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采夫司机）
1
在托卢别耶夫机务段，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马尔采夫是公认的最出色的司机。
他不过30来岁，却已拿到一级司机的资格，并且早就开上了快车。我们机务段下来第一辆“约斯”型大功率客运机车那会儿，段上就指定由马尔采夫来操作，这绝对是正确而英明的。而跟马尔采夫搭档的副司机，是段里一名上了点岁数的钳工，名叫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德拉班诺夫。只是，这人没干多久，就考上了司机，被派到另一辆机车上干活去了。我呢，接替德拉班诺夫，受命到马尔采夫的班组当他的副手。这之前，我干的照样是副司机的活，不过开的却是那种旧式的、小功率的家伙。
对于这次调动，我自个儿是美滋滋的。“约斯”型机车，我们全段当时就这么一辆，单是那长相，就叫我激动和振奋；我可以就那般久久地望着它，一时间，心里格外舒坦和欢喜——这实在是太美妙了，活像小时候第一次念着普希金的诗那样。另外，我也盼着到一级机师的班组里干一阵子，好将他那驾驭重型快速列车的技艺学到手。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对于我调到他的班组里这事，态度不好不坏，甚至有些冷淡。看样子，谁来当这个副手，在他来说都没啥关系。
出车前，我跟往常一样，全部零件都要挨个儿检查一遍，所有的操作装置和辅助设备也都试着捣鼓一番，直到觉得车子可以上路了，心里才踏实舒坦。我好一阵子忙活，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就在边上看着，神情还很是专注，可我完事儿之后，他却又亲自动起手来，重新检查了一遍车况，好像不放心我似的。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一而再，再而三地插手我的分内之事，这让我不免恼火，却又不好吭声，后来也就渐渐习惯了。不过通常来说，只要我们一旦上路，我心里的不痛快也就不翼而飞了。我一边留意着那些与飞驰的机车状况息息相关的仪器仪表，忙乎着查看左机的运转情形和前方的路况，一边还时不时地瞧一眼马尔采夫。他开起车来，活像一个本领超凡的大宗师，信心百倍、勇猛果敢；又如同是位才华横溢的演员，神情专注、酣畅淋漓。那整个的外部世界，仿佛都融进了他的内心体验，他可以牢牢地将其掌控和予以统帅。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目视前方，眼神松弛而散漫，仿佛空空如也，可我知道，前方的整条道路，扑面而来的整个大自然中的一切，他都看得清清楚楚——甚至，一只麻雀，一只被气流从道砟山上卷入行进的车列中的麻雀，他也能发现，并且还饶有兴致地回头看上一眼：我们开过之后，它会不会有事，又飞到哪儿去了。
我们从没因自身的原因而晚点；恰恰相反，有好些中间站，我们本应该正常通过的，却经常被拦下来停在那里，只因我们提前到达了，只好拖延拖延，以便将我们重新纳入运行时间表。
通常，我们干起活来都是不说话的；只是间或，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会拿扳手敲那么一下锅炉，也不扭头看我，以示我该注意机器运转的某种异常状况了，或者提醒我机器要发生剧烈变化了，让我有所警觉。我总是很好地领悟到了这位老同志师傅无言的指令，尽心竭力地干着活，可他对我的态度却始终没啥改观，依旧那么生分冷淡，跟对那名加油兼锅炉工一个样，到站后照样要检查检查压力润滑器，看看车轮连杆的螺丝拧紧了没有，试试主动轴的活塞是否还灵光，等等。要是我刚好检查完某个摩擦部件，并给它上好了油，那马尔采夫则紧接着跟在我后面，又把那个部件再检查一遍，又再上一次油，就仿佛我的活路不管用似的。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这个十字头联轴，我呀，已经检查过了。”有一次，在我检查完之后，他又开始了，我于是对他说道。
“我呀，就想自己动手。”马尔采夫微微地笑了笑，那笑容中含着一丝忧伤，这令我着实有些惊讶。
后来我就明白了，他在忧伤个啥，也搞懂了他为何对我们总是那么冷冰冰的。他觉得在我们面前，自己要高明得多；比我们都更懂机器，要透彻得多；他也不相信我或者什么别的人，可以将他那份得天独厚的神秘本领学到手，那个既能够同时看清沿途的麻雀和前方的信号，又能够同时感知察觉路况、车重和机器给力状态的神秘本领。当然，马尔采夫认为，在勤奋用功上，在卖劲儿干活上，我们甚至是可以超过他的，但他从没想过，我们会比他更热爱火车，会比他驾驶得更出色——更出色的，他觉得，根本就不可能了。正因为如此，马尔采夫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显得特别忧伤；他对自己的天才本领感到苦闷，就仿佛他在因孤独而惆怅，他不知道，要如何跟我们讲，我们才能够理解。
而我们呢，确实也没办法搞清楚他的那份能耐。有一次，我请求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让我独自驾驶一阵子列车；他倒是答应了，准许我开40来公里，自个儿则坐在了副司机的位置上。我刚开了20公里，就慢了4分钟，在一段连续上坡路段，我怎么整，时速也没超过30公里。然后轮到马尔采夫来开；上坡的时候，他的速度稳定在50公里；转弯时，他也不像我那样控制不好机器。没多久，他就将我耽搁的时间追了回来。
2
我给马尔采夫当了将近一年的副手，从头年8月到第二年的7月，待得7月5号这天，马尔采夫作为特快列车司机，出了最后一趟车……
我们接了一列80轴的客车，到手的时候已晚点4个钟头了。调度员专门跑出来，到车头跟前拜托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无论如何都要尽量压缩一下列车晚点的时间，哪怕压缩到3小时也好，不然他就很难将空车安排到旁边的车道上了。马尔采夫答应他将尽量往前赶时间，然后我们就上路了。
那会儿正值傍晚8时许，不过，夏天的时日较长，太阳还带着初升时的那股暖洋洋的劲儿，明晃晃地照着。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吩咐我，全程都要将锅炉里的蒸汽压力，保持在离极限值只差半个大气压的水准。
半个小时后，我们闯进了一片草原，一块平稳而舒缓的大平面。马尔采夫将车速控制在90公里，非但一直都没降下来过，反而在一些平直路段和缓坡地带——将车速提高到了100公里。上坡的时候，我把火箱的燃烧值开到了最大限度，要是自动输煤机赶不上趟了的话，就招呼锅炉工亲自用手帮忙，不然我那蒸汽就要降下来了。
马尔采夫开着车往前赶，一刻也不曾放松，将调速杆拉得满满的，回动手把也彻底松开放空了。我们这会儿，正朝着一大片挂在天边的乌云行进。从我们这方看，那乌云在太阳下熠熠生辉，可在其内部，则有那一道道凶猛而愤怒的闪电，在疯狂地肆虐撕扯。我们眼瞧见那一把把电剑，是如何直杠杠地扎进远处那片寂然的大地，我们也正对准那片大地疯狂地飞驰而去，就仿佛急着要去拯救她似的。这番景象，看样子似乎迷住了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他老远就把头探出窗外，直直地盯着前方，一双早已习惯了烟尘、火光和空间的眼睛，这会儿闪烁着兴奋激动的光芒。他觉得，我们这架机车的干劲儿和威力，完全比得上那雷电的威风，甚至，他心里没准儿，还为自己的这个想法暗自得意。
不久，我们发现一股尘土飞扬的龙卷风，正从草原上飞速地向我们冲了过来。看样子是风暴，正卷着一团雷雨云，朝我们迎头扑面地盖了过来。四周的光线都暗了下来；不断有尘土和草原上的沙粒从我们身边呼啸而过，打得机车的钢铁身板喀嚓喀嚓地响个不停；完全无法看清了，我于是发动了照明用的直流发电机，打开了车头顶上的探照灯。驾驶舱里，不断有热乎乎的沙尘暴钻了进来，在飞驰的机车的助力下，是越发地坚硬和猛烈，再加上炉膛里漫出的浓烟和笼罩在我们四周的昏暗的晨光，一时间让我们都快呼吸不过来了。列车带着呼啸声，从一片令人窒息和心慌的黑暗中挤了过去——冲进了那道车顶的探照灯光劈开的缝隙。车速已降到了60公里，我们一边干活一边看着前方，如同置身于梦境。
突然，一颗巨大的雨点撞在了挡风玻璃上——转瞬就让热风给吸干了。接着，一道飞速的蓝光，从我的眼眨毛前一闪而逝，扎进了我心惊肉跳的心坎里；我一下子抓住了注水器的龙头，然而心里的那股疼痛却已经过去了；我立刻朝马尔采夫那头瞅了一眼，发现他——正稳稳地看着前方和开着车子，面色如常，没什么反应。
“刚刚是咋回事儿？”我问锅炉工。
“一道闪电，”他答道，“想给我们来那么一下，就差一点点，没打着。”
马尔采夫听见了我们的谈话。
“什么闪电？”他吼了一句。
“刚才那个。”锅炉工说。
“我没看见。”马尔采夫说了一句，然后就又把头朝向了外面。
“没看见！”锅炉工惊讶不已，“我还以为，锅炉要爆炸了，差点儿就被点着了，他居然没看见。”
刚才是不是闪电，我也拿不定。
“那雷声呢？”我问起来。
“雷声遭我们给跑过了。”锅炉工解释道，“雷声总是在闪电发作之后。雷响之前，空气被推搡晃动之前，响声在这里那里落下之前，我们已经飞速地跑过它了。乘客们，没准儿，听见了——他们落在了后面。”
随后我们冲进了倾盆大雨中，不过很快就钻了出来，开到一片消停下来的漆黑草原上，空中那团乌云一动不动，十分安静和温顺，显然是累坏了。
四下里一片漆黑，夜色安静而幽深。大地潮湿的气味儿，被暴风雨洗礼、吃饱喝足的庄稼和野草散发的清香，阵阵向我们袭来。我们开着车飞速前行，继续赶时间。
我发现，马尔采夫这会儿开起车来大不如前了——过弯道时，我们被摇得东倒西歪的，时速一会儿上到100多公里，一会儿又下到了40。我判断，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没准儿是累惨了，因此啥也没跟他说，哪怕在机师的这种操作下，我已经很难再维持火箱和锅炉的最佳状态了。不过，再过半个钟头，我们就该停下来加水了，那时，到了站上，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应该会去吃点东西和休息一会儿。我们已经往前赶了40分钟，而到我们这趟行车区间的终点，我们至少还可以追回不少于1个小时的时间。
马尔采夫的疲劳驾驶，让我实在不敢掉以轻心，不由得亲自上阵，双眼紧紧地盯着前方——一边看路，一边看那些信号。从我这边，左机的侧上方，挂有一盏电灯泡子，用以照亮摇杆装置的转动情况。起先，左机稳定而紧张的工作情形，我瞧得清清楚楚，可没多久，上方的灯就失去了神采，显得苍白无力起来，活像一根蜡烛似的。我回身进了驾驶室。那地方，所有的灯泡都快熄了，亮度不及平时的四分之一，也就勉强能看见那些仪表。奇怪的是，出现了这种异常状况，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这会儿竟然没有给我敲扳手示意和提醒。事情明摆着，是直流电机的转速没达到设计要求，导致电压下降了。我于是借助蒸汽管子，开始调控起直流电机来，前前后后忙乎了好一阵子，可电压就是不见上来。
这时，一团模模糊糊的红色光晕，从仪表盘上面和驾驶室的顶棚一晃而过。我朝外面瞅了一眼。
只见前方，一片黑暗中，也不知是远是近——根本就看不真切，有道红光，横在我们的道上直晃动。我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但却知道该咋办。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我大叫一声，接连拉了三响停车的汽笛。
这时，只听见车轮下面，连续响起好几声响墩雷管的爆炸声。我立刻冲向了马尔采夫。他回过脸来望了我一眼，眼神空洞而平静。速度表上的指针显示，时速在60公里。
“马尔采夫！”我大声叫喊，“我们压着响墩雷管了！”接着就抓向了操纵杆。
“滚开！”马尔采夫大喝一声，一双眼睛里隐隐发亮，倒映着速度盘上方那盏灯的幽暗光芒。
他猛地摁下了紧急制动刹车，向后扳了一把回动手柄。
我一下子被推到了锅炉上，只听见下面的车轮子，响起一片铲过钢轨的刺耳嘶叫声。
“马尔采夫！”我说道，“把汽缸的龙头打开吧，这机器要遭我们给毁了。”
“用不着！毁不了的！”马尔采夫回了一句。
我们停住了。我一边摇动注水器往锅炉里加水，一边朝外面看去。在我们前方，大约10米开外，停着一辆火车，尾部的煤水车正对着我们。那煤水车上，站着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根长长的火钩子，顶端烧得通红，放着光芒：那人就是挥舞着这根火钩子，想让快车停下来。这辆停在行车区间的机车，是一列货车的后推车头。
也就是说，在我捣鼓涡轮直流发电机，没功夫往前面看路那会儿，我们的列车先是开过了黄色信号灯，接着又过了红灯，可能还不止一次，错过了那些巡路工发出的警告信号。可到底是怎么了，马尔采夫愣是没发现这些信号呢？
“科斯佳！”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冲我喊道。
我来到他跟前。
“科斯佳！我们前面是咋回事儿？”
我给他解释了一遍。
“科斯佳……下面的路就由你来开吧，我的眼睛瞎了。”
第二天，我把空返列车开回了我们站，将机车交给了段里维修，有两对车轮的轮箍稍微有点变形了。我把这次事故向段长作了汇报，然后扶着马尔采夫往他家走去；马尔采夫自身很是内疚和难受，也就没去跟段长打照面。
马尔采夫家的房子在一条杂草丛生的街上，我们还没走到那屋子跟前，他突然跟我说放他一个人回去。
“不行，”我没答应，“您啦，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是个瞎子了。”
他看了我一眼，眼神明亮而坚定。
“这会儿我看得见了，你回家去吧……我眼里一切都瞧得清清楚楚——那不，我老婆出来接我来了。”
马尔采夫家的大门口，真的站着一个女人在那里等，是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的妻子，一头松散的披肩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那她头上包着有什么没有？”我问道。
“没有，”马尔采夫答道，“谁是瞎子——你还是我？”
“那好吧，既然看得见，那就看吧。”我想了想，也就离开了马尔采夫。
3
马尔采夫落了官司，交由法庭审判，随后就开始了调查。侦查员传唤了我，问我对这次特快列车事故有什么看法。我回答说，我认为——马尔采夫没有过错。
“他被一道近距离的闪电，给打瞎了，”我对侦查员说道，“他被震伤了，控制视力的神经，受到了损害……我不知道要如何讲，才能把这事儿说得更准确些。”
“我明白您的意思，”侦查员说道，“您说得很准确了。这事儿完全有可能，但却不是事实。连马尔采夫自己都说，他没有看见闪电。”
“可我看见了，加油工也看见了。”
“那是不是说，闪电打下来，离你们比马尔采夫要更近一些，”侦查员推断道，“那为什么您和加油工没有被震伤，没有失明，而唯独司机马尔采夫，视神经被震伤了，瞎了？您觉得呢？”
我无言以对，随后想了一下，说道。
“马尔采夫根本就不可能看到闪电。”
侦查员很是惊讶，我接着说，
“他不可能看到闪电。他瞬间就瞎了——遭电磁波打瞎的，电磁波总是走在闪电光的前头。闪电的光，是放电的结果，而不是闪电的起因。在闪电亮起来那会儿，马尔采夫已经瞎了，而一个瞎子，是不可能看到光的。”
“有意思，”侦查员笑了笑，“要是这会儿马尔采夫还是个瞎子，那他这案子我也就不再追究了。可是您也晓得，他如今跟咱俩一样，眼睛好着呢。”
“确实能看见。”这我得承认。
“那他是瞎的吗，”侦查员继续问道，“当他开着快速列车高速冲向一列货车尾部的时候，是吗？”
“是的。”我很确信。
侦查员盯着我看了一眼。
“那他就不将列车交给您来开呢，或者至少，没叫您把车停下来吧？”
“我不清楚。”我回答道。
“这不明摆着，”侦查员说，“一个意识清醒的成年人，开着一辆快速列车，赶着数百号人去送死，本难以幸免，只不过因为意外情况而免于灾难，然后就证明说，他眼睛瞎了。这叫什么事儿呢？”
“可他自己本人也是要死的呀！”我争辩道。
“也许吧。可我更在乎那数百号人的性命，而不是他一个人的生死。没准儿，他有他自己找死的道理。”
“没有的。”我很坚持。
侦查员的脸色垮了下来；他对我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像是在看一个傻子。
“您呐，什么都知道，就是不知道要害，”侦查员慢悠悠地寻思道，“您可以走了。”
离开侦查员，我去了马尔采夫的房间。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我对他说，“您眼睛看不见时，干吗不叫我出手帮忙呢？”
“可我看得见呀，”他回答道，“那又干吗要叫你出手呢？”
“可您看见了些啥呀？”
“啥都看见了：线路、信号、原野上的麦子、右机的运转——我全都看见了……”
我有些无语了。
“那您到底是咋回事呢，弄成那个样子？所有的警示信号，您都开过了，直直地对着另一辆列车的尾巴冲了过去……”
这位昔日的一级司机，陷入了沉思，神色阴郁，然后呢喃自语似的回答我说：
“我看这个世界看习惯了，也以为是在看着它，可当时我看到的它，不过是在脑子里，在自己的想象中。而实际上，我已经瞎了，可是我却没反应过来……我连响墩雷管的爆炸声也不确信，即便我也听见了：心想，是不是听错了。你拉响停车汽笛又冲我叫喊那会儿，我眼里看到的前面是绿灯，也就一下子没领会到你的意思。”
这下子我算是搞清楚马尔采夫的状况了，只是不明白，他干吗不对侦查员说出来——就说眼睛瞎了之后，有好一阵子，他在自己的想象中，看到了这个世界，并且相信自己看见的就是真实的。就为这事儿，我还问了问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
“我跟他说的了。”马尔采夫回答我。
“那他咋说的？”
“他说，这个嘛，不过是您的想象；没准儿，您这会儿还在想象着什么呢，这我不清楚。他又说，我呢，是要查明事情的真相，而不是您的想象，或者什么疑神疑鬼的东西。您的想象呢——有过还是没有过——这我没办法查证，那只是您脑袋里的东西；这话呢，不过是您的说辞，可列车失事，也就差那么一点点——倒是确凿无疑的。”
“他说的在理。”我说道。
“是在理，这我知道，”马尔采夫司机没有反驳，“可我也在理，我也没有错呀。这个事儿，往后该如何了？”
“往后呀，你得坐牢了。”我明确告诉他。
4
马尔采夫被收了监。我还是当我的副司机，不过是给另一位司机打下手。这位是个胆小怕事的老头儿，离着黄灯怕得有1公里开外，就开始刹车，待到我们凑近了，那黄灯已变成绿色的了，这老师傅又才拖着列车继续前行。这根本不像干活的样子：我有些怀念马尔采夫了。
冬天那会儿，我去了趟省城，看望了一下我的弟弟，一名大学生，就住在学校宿舍里。交谈的时候，我弟弟告诉我，他们学校物理实验室里有一台特斯拉装置，可以制造人工闪电。当即，我脑海里就冒出了一个想法，还比较模糊，也不太能确定。
回到家之后，关于特斯拉装置这事儿，我反复琢磨着自己的那个想法，最终想通了，觉得自己的想法可行。于是，我给当初审理马尔采夫一案的侦查员写了封信，提请对犯人马尔采夫，做一次放电作用承受效应的试验。那样的话，要是能够证明近距离的放电，可以干扰到马尔采夫的心理机制，或者影响到他的视神经发挥作用，则马尔采夫的这个案子就须得重审。我给侦查员讲明了，那套特斯拉装置在什么地方和应当如何对人体进行试验。
很长一段时间里，侦查员都没有给我回话，不过后来却通知我，省检察长同意了我的请求，在大学物理实验室里举行一次鉴定式的试验。
过得几日，侦查员给我发来一张传票。我满怀着激动的心情去了他那里，早早地就觉着马尔采夫的这个案子，应该有个令人愉快的结果。
侦查员跟我打完招呼，却一直不说话，只是在那里慢腾腾地看着一份文件，眼神有些沮丧；我顿时觉得失望落空了。
“您坑害了您的朋友。”侦查员开口就来了这么一句。
“咋了？是维持原判吗？”
“没有。我们批准放了马尔采夫。释放令已经下了，没准儿这会儿，马尔采夫已经到家了。”
“非常感谢。”我站直了身体对侦查员说道。
“可我们却不会感谢您。您出了个馊主意：马尔采夫又瞎了……”
我双脚一软，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心里顿时一阵刺痛，像烧焦了似的，只想喝水。
“没有预先通知，专家们把马尔采夫带到了特斯拉装置下，屋里一片漆黑，”侦查员告诉我，“打开电流，产生了闪电，响起一声猛烈的重击。整个过程马尔采夫都很平静，可是如今，他又见不着光明了——这是法医做出的鉴定，客观公正，确凿无疑。”
侦查员喝了口水，又补充了一句。
“眼下，他又只能在自己的想象中，看到这个世界了……您是他的同事，得帮帮他。”
“说不定，他的视力又会恢复的，”我还怀着一线希望，“就像上回，机车事件之后……”
侦查员想了想。
“这可未必……上回是首次受伤，这回是第二次，同一个地方，是伤上加伤啊。”
这时，侦查员失态了，猛地站了起来，在屋里十分激动地转来转去。
“这是我的错……我干吗要听您的，非坚持试验不可，简直是个猪脑子！我是在拿活人去冒险，可他根本就经不起这样的冒险。”
“您没有错，您也谈不上什么冒险，”我安慰起侦查员来，“哪样更好——一个自由的瞎子，还是一个明眼的、无罪的囚犯？”
“我不知道，我干吗非要用祸害人的手段来证明一个人的清白，”侦查员痛陈道，“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您是个侦查员，”我劝说他道，“您应该知道关于人的一切，甚至那些，连他自个儿都不知道的东西……”
“我明白您的意思，您说得对。”侦查员弱弱地叹道。
“您也别太自责了，侦查员同志……这事儿呢，显然是人的那些内部因素在起作用，而您呢，只是从外部在找原因。不过，您能够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在对待马尔采夫这件事上又表现得非常高尚。我很敬佩您。”
“我也很敬佩您，”侦查员坦诚道，“您瞧，您完全可以来给侦查员当助手嘛……”
“谢谢，我可没那工夫：我如今正干着特快列车的副司机。”
我走了。我不曾是马尔采夫的朋友，他呢，对我也从来不在意和关心。不过，我是真的想帮他摆脱那悲惨的命运。我憎恨那些突然爆发又冷酷无情的，毁灭人的劫难力量；我感觉得到这股力量神秘而隐蔽的算计——正是它们，对准了马尔采夫进行加害，而没有，比方说，对准我。我明白，在自然界不存在我们人类数学意义上的算计，但是我目睹了眼前发生的事实，这就证明，确实存在一种危及人的生命的，充满敌意的致命情形，而这些致命的力量，正在摧毁那些出类拔萃的卓越人士。我决定毫不示弱，因为我觉得在自己身上有某种，自然界的外部力量和我们的命运中都没有的东西——我感觉到了自己身上那份生而为人的特殊性。尽管我还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办，但是我决定横下一条心，坚决抗争到底。
5
第二年夏天，我通过了司机资格考试，开始独自驾驶“行囊”系列机车，负责本地铁路局段内的客运工作。每当我开着机车向站台上的列车车厢靠近时，几乎每次都能见到马尔采夫坐在站台的油漆板凳上。他两腿间立着一根拐杖，一只手搭在上面，望着机车的方向，一脸的激动和跃跃欲试的样子，可眼神却是空荡荡的；他贪婪地闻着煤渣和润滑油的气味儿，竖起耳朵仔细听风泵运转错落有致的声响。我拿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径直将车开走了，他一个人留在了那里。
夏天一天天过去。我开我的列车，时不时能见到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不单单是在月台上，在街上也能碰到，那会儿他正拄着拐杖探路，缓慢地拖着步子。最近一段时间，他明显瘦了也老多了。他生活上倒是不用怎么担心——单位给他批了退休金，妻子也还在工作，又没有孩子；只是那份长时的哀愁和苦闷，那样一种死气沉沉的人生，着实折磨得他不轻，也就日渐消瘦了。我偶尔会跟他聊上几句，不过看得出来，他对闲扯生活上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不感兴趣，也反感我好言好语的拿话安慰，显然，哪怕是瞎子——也照样是一个完整而平等的人。
“走走走，一边儿去！”我好心好意地说完了，他却不耐烦道。
我也是个有几分脾气的人。有一次，跟往常一样，他赶我走的时候，我忍不住对他说道：
“明天十点半，我把车开来。要是你能老老实实地待着，我就带你上车。”
马尔采夫答应了。
“行啊。我会规规矩矩的。到时随便给我手上塞个什么家什——要不就把一阵子操纵杆吧：我不会乱动的。”
“你可不许乱动！”我反复强调，“要是你敢动一动，我就给你手里塞一块煤炭，然后从此再也不带你上车了。”
这瞎子不作声了；他实在是太想再登上机车了，也就在我面前老实了下来。
第二天，我招呼他上机车，又跳下来把他从油漆板凳上扶起，帮着他登上了驾驶室。
我们于是向前动身了。我让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坐在我那司机的位置上，将他的一只手搁在操纵杆上，另一只手把着自动刹车器，然后我的双手又分别按在他的手上。我的手该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他的手也随之而动。马尔采夫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听凭我指挥，那机器的运转、打在脸上的风和手上的感觉，让他很是享受。他干得十分投入，浑然忘了失明的痛苦，那张枯瘦的老脸上，露出了一抹微微的笑容，对他这个人来说，摸一摸机器，就是莫大的幸福。
返程路上，我们还是采取老办法：马尔采夫坐在司机的位置，我站旁边，弯着腰把手压在他的手上。如此操作，马尔采夫已相当熟练，只要我轻轻一按，他的双手就非常准确地感知到我的意图。这位从前真资格的大师级司机，正在努力克服自身视力上的缺陷，用另一种方式感受着这个世界，实实在在地干着活儿，证明着自己生命的价值。
到一些平缓的路段，我完全松开了马尔采夫，只是从副司机的角度瞧着前方。
我们已经快到托卢别耶夫站了；我们这一趟列车也即将顺利结束，并且准点无误。只是，在最后的一截路段上，我们前面亮起了黄色信号灯。我并没有开始提前减速，而是给足了蒸汽继续前行。马尔采夫坐得稳稳当当的，左手握着操纵杆；我望着自己的师傅，心中暗暗地期待起来……
“关汽！”马尔采夫对我说道。我没有说话，内心却激动万分。
只见马尔采夫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把手伸向了调整阀，关掉了蒸汽。
“我看见了黄灯。”他说着，并把刹车手柄朝自己这边一拉。
“这恐怕，又只是你的想象吧，以为自己看见了这个世界！”我对马尔采夫说道。
他转过脸来对着我，哭了起来。我走到他跟前，吻了他一下，鼓励他：
“把车开到底吧，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这整个的世界，你现在都看得见了！”
我再没有出手帮忙，他将车开到了托卢别耶夫站。下班后，我同马尔采夫一道上他家里，从傍晚起，一直陪他坐了整整一宿。
我不放心将他一个人留下，就像不放心自己的孩子一样，害怕他遭到我们这个美好而粗暴的世界里，那股突发的、恶狠狠的力量袭击时，没有防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