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
读者读到这里很自然地会期望我开始对社会主义计划作一次比较性的评价。也许使这个期望落空是得策的。因为不是完全缺乏责任感的任何人都不会看不到，要把我们在其间生活的一个制度与一个还只是心里想象的制度——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会同意俄国经验是重要的现实——作比较必定是极端危险的。但我们愿意冒这个风险，时刻记住在我们准备涉足的事实和论据领域以外还有我们无法进入的个人爱好、信仰、价值观的领域。但是，我们只要严格限制我们的目标和坦率承认存在困难与陷阱，我们将增加成功的机会。
尤其是我们不应比较商业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文化世界。我称为社会主义文化不确定性的东西，其本身就足以阻止这样的企图。可是我们不打算这样做还有另一个原因。即使社会主义文化只指一个明确的模式，比较性的评价仍然是可怀疑的事情。有那么一些理想主义者和偏执者，他们看不到这样做的困难，并愉快地采用某种特征作为比较的标准，他们认为这个特征远比其他任何东西价值高，他们期望他们的社会主义呈现这个特征。但是，如果我们决心要比那种办法做得更好，同时尽我们洞察力之所及，看清与这个文明同生共死的各个方面，我们就会立刻发觉，每一个文化都自成一体，不能与任何其他文化相比较。
但有一个论点支持实际与可能的文化成就的比较，同时又不越出我们那种分析的范围。有人时常声称，社会主义计划能解除个人肩上的经济忧虑，它将释放出现在浪费在艰辛地谋日常生活的无法计算的文化精力。这点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任何“有计划”社会可能做到这一点，但由于其他理由以及在其他方面它也可能窒息文化前景。就我们所知政府当局难以负起发现人才和培育人才使才能开花结果的责任，说政府当局发现和赏识凡高会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快，可能有人反对。但这种反对没有击中要害。因为政府当局不需要走得那么远。它必须做的只是让凡高像每个人一样得到他的“收入”和使他工作得不过分辛苦；这样，在任何正常情况下，就足以有必要的机会来保护创造性的才能了。虽然在我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不能肯定，在凡高那样的事例中，这样做是不是足够了。
可是还有一个反对意见更有分量。社会主义鼓吹者在这个问题上也像在别的问题上一样，可能忽视了——他总是热烈地坚决不承认——他的某些理想在现代社会中得到实现的程度。资本主义在比我们大多数人相信的更大程度上为人才提供向上攀登的梯子。激怒许多上等人的典型资产阶级的残忍口号“那些不能从这些梯子向上爬的人，不值得为之操心”之中，含有一定的真理成分。梯子可能不合我们选择设立的标准，但不能说它不存在。现代资本主义不但在它发展的较早阶段系统地提供保护和培养几乎任何种类人才的手段——手段非常之多，以致在一定范围里困难不在于如何为人才找到手段，而在于如何为提供的手段去找到可以适当地称为人才的人——而且以它自己结构的规律倾向于把有才能的个人推向高处，把有能力的家族更有效率地向上推。因而，虽然可能出现社会损失，特别在那批半病态天才中间，但损失不可能很大。 (1)
2．讨论比较效率
让我们继续讨论经济方面的事情，虽然我希望我已经清楚表明，我不认为经济问题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
1．我们讨论的范围的限度是明显的，因此在我们讨论还只涉及蓝图的第一步，犯错误的危险性最小。把过渡的困难推迟到以后单独讨论，暂时先假定困难已被成功地克服，我们只需看一看社会主义图式可能性与实际可行性的证据的含义，就能理解有极充分的理由相信它的优越的经济效率。
只有关于大企业或“垄断”资本主义的优越性需要证明，因为证明了这点，高于竞争性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便更有理由了。根据第8章中我们的分析，这点是很明白的。许多经济学家凭借在完全不现实条件下编造对竞争性资本主义各种各样阿谀之词的事实，已经习惯于赞美资本主义，贬低它的“垄断主义的”继承人。因此我愿再次表示，即使那些赞美词证明完全有道理——其实并非如此——即使那个理论家主张的完全竞争在工业和运输业领域已经实行——绝不可能如此——最后即使针对大企业的全部咒骂证明完全合理——远非如此——事实仍是，在最大规模单位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机器的实际效率要比先前中小型企业时代大得多。这是有统计数字记录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回忆这个事实的理论解释，我们会进一步了解，控制单位及其经营战略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且在相当大范围内也是反映在那个统计记录上成就的条件；换言之，那种中小型企业前面的技术与组织的可能性（这种类型企业与接近完全竞争条件可以和谐共存）绝不可能产生同样的结果。因此，现代资本主义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将如何运作就成为毫无意义的问题。所以，除了谈论社会主义将继承“垄断”资本主义而不是继承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外，我们除非偶尔涉及，不需要再为竞争性资本主义多费笔墨。
我们要把一个制度的经济效率凝缩为生产效率。甚至生产效率一词也绝不容易下定义。要比较这两个可相互置代的名词当然必须指的是同一时间——过去、现在或将来。 (2) 但这样还不够。因为贴切的问题并不是从某一时间看来社会主义经理部门使用该时间存在的资本主义机构能够做些什么——这点对我们来说，不比社会主义经理部门使用一定数目消费品能做些什么更令人发生兴趣——而是如果是社会主义经理部门而不是资本主义经理部门主持建设，将存在什么样生产机构，或者已存在什么样的生产机构。关于我们实际和潜在生产资源的大量信息是过去20年里积累起来的，不管它对其他目的有多大价值，但在同我们的困难作斗争中没有什么帮助。我们能做的只是列举我们能够察觉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商业社会两者的经济机器之间的差异和尽可能正确地估价它们的重要性。
我们要求进行比较时候的人口的数字、质量、爱好和年龄分布两者应该相同，那么我们才可以称那个制度有相对较高的效率，我们有理由期望它从长期观点看来 能生产每平均时间单位的较大消费品流。 (3)
2．这个定义需要解释。看得出来这个定义没有把经济效率与经济福利或与一定程度的需求满足等同起来。即使在我们看来任何 可以想象的社会主义经济肯定比任何 可以想象的商业经济效率更低，大多数人——他们事实上全是典型社会主义者关心的人——可能在社会主义中比在商业经济中“生活更好”或“更快乐”或“更满意”。我首先和主要的回答是，甚至在这些情况下，相对效率仍保持独立的意义，在任何情况下它将是一个重要的需要思考的问题。但其次，我不认为我们若采取一个忽视这些方面的标准，将遭受很大损失。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极可争论的问题，把它弄得明白一点有好处。
首先谈谈这件事，即深信不疑的社会主义者从仅仅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事实上得到满足。 (4) 社会主义面包滋味比资本主义面包更甜，只是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面包，甚至他们在面包里发现老鼠也是一样。此外，如果采用的特定社会主义制度碰巧符合人们的道德原则，例如平等主义的社会主义符合许多社会主义者的道德原则，这个事实以及随后给予人们正义感的满足，当然要列入那个制度优越性的名下。对于这个制度的运作来说，这样的道德忠诚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它的重要性甚至就我们概念中的效率而言，今后还必须加以评论。但除此之外，我们所有人最好还是承认，我们关于正义等等用语主要只是表达我们是不是喜欢某一种社会形式的措辞罢了。
但是，似乎有一种赞成平等社会主义或赞成其结构容许有较大收入平等的任何社会主义的纯经济论点。那些经济学家，至少那些把需求的满足看做可测定数量和认为不同人们的满足程度可以比较和合计而不感内疚的经济学家，有权利坚持说，有了一定量消费品流的积存，一般说来只要平均分配就将产生最大的满足。与商业经济制度有同等效率的平等主义经济制度将在较高福利水平上运行。甚至效率略低的平等主义制度也可以这样做。大多数现代理论家丢弃这个论点，他们提出的理由是，满足是不能测定数量的，不同人们的满足程度的比较和合计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需走这么远。只要指出平等主义的论点特别容易受我们对垄断主义实际做法的分析所提出结论的反对就够了：问题不在于如何分析一定的数量而不顾收入分配的原则。工资收入在允许无限制不平等的商业社会里可能要比平等社会主义的平均收入高得多。只要对这点不作合理的肯定，即不肯定社会主义生产机器现在或过去或者在比较时能够期望它至少有接近商业经济机器的效率，关于分配的论点依旧是非结论性的——事实有待证明的——即使我们选择接受它也是一样。 (5) 一旦生产效率问题得到解决，分配论点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多余的了；除非这个论点完全建立在道德理想上，它只在模棱两可的事例中占优势。
3．为什么相同的生产效率水平可以和不同的福利水平联在一起还有另一个理由。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定国民收入比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定国民收入能办更多事情，因为前者能更节约地使用它。采取节约措施是出于以下事实，即某种类型的社会按照其组织特性可能把一大部分资源分配作某种目的，而另一些类型社会也根据其组织特性不关心甚至反对这个目的。例如，和平主义的社会主义节约军费，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节约教会费用，这两种社会可能由此建立更多医院。事情确是这样。但因为它涉及不同估价问题，我们不能有信心把不同估价一般地归因于社会主义——虽然可以归因于许多个别社会主义者——这点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无关。
几乎任何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包括柏拉图式的社会主义——都一定会实行另一种类型的节约措旋，即从消灭有闲阶级——“无所事事的富人”——来实行节约。因为从社会主义立场看，不理会属于这个集团中个人需求的满足和估价这批人的文化功能为零是十分正确的——虽然有教养的社会主义者常常为保全他们的面子，总要加上一句：“在当今世界里”，社会主义政权这样做显然会得到净收入。我们的效率测试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因此会受到多大的损失呢？
当然，即使不提为应付当前战争经费而运用的财政措施，现代所得税和遗产税迅速使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大大降低。可是这种税制本身表现了一种反资本主义态度，它也许是完全消灭典型资本主义收入阶层的开端。因此我们必须把我们的问题对准其经济根基尚未受攻击的资本主义社会。就美国而言，挑选1929年的数据资料看来是合理的。 (6)
让我们把富人的标准定为收入5万美元或以上的那些人。这批人在1929年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约930亿中的130亿美元。 (7) 从这130亿美元中我们必须减去税收、储蓄和对公益事业的捐赠，因为取消这些项目绝不会形成社会主义政权的节约；只有富人为自己消费的支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节省”。 (8) 富人的这笔支出数字很难精确估计。我们能希望的只能是一个巨大概数的概念。愿冒风险的大多数经济学家猜测这个数字不足130亿美元的1/3，说这笔支出不超过43.3亿美元或约为国民收入总数的4.6％是相当有把握的。这个4.6％包括高级企业家和专业人员收入的全部消费开支，所以游手好闲富人花费的不可能超过余数的1％或2％。只要家庭动机依然有活力，不能认为全部开支与促进经济机器效率的表现无关。
有些读者一定会觉得5万美元的额度高得过分。当然很清楚，取消或降低不论贫富所有游手好闲者的收入水平，低到只够维持生活的程度，从经济角度说，能有更多的节约。 (9) 人们也可以设想，让高收入分配合理化，使得收入更符合工作表现，还能够做到更加节约。但我将在下一节中提出的论证，会表明对这方面所抱的很大希望可能遭受失望。
但我不想坚持。因为，如果读者认为这些节约措施具有超过我认为恰当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即将达到的结论，只会更加适合。
3．社会主义蓝图优越的理由
这样，我们判断优越或低劣的标准毕竟包括比它表面上看来更多的理由。但是，如果我支持这个标准，我上边所说社会主义蓝图优越的有力理由是什么呢？
细读第8章分析的读者可能感到奇怪。通常提出以支持社会主义政权反对资本主义政权的大多数论点，一俟正确地叙述后者以迅速进步的速度为经济创造的条件时，如我们所见，就站不住脚了。这些论点中有一些，经仔细检查，甚至反而对资本主义有利。许多认为是病理的现象看起来像是生理现象——在创造性毁灭过程中执行重要的职能。许多浪费带有补偿，有时完全（有些情况下部分）使推论失去作用。社会上不合理的资源配置，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频繁和严重，此外，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缺点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同样可能发生。过剩的生产能力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也是部分地无法避免的，但它总是有可解释的地方，足以反驳人们的批评。甚至无法纠正的缺点最终只是成就中的附带事情，成就之大足以抵消许多过错。
对于我们问题的答案可从上一章的最末一段推理而得。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阶段，答案的确当性可能还有怀疑，一俟资本主义永久地 松垮下来，这答案就成为决定性的，不论根据经济机制内在的理由还是根据经济机制以外的理由来看都是如此。
在某些情况下，资本主义行业处于价格和产量在理论上不确定的环境中。当卖方垄断市场时，这种情况可能出现，虽然不是频繁出现。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每一件事——除没有实际重要性的有限事例外——都是不平常地被事先决定的。但即使存在理论上可决定状态时，资本主义经济要做到万事事先决定也比社会主义经济困难得多，代价也大得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无穷无尽的运动和反运动是必然的，决策必定在不确定的环境中作出，这就使行动迟缓拖宕，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存在那样的决策和行动，不存在那样的不确定性。这个判断不但适用于“垄断”资本主义，而且更适用于——虽然有其他理由——竞争性资本主义，这在猪产量的周期中就看得清楚， (10) 或多或少完全竞争性行业在大萧条时期或在它们自己盛衰起伏中也表明这一点。
但这一点所含的意义比乍一见时想到的要多。根据给定数据观点看来是合理或理想的生产问题的确定解决办法，以及任何能缩短、畅通和保护通向取得解决办法的道路的任何措施，必然能节省人力和物资，并能降低获得一定成果的成本。除非这样节省下来的资源被完全浪费，否则我们所说的效率必然提高。
在这个论证下，上面略述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综合的控诉获得合格的辩护理由。拿过剩生产能力作为例子。说社会主义中完全不存在过剩生产能力是不正确的；中央局坚持要充分利用一条通过无人烟地区的新铁路是荒谬的。说过剩生产能力在所有情况下都意味损失也是不正确的。但有些类型的过剩确实带来损失，而社会主义经理部门能够避免这种损失，其主要例子是为进行经济战而保留的后备生产能力。不管这个特殊例子有多大重要性——我不认为重要性极大——它告诉人们我已经宣布过的一个论点：有些东西在资本主义发展条件下是（或可能是）完全合理甚至必要的，所以按资本主义秩序的观点看来，它们根本不构成缺点；它们也不构成相对于竞争资本主义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弱点，只要它们（作为条件）与垄断资本主义的成就有关连，而这些成就是竞争性资本主义达不到的；可是即使情况如此，但与社会主义蓝图相对照，它们仍旧构成弱点。
这点对造成商业周期机制的大部分现象而言特别正确。资本主义企业不缺乏调节器，有些调节器很可能在社会主义生产部的实际行动中再次见到。但进度计划，尤其是各行各业中新风险投资的及时系统协调和有秩序分配，对于防止资金有时过度充塞另一些时候萧条不足所起的效用，比任何利率的自动的或操纵的变化和信贷供应能起的效用，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事实上，这些措施会消灭周期性上升和下降的成因，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它只可能缓和起落的程度。至于废弃过时设备的过程，这在资本主义中——尤其在竞争性资本主义中——意味着暂时的瘫痪和损失，也就是部分失去机能，而在社会主义中，“废弃过时设备”不过是事先编制一份全面计划，让一般人知道，要把过时工厂或设备件中未过时的部件移作他用而已。具体的说：以棉纺业为中心的一场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里可能使住宅建设停工；在社会主义制度里这场危机也会发生，此时一纸通知马上使棉织品生产作大幅度削减，虽然这种情形不大可能发生；而且这种危机会是加快住宅建设而不是停止住宅建设的理由。
无论何人所希望的无论何种经济目标无不旨在实现他的愿望，社会主义经理部门能以较少骚乱和损失达到目标，且不一定会惹起影响资本主义制度构架内计划进度的不利条件。这点可以用下列人们常说的话来表明它的一个方面：社会主义经理部门能够朝向接近产量长期趋向的路线前进，从而自然地形成如我们见到过的对大企业政策并不陌生的趋势。我们的整个议论可以归结为下面几句话，即社会化的意思是在大企业标出的道路上迈出超越大企业的一大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经理部门可以想象地证明它优于大企业资本主义，而大企业资本主义已证明它类似竞争性资本主义，一百年前的英国工业就是后者的原型。很可能，今后几个世代看待议论社会主义计划不足的论点就像我们看待亚当·斯密关于合股公司的论点，它也不是完全错误的。
当然，到此为止我所说一切只提到社会主义蓝图的逻辑，并由此提到社会主义实际上可能很难实现的“客观的”可能性。但就蓝图逻辑而言，社会主义蓝图根据较高合理水平绘制，这是不容否定的。我相信，这是处理事情的正确方法，这不是合理与不合理的事情。农民对猪与饲料价格产生的猪周期的反应，个别地说和从当时的观点来说，他的行动完全合理。一家公司的经理部门在卖方垄断市场形势中施展手腕也是对的。一家企业在业务兴旺时扩展在业务不景气时收缩也是合理的。所不同者仅仅是合理性的性质和范围。
能提出为社会主义计划辩护的当然不止这一点。但就社会主义经济的纯逻辑而言，不能证明为错误的大部分论点事实上都包含在上面举出的那一点之中。
头等重要的一个例子是失业。我们在第二篇中业已见到，关于失业者本身的利益，处于任何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凡其进步程度足以为成功的社会主义化需要提供机会的，大概不会留下太多他们希望解决的问题。但就社会的损失而言，上文论点的意思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失业将减少，主要是消灭了经济萧条的后果，而在出现失业的地方（主要由技术改进引起），生产部将想方设法——不管它实际上做什么——重新指引人们进入其他职业。只要能实现计划提到的可能性，在任何情况下总会有新职业等待他们。
社会主义计划较高合理性还含有一个较小的优点，它来自这样的事实，即在资本主义制度中，通常在个别企业里发生的改进，在推广中需要许多时间并会遇到抗阻。如果进步的步子迅速，总有许多企业紧紧抱住老方法或者低效率的方法不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一项改进理论上能够以法令加以推广，而低标准的做法就能很快被消灭。我称这个优点为小优点，因为资本主义通常也相当有效地对付低效率问题。这个特殊优点的相似之处不论大还是小，由政府机关来实现就是另一回事了；一个公正的机关总是可以被信任，能把它所属的成员全部上升到它制订的标准，但这样说与这个标准本身如何完全无关。读者务须始终记住，那个可能的优势也许会在实际中变成实实在在的劣势。
而且，中小型企业的经理或业主兼经理通常不是工程师就是销售人或是组织者，即使他们都是有本领的人，也很难样样事情做得一般好。我们经常发现，甚至成功的企业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管理得很差——有效率专家的报告为证——它们的领导人因而部分地是没有尽到责任的。社会主义经济如现代最大规模企业所做的那样，能够把这些人使用在他们真正熟悉的岗位上，使他们发挥最大的专长。可是不需要我们详加解释的明显理由，不允许我们对这种优点抱很大希望。
但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优点在我们绘制的蓝图上看不出来。商业社会的突出特色是私人领域和公有领域的划分——或者，如果你愿意可以说，在商业社会中的私人领域所包含的内容要比封建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分派给它的多得多。这个私人领域与公有领域分得清清楚楚，不但在概念上如此，在实际上也是如此。这两个领域在很大程度上由不同的人管理——地方自治政府的历史提供最显著的例外——二者根据不同的、常常是互相冲突的原则进行组织和管理，于是产生不同的、常常是互不相容的标准。
这样的安排只能暂时没有摩擦，这样安排的自相矛盾的性质，如果我们不是对它早成习惯，就会是我们惊讶的根源。事实上，摩擦远在它发展成对抗之前早就存在，而对抗是由公有领域的人们越来越成功地进行资产阶级领土征服战争的结果。这种对抗导致斗争。政府在经济领域上的大多数行动于是呈现为显然具有老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说的特性——政府干预 。政府这些行动事实上的确是这个词任何意义上的干预，尤其是考虑到这些行动阻碍和瘫痪私人的生产机器。不能说这些干预常常成功，甚至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也是如此。但就干预行动来说，社会主义中央局的行动将有更大机会取得成功，而由于斗争而产生的成本和损失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可以完全避免的。这种损失相当巨大，尤其是要是我们把由不停调查和起诉引起的不安以及随后对私人推进事业精力的沮丧作用计算在内，损失就更大了。
这些成本中的一个重要成分应该特别一提。它就是把才能专注于仅属保护性的活动，律师所做全部工作的一大部分用于企业与国家及其机关的斗争。我们称这类工作为邪恶地妨碍公益也好，或称它为保护公益反对邪恶阻碍也可以。无论如何事实依旧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部分法律活动既不需要也无活动余地。由此形成的节约不能用从事这种活动的律师费来令人满意地衡量的。律师费并不多，但为数可观的是许多优秀才智之士从事这种非生产性职业带来的社会损失。想一想才智之士何等稀少，他们若能转移做其他职业，对社会的好处可能不在少数。
私人领域和公有领域之间的摩擦或对抗首先由于下列事实而加剧：自从王公的封建收入不再有很大重要性以来，政府一直依靠私人领域中为私人目的而生产的收入，这笔收入必须用政治力量从这些目的中挪出来。 (11) 一方面，税收是商业社会的一项基本标志——或者，如果我们接受第一章中引用的政府的概念，它是政府的基本标志——另一方面，它几乎不可避免地具有伤害生产过程的性质。 (12) 大约在1914年以前——要是我们同意只考虑现代——这种伤害还局限在狭小的界限以内。但从1914年以后，税收逐步增加，成为企业和家庭预算的最重大项目，成为造成令人不满经济成就原因中的主要因素。此外，为了从不自愿的机体中榨取不断增加的税额，出现了庞大的行政机构，它只是为它收入中的每一美元与资产阶级作斗争。那个机体的反应是发展防护器官，为自我保护做了大量工作。
没有其他东西如此清楚地表示出由社会机体结构性原则冲突所造成的浪费。现代资本主义依赖利润原则解决它的日常生活，但拒绝允许这个原则占主导地位。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这样的冲突，因此也不存在这样的浪费。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控制了全部收入来源，税收就能和国家同时消亡，或者，如果我对国家概念得不到大家的赞成，那就说税收和资产阶级国家一起消亡。因为，作为常识来说，说中央局先付出收入，付了以后，再追在领受者后面，以求重新收入一部分，这显然是荒谬的。倘若激进分子不那么喜欢作弄资产阶级，以致他们除了看到税收太低外看不到税收还有任何毛病，在此之前早该承认，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个最重要的优越性的归属权，可以提出来支持社会主义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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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使在调查中这种损失像往常一样并未消失，但根据调查例子所作的推论夸大了事实。此外，有一些那种损失的出现与特定的社会组织无关；在资本主义制度中的此类损失并非全部是资本主义制度产生的。
(2) 这个规律应该是不言自明的，可是它常常被破坏。例如，苏联目前的经济成就常常被拿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的沙皇政权作比较。但是四分之一世纪的消逝使这样的比较失去全部意义。唯一可能有意义的比较只能是，如以1800—1914年间的数字为基础所推知趋势的价值与现今价值作比较。
(3) 因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际收入流在某种程度上都由不同的商品构成，它们包括两种制度中共有的只是比例有点差异的商品——虽然没有关于可花费收入分布变化的外加假设，不可能估计这种差异的重要性——比较引起微妙的理论问题。如果资本主义社会比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较多的酒和较少的面包，两个收入流哪个较大呢？在任何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努力中，由比较同一社会结构一个年份与下一个年份的收入流遭受的困难（那就是编制任何总产量指标中遇到的困难）非常之巨大。但无论如何，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如下的定义就足以解决理论上的 问题：两个收入流中的一个如果（只有如果）比另一个产生较大的货币总数，就称这个收入流是较大的收入流，在对二者的估价中使用两种价格体系中无论哪一种都一样。如果两种收入流都以资本主义价格体系估价，其中一种收入流产生较高数值，与此同时如二者都以社会主义价格体系估价，那种收入流却产生较少的数值，那时我们说二者是相等的，恰如它们使用两种价格体系实际上产生相同总数一样——这意味着，我们相信在那种情况下一般说来差异不会很大。这个定义当然没有解决统计 问题，因为我们不能同时得到两个收入流的数字。
为什么我们把从长期观点看来 这几个字插入正文里的理由，从第7章我们的分析中应是很明显的了。
(4) 事实上我们有时为了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成员的优遇，就被引导忽视社会主义计划的缺点。这个论点陈述坦率，表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感情，它绝不像初听起来那样完全没有道理。它的确使所有其他论点成为多余。
(5) 我们这样舍弃的论点可能有如下的意思：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最高效率大于竞争经济的最高效率。但由于两种最高效率的纯形式性质，比较它们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这点在上文的讨论中应是很明白的了。
(6) 美国是实施这个效率测试条件最好的国家。大多数欧洲国家问题比较复杂（至少19世纪甚至直到1914年的情况是这样），那里出现的高收入是前资本主义时期开始的，在资本主义发展中更加增多。
(7) 见h．g．莫尔顿、m．莱文和c．a．沃伯顿的《美国的消费能力》（1934年），第206页。一般认为数字极端粗糙。它们包括职业收入和投资收入，也包括出售财产和持有住房的估计收入。
(8) 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当局大致上会把这些储蓄和捐赠用于不同目的的事实并不影响这个论点。
(9) 但应注意，完全由投资利润组成的收入并不是利润收入者在经济上无所事事的标志，因为他的工作可能体现在他的投资活动中。用教课形式解释这个道理和长篇议论能起相同作用：假设有一个人用他的双手开垦一块土地；他此后得到的报酬是“由人制造的工具的报酬”，或如经济学家所称的是准地租。如果对土地的改良是永久性的，报酬将变得与地租本身难以区分，因而看起来像不劳而获收入的化身，实际上，如果我们把工资定义为由个人进行生产性劳作所得的报酬，那么它只是工资的一种形式。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经过努力取得收入，这种收入可以采取工资形式，但不一定采取工资形式。
(10) 参见第8章。
(11) 解释税收相似于俱乐部会费或购买医生执照的费用的理论，只能证明社会科学的这一部分离开人的科学的思想习惯是多么遥远。
(12) 也存在例外，但它们不影响实际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