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臧获，音zanghuo， 古代对婢仆的贱称。
[2] 是指车马的驭者或轿夫等贱吏。
[3] 当心，此词念kuinv
[4] 在文言文中，书为动词，券为其宾语。
[5] 人生来是平等的，但又是不平等的。人生来都是黄帝的子孙，这是平等的；但有人出生在富足优裕的环境下，有人出生在贫困悲苦的境遇下，这又是不能选择的。但是富贵与贫贱又不是永生永世一成不变的，原先富贵的会落魄，原先贫贱的会发迹，这又是社会能向前发展的动力。中国有句老话说：“六十年的风水轮流转。”这就是所谓的“天道人事”。对待这样的“天道人事”，郑板桥先生的态度，就是在富贵的时候要体贴到贫贱的，要想到他们也有一朝会富贵的时候，要想到自己的子弟也有一朝会贫贱的时候。处处以平等心待人。一个社会怎可能没有差别？就是那些标榜要搞人人平等的，也会在任何最微不足道的地方来制造种种的差别。从出生到死亡，什么样的人使用什么样的规格，都是分得清清楚楚的，只是使用的衡量和鉴别的标准换换花样而已。有差别是无法改变的，问题是你自己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样的差别，是故意借这种差别来兴风作浪，还是像郑板桥一样给别人留有余地。说到底，会打算的，算尽的是自己。郑板桥的话是说到了根子上。
[6]郑板桥为了迎接丙辰的朝廷会试，曾于雍正十三年（1735）读书于镇江焦山。他是在得到江西友人程羽宸的资助后，来到这座四面环水的孤山的。焦山东西两峰之间有一别峰，山头平坦，宋代建有别山庵，明代万历年重建，改名别峰庵，庵内有“天开图画”匾，和“沧海云开腾日月，清江潮落舞蛟龙”的对联。庵内除佛殿和小客堂外，还有花树一庭，小斋二间，环境优雅，别有一番情趣。郑板桥在焦山读书，内容十分广泛，所谓经、史、子、集通观博览但重点仍是研读《四书》、《五经》，练习做八股文，为丙辰会试做准备。在焦山，郑板桥给郑墨写了好几封信，除谈学习制艺的心得之外，还教导郑墨治学要有重点，要精读一部分书。郑板桥在焦山并不闭户读书，常游于古松、翠竹、平沙、峭壁、远水之间。他认为这也无不是在读书。焦山西侧沿江一带，全为峭岩陡壁，其间有宋元、明历代游客的题刻。其中还有著名的《瘗鹤铭》。相传王羲之平生极爱鹤，有一年他到焦山游览，看到山上有一对白鹤，长的十分可爱。数年之后，他再游焦山时，发现这对白鹤已经死了，心里十分悲伤，于是挥笔写就《瘗鹤铭》表示悼念。《瘗鹤铭》原刻在焦山西麓岩石上，后因岩石崩裂，坠入江中。康熙五十二年镇江知府陈鹏年邀人从江中捞出残碑五块，仅剩81个完整字，11个残缺字。据说郑板桥隶、楷结合的“六分半字”，就是从《瘗鹤铭》得到的启示。有人曾写绝句说：“未识顽仙郑板桥，其人非佛亦非妖，晚摹《瘗鹤》兼山谷，别开临池路一条。”郑板桥读书之暇还到镇江南郊“山中访旧僧”。他写有《招隐寺访旧五首》和《满江红?招隐寺》纪游。
[7] 韩愈，号昌黎。凤翔的法门寺里，有一座护国真身塔。塔里供奉着一根骨头，据说是释迦牟尼佛留下来的一节指骨，每三十年开放一次，让人瞻仰礼拜。唐宪宗派了三十人的队伍，到法门寺把佛骨隆重地迎接到长安，让大家瞻仰。一班王公大臣，不论信或是不信，都要千方百计弄到瞻仰佛骨的机会。有钱的， 捐了香火钱；没钱的，就用香火在头顶、手臂上烫几个香疤，表示虔诚。韩愈是向来不信佛，他对铺张浪费来迎接佛骨，很不满意，就给唐宪宗上了一道奏章。他说，佛法的事，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只有在汉明帝以来，才从西域传了进来。他又说，历史上凡是信佛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可见佛是不可信的。唐宪宗收到这个奏章，大发脾气，立刻把宰相裴度叫了来，说韩愈诽谤朝廷，非把他处死不可。 裴度连忙替韩愈求情，唐宪宗气慢慢平了，说：“韩愈说我信佛过了头，我还可宽恕他；他竟说信佛的皇帝，寿命都短促，这不是在咒我吗？就凭这一点，我不能饶他。” 后来，替韩愈求情的人越来越多，唐宪宗没杀韩愈，就把他降职到潮州去当刺史。
[8] 和尚成了佛的罪人，秀才亦是孔子的罪人。当今，和尚骂秀才，秀才骂和尚的事情也是比比皆是。做和尚的要真信佛道，做秀才的要真正做文化的传人。
[9]暾，音tun, 朝暾，早上和煦的阳光。
[10]王羲之，字逸少
[11]董其昌，字思白。
[12]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号望溪，安徽桐城人。苞自幼聪慧，24岁至京城，入国子监，以文会友，名声大振，被称为"江南第一"。大学士李光地称赞其文章是"韩欧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方苞32岁考取江南乡试第一名。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考取进士第四名。时母病回乡，未应殿试。后因给《南山集》作序案发，被株连下江宁县监狱。不久，解到京城下刑部狱，定为死刑。在狱中两年，仍坚持著作，著成《礼记析疑》和《丧礼或问》。康熙五十二年，因重臣李光地极力营救，始得康熙皇帝亲笔批示"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遂免死出狱，以平民身份入南书房作皇帝的文学侍从，后来又移到养蒙斋编修《乐律》，康熙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九年（1731年）解除旗籍，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次年迁翰林院侍讲学士。雍正十一年，提升为内阁学士，任礼部侍郎，充《一统志》总裁。雍正十三年，充《皇清文颖》副总裁。清乾隆元年（1736年），再次入南书房，充《三礼书》副总裁。乾隆四年，被谴革职，仍留三礼馆修书。乾隆七年，因病告老还乡，乾隆帝赐翰林院侍讲衔。从此，他在家闭门谢客著书，乾隆十四年病逝，享年82岁。
[13]挹， 音yi, 接受，汲取。
[14]褚遂良，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官至右仆射河南公，世称褚河南。 他的书法学王羲之、虞世南。《唐人书评》说他的字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他所写的《雁塔圣教序》最有自家之法。
[15]唐代大书家欧阳询（557—641），湖南临湘人。曾任太常博士、太子率更令，因而有“欧阳率更”之称。他与同代另三位（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初唐四大家。按历史地位看，他属于隋唐之间的学者，因其大半生经历在崇尚北方文化的隋朝；入唐后，虽名位日隆，然事实上，只是钦定弘文馆内一名学士，奉命主编类书，当一名书法教授而已。欧阳询创立的楷书，名闻后世，留存于今的《化度寺邕禅师舍利塔铭》、《九成宫醴泉铭》、《皇甫诞碑》等，皆为后世楷模。所谓“欧阳结体三十六法”即以他的书格总结的结字规律；后人从中衍化出许多书学理论。又因欧字循规蹈矩，结构严正，后世科举取士常以欧字为考卷标准书体，相沿成习，越演越烈，被近世讽为刻板的“馆阁体”。这一责任不应由欧阳询来负，而应由历代封建统治者来负。
[16] 郊寒岛瘦，语出苏轼《祭柳子玉文》：“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嘹然一吟，众作卑陋。”后人遂以指凄苦的诗文意境风格。其中“郊寒”即孟郊的诗风，孟郊（751－814）字东野，排行十二，湖州武康（今浙江德清）人。少时隐居嵩山，称处士。近50岁才中进士，任溧阳县尉，与韩愈交谊颇深。抑郁不得志，遂辞官事孝，其《游子吟》为唐诗中之极品。终生贫困潦倒，死后竟无钱下葬，韩愈为之作墓志铭。孟郊前期由隐而仕，诗皆言志，有为而作；后期仕途坎坷，诗转向抑郁，形成险怪诗风。“岛瘦”乃指贾岛的诗风，贾岛（779－843），字浪仙，自称碣石山人，范阳（今北京附近）人。初落拓为僧，名无本，后还俗，屡举进士不第。在洛阳以诗文投谒韩愈，因有吟诗冲犯韩愈马头之“推敲”佳话流传。其五古宗法韩愈、孟郊，喜为咏怀述志刻琢穷苦之言，贾岛以苦吟著名，因为“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之叹。后专攻五律，独树一帜，多吟咏情性，刻画景物之作。诗风清奇僻苦，峭直深刻，以寄情偏僻，铸字炼句取胜。
[17]李贺，字长吉，昌谷（今河南宜阳）人，以乐府诗著称。其诗作想像力丰富，构思奇特，具有极度浪漫主义风格。以父名晋肃，不肯举进士，韩愈为之作《讳辩》。《文献通考》称，“太白仙才，长吉鬼才。”
[18]戗，音qiang, 大堤外加帮的小堤。戗水就是逆水，戗风，就是顶风。
[19]在艺术性和实用性方面，郑燮说了老实话，在公开的场合，讲的是追求艺术性，在私下里，追求的毕竟是实用性。为稻粱谋嘛。
[20]虿，音chai, 蛇蝎之类爬虫
[21]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欧阳修四岁时父亲去世，家境中落，母亲用芦杆画地教他识字。仁宗天圣八年（1030）登进士第，次年到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任职三年期间，与钱惟演、苏舜钦等诗酒唱和，遂以文章名天下。景祐元年（1034）召试学士院，授宣德郎，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充馆阁校勘。二年后，因直言为范仲淹辩护，贬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1040）奉诏复职，庆历三年（1043）知谏院，以右正言知制诰，参与范仲淹等推行的新政变革。因守旧势力攻击，出知滁州（今安徽滁县）。后累得升迁，嘉祐二年（1057）以翰林学士知贡举。五年（1060）官至枢密副使，六年（1061）改任参知政事。神宗时改外任，出知亳州（今安徽亳县）、青州（今山东益都）、蔡州（今河南汝南）等。熙宁四年（1071）以太子太师致仕，居颍州。次年卒，谥文忠。其诗文杂著合为《欧阳文忠公文集》153卷，集中有长短句3卷，别出单行称《近体乐府》，又有《醉翁琴趣外篇》6卷。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诗文革新的倡导者。他曾主编《新唐书》，还用大半生精力完成了一部文字减旧史之半而事迹增添数倍的《新五代史》。他还善于发现人才和提拔后进，宋代的一些大政治家、大散文家、大诗人不少出于他的门下，或相从游，如梅尧臣、苏舜钦、苏轼父子、王安石、曾巩等。欧阳修对北宋诗文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2]毛晋汲古阁《津逮秘书》是明代著名的图书版本。毛晋，原名凤苞，字子久。后改字子晋，号潜在，别号汲古主人。早年为诸生，屡试不第，遂隐居故里。变卖家产，于七星桥构筑汲古阁、目耕楼，以收藏和传刻书籍为业，藏书总数达八万四千余册。由汲古阁刻印的宋、元以来之珍本书籍，名扬海内。刻书数量巨大，达十万余页刻版，涉及经史、词曲、丛书、宗教、小说、笔记等等，为中国历代私家刻书之最。对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杰出贡献。毛晋有著作《毛诗陆疏广要》、《虞乡杂记》、《海虞古今文苑》、《明诗记事》、《汲古阁刻书细目》等。
[23]郛，注意，此字读音为fu，本意为外城。参见徐三见《说郛》考述
[24]《尚书?禹贡》。 这是战国时魏国的人士托名大禹的著作,因而就以《禹贡》名篇。 这是撰著这篇《禹贡》的人士设想在当时诸侯称雄的局面统一之后所提出的治理国家的方案。
《洪范》篇本身文字并不多，但它是我国古代政治哲学思想中的重要篇章。“洪”有“大”意，“范”则为“法”。“洪范”即指“统治大法”，是上古时期的一篇政治、思想、文化的经验总结。
《月令》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一篇。
[25] 张载，字子厚，生于宋天禧四年(公元1020)，卒于宋熙宁十年(公元1077)。因在凤翔县横渠镇讲学，学者称为横渠先生。 他的主要著作是《正蒙》和《易说》。据朱熹、吕祖谦所编《近思录》的引用书目，张横渠的著作有《正蒙》、《文集》、《易说》、《礼乐说》、《论语说》、《孟子说》、《语录》。明代人所编的《张子全书》，包括《西铭》、《东铭》、《正蒙》、《易说》、《经学理窟》、《语录》、《文集》、《拾遗》等。《经学理窟》为《近思录》引用书目所未列，其中羼杂有程伊川的话，显然不尽是张载的著作。《近思录》引张横渠的话，有一些与今本《理窟》中的语句相同，但《近思录》中注云《语录》，不云《理窟》。《语录》今有二本：《张子全书》所载和《四部丛刊》影印宋本，前者仅系后者三分之一。大约张横渠的著作在明代中期已多散佚，今已不易详考。他的主要著作《正蒙》和《易说》已经包括了作者的全部重要学说。张横渠是北宋时代最重要的唯物论者，他在与佛教唯心论的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唯物论哲学体系。他认识到了各种现象之间的对立矛盾，并且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基本问题即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为时代所限制，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而仅仅提出了调和冲突或缓和矛盾的空想方案。但他的唯物论哲学，是和他对于人民生活的关心与注意有密切联系的。
[26] 书籍之多，不胜辍读，只能择其精要，更何况在当今这样信息和知识爆炸的年代。现在，任何人不愁无处获取知识，要紧的倒是该如何在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中始终认定自己的目标，选择值得读和应该读的东西，至于其余的，就让他们“未怕秦灭，终归孔炬”吧。
[27] 短短一封家书，阐明二层道理，其一，既然先君有仁意不忍掘他人冢而自立，那就做得更彻底，买下这块坟地，葬自家并留此故坟作伴，让子孙后代在祭奠自己祖先的同时，也祭奠这无名的亡者。其二，勘舆家所言不足信。存心，要刻刻浇灌，存厚，恶风水也会变作善地。（范仲淹当年也有不信勘舆家所言，而将家坟安置在天平山脚，后来一夜风雨，天平山山石都成了“万笏朝天”之态，风水大变。）佛学中的因果说，也是同样的道理，求天保佑，不如时时、处处行善积德。
[28] 至如此境地，一无挂碍。所谓君子“坦荡荡”也。
[29] 殄灭 tian, 消灭
[30] 读书要有自己的主见，不必拘泥于一些细枝末节。“书中有书，书外有书”，尽信书不如无书，读书人要自出眼孔，自竖脊梁。
[31] 此篇分别以杜甫和陆游诗的内容和命题来论述诗歌创作问题，也反映了文艺创作与它所反映的时代精神的关系。
[32] 此篇还是读书择要的问题，不分好坏一股脑儿地将一切都藏进你的大脑（从现代来说，收藏进你的电脑）这不就成了个破烂橱柜吗？
[33] 注意，此处应读为zhang, 增长也，
[34] 现代人称为“自然生态环境”，古人称之为“天道人性”，道理是一致的。
[35] 旸，yang，阳光普照；燠，yv，潮湿闷热。
[36] “留得一分做不到处，便是一分积累”你信不信，反正我信。
[37] 徐渭 (1521～1593) 明代剧作家、文学家。字文长，一字文青，号天池，晚号青藤，别署田水月。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徐渭一生，虽然潦倒，在文学艺术方面，却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影响深远。明代一些进步文学家如汤显祖、袁宏道等，都受过徐渭的熏陶。他的作品之一《四声猿》是四部杂剧的总称，包括《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四声猿》及《南词叙录》外，有《徐文长集》30卷,《逸稿》24卷。《四声猿》版本,最早有万历间陶望龄校刊《徐文长三集》附刻本及万历间刊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即据后者影印。《南词叙录》的版本，现存最早的有何焯（义门）批补的壶隐居钞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