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到阿育王在位时，渐渐传播到印度以外，如缅甸、锡兰、阿富汗等地，阿育王以后三四百年，佛教渐盛行于上述各地及中国，而印度内地反衰。

当公元第二三世纪之间，龙树比丘唱诸法皆空之说，为大乘空教之祖。第四五世纪之间，无著及其弟子先后阐扬大乘佛法，而创唯识宗。第六七世纪之间，陈那革新因明学（即佛教逻辑学），护法著《成唯识论》以发展无著、世亲的教义，其弟子戒贤继承之，而和他们对抗的则有继承龙树理论的法辨及其弟子智光。唐时中国玄奘大师到西域，对以上两派理论都有研究。同时到中国传佛教的，有菩提达磨、真谛、达磨笈多、法藏（贤首大师）等。公元八世纪，印度佛教渐衰，其时来中国传教的，有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实叉难陀等，而中国义净法师游印度，留滞南海诸国，回国后颇有译述。

佛教东移，分两条道路，一条是北方路线，经新疆一带以入中国，一条是南方路线，由印度、缅甸、暹罗、安南等地入中国。后来又由中国传到朝鲜、日本。中国输入佛教在东汉明帝时。公元六十五年，明帝遣使到印度求佛经，结果得了佛像经卷，并和迦叶摩腾同回，自此二三百年间，印度及西域佛教家，到中国学汉文、传教、翻译的，很不少。自南北朝以至隋唐五代，佛教思想支配了中国学术界，当时第一流的思想家，都是佛学家。

当南北朝对立的时期，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颇利用佛教以对抗南朝，于是中国儒者与道家曾有联合反佛的运动，如梁朝范缜著《神灭论》（论人死后没有灵魂），刘勰著《灭惑论》注b，宋代顾欢著《夷夏论》，曾引起佛教徒的许多驳辩（载于《弘明集》及《广弘明集》）。另一方面，一般学佛的人，又多半用老、庄、《周易》的思想来说明佛教教理，即所谓以外典（非佛教的经典）释内典（佛教的经典），名叫“格义”。

“格义”是佛教中国化的开始。凡一民族接收外来的文化，常常拿固有的民族文化做基础，这就是佛教所以中国化的理由。中国人讲佛学时所加入的中国思想倾向，大致有几点：（一）中国古代哲学，都以为吾人主观之外，实有客观的外界，但佛学则说外界虚妄不实（空），中国人以为这说太怪，所以讲佛学者多半将佛学所谓“空”另加一番解释，使外界为“不真空”；（二）中国儒家主张在“自强不息”之中，求人格的最高境界，即富于出世色彩的庄子，也不以全然不活动的人为理想中的真人、至人，因此中国人对于佛之境界，也认为并非永寂不动，佛虽“不为世染”，而亦“不为寂滞”，所谓“寂而恒照，照而恒寂”；（三）因印度门阀的等级很严，故佛学中说有一种人没有佛性，但中国人却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所以讲佛学时，认为人人都有佛性，又佛教中有轮回之说，认为今生修行的成就，可作来世修行的根基，如此历劫修行，积渐始能成佛，但中国人却说即在此生中可以“顿悟成佛”。

以上数种倾向，在印度佛徒中也可能有，但中国人则特别加以发挥，如前所述龙树一派“诸法皆空”的原理，中国人因其近于老庄，颇容易接受。至于无著、世亲的“万法唯识”论，就和中国思想不大接近，引不起很深的兴趣。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后来竟产生了禅宗、天台宗、华严宗等几个特殊的宗派。

注b 编者按：刘勰的《灭惑论》，旨在批判反佛言论，为佛教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