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武汉方面反蒋运动尚在继续酝酿之中，我国民革命军东下沪杭的战事便已开始。我方肃清东南的战略是分两期执行的。第一期以东路军单独向浙江发动攻势，以便将敌军主力吸引到沪杭宁三角地带。待战事进展到相当程度时，我军便发动第二期攻势，使江左、江右两军同时齐头并进，以雷霆万钧之力，一举截断沪宁、津浦两线的交通，占领南京，如是，江南之敌便成瓮中之鳖了。
唯敌军此时也在通盘调整，重新部署。孙传芳自江西败退，便已感觉到独力难支，不得已乃决定向奉方输诚乞援，并亲往天津谒见张作霖，且行跪拜之礼，更和张学良结八拜之交，认张作霖为义父。张也捐弃孙氏昔日反奉的前嫌，予孙军以补充接济，使孙氏能重整旗鼓，卷土重来。张、孙两氏复决定联合组织“安国军”，张作霖任总司令，以孙传芳和直鲁军总司令张宗昌分任副总司令。且拟疏通败往河南的吴佩孚，作北洋军阀的大联合，以与革命军相对抗。孙氏南旋后，遂将苏皖北部让予直鲁军驻防，自率其精锐在沪杭一带，和我东路军的主力相鏖战。奉军和直鲁军则仆仆于津浦线上，准备渡过长江，南下增援。
不过，浙江战事刚开始，孙军便已处于不利地位。先是，当江西战事正在紧张阶段时，敌方浙江省省长夏超突于10月16日就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之职，并亲率浙江省保安队八营，向上海进攻。虽终以众寡不敌，为孙军所败，夏氏藏匿乡间民房，被捕殉职，然东南人士的反孙情绪，初未稍减。孙传芳为收拾东南人心，乃调原驻徐州的浙军陈仪第一师和周凤岐第三师回浙。唯斯时浙军已暗中和革命军通气，到了孙传芳自江西全部溃退，周凤岐遂于12月中旬在衢州防次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之职。陈仪则因事泄，在杭州被拘，其原驻绍兴、宁波一带的部队，也正式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沿钱塘江南岸布防，和在杭孙军夹江对峙。据守富阳一带的第二十六军一部也和第十九军联成一线，对抗钱塘江北岸的孙军。所以在我东路战事尚未发动之前，孙传芳已丧失浙江将半了。
1927年1月中旬，我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所部，由占领江西各军抽调组成，集中完毕，遂在白崇禧指挥之下，自遂安、兰溪、汤溪向浙江出击。是时，我第十九、第二十六两军曾小有挫折。旋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所部主力会合，向敌反攻，遂次第肃清浙南，2月18日我军乃进占杭州。斯时，我东路何应钦部也自福建赶来增援。何部自1926年秋入闽以后，未遇激烈抵抗，实力毫无损失，至是全师入浙和白崇禧会合。白氏亲率东路军第一、二、三纵队东攻淞沪；何氏则率第四、五、六纵队北上长兴，进攻镇江。
东路战事发展至此，我军已获决定性胜利。北军为确保沪宁计，乃兼程南下，向孙传芳增援。张宗昌本人也于2月23日至南京，并于2月27日偕孙传芳至上海布防，拟与我东路军决战。张学良也率奉军到徐州，以为策应。
战局发展至此，我第一期作战计划已顺利完成，我江左、江右两军乃按原计划，于2月下旬同时东进。程潜的江右军自江西循彭泽、马当之线东进；我则指挥江左军自鄂东的黄梅、广济、罗田，向安徽的宿松、太湖、潜山一带进迫安庆。敌安徽省省长陈调元固早已秘密向我输诚，渠所部两万人分驻安庆、芜湖一带，我军一旦东下，陈部便立刻反正，3月4日在芜湖正式宣布附义，并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军长之职。皖军王普部也受编为第二十七军，王受委为军长。安徽革命元勋柏文蔚收集北军残部于鄂皖边境的英山、霍山一带，成立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柏任军长。皖军马祥斌部则受编为独立第五师，占领合肥。安徽至此，可说真正是“传檄而定”。
时敌人后方津浦路既受威胁，沪宁一带的直鲁军都不敢恋战，纷纷后撤。我东路军白崇禧部第一纵队遂于3月21日进驻上海。3月22日东路军何应钦部第四、六两纵队占领镇江。3月23日，程潜的江右军占领南京。残敌渡江北窜，江南遂悉为我有。北政府海军的长江舰队也在杨树庄等率领之下，背叛北政府，加入革命阵营。整个长江流域，至是均入于革命政府管辖之下了。
二当我江左军于3月初旬进驻安庆时，我遂率总指挥部自武汉乘轮东下，于3月18日抵安庆。此时革命军捷报频传，革命势力如日中天，而党政军内部的斗争，也随之表面化了。
先是，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于3月10日在汉口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由谭延闿任主席，出席中委凡三十三人。此三中全会实系一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不特原来的反蒋分子如徐谦等均有激烈的反蒋演说，纵使少数号称袒蒋的温和派如谭延闿等，此时都一反常态，在会议席上诋毁蒋氏不遗余力。三中全会随即通过一系列的议案，如“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统一财政及外交案”等，要旨均在抑制蒋总司令，削减其在党、政、军、财各要政上的控制力，使其变成一单纯的受党领导的军事领袖。
平心而论，党中央此种抑制军事独裁的议案，实无可厚非。当时蒋氏身兼中央各要职，培植私人势力，军事独裁的趋势已极明显。北伐胜利进行中，总司令部兼理克复地区民、财两政，权力也实在太大，亟须抑制。
三中全会同时议决，党政中央俱行改组。3月11日全会选出国府委员二十八人，军事委员会委员十六人，我均当选为其中的一员。3月19日，即我到达安庆的翌日，武汉国民政府突派郭沫若、朱克靖二人前来看我，并携来委任状与大印一颗，特派我兼任“安徽省政府主席”。郭氏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朱氏则系第三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为一知名的共产党。朱氏稍谈即去，郭氏因系老友，晤谈甚久。
郭氏把委任状和黄布包着的一颗大印，放在我桌上，要我接受中央委任为安徽省省主席。我说：“我是个统兵的人，政治非我所长，实在不能兼顾安徽省政，希代转请中央另简贤能充任。”
郭氏可能误会我不满意武汉的作风而故意推辞，所以喋喋纠缠不休。我一再解释说：“我在军书旁午、戎马倥偬之时，哪有工夫来处理省政呢？”郭说：“你可择一人暂时代拆代行！”我说：“这样挂名不做事，岂不是儿戏政事？再者，本党中央人才济济，又岂非我莫属呢？”
郭氏还是喋喋不已，无论如何要我把委任状和大印收下。他是下午2时来看我的，一直谈到傍晚，我便留他晚餐，并以白兰地酒飨客。郭氏既健谈，又善饮，两人且谈且饮。郭君还和我猜拳，他的技术比我高明，酒量也比我大。平均起来，他饮一杯，我要喝下四五杯之多，把我喝得酩酊大醉，倒在客室的沙发上，便熟睡了。等我醒来，已是第二日清晨。我忙问左右：“郭副主任哪里去了？”副官们说：“你醉了之后，睡在沙发上，他再三推你不醒，便带着委任状和大印，回武汉去了。”
就在郭氏离去第二天，蒋总司令忽自九江乘军舰到安庆，并亲来江左军总指挥部找我。
蒋氏已听到郭沫若携来委任状和大印，为我所谢却的故事。蒋笑着说：“你不高兴他们的作风，不接受武汉政府的委任，我现在来委你做安徽省省主席吧！”说着，他便从衣袋里取出一纸已经写好的“手令”，特派我为安徽省主席。我也同样谢绝他的委派说：“不是不愿就，是做不了，做不好……论统兵作战，我尚有几分经验。论地方行政，则我既无经验，也无兴趣，更没工夫，如何能做省主席呢？你不是要我带兵到前线打仗吗？”
蒋说：“做安徽省主席你最适当，你最适当。你现在不能分身，可以随便找一个人暂时代理！”
我说：“你看我能找什么人呢？我总指挥部里的人已嫌不够用。再者，我也不希望只挂个名，让别人去代拆代行，因为我还是要负责任的。”
但是，蒋无论如何非要我做不可，而我则无论如何不肯接受。僵持到最后，蒋说：“你看什么人最好呢？”他要我推荐一人来做。我想了一想便说：“如果总司令夹袋中无适当的人选，倒不如暂时委派陈调元做。他原是安徽省省长起义来归，省政府的班底还在，他做起来实是轻而易举。”蒋也点头称是。这样，就把这个政治礼物送到陈氏的身上。果然，后来陈调元竟以我一言的推毂，当了三年安徽省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