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文的时候，每觉得笔尖有鬼。有时胸中有千头万绪，写了好几天，还是写不出半个字来。有时脑里没一星半点意思，拿起笔来，却像乩在沙盘上乱画，千言万语，如瀑如潮，顷刻涌泻出来。有时明知写出来不合时宜，会挨讥受骂，笔还是不停地摇。有时明知写出来人会欢迎，手却颤动得厉害，一连在纸上杵成无数污点。总而言之，写文章多是不由自主，每超出爱写便写之上。真正的作家都是受那不得不写的鬼物所驱使。

我又觉得写文的目的若果专在希冀读者的鉴赏或叫绝的话，这种作品是绝对地受时间空间和思想所限制的。好作品不是商品，不必广告，也不必因为人欢迎便多用机器来制造。若不然，这样的作品一定也和机器货化学货一样，千篇一律。作好文章的作家的胸中除掉他自己的作品以外，别的都不存在，只有作品本身是重要的。读者不喜欢不要紧，挨讥刺也不要紧，挨骂更不要紧，卖不出去尤其不要紧。作者能依个人的理解与兴趣，在作品上把精神集中于生活的一两个问题上也就够了。

现在中国文坛上发生了许多争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所谓文学的“积极性”。我不懂这名词的真诠在什么地方。如果像朋友们告诉我说，作者无论写什么，都要旗帜鲜明，在今日的中国尤其是要描写被压迫的民众的痛苦，和他们因反抗而得最后的胜利，这样，写小说必得“就范”。一篇一篇写出来，都得像潘金莲做给武大卖的炊饼，两文一个，大小分量都是一样，甚至连饼上的芝麻都不许多出一粒！所谓积极性，归到根底，左不过是资本家压迫劳工，劳工抵抗，劳工得最后的胜利；或是地主欺负农民，农民暴动，放火烧了地主全家，因得分了所有的土地。若依定这样公式作出来，保管你看过三两篇以后，对于含有积极性的作品，篇篇都可以背得下来，甚至看头一句便知道末一句是什么。文章的趣味，到这步田地可算是完了。我并非反对人写这种文章。我承认它有它的效用。不过，若把文学的领域都归纳在这范畴里，我便以为有点说不下去。若是文坛的舆论以为非此不可的话，我便祈愿将那些所谓无积极性的作品都踢出文学以外，给它们什么坏的名目都可以。

人类的被压迫是普遍的现象。最大的压迫恐怕还是自然的势力，用佛教的话，是“生老病死”。农工受压迫的是事实，难道非农非工便都是吃人的母夜叉母大虫，难道压迫农工的财主战主没有从农工出身的，难道农工都是无用者？还有许多问题都是不能用公式来断定的。我不信凡最后的胜利都值得羡慕。我不信凡事都可以用争斗或反抗来解决。我不信人类在自然界里会有得到最后胜利的那一天。地会老，天会荒，人类也会碎成星云尘，随着太空里某个中心吸力无意识地绕转。所以我看见的处处都是悲剧；我所感的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不呻吟，因为这是必然的现象。换一句话说，这就是命运。

作者的功能，我想，便是启发读者这种悲感和苦感，使他们有所慰藉，有所趋避。如果所谓最后胜利是避不是克，是顺不是服，那么我也可以承认有这回事。所谓避与顺并不是消极的服从与躲避，乃是在不可抵挡的命运中求适应，像不能飞的蜘蛛为创造自己的生活，只能打打网一样。天赋的能力是这么有限，人，能做什么？打开裤裆捉捉虱子，个个都能办到；像阿特拉斯要扛着大地满处跑的事只能在虚空中出现罢。无论如何，愚公可以移山夸父不能追日，聪明人能做得到的，愚拙人也可以做得到。然而我只希望不要循环地做，要向上地做。我受了压迫，并不希望报复，再去压迫从前的压迫者。我只希望造成一个无压迫的环境，一切都均等地生活着。如果用这个来做文心，我便以为才是含有真正的积极性。

又，像我世代住在城市，耳目所染，都是城市生活和城市人的痛苦。我对于村庄生活和农民不能描写得很真切，因为我不很知道他们。我想，一个作者如果是真诚的话，一定不会放着他所熟悉的不写，反去写他所不知的。生活的多方面，也不能专举一两种人来描写，若说要做一个时髦的作家必得描写农工，那么我宁愿将我的作品放在路边有应公的龛里，让那班无主孤魂去读。

颖柔先生的文学生涯已过了十几年。虽然因他不常写，写也不为卖钱的缘故，有一两篇在结构上似乎有点生涩或不投时尚，但他的文学率真、有趣，足能使人一读便不肯放手。从前的人们拿小说当安眠药，拿起书来，望床上一躺，不管看的是什么，是哪一回，胡乱地读一阵，到打个呵欠，眼睛渐闭，书掉在地上，就算得着其中意味了。颖柔的作品却是兴奋剂。他描写的不出他的经验和环境，内容也不含有积极性，只为描写而描写，可是教人越读越精神。他每篇都寓着他个人的人生观，最可注意的是他不以一般已成的道德和信仰为全对。他觉得这当中有时甚至是虚伪、可憎和危险。现在他把从前所写的小说和散文等集成一小册，名为《野鸽的话》。因为是老同学，对于他的文章又有同调的感触，所以不妨借题发挥，胡说一气。我想我这样解释颖柔的作品，他一定不会见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