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之所以能够进广西陆军小学，实出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而这个机会的促成，却不能不归功于先父的挚友——湖南邵阳人李植甫先生。先父和李先生订交，也有一段传奇式的故事。

我乡农民都喜欢练武术。各个农村往往请了拳师主持教练。我村近邻的西岭村，在光绪末季也请了一位拳师。这位拳师名唐四标，湖南人，教武术之外，兼卖跌打损伤膏药。他生得十分健壮，打得一手好“花拳”，除了在西岭村教拳，也挑了他的膏药担子到两江墟上叫卖。他在卖膏药前，往往先表演一套拳术，以吸引观众，然后又作江湖上的自我宣传，大有“拳打三山好汉，脚踢五岳英雄”的气概。因为他生得身材魁梧，又练得一副蛮劲，故盛气凌人，而无人敢与之较量比武。有一次在两江墟上，唐四标表演拳术之后，正在自吹自夸之时，观众中忽然站出一位读书人模样、四十岁上下的中年人，长得很结实，也操着湖南口音，向唐四标说道：“听你老兄的口音，我知道你也是外路人。做客异乡的人，总应该谦虚礼貌一点，不应该在当地人的面前夸下偌大海口，目空一切……”他还未说完，唐四标已恼怒了起来，捏起拳头，朝这人脸上一晃，说：“你是何等人，也敢来教训我！”他接着更提高了嗓子，大声喝道：“你是过路的人，不该干涉别人的私事，难道你要打破我的饭碗吗？有胆量就过来比个高低，死伤各听天命。”于是那人也脱了长衫，在众人围观拍掌之下，和唐四标交起手来。彼此拳来脚去打了不多几个回合，已见唐四标渐渐不支，最后被逼到墙脚下，无可再退了。这人举起拳头，告诉唐四标说：“老弟，你现在该要说话了，否则我怕你要受伤！”唐四标至此觉得实在无法反击了，只得说：“好汉住手！”才结束了这一场拳斗。

唐四标被击败后，自觉没趣，乃收拾了膏药担子，垂头丧气，径自去了。然而这场拳斗的新闻却立刻不胫而走，轰动了全市赶墟的人。西岭村当然也得到了这消息，唐四标既不辞而行，遂决定请这位新英雄来递补唐的遗缺，他也就答应了，就此在西岭村住下。这位击败唐四标的新拳师便是李植甫先生。李先生也是一位性喜结交的人。他在西岭村住下了，便打听当地豪侠好义之士。他听到先父培英公的名字，特来登门拜访。先父与他一见如故，谈得极为投契。

李先生不但武功好，而且写得一手好字，能诗能词，风格的豪迈，略似石达开。因与先父时相唱和，酒酣耳热，每有慷慨悲歌之作，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植甫先生经常是我家的座上客。

植甫先生曾秘密告诉先父，他是一名犯了杀人罪、曾为湖南官厅缉捕的要犯。他原是湖南邵阳县的一名秀才。某次进长沙省城做客，听说城内有一位恶少，是某大官的儿子，仗着父亲的权势，无恶不作，时人莫敢谁何。植甫听了心抱不平，便决心要碰他一下。后来他打听出这位少爷在某妓院内有一位宠妓，视若禁脔，不许任何人染指。一日，植甫到那妓院，指名叫那妓女陪侍。未几这位贵公子来了，他故意不让开，因此和这位少爷的保镖打起架来。保镖不敌，这位恶少乃亲自上前呵斥，不意被植甫三拳两脚打死了。植甫既闯下大祸，乃化名易姓，逃出长沙。但是官厅追捕甚急，湖南无法存身，又逃到桂林。因顾虑城里耳目众多，遂下乡躲避于两江墟。

植甫在西岭村教了些时，我村也把他请来，教馆半年。我便是奉先父之命，泡茶拿烟，洒扫炊煮，专门招待他的人。而他对我这个结实爽快的小伙计，也着实爱护备至。

当时广西兵备处总办是蔡锷，总办以下，乃至陆军小学里的各级办事人员，多半是湖南人，植甫先生的同乡。所以他对该校的情形非常清楚。因此在我从习艺厂毕业回家，无适当职业的时候，植甫先生便力劝先父，送我去应考新成立的陆军小学。

关于投考陆军小学，我母亲并不热心。她认为像我这样一个勤劳的青年，与其去投考那不可知的陆军小学，倒不如留在家里，帮忙操作为佳。后来因为植甫先生一再劝告，先父才决意要我认真地准备功课，以便应考。所以当父亲应聘到姑父家设塾时，仍携我同往。他那时便认真督责我的课业，不让我轻易离开书房做其他事务。经过充分的准备，我乃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冬季，进城参加陆军小学第二期的招生考试。

二

广西陆军小学是推行“新政”的设施之一。清廷自庚子八国联军之后，维新派人士策动推行新政，预备立宪，同时停止科举，兴办学堂。广西遂也在这风气下实行起新政来。那时的广西巡抚张鸣岐，是一位年轻有为、好大喜功的人。他锐意延揽新政人才，推广新政。为此，当时政府行政部门中也添了些新机构，如管教育的提学使，司警政的巡警道，管工商的劝业道。为训练新军，又设立督练公所，下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

在这些新的机构之下，又先后成立了各种新式的学堂，如法政学堂、典狱学堂、农林学堂、优级师范、普通中小学、警察学堂、警察督练所、陆军小学堂、陆军干部学堂、陆军测量学堂。宣统元年（1909年）又成立了咨议局，为省级民意机关。

为了充实这些新成立的机构，巡抚张鸣岐又四处张罗新政人才，一时讲时务而富有革命思想的人物如庄蕴宽、钮永建、王孝缜、李书城、孙孟戟、蔡锷、尹昌衡、耿毅等，以及留日返国的学生如孔庚、赵恒惕、蒋尊簋、雷寿荣等都先后到了桂林，分担各项职位。如成立最早的兵备处，即由庄蕴宽任总办，钮永建任帮办。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庄、钮因与张鸣岐不洽，自请外调，张鸣岐乃调南宁讲武堂总办蔡锷接替庄氏。

广西陆军小学堂直辖于兵备处，乃清末军制上一种全国性的设施。这是模仿当时德国和日本的军制。由各省办陆军小学，就基本学术科训练三年，毕业后升入陆军预备中学；两年后毕业，再行送入国立保定军官学堂分科受训两年；毕业后派充各军下级干部。这三级学堂内部的组织和设备，均极完善，而训练和管教的严格与认真，实为民国以后的中央或各省军官学校所望尘莫及的。

广西陆军小学堂成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堂址在桂林南门外大校场的旧营房。是年招收第一期新生。蔡锷任陆小总办，雷飙任监督（也就是后来的教育长）。其后蔡离职，蒋尊簋（伯器）继任总办。宣统元年（1909年）蒋调任参谋处总办，陆小总办改由钮永建继任。

我参加陆军小学的第二届招生考试时，桂林文昌门外的陆小新校舍正在建筑中，第一期学生在南门外大校场的兵营内上课，第二期的招考地点则在城内的旧考棚。陆小因为是新创办的官费学堂，待遇甚优。学生除供膳食、服装、靴鞋、书籍、文具外，每月尚有津贴以供零用。加以将来升学就业都有保障，所以投考的青年极为踊跃。报名的不下千余人，而录取的名额只有一百三四十人，竞争性是极大的。

考试完毕，已近岁暮，我就回家了，托了邻村经常去桂林贩卖货物的商人代为看榜。一天我正自山上砍完柴挑了回家，路上遇见一位赶墟回来的邻村人，他告诉我说陆小第二期招生已发榜了，正取共一百三十名，备取十名，我是第一名备取，准可入学无疑。这也可算是“金榜题名”吧！我立刻敏感到当时压在肩膀上的扁担，今后可以甩掉了，实有说不出的高兴。

在学堂规定报到的日期，我辞别父母，挑了简单的行李，便到桂林去上学了。那时乡下人是不常进城的，有时逢年过节，偶尔应城内亲友之约，去看舞龙跳狮，才进城住三数天。所以进城对我们原是件不寻常的事。我们平时为着工作方便，都是短衣赤足的。要进城，首先就要预备一套干净的长衫和鞋袜，打了个包袱，背在背上。走到离城约数里的地方，才在河边洗了脚，把鞋袜穿好，换上长衫，然后摇摇摆摆学了假斯文，走进城去。穿鞋袜和长衫，我们原都不大习惯，一旦换上新服装，走起路来，觉得周身受着拘束，异常的不舒服。加上我们那副面目黧黑、粗手粗脚的样子，和白嫩斯文的城里人比起来，自然如驴入羊群，显而易见。临时雇了一名挑夫，替我挑了行李，然后进城。先在西门内大街上找个伙铺，将行李安顿好，才到陆小去报到。谁知事出意外，校方拒绝我报到，理由是我迟到了十来分钟，报到时限已过。那时陆小重要负责人都是刚自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办事认真，执法如山。而乡间出来的青年，既无钟表，对时间的观念自甚模糊。于是我就以十分钟之差，失去了入学的资格。垂头丧气的情形，不言可喻。不过校方负责人勉励我下期再来投考，并说我录取的希望很大，因为我这次体格检查被列入甲等，这在应考的青年中是不多的。

三

我怅然归来之后，父亲命我继续随他到黄姓姑丈家去读书，准备来年再试。于是我又在姑丈家用功地读了一年。至翌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季，陆小招考第三期学生时，我再度前往投考。这一次投考生增至三千余人，而录取名额仍只百余人。榜发，我竟被录入正取。按时报到，因而我进了广西陆军小学堂的第三期。

这时陆小在文昌门外的新校舍已全部竣工。全校有新式楼房十余幢，另有礼堂一所。学生的宿舍和课堂分建在大操场的两侧，学堂办公厅和礼堂则建于操场的两端，十分庄严宽敞。当时校方的教官和各部门主持人，多半是新自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留学生。他们都穿着非常整洁鲜明、绣有金色花纹的蓝呢制服，足上穿着长统皮靴，光可鉴人。腰间更挂着一柄明亮的指挥刀，在校内走动时，这柄刀总是拖在地上。因而他们走起路来，刀声靴声，铿锵悦耳，威风凛凛，使我们刚自乡下出来的农家子弟看到了真是羡慕万分。我们的总办蔡锷将军有时来校视察，我们对他更是敬若神明。蔡氏那时不过三十岁左右，可称文武双全，仪表堂堂。他骑马时，不一定自马的侧面攀鞍而上，他常喜欢用皮鞭向马身一扬，当马跑出十数步时，蔡氏始从马后飞步追上，两脚在地上一蹬，两手向前按着马臀，一纵而上。这匹昂首大马，看来已够威风，而蔡氏纵身而上的轻松矫捷，尤足惊人。我们当时仰看马上的蔡将军，真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之感。所以我能够当陆小学生，已经十分满意。只希望将来毕业后，能当一名中上尉阶级的队副和队长，平生之愿已足。至于像蔡锷那样飞将军式的人物和地位，我是做梦也没有想过的。后来我读古今名人传记，时常看到“自幼异于群儿”、“少有大志”、“以天下为己任”一类的话，总觉得这些或是作者杜撰的话。我幼年时，智力才能，不过中人。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向无恓恓惶惶急功好利之心，只是平时对人处世，诚恳笃实，有所为亦有所不为而已。

陆小的训练，分学、术两科，完全是模仿日本式的，十分严格。学科的程度相当于旧制中学，除国文史地外，还有各门科学和外国语，教学都很认真。即就国文一科来说，我们的国文教师都是些举人或秀才出身，国学造诣极深，而同学中也不乏文人学士。当宣统元年，广西举行最后一次拔贡考试时，我们学堂里面两位第一期同学，竟暗中报名投考为人枪替而被列入优等。拔贡在清代考试制度上是高出秀才一等的，能枪替考拔贡而被列入优等，其国学程度，亦可想而知了。

就各门科学来说，陆小对数理特别注重。当我进入第三年度时，我们的数学已学到小代数的二次方程式了。

至于外国语则为选修科，于日语、法语、英语、德语、俄语中任择其一。因广西和法属安南接壤，法语被认为比较重要，所以我就选修了法语，教师是位法国人，名白利。可是我的个性和语言一道不大接近，同时我知道一旦离校便无进修的机会，也没有应用的机会，日久就会全部忘记。因此我在课堂上学习，也只是应付考试，图个及格而已。所以我跟那位法国教师学了三年法文，至今已一句不会说了，把所学的，全部还给了先生。同班中虽不乏孜孜研读外国文的同学，成绩极好，但是毕业后，果如我所料，也于几年之内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的术科课程并不十分注重，每天只有一小时的时间，初期训练包括徒手与持枪的制式教练，逐渐到班、排、连的密集队伍教练。此外尚有器械体操和劈刺等课目。

我当时身体非常健壮，锻炼又勤，所以器械操中的双杠、单杠、木马等有风险的玩意儿，都可做极精彩的表演，一般同学跟我比起来，实逊色多了。至于劈刺，尤为我的拿手本领。在比赛中，许多比我高大而结实的同学，都非我的敌手。第一是因我的技巧纯熟，以前李植甫先生在我村教武术时，我虽未正式学过，但平时观摩所得，亦颇能得其三昧。第二则是我的动作敏捷勇猛，一交手就取攻势，每使对方胆怯，因此我在同学中有个诨名叫作“李猛仔”，这就由劈刺比赛得来。

陆小既是个军事学校，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极有规律。早起晚睡，出操上课等，都有极严格的规定，动作确切而敏捷。稍有不慎，便要受警告或处罚。处罚的方式有立正、禁闭或假期“禁足”（不许外出）等。我在陆小三年，幸未受过处罚，所以校内上下对我印象极佳。

学生中也有托病请假，不出操或不上讲堂的。因为一个学生如经医生证明有病，便可请准“半休”（不出操）或“全休”的假期。那时的医学知识和设备都很简陋，不易查出一个人是否真正生病，所以请假比较容易。然而我在陆小三年，连一次“半休”也未请过，足以证明我身体的健壮。

陆军小学教育因为是国家陆军军官训练的基础，所以在创办之初，便十分认真。经费也比较充足。我们一日三餐，都是八人一桌，每桌四菜一汤。四菜之中有三荤一素。我们的制服全是呢料子，还有一套哔叽的。冬季则有呢大衣。每人每学期发两双皮鞋，后来经费稍感困难，然每人每年仍可领到三双。当时我们的服饰是十分别致的，学生多数拖着一条长辫子，却穿着现代式的陆军制服和皮鞋。今日回想起来，虽有不调和之感，但在那时是觉得十分神气美观的。我们的留日返国的教官，以及少数得风气之先的梧州籍同学，间或有将辫子剪去的，也有少数将后脑剃光或剪短，把前面的头发编成辫子，再把辫子盘成一个饼贴在头顶上，然后戴上军帽的。但他们在寝室内或操场上脱掉军帽时，却备觉难看。

衣食之外，每人每月尚发有零用钱。一年级新生每月领八钱银子的补助金，成绩优异的可增至一两，考上最优等的可得一两二钱。二年级生每月例发零用银一两，成绩优秀的可得一两二钱，最上等的可得一两四钱。三年级生每月例发一两二钱，成绩优异的可增至一两四钱，乃至一两八钱。当时桂林物价极低，所以这些零用钱是每月都有剩余的。我记得那时一两银子，至少可兑换制钱一千四五百文，而一碗叉烧面不过制钱十文，物价之廉，由此可以类推了。

清朝末年，广西在一些新人物的励精图治之下，颇有朝气勃勃的现象。在这种风气熏陶下的陆小学生，尤其表现得年轻有为。陆小的校风是极为严肃笃实的，全校上下可说绝无狎娼、赌博情事发生。学生日常言谈行动，都表现得极有纪律。即使星期假日在街上行走，也都是挺胸阔步，绝少顾盼嬉笑、行动失仪的事。甚至学生在校外提取行李等物，校方亦规定不许负荷太多，以免有失青年军人的仪表。当然也难免有犯规或行为失检的学生，然究属例外。学生在这种风气笼罩之下，学术训练和德性熏陶的进步，可说是一日千里，非一般文科学堂所能及。不幸在我入校后第二年，校内一连发生了两次风潮，学风遂渐不如前。辛亥之后，陆小改为陆军速成学堂，学风更是每况愈下了。

四

陆小的两次风潮，一是“驱蔡”，一是“倒蒋”。“驱蔡”是驱逐蔡锷（松坡）离桂。“倒蒋”则是和蒋尊簋（伯器）为难。

蔡锷原为南宁讲武堂总办。由张鸣岐调来桂林，任兵备处总办，后又兼任参谋处总办，统率所有新军及训练新军的机构，权倾一时。但是蔡锷是湖南人。在逊清末叶，湘人居桂的极多，湖南因为交通比较方便，一般人——尤其是寄居广西的湖南人的文化水准，平均较广西人为高。这样本已招广西人的嫉忌；加以他们人多势大，又盘踞要津，也难免有跋扈情事，再加上我国人特有的乡土畛域之见，遂更易闹事。再者，办新政的新人物中间，也不无派别、省界之分。甚至同为同盟会员，亦往往因工作秘密，声气不通而自相倾轧。蔡锷原为同盟会员，和当时革命领袖黄兴、赵声等，都有秘密往还。但是蔡锷或许因为时机尚未成熟，不愿暴露身份，所以和桂林极为活跃的同盟会会员没有联络。因而风潮一起，连同盟会会员也群起参加驱蔡运动了，遂使这风潮带着浓厚的革命气氛。

驱蔡的风潮最初发源于干部学堂。原来广西在清末训练新军时，拟编练一镇一协，所以为培养这一镇一协新军的军官而设的干部学堂，招收了两百余名新生，其中湘桂籍均有。因那时下级干部缺乏，需才孔急。后因经费不敷，新军只编一混成协。如此则干部学堂所培养的两百余名军官亦嫌太多。蔡锷时为兵备处总办，乃令干部学堂举行甄别考试，以期裁减该校学生，并以国文程度为取舍标准。当时湘籍学生的国文水准一般地较桂籍学生为高。因而甄别结果，获留校的一百二十人中，湘籍的占九十多人，而淘汰出校的则几乎全是广西学生。于是桂人大哗，认为蔡锷袒护同乡，有失公允，遂群起作驱蔡运动。而同盟会分子对蔡也有严重的误会，驱蔡尤为积极。

干部学堂驱蔡运动一发生，瞬即波及校外各机关。湘桂交恶已久，此次乘机发作，作为民意机关的咨议局也被卷入。始则若干议员为袒护其本省籍被淘汰的学生而弹劾蔡氏，继则全会一致驱蔡。于是在咨议局的掩护下，风潮日益扩大，甚至全省罢市罢课，要求蔡锷离桂。

在这风潮扩大时，陆军小学也全体参加，学生整队到抚台衙门请愿，集合在抚台衙门外照壁墙前，守住不去。抚台派人来温言抚慰，要我们回校，我们不理。最后他又派了一个文案之类的职员出来威胁众人说，如果不服从命令，大家都有杀头的危险。当他提到“杀头”两字时，我们队伍中忽有人领导大呼“不怕”，众人也跟着乱嚷一阵。今日回想起来，实在觉得当时的无知与可笑。

在广西各界胁迫之下，蔡锷终于被迫离桂赴滇，谁知这一调动对蔡氏正是塞翁失马。因为云南政治局面比较单纯，蔡氏很快地便脱颖而出，至辛亥革命时遂被举为云南都督。后来又因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滇军将校都是蔡氏的旧属或学生，使滇军成蔡氏的子弟兵。袁世凯称帝时，蔡氏微服出京到云南，振臂一呼而全国景从。袁氏被迫取消帝制；蔡氏竟因云南起义的首功，获再造民国的盛誉。如其留在广西，蔡锷或不致如是功业彪炳而名垂青史吧！

在蔡锷被迫离桂后不久，我校又发生了倒蒋的风潮。陆小学生的国文程度很高，而校方的教学也以学科为主，术科为辅。但是任管理人员及术科教练等工作的助教们，却多半是弁目训练班一类出身、略识之无的老粗。学生难免有些瞧不起他们，然而他们是管理人员，学生的日常生活由他们来管理，请假等事也由他们来批示决定。他们因为受教育有限，批出来的文字，往往别字连篇。有一次就因为学生讥笑他们的批示而起了纠纷。作“批”的助教，或许是恼羞成怒，而触犯他的学生也不肯低头认错。正在两造纠缠难解难分时，一部分旁观学生一阵喊打，把事情闹大了，直闹到总办蒋尊簋那里。蒋氏为维持军风纪，养成学生服从习惯，乃下令将闹事学生开除，学生当然不服，风潮便扩大了。

陆小在驱蔡运动之后，人事本已有些变动，学风亦渐不如前，此次风潮中尤表现得十分嚣张。有些人竟以为那炙手可热的蔡锷将军尚且被赶走，何况蒋尊簋。大家要求总办收回成命，并惩罚侮辱学生的助教，但是校方不允许，双方坚持甚久。学生又设法把风潮扩大到校外去，然一般人士对这风潮极少同情。因而到最后还是学生屈服，肇事的学生卒被开除，而风潮平息。

陆小既经两次风潮，学风遂有江河日下之势。到宣统三年（1911年），离我毕业之期只有三个月了，武昌城内一声炮响，发生了辛亥革命。广西响应之后，一部分学生组织敢死队，从军北伐，学校无形停闭，遂结束了我三年的陆军小学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