莫娜，他们都年纪尚小，彼此之间相差不过一岁左右，年龄像台阶般错落有致。

四年一闪而过，我已经五岁，但却仍像新生儿一样生活不能自理。父亲外出建造房子，为我们挣来面包和黄油；母亲则一点一点地、耐心地拆掉那堵仿佛横亘在我和其他孩子之间的墙。她慢慢地、耐心地越过悬挂在我头脑中的那层厚厚的窗帘。这是一份艰难的，常常令母亲伤心的工作，因为她从我这儿得到的回馈，往往只是一个不明确的笑容，或是模糊的咯咯声。我不会说话，甚至连咕哝声都不会发出。我也不能靠自己起身，更不用说走路了。但我也并不是完全不能动弹。除了睡觉以外，我似乎总是在做出各种动作，夸张的、困难的，蛇形的动作。我的手指不停地扭动或痉挛，胳膊向后扭作一团，然后突然弹开。我的脑袋倒向一边。我就是这样一个奇怪的、患病的小东西。

母亲告诉我，有一天，在楼上的房间里，她花了几个小时坐在我身边，给我看一本故事书里的图画。这本书是去年圣诞节时圣诞老人送我的，母亲告诉我那些动物和花朵的名字，让我跟着她念，我却总也学不会。她陪着我说话、欢笑，几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最后她靠近我，轻轻地在我耳边说：

“克里斯[1]，你喜欢它们吗？你喜不喜欢这些熊、猴子，还有这所有漂亮的花朵？如果你喜欢，就点点头，像个好孩子那样。”

但我没有任何反应表示我听懂了她的话。她的神情中充满了希望，把脸靠在我的脸上。突然间，不由自主地，我伸出手紧紧拽住了母亲堆落在脖颈间的一缕深色卷发。母亲轻轻地松开我攥紧的手指，她的头发还缠绕在我手上。

母亲转身离开，不顾我好奇的目光，走出房间，哭了起来。房门在她身后关上了。一切都是如此令人失望。大概亲戚们说的是对的：我是个傻子，没有人能帮得了我。

这时他们谈起了一家机构。

“绝不行！”听到这样的建议，母亲几乎是厉声回绝，“我知道我的孩子不是傻子。残疾的是他的身体，不是他的脑子。我很确定。”

确定吗？然而她在心底向上帝祷告，希望能出现一些征兆证实她的信念。她很清楚，相信是一回事，得到证实却是另一回事。

如今我五岁了，却没有任何迹象能证明我的智力。我对一切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兴趣，除了我的脚趾——特别是左脚的脚趾。尽管我每天在生活上的需求很简单，但我依然不能自理，在这方面父亲会帮助我。我常常一天到晚在厨房躺着，或者在晴朗温暖的日子，我就躺在花园里。我像是一团扭曲缠绕的肌肉和神经，被包裹在一个爱着我、对我怀抱着希望的家庭中，我于是也成为这温暖和善意的一部分。我是孤独的，被困在我自己的世界里，不能和别人交流，被隔绝，仿佛有一堵玻璃墙横亘在我和他人的存在之间。我被排除在别人的生活和活动范围之外。我渴望着和其他所有人一起奔跑、玩耍，但却无法挣脱身上的束缚。

然而，突然间，奇迹发生了！一切都在瞬间改变了，我未来的生活有了清晰可见的轮廓，母亲对我的信念得到了回报，她那不能言说的恐惧变成了可以大声宣告的胜利。

经过了几年的漫长等待和不确定，一切来得那么突然，那么容易。当时的情景我至今都历历在目，就像是在上周发生的一样。那是一个阴冷的十二月的下午，路面上的雪闪着银光，白色晶亮的雪花落在窗玻璃上、堆积在树枝上，融化时宛若熔银。风低沉地吼叫着，每一阵风刮过，都卷起一小团雪，继而摔打在地上。阴沉、昏暗的天空笼罩着大地，灰冷无边无际。

房间里，家人们都聚在壁炉旁，温暖的亮光照耀着小小的房间，炉火巨大的影子在墙壁和天花板上舞蹈。

在房间的角落里，莫娜和帕蒂靠在一起，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些破旧的小学课本。他们用一支明黄色的粉笔在一块带着豁口的旧石板上写着简单的算术。我挨着他们靠在墙上，用几只枕头支撑着身体，看着他们。

那支粉笔格外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它细长的一根，闪烁着明黄的色泽。之前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在石板的黑色衬托下，它是那么的醒目，我一下子就被吸引了，好像那是一根金子。

突然间我迫切地渴望像姐姐一样。然后，在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我不假思索地从姐姐手里一把抢过那支粉笔——用我的左脚。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用左脚做了这件事。对很多人来说这都是个谜，包括我自己。因为，尽管我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对自己脚趾的兴趣，但在这之前，我从未以任何形式使用过我的任何一只脚。一直以来，我的双脚像双手一样没用。而那天，我的左脚，显然完全凭借它自己的意志，伸了出去并且很不礼貌地从姐姐手里抢过了那支粉笔。

我用脚趾紧紧夹住那支粉笔，然后，猛地在石板上画了一道。但紧接着我就停住了，有一点茫然、惊讶，我看着自己脚趾间的黄色粉笔，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拿它做什么，也不知道它怎么到了我脚上。然后我抬头，发现每个人都不再说话，沉默地看着我。大家一动不动。莫娜黑色的卷发贴在她胖乎乎的小脸上，张大着眼睛和嘴巴盯着我。在壁炉旁空地的另一头，他的脸被炉火照亮着，那是我的父亲，前倾着身子，双手摊开在膝盖上，耸着肩膀。汗滴在我的前额爆出来。

母亲手里端着一个蒸锅从厨房走出来。到桌子和壁炉中间，她停下来，感觉到了房间里充斥的紧张气氛。顺着大家的目光，母亲看到了角落里的我。她的目光从我的脸上落到我夹着粉笔的脚上。母亲放下了锅。

接着她走到我跟前，在我旁边蹲下身子，就像曾经很多次做过的那样。

“我来告诉你怎么用它，克里斯。”她说。似乎出于某种心底里的激动，母亲的脸上缓缓地、断断续续地闪现着一种奇异的红色光泽。

从莫娜手里拿过另一支粉笔，母亲先是犹豫了一下，然后非常认真地，在我面前的地板上，写下了一个字母a。

“你照着写一个，”母亲平静地看着我，说，“你照着写一个，克里斯蒂。”

我没有动。

我环顾四周，看着那一张张望向我的脸，那些紧张、兴奋的脸庞在那一刻好像都静止、凝滞了，都急切地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静默笼罩着。我的眼前满是房间里跃动的火焰和影子，我紧绷的神经进入一种半梦半醒的状态。我听到厨房的水龙头滴水的声音、壁炉台上方钟表的滴答声、炉底木头燃烧的噼啪声和嘶嘶声。

我又试了一次。我伸出脚用粉笔猛戳了一笔，但只画出了一些歪歪扭扭的线条，它们什么都不是。母亲帮我稳住石板。

“再来一次，克里斯，”她在我耳边轻声说，“再来一次。”

我照做了。我挺直身板，又一次伸出左脚，第三次。我画了字母的一边，另一边画到一半时，粉笔断了，只剩下一小截。我想放弃，扔掉粉笔。但我感觉到母亲的手放在了我肩膀上。我又试了一次，伸出脚。我颤抖着，汗滴落下来，每一块肌肉都紧绷着。我的双手攥得太紧以至于指甲都嵌进了肉里。牙关太用力，几乎要咬进下唇。房间里的一切仿佛在我眼前旋转，我身旁的一张张脸庞变成了白晃晃一片。但——我写出来了——那个字母a。它出现在我面前的地板上。它两边的斜线歪歪扭扭，中间的横线也是歪斜的。但它的确是一个字母a。我抬起头，望着母亲，她的脸上挂着泪水。父亲弯下腰，把我举起来放在他的肩膀上。

我做到了！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我可以尝试表达自己的想法。尽管我不能说话，但现在我可以用一种比说更恒久的方式来表达——用文字。

那个字母，那个我用夹在脚趾间的黄色粉笔头写下的歪歪扭扭的字母，为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它是我通向精神自由的一把钥匙。它为那个渴望表达而舌头打结的、终日紧张兮兮的小东西带来了某种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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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克里斯，克里斯蒂的昵称。——若无特别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