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所谓史评，包括三种著作：

（一）如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评论作史方法的，可说是史学方法论；

（二）如王船山的《宋论》、《读通鉴论》，是评论史事的，就是借史事的讨论来表现他对于时事的意见，这可说是史论；

（三）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瓯北）的《廿二史劄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等书，以考证史书记载的异同，论述各时代史实的特征为主要内容，这种可说是史的考证学。

史论虽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那些评论对象的内容，但这一点无关重要，还不如把它当作研究作者思想的资料。史的考证学对于史实的了解及史书的阅读都给予了实际的帮助，是我们读史的重要参考书。至于史学方法论著作，是关于史的本身的讨论，是我国固有的科学之一部门，而且是社会科学里面的一个重要部门，虽然还没有多大的发展，那仅有的几册书也值得阅读。

刘知几是唐朝的史官，根据他的专门研究及工作经验，著《史通》一书，详论作史方法，分内外篇四十余篇，有独到的见解与锐利的批评。

内篇开始的两篇，《六家》及《二体》，分析唐以前史书有六种体例，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而其中只《左传》及《汉书》两体才可以为作史的标准。他所说的六家，正代表着记言、记事、编年、国别、通古纪传、断代纪传的六体。他所选择的就是编年与断代纪传两体。

《春秋》虽然也按年月次序，但内容太简单，好像大事年表一样，所以不能算作标准的编年体。《史记》、《汉书》虽然同是纪传，但《史记》是通史，对秦以前史实叙述又不甚详明，同时他所根据的经、子、史的古书，也多流传于世，因此刘知几认为它不完备，欠条理，且和别的书重复，不如断代为史的《汉书》好。

刘知几提倡断代史而攻击通史，自现代史家看来，是显然错误的，但历朝官修史书，自以断代为最方便，因为它能够写得详细完备而不至于重复，这或者是刘氏从史官立场而得出的结论。刘知几又主张记载事实的真相，不大赞同因褒贬而歪曲事实的春秋笔法。他有疑古的精神，对《论语》、《孟子》及诸子书，都认为有些不可靠。

章学诚（实斋）曾过着游幕生活，曾修过地方志，他所著的《文史通义》分内外篇，内篇兼论文史及一般学术，外篇专论方志。他的论史有几个要点：

（一）六经皆史；

（二）史家分记注与撰述两种，记注是搜集并保存史料的，撰述则是史书的著作；

（三）通史一体，足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史记》及郑樵《通志》等是（清修《四库全书》，将郑志入别史，未列通史一门，殊不了解通史的重要性）；

（四）史学须分科，注意地方史的编修及史料的保存。

中国史书自《春秋》起，就有拿垂训借鉴为宗旨的一派，朱熹著《通鉴纲目》，于三国时一定要把刘备做正统，就是这种道理。但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王鸣盛等都主张照事直书，不必强加褒贬，这可说是科学的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