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领域，一个行动、一种习惯、一项制度或一部法律，可能会产生不止一种效果，而是会带来一系列后果。在这些后果中，有些是当时就能看到的，它在原因发生之后立刻就出现了，人们都能注意到它；而有些后果则得过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它们总是不被人注意到，如果我们能够预知它们，我们就很幸运了。

一个好经济学家与一个坏经济学家之间的区别就只有一点：坏经济学家仅仅局限于看到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好经济学家却能同时考虑可以看得见的后果和那些只能推测到的后果。这种区别可太大了，因为一般情况都是，当时的后果看起来很不错，而后续的结果却很糟糕；或者恰恰相反。于是，事情经常就是，坏经济学家总是为了追求一些当下的好处而不管随之而来的巨大的坏处，好经济学家却宁愿冒当下的小小的不幸而追求未来的较大的收益。

当然，无论在卫生和道德领域都存在同样的现象。通常，一种当时让人觉得舒坦的好习惯，后来总是带来痛苦，比如，生活放荡、懒惰、挥霍浪费。一个人如果仅仅注意到一种习惯的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没有洞悉那些当时看不到的后果，他就会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天生的嗜好，也自以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这说明了人必然要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当他还在摇篮中时，处于无知之中，他就根据行动的当下的后果调整自己的行动，在他年幼时，也只能看到这种后果。只有在经过较长时间后，他才知道还应该考虑其他后果 [2] 。有两个截然不同的导师教会他认识到这一点：经验和远见。经验有效而残酷地教育了他。我们的深切感受教导我们了解一个行动的所有后果：火如果烧到我们自己，从这一感受中，我们最终必然认识到，火在燃烧。不过，我还是想尽可能地用一个更温和的导师即远见替代这位过于粗暴的导师。为此，我将研究几个经济现象的各种后果，把看得见的后果与看不见的后果进行一番对比。

1. 破窗理论

你是否见过这位善良的店主——詹姆斯·“好人”先生 [3] 生气的样子？当时，他那粗心的儿子不小心砸破了一扇窗户玻璃。如果你置身于这样的场合，你恐怕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围观者，哪怕有三五十个人，都会异口同声如此这般地安慰这位不幸的店主：“不论发生什么不幸的事，天下总有人会得到好处。人人都得过日子呀，如果玻璃老是不破，要玻璃工干什么呀。”

现在，这种千篇一律的安慰已经形成为一种理论，我们将用这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理论。我们会发现，很不幸，就是这样的理论在指导着我们绝大多数的经济制度。

假定这块玻璃值6法郎，你就会说，这个事故给玻璃工带来了6法郎的生意——它提供了6个法郎的生意——这我承认，我绝不会说这不对。你的话很有道理。这位玻璃工赶来，履行自己的职责，然后拿到6个法郎，在手里掂量掂量，而心里则感激那个莽撞的孩子。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

但是，另一方面，假如你据此推论，得出结论——人们确实常常得出这样的结论——说打破玻璃是件好事，说这能使资金周转，说由此可以导致整个工业的发展，那就容我大喝一声：绝不会有这种好事！你的理论只看到了能看到的一面，而没有考虑看不到的一面。

看不到的那一面就是，由于我们的这位店主在这件事上花了6个法郎，他就不能用这6法郎办别的事了。你没有看到的是，如果他不修补这扇窗户，那么，或许就可以换掉自己的旧鞋，或者给自己的书架上再添一本新书。简而言之，如果没有发生这起事故，他就可以用这6法郎干别的事。

下面让我们把工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看这一事故对它的影响。现在窗户打破了，玻璃工的生意增加了6个法郎，这是我们已经看到的。如果窗户没有破，鞋匠（或别的什么人）就会增加6个法郎的营业额，这是我们看不见的。

而如果在看得见的一面之外——这是积极的事实，也考虑一下看不见的一面——这是消极的事实，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不管窗户是打破还是完好，对整个工业，乃至全国的就业，都没有好处。

现在，让我们站在詹姆斯·好人先生的角度考虑一下。第一种情况，如果窗户被打破了，他花了6法郎，那么，他从窗户中得到的享受，既不会比从前少，但也不会比从前多。第二种情况，假如窗户没有被打破，他也就可以拿这6个法郎去买鞋，于是，他在继续享用窗户的同时，还可以得到一双鞋。而由于詹姆斯·好人先生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然可以得出结论，综合起来考虑，对享用和劳动进行一下估计，那么，我们已经丧失了被打破的窗户的价值。

作一个概括，我们可以从中得出这么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有些东西被毫无意义地毁灭，社会损失了某些价值。”我们必然会同意这么一个令贸易保护主义者毛骨悚然的公理：“破坏、损坏和浪费，并不能增加国民就业”，或者更简单地说，“破坏并不是有利可图的”。

《工业观察报》 [4] 对此会有何看法？或者令人尊敬的查曼斯先生 [5] 的弟子们，你们对此还有何话说？你们的老师曾经那么精确地计算过，如果烧毁巴黎，那将有那么多房子要重建，会带来多少生意啊。

我很抱歉打扰了人家很有独创性的计算，尤其是因为这种精神已经渗透到我们的立法中。不过我还是请他另算一遍，先把那些能看见的一面放到一边，考虑一下那些看不见的一面。

读者在进行观察时，必须谨记，在我讲的那个小故事中，并非只有当事的两个人，还有第三个人隐藏在幕后，我请他对此予以关注。一方是詹姆斯·好人先生，他代表着消费者，他本来可以有两样享受，但由于一个破坏行为，现在只能享受一样。代表另一方出场的是玻璃工，表示生产者，他张开双臂欢迎窗户打碎的事故。第三方则是鞋匠（或者别的行当的商人），他的劳动却由于同一事故而遭受了同样大小的损失。这第三个人一直藏在阴影中，使我们一直没有留意到，但他却是这一问题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正是他向我们揭示了我们从破坏行动中能得到利润的想法是多么地荒唐。正是他，马上就可以教导我们，以为从限制贸易中能够得到多少好处的想法，其实更荒唐。毕竟，所有的破坏性行为中，再也没有比这更荒唐的了。因此，如果你把所有为贸易限制辩护的论证追根溯源，你所看到的，其实就只是老百姓的这句话：如果没有人打破窗户，玻璃工干什么去呀。

2.军队复员

一个国家跟一个人差不多。如果一个人想让自己舒服一些，他就得弄清付出的代价是否值得。对一个国家来说，获得安全保障可以说是最大的幸福。如果为了获得这种保障，必须动员十万人，花费一亿法郎，那我就无话可说了。这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来换取的一种享受。

对于我想就这个问题发表的看法，请大家不要有误会。

一位议员提出要复员十万军人，这将减轻纳税人一亿法郎的税负。假定有人现在对他的提议作出反应：“这十万人和这一亿法郎是维护我们的安全所不可或缺的，这的确是某种代价，但是如果不付出这些代价，法国就会陷入内乱，或者可能会遭外敌入侵。”在这里，我不想反驳这种看法，这种看法在不同的场合，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不过，至少从理论上说，却不算经济学上的胡言乱语。真正的胡言乱语是说，这种代价本身就体现了某种收益，因为它能给有些人带来好处。

如果我没有弄错，提出这一复员议案的人刚从讲台上走下来，就有一位雄辩家冲上去，开始讲起来：

裁撤十万人！你在想什么？他们会成为什么样子？他们靠什么生活？他们从哪儿搞到收入？你难道不知道现在到处都有失业现象吗？所有的职位都有很多人等着想干？难道你想把他们扔进市场，加剧竞争，压低工资水平？如果最后他们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存，不得不由国家来供养这十万人，又有什么好？再考虑一下军队所消费的酒、服装和武器，这些让很多工厂和驻军城镇有生意可做，对于无数供应商来说，这可是飞来的横财啊。想想你的那种想法可能让这么多工厂关门大吉，你就无动于衷吗？

从这番讲话中我们弄清楚了，他之所以赞同维持十万兵员，并不是因为国家需要这么多人在军队中服役，而是由于经济理由。我下面要驳斥的正是这些说法。

纳税人花上一亿法郎，不光能使十万将士自己过得不错，这一亿法郎也能让他们的供应商过上好日子：这些是看得见的。

但是，来自纳税人口袋的这一亿法郎，就不能用于这些纳税人和他们的供货商的生计了，数额也是一亿法郎。这是看不见的。算一算，想一想，然后你说说，对于全部国民来说，好处在哪儿？

我本人则会告诉你我们在哪儿蒙受了损失。为了让事情容易理解，下面我不说十万人和一亿法郎，我们就说说一个人和一千法郎吧。

假定这儿有个a村庄，征兵官到处转悠，征召到一个人。税务官也同样在村里转了一圈，征到一千法郎的税款。这个人和这笔钱都被押送到东北部的梅斯城，这个人在这里可以过上一年跟以前不一样的生活，什么也不用干。如果你只注意梅斯——是的，你确实已经看了几百遍了——你觉得这样可真不错，有利可图啊。但是，如果你回头再看看a村庄，那么，除非你是个瞎子，否则，你就会看到，这个村庄损失了一个劳动力，也损失了可以作为他的劳动报酬的一千法郎，也损失了他细水长流地花这一千法郎所能带来的生意。

乍一看，这些损失似乎已经弥补上了。本来应该在村庄里发生的事现在搬到了梅斯。村庄里的人、钱，仍然好好地在梅斯呢，似乎什么也没有丧失。在那个村庄中，他是一个土里刨食、辛苦劳动的人，是个劳动人民；而在梅斯，他成了位士兵，他的生活整天就是“向右看齐！”、“向左看齐！”而已。在两个地方，金钱的使用和循环是一样的。然而在一个地方，有某个人每年三百天都在从事生产性劳动；而在另一个地方，他每年三百天却是在干没有收益的事。当然，我们这是假设，对于公共安全来说，军队的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

现在，要遣散这些军队了。你跟我说，市场上突然增加了十万工人，会加剧竞争压力，从而抑制工资水平。这是你所看到的。

不过，还有你没有看到的一面。你没有看到，把十万士兵遣散回家，并不是把一亿法郎给弄没了，而是把它归还给纳税人了。你没有看到的是，用这种办法把十万工人扔进市场的同时，也把一亿法郎投入到市场中用以支付他们的劳动；因而，在增加劳动力供应的同时，劳动力的需求也等量增加了，据此，可以得出结论，你说工资将被压低，仅仅是幻觉而已。你没有看到，在遣散之前和遣散之后，与十万人配套的都有一亿法郎，而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在遣散之前，国家把一亿法郎给那十万人，他们却什么也不干；而在遣散之后，这一亿法郎却可以让十万人工作。最后一点，你也没有看到，纳税人交出自己的钱，不管是给一位士兵，结果什么也得不到，还是给一位工人，换取某种产品或服务，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金钱周转的比较长远的后果都是相同的，唯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在第二种情况下，这位纳税人能够得到某种东西，而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什么也得不到。结论就是，对于国家来说，维持没有用处的军队是净损失。

我在这里批判的这种诡辩，不可能经受住将其推论到极致的考验，而这是所有理论原则的试金石。不妨考虑一下，如果扩大军队规模能够有利于国家，那么，干吗不征召本国所有的男人都穿上制服呢？

3. 赋税

你是否曾经听什么人说过：“纳税是最好的投资；它们是生命的甘露。想想吧，赋税让多少家庭得以维持生存，然后再想象一下它们对工业的间接影响，它们的好处可真是无穷无尽，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无边无际。”

为了驳斥这种说法，我不得不重复前面的论证。政治经济学非常清楚，它的论点并不怎么有趣，以至于随便什么人都能说三道四；重复则是最让人高兴的。因此，跟basile [6] 一样，政治经济学也为自己的应用“准备”了好几个谚语，可以肯定，在它看来，教育就是重复。

政府官员花销他们的薪水所享受的好处是可以看得见的，这些钱给他们的供应商带来的好处也是可以看得见的。就你那有限的视野而言，那些话是正确的。但是，希望减轻税收负担的纳税人的不幸，你却没有看见；供应他们必需品的那些商人由此而遭受的损失，你就更看不见了。尽管这些事实是明摆着的，完全可以从理智上认识到。

假如一位政府官员自己多花了100苏（法国过去的一种货币单位，20苏等于1法郎。——译者注），这就意味着，纳税人自己就要少花100苏。政府官员的花费是看得见的，因为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而纳税人那边的情况却是看不见的，因为，唉，他没办法再花那笔钱了。

你把国家比喻成一块炎热干旱的土地，而赋税就是救命的及时雨，的确如此。不过，你也应该问问自己，这场及时雨是从哪儿来的，这场及时雨是不是从潮湿的地方吸上来从而使这个地方也变得干涸了？

你应该再进一步问问自己，这块土壤从这场及时雨中得到的宝贵的雨水，是不是比它由于蒸发而损失的水分要多？

完全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当詹姆斯·好人先生掏出100苏给税务官时，他什么回报也没有得到。后来，当一位政府官员在消费100苏的时候，又把它还给詹姆斯·好人先生，以换取他所需要的同等价值的小麦或者服务。最终的结果是詹姆斯·好人先生损失了5个法郎。

政府官员确实——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几乎总是——能够向詹姆斯·好人先生提供等值的服务，补偿他交纳的那笔税款。如果是这样，那么，双方就都没有损失。这仅仅是一种交换关系。因此，我上面的论点一点都不涉及官员的那些有用的功能。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想创造一个政府职位，那么，就请先证明它的用处何在。向詹姆斯·好人先生证明，他付出那笔钱是物有所值，他能得到它所提供的等值的服务。而除了这些内在的固有效益之外，不要再像支持创建新的官僚机构的人士那样，说什么这些机构可以为官僚本身、为他的家人、为那些供应他们日常用品的商人带来多大好处；也不要说这能创造多少就业机会。

如果詹姆斯·好人先生把100苏给某位政府官员并得到了真正有用的服务，那么，这种情况就跟他把100苏给某位鞋匠从而换到一双鞋一模一样。这是一种买卖交换关系，其结果对双方都是公平的。但是，如果詹姆斯·好人先生交出100苏给政府官员，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服务，甚至给自己带来了麻烦，那么，这就相当于他把自己的钱给了个盗贼。说政府官员花费的这100苏会给我们国家的工业生产带来多大的好处，这种说法毫无意义；比起政府官员来说，盗贼也可以用这些钱做更多的事，詹姆斯·好人先生如果没有倒霉地碰上这两位非法的或合法的寄生虫，也完全可以给这笔钱派上更多用场。

因此，我们一定不能仅仅根据看得见的方面就作出判断，而要习惯于根据看不见的方面进行评价。

去年我还在议会财政委员会，因为当时反对党的成员还没有被人从制宪国民大会中全部给轰出来。当时，制宪者们的行为还算很明智。我们曾经听梯也尔先生 [7] 说：“我毕生都在跟那些保王党人和教会党人作斗争，但自从我们都面临共同的危险以来，我开始了解他们，我们也经常在一起面对面谈话，我发现，他们并不是以前想象中的怪物。”

是的，如果双方不能经常接触，那么，敌意就会被夸大，而仇恨就会越来越强；如果多数派能够允许少数派成员进入各个委员会的圈子，那么，也许双方都会认识到，他们的理念之间的差异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大，而最重要的是认识到，他们的意图并不像想象的那样不正当。

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去年我就在财政委员会。每次，我们的同事一说到要把共和国总统、内阁部长、驻外大使的工资固定在一个比较适中的水平上时，就会有人对他说：

为了得到良好的服务，我们必须让某些官员能够置身于某种声望和尊严的气氛中。这是吸引这些人士奉献他们的才智的办法。无数不幸的人都有求于共和国总统，而如果他总是不得不拒绝帮助他们，他就会处于痛苦之中。各部委和驻外使馆某种程度的奢华，正是宪政政府正常运转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此等等。

不管这样的说法是否值得商榷，但总是值得严肃对待的。不管他的想法是对是错，这样的说法总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而就我本人而言，我可以比我们的很多反对这种说法的人士给出更有说服力的论证，这些反对者不过是被狭隘吝啬和嫉妒心理所驱使罢了。

但真正触动我的经济学家良知，让我为我的祖国的知识声誉感到羞愧的是，他们从这些论点继续发挥（他们总是忍不住继续发挥一番），最后提出下面这种荒唐的陈词滥调（却总是有人乐于接受）：

除此之外，政府高官的奢华生活也可以促进艺术、工业和就业。国家首脑和他的内阁部长们如果不能举行欢宴盛会，就无法把自己的生活完全融入到政治中去。降低他们的工资，就必然使巴黎的经济成为无源之水，从而也使整个国家的经济陷入萧条。

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先生们，您至少得尊重算术吧，别不知羞耻地跑到国民制宪大会上说，一个数字加另一个数字的总和，会由于是用这个加那个还是用那个加这个而有所不同，还怪人家不支持你。

那么，好吧，假设我正准备找个工人来帮我在我的田里挖一条沟，为此我准备出100苏。就在我跟工人快要谈妥时，税务官跑来，拿走了我的100苏，经过一系列的程序，最后这100苏到了内政部长手里。我跟工人的生意没法做了，而部长大人的晚宴上多了一道菜。你是根据什么竟然可以断言，这位官员的支出增加了全国的经济总量？你难道不明白，这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消费和劳动的转移？一位内阁部长的餐桌的确更加丰盛了，这没错，但相应地，一位农民的田里的排水却不畅通了，这同样是千真万确的。我承认，巴黎的某位包办宴会者能拿到100苏了，但你也得承认，外省的某个挖沟工人也少挣了5个法郎。对此我们所能说的就是：官员的餐桌和心满意足的包办宴会者是看得见的，而让雨水淹了的田地和挖沟工人没活可干就是看不见的了。

上帝啊，在政治经济学中要证明2加2等于4竟是这么地艰难！而如果你竟然证明了这一点，有人肯定会大喊起来：“这本来就很简单嘛，谁不明白？你烦不烦啊？”然而，在他们投票的时候，却仿佛你从来就没有证明过任何东西一样，他们该怎么来还是怎么来。

4. 剧院与高雅艺术——国家应该补贴艺术吗？

关于这一问题，正反双方都能说出一大堆理由。

有些人会说，艺术可以扩大民族的视野，提升民族的精神水平，并使民族的心灵富有诗意，为此，国家应该扶持艺术。这些人说，艺术可以将本民族从物欲的沉迷中解救出来，可以使本民族对优美的东西有一种渴望，因而也可以对她的行为方式、对她的习俗、她的道德甚至还有她的经济产生有益的作用。他们会问，如果没有意大利剧院（théatre-italien）和音乐学院，那么，法国的音乐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法兰西剧院（théatre-franais），法国的戏剧艺术会是什么样子？如果没有我们的画廊和博物馆，我们的绘画和雕塑艺术会是什么样？人们甚至可能更进一步指出，如果没有对高雅艺术的集中管理（centralization）和补贴，那么，是否能够发展出这种高雅的趣味？这是法国人的心血所取得、并奉献给整个世界的高贵的成就。面对这么高尚的成就，放弃这种补贴，难道不是最轻率的行为吗？这种补贴分摊到每个公民身上，根本就没有多少，而归根到底，艺术的成就可以让我们在整个欧洲人面前觉得自豪和光荣。

这种种理由，我得承认当然是很雄辩的，不过，我们也可以给出很多同样雄辩的驳斥。首先，我们可以说，存在着一个分配性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的问题。立法者的权力是否大到可以使他研究艺术家的工资水平问题，从而对艺术家的利润给予补贴？拉马丁 [8] 曾说过：“如果你取消对剧院的补贴，那么，你在这条路上要走多远？按你的逻辑，你是不是也要关闭大学各个系科、关闭博物馆、研究所和图书室？”对此，人们可以这样回应：如果你想补贴所有美好而有用的事业，那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按你的逻辑，是不是也应该为农业、为工业、为商业、为教育同样拨出王室专款？而且，你怎么就那么确定，补贴就一定有利于艺术的进步？这是一个远没有答案的问题，而我们亲眼看到，那些繁荣兴隆的剧院恰恰是那些靠自己的努力维持生存的剧院。最后，如果从更深层次进行考虑，我们就会看到，需求和欲望是此消彼长的，要让全国的财富满足这些需求和欲望，那么，必然是越高级的欲望占的比例就越小；政府决不能多管闲事干预这一过程，因为不管现在全国的财富有多少，通过税收来刺激奢侈品产业，都不可能不伤害基础产业，从而必然会逆转自然的文明进程。人们也会指出，人为地扰乱需求、趣味、劳动和人口之间的相应比例，将把国家置于一种不稳定而危险的境地，使之丧失稳固的基础。

这是反对国家干预某种秩序的人士提出的一些理由，在这种秩序中，民众相信他们应该自己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欲望，因而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我坦白承认，我也认为选择和刺激应该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来自民众而不是立法者，而与之相反的理论，在我看来，将导致自由和人的尊严的毁灭。

然而，你知道人们现在是怎么根据错误而不公正的推测而骂经济学家的吗？如果我们反对补贴，人们就指责我们反对要进行补贴的这一艺术活动本身，我们被看成所有这些艺术活动的敌人，原因仅仅是，我们想让这些艺术活动成为人们的自愿活动，应该自己去寻找恰当的报酬。因此，当我们要求国家不要用税款干预宗教事务时，我们就被人看成是无神论者；如果我们要求国家不要用税款干预教育，那么，我们就被人看成是憎恨启蒙；如果我们说国家不应该通过税款人为地虚增某块土地或某个工业部门的价值，我们就成为财产权和劳工的敌人；如果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补贴艺术家，在某些人眼里，我们就成了主张艺术无用的野蛮人。

我决不能同意上面的这些推测。我们决不会荒唐到想取消宗教、教育、财产权、劳工和艺术的地步；我们要求国家保障所有这些人的活动自由发展，但不应该用别人的钱来供养他们；恰恰相反，我们相信，所有这些至关重要的社会活动都应该在自由的气氛中协调地发展，不管是哪一类活动，都不应该成为麻烦、弊端、暴政和混乱的根源，而这种状况今天恰恰所在多有。

我们的论敌则相信，一项活动，如果不给予补贴或者不加以管制，就等于取缔该活动。我们认为恰恰相反。他们所信任的是立法者，而不是普通人。而我们信任的是普通人而不是立法者。

于是，拉马丁先生说了：“根据这项原则，我们恐怕就不得不取消能够给这个国家带来财富和荣誉的公共博览会。”

对拉马丁先生，我的回答是：按照你的观点，不予以补贴就是取缔，因为你是从下面的前提出发的：除非依靠国家，否则，任何东西都不能存在；据此你得出结论，如果不用税款来支撑，任何事情都办不成。但是，我会就你说的事举一个恰恰相反的例子：我要告诉你，迄今为止最大、最壮观的博览会，就是现在伦敦正在筹备的博览会 [9] ，这个博览会乃是建立在最自由、也最普遍的理念基础上的，我想就是用“人道主义”这个词，在这里也并不算夸张，而正是这个博览会，政府却一点都没有插手，也没有一点税款补贴。

回头再来看看高雅艺术吧，我想重复一遍，人们可以提出很充分的理由来赞成或反对补贴制度。而读者当然明白，为了与本文的具体目的保持一致，我无须再陈述这些理由，或者在两种立场中间进行选择。

但是拉马丁先生提出的一个论证，却是我不能假装没有看到、坐视不理的，因为他的论证正好就落在我的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他说：“剧院的经济问题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就业。这种职业的性质就不用多说了；它跟别的任何行业一样，在创造就业机会方面也是很有潜力很管用的。你们都知道，剧院的工资支撑着不少于8000名各式各样的人的生活——美工、砖瓦匠、装潢、服装道具、建筑师等等，他们都是活生生的生命，他们的产业的产值占我们首都的1/4强，他们应该有资格获得你们的同情！”

你们的同情？翻译过来就是：你们的补贴。

还有呢：“巴黎的赏心乐事为外省各部门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消费品，富人的奢侈是整个共和国靠复杂的剧院经济为生的20万各行各业工人的工资和面包之所在，他们都通过这些高雅的活动获得报酬，而这些高雅的活动使得法国的形象光辉灿烂，正是这些高雅的活动使他们得以维持自己的生计并给他们的家人和孩子提供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你们拨付的这6万法郎，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好啊！好啊！热烈的鼓掌。）

而从我的角度看，我不得不说：糟透了！糟透了！当然，我的这一判断仅仅是针对拉马丁先生的经济观点。

是的，我们现在讨论的这6万法郎至少有一部分会到达剧院员工的手中。肯定有不少会在路上就被人截留。如果仔细地进行追究，我们甚至可能会发现，馅儿饼的大部分都落入了别人的手中。如果竟然有一些碎渣留给他们，实在就是他们的福气！不过现在我倒愿意假设，全部的补贴都能送到美工、装潢、服装道具、发型师等人士的手中。这些是看得见的。

然而，这些补贴是从哪儿来的？这是硬币的另一面，考察这一面跟考察它的正面一样重要。这6万法郎是从哪儿蹦出来的？假如某次议会投票没有抢先一步让这笔钱从市政厅流向塞纳河左岸 [10] ，那么这笔钱会流向什么地方？这则是看不见的。

确实，没有谁会说，议会的投票活动能让这笔钱从投票箱中自己孵出来；没有人敢说这笔钱是对国民财富的一个净增加；也没有人敢说，如果没有这奇迹般的投票，这6万法郎就仍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恐怕得承认，议会投票时的多数派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来决定，从某个地方拿出这笔钱，然后把它派送到别的地方，这笔钱只有从一个地方转移出来，才能被送到其要去的另一个地方。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很清楚，纳税人一旦交出一个法郎后，就再也不能使用那一个法郎了；很清楚，他被剥夺了那一个法郎所能带来的享受，而本来准备满足他这一个法郎之享受的工人，不管他是谁，就都得不到这一个法郎的收入了。

因此，我们千万不要有那种天真幼稚的幻想，以为5月16日的投票真的凭空增加了国民财富和就业机会。它只不过是重新分配了财富，重新分配了工资，如此而已。

是不是有人会说，它所补贴的那种能给人满足的事物和那种职业，是一种更急需、更道德或者更合理的东西或职业？对此我无话可说。我要说的是：你拿走纳税人的6万法郎，提高了歌唱家、发型师、装潢工和服装师的收入，那么，庄稼汉、挖沟工、木匠、铁匠的收入就相应减少了同等数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明前一个阶层就比别的阶层更重要，拉马丁先生也并没有这样说。用他自己的话说，跟其他行业相比，剧院的工作是一样地有效率，一样地有成效，而不是更多。然而，这种说法似乎值得商榷，因为剧院行业没有比别的行业更有效率的最好的证据就是，它竟然呼吁别的行业补贴它！

不过，对不同职业内在价值和优点的这种比较，并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我在这里竭力证明的只是，拉马丁先生及那些为他的说法鼓过掌的人士，假如已经看到了那些向演员们提供必需品的商人们所获得的收益，那么，他们也应该看到另一面，看到那些供应纳税人必需品的人们所蒙受的收入损失。如果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难免被人讥笑为把某种重新分配错当成了某种净收益。如果他们的理论讲究逻辑性，那么，他们就应该要求对所有东西给予补贴；因为在一个法郎或6万法郎身上应验的东西，放在10亿法郎身上，也不应该失灵吧。

先生们，如果涉及税款的问题，我们可以用某些理由来证明它是有用的，但千万不要用下面这种拙劣的说法：“公共支出能使劳动阶级维持生存。”这种说法的错误之处在于它掩盖了一个我们必须从根本上了解的事实：即公共支出无非是私人投资的一种替代而已，其结果也许会很有力地支持一位工人替代另一位工人，却不会让作为一个整体的工人阶级的总体收入增加一丁点。你们的看法很时髦，但十分荒唐，因为你们的推理过程是不正确的。

5. 公共工程

当国家确信在某个行业创办一个大企业会为社会带来好处后，就用从民众那儿征收上来的资金创办这样的一家企业，天下再也没有比这更自然的事了。不过，当我听到有人竟然用这样的经济学谬论——“除此之外，这种企业还是为工人创造就业机会的一条办法”——来为这种事情辩护时，我承认，我立刻火冒三丈。

国家开通一条公路，建筑一座宫殿，修缮一条街道，挖掘一条运河……这些工程确实可以为某些工人带来就业机会。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但这种做法也剥夺了另一些工人的就业机会，这是不大容易看得见的。

假定正在修筑一条公路。有一千名工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并挣得自己的那份工资；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政府不准备开辟这条道路，如果议会没有投票为其建设拨出资金，这些善良勤劳的工人就干不了这份工作，也拿不到这些收入；这一点也是确定无疑的。

但这就是事情的全部吗？再全面地考虑一下，整个过程中是否还有点别的什么事情我们没有注意到？当迪潘先生 [11] 以庄严的语言宣布：“议会已经决定……”的时刻，那几百万法郎难道真的像不可思议的月光一样，自然而然地就洒落进富尔德先生 [12] 和比诺先生 [13] 的保险箱中？为了完成这一过程，国家除了花钱之外，难道不得组织人征集这笔资金？难道不得先派税务官到全国各地征税，纳税人个个不都得作贡献？

因此，必须从两个方面来研究这一问题。一方面要注意到，国家要用议会拨付的几百万法郎干某些事情，同时也不能忽视，纳税人本来可以用这几百万做什么事情——而现在再也不能干这些事情了。因此，你明白了，公共企业是一枚有两面的硬币。一面画的是一位忙碌工作的工人，这幅图案是看得见的；另一面画的则是一位失业的工人，这幅图案却是看不见的。

把我在本文中批判的诡辩运用到公共工程中，就更为危险，因为这种诡辩就是在为最愚蠢的浪费事业进行辩护。如果一条铁路或一座桥梁真的有用，那么，还可以根据这一事实来论证它所带来的种种好处。而如果这些公共工程并没有多大用处，那些人会怎么做呢？他们一般都会搬出下面的胡言乱语：“我们要替工人们创造就业机会。”

从有人先是下令修建战神兵营（the champ-de-mars） [14] 后来又下令废弃不用这样的事实中，我们就能看出这种意思。据说，伟大的拿破仑在下令挖开一条沟然后又填上之时，也自豪地认为，自己在干一件很有博爱精神的事业。他也曾说过，“这样做有什么效果呢？我们就是想让财富流入到劳动阶级中。”

让我们从根子上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货币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幻觉。以货币的形态要求所有公民对一项公共工程提供资助，实际上就是要求他们提供真实的物质上的资助，因为，他们每个人所交纳的税款都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才挣来的。现在，假如我们把所有公民召集起来，要求他们为一件有利于所有人的工程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也即提供劳役，大家都会理解这件事情，因为他们的报酬就是这项工程所能发挥的作用本身。但是，如果把他们召集起来，强迫他们修筑一条根本不会有人要走的道路，或者修建一座根本没有人愿意住的房子，唯一的理由是这项工程可以为他们创造出就业来，那也未免太荒唐了，他们当然有正当的理由予以反对：我们宁肯不要这样的工作，我们还不如自己给自己干呢。

如果公民们拿出来的不是劳役，而是货币，事情的性质并没有任何改变。但是，如果公民上交的是劳役，损失要所有人承担，而如果公民们贡献的是金钱，那些由国家出面雇佣的人就不会损失他们的那一份，而那些已经上交了一笔税款、却没有在这里谋到工作的人，却还得再蒙受更多的损失。

《宪法》中有一条是这么写的：

“社会要……通过国家、各部委、市政当局所组织实施的、雇佣失业者的适当的公共工程，以帮助和鼓励劳工的发展。”

作为应付严冬的一种临时应急措施，代表纳税人进行的这种干预具有良好的效应。这并没有增加就业数量，也没有提高工资总量，而是把平时的一部分就业和工资拿出来，在困难时期作为一种慈善事业，施舍给他们，这实际上是一种损失。

而把这作为一种持久的、普遍的、系统的措施，就完全是只有负面影响的骗人把戏，是根本不可能坚持实行的，是自相矛盾的；表面上，它似乎创造出一点点就业机会，并且搞得大张旗鼓，这是可以看得见的；但它掩盖了一个事实：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而被排挤掉了，这是看不见的。

6. 中介

社会是人们强制或自愿地彼此相互提供之所有服务的总和，强制提供的即公共服务，自愿提供的即私人服务。

第一种是由法律所强加或管制的，一般都不大容易随着需求的变化而调节。它们总是具有超长的生命力，即使已经没有任何用处而完全成了公共害人精，却仍然大言不惭地自称为公共服务。第二种则是自愿的、也即个人承担责任的领域。在交易之后，每个人都卖出他所拥有的而买进他所希望得到的。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服务肯定都是有真正的用处的，这种用处的大小可以用它们的比较价值来准确地衡量。

正是因此，前者就通常都是静态的，而后者则遵循着进步的法则。

尽管公共服务部门过度的发展已经导致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在社会中造成一群病态的寄生虫，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很多现代经济思想流派却把这些坏现象归罪于自愿的私人服务部门，他们企图转变这些职业所发挥的功能。

这些思想流派在攻击他们所说的中介时简直是义愤填膺。他们强烈地要求消灭资本家、银行家、投机分子、企业家、商人和小店主，指责他们横插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向两边都榨取钱财，没有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增加任何价值。不过，这种中介的职能好像不大容易彻底消灭，于是，改革家们宁愿由国家担负起中介的角色。

有人关于这一点的诡辩就在于，他们大肆宣扬公众为其获得的服务向中介支付了什么，而刻意掩盖如果取消中介他们将向国家支付什么。我们又一次遇到了同样的冲突：我们可以亲眼看到的，与我们只能在心智中意识到的，也即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

尤其是在1847年和大饥荒时期 [15] ，社会主义学派成功地普及了它们那些错得离谱的理论。它们明白，即使是这荒唐的宣传，也能够吸引那些正在遭受灾难的人们；饥饿是魔鬼的引路人 [16] 。

于是，这些动听的词语就有如神助：人对人的剥削，饥荒中的投机行为，垄断。他们的目的没有别的，就是抹黑企业的名声，就是抹杀企业的好处。

他们说：“为什么要把从美国或克里米亚进口食品的任务交给那些批发商呢？我们国家或各部委或市政当局不能组织一个供应服务机构、建立储备货栈？这些机构可以以成本价出售商品，于是，人们、穷人就不用再向那些自由的、也即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无法无天的商人上贡了。”

人们支付给商人的那些利润是看得见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支付给国家或其办事机构的贡品却是看不见的。

人们支付给商人的这种所谓的贡品是什么？它的来源是这样的：两个人在竞争的压力下、根据协商后达成的某一价格，充分自由地相互对对方的某种服务给予补偿。

如果巴黎人的胃觉得饿了，而能满足这种欲望的小麦是在俄罗斯的奥德萨，那么，在小麦进到胃里之前，人们的痛苦是不会消失的。有三种办法可以使胃得到满足：饥饿的人自己跑去寻找小麦；他们也可以把这事完全托付给专门从事这门生意的人；第三种办法则是他们甘愿让国家征收一笔税款，然后由政府官员来承担这一任务。

在这三种办法中，哪一种最有优势？

在所有时代的所有国家中，比较自由、文明、有阅历的人，如果可以自愿选择的话，总是毫不例外地选择第二种。我承认，在我看来，这已经足以证明它的优势了。我的心智不会承认，人类会在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上自己欺骗自己 [17] 。

不过，我们还是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吧。

让3600万人都统统跑到奥德萨去搞到他们必需的小麦，显然是不可行的。第一种办法没有任何可行性。消费者不可能事必躬亲；他们不得不转而求助于中介，不管是政府官员还是商人。

然而，我们得注意到，这第一种办法应该是最自然的办法。从根本上说，谁觉得饿了，那他自己就有责任去搞到自己要吃的小麦。这是一个只关乎他自己的任务，按说，这项任务只能由他自己来完成。假如别人，不管他是谁，为他提供了这项服务，替他完成了自己本该完成的任务，那么，这个人就有权获得补偿。我们这里所谈论的其实正是这一点：中介的服务内含着某种获得补偿的权利。

不过，我们必须面对社会主义者所说的寄生虫问题。我们姑且承认中介是寄生虫，那么，两种寄生虫——商人或公共服务机构——中，到底哪一个的寄生性少一点？

商行（我假定它是自由的，否则的话，我的论证就无法进行下去了）是受它自己自私自利的动机驱使的，它研究季节的变化，日复一日地了解农作物的生长环境，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预测人们的需求，采取预防措施。它的轮船时刻准备着，它在所有地方都有合伙人，它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而正是这些，使它能以尽可能低的价格买进，能有效地利用经济运转过程中的细枝末节，从而能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结果。时刻忙碌着满足法国人的日常需求的，不仅仅是法国的商人，还有世界所有地方的商人；如果自私自利能驱使他们以最低的成本完成他们的任务，那么，他们之间的竞争也同样能够迫使他们让消费者从他们已实现的实惠中分享好处。一旦小麦运到，商人就希望能在最短时间内将其售出，以降低自己的风险，实现自己的利润；如果有机会的话，把这一过程再重复一遍。私人企业在价格比较的指引下，会把食品配送到整个世界范围内，而且总是从最紧缺的地方开始，也就是说从人们的需求最殷切的地方开始。因此，我们无法想象，还有别的什么组织能够更好地满足饥饿者的利益？这组织之优美——当然不是社会主义者所能看到的——恰恰是由于下面的事实：它是自由的，也就是说，是自愿的。是的，消费者必须向商人支付他花在陆上运输、跨洋运输、存储、委托等方面的费用，但是在哪种体系下，那些消费小麦的人可以不支付将其运送到自己手里的费用呢？当然，除此之外，消费者还必须为商人的服务买单；但是，中介的份额可以通过竞争压缩在最低水平；至于公正问题，如果马赛的商人能够为巴黎的工匠服务，那么，巴黎的工匠怎么会不为马赛的商人服务？

如果按照社会主义者的方案，在这些交易中由国家取代私人商人，将会出现什么局面？求求你，让我看看，这样做能给公众带来什么样的实惠。零售价格会降低？然而想象一下，4万个市政当局的代表在某一天——在需要小麦的那一天——同时涌到奥德萨，你以为这对价格会产生何种影响？运输费用会降低？然而，运输同样东西所需要的轮船、水手、远洋货轮、仓库会减少吗？或者我们真的可以不为所有这些东西花一分钱？商人的利润会减少？然而，那些市政代表和政府官员到奥德萨难道一无所求吗？他们大老远跑去难道是出于兄弟友爱？他们就不需要生活吗？他们的时间就不值钱吗？你以为这些费用不会达到商人准备获得的2%～3％这样的利润率的上千倍？

然后，再想想征收这么多税款来配送这么多食品的难度，想想必然伴随这样的活动而来的那些不公正和陋习，想想政府是否能够担负起这么重大的责任。

那些发明了这些愚蠢想法并在不幸时刻将这些想法灌输进群众大脑中的社会主义者，大方地给自己冠以“高瞻远瞩”的称号，该词的这种用法蕴涵着一种真正的危险，语言的暴政给这个单词及其所蕴涵的判断标准赋予了正当性。“高瞻远瞩”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先生的目光要比常人深远得多；他们唯一的失误就是过于超前于他们的时代；而如果消灭私人企业即他们所谓的寄生虫的时间还不成熟，那出错的就是公众，是他们没有跟上社会主义的脚步。但根据我的意见和知识，与此相反的想法才是正确的，我不知道我们要倒退回什么样的野蛮时代，才能对这一点的认识，找到跟社会主义者的水平相当的理解。

现代社会主义流派不断地反对当今社会中的自由结社。他们没有意识到，自由社会是一个真正的合作体，要比他们从自己丰富的想象中编造的任何形式的合作都要优越得多。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某个人，早上一觉醒来，可以穿上一套衣服，在一块圈起来的土地上，施肥、疏浚、耕耘，种上某种植物，然后在上面牧养一群羊，从这些羊身上剪下羊毛，这些羊毛经过纺纱、编织、染色，然后织成布料；布料经过裁剪、缝纫，做成衣服。这整整一系列的过程需要无数他人的介入，需要利用农牧业、养羊业，需要工厂、煤炭、机器、货运等等。

假如社会不是非常真实的合作体，那么，不管是谁，要想有一套衣服穿，就都不得不自己独立奋斗，也就是说，要自个儿完成上面所说的数不胜数的一整套操作过程，从最初开始的挥镐翻地到最后的拿针缝衣。

好在我们就有现成的协作，这是我们这种动物的根本属性，这些操作过程已经被分解到无数劳动者之中了。为了共同的利益，他们再继续往下细分，直到某一个点。在这里，只要消费需求增加，每一单独的专业化的操作过程就可以成为一个新的行业。整个生产过程分解之后，每个人都为总体的社会价值贡献自己那份价值。如果这不是协作，我倒要请教，这是什么。

注意，每个劳动者都不可能自己凭空制造出他所需要的最细小的原材料，因此，他们必然会互相利用对方的服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互相协作；每个群体都跟其他群体联系在一起，因此，所有的人都可以被看成是中介。举个例子，假如在整个生产交换过程中，交通运输变得十分重要，足以雇佣某一个人，下来是纺线，再下来是织布，那么，我们凭什么说头一个人比别人更像寄生虫？是不是没必要存在交通运输了？不是有人在花费时间和心思来完成这一任务吗？他干吗不把这些时间和心思节省下来让别人来干？是他们会干得比他好，还是仅仅由于他们干的是不同的事情？至于他们的报酬，也即他们在生产交换过程中应得的份额，难道不是都得遵从同样法则的约束，限定于协商达成的价格之范围内？这种劳动分工和这些充分自由地决定的制度安排，难道不是有利于共同利益？我们是否因此而需要一位社会主义者，打着计划的旗号跑过来，专制地摧毁我们的自愿性组织，消灭劳动分工，用自己孤零零的努力取代合作工作，从而逆转文明的进步？

我在这里所描述的协作难道就不是协作吗？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进入或退出，可以在其中选择自己的位置，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作出判断进行交换，自己承担一切责任，而正是自己的自私自利，赋予了他的行动以力量，也是成功的保证。是合作，就要名副其实，那么，所谓的改革家跑过来把他自己的想法和意志强加给我们，比如，把全人类都集中在他周围，那还叫合作吗？

我们越是深入地考察这些“高瞻远瞩”的思想学派，我们就越是深信，归根到底，这些思想完全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的，它们宣称自己永不会出错，并打着这种不会出错的名义，要求获得专制的权力。

希望读者原谅我有点离题了。在这个当口，我多说了一些上面的话，也许并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圣西门主义、法朗吉的宣传者、伊卡里亚岛之崇拜者的著作 [18] ，激烈地反对中介的长篇大论，充斥着报纸，回响在国民公会，严重地威胁着劳动和交换的自由。

7. 贸易管制

贸易保护主义先生 [19] （这个大名不是我起的，而是迪潘先生的创意）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把它的祖国土地上的矿石转化成铁。由于大自然对比利时人更慷慨，他们可以用比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更诱人的价格向法国人出售铁。这就意味着，所有的法国人，或者说整个法国，从好心肠的佛兰德斯人 [20] 那儿购买一定量的铁，只需付出较少的劳动。于是受他们的自私自利的激励，法国人就充分地发挥这种局面的优势，每天都有无数的制钉者、金属加工工匠、车匠、技工、铁匠、犁匠或者是本人，或者是派遣中间商，跑到比利时去购买他们所需要的铁。贸易保护主义先生却一点都不喜欢这个样子。

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自己赤手空拳进行直接干预，以阻止这种陋习继续蔓延。这当然是收效甚微，因为只有他自己会受到伤害。于是，他对自己说，我要扛起我的马枪，我要在我的腰里别上四把手枪，我要在弹夹中装满子弹，我要打开枪上的刺刀，最后，他全副武装起来。我要到边界上去，我首先要杀了那些金属加工工匠、制钉匠、铁匠、技工、锁匠，他们竟然只管追求自己的利润，而不管我的死活。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看！

然而，就在他要起身的时候，他又有了一个想法，让那战斗激情凉了半截。毕竟，那些跑去买铁的人，我们的那些同胞，也是我的敌人，也很有可能采取自卫行动，最后的结果也许不是我杀掉他们，而是他们可能干掉我。而且，即便把我的全部仆人都派上阵，恐怕也未必能守住整个边界。还有，我这么大张旗鼓，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吧，比我能从中得到的好处并不大。

贸易保护主义先生只好长叹一口气，颓然倒下，听之任之。突然，他有了一个很棒的主意。

他记起来了，巴黎有一个伟大的法律工厂。他自问道，法律是什么玩意儿？法律就是这样一种措施，一旦颁布，不管好坏，每个人都得遵守。为了执行这一法律，政府组织了一支公共警察队伍，而为了维持这支所谓的公共警察队伍,国家专门拨出了人力财力。

那么，如果我能让这间伟大的巴黎工厂搞出一部小小的精密的法律，宣布“查禁比利时出产的铁”，比利时铁就只能接受这样的结局：政府会派两万人去替代我的那几个仆人，到边界上去对付我痛恨的那些金属加工工匠、锁匠、铁匠、手艺人、技工和犁匠。当然，为了让这两万名关税官员保持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健康的体魄，就需要每年拨给他们2500万法郎，而这笔钱，自然也出自那些铁匠、钉匠、手艺人和犁匠的腰包。经过这样一番组织，就可以达到保护的目标了，而我自己却什么也不用付出；我再也不会显得像掮客那样野蛮了；我可以按我自己喜欢的价格出售铁了。看着我们伟大的人民这么被人不体面地愚弄，我的心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感。他们老是宣称自己是欧洲一切进步的先驱和推进者，这下总算给他们当头一棒。这可真是一个聪明的主意，完全值得一试。

于是，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来到法律工厂（也许我会另找个时间来讲讲他在这里所进行的阴暗的、见不得人的勾当，不过今天，我只想谈谈他公开的、大家都看得见的那些活动步骤），他站在那些尊敬的议员先生面前，说出了下面一番话：

比利时铁在法国的售价是10法郎，逼得我不得不也以这个价格出售。我们其实更愿意以15法郎的价格出售，但由于这些讨厌的比利时铁，我却不敢这么做。因此，赶紧制造一部法律，规定“比利时铁不准进入法国”。我立刻就可以把我的售价提高5法郎，其结果则如下：

我卖给大家的每100千克铁的价格不再是10法郎而是15法郎，因此，我自己将更快地富裕起来，我可以扩大自己的生意，我将雇佣更多工人。我和我的雇员会花销更大，从而给供应我们的那些人带来更多好处。这些供应商也有一个更大的市场，将对整个工业下更多的订单，慢慢地，这种积极效应会扩散到整个国家。你们投进我的保险箱中的这100苏硬币就像一颗石子扔进湖里，将形成无数个同心圆沿着同一个方向扩散到很远的地方。

法律制造家们给这一番话迷住了。他们完全沉浸在这样的想法中：仅仅通过立法就可以这么容易地增加国民财富啊。于是他们投票通过了禁止法令。他们说：“干吗还要说什么劳动和储蓄？如果一项法令就可以搞定一切，那么，增加国民财富的这些痛苦的办法还有什么用处？”

的确，法律会具有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所预料的所有后果，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后果；公平地说，他的推理也许并没有错，只是很不完整。为了寻求特权，他指出了能够看得见的那些效应，却掩藏了那些看不见的效应。他指明了两个人物形象，而实际上，在这幅图景中还存在着第三个人物。我们的任务就是补上他遗漏的那些情节，不管是他真的不知道还是故意遗漏的。

是的，通过立法程序落入贸易保护主义先生保险箱的那5法郎对他本人和那些因此而得到就业的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大好事。如果是法律下令从月亮上落下这5法郎，当然就不会出现什么坏效应来抵消这些好效应。不幸的是，这奇迹般的100苏并不是从月球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金属加工工匠、针匠、车匠、铁匠、犁匠、建筑工的腰包，一句话，出自詹姆斯·好人先生的口袋。今天，他掏出了这笔钱，却连一毫克的铁都没有得到。于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立刻就变了样了，因为非常明显，贸易保护主义先生得到的好处，将被詹姆斯·好人先生的损失所抵消，贸易保护主义先生当然可以用这5法郎促进国内工业的发展，但这5法郎如果在詹姆斯·好人先生手里，他也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石子之所以刚好是扔到这个湖里的某个地方，完全是因为，法律禁止把它扔到别的湖里。

于是，看不见的东西抵消了看得见的东西；而整个这么一个过程的后果则是某种不公正，而这种不公正却正是法律所导致的，再也没有比这一点更可悲的了。

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我还要说，有一个第三者还藏在阴影中。我得让他在此显身，而他将能揭示我们还得再损失5个法郎，这样我们才算搞清楚了整个过程中的全部后果。

詹姆斯·好人先生有15个法郎，这是他劳动的果实（我们是在追溯他还可以自由行动的那个时候）。他怎么使用这15个法郎？他用10个法郎买了一顶女帽，他用这顶帽子来换取（或者由他的中介替他换取）100千克比利时出产的铁。他手里还有5个法郎。他不会把它们扔到河里去，而会用它们付给某位匠人或者别的什么人，来交换可以满足自己需要的某些东西——比如，用它跟某位出版商换取一本波舒哀 [21] 所著的《通史》。

因此，他对国内工业的贡献是15个法郎，即：

支付给巴黎的女帽制造和贩卖商的10个法郎

支付给出版商的5个法郎

至于詹姆斯·好人先生，他用他的15个法郎得到了两样能够满足他需要的东西，即：

（1） 100千克的铁

（2） 一本书

现在却颁布了法令。

詹姆斯·好人先生会怎么样呢？国内工业会怎么样呢？

詹姆斯·好人先生把这15法郎一股脑儿全部给了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换取他的100千克铁，然后，他除了可以使用这些铁之外，就一个子儿都没有了。他丧失了那本书或者别的任何一个与此价值相当的东西带来的享受。他也损失了那5法郎。你都赞成这种说法吧，你不能不同意这种说法，你不能不承认，贸易限制抬高了价格，消费者则损失了这5法郎的差额。

然而，有人却说，国内工业得到了这个差额。

不，它没有得到这个差额；因为，颁布法令后，这笔钱带来的促进作用是一样的，都是15法郎。

由于颁布了法令，詹姆斯·好人先生的15法郎只能全都交给冶铁商，而在法令颁布之前，这笔钱却可以分成两份，分别给女帽制造贩卖商和书商。

而从道德的立场看，贸易保护主义先生个人在边界上所能动用的力量，和这项法令为他的利益所发挥的力量，是截然不同的。有些人竟然认为，抢掠只要变成合法的，就不再是不道德的了。就我本人而言，我无法想象比这更令人惊心的事了。但是，也许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那就是其经济后果总是不会有什么两样。

你可以从随便什么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而如果你冷静地考察这一问题，你就会发现，从合法或非法的抢掠中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我们并不想否认，这可能为贸易保护主义先生或他的行业，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为国内工业，带来了5法郎的好处。但我们也可以肯定，这种行为也导致了两层损失：一是詹姆斯·好人先生，以前他买那些铁只需要10法郎，现在却需要支付15法郎；另一个蒙受损失的是国内工业，它不再能够得到那5法郎的差额。你自己选择一下，我们所承认的那些好处能够补偿哪个损失。你没有选择的那一项就必然是一个净损失。

道德：使用暴力并不是生产，而是破坏。天哪，如果使用暴力也算生产，那么，法国就该比现在富裕得多啊。

8. 机 器

“我们诅咒机器！年复一年，这些机器日益强大的动力使成百万工人陷入贫困之中。机器夺走了工人的工作机会。剥夺了他们的工作，就是剥夺了他们的工资；而剥夺了他们的工资，就是剥夺了他们的面包！我们诅咒机器！”

这是来自无知的成见的呼声，这种呼声回响在我们的报纸上。

然而，咒骂机器，就是咒骂人的心智。

令我迷惑的是，竟然还真有人信服这样一种理论！ [22]

因为，归根到底，如果这些说法是可信的，那么，其严格的逻辑后果是什么？必然是：只有那些愚昧的、精神处于静止状态的民族，上帝没有赋予他们思考、观察、发明、创造、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成果的那些天赋的可怜的民族，才有可能获得安乐、财富、幸福。相反，那些努力寻找和探索铁、火、风力、电力、磁力和化学、力学法则——一句话，即探索自然的力量——及自身所蕴藏的力量的民族，则必然只能得到衣不蔽体，屋不遮雨，陷入贫穷和停滞，这可真是应了卢梭的一句话：“不管是谁，只要一思考，就成了堕落的动物。”

但这还不是全部。如果这种理论是正确的，那么，人们所思考和发明创造的一切，事实上是从头到脚一切的一切，人的每时每刻的存在本身，人们努力想让自然的力量为我所用，以小搏大，尽量减少自己的体力劳动或服务于他们的那些人的体力劳动，用尽可能少的劳动量获得最大限度的能满足自己需求的东西，所有这些努力，就都是该咒骂的；我们必然要得出结论：就是因为这种渴望进步的聪明才智似乎在折磨着这个世界上的每个人，所以，整个人类都正在走向堕落。

因此，我们应该能够从统计学上肯定，兰开斯特 [23] 的居民必然会为了不使用机器，而跑到爱尔兰去，那里的人们还不知道使用机器；因此，按照那种理论，在历史上，应该是野蛮的阴影笼罩文明的新纪元，而文明必然在无知和野蛮的时代才能繁荣。

显然，在这种理论中存在着很多自相矛盾之处，有些可以说令人震惊，并警示我们，这个问题掩盖了对解决该问题非常重要的因素，对此尚无人充分地予以揭示。

所有的秘密都在于，在看得见的东西后面还有看不见的东西。我下面就是要揭开这看不见的东西。我的论证无非是前面已经讲过很多遍的东西的重复，因为这里的问题其实没有什么两样。

人具有一种天性，如果不受暴力阻挠，他们就希望进行交换，也就是说，交换某种东西，获得能满足自己需求的同等价值的东西，以节省自己的劳动，不管这种东西出自能干的外国制造商之手，还是出自能干的机器制造商之手。在这两种情况下，反对人的这种天性的理论上的理由都是一样的。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人们都指责他们显然是减少了工人的工作机会。然而，其实际的效果并不是使工作机会减少，相反，它们能够解放人的劳动，使之从事其他工作。

正因如此，面对外国人和机器的竞争，都设置了同样的障碍——同样的暴力。立法者禁止外国产品的竞争，也不许机器进入竞争。让这些人士压抑所有人的天性、取消他们的自由的，还能有什么理由呢？当然，在很多国家，立法者只禁止一种形态的竞争而对另一种形态的竞争只是口头上抱怨抱怨而已。这只能证明，在这些国家，立法者还不够持之以恒。

这不应该让我们觉得奇怪。在错误的道路上，总是会出现这种不能贯彻到底的事，假如不是如此的话，那人类岂不是早就完蛋了。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也希望永远不要看到，把某个错误的原则贯彻到底。我曾经在其他地方说过：荒谬的东西必然是前后不一的。我愿意再加上一句：前后不一也正是其荒谬性的证据。

我们还是接着来谈机器问题吧，我不用费太多口舌。

詹姆斯·好人先生有两个法郎，可以让两个工人挣走。

但是现在，假定他发明了一套滑轮装置，使同样的工作只需要原来一半的时间就可以干完。于是，他的需求得到了同样的满足，却节省了一个法郎，少雇佣了一个工人。

他没有雇佣某一位工人：这是可以看得见的。

仅仅看到这一点的人就说了：“对文明来说，这是多么不幸的一件事啊！你看看，自由对于平等来说，可真是致命的威胁啊。人的心智搞出了一个新玩意儿，立刻就有一位工人永远地陷入到贫困的深渊了。也许詹姆斯·好人先生还可以继续雇两个人给他干活，但他却不可能再给他们每人10苏了，因为这两个工人会互相竞争，最后只能以更低的价格来出卖他们的劳动。就这样，富人越来越富而穷人却越来越穷了。我们必须改造我们的社会。”

真是一个很杰出的结论，也是一个与预设前提相匹配的结论。

幸运的是，这里的前提和结论都是错误的，因为在可以看得见的那一半现象的背后，还有另一半看不见的东西。

人们没有看到的就是，詹姆斯·好人先生节省下来的那一个法郎，和节省下来的这笔钱必然会带来的效应。

由于利用了自己的发明创造，詹姆斯·好人先生为实现自己的需求，不用再花费两法郎而只用花一法郎，他手里还留下一法郎。此时，如果市场上有一个想出卖自己劳动的工人无事可做，那么，在另一个地方，也必然有一个资本家在为他手里的一法郎寻找出路。这两个因素会相遇，然后就结合在一起。

很显然，此时，劳动的供应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工资的供应和需求之间关系，都没有任何改变。

现在，发明出来的新技术和那个获得了第一个法郎的工人将一起完成以前由两个工人干的活。

另一个工人则会获得另一个法郎，干一份新工作。

那么，这个世界因此会有哪些改变呢？整个国家的满足程度提高了；换句话说，新发明是一种凭空得来的好处，整个人类都可以获得一种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好处。

从上面给出的这一论证中，有人也可能会得出下面的结论：“正是资本家拿走了从机器的发明中所获得的全部好处，而劳动阶级最初要暂时地承受机器带来的痛苦，却从中得不到好处，因为，根据你上面说的那番道理，机器的发明不过使劳动阶级在全国各个产业中的比例有所调整，这个过程中确实没有减少工作机会，但也没有增加工作机会呀。”

在这一篇文章中不可能回答所有的疑问。本文的唯一目的是驳斥一种无知的偏见，这种偏见非常危险而又广为流传。我希望证明，新机器的发明在创造出一定数量的工人可得到的工作职位的同时，也必然创造出可支付他们的工资的资金。这些工人和这些钱最终会结合在一起，从而生产出在发明之前根本不能想象的东西；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发明创造的最终结果就是，人们的满足程度增加了，增加的数量就等于节省下来的劳动的数量。

那么，谁获取了这部分满足人们需求的超额的东西？

是的，首先是资本家获取了它，是发明家、是最早成功地使用这台机器的人获取了它，这是对他们的天才和勇气的奖赏。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实现了生产成本的节约，节省下来的钱，不管他怎么花（反正他总要花出去），总是可以提供就业机会，其数量就等于机器节约出来的就业岗位。

但是很快，竞争就会迫使他降低他的产品的售价，直到不再能够占有节约的那些成本为止。

这时候，发明家就不再能够占有发明创造的好处了；占有这些好处的将是这种产品的购买者，消费者，公众，其中也包括工人——一句话，是整个人类。

这就是看不见的：节约下来的那部分钱，会由所有消费者获取，从而形成了一笔资金，这笔资金可以转化为工资，用来雇佣那些被机器淘汰的工人。

最初（回到前面的例子），詹姆斯·好人先生要支付两个工人的工资才能得到一件产品。由于他的发明创造，现在他只需要为体力劳动支出一个法郎。

如果他以同样的价格出售这件产品，那么，在制造这件产品的过程中就要少雇佣一个工人，这是看得见的；但是，詹姆斯·好人先生节省下来的那个法郎又可以多雇佣一个工人，这是人们看不见的。

随着整个事态的自然演变，詹姆斯·好人先生渐渐就得把这件产品的价格降低一法郎，直到他不再能够比别人省钱；这时候，他就不再能够腾出一个法郎为整个国家创造生产新产品的工作岗位。但是总有某个人，或者是整个人类取代了他，得到了这笔节省下来的钱。不管是谁购买这件产品，都可以少花一个法郎，节省一个法郎，他必然把节省下来的一个法郎转变为工资基金。这同样也是看不见的。

人们还提出了解答这一问题的另一条思路，好像蛮有道理。

有人说：“机器压缩了生产成本，降低了产品价格。价格降低必然会刺激消费增加，而这必然又会促进生产增加，最后，就会使用跟发明创造之前同样数量的工人——或者更多工人。”为了支持这种论点，他们引用印刷术、纺纱机、印刷机的例子。

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

从这种说法中，我们必然会得出结论，如果我们正在探讨的这种产品的消费保持平稳或基本上保持不变，那么，机器就会对就业造成损害。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的。

假定在某个国家，所有人都戴帽子。如果使用了机器，使帽子的价格下降了一半，这未必会使帽子的销售量也增加一倍。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真是那样，那么，全国劳动力中就有一部分人无事可做？如果根据无知的推理过程，我们的回答就是：是；但如果根据我的理论，回答就是：否。因为，即使在这个国家，不会有人去多买一顶帽子，但整个国家用作工资的资金总量却并没有发生变化；我们看到，所有消费者所节省下来的钱如果不是都流入帽子加工业，那就会转变为由于机器的出现而多余出来的整个劳动力的工资，从而推动所有工业取得新发展。

这才是社会的现实。我以前看的报纸都要卖80法郎，现在却只卖48法郎。节省下来的那32法郎归了订户。我们不能肯定，至少不敢说这32法郎必然会继续流入新闻行业；但我们可以肯定，事情也必然是，这些钱如果不流向这个地方，就要流向另一个地方。一个法郎可能用来买更多的报纸，另一个法郎可能买更多的食品，第三个法郎可能买来更好的衣服，第四个法郎可以买来更好的家具。

因此，各行各业都是紧密相连的。它们构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所有的线都通过不为人知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一个行业中的节约会有利于所有行业。重要的是清楚地认识到，永远，永远不要以就业和工资为借口来干扰经济 [24] 。

9. 信 用

所有时代，尤其是在最近几年，人们一直梦想着通过使信用普遍化而实现财富的普遍化。

我敢肯定，可以不夸张地说，自从二月革命 [25] 以来，巴黎炮制了不下一万本小册子来贩卖这种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可惜，这种解决方案完全是建立在一种错觉的基础上的，假如某种错觉竟然可以算是什么东西的基础的话。这些人先是混淆了产品与硬通货，然后又混淆了硬通货和纸币；他们就是从这两点混淆出发的，却假装自己了解到事实真相。

在探讨这一问题时，绝对有必要忘记货币、硬币、钞票和其他人们用于交换产品的媒介，我们只需仅仅关注产品本身，这才是贷款的真正本质所在。因为，一个农民为了买犁而借进50法郎时，实际上他所借的并不是50法郎，而是那犁具。如果一个商人准备借2万法郎买一栋房子，那么，他欠人家的并不是2万法郎，而是那栋房子。

货币之所以出现，仅仅是为了便利各方之间的安排。

彼得可能并不愿意把自己的犁借给别人使，但詹姆斯却很乐意借出自己的钱。这时候威廉该怎么办？他会从詹姆斯那儿借钱，然后用这笔钱去从彼得那儿买犁。

事实上，没有人会为了钱本身而去借钱，我们借钱总是为了得到某种产品。

那么，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超出现存产品、不存在的东西，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

不管硬通货和纸币的数量有多少，借方所能拿到的东西总不可能超出贷方所能提供的犁、房子、工具、必需品或原材料的总量。

因为我们必须牢记，每一个借方都必然意味着存在一位贷方，而每一笔借款后面总得有一笔贷款。

如果我们承认这一点，那么，信用机构有什么作用呢？他们可以使借、贷双方更容易地彼此寻找到对方，并比较容易地彼此理解。而他们不可能做到的事就是同时增加借进、贷出的东西的总量。

然而，信贷机构为了实现社会改革家们的目标，却恰恰在做这样的事，因为这些先生们所渴望的不是别的，正是要让所有想得到犁、房子、工具、供应、原材料的人都得偿所愿。

那么，他们是如何想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呢？

通过由国家对贷款提供担保。

我们还是深入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吧，因为在这里，也有一些东西是看得见的，有一些东西是看不见的。我们要努力地观察到两个方面。

假定这个世界上只有一张犁，而有两个农民都需要它。

彼得是全法国唯一的一张犁的所有者，约翰和詹姆斯都想借用它。约翰用他的诚实、他的财产和他的名誉来做担保。我们可以信任他，他很有信用。詹姆斯则不是那么让人信任，至少看起来不是那么可信，最后的结果，自然是彼得把犁借给约翰。

然而现在，在社会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国家干预进来，对彼得说：“把你的犁借给詹姆斯，我们将向你提供偿付担保，这个担保要比约翰的担保值钱得多，因为，他只是自己对自己承担责任的个人，而我们，尽管确实拿不出一件实打实的东西，却掌握着所有纳税人的财富；如有必要，我们会用他们的钱来偿还詹姆斯欠你的本金和利息。”

于是，彼得把他的犁借给了詹姆斯；这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

于是，社会主义者就欢呼起来，说，“你看，我们的方案是多么成功啊。正是依赖国家的干预，贫穷的詹姆斯才有了一张犁。他不用再自己动手翻地了，他现在就可以创造自己的财富了。这对他本人有利，也有利于整个国家。”

啊，不，先生们，这并不是国家之福，因为这里，有些东西你们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的一面就是：这张犁之所以到了詹姆斯手中，就是因为它没有借给约翰。詹姆斯是不用再翻地了，他可以用犁耕地了，但你们没有看到的是：约翰却不得不动手翻地，而不能用犁耕地了。

因此，你以为是额外增加了贷款，其实不过是贷款的重新分配而已。

你还没有看到，这种重新分配制造了两个严重的不公正：对约翰不公正，本来是他应该得到的，他可以用自己的诚信和自己的实力赢得的信用，却眼睁睁地被剥夺了；对纳税人也不公正，他们不得不承担起偿付跟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贷款的责任。

那么，政府就不能向约翰提供与詹姆斯同样的机会吗？但是，由于只有一张犁在那个地方，那么，就不可能同时借给两个人。于是，他们的论证就又返回到宣称：由于国家的干预，可以借到的东西会多于能够出借的东西，因为，犁在这儿只是用来表示可以利用的资本的总量的。

确实，我是把整个过程简化到最简单的形态来论述的，但是，用同样的试金石来检验最复杂的政府信贷机构，你肯定会相信，它们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重新分配信贷，而不可能增加信贷数量。在特定的国家的特定时刻，可以利用的资本的总量总是一定的，它们总是要投放到某个地方。国家向可能破产的债务人提供担保，当然可以增加借款人的数量，从而提高利率（这些成本则要全体纳税人承担），但它不可能增加贷方的数量，也不可能增加贷款的总价值。

不过，我祈求上帝保佑大家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是说，法律不应该人为地鼓励借贷，我并没有说法律应该人为地阻挠借贷活动。如果在我们的制度中或者在任何别的地方，有什么东西妨碍信用的扩张和运用，那就应该由法律将其清除，没有什么比这更好、更公正的了。但是，社会改革家如果真想名副其实，在改革的同时维护自由，就应该求助于法律。 [26]

10. 阿尔及利亚

有四位雄辩家都在国民公会上声嘶力竭地讲着，先是一起大喊，然后又是一个接一个地喊。他们都说些什么？说的确实都是些很美好的东西，说的是法国的实力和伟大，说的是我们广阔的殖民地灿烂的前景，说的是重新配置我们的过剩人口的好处，等等。这些雄辩的杰作，总是装点着这样一个诱人的结论：

拨款5000万法郎（有的人说得多一些，有的人要得少一些），在阿尔及利亚修建港口和公路，从而使我们能够把殖民者运进那里，为他们建造房屋，为他们平整出土地。这样，我们就可以从法国工人的肩上卸掉一些负担，促进非洲的就业，增加马赛的贸易，所有人都可以从中受益。

是的，在国家花费这5000万法郎时，如果我们只考虑这些钱将流向哪儿，而不考虑它们是从何而来的；如果我们只考虑它们离开税务官的保险箱后所带来的好处，而不管征收这些税款所带来的损害，或者不考虑这些钱由于进了政府的保险箱而使纳税人自己无法受益，那么，确实，所有人都在受益。而且，可以说，如果这样考虑问题，那么，所有事情都是有利的：建在北非伊斯兰教区的房屋是看得见的，建在北非沿岸的港口是看得见的，这里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也是看得见的；法国的劳动力在某种程度上会有所减少是看得见的，马赛的商业活动会繁荣起来，也是看得见的。

然而，有某些东西是这些人士没有看到的，这就是：政府花了这5000万法郎，纳税人自己就不能再花这笔钱了。从公共开支所带来的一切好处中，我们必然可以推论出妨碍私人开支的全部坏处——起码在我们还没有过分到竟然说,詹姆斯·好人先生根本不在乎他辛辛苦苦挣来、却被税务官拿走的那5法郎；而这乃是一个荒唐的说法，因为，他之所以不辞辛劳地去挣那5个法郎，就是希望可以用这些钱获取某些满足自己欲望的东西。他本来可以雇人给自己的花园扎上篱笆，现在却办不到了；这是看不见的。他本来可以雇人给自己的田里施肥，现在也办不到了，这是看不见的。他本来可以增添一些设备，现在也不行了，这是看不见的。他本来可以吃得更好一点，穿得更漂亮一些；他本来可以让自己的儿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他本来可以多给女儿一些嫁妆……这些，现在他都做不到了，这些是看不见的。他本来可以加入互助会，现在没有办法了，这是看不见的。一方面，他被剥夺了一些必需品的享受，他办事要依赖的东西眼睁睁地就没有了；另一方面，他的那笔钱本来可以使他所在村子里的雇工、木匠、铁匠、裁缝、教师有更多的活儿可干，而现在，这些工作机会不复存在了，这些都是看不见的。

我们的国民会好好地考虑阿尔及利亚未来的繁荣景象，当然，我们承认这一点；但也得让他们同时考虑考虑法国必然要蒙受的损失。人们向我展示了马赛商业繁荣的前景，然而，假如这种繁荣是税款催生出来的，那我倒宁愿指出，国内其他地区的商业将遭受的损害有多大。他们说：“每运送一位殖民人口到北非伊斯兰地区，就可以减轻留在法国的人们所面临的人口压力。”对此，我的答复是：“问题是，在我们把这位殖民者运送到阿尔及利亚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得运送比他在法国维持生存所需要的东西多二三倍的资本？” [27]

我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读者明白，不管是什么样的公共开支，在其表面的好处的背后，都存在着更加难以洞悉的坏处。我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使读者养成一种习惯，在看到看得见的一面的同时，也能洞察看不见的一面，对二者进行全面的权衡。

当有人提出增加公共开支的时候，我们必须仔细地考察它给我们自身带来的好处，而不仅仅考虑其在增加就业机会方面带来的所谓正面效应，因为这方面的效应无非是一种幻觉。公共开支在这方面能够做到的，私人来投资可以做得更好。因此，就业机会问题根本就与此不相干。

评估投入阿尔及利亚的公共开支的内在价值，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但我还是忍不住要作一个一般性考察。因为，人们从来没有对通过税收而进行的公共支出带来的正面经济效应作出过正确的评价。为什么？我提出下面的理由。

首先，公正总是会因此而蒙受损害。因为詹姆斯·好人先生辛辛苦苦地挣来100苏，是想用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的，现在却将这笔钱征收走，他肯定会生气，至少会说，税务官把他的一些享受拿走，给了另一个人。于是，那些征税的人当然得给人家一些好听的理由吧。我们看到，国家总是会讲出这么一个令人生厌的理由：“用这一百个苏，我会让某些人有活可干。”詹姆斯·好人先生（只要他脑子清楚）必然会回答：“天啊！我本来是可以用这100苏让别人为我干活的！”

国家曾经提出过上面的论点，有人曾赤裸裸地提出过这种看法，则公共财政官员与可怜的詹姆斯先生之间的辩论就非常简单了。如果国家对他说：“我要从你这儿拿走100苏，用来雇佣警察，他可以满足保障你安全的需要，也可以雇人修筑你每天都要走过的马路，也可以雇佣文官，他可以负责保护你的财产权和自由权利，也可以供养军队以保卫我们的边界。”对此，詹姆斯·好人先生恐怕无话可说，我的多虑也是大错特错。但是，如果国家这样对他说：“我从你这儿拿走100苏，是想拿出1苏作为奖赏，如果你好好地耕种自己的田地，或者教你的儿子学习你不想让他学习的东西，或者让某位内阁部长在他的晚宴上增加第101道菜，我就奖给你1苏，我也可能拿这100苏在阿尔及利亚修建一座小别墅，不用说也可能拿更多钱去维持某位在那里的殖民者的生活，或者用一笔钱供养一位士兵保护这位殖民者，再用一笔钱供养一名将军来控制这些士兵，如此等等”，那么，我想，詹姆斯先生肯定会大叫起来：“这套司法体系简直就是丛林法则的翻版！”如果国家预见到了这些反对的理由，它会怎么办呢？它就会胡搅蛮缠；它会提出某种对讨论问题没有助益的令人生厌的论点。它会大谈，这100苏可以创造多少个就业机会；它会说，有多少个厨师和零售商因满足部长大人的需求而获益；它跟我们大讲，这5个法郎可以养活一名殖民者、一位士兵或一位将军；总而言之，它讲给我们的，都是那些看得见的东西。而假如詹姆斯·好人先生不知道下一步就该探讨那些看不见的一面，就必然会被愚弄。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才要高声教给他这种观察方法，并且来来回回地重复。

公共支出只能重新配置就业岗位，而不可能增加工作岗位，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必然得出结论：这种支出的质量是低劣的，必须严词拒绝。重新配置就业岗位意味着使工人的位置发生变化，扰乱控制着人口在整个地球上分布的自然法则。如果这5000万法郎留给纳税人，由于他们分散在全国范围内，所以这笔钱可以促进全法国4万个市镇的就业；如果能这样，这笔钱就是一个纽带，把每个人都跟他的祖国联系到一起；它可以在尽可能多的工人中间和所有可以想象出的行业中配置。而现在，假如国家拿走国民的这5000万法郎，将其集中起来，花到一个地方，必然会吸引其他地方相应数量的工人迁移到这个地方来，而一旦这些钱花完。这些工人就会流离失所，形成流动人口，失去原来的社会地位。那时，我敢说，这些工人的处境就很艰难了。然而，现在的情况却是（这里我又回到本文的主题了）：这种狂热的举动、也即把所有的钱都投向一个小地方，吸引了每个人的注意力，这些是看得见的；人们拍手叫好，人们惊叹于其过程的美好和轻而易举，还要求重复这种过程，扩大实施的范围。看不见的则是在法国的其他地方，却再也创造不出同样数量的工作岗位了，而且是可能更有用的岗位。

11. 节俭与奢侈

看得见的一面遮蔽了看不见的一面，这一点，并不仅仅表现在公共支出问题上。由于无视政治经济学的智慧，这种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现象形成了一种错误的道德标准，导致人们把他们的道德利益和物质利益看成是对立的。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沮丧或更令人悲伤的了？请看：天底下所有的父亲，无不教导自己的孩子遵守秩序，持家有道，讲究实惠，力求节俭，适度消费。天底下所有的宗教无不痛斥摆阔气和奢侈无度。这些都很好，很有益。然而，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比这些格言更流行的说法：

“聚藏钱财会使民族的血脉枯竭。”

“大人物的奢侈可以使小人物生活得更舒服。”

“纨绔子弟毁了自己却富了国家。”

“穷人的面包，就是用富人的浪费做成的。”

在这些话语中，道德观和经济观之间当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有多少杰出人物在有人指出这种矛盾之后，竟然可以作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对此，我实在是无法理解。因为在我看来，再也没有比在自己内心中看到这两种趋势彼此冲突更令人痛苦的了。不是由于这一端，就是由于那一端，反正人类总是得堕落！如果讲究节俭，人类就将陷入可怕的短缺状态！而如果挥霍浪费，人类便会跌入道德破产的深渊！

幸运的是，这些广为流行的格言对节俭和奢侈的看法是错误的，它们只考虑了短期的、可以看得见的后果，而没有考虑那些看不见的、比较长远的效应。我们下面就对这种不完整的看法做一些矫正。

蒙多尔和他的兄弟阿里斯特平分了父亲的遗产，每人每年有5万法郎的收入。蒙多尔的生活就是现在最时髦的：花钱大方慷慨，挥霍无度。他一年之内就几次更换家具，每月就换一辆新马车，人们都在想着搞出新奇好玩的东西，好尽快将他那些钱榨干净。总之，他让巴尔扎克、大仲马小说中生活奢糜的主人公也相形失色。

这样的人却被人奉若神明，备受赞誉！“给我们讲讲蒙多尔的事吧！蒙多尔万岁！他可真是劳动阶级的大恩人，他是民族的善良天使。他确实沉迷于奢华无度的生活，他的马车确实给行人溅了一身的泥水，他本人的尊严和人类的尊严确实多多少少蒙受了损害……但这又有什么呢？即使他确实不是靠自己的勤劳使自己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也通过自己的财富造福于社会了。他让钱周转起来了，他的院中商人们络绎不绝，每个商人都满意而归。人们不是说金币是圆的，本来就应该转起来嘛。”

阿里斯特的生活方式则跟他的兄弟截然不同。如果说他不是个自我中心主义者（egoist），那至少也算个人主义者；因为他花钱的时候很理智，只追求一些比较适度、合理的享受，总是考虑自己孩子的未来，简而言之，他节俭度日。

现在，我想让你听听大伙儿是怎么说他的！

“这个富人、这个守财奴这样生活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当然，毫无疑问，他的简朴生活很感人，动人心弦，而且，他是仁慈的，善良的，大方的，但是，他也太会算计了。他没有挥霍自己的全部收入。他的房子没有一年到头都光彩照人，也不是门庭若市。那么，你想，木匠、车匠、马商和糖果商人能对他有什么好印象吗？”

这些评判对道德伦理是有害的。之所以得出这种看法，是因为人们只看到了一件事：纨绔子弟的挥霍；而没有看到另一件事实：比较节俭的兄弟的花销，其实是同样多，甚至更多。

不过，造物主所安排的社会秩序是如此的美好有序，跟万事万物一样，在这种秩序中，政治经济学与伦理绝不是互相冲突的，相反，是彼此和谐一致的。因而，阿里斯特的智慧不仅更珍贵，而且比起荒唐的蒙多尔来，甚至能带来更多好处。

我说能带来更多好处，并不仅仅是指为阿里斯特本人带来更多好处，甚至也不仅仅是对整个社会带来更多好处，也包括能给当下的工人、对当代的产业带来更多好处。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必须在心智中观照人的行动所带来的那些肉眼所看不见的隐蔽的后果。

是的，蒙多尔挥霍的效应是所有人都能看得见的：每个人都能看见他各种各样的马车，比如四轮双座有篷马车，双排座开合式顶篷四轮马车，四轮敞篷轻便马车；人们也都能看见他房中天花板上精细的绘画；看见他名贵的地毯；看见他那富丽堂皇的豪宅。每个人都知道，他在赛马中驾驭着纯种马。他在巴黎豪宅中举行的宴会，足以使林荫道上的行人心醉神迷，人们争相传诵说，“有一个很慷慨的家伙，他一点都不吝惜自己的钱，他很可能在他的钱袋子上开了个眼。”

从工人角度看，阿里斯特的收入怎么有益于工人，却不大容易看得清楚。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探究，就可以完全肯定地说，他的所有收入，直至最后一个子儿，都会用来雇佣工人，其作用跟蒙多尔的收入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是：蒙多尔荒唐的挥霍必然使其口袋迅速瘪下去，最后总有没钱的那一天；而阿里斯特明智的花钱方式却会是使他雇佣工人的数量一年一年地增加。

如果这一点的确有道理，那么，公众的利益自然就跟伦理道德和谐一致了。

阿里斯特每年为他本人和家人的生活花去2万法郎。如果这还不足以使他觉得幸福，那他就不会被称之为明智了。他有感于穷人所承受的不幸，觉得有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多少也要救济一下他们，于是，每年拿出一万法郎从事慈善活动。他在商人、制造商、农民中总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暂时陷入财政困境中，他了解到他们的处境，决定拉他们一把，当然要考虑周到，并且帮忙要帮到点子上，在这方面每年又花去一万法郎。最后，他也不会忘记，自己的女儿需要有副好嫁妆，自己的儿子要有个好前程，于是他告诫自己每年必须为此而储蓄、投资一万法郎。

因此，下面就是他的收入的用途：

（1） 个人花销2万法郎

（2） 慈善事业1万法郎

（3） 帮助朋友1万法郎

（4） 储蓄1万法郎

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一下这些支出项目，那就会明白，所有的钱同样都投入支持了国家的工业，一个子儿也没剩。

（1） 个人花销。对于工匠和店主来说，这些钱的效应跟蒙多尔花同样数量的钱的效应完全相同。这一点不言而喻，我们不用更多地讨论。

（2） 慈善活动。他为此目的而捐献出的一万法郎跟别的同样数量的钱一样扶持了工业，这些钱会流入面包师、屠户、裁缝、家具商手中，只是用那些钱换来的面包、肉、衣服，并不是要直接地满足阿里斯特的需求，而是满足那些得到他的捐献的人们的需求。而一个消费者替换另一个消费者，对于整个工业并没有任何影响。同样100苏，是由阿里斯特本人直接消费，还是他请一位穷人去消费，结果是完全相同的。

（3） 帮助朋友。阿里斯特把钱借给某个朋友，或者不图回报，而是用这笔钱为朋友举办葬礼，其经济结果跟我们的说法也没有矛盾。他的朋友会用这些钱购买商品或者偿还自己的债务。在前一种情况下，这些钱会促进工业发展。谁敢说蒙多尔用一万法郎购买一匹纯种马给工业带来的好处，要大于阿里斯特或他的朋友用一万法郎购买布料所带来的好处？如果这笔钱用来偿还一笔债务，其结果是将出现第三个人，债权人，他将拿到这一万法郎，但是他也必然会用这笔钱在他的企业、工厂中干某些事情，或者开发利用某些自然资源。他的出现只不过是在阿里斯特和工人之间又多了一道中介而已。人名变了，但钱总得花出去，因而照样会促进工业发展。

（4） 储蓄。还有一万法郎储蓄起来了。正是这一点，从表面上看，从促进艺术、工业发展和创造就业机会的角度看，蒙多尔似乎要比阿里斯特表现得好一些，尽管阿里斯特在道德上似乎要比蒙多尔优越一点点。

如果伟大的自然诸法则之间确实存在着这种矛盾，那么，我不可能不陷入实实在在的肉体的痛苦之中。如果人类沦落到只能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要么是自己的利益蒙受损害，要么是自己的良心遭受折磨，那么，我们恐怕就要对人类的前景绝望了。所幸，事实并非如此 [28] 。要看清阿里斯特的生活方式在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的同时，也具有经济上的好处，我们只需明白下面这个令我们欣慰的公理即可，而这个表面上看起来自相矛盾的公理是颠扑不破的：储蓄也是支出。

阿里斯特怎么储蓄他那一万法郎？是不是在自家的花园中挖一个坑把那20万苏硬币埋起来？不，当然不是。他还想增加自己的资产和收入呢。因此，他会用这笔不用的钱来购买一块地、一栋房子，购买政府债券、购进一家工业企业，他也可能把它委托给某位经纪人或是银行家打理。这些钱的用处不管是这里假设的哪一种，你都得承认，这笔钱也会通过买家、卖家的中介，最后促进工业发展，其效果跟他的兄弟用它来换取家具、珠宝、良驹没有两样。

当阿里斯特用他那一万法郎购买一块土地或一笔债券，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觉得，他不用消费这笔钱。这一点似乎让你觉得他没有尽到促进工业发展的责任。然而，出售这块土地或者债券的人，最后也必然会以某种方式花掉他得到的那一万法郎，不会有任何例外。

因此，不管怎样，钱总是会花出去的，不管是阿里斯特本人花，还是别人代替他来花。

因此，从劳动阶级的立场和扶持工业的角度看，阿里斯特的行为和蒙多尔的行为之间只有一个区别：蒙多尔的支出是由他本人直接花费的，并且只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看得见的。而在阿里斯特的行为中，有一部分钱是通过中介渠道花费的，经过了一些曲折；这是看不见的。然而，实际上，对那些受他们消费活动影响的人来说，看不见的行为的效应与看得见的行为的效应是完全相等的。能够证明这一点的就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钱都在周转，存留在明智的哥哥的保险箱里的钱，并不比存留在挥霍的弟弟保险箱里的钱更多。

因此，说节俭会对工业带来实际的损害，是错误的。就促进工业而言，节俭和奢侈的最终效果是一样的。

然而，我们觉得，这些钱如果不是用于及时行乐，而是细水长流，那么，对工业的好处会更多，此话怎讲？

10年过去了。蒙多尔、他的财产、他的广为传诵的轶闻，如今安在哉？这一切早已经烟消云散了。蒙多尔已经玩完了，他早就不能每年为经济注入5万法郎了，相反，他可能早就开始靠公众供养了。不管现在他怎么样，反正他不再是店主的乐趣所在了；他不再被当成是艺术和工业的促进者了，他对工人也不再有任何用处了；他对他的子孙也毫无用处，他把他们抛置在悲惨生活之中。

同样是在10年之后，阿里斯特却不仅继续将其收入投入货币周转中，而且，每年贡献出的钱还在增加。他为国家的财富加砖添瓦，也就是说，他增加了用于工资的资金数量；而由于对工人的需求取决于这些资金的数量多少，因而他为劳动阶级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报酬。而到他去世时，他留给孩子的，将是这些进步和文明的成果。

节俭从道德上要优越于奢侈，这是无可争辩的。令人欣慰的是，从经济的角度看，节俭也同样是优越的。不管是谁，只要他不是仅仅考察事物的直接效应，而是深入探究其深层效应，就必然会承认这一点。

12. 就业的权利与保证获取利润的权利

“兄弟们，匀出你的一些钱让我有活可干。”这是就业的权利，是初级的或者说是初级水平的社会主义。

“兄弟们，匀出你的一些钱让我有钱可赚。”这是保证获取利润的权利，是比较精致的，或者说是中级水平的社会主义。

这两者都是靠看得见的那些效应来维持其生命力，而那些看不见的效应自会令它们丧失合法性。

可以看得见的是，靠向社会搜刮钱财，的确创造出了这些工作机会和利润；而看不见的则是，如果这些钱留在纳税人自己手中，也同样能够创造出这么多工作机会和利润。

在1848年，就业的权利曾经在一段时间显示了其双重面孔。这就足以把它毁在公众舆论手中。

一副面孔被称之为：国立工厂。另一副面孔则是：加税45分。 [29]

每天，有上百万人从塞纳河两岸涌入国立工厂工作。这是这枚硬币美好的一面。

然而，这枚硬币还有另一面。为了从保险箱中拿走那几百万法郎，首先得有人挣出那数百万法郎。于是，就业权利的那些创办者最后都不得不转而向纳税人伸手。

于是，农民们说了：“我必须交纳45分。因此，我就会失去一件衣服；我不能再给我的田地施肥了，我不能再雇人修缮我的房子了。”

于是，等人雇佣的手艺人们说了：“由于我们的老板没法添置新衣服，所以，裁缝的活儿就少了；由于他无法再给自己的田地施肥，所以帮工的事也少了；由于他没钱修缮房子，所以木匠和砖瓦匠的工作也少了。”

因此，事实已经清楚地证明了，你不可能从一桩买卖中两次获利，也证明了，由政府掏钱创造工作岗位，其代价就是纳税人不能再掏钱创造就业岗位。这就是就业权利的最终结局，大家都看到了，它既是一种不公平，也是一种幻想。

然而，获取利润的权利无非是就业权利的一种扩展而已，却仍然很有生命力，仍然大行其道。

贸易保护主义者让社会所扮演的角色是不是多少有些可耻？

贸易保护主义者对社会说：“你必须给我提供工作岗位，更有甚者，你必须给我提供有利可图的工作岗位。我曾经愚蠢地选择进入这个行业，结果，我现在亏损了10％。如果你对大家征收20法郎的税金时，给我来个免税，那我就从亏损转为赢利了。现在，实现赢利就成了一种权利，你有义务满足我的这种权利。”

社会听信了他的这一番诡辩，在对全社会都征税时却让他例外。社会没有认识到，那个行业的亏损被它勾销，并不等于它不亏损了，而是其他人被迫承担起了那个亏损——我倒是觉得，这个社会也只配承担别人强加给它的这些负担。

因此，从我上面讨论的很多问题中我们看到了，不了解政治经济学，会使我们在面对某一现象的直接效应时昏了头；而了解政治经济学之后，就能够全面地考虑各种各样的效应，既包括直接效应，也包括远期效应 [30] 。

我本来还可以找出一大堆问题进行一番同样的分析，不过，我还是决定不这么做了，因为道理都是一样的，论证起来都是千篇一律，我希望把夏多布里昂 [31] 谈论历史的一段话用到政治经济学上，作为本文的结语：

历史总有两种后果：一种是当下的，几乎同时就可以认识到的；另一种则是比较遥远的，最初觉察不到的。这两种后果经常是互相抵触的，前者出自我们短视的智慧，后者则需要我们具有目光长远的智慧。幸运的结果总是合乎人性的结果。在人的后面站着上帝。有人尽管竭力拒绝获得至上的智慧，不相信这种智慧的力量，或者玩弄概念，把普通人称之为天意的东西称为“环境的力量”或者是“理性”；但是，看看那些已经完成的事情的结局，你就会发现，如果一件事情不在一开始就建立在道德与公正的基础上，则其结果必然会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夏多布里昂，《墓外回忆录》）

* * *

[1] 本文发表于1850年7月，是巴斯夏最后写作的一篇作品。它的问世耗费了一年多时间。时间之所以拖得这么长，是因为在搬家时丢失了本文的手稿。寻找了很长时间，最终也没有找到。他决定全部重写，并挑选自己刚刚在国民公会发表的讲话作为论证的主要基础。写完之后，巴斯夏又觉得自己太过于严肃了，于是将其付之一炬，重新写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篇文章，因此，本文是名副其实的三易其稿。——法文版编者注

[2] 参见《和谐经济论》第十章。——法文版编者注

[3] 在法语中jacques bonhomme就像英语中的“约翰牛”一样，用来指讲究实际的、负责任的、傲慢不逊的普通人。——英译者注

[4] 当时法国贸易保护主义组织——国内工业保卫委员会办的一份报纸。——英译者注

[5] auguste，vicomtede saint-chamans（1777—1861），复辟时期的议员和国务委员，贸易保护主义者，贸易平衡的鼓吹者。巴斯夏所引的他对“壁垒”的著名的立场见他的nouvel essai sur larichesse de snations（1824），后收入他的traité d'é conomie politique（1852）。——英译者注

[6] 在《塞维利亚的理发师》第二幕中，音乐家basile说：“我已经准备了好几个不同的谚语。”——英译者注

[7] louis adolphe thiers（1797—1877），法国政治家和著名历史学家。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曾担任过议员和首相（1836年和1840年），最终则在1871年当选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英译者注

[8] alphonse marie louisde lamartine（1790—1869），法国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后来成为著名政治家。1834年第一次当选议员，在1848年革命时期，他的声望达到顶峰，当时他是建立共和制的最积极的鼓吹者。他运用自己雄辩的口才说服了那些威胁要毁灭巴黎的暴民，并成为临时政府领导人。不过，他更多地是个理想主义者和演说家，而不是一位实际政治家，因此，不久他就失去影响力，并于1851年退休。——英译者注

[9] 指1851年伦敦海德公园举行的万国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由旨在推动工艺和工业发展的一个协会——伦敦工艺协会（the london society of arts）主办。这是大型国际博览会即“世界博览会”的第一届，博览会是在一个引人注目的建筑中举行的。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主持了博览会。——英译者注

[10] 即从市政厅到塞纳河左岸的戏院区。——英译者注

[11] charles dupin（1784—1873），法国著名工程师和经济学家，艺术和工艺学院教授，众议员，参议员。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是在经济统计领域。——英译者注

[12] achille fould（1800—1867），政客与金融家。——英译者注

[13] jean martial bineau（1805—1855），工程师和政客，1852年担任财政部长。——英译者注

[14] the champ-de-mars，最初是巴黎塞纳河左岸的一处阅兵场，现在是埃菲尔铁塔和军事学院之间的一处公园。——英译者注

[15] 由于1846年北欧和西欧谷物、土豆歉收，导致1847年食品价格上涨，使农业、工业和金融都陷入衰退。——英译者注

[16] “饥饿是魔鬼的引路人”，见维吉尔的叙事诗《埃涅伊德》（virgil's aeneidvi，276）。——英译者注

[17] 作者经常把所有人在实践中普遍赞同的东西假定为真理使用。尤其是参见《和谐经济论》第十三章，《文集》第六章的最后（法文版），及《和谐经济论》第六章中题为《财富的道德观》（中译本见193页）。——法文版编者注

[18] 圣西门（claude henride rouvroy, comtede saint-simon, 1760—1825）是法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法朗吉即公共建筑，是傅立叶（franc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1832年在其报纸《法朗吉》（le phalanstère）中提出的，每个法朗吉有600人，是其社会主义纲领的组成部分；《伊加里亚旅行记》（voyageto icaria ），是卡贝（étienne cabet，1788—1856）写的一本乌托邦著作。——英译者注

法朗吉是傅立叶所幻想的理想社会（即“和谐制度”）的基层组织。他本人曾多次进行试验，均告失败。他的门徒也曾在美国进行试验，也没有成功。卡贝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曾在欧文支持下，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伊加利亚社会组织，很快就宣告失败。他的《伊加里亚旅行记》描绘了建立在平等、博爱、统一和民主基础上的理想社会。——中译者注。

[19] 在法语中，m.prohibant这一讽刺性单词是指贸易保护主义者，诚如巴斯夏所说，是由迪潘最早使用的，大致可以翻译为“贸易限制论先生”（mr.restrainer-of-trade）或“贸易保护主义先生”（mr.protectionist）。——英译者注

[20] 比利时境内有东、西佛兰德斯省。——中译者注

[21] jacques bénigne bossuet（1627—1704），condom和meaux主教，是当时著名的布道者，他在皇室成员葬礼上的演说辞是法国古典风格和力量的杰出典范。他曾担任路易十六的王位继承人的导师，写作了《通史》（histoire universelle），是法国几代学生捧读的经典。他最坚定地反对新教，也领导了限制宗教权力的运动，这使他独立于法国天主教会，因而成为教会史上和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英译者注

[22] 参见法文版vol.v，第86和94页；《经济学的诡辩》第一部分第14、18章；也可参见 本书第7章 。——法文版编者注

[23] lancaster，英国英格兰西北部工业城市。——中译者注

[24] 参见《和谐经济论》第3章、第8章。——法文版编者注

[25] 1848年2月22日抗议首相基佐（guizot，1787—1874，法国政治活动家，著名历史学家）的群众示威活动，结果导致他被国王路易·菲力浦撤职。然而，这场谨慎的运动却没有让国王吸取教训，相反，次日，军队向示威群众开枪。愤怒的巴黎民众发动了武装起义，于24日冲进杜伊勒里宫，国王逃跑，以拉马丁为实际首脑的十一人革命临时政府成立，25日宣布成立共和国，即法兰西第二共和国。——中译者注

[26] 参见法文版全集vol.v，p.282.，论无息信贷的第12封信结尾。——法文版编者注

[27] 战争部长最近宣布，把一个人送到阿尔及利亚，要花去国家8000法郎。而我敢肯定，现在一个普通人如果每年有4000法郎，就可以在法国生活得很不错了。那么，我就想知道，如果你在带走一个人的同时，带走了可以供养两个人的钱，你是怎样有利于法国人的？——作者原注

[28] 参见法文版vol.v，第86和94页；《经济学的诡辩》第一部分第14、18章；也可参见 本书第7章 。——法文版编者注

[29] 二月革命时成立的新政权发起创建国立工厂，以解决失业问题，同时也把间接税率提高了45分。而事实证明，这种工厂并不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令人满意的办法，简直是一场闹剧，作用很小，甚至根本就无法运转。但当政府决定取消国立工厂，把失业者安排进军队、公共工程或私人工业企业时，巴黎的劳动阶层对政府背叛“就业权利”义愤填膺，在1849年发动了革命，经过一番激烈的战斗后才被镇压下去。——英译者注

[30] 如果一项行动的所有后果都有益于该行动者，那么，我们就该马上修正我们的理论。然而，这个例子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有时，看得见的好的效应都让我们赶上了，而看不见的坏效应却由别人承担，因而就使那些坏效应更不为我们所知了。因此，我们必须等候那些承受了行动的坏后果的人们作出反应才能观察清楚。这经常需要较长时间，而这会延长错误流行的时间。一个人做了某些事，给自己带来了相当于10法郎的利润，给大家带来了相当于15法郎的损失，但却在30个人中间分摊，那么，每个人所承受的损失就只有半法郎。从总体上说，出现了亏损，因而他们必然会作出反应。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种反应要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能看到，因为坏效应广泛地分摊在大量人口中，而好效应却集中被一个人获得了。——出自作者未出版的散篇

[31] vicomte franc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先驱，出身贵族，在政治上属于忠实的保王党人，坚定地拥护波旁王室。曾参加反对革命的军事斗争，也曾反对过拿破仑的统治，多次流亡国外。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成为贵族院议员，出任外交大臣。1830年七月革命后专事写作，主要著作有《革命史论》、《基督教的真谛》、《关于罗马帝国崩溃的历史研究》，最著名的则是其积40年之功力写就的回忆录《墓外回忆录》（中文节译本译为《墓中回忆录》，三联书店，1997），被奉为法国散文的典范。——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