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例三则
△尧、舜之典不可分
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有《尧典》，无《尧典》。孔安国、杜林等所传《古文尚书》，於《尧典》外别有《舜典》一篇，而残缺不全，不行於世。东晋以後，《伪古文尚书》出，有《大禹谟》以下二十五篇，仍无《舜典》。至齐代，有姚方兴者，称於大航头得“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乃割《尧典》“慎徽五典”以下置於其後，谓之《舜典》。其本渐传於北。至唐，孔颖达遂黜孔、杜相传古本而遵之作《正义》；至今相沿用之。余按：尧、舜之事果分二典，则《尧典》当尽於尧殂落後；岂有尧尚为天子，舜但摄政，而遽以其事属之《舜典》、崇臣而祧君，舜逼之邪？众弃之邪？虽後世阿世之史官不至此。悖礼伤教，其谬一也。《尧典》首云“曰若稽古帝尧”，故其後文承之，以“帝”称尧而不复名。《舜典》首云“曰若稽古帝舜”，则其後文亦当以帝称舜：乃上自帝舜，下自帝尧，帝者谁耶？称名不正，其谬二也。“帝曰钦哉”与“慎徽五典”，前後文义相承也。乃画《尧典》至“钦哉”止，则《尧典》文散漫无尾，而“慎徽五典”等语无所因。文理不通，其谬三也。《孟子》云：“《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然则秦火以前原通为《尧典》，不分《舜典》矣。梁武帝云：“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然则孔门所授果分《舜典》，传《经》者必不通以为《尧典》矣。故“尧”之称止於篇首一见，而舜於尧崩之後尚称舜：格于文祖曰“舜”、咨于四岳曰“舜”；咨禹以下蒙上咨岳之文乃称为“帝”；而及其陟仍曰“舜”焉，不若尧之殂落称为“帝”也。何者？此篇《尧典》也，故於舜必别白言之；义例甚明，後之学者自不察耳。曰：然则二帝何以合为一典也？曰：天下之所以治，万古之所以开，由於禹、稷、契、皋陶诸圣人，而诸圣人之用由於舜，舜之举由於尧：故《虞书》记天下之治必归功於尧，而记尧之功必放於舜命官熙绩之後，然後尧得人之仁可见也。尧之逊位也，曰：“汝能庸命巽朕位？”舜之命官也，曰：“有能奋庸熙帝之载？”然则一篇之中所命皆尧之命，所为皆尧之事，舜特终尧之事云尔，舜固不自有其功也。二帝之身虽异，二帝之治则相首尾，史臣不得而分之也。故并舜之事而统名曰《尧典》：称尧则足以兼舜，称舜则不足以兼尧也。《史记》於两人事相首尾者则为合传，夫《尧典》亦若足而已矣。曰：舜之事统於《尧典》，尧之典何以反属之《虞书》也？曰，《虞书》者，兼《九共》、《汨作》、《皋陶谟》等篇而统命之者也，诸篇皆纪虞事，无涉於唐，不可通名为《唐书》；而虞之成功实始於尧，《尧典》实兼虞事，故以《尧典》冠《虞书》也。余初为《考信录》，仿司马氏本纪，分唐、虞为二；既十余年，始自觉其谬，乃因《尚书》之旧合为一云。
△本录义例一──《尧典》为主而补以《禹贡》、《皋陶谟》
《尧典》之体，与《书》他篇不同。他篇但纪一事之始终，《尧典》则统二帝之始终而纪之：其文简，其义宏，其首尾完密，其脉络条贯，杂他文於其中不可也。故今於三代之事，皆杂辑《诗》、《书》之文，辨其先後而次之；独於唐、虞，但列《尧典》本文，而其事之散见於他篇及《逸书》者则皆从《传》例，低一字书之，如纲挈目，如经持纬，不敢淆也。然《尧典》所记特其梗概；其经画之制，诰诫之言，则《皋陶谟》、《九共》等篇实备之。盖《典》文至命官分苗，舜致治之大纲已具；其後皆诸臣所自为事，故各随其事之首尾载之，《典》不胜其载也。譬诸後世之史：《典》，本纪也；《汨作》、《九共》，志也；《禹贡》、《皋陶谟》，列传也。其文本互相发明，而自秦、汉以来缺亡者多，存於今者仅二三篇，说《经》者又莫肯平心考其先後次第，往往颠倒错乱，重复混淆，致二帝之治法不彰。故今於《分苗》之後，《典》所不载，取《禹贡》、《皋陶谟》之文补之；而分为篇者七。其前三篇皆尧事；其後三篇皆舜事。第一篇，尧之所以建始；第七篇，舜之所以成终。第二篇，尧之所以成天；第六篇，舜之所以平地。而第三第五两篇则尧、舜之为天下得人，所谓“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已忧”者也。惟第四篇当唐、虞之交会，乃政事之纪纲，而天地人皆兼有之。三才之道备矣，二帝之治全矣！譬诸器然：尧之事犹盖也，舜之事犹底也，盖与底相覆而相承。则信乎尧、舜之事不可分，而尧、舜之治法为千古之祖也！
△本录义例二──传记之文之著录部次
唐、虞之事，较诸三代尤多难考。战国处士横议之言，《伪书》、《伪传》揣度附会之说（详见《提要总目篇》中），其事之失实固不待言矣，即传记之文亦有未可概论者。孔子作《春秋》也，隐、桓、庄、闵之世多缺文，襄、昭、定、哀之世多备载：无他，远近之势然也。况自唐、虞下逮春秋千数百年，传闻异词乃事之常。以春秋之世而谈唐、虞，犹以两汉之世而说丰、镐也，苟非圣人，安能保无一二言之误采者。是故，唐、虞之事惟《尧典》诸篇为得其实，《雅》、《颂》所述次之，至《春秋传》则得失参半矣；岂非以远故哉！虽以《论语》、《孟子》之纯粹，而其称唐、虞事亦间有一二未安者。何者？以其为後人所追记（如“尧命舜”之类），或门弟子所言（如“尧完廪”之类），而不皆孔、孟所自言而自书之者也（虽孟子所自言，亦有记者之误，观於“禹注淮、泗入江”可见）。故今於《唐》、《虞》之录尤致慎焉；必其详审无疑，乃敢次《经》一等书之；否则宁列之“备览”，甚或竟置之“存疑”。至若事在不疑而时无的据，文非纪载而义足发明，则列之於“附录”、“附论”。唯“备考”、“存参”，事或春秋，言或秦、汉，但取其可参伍相证，虽有不醇，不区别矣。其馀揣度附会之言，杂家小说之语，则概不敢列；而於前人所已驳者采之；所未驳者辨之。或其失尚小，及其言不甚为世所信者，时亦往往从简。非敢过为吹求，妄行去取；诚欲异说之纷纭，还本来之面目，使二帝经营之次第，设施之先後，然如指诸掌。盖凡二十馀年而稿始成，而尚未知其有合焉否也。好学深思之士当必有以正其不逮也。
○尧建极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书尧典》）
△《大戴记》称尧德之肤阔
《大戴记》称尧云：“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富而不骄，贵而不豫（《史记》作“舒”）；黄黼黻衣（《史记》作“黄收纯衣”），丹（《史记》作“彤”）车白马。”余按：《经》云“钦明文思安安；“钦”以法天，“明”以治民，“文思”其条理之精密，“安安”其中道之从容，仅六言而圣人之德备矣。至“戴记”则肤阔语耳！“如天”、“如神”，可也，抑有本焉。“如日”、“如”，则形容之词，非德之实也。“不骄”、“不舒”，以言圣人，浅矣。车服之色，尤无当焉。学者试取《经》文熟读而对勘之，若黑白冰炭之不相似矣。故今不载。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同上）
△辨尧与稷、契为喾子之说
《大戴记帝系篇》云：“帝喾上妃姜原氏产後稷；次妃简狄氏产契；次妃陈隆（《史记》作“锋”；《世纪》作丰）氏产帝尧；次妃陬訾氏产帝挚。”《史记》云：“帝喾崩，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帝王世纪》云：“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乃受帝禅，封挚於高辛”。後之学者皆信之不疑；余独以为不然。《书》云：“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後稷，播时百谷，’”“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是稷、契皆至舜世然後授官，暨禹播奏庶艰食也。若稷果喾元妃之子，则喾之崩，稷少亦不下五十岁，又历挚之九年，尧之百载，百有六十岁矣；契於此时亦当不下百数十岁；有是理乎！尧之兄弟有如此两圣人而终尧之身不知用，四岳亦不之荐，迨舜然後举之，可谓不自见其眉睫者矣，尚何“明”之“明”而“侧陋”之“扬”哉！《传》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是高辛氏之子孙当尧之时已传数世而分数族矣，尧安得为高辛之子哉！《传》云：“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後帝不臧，迁阏伯於商丘，迁实沈於大夏。”若尧亲高辛之子，则阏伯、实沈当为尧之兄弟，《传》文何得乃云尔乎！唐、虞以前，未有父子相继为天子者。黄帝之子不继，颛顼之子不继；挚非圣贤也，何以独继喾而帝？《传》云：“少挚之立也，凤鸟至。”则是挚本少氏之名；或者後世传讹而误以为在喾之後因疑为喾之子，未可知也。由是言之，不但尧与稷、契非喾之子，即挚之继喾亦未必然也。且即以《大戴记》之文论之，其《五帝德篇》云：“高辛聪以知远，明以察微，执中而获天下。”然则高辛亦贤圣之君也；乃其立後既不於稷之嫡，又不於尧之圣，独取一庶而不善之挚立之，以致为诸侯所废，尚得为“聪明执中”乎！
△尧有天下之故
曰：然则尧何以有天下？曰：经固尝言之，但後人不之察耳。《经》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言尧能明其德以施於同姓，而同姓皆归之，而尧始立家也。姓同，故以族别之。柳子所谓“智而明者，所伏必众，故近者聚而为群”是也。《经》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言尧能推其德以渐於异姓，而异姓之长亦各率其九族归之，而尧始建国也。邦同，故以姓别之。柳子所谓“德又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於是有诸侯之列”是也。《经》曰：“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言尧能推其德以大布於天下，而天下之君亦无不各率其百姓归之，而尧始为海内生民主也。柳子所谓“德又大者，诸侯之列，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然後天下会於一”是也。盖古之天下原无父子相传之事，故孰为有德则人皆归之；虽有一二败俗拒命之人待兵刑而後服，要之上古人情淳厚，慕义向风者为多，故其得天下之次第大概如此，不必尽藉於先业也。若尧不藉父兄之业即不能有天下，则羲、农、黄帝又何所藉而能得天下也哉？且使尧之天下果传之於父兄，则尧当世守之；丹朱虽不肖，废而他立可也，舜虽大圣，相尧之子以治天下，如伊尹之於太甲可也：尧安得而授之舜，舜安得而受之於尧哉！孟子曰：“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哙。”非独以子之之非其人也，即令其贤而能治燕，而世传之业亦非子哙之所得专；父兄之天下，尧安得而专之哉！汉儒考古不详，误信战国无稽之说而列之於《记》，载之於《史》，遂致王莽假之以篡婴，曹操假之以篡献。不独婴与献之实未尝禅也，即令果禅，而其臣亦不可以受。何者？汉之天下非婴、献之所得专也。使莽、操之得自於禅让者，乃汉儒考古不详之有以启之也。故今於《大戴》、《史记》之文并不载而为之辨。
○尧授时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书尧典》）
△羲、和非重、黎
《汉书律历志》云：“历数之起上矣。”《传》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乱德，二官咸废，而闰馀乖次，孟陬殄灭，摄提失方。尧复育重、黎之後，使纂其业，故《书》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余按《经》文，四时之纪，闰之疏密，期之日数多寡，皆至尧而後定；非旧已有成法而中废，至尧又修复之也。重、黎之司天地，本於《楚语》。然《楚语》云“重司天以属神，黎司地以属民”，所司者乃天神之祭祀，非天象之赢缩也。故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曰“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皆谓宗祝祭祀事耳，与羲、和之司历法者无涉也。历象之官自在帝畿，三苗之乱自在蛮夷，相距数千馀里，三苗安能废帝廷之二官而乖其闰馀乎！至《楚语》所称“尧复育重、黎之後”者，乃本《吕刑》之文，非袭《尧典》之语。尧自命羲、和，自育重、黎；今因其皆为尧所命，遂取而合之，然则尧在位百年所命之官止有此二族乎？嗟夫，自刘歆、班固误合《楚语》於《尧典》，後学祖而述之，遂谓黄帝以来历数已有成法，然则《尧典》之累累而验之，谆谆而命之，与夫史臣之琐琐而记之者，不皆赘乎！韦昭《国语解》及《尚书伪孔传》、《蔡传》并以重、黎为羲、和，皆沿《汉志》而误。今正之。
“分命羲仲，宅夷，曰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同上）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同上）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毛先>。”（同上）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奥，鸟兽毛。”（同上）
△求岁率先定四时之中
此其命二仲、二叔，何也？盖历有三率：一昼夜为“日率”，一盈亏为“月率”，皆易知者；独一寒暑为“岁率”，其间赢缩奇零最为难齐，故历法以成岁为要。然岁之终始非有定界，不可以徒求，故分以为四时而命二仲、二叔分居四方以考验之。时之终始尤无定界，益不可以徒求，故但求定夫四时之中。中得，则前推之即为始，後推之即为终。此圣人建中之治，虽历法亦不能外焉者也。“日永”、“日短”者，考之以晷漏；“星鸟”、“星虚”者，考之以躔度；犹惧其未也，复验之於人物出入变化之节，而後四时可定。四时定则日数可得，月闰不差而岁成矣。故其纲曰“敬授人时”。而孔子告颜渊亦曰“行夏之时”。所重在时，故不言日月岁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百工，庶绩咸熙！’”（同上）
△历法始於尧
曰：此其记尧之命羲、和，何也？曰，记历法所自始，四时所由定，而岁所由成也。盖历数自黄帝以来有之，故《传》云：“少氏鸟名官：凤鸟氏，历正也。”然历之为法，必积久而後差数可见，创始者势不能以周详尽善也，故必行之数百年，至尧，而後期之日数多寡可校，闰之疏密可推。尧犹惧其未符，又命官分验於四方渐损渐益，而後四时不爽，乃始定为画一之法以垂後世。故史记其命书，以志历所自始。《汉志》六历虽有黄帝、颛顼之称，然但其源出於二帝，後人迭加损益而推广以成书，非黄帝、颛顼之所自为也。曰：历法政事之一端耳，何为详记之如是也？曰：帝王之治莫先於授时。四时不爽，然後农桑可兴，政令可布，人物之性可尽，天地阴阳之化可得而辅相变理，书契史册之文可得而次第考核，故《尧典》载尧之政特详於此，而孔子答颜渊“为邦”之问亦以“行夏时”为第一义也。所谓“夏时”，即尧所定之历。盖殷、周皆别起一方，故用其国旧历；而夏承虞，虞承唐，故历皆不改：《汉志》所以有三代历而无唐、虞历也。故此章之文与《禹贡》相表里。四时之授，所以成天；九州之别，所以平地。天时正，然後政典举，故尧、舜之治始於授时；土功度，然後政化成，故尧、舜之治终於敷土也。
△夏世撰典得之传闻
曰：然则尧在位七十载止有授时一事，别无功可纪乎？曰：亦非也。尧以圣人之德在天子之位，至於“光被四表”，“黎民於变”，其丰功仁政超前古而贻後世者盖不知凡几矣。但唐、虞时人情淳朴，虽有简策，尚未有史籍；二帝既崩，夔、龙之徒以为尧、舜功德隆盛，实开万世之天，生民以来未有伦比，不可不著之策以传於後，故撰《尧典》一篇，於是始有史耳。而时已当夏世，舜在位之政及见者或多，若舜摄政时则见者希矣。至尧七十载前，则多得之传闻，难可依据；而古人又慎重，不肯传疑，故但叙其功德之大概。惟此章乃命羲、和之策，盖二氏所世守弗替者，故得以采而录之耳。然尧开天救世之功实成於舜，故尧之事业尤以举舜敷治为最大。既已载尧求舜之切，用舜之奇，与舜摄政命官之事，则尧之功即此已见，政不必取七十载以前之政条举而缕叙也。不善读书者不能推求及此，遂若尧之生平碌碌无所表见，有贤而不能用，有奸而不能去，直待舜而後能用人行政，创制显庸者：其失《尚书》之旨亦大矣！故今因记尧之授时而备论之。
【附录】“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孟子》）
△孟子引放勋语非命契词
《集注》疑此文为命契之词，盖以《孟子》载於“契教人伦”之後也。然按《尧典》，契为司徒在舜即位以後，恐此文别有所谓，孟子以其意足相发故引之耳。尧能使民“於变时雍”七十载以前岂无命官敷教之事，不必定属之契也。又按：《典》、《谟》之文质直，无用韵者，惟歌乃有韵；独《论语》、《孟子》所引尧之命皆有韵（躬、中、穷、终，一韵；来、直、翼、得，一韵），而其文亦较浅，与《典》、《谟》皆不类，恐後人所润色，非当日之原文。然於理可取，故附录於此。
【附录】“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左传》襄公九年）
此二事皆无从考其先後。以皆命官之事，故并附录於命羲和之後。
△《左传》述阏伯、实沈
【备览】“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於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後帝不臧，迁阏伯於商丘主辰；迁实沈於大夏，主参。”（《左传》昭公元年）
此以上条证之，其为尧事无疑。故杜氏云：“後，帝尧也。”然《传》此篇颇近铺张，不能保无失实。故与下条并列之於备览。
△《左传》述台骀
【备览】“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艹辱}、黄，实守其祀。”（《左传》昭公元年）
此“帝”，杜氏以为颛顼。余按：《经》、《传》徒称帝者多谓尧、舜；况上文之帝方谓尧，此文之帝又谓颛顼，殊为不类：恐亦尧时事耳。故随上文而次於此。
○尧求舜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へ讼，可乎！’”（《书尧典》）
△“胤子”之义
《伪孔传》云：“胤，国；子，爵。”按：《史记》以“胤子”为嗣子，“朱”为丹朱；《蔡传》从之：於义为长。《伪传》非是。
“帝曰：‘畴咨若予采？’兜曰：‘都，共工方鸠亻孱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同上）
△“滔天”字误
“滔天”，《蔡传》云：“与下文相似，疑有舛误。”或云，衍文也。说近是。
【附录】“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耳刂、、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书吕刑》）
△《吕刑》记苗民
按：舜摄政後，四罪而天下咸服。“静言”两章记共、、鲧之事；独三苗以在外而不与。故今取《吕刑》之文附录於此，以补其缺。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弗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书尧典》）
△流四凶本尧心
此其记放齐、兜及鲧之用，何也？曰，所以为举舜张本，亦所以为流四凶之张本也。朱既不足以付大事，而共工、兜相与比周，鲧功又不克成，是以尧之心迫欲得一人以代己而敷治也。共工、兜皆为尧所斥绝，即鲧之用亦非尧意是以舜摄政後流之放之於远方也。曰：然则尧何以不流放之而必待夫舜也？曰：当尧之时，或其才有可取，罪尚未著，犹欲冀其成功，望其悔过；及舜摄政後而情状日以显著，功既难冀其成，过亦无望其悔，然後流之放之。但典文简质，未及详载其由耳；非尧不能去，必待舜而後始去之也。盖尧之心但欲庶绩咸熙，黎民得所，原不私此数人，故舜流之放之而无所嫌。故《虞书》於舜未摄政之先记此数章，以见四凶之流放本皆尧之心，舜特体尧之心，终尧之事，以成尧之美，而初未尝反尧之政也。由是言之，知尧之心者莫如舜，而能知尧、舜之心者莫如作《尧典》之人，然则此篇亦非圣人不能为矣。
△四岳非羲、和四子
《伪孔传》以四岳为羲、和之四子。朱子云：“尧咨四岳以‘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尧欲以天下与四人。”《蔡传》因之，谓一人而总四岳诸侯之事者。余按《国语》以四岳为一人；《春秋传》有大岳，杜氏谓即四岳，亦一人也。且四岳，相职也，故位在九官十二牧之上，有大事则咨之；羲、和四子，历官之属耳，况又在外，安得常与朝廷之事乎！盖唐、虞之有“四岳”，犹汉之有“五官中郎将”，唐之有“四门博士”耳。当从朱子无疑。（或云，“说本孔平仲，”未见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滥於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τ人，兽蹄鸟迹之道交於中国。”（《孟子》）
“当尧之时，水逆行，滥於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同上）
△洪水不自尧时始
说者多云“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其语盖本《尧典》“九载”之文。然九载而鲧功不立，非水患止此九年也。孟子曰：“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滥於天下。”则是水不自尧始也。舜曰：“咨禹，汝平水土，维时懋哉！”则是水亦不自尧除也。盖上古之时水原未有定道，圣人制衣食、宫室、器用、书契，日不暇给，而其初水患亦未大甚，不过ㄜ下之地注之，故犹得以苟安；积久而水日多，至尧时遂至“怀山襄陵”耳。自禹始开水道，使归於海，至今沿之；非唐、虞以前即然也。故曰：“禹之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若但尧时偶然有水而禹治之，亦不足为难矣。世於此多汶汶，故今本《尧典》、《孟子》之文而正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书尧典》）
△称舜为鳏之故
古者三十而娶：三十未娶，常事耳，何以“鳏”称也？以下“降二女”，故於此称鳏焉。明舜之未娶也。此古文之简而周也。
“自幕至於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左传》昭公八年）
【存参】“幕，能帅颛顼者也。”（《鲁语》）
△辨舜出於黄帝之说
《大戴记帝系篇》云：“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立敬康；敬唐产勾芒（《史记》作“望”）；勾芒产乔牛；乔牛产瞽瞍；瞽瞍产重华，是为帝舜。”《史记五帝本纪》因之。余按《春秋传》云：“陈，颛顼之族也；自幕至於瞽瞍无违命。”《国语》云：“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则舜之先，颛顼之後之有一幕必也，何以《记》之世次无之？而勾芒，据《春秋传》乃少氏之子，亦不得为颛顼裔也。且《大戴记》以尧为黄帝之玄孙，则是尧典舜之高祖敬康为同高祖兄弟：男女辨姓，人道之大防也，况於近属，尧安得以其女妻舜，舜安得遂取之！而上下相距至四五世，舜之年又安得与尧之女等乎！盖谓舜之出於颛顼，可也；谓颛顼、舜与古帝王之皆出於黄帝，则不可。谓幕有功德而传於世，可信也；谓舜先世之名无不历历皆传於世，则不可信。然则《大戴》之文不若《春秋传》之为近理矣。而《传》文又与《国语》同，或当不诬。故弃彼而采此。说并见前《黄帝》乃《尧建极》篇中。
△韦昭以幕为舜後之误
韦昭《国语解》云：“幕，舜之後虞思也，为夏诸侯。”按《传》此文，则幕乃舜祖，非舜後也。且《国语》称“上甲微帅契”，“高圉大王帅稷”，皆在汤、武前，惟杼在禹後则以为“帅禹”：若幕果在舜後，何不谓之“帅舜”，乃谓之“帅颛顼”乎！韦氏盖因《大戴》、《史记》叙舜先世无幕，故曲为之说；而以幕为思，所谓因误而益误也。今正之。
“舜发於畎亩之中。”（《孟子》）
【附论】“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於深山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同上）
△辨历山让畔之说
《史记五帝本纪》云：“舜耕历山，人皆让畔；渔雷泽，人皆让居；陶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余按：此皆後人追美舜德之词，不必实有此事。舜尚不能化象之傲，历山、雷泽之人岂皆贤而无不肖哉！“成邑”、“成都”，即孟子“士多就之”之意而极为形容者。都、邑、聚，皆後世之名，显为後人所撰，非古本有是语也。大抵称古人者多过其实：以舜之不顺乎亲也，则谓舜即升庸之後，瞽瞍犹欲杀之；以舜之德能型俗也，则谓舜当耕稼之时，人已化而归之。试比而观之，无乃感一家太难而感一方太易乎！且孔子恶乡原，孟子称“士憎兹多口”，故曰“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虽上古人情淳笃，与後世不同，要未敢信为必然也。故不载。
△历山、雷泽、河滨皆冀州地
历山、雷泽、河滨，说者各异：或以为皆冀州地，或以为皆青、兖州地。自晋、唐以来，相争驳不已。按虞乃冀州境，舜不应耕稼陶渔於二千里外，则以为冀州者近是。孟子虽有“东夷”之语，然但较文王而东耳。《传》称“桀走鸣条”，鸣条亦冀州境，岂得遂以为青、衮哉！要之，《史记》所称有无本不可知，亦不足深辨也。
“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へ，象傲；克谐以孝，，不格奸。’”（《书尧典》）
此後尧必召舜见之，观其气象，语言，行事，果有德者，乃妻以女；《经》文简耳。
△辨舜、象异母之说
《史记》云：“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爱後妻子，常欲杀舜。”余按《史记》此文采之《书》及《孟子》，而《书》、《孟子》皆未言为後母，则《史记》但因其失爱故意之耳。郑武姜恶庄公而欲立共叔段，隋文帝以独孤後之言立广而废勇，岂必皆异母哉！汉刘表前妻生子琦、琮，後妻蔡氏之至，琮妻也。遂爱琮而谮琦；而世俗相传，谓琦与琮异母；亦以其爱故意之也。吾恶知舜之於象不亦如琦之於琮乎？《经》既无文，阙之不失为慎。
“舜往於田，号泣于天，于父母。”（《孟子》）
【附论】“万章问曰：‘舜往於田，号泣于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同上）
“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逸书》）
【附论】“孟子曰：‘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豫。瞽瞍豫而天下化；瞽瞍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孟子》）
△瞽瞍允若在降之前
按：《经》但言舜之父母顽へ，未言不顺於父母也。《孟子》中引古语，始有“号泣天”之事。以圣子而遇顽へ之父母，不顺固理所有；然云“往于田”，则亦在四岳举舜之前，非妫嫔虞之後矣。且《逸书》云“载见瞽瞍，夔夔齐栗”，即《尧典》之“克谐以孝，”也；云“瞽瞍亦允若”，即《尧典》之“不格奸”也。然则“允若”亦在降以前，降以後不得复有不顺之事明矣。惟孟子称九男二女事舜，百官牛羊仓廪备，而舜尚如穷人之无所归，则是降以後犹未允若。盖《孟子》一书亦出於门人所记，特欲极言舜之慕亲非外物所能移，而词气抑扬不无过当，非果登庸摄政之时尚有号泣于天之事也。故今“号泣”、“允若”之文并置於《经》“顽へ”、“谐孝”之後：非敢与《孟子》有异，要期无悖於《经》而已。说并见後《慎徽条》下。
“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降二女于妫，嫔于虞。帝曰，‘钦哉！’”（《书尧典》）
△降後之舜职
此後尧必授舜以职，乃有“慎徽五典”等事。《经》不详者，或舜所历不一官，不可详记，或舜陟後故老多没，上古史册未备，其详不可得知，故但记其所可知者而已。
“舜尚见帝；帝馆甥於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孟子》）
【附论】“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对父母。是以不告也。’”（同上）
△辨不告而娶之说
按《经》记嫔虞事绝未见有不告之意。孟子之言或有所本。然尧为天子，瞽瞍即不欲舜娶，势亦无如之何；而“，不格奸”之後，何至尚欲其鳏以终身乎？且瞽瞍果制舜使不得娶，亦必将制舜使不得仕：即不告而仕矣，瞽瞍知之，独不能迫之使去，禁之使不得行其志乎？安得事事皆避之而不使知也！大抵战国时多好谈上古事，而传闻往往过其实：孟子但以义裁之，苟不害於大义，亦不甚核其事实之有无也。故今仍存之，而附识其说如此。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书尧典》）
△《左传》、《孟子》言举舜以後事之失实
此舜即举以後，未摄政以前事。据《春秋传》引此文以证举元、恺，去四凶，地平天成，内平外成之事，则舜此时已执大政，成大功矣。据《孟子》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於畎亩之中”，则舜此时犹在田间，未受职也。余按：《经》云“纳于百揆”，“宾于四门”，舜之不在田间明甚。且尧求材如彼之急，既得舜，即当试之，不容厚奉养之而不畀以职事。则《孟子》所称为不然矣。《经》云：“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三载为时无几，安能即建平成之绩！且果天地内外俱已平成，後此之命禹平水土，命契敷五教，又何为者？则《春秋传》所称亦不然矣。盖立言者欲畅其旨於此，往往不暇复顾於彼：孟子但欲明舜不以富贵而灭慕亲之心，而忘既举之後不容复在畎亩；《传》但欲明舜进贤退不肖之功大，而忘《经》所称者乃三年以内事，其化尚未至此。《传》言固多夸，即《孟子》亦其门人所记，或不无言过其实者也。读者当察其意，不可泥其词，以致失其事实。故举元、恺，去四凶事置於後篇，而《孟子》此文亦不录。
【存疑】“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扌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氐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
△引司马光语辨完廪浚井之说
此事，宋司马君实《史剡》尝辨之。今载其文於左。
【《史剡》一则】“顽へ之人，不入德义则有矣；其好利而恶害则与众不殊也。或者舜未为尧知而瞽瞍欲杀之，则可矣；尧已知之，四岳举之，妻以二女，养以百官，方且试以百揆而禅天下焉，则瞽瞍之心岂得不利其子之为天子而尚欲杀之乎！虽欲杀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杀之，瞽瞍与象将随踵而诛：虽甚愚人，必不为也！”
余按：《经》曰：“克谐以孝，，不格奸。”舜之德能感其父母使不至於奸，安有不能感其父母使不杀己者乎！瞽瞍且欲杀舜，何以谓之不格奸；舜且不能使瞽瞍不欲杀己，何以能使之不格奸哉！舜既见举受官，则慎徽五典，纳百揆，宾四门，将惟日不足，何暇闲居家中而完廪，浚井，而鸣琴也！使瞽瞍之制舜肘至此，舜亦安能为尧尽职乎！象之恶舜，虽封之犹不使得有为於其国，况乃使之治己臣庶，使象得肆其虐，彼臣庶何罪焉！盖舜之家事见於《经者》，“父顽，母へ，象傲”而已；因其顽へ而傲也，遂相传有不使娶之说，相传有欲杀舜之事。谚曰：“尺水丈波”，公明贾曰：“以告者过也”，天下事之递述而递甚其词者往往如是。君实之辨是也。程子、苏氏亦皆以此事为乌有。故今列之存疑。但君实、子由皆讥孟子之言之失，程子亦有“以意逆志”之说，而按此文乃万章之语，孟子但云“象喜亦喜”，明圣人於弟子之无藏怒耳，非必谓万章所言历历皆实事。况《孟子》七篇乃门人所记，亦未必无遗漏润色，恐不当遂以是疑孟子也。
【附论】“舜明於庶物，察於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
△《史记》不采《大戴记》舜德
《大戴记》称舜云：“好学、孝友、宽裕、温良、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亲；承受天命，依於倪皇（字疑误），明通知为天下王。”余按：此语至为肤浅，且百王群圣之所同，不得独以称舜。《五帝本纪》亦不之采，岂以其陋而削之耶？大抵此篇《史记》所采者尚成文理；所不采者尤浅谬；其文与《史记》异同者皆不如《史记》之完善。或《史记》有所删定邪？抑今之《大戴》非古本，其中有讹误增益邪？故今不载。
△《伪舜典》言舜德之谬
《伪舜典》首云：“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玄德”乃老、庄氏语，《六经》所不道。（《经传》称“玄”，皆色也。契称“玄王”，亦非以德名。）盖宋、齐间《老》、《庄》方盛行，故其言如是。此文之伪，说已见前《序例》。
【附论】“孟子曰：‘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孟子》）
△尧之事业莫大於举舜
《尧典》何以纪尧求舜如此之详也？尧功之大大於舜，尧功之成成於舜也。盖朝觐、巡狩、制礼、作乐、地平，天成之绩皆自舜而熙，则舜者万古之一人也。以万古之一人而隐於田间，困於顽父傲弟，而有一人焉能知之而授之以天下，则此一人者亦万古之一人也。吾故读《尚书》而见舜之奇，而见尧之尤奇也。故尧在位七十载，其济世之功亦必不少，而史独於求舜之事致详焉者，尧之事业莫有大於举舜者也。然则举舜以前何以历记放齐、兜之事也？所以著尧忧民之切也。尧之心无一刻不以天为念，无一刻不以民为念，所以无一刻不以得一大圣人为念。即使天下并无舜，而尧求之之心终不能已。夫是以卒得一舜而为尧敷治理於天下，垂治法於万世也。大哉尧之为君也，孔子所以深叹美之而拟之於天也！读《尚书》者於此求之，庶可得圣人之万一。不然，徒津津於“危微执中”之云，以渐入於空虚无用之学，其视圣人何以异於近世讲学之儒也！
