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周作人氏来东时，说起中国现代白话文学正在过渡期，用语猥杂生硬，缺乏洗炼，所以像诗与戏剧等需要精妙语言的文学，目下佳作甚少，发展的只有小说罢了。获原朔太郎氏响应周氏之说，以为日本文坛现状也是如此，因言语猥杂而欠调整，乏艺术味，于是诗与戏剧的佳作就不可得了。原来是言语造诗人，并非诗人造言语啊！（《纯正诗论》）言语造诗人还是诗人造言语，虽尚有考察的馀地，但言语对于诗及戏剧关系重大，吾人大约皆无异论。周氏和获原氏所说都是国内时代的限制，但同时也各说了本国语所具的本质的区别。现代中国语文的猥杂是受了异形式的外来语文的侵蚀，过渡的混乱状态，我想。
花美。（中）
花ハ美シィ。（日）
die blume is tschon．（德）
la fleur est belle．（法）
the flower is pretty．（英）
欧洲语里作这种命题主辞的名词有冠词的限制；作宾辞的形容词，在法国语也有性别的限制，而主宾辞皆以系辞连结之：包括这种主宾辞的判断，显然是分析的而带客观性。中国语呢，没有冠词，形容词也没有性别的限制，只说“花美”就成。这种与其说是判断，不如说是像表象性质的短语“花美”的样子，是判断以前的东西。日本语却在二者之间。
中国旧文学取了这种表现形式，所以能在一二十字的短句中，将那具有无限飘渺的馀韵的作者世界观投映出来，而形成神韵一派。又如庄子，好像那位反对论理地把握“实在”的柏格森的样子，也主张着直觉的知的同感似的（如《应帝王》篇混沌的死及《天道》篇轮扁等寓言），他那象征主义色彩也大大的靠着中国文这种特质的帮助。
就诗歌说，这种性质的文学到唐代李杜等已达完成之域。中世的唐朝，社会机构染着很浓的浪漫色彩，李杜等的诗便是这种社会机构的投影。而现代中国呢，一面还残存着旧日家庭经济的生产机构，一面却向着资本主义经济最尖端进行；社会状态既如此猥杂，精神方面在过渡中也极其混乱。无论中国人驱使文字如何的巧，用旧来成语表现继续输入的新名词概念到底不合式，却是当然。一面用“引得”、“德律风”、“摩托车”等欧洲语的译音，一面将“不景气”、“取缔”、“雏形”、“立场”等等日本语照原样使用；看起来却也并不感着如何生硬似的。——胡适氏对于这种新名词敏感的关心着，将renaissance的日本译语“文艺复兴”改正为“再生时代”，将scholar哲学的日本译语“烦琐哲学”改正为“经院哲学”（《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这种情形不止于单语范围，就文章本身而论，新思想的输入也当然要引起文体的变更的。跟着新文化移植来的是旧来的世界观之科学化；文学革命的白话运动结果，将旧来表象的表现形式改变了，使它适应这种科学化：这便是白话运动的基调，虽然是非意识的，我想。现在的白话里，“花美”改说“花儿是美丽”了，形容词“美丽”用“是”字与主辞“花儿”连结。“是”字原来大约是代名词，在现在白话里已转化而与sein（德），efre（法），be（英）等字相同，做着系辞的事了。这句子比说“花美”时显然更加分析的判断化了。从文学上看，这种表现形式与旧来表象的表现形式相比，缺乏含蓄，气味不佳，给人以猥杂之感，也是理有固然。但是不管这些，照前述理由，我总想着白话运动的趋向是不错的。
我总想：中国决不会因为使用那种猥杂的语言，作那种不文学的文章，就永久产生不出艺术的诗与戏曲。凡过渡的东西，一般人常以为新奇、猥杂。不独语言如此，像在日本，在现在中国的样子，汽车与民众生活乖离，成为嗟怨之标的，成为“普罗文学”的对象，这种时代岂不也有吗？又像现在中国女子高跟鞋成了问题一样，在日本，女子断发洋装的事是如何不合社会环境而受非难呵。可是日子久了，生活式样与新的生活式样以及新的概念调整了，从前认为新奇的便不新奇了，感着猥杂的也像没有那样猥杂了。
这种情形在中国也一样。不单是任凭那样的自然淘汰，还可设法普及教育并统一语言，应用注音符合等音标文字以补足有音无字的缺陷；那么接触新时代的思想感觉而仍不失中国的特质的文学，一定会产生。
过渡期的乱杂在日本也麻烦过来着。十四五年前，说“因为跟他在公开的席上有一两回坐在一处，忽而攀谈，从此便熟起来了。”——如此说便明白的事情，若改说“公开的席上有一两回因为空间的距离，偶然会认识了他。”这样的表现形式，便算是所谓新人物的表征了。
以意为之的事也许有；但外国人的我们所望于中国文坛的是发表中国色彩浓厚的作品。我们推重鲁迅的作品，决非为了他对于现代文化观点之精，而是为了他作品中渗透了非中国人写不出的，中国人的生活意识及世界观。佳作也许总带着民族味的。话虽如此，将旧来的表现形式不管三七二十一照原样使用，我们却是一点不盼望。我们深知“连结二点之线乃二点间最短距离是也”（二点ヲ结ブ糸泉分ハ二点间，最短距离ニテ候）等表现形式之无理，决不至于要求中国文坛作同样的蠢事。
我与国人皆为现在中国语文的猥杂悲，可是确信，过了这好比生产之苦似的过渡期，前途是光明的。
日本竹内氏等办中国文学研究会，出版《中国文学月报》，以介绍批评新文学为主。现已出到第九号。本篇见第八号中，虽简略不备，但所提出的问题是很有趣很重要的，著者非会员，原在外交部，现在东亚学校服务，有《中国支那学研究的现状与动向》一书。未见。
1936年1月，译者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