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祖以篡得位，既即位矣，明之臣子，究以其为太祖之子，攘夺乃帝王家事，未必于建文逊位之后，定欲为建文报仇，非讨而诛之不可也。故使事定之后，即廓然大赦，许诸忠为能报国，悉不与究，未必有大患也。即不能然，杀其人亦可成其志，而实则杜诸忠之或有号召，犹之可也；诛其族属，并及童幼，已难言矣；又辱其妻女，给配教坊、浣衣局、象奴及习匠、功臣家，此于彼之帝位有何损益？又其所戮诸人，若方孝孺之遍戮其朋友门生，谓之十族，其九族以内之亲则皆尽矣；又若景清之既磔既族，又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皆人类所不忍见闻者。因欲纵其暴，故用奸佞，以为人所不忍为，斩刈既尽，又诛其人。今举以上数事于左。欲考其详，有《明史》列传一四一至一四三共三卷，并其旁见各传，如廖镛、廖铭之死，附见于其祖《永忠传》之类，《纪事本末》有《壬午殉难》专篇，可覆阅也。
《方孝孺传》：“六月乙丑，金川门启，燕兵人，帝自焚。是日，孝孺被执下狱。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作《绝命词》云云。时年四十六。其门人德庆侯廖永忠之孙镛与其弟铭，检遗骸葬聚宝门外山上。《廖永忠传》：“镛、铭收葬甫毕，亦见收论死，弟钺及从父指挥佥事升俱戍边。”孝孺有兄孝闻，力学笃行，先孝孺死。弟孝友与孝孺同就戮，亦赋诗一章而死。妻郑及二子中宪、中愈先自经死，二女投秦淮河死。仁宗即位，谕礼部：‘建文诸臣已蒙显戮，家属籍在官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其外亲戍边者，留一人戍所，余放还。’万历十三年三月，释坐孝孺谪戍者后裔，浙江、江西、福建、四川、广东凡千三百余人，而孝孺绝无后。”
十族之说，《本传》不载。史馆诸人务为成祖开脱，朱彝尊且以《尚书》九族，孔安国及马、郑解为自高祖下至玄孙，不及异姓，轻于秦法之三族，谓十族之说非实。《三编质实》引：“《逊国臣传》云：‘孝孺投笔哭骂，上怒斥曰：“汝焉能遽死？朕当灭汝十族。”后系狱，籍其宗支，及母族林彦法等、妻族郑原吉等，示且胁之，执不从。上怒甚，乃收朋友门生廖镛等为十族，诛之，然后诏磔于市。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外亲之外，亲族尽数抄没，发充军坐死者复千余人。’《臣林外纪》云：‘成祖曰：“吾固能族人。”孝孺曰：“族至三，赤矣。”成祖曰：“吾能四。”乃大收其朋友门生，凡刑七日。’《纪事本末》云：‘文皇大声曰：“汝独不顾九族乎？”孝孺曰：“便十族，奈我何？”旧史例议以廖镛等逮论在孝孺死后。朱彝尊以孔安国及马、郑解九族，上至高祖，下至玄孙，不及异姓，则反轻于秦之三族，谓十族之说非实。按夏侯、欧阳解，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据异姓有服。马、郑见《尧典释文》，孔即《伪传》，夏侯、欧阳见《疏》所引。成祖并非经生，一时激怒，不同议礼，何暇辨九族之当从何家言乎？’又按朱彝尊《明诗综诗话》：‘长陵靖难，受祸者莫惨于正学先生，坐方党死者相传八百七十三人；其次黄太常，坐累死者族子六十五人，外戚三百八十人；若胡大理胡闰之死，《郡志》称其族弃市者二百十七人，坐累死者数千人；茅大芳妻毙于狱，有“与狗吃”之旨，载《奉天刑赏录》云云。然则当日或加三为四，或加九为十，传闻异词不足辨，而一时门生朋友滥及无辜，则亦不能为之讳也。’”
《景清传》：“建文初，为北平参议，燕王与语，言论明晰，大称赏。再迁御史大夫。燕师人，诸臣死者甚众，清素预密谋，且约孝孺等同殉国，至是诣阙自归，成祖命仍其官。委蛇班行者久之，一日早朝，清衣绯怀刃人。先是，日者奏：‘异星赤色，犯帝座甚急。’成祖故疑清，及朝，清独着绯，命搜之，得所藏刀，诘责，清奋起曰：‘欲为故主报仇耳！’成祖怒，磔死，族之，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
古云：“罪不及孥。”成祖仇一人，乃抄札及其乡里，此亦与籍高翔之产，既分绐他人，而又加其产之税，曰“令世世骂翔”，其意相同，殆欲景清之乡里皆憾清耶？《高翔传》：“建文时戮力兵事，成祖闻其名，与闰同召，胡闰亦与齐、黄辈昼夜画军事，京师陷，召闰，不屈，与子传道俱死，幼子传庆戍边，四岁女郡奴入功臣家，稍长识大义，日以爨灰污面。洪熙初，赦还乡，贫甚誓不嫁，见者竞遗以钱帛，曰：“此忠臣女也。”欲用之，翔丧服入见，语不逊，族之，发其先冢，亲党悉戍边，诸绐高氏产者皆加税，曰：‘令世世骂翔也。’”
《奸臣陈瑛传》：“为山东按察使。建文元年，调北平，金事汤宗告瑛受燕王金钱，通密谋，逮谪广西。燕王称帝，召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署院事。瑛天性残忍，受帝宠任，益务深刻，专以搏击为能。甫莅事，即言陛下应天顺人，万姓率服，而廷臣有不顺命效死建文者如侍郎黄观、少卿廖升、修撰王叔英、纪善周是修、按察使王良、知县颜伯玮等，其心与叛逆无异，请追戮之。帝曰：‘朕诛奸臣，不过齐、黄数辈，后二十九人中如张纟冘、王钝、郑赐、黄福、尹昌隆皆宥而用之，况汝所言有不预此数者，勿问。’后瑛阅方孝孺等狱词，遂簿观、叔英等家，给配其妻女，疏属外亲莫不连染。胡闰之狱，所籍数百家，号冤声彻天，两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惨，谓人曰：‘不以叛逆处此辈，则吾等为无名。’于是诸忠臣无遗种矣。”又云：“帝以篡得天下，御下多用重典，瑛首承风旨，倾诬排陷者无算，一时臣工多效其所为，如纪纲、马麟、丁珏、秦政学、赵纬、李芳，皆以倾险闻。”
《瑛传》归恶于瑛，若言成祖犹不欲若是，而瑛迫而为之者。此亦过则归臣之意。若非帝之本指，瑛何所利而若是？再证以《佞幸纪纲传》，纲以典诏狱，值瑛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觇帝旨而深文诬诋，帝以为忠，亲之若肺腑，至无所不为，卒以谋不轨乃磔于市。盖其先纵之为暴，不如此不快，亦可知矣。
《仁宗本纪》：“永乐二十二年十一月壬申是年七月辛卯成祖崩，八月丁巳仁宗即皇帝位。朔，诏礼部：‘建文诸臣家属在教坊司、锦衣卫、浣衣局及习匠、功臣家为奴者，悉宥为民，还其田土，言事谪戍者亦如之。’”诸忠臣传中，多言其家属之给配，而诸书则胪列之，正史于《本纪》见此诏，可知其事甚确。夫诸忠既戮，而必辱其妻女，使人教坊，及嫁最贱之人，使失其身，又非严刑峻法之所及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