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尝效洪景庐瞿宗吉，编述传记二十六篇，皆闻先辈硕老所谈，与己目之所击者。初但以为暇中之戏，不意好事者录传于士林中，每媿不经之言恐贻大方家之诮，欲弃毁其藁。业已流传，收无及矣。因题其名曰效颦集，所谓效西施之捧心，而不觉自衒其陋也。客有见者，即曰：子所著忠节道义孝友之传，固美事矣。其于幽冥鬼神之类，岂非荒唐之事乎？荒唐之辞，儒者不言也。子独乐而言之，何耶？余曰：春秋所书灾异非常之事，以为万世僭逆之戒；诗经郑卫之风，以示后来浮奔之警。大经之中，未尝无焉。韩柳送穷疟鬼乞巧李赤诸文，皆寓箴规之意于其中。先贤之作，何尝泯焉？孔子曰：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己。然则用心博奕者犹贤，余之所作奚过焉？虽然，人有古今，学有先后，才有优劣。余辞肤陋，固不敢希洪瞿二君之万一，其于劝善惩恶之意，片言只字之奇，或可取焉，庶几蝇声之微，获附骥尾于千里之远也。问者唯然而退。遂书以为识。宣德戊申二月乙丑南平赵弼辅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