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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亦有了解中国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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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昌先生左右:

日前张铭三君来,送来《日本研究》第四期一册,并所惠赠之佐佐木理译《希腊神话论考》一册,领收谢谢。哈利孙女士的著作,我在民国初年见了她的《古代艺术与仪式》以后,才注意阅读,一直很是佩服,不独希腊神话上得到种种教示,就是我对于神与鬼等的理解也深受其影响,虽然弗来则博士的著书又是别方面的来源。去年冬天高坂正显博士来北京,在综合调查研究所见面,谈到哈利孙女士的事,知道他也有文章发表过,仿佛觉得在寂寞荒僻的路上遇见了行人,很是高兴。《古代艺术与仪式》已有日本文译本,也出于佐佐木氏之手,曾经得到,这回又承赠予《希腊神话论考》,于感谢盛意之外,又引起我对于译者一种亲近之感,这是常时难有的事,自己觉得殊可珍惜。鄙人因为翻译亚坡罗陀洛斯的《希腊神话》,于民国二十七年春间曾将哈利孙女士的这《希腊神话论》译出,作为附录,交给当时由胡适之博士主管的编译委员会,后来听说这些稿件存在香港,恐怕现在已经不知下落了吧。本文的译本因为在做注释,还留存寒斋,可是《神话论》没法子去查询,也没有决心去重译,这回看见佐佐木译书,便不免感慨系之。日本学问界日益精进,古希腊之介绍研究渐以加多,克贝耳教授的薪火愈传愈大,隔海望之,至为艳羡,中国不知须待至何时,始能有此一日乎。

《日本研究》的定期刊,非由大才与毅力主持,不能迅速成就,切实进展,每期快读,不胜佩服。命写文章,极想尽力,但是力不从心,也颇有些困难,甚为惶恐。鄙人在卢沟桥事变之前即曾声明,自己从前所走的路全是错的,即是从文学艺术方面下手去理解日本国民精神,这事完全是徒劳,只有宗教一路或有希望,因为我觉得在这里中日两国民最是不同,我们要能够懂得日本国民的宗教情绪,才可希望了解他的思想与行为。我这意见在近六七年中虽然承蒙日本神道学家的支援与奖励,可是我自己还没有动手去做的决心与勇气,因为宗教本是一头窄的门,而我又恰巧是《新约》上所说的少信的人,那么这件事自然如富翁之登天堂,不是很容易的。截至现在为止,我还只在等候有缘的人出现,向着这条路走去,到得后来再从宝山里回来的时候,请他讲故事给我们听,不但增广见闻,而且可以证明我的条陈究竟正确如何。要批评说懒惰,也是无法,不过天下事往往有设计与实行不是一个人的,所谓成功不必由我,似乎也可引以自解。或者说,这一件如果目下做不动,何妨换一件先来做看,谈谈别的问题呢?这是不可能的。假如我是开着一所店铺,拿不出头号货色来,那么姑且拿次号的,对主顾说明白,问要不要且以此代用,那当然是无妨的,现在却不是这种情形。这有如从前运河里粮船堵住了河道,非把这大船先行发走了,后面的船无论如何没法行驶,我想谈日本文化也须得先就宗教懂得个大概,才能来说别的,现在还是谈不到。近来也胡乱地写作,不过那都是关于中国的,自己的事情不能说全不知道,说到日本文化,现今暂时还得“远虑”,等到把宗教一关打通了之后。因此,自己写文章,实在觉得没有办法,这是要请特别原谅的。

翻译似乎没有这样为难了。其实在去冬曾经有一回想译一小篇岛崎藤村先生的随笔送去,因为藤村先生的有好些散文都是我所十分佩服的,而且那时贵刊正要出藤村纪念专辑,觉得更是没有什么责任,所以决心想那么办,实在却是没有成功。那篇文章题为《短夜时节》,收在昭和五年出版的文集《在市井间》之中,反复看了几遍,觉得实在很好,等到要想动手翻译,才又看出来这里口气达不出,那里句子写不好,结果是思量打算了半天,仍旧一个字都没有写下来。这不是说前回不曾交卷的辩解,其实乃是说明翻译之不容易,假如这所要译的是自己所佩服所喜欢的作者所写的文章。或是原文未必佳妙,原作者未必高明,那么马虎的翻他一下也不见得真是怎么难,不过这类东西又未必有人愿意翻译,我们即使有闲,就是茶也好喝,何苦来自寻烦恼,在白纸上去多写上许多黑字呢。翻译白费心力固然是烦恼,而凭空又负上些责任,又是别一种烦恼,或者是日本所谓迷惑。我刚说翻译藤村文章没有责任,便是因为那时要出藤村特辑,纪念藤村的是非其责自在编辑者,应命为文的人别无干系,若是自己自动地翻译介绍某一作品,那么这责任就要自己去负,也实在是一件很有点儿麻烦的事情。譬如你翻译古典作品,不免有批评家要责备说为什么不介绍现代,如介绍了明治时代作品,又会得怪你不看重从军文士。古人说,责备贤者,自然也是光荣,在旁观的看来,总是有点不讨好,殊有狼狈不堪之印象,不过这里只是客观地说,在自己却自有主观,翻译的时候还是照自定的方针去做,因为自己相信所做的工作是翻译而不是通译,所以没有那些责任。有同乡友人从东京来信,说往访长谷川如是闲氏,他曾云,要了解日本,不能只译文学,要译也须译明治作家之作,因他们所表现的还有日本精神,近人之作则只是个人趣味而已。我很喜欢在日本老辈中还有我们这一路的意见,是颇强人意的事,只要自信坚定,翻译仍是可做的,比较成问题的还只是自己的能力。谈到这里,我对贵刊想说的话差不多就齐全了,文章虽不能写,翻译尚想努力,但是在原则上努力不成问题,何时能够实现却未可知,因为这有力的分量的关系。本来根本不是罢工,可是不免似乎有怠工的样子,上边这好些废话就只是当作一篇辩解。

末了顺便附说一点浅陋的意见。我觉得中日两国民现今迫切的需要一个互相坦白地披露胸襟的机会,中国固然极须知道日本,而在日本至少同样的也有知道中国人之必要。理想的办法是各人先讲各人自己的事情,无论怎么说都好,只要诚实坦白,随时互相讨论商榷,不久自然可望意见疏通,感情也会和好。若是甲国专来研究介绍乙国,乙国对于甲国也同样地做,那么是结果大概过犹不及,如不是太偏于客气。在中国与日本,我恐怕这情形就是如此。将来最好变换一个做法,由两国分别办一个大杂志社,中国方面由本国切实的学者文人主稿,撰述关于中国各问题的论文,译成流畅的日本语,按期刊行,供日本国民的阅读,同时日本也照样的办一汉文杂志,这也未始不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好办法。中国的杂志以介绍中国为主,但也可留下十分之三的地位登载关于日本的文章,以便与日本方面交换意见,日本则附载关于中国的论文。这种有大使命的刊物其实倒很容易办,既然深切地感到东洋民族的运命是整个的,非互相协和不能寻出生路,但能一切出以诚实坦白,消极的条件只须不失国际的礼仪,那么没有什么话不可以谈或是谈不通的。即如杂志的名号,中国所出的便可称为《支那卜日本》(按:“卜”系日文“与”字),日本的称为《日本与中国》,——中国人不必厌恶支那之别号,日本也无须再对中国二字表示争执了。写一封信,乃竟拉扯到三千言,已经有点可笑,末后又说梦话,这梦太好了,霍地醒转时将大失望,还不及做恶梦惊醒觉得快活。不过梦由心造,这里的意思总是诚实的,无妨说说,既然写下之后也就不再涂去。以前我曾写过一篇《中国的思想问题》,这文章当然是不足道,但可以表示我近五六年所用心的地方,若是中国要发刊梦想的杂志,我愿意贡献出去,还可以继续效力,关于日本的则只有那篇《日本之再认识》,事实上是一纸关店的声明,由此可知鄙人所言全无虚饰,亦当为朋友们所共谅者也。

草草不尽,即颂

撰安。

民国三十三年一月十五日,知堂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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