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是在5月下旬在广州召开的。凡属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委而不愿与南京合作的，都纷纷到广州参加。同时由非常会议议决成立国民政府。推选唐绍仪、汪兆铭、萧佛成、林森、古应芬、孙科、李宗仁、蒋尊簋、陈济棠、邹鲁、许崇智、邓泽如、唐生智、李烈钧、陈友仁等为委员，汪兆铭为国府主席。通电要求蒋先生下野。
5月28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我也于是日自广西应约前来参加。粤、桂两军二月前尚在西江对垒，今又释嫌修好，共议北伐大计了。我到广州时，中枢要人齐集天字码头欢迎，握手相见甚欢，前次血战，似已遗忘干净。
新的国民政府治下的第一要务便是整军，拟北上讨蒋。粤、桂两军改编为第一、四两集团军。我受任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秣马厉兵，准备入湘北伐。南京方面也调兵遣将，预备在湘赣一带堵截我军。
1931年夏季，双方电战不绝，继之以动武。唐生智在湘收编的部队，已和宁方军队发生接触。忽然日军侵占沈阳的警报自天而降，将内战风云立时吹散。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蒙不抵抗便将东北拱手让敌的罪名，全国人心大愤（据说张氏原拟回师与日军作战，为蒋先生密令阻止）。各界纷电宁、粤两方息争对外。蔡元培、张继等奔走和平，不久，胡汉民、李济深在宁先后恢复自由，和平空气顿形浓厚。广东非常会议乃推出汪兆铭、孙科、邓泽如、古应芬、李文范等赴沪，会商宁粤息争问题。广东中央提出，如蒋中正息兵下野，粤方当自动撤消政府，双方合作，一致对外。
12月15日蒋氏终于被迫通电下野。广东方面遂撤销国民政府，另成立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为暂时党政最高机构。表面上，全国党政复归于统一。
蒋氏下野前，特手令将在沪被捕的邓演达枪毙以泄愤。于此也可见蒋氏残忍的本性。蒋氏每次下野总要杀一二要员以泄其胸中的积愤。1927年8月，遭难者为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和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这次却为邓演达。1949年下野时，遭殃的则为陈仪。三事的发生，前后如出一辙，实为怪事。
值此期间的另一怪事，为南京、上海、广州几于同时举行所谓中国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南京为蒋派所主持，广东方面为孙科等粤籍委员所主持，上海则为汪兆铭系的“改组派”所主持。三方各选出中央执监委员数十人，实在不成体统。
蒋氏下野后，三方人士乃齐集南京，共赴国难。我辈均应约前往。12月22日，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举行，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国民政府。12月2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1932年1月中旬，汪、蒋会晤于杭州，商议合作，并宣布同返南京负责国事。1月25日孙科辞行政院院长，由汪接替，中枢遂又恢复汪、蒋合作的局面。1月28日晚，淞沪战事爆发，战火扩大，国难日深，国府部分机关自南京迁往洛阳。全国一片抗日之声，国民党党内的内战总算暂时停止，各地维持现状。我也暂回西南，一面长住广州，和陈济棠协议维持西南治安；一面和白崇禧合力整顿桂局，作抗日的准备。
二“九一八”及“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之后，国难日深，我们以为抗日报国之道，实应登高自卑，从头做起。因此自1931年秋起，我和白崇禧、黄旭初等乃决心从根本上整理广西省政。历年内战之后，原在外省做事的桂籍军政干才，如叶琪、李品仙、廖磊等也多倦游归来，有志参与省政，共图复兴。这一阶段内的广西，可说人才济济，大可振作一番。
在群贤协力之下，我们首先精简省内军民两政。由我担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副总司令。叶琪为总参谋长，廖磊为第七军军长，夏威为第十五军军长。
广西省政府则由黄旭初担任省主席，所以任职人员俱是一时之选。
1934年本省召集“扩大党政军联席会议”，会中通过“广西建设纲领”，具体地确定了广西省内建设的方针。这一纲领当时便成为广西的“根本大法”。大致说来，这一纲领系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而拟定的。
例如，第三条规定：“以现行民团制度，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养成人民自卫、自治、自给能力，以树立真正民主政治之基础。”这一“三自政策”便是与“民权主义”中所提示的“地方自治”的原则是一致的。
又如，第九条：“施行社会政策，依法保障农工利益，消弭阶级斗争。”第十二条：“运用金融政策，扶植中小工商业。”第十三条：“适应民生需要，公营重要工商企业。”如此等等，都是依据“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原则所拟订的。
第二十一条：“提高民族意识，消弭阶级斗争，创造前进的民族文化。”此分明是发扬“民族主义”。
所以我们当时的口号便是“建设广西，复兴中国”。希望将广西建立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为全国作一榜样，以逐渐达到复兴中国的最后目标。
在上下一致根据“广西建设纲领”励精图治之下，为时不久，全省政治便面目一新。原来在黄绍竑治下的广西，行政效率已为全国各省之冠，然有计划的现代化建设，则实自“九一八”以后开始的。
我认为廉洁的政府在广西已经确立，然当时当务之急，则为维持治安，清除匪患。广西向以多匪出名，所谓“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广西之所以多匪，有数种重要因素。第一，广西人民的构成成分极为复杂，风俗不同，语言各异。大致说来，西江流域居民的言语多属广东语系，桂江、柳江流域的居民则说普通官话。此外还有客家，以及少数民族如壮、苗、瑶、彝、傣等。彼此习俗不同，极易发生争斗。相沿既久，遂养成广西人好勇斗狠的习性。这种习性固可练成好兵，也易养出惯匪。第二，广西地方偏僻，人民教育程度很低，也是养成盗窃的主因。第三便是贫穷，语云“饥寒起盗心”，冻馁不堪忍受的人，则往往铤而走险。
以前官府剿匪政策的失败，实由于未能掌握广西产匪的基本原因。所以兵来匪去，兵去匪来，终无根治办法。至于传统的地方民团制度，更是无用。所谓团练多数为地方土豪劣绅所包办，鱼肉乡民则有余，维持治安则不足。
我们既掌握了广西匪患的基本原因，故能治标治本，双管齐下。治标的方法，即严申军令，明辨善恶，实行剿灭政策。治本的办法则实行保甲制度，严密基层组织，并以受过严格训练的乡村青年干部代替原有的腐败的团局。
第一步，先由省政府创设“广西全省民团干部学校”，招考知识青年受训。最初为期半年，后来增至八个月。训练的主要科目为灌输现代化的知识，培养专门的技能。例如地方自治、户口调查、农田水利、筑路造林、国民教育、畜牧兽医的常识等，此外更着重组织乡村壮丁，加以军事训练。一言以蔽之，即训练出大批足以推行“三自政策”的青年干部。
这些青年于受训期满后，便分发到各县任村长、乡长和镇长。由他们负责调查户口，将各区人民的人口、财产、教育情况、生死及流动的情形完全调查明白，向上级机关按期呈报。所有民枪均集中于乡、村公所之内，由乡长、村长于农暇时，集中壮丁，加以军事训练。村长兼民团训练的中队长，乡长兼大队长。每县的壮丁则编为一或两个以上联队，以县长任总队长。军训教官则在无职军官中遴选充任。
这种制度在推行初期，颇受地方土豪劣绅的反对，但因政府政策坚定，阻力瞬即消失。一两年后，全省匪患几乎绝迹，风声所播，全国各界来桂参观的络绎于途，对广西的治绩颇致称道。
同时，我们的教育和经济建设也齐头并进。新政策下的广西，基层的国民教育是义务性的。每村设一国民基础学校，由村长兼校长。每乡则设立一设备较优的“中心学校”，由乡长兼校长。所有学龄儿童都强迫免费入学，并利用夜校教育成年失学男女。不数年间，全省文盲大减。
1933年，我更在全省党政军联席会议中，提议公共积谷的办法。因中国农村，贫农每因食用不足，向富农或地主高利借贷。消灭这一高利贷，便是我们“积谷”的最大原因。其办法是每村设一公共谷仓，由每年有余粮的农户以累进的方式摊派，征集收入公共谷仓，为该村的公产，由村民公选的委员会保管。每村更抽出若干成，积存于乡公所，借以挹注贫村。这种积谷，凶年可以防饥，平时则可出借予贫农以扫除高利贷。贫农可无利贷谷，唯秋收归还时，每百斤多还若干斤，以填补新谷折耗。
这种公产且可挹注乡村其他公营事业，如补助教育、兴办水利、开荒、养鱼、畜牧、植林等。民有之，民享之，类似西方的合作事业。积谷累年而有盈余时，则由乡、村公所购买田地，以为公产，且可借此防止土地集中。至于城市街镇，无谷可积，则以公积金方式行之。这样行了数年，有些乡村可说是仓廪充实，人民乐岁终身饱，凶年得免于死亡。全省一片新兴气象，为广西农村有史以来所未尝有。
在整饬广西省府时，我们最感棘手的一项，便是税收机关。因税收机关中饱，相沿成习，不以为异，故最难杜绝。广西当时内地关卡不下五六十处，专事征收商贾货物过境税。这种关卡积弊最深，商贾受其扰害也最大。例如某地江边设有一税局，过往货船须往报税。验查数量的多少自不消说，即是验税和清查的时间先后，也有极大的弊端。有些税员故意稽延不查，使货物不能按时转运销售。因此税员最易收受贿赂，政府虽三令五申，肃清贪污，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革新实非易事。
1934年，一日我问省财政厅厅长黄钟岳说：“这些扰民的税局可否全部裁撤，只保留通省外的边境税局？”黄说：“那如何使得，偌大的税收一旦裁去，省经费将如何弥补？”
我问他：“这笔税收每年共有多少呢？”他估计一下说：“总在七八百万元之间。”我说：“开支要多少呢？”黄说：“约三百万左右。”我说：“那么，净收入不是只有四百多万吗？”黄说：“四百多万不是个小数目，裁去将如何弥补？”我说：“那只有节流，我们可以裁兵。”当时我们便这样决定了，由省府下令，除通省外的税局外，其余一律裁撤。这消息一出，全省商民无不额手称庆，颂为德政。同时为减少省经费的开支，我即着手裁兵。孰知年终结算，税局裁撤后，税收不特未减少，且较前多出八百多万元。黄厅长起初极感惊奇，其后仔细想想，道理也甚简单。因自内地各处税局裁撤后，商旅称便，货畅其流，省内的生产和消费，以及对外省的出入口贸易，都大为增加，市场繁荣，税收也就增加了。这一点证明了，福国利民，实在是事在人为。
关于裁兵，1932年以后，广西裁得相当彻底。由原来四十个团，一气裁至十四个团。其中两个团且用作兵工，调至贺县的八步开采锡矿。
但是，我们也估计到抗日战争有随时爆发的可能，所以我们的裁军，事实上只是寓兵于民的政策。一旦有事，政府一道命令，旦夕之间便可成立军旅，调赴前方。卢沟桥事变后，我们在两个月内便装备了四个军（第七、三十一、四十八、八十四军），共四十八个团，配备齐全，开上前线。动员的迅速，是全国所无的。
广西动员之所以能这样迅速，一则由于平时有准备，有健全的行政基层组织，有全省皆兵的民团训练；再则归功于兵工政策配合的适当，有武器、弹药、被服储存，随时可以取用。1931年以后，我们在广西节衣缩食，一面向外国购买枪械，一面设厂以谋自给。我们的兵工厂计有：轻机枪厂、重机枪厂、步枪厂、迫击炮厂、迫击炮弹厂、手榴弹厂、七九口径子弹厂、硝酸硫酸厂、无烟火药厂以及飞机修理厂。上述各厂的机器，大都购自捷克，为最新式的设备。抗战爆发后，我们便将大小兵工厂悉数交予中央统筹管理。据接办的人员说，我们的兵工厂中，有两个其规划的精密、设备的新颖，实凌驾于中央各厂之上。
同时，我们还积极建设空军，设有航空军事学校。最初，我们聘粤人林伟成为校长，兼空军大队长。林君曾在美国学习民用航空，对军事航空是门外汉。广西的空军最初自然是模仿广东的空军。不过广东空军中，骄傲轻浮、奢华的习气很深。因这些创办空军的人物，概属美国华侨子弟，只学会了一些民航驾驶技术，回国之后，社会上即恭维他们为“飞将军”，因此习气极深，和我们艰苦卓绝的精神颇不调和。为救此弊端，我们乃派航校学生十余人往日本空军学校深造。起初，我们以为日本既是我们的假想敌人，恐不会认真为我们训练空军人才。谁知这批人员回国之后，其学术与纪律和原有空军人员完全两样，使我们对日本另眼相看。
抗战前夕，广西空军共有各式飞机五六十架，英、美、日式样俱备。我们另设规模宏大的飞机配制厂。据专家说，这个厂的规模较中央所有的又新又大。当时英、美、日的经纪商人出售飞机，照商场惯例，都有很大的回扣，意在酬庸买方经手人员。但是我们和厂商订合同时，首先就问明，除掉回扣，实价多少。所以我们购买飞机、枪炮和兵工厂机器，绝无任何中间人中饱。飞机厂商也不敢瞒混欺骗。但是当时中央就不同了，层层侵蚀、官官相卫、上下舞弊，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1936年，陈济棠联络广西发动请缨北上抗日，孰料蒋氏反而用金钱收买陈济棠的部曲，终致黄光锐率广东空军投奔中央。嗣后蒋又以同样方式策动广西陆、空军叛变，然仅林伟成一人接受煽动，驾一架练习机潜逃广州。林去之后，白崇禧乃自兼航校校长和空军大队长。抗战起后，广西空军悉数移交中央。八年血战，当年广西空军将士泰半都已壮烈殉国，真是可泣可歌。
三1935年冬季，中共二十万红军，忽自江西突围西进，并自湖南经茶陵、桂东等处，直迫桂北的恭城、灌阳、全州三个县边境。中央当局拟借刀杀人，故任由共军进入广西，并未跟踪追击，一面反捏造电讯，诬蔑我们私通共军，居心险恶，令人发指。
共产党系在1928年春初，发动湘南一部分农会“暴动”，何键第三十五军中的团长彭德怀也树起红旗响应，为我西征军所派部队协同三十五军分途兜剿，地方治安旋即恢复。彭氏无处容身，乃率部和毛泽东等向赣南地区撤退。不久又有驻防广东南雄的范石生师所收编的朱德一团“叛变”，这是中国共产党据有武装部队的开始。但那时中共的武器、兵员毕竟不多，故蒋先生一向忽视共军的发展，认为他们是“土匪”，不足为虑。加以私心自用，意图挟寇自重，内则挟制江浙一带的财阀和中央元老们，为其出钱出力，外则向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鼓吹其反共的决心，以自抬身价。蒋氏既故意养痈，剿共军队更不堪作战，时为共军所败，例如第二军副军长张辉瓒的阵亡，陈诚第十八军的溃败，孙连仲所部数万人的投降，使中共日益壮大。到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后，江西的红军已增至数十万人，盘踞数十县。不过中央如能倾全力围剿仍不难消灭。无奈蒋先生别有怀抱，急欲利用共产党为其消灭异己，局势遂益发不可收拾了。
1933、1934年间，江西“剿共”战事正炽烈之时，我们也派一师军队假道广东入赣助剿。不久，江西共军在中央第五次围剿之下，有突围转移模样，我军乃撤返广西，增加省防。
共军此次西进是由于中央第五次围剿战略的后果。这一战略原是采取德籍顾问的建议，一面用碉堡政策，一面建筑公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封锁共军，并断绝其食盐的供给，使其坐困。就战略的原则来说，中央应自四方筑碉，重重围困，庶几使共军走投无路，整个就地消灭。如不得已要网开一面，也应将缺口开向闽、粤两省，把共军驱至沿海一带，加以消灭，如1927年贺、叶南走，终于在潮汕一带为李济深、黄绍竑所击败，便是一绝好的例证。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进。
共军入湘之后，按当时情势，中央军本可利用粤汉铁路和湘江，水陆两路南下，截击共军，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而蒋先生却屯兵湘北，任共军西行，然后中央军缓缓南下，迫使共军入桂。同时，中央宣传机构在海内外大事宣传，捏造截获我们予共军的电报，说广西李、白勾结赤匪，期待我和共军互斗，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可有借口入占广西，居心极为阴险。1934年9、10月间，共军先遣部队万余人在萧克率领之下，抵湘桂边境，全军十余万人随后跟进，有入桂模样。为应付这一紧急局面，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乃下令地方政府，将桂东北各县坚壁清野，以防共军入境。同时将本省常备军十四个团悉数调往湘桂边境，由白崇禧指挥，堵截共军入境，全省民团也奉令动员，以为增援的准备。不久，共我两军遂在湘桂北边境的全州、灌阳、资源等处发生接触。共军来势极猛，所幸该地山岭重叠，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我军以寡敌众，共军无法逞其志。经旬余的战斗，共军攻势已有再衰三竭之势，我军乃全面出击，共军仓皇撤退，伏尸遍野，死伤万余人，被俘七千余人，造成抗战前剿共战役中罕有的大捷。
［附注］据当时参与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的周游同志称：“1934年农历九月，共产党中央及红军长征的主力部队，由湖南边界进入广西，经过灌阳、恭城、全州、兴安、资源、龙胜、三江等县的边界而进入贵州，用了约十天时间。
“桂系的最高指挥官白崇禧亲自在桂林指挥。他命令廖磊所率的第七军紧跟着红军之后，彼此相距四十华里，一路相送，一直把红军送入贵州省，双方并无战斗。
“当时我是广西桂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宣传科少校处员’。处长是潘宜之，科长是李文钊。我们率领一个电影队到兴安，队长是黄学礼。那时红军已经过了兴安、华江，越过老山界，进入资源的浔源乡（今两水公社），向龙胜、三江去了。
“在兴安县城外收容了由各处送来的一些跟随红军长征的掉了队的男女老幼，其中还有背孩子的妇女，总共约有一百二三十人。这些人，都由电影队作为红军俘虏摄了影，上了镜头。
“另外，华江千家寺烧了十多间房子，这是桂系尾随红军部队的第七军因不慎失火烧的，我带着电影队长黄学礼去把残余的烟火及颓墙断瓦等尽量上了镜头。后来这些都做了制造《七千俘虏》电影的镜头材料。随后，李文钊就率领电影队回南宁拍摄《七千俘虏》电影纪录片。其中俘虏的镜头，是由民团扮演的，战利品的镜头，也全是假的。时至今日，除我之外，现在在南宁的，还有当时电影队员蒙惠坤（现在南宁冶矿厂）、李露莎、雷卡零、方衣零等可以证明。”——编者注
当共我两军正打得血肉模糊之时，中央追兵却在湘中一带作壁上观。京沪一带cc系的报纸，更鼓其如簧之舌，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说共军已和我军妥协合作云云。因此，在共军被我击溃之后，我即发一急电给上海市市长吴铁城。略谓：此次共军“西窜”，我军加以堵截，在湘桂边境发生激战，共军为我击伤击毙的凡万余人，生俘七千余人。俘虏之中，湘、粤籍的约三千余人，已就地设法遣送还乡。其余四千余人，都是共军在苏、浙、皖、赣一带，“裹胁”来的，就地遣散不易，弟拟租用专轮，将该批俘虏分批运往上海，敬烦吾兄就便遣散回籍，庶使“被胁”良民返乡务农，并慰其父母妻子喁喁之望，实为德便云云。
吴铁城得电后，立即回电说，请将俘虏就地遣散，千万不必运来上海云云。在我和吴市长数度电报往返后，全国非cc系的报纸俱有报道。因而cc系报纸造谣中伤的阴谋，适自暴其丑，从此不敢再度造谣了。这也是“剿共”战役中一段有趣的小插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