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为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
无论自己的小品，散文诗，通通把文字发展到“单纯的完全”中，彻底的把文字从藻饰空虚上转到实质言语来，那么非常切贴人类的情感，就是翻译日本小品文，及古希腊故事，与其他弱小民族卑微文学，也仍然是用同样调子介绍给中国年青读者。因为文体的美丽，一种纯粹的散文，时代虽在向前，将不容易使世人忘却。
周先生在文体风格独特以外，还有所注意的是他那普遍趣味。在路旁小小池沼负手闲行，对萤火出神，为小孩子哭闹感到生命悦乐与纠纷，用平静的心，感受一切大千世界的动静，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用略见矜持的情感去接近这一切，在中国新兴文学十年来，作者所表现的僧侣模样领会世情的人格，无一个人有与周先生相似处。
但在文章方面，冯文炳君作品所显现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由于对周先生的嗜好，因而受影响，文体有相近处，原是极平常的事。用同样的眼，同样的心，周先生在一切纤细处生出惊讶的爱，冯文炳君也是在那爱悦情形下，却用自己一支笔，把这境界纤细的画出，成为创作了。
从创作数量上看，冯文炳君是正象吝惜到自己文字，仅只薄薄两本。不过在这两个小集中，所画出作者人格的轮廓，是有其显明的个性独在的。第一个集子名《竹林故事》，民国十四年十月出版，第二个集子名《桃园》，十七年二月出版。两书皆附有周作人一点介绍文字，也曾说到“趣味一致”那种话。另外为周作人所提到的那有“神光”的一篇《无题》，同最近在《骆驼草》上发表的《莫须有先生传》，没有结束，不见印出。
作者的作品，是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差不多每篇都可以看得到一个我们所熟悉的农民，在一个我们所生长的乡村，如我们同样生活过来那样活到那片土地上。不但那农村少女动人清朗的笑声，那聪明的姿态，小小的一条河，一株孤零零长在菜园一角的葵树，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接近，就是那略带牛粪气味与略带稻草气味的乡村空气，也是仿佛把书拿来就可以嗅出的。
作者所显示的神奇，是静中的动，与平凡的人性的美。用淡淡文字，画出一切风物姿态轮廓，有时这手法同早年逝去的罗黑芷君有相近处。然而从日本文受暗示的罗君风格，同时把日本文的琐碎也捏着不再放下了。至于冯文炳君，文字方面是又最能在节制中见出可以说是悭吝文字的习气的。
作者生长在湖北黄冈，所采取的背景也仍然是那类小乡村方面。譬如小溪河，破庙，塔，老人，小孩，这些那些，是不会在中国东部的江浙与北部的河北山东出现的。作者地方性强，且显明表现在作品人物的语言上。按照自己的习惯，使文字离去一切文法束缚与藻饰，使文字变成言语，作者在另一时为另一地方人，有过这样吓人的批评：
“冯文炳……风格不同处在他的文字文法不通。有时故意把它弄得不完全，好处也就在此。”
说这样话的批评家是很可笑的，因为其中有使人惊讶的简单。其实一个生长在两湖四川那一面的人，在冯文炳的作品中（尤其是对话），看得出作者对文字技巧是有特殊理解的。作者是“最能用文字记述言语”的一个人，同一时是无可与比肩并行的。
不过实在说来，作者因为作风，把文字转到一个嘲弄意味中发展也很有过，如象在最近一个长篇《莫须有先生传》，把文字发展到不庄重的放肆情形下，是完全失败了的一个创作。其他短篇也有过这种缺点。如在《桃园》第一篇第一页：
“张太太现在算是‘带来’了，——带来云者……”
八股式的反复，这样文体是作者的小疵。从这不庄重的文体带来的趣味，给读者的印象是作者对于作品中的人物刻画，缺少严肃的气分。且暗示到对于作品中人物的嘲弄，这暗示，若不能从所描写的人格显出，却依赖到作者的文体，这成就是失败的成就。但作者在《莫须有先生传》上，则更充分运用了这种文体。这样一来，作者把文体带到一个不值得提倡的方向上去，是“有意为之”了。趣味的恶化或者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作者方向的转变，或者与作者在北平的长时间生活不无关系。
在现时，从北平所谓“北方文坛盟主”周作人、俞平伯等人，散文中糅杂了文言文，努力使它在这类作品中趣味化，且从而非意识的或意识的感到写作的喜悦，这“趣味的相同”，使冯文炳君以废名笔名发表了他的新作，我觉得是可惜的。这趣味将使中国散文发展到较新情形中，却离了“朴素的美”越远，而同时作品的地方性，因此一来亦已完全失去。代替这作者过去优美文体显示一新型的，只是畸形的姿态一事了。
创作原是自己的事，在一切形式上要求自由，在作者方面是应当缺少拘束的。但一个好的风格，使我们倾心神往机会较多，所以对于作者那崭新倾向，有些地方使人难于同意，是否适宜于作者创作，还可考虑。
如果我们读许钦文小说，所得印象，是人物素描轮廓的鲜明，而欠缺却是布故事胚胎以外缺少一种补充——或者说一种近于废话而又是不可少的说明——那么冯文炳君是注意到这补充，且在这事上已尽过了力，虽因为吝惜文字，有时感到简单，也仍然见出作品的珠玉完全的。
另一作者鲁彦，取材于农村卑微人物平凡生活，有与冯文炳作品相同处。但因为感慨的气分包围作者甚深，生活的动摇影响及于作品的倾向，使鲁彦君的风格接近鲁迅而另有成就，变成无慈悲的讽刺与愤怒，面目全异了。
《上元灯》的作者施蛰存君，在那本值得一读的小集中，属于农村几篇作品，一支清丽温柔的笔，描写及其接触一切人物姿态声音，也与冯文炳君作品有相似处。惟使文字奢侈，致从作品中失去了亲切气味，而多幻想成分。具抒情诗美的交织，无牧歌动人的原始的单纯，是施蛰存君长处，而与冯文炳君各有所成就的一点。
把作者与现代中国作者风格并列，如一般所承认，最相近的一位，是本论作者自己。一则因为对农村观察相同，一则因背景地方风俗习惯也相同，然从同一方向中，用同一单纯的文体，素描风景画一样把文章写成，除去文体在另一时如人所说及“同是不讲文法的作者”外，结果是仍然在作品上显出分歧的。如把两人作品的一部分并列，略举如下篇章作例：
《桃园》（单行本），《竹林故事》《火神庙和尚》《河上柳》（单篇）。
《雨后》（单行本），《夫妇》《会明》《龙朱》《我的教育》（单篇）。
则冯文炳君所显的是最小一片的完全，部分的细微雕刻，给农村写照，其基础，其作品显出的人格，是在各样题目下皆建筑到“平静”上面的。有一点忧郁，一点向知与未知的欲望，有对宇宙光色的眩目，有爱，有憎，——但日光下或黑夜，这些灵魂，仍然不会骚动，一切与自然谐和，非常宁静，缺少冲突。作者是诗人（诚如周作人所说），在作者笔下，一切皆由最纯粹农村散文诗形式下出现。作者文章所表现的性格，与作者所表现的人物性格，皆柔和具母性，作者特点在此。《雨后》作者倾向不同，同样去努力为仿佛我们世界以外那一个被人疏忽遗忘的世界，加以详细的注解，使人有对于那另一世界憧憬以外的认识，冯文炳君只按照自己的兴味做了一部分所欢喜的事。使社会的每一面，每一棱，皆有机会在作者笔下写出，是《雨后》作者的兴味与成就。用矜慎的笔，作深入的解剖，具强烈的爱憎，有悲悯的情感。表现出农村及其他去我们都市生活较远的人物姿态与言语，粗糙的灵魂，单纯的情欲，以及在一切由生产关系下形成的苦乐，《雨后》作者在表现一方面言，似较冯文炳君为宽而且优。创作基础成于生活各方面的认识，冯文炳君在这一点上，似乎与《雨后》作者异途了。在北平地方消磨了长年的教书的安定生活，有限制作者拘束于自己所习惯爱好的形式，故为周作人所称道的《无题》中所记琴子故事，风度的美，较之时间略早的一些创作，实在已就显出了不健康的病的纤细。至《莫须有先生传》，则情趣朦胧，呈露灰色，一种对作品人格烘托渲染的方法，讽刺与诙谐的文字奢侈僻异化，缺少凝目正视严肃的选择，有作者衰老厌世意识。此种作品，除却供个人写作的怿悦，以及二三同好者病的嗜好，在这工作意义上，不过是一种糟踏了作者精力的工作罢了。
时代的演变，国内混战的继续，维持在旧有生产关系下而存在的使人憧憬的世界，皆在为新的日子所消灭。农村所保持的和平静穆，在天灾人祸贫穷变乱中慢慢的也全毁去了。使文学，在一个新的希望上努力，向健康发展，在不可知的完全中，各人创作，皆应成为未来光明的颂歌之一页，这是新兴文学所提出的一点主张。在这主张上，因为作者有成为某一种说明者的独占优势，而且在独占情形中，初期的幼稚作品，得到了不相称的批评者最大的估价，这样一来，文学的趣味自由主义，取反跃姿势，从另一特别方向而极端走去，在散文中有周作人、俞平伯等的写作，在诗歌中有戴望舒与于赓虞，在批评上则有梁实秋对于曾孟朴之《鲁男子》曾有所称誉。又长虹君的作品，据闻也有查士元君在日文刊物上赞美的意见了。……一切一切，从初期文学革命的主张上，脱去了束缚，从写实主义幼稚的摒弃，到浪漫主义夸张的复活，又不仅是趣味的自由主义者所有的行为。在文学大众化的鼓吹者一方面，如《拓荒者》殷夫君的诗歌，是也采取了象征派的手法写他对于新的世界憧憬的。蒋光慈的创作。就极富于浪漫小说夸张的素质与文字词藻的修饰。这反回运动，恰与欧洲讲新形式主义相应和，始终是浪漫主义文学同意者的郭沫若，及其他诸人，若果不为过去主张所限制，这新形式的提倡，还恐怕是在他们手上要热闹起来。在这地方，冯文炳君过去的一些作品，以及作品中所写及的一切，将成为不应当忘去而已经忘去的中国典型生活的作品，这种事实在是当然的。
在冯文炳作风上，具同一趋向，曾有所写作，年青作者中，有王■，李同愈，李明■，李连萃四君。惟王■，有一集子，在真美善书店印行，其他三人，虽未甚知名，将来成就，似较前者为优。
七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