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推移,我从罗伯特·科利斯那里学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写作的东西。他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教给了我太多的东西,以至于一连数日我都感到眩晕,这就像一个人突然打开一只盛满珠宝的百宝箱,为其中的光芒而感到晕眩。他会在我的小书房坐下,然后开始给我讲关于写作的知识,他从不使用任何宏大的词句,也不介绍任何抽象的理论。他有要传授给我的知识,希望我明白的东西,于是迫不及待地要用最清晰、平实的语言教给我。
对我们来说,顺畅地讨论问题依然很困难。因为这时我还不能自如地和家人以外的任何人说话,我总是很不自然,因窘迫而涨红了脸。时至今日,我还是很自闭,于是他就承担了所有说的部分,而我只是听着。
慢慢地,我开始对文学的广阔世界有了一些了解——它的形式和标准,它的要领和惯例,它的微妙与独特之处,而在这一切之上的,是它的沉静、它的美,和它令人迷恋之处。我把文学看作一个由人类的想法和理念建筑的庙宇,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思想:从卑微的到伟大的;从简单的记录者到历史学家再到伟大的思想者;从那些只用头脑写作的人到用心灵、用独一无二的灵魂写作的人。
从科利斯这里学到的一切让我明白了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然而科利斯先生很耐心,只要有时间,他就会到我这里来,有时候一周两次,有时甚至来三次。他教给我一些技巧,却不是机械的;他是个好的评论家,并不会因为我的处境弱化他批评的视角。但他信任我,相信我可以成为一个作家,他给予了我我所需要的信心。
很快我就开始写第二版的自传,依然是口述。现在执笔的是弗朗西斯,我的一个十三岁的弟弟。和埃蒙或肖恩不同的是,他们只是像一对写作的机器一样记录下我说的,从不思考,而弗朗西斯会思考他写的内容。每当我们写完当天的内容,常常是在晚上,他会安静地坐下来,通读一遍他帮我写下的内容。他有时会问我一些关于语法、结构以及词义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我常常很难回答。一天晚上,我问他,对于我们刚写完的这一章他怎么看。他想了一会儿,手指摆弄着笔,然后抬头,郑重地说:
“没什么问题,只是阅读的时候,你怕是需要在旁边准备一本词典!”
我差点想拿桌子砸他,但他坐在那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双手平静地叠放在大腿上。我很恼怒,但我知道他说的也许有道理。
第二次写作的尝试比第一次要好得多。主题更加清晰了,结构也更有条理和逻辑,背后的思想也更成熟了。有那么一会儿,我希望这次成功了,但科利斯医生还是摇了摇头。
“比之前好多了,”他说,“但还不够好。你还是太文绉绉了。”
的确。我的文风依然浮夸,充满了毫无必要的戏剧性。我的很多表述是错误的,而且总是喜欢随意发散,谈论一些和作品毫无关系的事情。
“扔了它,重新来,”他说,“这次你一定行的,我相信。我们在写作的时候总是要不断地推翻重来,甚至一度会陷入绝望,直到把它写好——第三次总会预示着好运的。”
当我望着那一大堆没用的草稿陷入沉思时,我强装出笑容,但却在心里暗暗地生气。难道我永远都写不好了吗?
“还有一点,克里斯蒂,”一天晚上,他说,“你用了太多陈词滥调(clichés)。你知道什么是陈词滥调吗?”
我不知道;这听起来像是某种不知名的动物或虫子。接着我就明白了这是说“人人都在说的事情”,一种老生常谈的论调,在书中或是日常的对话中频繁使用而变得空洞、华丽的词句,由于被反复言说而变得陈腐、失去了最初的含义的那些东西。
当我明白了这些,我立刻陷入了一种可怕的负罪感。也就在昨天,我还坐在“熊熊燃烧的炉火”旁;我听到“尖叫的狂风”;我“在悬念中饱受煎熬”;我看到她“明亮的眼睛,饱满、诱人的嘴唇,天鹅般的脖颈,游丝般飘逸的秀发”,我有如“骨鲠在喉”;有人“破口大骂”!
回头看自己的草稿,我写了太多的陈词滥调,用得太过频繁,算下来大概不下几百次。
我还发现自己尤其喜欢成段的华丽辞藻。它们时不时就会冒出来,像是被丢进水里的软木塞。和陈词滥调一样,我无法克制这样写的冲动。当时的我像极了反舌鸟,特别喜欢模仿别人。
两年前的一个十二月的晚上,科利斯医生来到我的书房,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他有一会儿没说话,只是坐在那里,在炉火旁烤着手。然后他把椅子往远处挪了挪,抬起头。
“克里斯蒂,”他说,“我在考虑你的未来。你有创作的才华。问题在于怎样才能让它得到最好的发展。你接受过多少教育?”
我的教育!几乎为零!我最初也是唯一接受过的一点教育,是五岁时跟着母亲学习字母表。那之后我就尽可能地自学,教自己读书——主要是狄更斯!——我的所有知识都来自那里。教育!这个词令我战栗,因为我知道,或者说我感觉到,自童年和少年时期以来,我其实什么都没有学到。在我开始了解什么是知识之前,我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没多少。”我说。
“我了解了,”他说,“教育是极其宝贵的。就你的情况来看,它尤其关键。”
他又陷入了沉默。他的脚轻踢着壁炉上的瓷砖,一只手拽着马甲上的一颗纽扣。我等待着。
“你不能正常地去学校或大学里读书,”他继续说,“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你找一位家庭教师。他需要对人性有透彻的了解,又足够聪慧,可以忽略你身体上的异常和语言能力障碍。我会请马洛邦街道基金会出钱资助。”
几天之后,他来告诉我说,在卡翠欧娜·马圭尔的帮助下,他找到了理想的人来教我。他是卡梅吉的一个公立大学的硕士,而且住得离我家很近。
“你们会相处得很好的,”他说,“他是那种任何孩子都梦寐以求的老师。”
第二天晚上,一位教堂的牧师,马兰神父,和我的新家庭教师一起来了,并向他介绍了我。门打开的时候,我正坐在窗边读一本雅克·马利坦的书,母亲带着牧师和一位陌生人走了进来。
“克里斯蒂,这位是格思里先生。”马兰神父说。
我抬起头,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矮壮的、神情活泼的男人,中年的样子,长着一双热切的蓝眼睛和富有幽默感的嘴巴。我注意到他所有的行动以及小手势都非常精确和谨慎,他弓形的眉毛极富表现力。他的整张脸上都似乎透露着一种敏锐的才智以及更为深切的同情。第一面见到他,我就感觉到了他性格中的那种力量和吸引力,立刻就喜欢上了他。
“你好,克里斯蒂,”他的声音低沉、浑厚,他走上前来,和我握手,“很高兴见到你,希望从此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的确如此。格思里先生立刻就展现了他过人的才能,他能够淡定、从容,并且非常自信地打破所有天然的障碍。我们之间的关系友好、实在、平和。他给我的感觉,就像我们是一个艰巨任务中的同伴。他带领着我前进。
他一周来两次,通常是在周一和周三的晚上,每次课程大概两个小时,有时会更久。第一个月我完全跟不上进度。在他面前我感到很不自在,每当要回答他的问题时,我都痛苦地意识到自己语言上的障碍。但一段时间之后,最初的这种不适感开始得到缓解,我们都适应了对方,学习的进程也在加速。事实上,有时我可以完全自如地讲话,甚至一度非常健谈。晚上的正式课程结束之后,他还会继续待一会儿,我们讨论很多问题,比如伯特兰·罗素的哲学,汤普森和罗素的诗,或者心理分析学之类的。就这样,在常规的课程之外,我还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些谈话也让我的表达变得清晰和自信了很多。
刚开始学数学的时候,我还不会写数字,于是只得又叫肖恩来帮忙,因为弗朗西斯为了帮我写一个新版本的自传,已经有够多的事情要忙了。而且肖恩在学校里就相当擅长数学,在算术和代数方面,他都给了我很大帮助——已经不只是帮助这么简单,事实上,我很快就意识到,所有的“苦活儿”都是他帮我干的,比如核心的计算,而我只是检查一下答案!我也尝试过从这些方程式、复利、概率和百分比中发现些乐趣,但它们只会让我头疼和烦躁。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点点在学,哪怕我是那么的讨厌数字。
有趣的是,当我开始接触几何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感兴趣。我几乎是沉醉于那些关于角、三角形、平行四边形、面积、长方形等等的定理及解题之中。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只喜欢数学的这部分而对其他的都憎恶万分。总之事实就是,我对几何抱有极大的兴趣,在这上面花时间让我感到分外的满足。
接着是拉丁语,我立刻就爱上了它。这种语言的优雅和美感、表达的简洁流畅以及语义的精微都让我迷恋。经过了第一年的入门之后,我就开始通过高卢战争[1]了解恺撒大帝,这部分非常枯燥,但也十分有趣。
我阅读的内容也更贴近当代,范围也更广了。两年前,希拉要去美国结婚,她走之前送给我一整套非常漂亮的莎士比亚全集,这也是我如今最珍爱的藏品。我还记得在她离开诊所的那天上午,她让我为她背诵哈姆莱特那段令人心碎的独白,“生存还是毁灭”。我在背的时候,所有的孩子都围着我们喊叫和大笑。她就坐在我面前,一缕阳光照在她手上的订婚戒指上,光芒耀眼。
发现莎士比亚之美给我带来的几乎是一种生理上的愉悦。常常在读到他的一部戏剧中间,我就会停下来,屏气凝神,惊叹于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想象力和完美的推理能力。他的情感是那么具有共通性和普适应,又是那么独具一格。他那罕见的思想之美以及高超的表达艺术令我叹为观止。他似乎能把人们的内心解剖开,一一呈现在日光下,展示给世上所有的眼睛。在我看来,他对人心的揭示几乎是空前绝后的。
接下来我开始读萧伯纳。如果说和莎士比亚的相遇就像是来自天国的一阵微风,那么遇到萧伯纳,就仿佛邂逅一阵自三月的海上吹来的清新的风。我喜欢他的风趣以及略带尖刻的幽默感,即使他的逻辑有时候看起来并不是很成立。很快我就全身心地爱上了他。他那里似乎有给每个人的答案。也许他是人们口中的无神论者,但他太急着想让别人相信无神论,自己反而并没有对此深信不疑。也许他的内心存有某种信仰,至少是对信仰的渴望,只是隐藏在了外表的傲慢之下。我不确定,因为他的内心世界对我来说太过幽微,但读他的戏剧,就仿佛在海边晨跑,对我来说就是一场轻松的、激励人心的运动。
有时,在夜晚,当我在自己的书房里坐下,本应读点恺撒或解几道算术、几何题,但我会突然停住,脑海里浮现出所有我遇到过的女孩,所有我本应与之跳舞甚至做爱的女孩,就像我的哥哥彼得或帕蒂那样。这时,让我坐在椅子上阅读,或试着去读恺撒在高卢的战役、中世纪的历史,或是莎士比亚,并不是容易的事。我始终为一种内心的痛苦煎熬着。我只有二十岁,我渴望书本以外的陪伴。我深知书籍的吸引力和危险性,我渴望逃离这种危险,逃离不停阅读的魔咒和黑魔法。在这些时刻,我丝毫不关心自己是否变得博学,不关心写作。我只想去体验在春天的清晨爬山的快乐,或是在下过雨的街道上,伴着月光,和我身旁美丽的女孩一起散步回家的欣喜。
我记得一天晚上,我感到格外的孤独。彼得和帕蒂出去和朋友们玩,我嫉妒极了。我一个人待在那里,没有心情读书。有那么一会儿我什么都没做,只是消沉地坐着。弗朗西斯来帮我做口述,他坐下,掏出笔等着。我知道自己应该有什么要说、要表达,但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绞尽脑汁,但没有用,所有出现的词都是错误的、混乱的。我低头看自己的双手,它们和过去一样没用。这时,我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左脚。
“滚出去,弗朗西斯。”我大喊。
可怜的弗朗西斯看着我,几乎要哭出来了。
“快点,”我说,“滚——”
他起身,像一只受惊的兔子回头看了我一眼,仓皇地逃出了房间。我把自己丢到床上,脱掉左脚上的鞋子,用另一只脚蹭掉袜子,拿前两根脚趾夹起一支铅笔就写了起来。
我写啊写,一刻都没有停,几个小时过去了,我完全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像变了一个人。不再难过。不再感到沮丧或孤独。我自由了,我能够思考,能生活,能创作……突然门开了,医生走了进来。我停住,把左脚藏在身下,想努力对他挤出一个微笑,说点“晚上真冷啊”之类的话。他看起来并没有注意到什么,只是坐在炉火旁,谈论起那些平常的事情。过了一会儿,话题转换到了书上。
“所以你只能召唤回你的左脚了。”他说。我难为情地把左脚从身下挪出来。“我不知道你还要依赖它多久,”他说,“口述对你来说是不够的,对吗?我理解,我们不要告诉艾丽妮·科利斯。但是尽量不要用它,除非你觉得非用不可了。”
我松了一口气,平静了下来,无论如何,我还是可以偶尔做回自己。哪怕我永远体会不到跳舞的乐趣,至少我还能感受创作带来的狂喜。
* * *
[1]高卢战争,由恺撒发动的一场征服高卢的战争。从公元前58年开始,到公元前51年结束,战争的结果是高卢被纳入了罗马共和国的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