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尽职尽责地完成我的工作。虽然我们的机组终将战败。我沉浸在战败的气氛里。它无处不在，甚至我的手里就握着一个预兆。

气门的操纵杆冻住了。我不得不让发动机全速运转。于是这两个废铜烂铁开始给我制造麻烦了。

在我驾驶的飞机上，螺旋桨的螺距被限制在非常低的增加范围内。如果在开足马力的情况下向前冲，飞机的时速将接近八百公里，而发动机则会超负荷——这就会引发停转的危险。

严重情况下，我可能要关掉发动机，但这可能会引发无可挽回的故障，而故障会导致任务的失败，甚至连飞机都保不住。毕竟不是所有的土地都适合让一架以一百八十千米的时速飞行的飞机着陆。

所以，我必须扳动那些操纵杆。我尝试了一下，把左边的操纵杆扳动了，但是右边的仍然纹丝不动。

现在，只要将我可以控制的左发动机转速调低，我就可以以合适的速度降落了。但是如果我要降低左发动机的转速，我还得抵消右发动机的侧面牵引力才行，否则它肯定会导致飞机向左倾斜。我必须阻止这种旋转的发生。然而要进行这个操作，我必须用到踏板——它们完全被冻住了。那我就是什么都做不了了。如果降低左发动机的转速，飞机将会螺旋坠落。

而在坠落的过程中，我只剩下了一个选择：冒险让发动机超过理论上的最大转速，三千五百转，可能导致机毁人亡。

这一切都毫无道理，荒诞至极。我们的世界由互不匹配的齿轮组成。但这不是材料的问题，是钟表匠的问题。钟表匠不够。

战争已经持续了九个月，我们的军火制造商还是没能让机枪和操纵杆适应高空的环境。造成这种局面的并不是人类的粗枝大叶。大部分人都是勤勤恳恳、心如明镜的。他们的懒惰懈怠往往只是他们低下效率的后果之一，而不是原因。

效率低下仿佛是我们所有人的宿命。拿着刺刀面对坦克的步兵如此。以一敌十的机组如此。要改进机枪和操纵杆的那些人也是如此。

我们被蒙着眼睛活在行政部门的肚子里。行政部门是一架机器。它越是完美，就越是剥夺人类的决断权。在一个完美的行政部门里，人类都扮演着小齿轮的角色，人类的懒惰、奸诈、不公都无处施展。

但是，既然这架机器的建造是为了一次性管理一系列已知的行动，同样，它也就不能创造任何东西。它只会管理。它会用某种手段来处理某种错误、用某种方法解决某种问题。但行政部门的建立并不是为了解决新的问题。如果人们往一台冲压机里面放入木材，它并不能制造出任何家具。为了让机器适应新的状况，必须有一个人拥有推翻它的权力。但行政部门的建造就是为了防止人类的自主决断可能导致的问题，齿轮是拒绝人类的干涉的，它们拒绝钟表匠的干涉。

我从十一月起加入2/33团，从我加入的第一天，我的战友们就警告我：

“你会赤手空拳地进入德国人的领地。没有机枪，也没有操纵杆。”

然后他们又安慰我：

“放心吧，你不会怎么样的。你还没看到歼击机，它们就已经把你击落了。”

六个月之后的五月，机枪和操纵杆依然冻着。

我想起了一句从法国出现之初就存在的古老格言：“失去一切的时候，奇迹会出现，它将拯救法国。”我明白了这句话背后的道理。有的时候，一场灾难可能会毁灭美丽的行政机器，当它看上去已经回天乏术的时候，我们就用别人来代替它——就是简单的人，没什么特别的。然后这些人会拯救一切。

在炸弹将空军部门夷为平地的紧急时刻，我们只需要随便叫来一个下士，对他说：

“由您负责给操纵杆解冻，您拥有所有的权限。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您有两周的时间，如果两周后事情没有改观，您只能被发配去做苦役了。”

这样的话，操纵杆冻住的问题也许真的能解决。

这类的毛病我能说出一百个。比如北方某省的征调委员会征收了怀崽的母牛，于是屠宰场成为还没出生的小牛的坟墓。机器上的机关、征收部门的上校都不过是齿轮而已。他们都要服从另一个齿轮，像钟表内部那样。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架机器出故障后，会去愉快地屠杀怀崽的母牛。这可能还不是最糟的。如果故障更严重一点，也许上校们也会成为屠杀的对象。

对这个世界的混乱，我感到深入骨髓的灰心丧气。可是现在看来，就算炸掉发动机也无济于事，于是我又压了压左边的操纵杆。我干脆又厌恶地使了使劲，然后放弃了。这次用力让我的心脏又一阵刺痛。在一万米的高空做这种体力活儿，显然不适合人类。心脏上的刺痛仍然隐隐存在，好像某个本来在沉睡的器官，突然奇怪地有了意识。

发动机想炸就炸吧，我无所谓。我强迫自己呼吸。我感觉自己一旦分心，就会忘记呼吸。我想起了以前人们用来煽风的风箱。我在给自己的火煽风。我希望它可以“着”。

我造成什么无法挽回的损害了呢？在一万米的高空，任何身体上的用力都可能引发心脏肌肉的撕裂。心脏非常脆弱，它还要服役很多年，把它牺牲给这么粗暴的工作非常荒唐—就好像用钻石当燃料来煮熟一个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