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言”是日本中古的民间喜剧。这时期相当于中国明朝，即公元十四世纪后半至十六世纪，正是西欧的文艺复兴时代。在日本历史上，这是武士专政七百年间的中段，在源氏镰仓幕府与德川氏江户幕府的中间，足利氏世袭将军，幕府设在室町，所以称为室町时代。这时代的文学普通称作武士文学。

这武士文学的代表作品是近于历史演义的战记，以及悲剧类的谣曲。战记种类很多，最有名的“平家物语”是讲平源两家争夺政权的殊死斗，结果是平氏全族的灭亡，沉没在九州的海里。谣曲则是歌咏英雄美人的事迹的。

与谣曲相并发生的，便是这里所译的喜剧类的狂言了。这戏剧发生的历史还未能详知，但是出于所谓“猿乐”，那是没有问题的了。据说猿乐这名字乃是散乐的传讹，原是隋唐时代从中国传过去的杂剧，内容包括音乐歌舞，扮演杂耍各项花样，加上日本固有的音曲。这些歌舞杂耍音曲，在民间本来流行着。这时候大概又受着中国元曲若干的影响，便结合起来，造出一种特殊的东西。这最初叫作“猿乐之能”，能便是技能，后来改称为“能乐”，那脚本即是谣曲。谣曲是悲剧。其中又反映着佛教思想，所以它只取了猿乐中比较严肃的一部分，原来还有些轻松诙谐的一部分收容不进去，这便分了出来，独自成功一种东西，就是狂言这种喜剧了。

狂言与谣曲同出一源，所以也称作“能狂言”，照例在演能乐的时候，在两个悲剧中间演出，不但可以让能乐主角来得及改换装饰，也叫观众看得不单调。但是话虽如此，狂言的性质还是独立的，而且与谣曲相对，更显出它的特质来。谣曲用的是文言，它集合中国日本和佛教文学上的词藻典故，灵活地安排成一种曲词，需要文化有程度的人才能了解，狂言则全是当时的口语，与四百年后的今日当然颇有不同，但根本上还是相通的，这在语言研究上也有它很大的价值。至于内容上，两者的不同更是显著了。谣曲的脚色都是正面的，英雄勇将，名士美人，都各有他们的本色，至于高僧大德那自更不必说了。狂言里的角色正和这些相反。武士是时代的宠儿，坐在幕府里代做天皇的将军便是他们的头儿，其次是占有多数土地的“大名”(译文中称作侯爷)，他手下还有许多武士，都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如说平民对他们“不敬”，便可以斩杀勿论。他们实际上是人世间的虎狼，可是在狂言里出现时，却都显得有点像是猪狗了。太平享乐消磨了他们的凶悍气，武士变得怯懦，荒唐愚蠢。例如侯爷出门没人跟随，强迫过路人给他捧刀，等到那人拔刀在手，便都吓坏了，蹲在地上学斗鸡和不倒翁的样子(《两位侯爷》)。或者出去赏花，学做吟诗模样，却全都搞错了(《侯爷赏花》)。又或和蚊子精摔跤，被吹得两眼发昏，跌倒在地(《蚊子摔跤》）。和尚们都由名僧变成了贼秃，大抵因为犯了色戒，被徒弟揭发，弄得下不了台(《骨皮》等)。头陀在日本称“山伏”，是神道教的修炼法术的人，也是庸碌无用，偷吃柿子，被人家侮弄(《柿头陀》)，有的还连看见一只蟹和一只猫头鹰，也都没有什么办法。鬼神本来是可怕的，这里也都成了喜剧的脚色，雷公从空中失脚落地，跌坏了腰骨，要庸医给他打针，而且打得啊啊地叫唤，这才能够飞上天去(《雷公》)。蓬莱岛的鬼于过节时到人间来，迷恋女人，被骗去了一切宝贝，末了给豆子打了出来(《立春》)。《连歌毗沙门》是一篇圆满结局的喜剧，主角毗沙门出台来也是小丑似的样儿，用矛来切开梨子，恐怕锈了，问信徒们要磨刀费，又说梨子流出许多汁水来，算作他的所得，这虽然都说是玩笑话，但却讽刺了主角毗沙门的市侩口气。此外如夫妇反目(《石神》)，翁婿打架(《船户的女婿》)等也收作材料。

这里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便是狂言与民间故事的关系。如上边所说，有许多事都是社会上的实相，不过由作者独自着眼，把它抓住了编写下来，正如民间笑话情形相同。一方面有愚蠢无能的人，一方会也有狡狯的，趁此使乖作弊，狂言里的大管家即是一例，对面也就是侯爷那一类了。我们说到笑话，常有看不起的意思，其实是不对的，这是老百姓对于现实社会的讽刺，对于权威的一种反抗。日本儒教的封建学者很慨叹后世的“下克上”的现象，这在狂言里是表现得很明显的。

日本的民间故事与笑话后来演变成为“落语”，发达很早，狂言有好些篇看来便是从此取材的。本书中所收的《三个残疾人》，《人变马》，《附子》，《狐狸洞》，《骨皮》，《工东》以及《养老水》，可能都属于这一类。狂言的特质是滑稽，但是这安排得很有工夫，不显得恶俗，特别很少色情的成分。正当的民间文学是壮健的，这正是一个很好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